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华东市场 宋代，景德镇陶瓷已在华东地区销售。据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载：镇民将烧造的瓷器托人运到吴越一带出售。南宋临安有出售景瓷的店铺。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亦画有瓷器店铺。从浙江、安徽、上海、江苏、福建等出土的青白瓷器证明，景德镇瓷器宋时已在华东地区广为销售。靖康以后，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皆已沦陷，王室南迁临安，由于南方安定，经济条件较好，交通方便，瓷器的销售市场也就转到南方。南京便成了景瓷内销的重点市场。
  元代，长江上游一带地区的瓷器市场更有发展。据蒋祈《陶记》所载：“浙之东西，器尚青白。”“盘之马蹄、槟榔；盂之莲花，耍角；碗、碟之绣花、银绣、蒲唇、弄弦之类，此江、浙、福建之所利。……两淮所宜，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华东各地对景瓷及其品种的销售情况。
  明代，长江下游的景瓷市场更广，明代景德镇瓷器出土最多，最丰富的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扬州、镇江，安徽的黟县、祁门、屯溪。还有福建、浙江等省出土了景德镇瓷器，证实了当时的华东各地是景瓷的销售市场。
  清代早、中期，景德镇瓷器国内销售市场更为活跃，其销量和市场网点都超过明代。晚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之后，洋瓷大量拥入国内，四处倾销。景德镇在华东各地的瓷器销量大受影响，但美术陈设瓷和仿古瓷仍在华东地区享有很高声誉，尤其是上海和南京市场更为活跃。
  民国时期，景瓷在华东地区的市场仍较广阔，全国来景购瓷的帮口，共有26个，其中运销长江下游地区帮口就14个，所销品种，上海、南京、杭州一带多为中上等细瓷，其他各地，多为一般日用瓷。民国25年（1936），据江西省对瓷器销售调查，上海、南京，占总量的18％，宁波、杭州占9％，芜湖占3％，福建占3％，总共占33％。
  1950年，成立浮梁专区贸易公司国营景德镇瓷业公司后，装载了40多船瓷器，约1万余担，去长江下游作探试性推销。先在南京设立中心推销小组，向南京、镇江、芜湖等地销售。接着又在无锡设立另一个中心推销小组，开展对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等地销售。同时，还与上海土产公司建立了瓷器调拨业务关系。通过一系列拓展市场活动，景德镇瓷器在长江下游各地开辟了新的贸易渠道，建立了批发、调拨和代销等业务关系，传统的销售市场得到恢复。当年年底，华东各省市的销售量达22.9万担＊，每担折合瓷器200件。1951年，为便于及时发运华东各地的瓷器，瓷业公司将南京的推销点改为货栈。1952年3月，南京货栈改为办事处。同年底，华东各省、市景瓷销量达28.05万担，比上年增长23％，占全国内销总量42万余担的60％多。尤其是江苏恢复更快，全年销量达13万余担，占全国内销总量30％。1953年，由于销售机构的加强，华东各省、市的瓷器销售量不断增大，需求品种也不断增加。上海人喜爱金边、金地彩饰的各类瓷器；城市顾客需要细瓷琢器和脱胎等瓷器；一般地方较普遍地需要新彩、洋金，贴花的碗、壶、缸、罐之类瓷器，如蓝边、锦边罗汉式、宫式和灰可二等碗类，10件～50件桥梁、西字、宜兴（式）等壶类和冬瓜坛、双喜坛，青花和彩绘饭古等。景德镇根据各地顾客的喜好，不断增加畅销产品，满足了各地市场的需求。1959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影响全面显露出来，景德镇日用瓷减产，华东各省市减销，全年销量仅15.2万担，比1958年下降50％。经过几年调整之后，又逐渐恢复发展，至1965年，华东地区销售量3139.07万件，占全国内销总量8899万件的30％以上。后几年销售一直保持在占全国内销点量的40％左右。至1985年，华东地区销量2788万件，仍占全国内销总量近30％。
  从1949～1985年，华东地区销量最大的是上海、江苏，年销售量都在800万件以上；其次是安徽，年销售量500万件以上；再次就是浙江，年销售量200万件以上；较少的是山东、福建，年销售量在100万件上下。所销品种，上海、江苏以较高档的餐、茶具和陈设瓷为主，安徽、浙江等地对一般瓷器需求较多。
