景德镇市图书馆

第一节 地域帮会
  会馆 据邑志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此后不断发展，至宋代已跻身于全国名窑行列。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浮梁县成为望县。大观二年（1108），景德镇辖三洲一镇，人口达6.1万人。宋室南迁后，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从而吸引了不少外地商贾和匠民旅景业瓷或定居。据《夷坚志》载：“波阳萸冈民黄廿七，作小商贾。绍兴元年（1131）到景德镇贩瓷器，过湖口，往岳庙烧香。”又“饶州市民张霖，居德化桥下，贩易陶器，积以成家。”《唐原李氏家谱》亦云：其先人李德远，在绍兴年间因“有志于景德镇之陶业”，以“景德镇为业陶都会”，遂“迁于镇市之老关帝庙下而居焉”。
  元代，战乱频繁，北方瓷窑衰落，惟景德镇瓷业蓬勃发展。蒋祁《陶记》曰：“景德镇陶窑，昔三百余座。”出现了“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兴旺景象。各地来此谋生，经商的人口增多，到至元庚寅年（1290）人口已达192148口，较南宋咸淳己已年增加了40.2％。元泰定元年（1324），辖匠户400户，较至元十五年（1278）设立的浮梁瓷局所辖匠户数翻了四倍。
  明代，随着陶瓷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陶瓷制作技艺的日益精湛，瓷业分工越来越细，以至达到“一器之成，过手七十二”的细致程度。同时，一些自由商人和小业主的原始资本积累增多，开始陆续出现大型手工作坊。陶瓷各行业瓷器制造技术的专一化和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的出现，导致了瓷业与农业分离，民窑从郊区向镇区集聚，它们招雇独立手工业者进行生产，“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如鹜”。“饶州七县以及南昌、都昌等地的人，杂聚窑业，佣工为生”。相继又有抚州临川、丰城、吉安、余江等地的人来景德镇谋生。明代御器厂的设立，加速了瓷业都市的发展，拓宽了瓷业生产的规模，仅御器厂“大小工匠约百余，奔走力役不下千计。”嘉靖二十一年（1542），景德镇从事瓷业的人数已达十万余。万历年间，“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余”。当时，景德镇的人口有土著居民；制瓷工匠世家；官窑征派的“上工夫”、“砂土夫”等杂役；各地商贾；外地来镇的佣工。
  清代，景德镇瓷业发展到鼎盛时期，瓷业高度发展带动城市百业兴旺。景德镇因此商贩云集，工匠来八方，匠夫不下十余万。行商业瓷的客籍人越来越多。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先后以地域、乡族关系结社或组织旅景同乡会、同业会等，并建立自己的会馆、书院、公所等活动中心。
  景德镇在明代就建有老“都昌会馆”，但多数会馆建于清代。据《景德镇陶录》图载：清嘉庆二十年（1815），镇区有景仰书院1所，有徽州、南昌、苏湖、饶州、都昌、临江六所会馆。
  民国15年～19年（1926～1930）增建了祁门、丰城两会馆。据解放初调查，民国末期镇区有会馆、书院、公所二十七所，除本籍人所建三个会馆外，外籍人所建会馆详见下表：
  会馆是行业洽谈工作、商量业务和往来接待的场所，也是行会内部联络乡谊、进行行会活动的中心。会馆有的以县为单位，如都昌会馆；有的以府为单位，如徽州会馆；有的由毗邻地区合建，如由泾县、太平、宁国等县合建的宁国会馆，由苏州和湖州合建的苏湖会馆；还有以省为单位的，如湖南、湖北、山西、福建等省的会馆。景德镇的这些会馆，有的是外地工商行帮的机构，有的是同业性的组织，多数是纯同乡性的组织，由于各会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故盛行一时。会馆的宗旨一般是为了防范异乡人和行外人的欺凌，为同乡和同业内部的利益服务。会馆都报请立案，得到官府保护，其首领称总会首，会首（后多数改为理、监事制，称为理事长，理事、监事）职责掌管会产，立祭祀，处理调解同乡、同业间的纠纷。会馆会首往往都是由当地豪绅把持。有的在总会首之下，又按行业、按姓氏设有会首，如都昌有二十四姓会首，以六姓为一届，每年轮流掌管会馆会产、会务及其他事项，会馆的理事会、监事会、会首会、董事会，一般没有例会，但有关会首人选，每年祀神祭祖会、与外县或外省纠纷、财产结算等，需经过会首（或理监事、董事）开会议决。会首之下设一名管账先生（多数不用本县人），一个收租者，还有一个斋公?司看门、烧水、打杂。会馆收租息集中在每年上半年、下半年的二季三节进行，即年前节后。遇有久拖不交者，会首则随同多人上门催交。