  中南市场 景德镇地处中南，故景德镇瓷器在中南地区贸易的历史较早。汉代生产的粗瓷，在江西及其附近地区供老百姓日常使用。自朝廷诏瓷进御之后，昌南镇瓷器名扬天下，《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一书中，就有景瓷在南方贸易的记载。宋代，景瓷在中南地区的销售市场广阔。据考古资料介绍：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江西出土的宋代青白瓷较多，说明当时景瓷已销往中南各地。另据《昌江风土记》介绍：宋代景德镇瓷器，曾在荆、襄各地销售，在湖北等地也占有销售市场。元代，《陶记》载：景德镇的鱼水碗、高足碗和海眼碟、雪花碟等瓷器在湖、广等地行销。据考古资料介绍：元代的影青、青花、枢府瓷，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墓葬中均有出土，可见证元代景瓷在中南地区的广阔市场。明代，景瓷在中南的市场发展更广。《江西通志》曾有“南至交趾，所需器，皆取于景德镇”的记载。另外，从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明代景德镇瓷，江西、广西、湖北、广东、湖南等省都有，且数量较多。清代早中期，景瓷在中南地区的市场繁荣，四方商贾，萃聚于镇，全国各地常驻景德镇采购瓷器的商人共分八帮。其中荆、广二帮实力和采购数量都比较大，各地销售市场都很活跃。晚清和民国时期，舶来瓷充斥市场，景瓷在中南地区的销售，曾受到一定影响，但采购景瓷商人仍遍布全国各地，全国来景购瓷者按地区分共有二十六帮。民国8年出版的《景德镇陶业纪事》一书曾记：“粤省与洋商接近，所销瓷器均须上品……荆襄诸地，则粗细各半，而以二白釉及鲜花器为大宗焉”。民国18年出版的《江西陶瓷沿革》中称：“在上述各帮（26帮）中，前五、六年以广帮销售数为最大，后则逐渐减少。至近二年，普通瓷器，潮州亦有出产，销数顿减少一半有奇；又有醴陵瓷器，近来产额增加，故汉口以上之销路，多为所占。”民国17年的销路，以天津帮为最大，广帮次之。民国36年，中南各省、市共销瓷器18.5万担，约占全国内销总量的1/4。所销瓷器，大多为脱胎、四大器、灰可器、二白釉等日用瓷和部分美术陈设瓷。
  1950年，景德镇市瓷业公司成立初，与汉口建立了陶瓷销售业务关系，并与汉口附近地区建立了代销等业务。接着又派员去广州等地联系，以促进南方地区贸易的恢复、扩大。当年年底，湖北的销量达3.44万担，连同广州、江西等中南各省的销量共8.05万担，约占全国内销总数3264万担的1/4。为扩大中南地区的销售市场，1952年，瓷业公司在汉口和广州分别设立销售组，直接向汉口、广州一带地区进行批发、零售。1953年，瓷业公司把设在汉口的销售组改为办事处，用来办理中南地区的景瓷批发和调拨等工作。至1958年，中南市场的销售额达18.98万担，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约占全国内销总量75.3万担的1/4。并超过民国36年中南市场销售最高的一年。以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有过二次起落。至1976年，中南地区销量2917万件，占全国内销总量6759万件的40％多。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兴办的地方陶瓷企业如雨后春笋。
  1949～1985年，仅江西省就有2/3的县办起了陶瓷工厂，生产各种陶瓷，景瓷的内销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销售机构稳定，市场调查和市场信息等工作不断加强，销售渠道增加，至1985年，中南地区销量仍达2349万件，约占全国内销总量的22％。
  1949～1985年，中南地区的销售总量约占全国内销总量的1/4。但分省比较，则以湖北、江西两省销量最多，年销量都在1000万件以上；广东省为200万件以上；河南省为100万件以上；广西、湖北两省则在100万件上下。所销瓷器，华南以粉彩等陈设瓷居多，而华中则品种较多，青花、贴花，粉彩装饰的碗、盘、杯、碟和餐具、套具等日用瓷较畅销。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档陈设艺术瓷销售较多，如薄胎瓷中的花瓶、皮灯，雕塑瓷中的罗汉、观音等等，都有一定数量的需求。
  华北市场 唐代，景德镇窑民陶玉，霍仲初，曾于武德年间，载运瓷器入关销售，并向朝廷进贡。于是，景瓷在北方的声誉大著。宋代的景德镇瓷器“著行海内”。江西文学家曾巩之族兄，曾贩运江西瓷器至北方销售。北宋汴京设有专门出售景瓷的商店。另外，从河北、陕西、内蒙古等地出土墓葬和遗存的青白瓷，也可以证明当时景瓷已销往北方。南宋，北方沦陷，市场失去。元代，全国统一，北方市场不仅全部恢复，并且还有新的发展。明代，据《江西通志》记载：“自燕云而北，所需瓷器，皆取于景德镇。”另据考古资料介绍：从北京、天津、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出土的青花、影青、枢府等瓷器，数量丰富。清代早中期，景瓷在华北的市场更为宽阔。道光以后的近百年来洋瓷逐渐进入市场，但景德镇的美术瓷和仿古瓷，仍享有很高声誉，拥有很大市场。北京古瓷市场最盛，市肆中经营古瓷著名的店家有尚古斋、尚德堂、永珍斋、瑞珍斋、海王村、延清堂等。清末民初时，华北各地来景德镇购买瓷器的有天津帮、粮帮等，专门购运瓷器去北京、天津等地出售。民国18年前后，天津帮购瓷数额列全国26帮之首。所销品种据《景德镇陶业纪事》载：“津沽商人，多销琢器”。陕地则“粗细各半”。1950年，国营景德镇瓷业公司与北京、天津等地进行贸易联系，积极恢复销售关系。不久，北京、天津等地或派人来景采买，或以函、电方式托购。不到一年时间，华北各地销售市场都得到恢复。年底，销量达1.14万担，占全国内销总量的3.6％。1951年，景德镇瓷业公司参加了天津贸易公司经理联系会，在会上，通过宣传、介绍景德镇瓷器恢复和发展状况，当场就与有关单位签订了订瓷合同。年底，华北地区瓷器销量达1.64万担。占全国内销总量4.6％。比上年增长40％多。1953年，瓷业公司在天津设立推销点，直接经营批发、调拨等业务。至1957年，华北地区的销售量达6.12万担，占全国内销总量的49.1％，比1950年增长5倍多。60～70年代，有过二次起落现象，景德镇日用瓷减产，但对华北的北京、天津两大城市所需的6头茶具、罗汉汤碗、茶壶等品种瓷器，还是保证供应。进入80年代，按照改革、开放总要求，经济逐步转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虽然与华北地区陶瓷工业产地有竞争，但景德镇陶瓷在华北各地的销售形势仍然较好。1985年华北各省、市的总销量为729万件，约占全国内销总量10600万件的7％，比1979年增长10％以上。
  1949～1985年，华北各省、市陶瓷销售市场的总销量，基本上接近全国内销总量的10％。但分省比较，北京市、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销量较好，年销量都在200万件以上；天津市、山西省、河北省次之，年销量皆在100万件以上。所销品种，大多为青花和青花玲珑装饰的碗、盘、杯、壶等日用瓷，也有部分艺术陈设瓷。
  西南市场 宋代景德镇瓷器销往西南各地。四川墓葬出土瓷器中，有景德镇宋代影青瓷和元代的青花、枢府釉瓷。云南墓葬出土瓷器中，也有元代的青花、枢府、影青瓷。另据蒋祈《陶记》介绍：四川“器尚青白”。明《江西通志》说：“景德镇瓷器……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清代早中期，《陶录》称，景瓷国内市场“利通十数省、四方商贾，萃聚于斯”。此中所指的“十数省”和“四方”，包括西南诸省。晚清和民国时期，各地来景购瓷的二十六个帮口中，购运瓷器去长江上游和四川等地销售的有四帮。
  1950年，景德镇瓷业公司与重庆一带地区建立了代销等业务关系，当年在四川省销出瓷器355担，贵州销瓷2担，云南、西藏尚未沟通。1951年，随着大西南的解放和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云南、贵州瓷器市场也开始发展，全年在西南地区销售瓷器分别为：四川692担，云南44担，贵州18担，共754担。1952年，四川市场发展较快，西藏也销出了部分瓷器，西南地区全年共销售瓷器5101担，比上年增长7倍。1953年，景德镇瓷业公司一方面在重庆设立推销组，另方面增加西南地区所需的主销品种，进一步开辟销售市场。以后西南市场的贸易形势迅速发展，销量逐年增多，至1957年，西南各省、自治区的销售总量达5.59万担，占全国内销总量66.6万担的8.4％，比1951年增长70多倍。“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和销售量低落。1978年以后，坚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各地陶瓷工业都在兴起，其产品由满足当地城乡需要逐渐向省外发展。四川本地办起了瓷厂，生产日用瓷器，湖南等地瓷器也进入西南等地，影响了景瓷在西南各省的销售市场。虽然如此，景瓷在西南还是受到人们的喜爱。1984年，西南市场共销景瓷2982万件，约占全国内销总量1/4以上，其中四川省销量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冠。