会馆经费来源于基金捐款、常年捐款、临时捐款三种，基金捐款由同乡自愿凑集，包括房屋、田产及大宗款项的特殊捐款，如福建会馆天后宫，就是因为一经销古陶瓷豪商海中遇险，化凶为祥，为酬谢、祀奉海神“天后娘娘”捐款建的。常年捐款的不多，但会馆的常年经费主要靠房产、田租的租息收入，如新安书院（徽州会馆）有田产若干、房屋136幢，每年收租息万元左右。临时捐款是入会者在会馆建起后交1元至10元不等。平时，会馆不离人，要到会馆喝茶者，有的会馆规定先交一元茶水费，也有自带香烟瓜子来的。都昌会馆每天中午开一餐饭，会首及当班人可用膳，但规定不能超过二斤肉，青菜和豆腐汤。来要求调解纠纷者几乎每天都有，一般二三起，多则五六起，旧时凡有纠纷者均由会馆先行调解，判别是非，确定偿罚，亏理者有的认茶水账，有的罚以摆酒或鸣鞭爆赔礼，一般纠纷亦能合理解决，非不得已，不进官府。
  1950年2月，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对全市会馆进行全面清理，并成立了“景德镇市公有财产整理委员会”下辖十三个临时整理委员会，由市会社公有财产整理委员会对会馆公产进行彻底清理，各个会馆均列为公有财产予以接管，并利用各会馆分别办起了教育事业和其他事业，旧的会馆宣布结束。
  帮系 明清时期，景德镇瓷业蓬勃发展，促进了百业兴旺，造就了广阔的就业市场，提供了许多谋生、发迹的机遇。活跃的海内贸易市场吸引了众多的外地商贾来景德镇经营瓷器；繁忙的陶瓷运输行业，招来了波阳、都昌等水乡的船民；尤其是陶瓷生产行业，是一个容纳各种劳工的谋生天地，残疾人可以磨料、女的可以画坯、少的可以学徒。于是，依靠已站稳脚的同乡亲友，亲帮亲，邻帮邻，进入到各行各业谋生。一种按乡域与行业自然结合的势力逐渐形成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乡域群体势力壮大起来，形成对部分行业的垄断；同时一些较小的乡域势力亦联合起来，集成抗衡力量，以谋求在景德镇的最大利益。瓷业不断发展，客籍人越发增多，“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土著居民十之二三，浮梁土著人在陶瓷行业中反而受到排挤，形成了喧宾夺主的局面。至清代，景德镇从陶瓷生产至贸易整个行业中，已形成都昌、徽州和这两地以外的人组成的三大帮系，即都帮、徽帮、杂帮。
  都帮纯属在景德镇业瓷的都昌人，据江西历史学会1962年调查：都邑冯、余、江、曹等姓是旅景人数最多且较早者，有不少南宋时期已迁居景德镇，以后发展到二十四姓，四十八姓，及至七十余姓之多。故有“十里长街半窑户，赢他随路唤都昌”之谚。明末，曾建有老都昌会馆（金兰社）。清初，重建了新会馆，下设古南书院、芳信社、福缘社。并订有约章，二十四姓中每六姓为一帮，共分四帮，每年更换帮会首脑轮流管理。会馆以都邑的冯、余、江、曹四大姓为首，联合张、王、刘、李等各姓，总理都帮一切。故有“冯、余、江、曹大似天，张、王、刘、李站两边”之说。都昌人绝大多数经营圆器业和烧窑业，由此发展到三窑九会、四窑九会，聚集着都昌大、中、小窑户千余家，控制了整个烧窑业和圆器业，至清代已形成景德镇瓷业上的垄断地位，是三帮中最大的一帮。
  徽帮是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婺源（1949年5月划入江西）六县旅景人士结成的帮会，其中以黟县人数最多。据史籍载：祁门人潘辄，在明末为“徽州瓷商侩首”；歙县人潘次君“贾昌江，居陶器，统一瓷器价格，赈济陶家”等。清代，徽商在景德镇的活动进一步扩大。道光年间，徽州人集资建会馆，詹永樟“随父客景德镇，督建徽州会馆。”徽帮中绝大多数人经营商业，包括瓷土、颜料、窑柴、瓷器等。清末民初之时，亦垄断了景德镇的金融业，当时，景德镇有钱庄、钱店七八十家，办理全国各地银元汇兑，便利于各地瓷商来镇购买瓷器。据民国26年的《江西统计月报》载：旧时景德镇的十里长街，鳞次栉比的店铺有1221家，其中70％以上是徽州人开的，正如过去人们所说：“无徽不成市”。
  都帮和徽帮以外的行帮统称杂帮，主要包括抚州帮、南昌帮、丰城帮、吉安帮、奉新帮、饶州帮、安仁帮以及各地旅景瓷商计二十六帮。他们所属行业，主要是陶瓷琢器业，琢器窑户绝大多数是抚州人，亦有少数丰城、新建、南昌、安仁等地人。故杂帮内以抚州、丰城、新建等籍的琢器窑帮为大帮，杂帮内经营窑业的亦称“窑帮”，由于圆器窑户和烧窑户都是都昌人，称都帮，琢器窑户行业就改称窑帮，而其他各地人乃属杂帮，因此又有杂帮和窑帮之分。民国初年，全镇琢器窑户有700多家，其中抚州帮经营的达600多家。在琢器窑帮中，抚帮又是大帮，占主导地位，而丰城、新建、安仁等籍窑户总数不到100家，被称之为琢器行业中的“杂帮”。杂帮包括外地瓷商，虽然人数不多，但财力很大，杂帮中瓷商是较有势力的一派。杂帮还包括了陶瓷服务行业的瓷行、看色、茭草、红店、包装、搬运、木箱、篮篓、花篾等，范围很广，财力和人数亦相当，与都、徽二帮势均力敌，鼎足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