  1949～1985年，西南市场的销量不稳定，曾有时高时低现象，但从各省比较，四川省最好，年销量在1000万件以上，与湖北、江西三省并居全国之首；贵州、云南两省次之，年销量在200万件以上；西藏自治区则在100万件上下。主销品种有各式彩饰水筒和大矮水筒，蓝边和花边锅三大、罗汉汤碗、饭碗，粉彩石榴汤碗、饭碗，加大、加二针匙、饭具，受西南人民欢迎的双龙、八宝、五狮、皮球等画面的瓷器造型、图案迎合藏民习俗爱好的特制西藏用瓷。
  东北市场 宋代，曾在东北辽宁的墓葬出土遗存中发现宋代的青白瓷。元明以后，“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之产地。”“自燕云而北，所需瓷器，皆取于景德镇。”景德镇瓷器已大量销往东北地区。清代，全国各地来景采购瓷器的商人，按其籍贯分成帮别，前有八帮，后有二十六帮。其中辽宁帮、关东帮的运销地区是东北三省。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入东北，东北三省已成了日本瓷器的倾销市场。民国36年，江西省统计处实地调查，来景德镇的购瓷帮别总数是二十五帮，其帮名和运销地点与以前的二十六帮均有变化。东北市场的辽宁、关东二帮减少，而运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帮别却大为增加。
  1950年，景德镇市瓷业公司派员前往东北地区进行业务联系，部分市场初步恢复，当年销售瓷器98担。1951年，中国土产公司全国经理会在天津召开，景德镇市瓷业公司借此机会，介绍了景瓷的恢复和发展情况。会后，东北地区一些营销瓷器单位，或多或少地都与景德镇瓷业公司签订购销景瓷的协议、合约或成交合同。通过这次会议，景瓷已进一步进入东北市场，特别是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派员，或以函、电来景购买瓷器。当年年底，东北市场销售的瓷器达1.26万担，比1950年增长120多倍。1952年，东北地区召开物资交流大会，景德镇瓷业公司以雄厚的瓷器货源，参加了交流大会，与东北各地签订了一批供销合同、合约和协议。通过交流大会，东北市场进一步发展，销售瓷器数量不断增多。至1957年，东北地区销售总量4.54万担，为全国内销总量66.6万担的7％，比1951年销量增长3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销售数量有过一些起落，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陶瓷生产厂家自销率不断增加，营销单位所经营品种和自行选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而通过商业贸易计划渠道的销售相应减少。尽管如此，通过商业陶瓷内销公司经销的销量还是不少。1984年，东北三省市场陶瓷销量仍达1018万件，约占全国内销总量11452万件的9％。
  1949～1985年，东北市场的年销量在全国内销总量中居中间偏低状态，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年销量都在200万件以上，比四川、湖北、江西、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少，比西藏、青海、福建、山东、广西等省多。所销品种以青花盘、碗、茶具、蓝边汤碗和蓝边大碗为主，城市也有少量陈设美术瓷。
  西北市场 在西北新疆等地墓葬中曾出土元代景德镇的青花、枢府瓷器。
  民国时期，甘肃曾有一家瓷商，专门驻景购瓷，运销甘肃一带地区。民国36年，先后采购灰可器5000担运往甘肃销售。
  1950年，景德镇市瓷业公司向全国各地联系购销瓷器业务之后，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先后派人或函电联系购买景瓷。当年共销出2163担。1951年，购销4222担，比上年翻了一倍。此后由于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关怀重视，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用瓷，作为一项国策，特需供应。
  少数民族地区市场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历代以来，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低下，交通闭塞，运输靠人挑、马驮、骆驼运，商品流通十分落后。景德镇瓷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主要靠商贩经销，马和骆驼载运，破损严重，价格昂贵，曾出现过一只碗换一头羊的情况，少数民族人民，既喜爱景瓷，但又买不起景瓷。1949年5月后，党和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特需供应，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项国策，要求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切实做好。因此，做好民族用瓷供应工作，已成为陶瓷生产、供销部门义不容辞的任务。1950年，景德镇瓷业公司成立后，与各少数民族地区联系供销瓷器业务，青海、新疆派人前来采购，当年购销景瓷602担，次年又购销2579担。1952年后，随着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深入，供销合作社普遍建立，商品流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青海、西藏、新疆3个自治区当年购销瓷器6690担。1953年，以上3区购销瓷器7846担。1954年，购销瓷器21413担，比1952年增长3倍。以后连续多年，景德镇市对民族用瓷始终是保证供给。在三年困难时期，景瓷减产，但对民族地区需要，还是尽量供给。1962年，新疆、青海等地销售瓷器13568担。“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面因受动乱影响，另方面是陶瓷出口任务扩大的压力，致使民族用瓷的生产受到影响。至1972年，连西藏需要的石榴碗，也无法供应。
  1973年，国家轻工部、商业部在广西桂林，召开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会议。会上确定全国供应民族的特需产品81种，其中景德镇瓷器就有石榴汤碗、石榴饭碗、矮子石榴汤碗、三头马蹄饭贝、大肚盅、法口盅、法口饭碗、玉形饭碗、罗汉汤碗、气球壶10个品种。要求景德镇除供应新疆、宁夏、西藏、内蒙古、青海之外，并增加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吉林、辽宁、黑龙江7省内民族地区的供应。1974年，轻工部、商业部和全国供销总社还相继地召开了两次民族用品供应会议，使民族用瓷的生产、供应步入稳定、正常。至1982年，各少数民族的用瓷，销售总额达735万件。1985年，随着陶瓷市场的逐步放开，计划安排停止，民族用瓷亦转为自由选购。
  国家用瓷供应 唐宋以来，封建王朝中的宫廷用瓷、答贡和赏赍瓷，遣派使节出国赠送的礼品用瓷等，皆由朝廷钦命景德镇特制。元代王朝，不仅命制上述用瓷，还命景德镇生产枢府釉瓷，专供枢密院使用。明清以来，凡朝廷所需用瓷则统由御窑专门烧造。民国时期，政府需要高档用瓷，亦命景德镇组织制造。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议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1956年7月，景德镇成立国家用瓷制作委员会，组织各瓷厂生产125016件国家定瓷。9月完成第一批。经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专家周仁以及有关技术人员鉴定后，运往北京。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交往不断扩大，全国各大城市的外宾馆用瓷，中国驻外100多个大使馆用瓷，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礼品瓷，都要求由景德镇承制。专门负责组织生产的国家用瓷办公室已成为省陶瓷工业公司下属的常设机构，从20世纪60年代初一直延续下来。其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外交部、驻外使馆、领事馆、国宾馆（钓鱼台）、人民大会堂、文化部、外经部、中央军委、中南海、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及各大城市的宾馆等。凡上述单位需要瓷器，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直接下达，或由需要单位直接来景定制。数量虽然不是很大，但要求都是高档瓷器。至1985年，省陶瓷工业公司每年都要生产一定数量的国家用瓷。平均年销售金额都在400万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