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第一节 国内市场
  华东市场 宋代，景德镇陶瓷已在华东地区销售。据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载：镇民将烧造的瓷器托人运到吴越一带出售。南宋临安有出售景瓷的店铺。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亦画有瓷器店铺。从浙江、安徽、上海、江苏、福建等出土的青白瓷器证明，景德镇瓷器宋时已在华东地区广为销售。靖康以后，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皆已沦陷，王室南迁临安，由于南方安定，经济条件较好，交通方便，瓷器的销售市场也就转到南方。南京便成了景瓷内销的重点市场。
  元代，长江上游一带地区的瓷器市场更有发展。据蒋祈《陶记》所载：“浙之东西，器尚青白。”“盘之马蹄、槟榔；盂之莲花，耍角；碗、碟之绣花、银绣、蒲唇、弄弦之类，此江、浙、福建之所利。……两淮所宜，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华东各地对景瓷及其品种的销售情况。
  明代，长江下游的景瓷市场更广，明代景德镇瓷器出土最多，最丰富的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扬州、镇江，安徽的黟县、祁门、屯溪。还有福建、浙江等省出土了景德镇瓷器，证实了当时的华东各地是景瓷的销售市场。
  清代早、中期，景德镇瓷器国内销售市场更为活跃，其销量和市场网点都超过明代。晚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之后，洋瓷大量拥入国内，四处倾销。景德镇在华东各地的瓷器销量大受影响，但美术陈设瓷和仿古瓷仍在华东地区享有很高声誉，尤其是上海和南京市场更为活跃。
  民国时期，景瓷在华东地区的市场仍较广阔，全国来景购瓷的帮口，共有26个，其中运销长江下游地区帮口就14个，所销品种，上海、南京、杭州一带多为中上等细瓷，其他各地，多为一般日用瓷。民国25年（1936），据江西省对瓷器销售调查，上海、南京，占总量的18％，宁波、杭州占9％，芜湖占3％，福建占3％，总共占33％。
  1950年，成立浮梁专区贸易公司国营景德镇瓷业公司后，装载了40多船瓷器，约1万余担，去长江下游作探试性推销。先在南京设立中心推销小组，向南京、镇江、芜湖等地销售。接着又在无锡设立另一个中心推销小组，开展对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等地销售。同时，还与上海土产公司建立了瓷器调拨业务关系。通过一系列拓展市场活动，景德镇瓷器在长江下游各地开辟了新的贸易渠道，建立了批发、调拨和代销等业务关系，传统的销售市场得到恢复。当年年底，华东各省市的销售量达22.9万担＊，每担折合瓷器200件。1951年，为便于及时发运华东各地的瓷器，瓷业公司将南京的推销点改为货栈。1952年3月，南京货栈改为办事处。同年底，华东各省、市景瓷销量达28.05万担，比上年增长23％，占全国内销总量42万余担的60％多。尤其是江苏恢复更快，全年销量达13万余担，占全国内销总量30％。1953年，由于销售机构的加强，华东各省、市的瓷器销售量不断增大，需求品种也不断增加。上海人喜爱金边、金地彩饰的各类瓷器；城市顾客需要细瓷琢器和脱胎等瓷器；一般地方较普遍地需要新彩、洋金，贴花的碗、壶、缸、罐之类瓷器，如蓝边、锦边罗汉式、宫式和灰可二等碗类，10件～50件桥梁、西字、宜兴（式）等壶类和冬瓜坛、双喜坛，青花和彩绘饭古等。景德镇根据各地顾客的喜好，不断增加畅销产品，满足了各地市场的需求。1959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影响全面显露出来，景德镇日用瓷减产，华东各省市减销，全年销量仅15.2万担，比1958年下降50％。经过几年调整之后，又逐渐恢复发展，至1965年，华东地区销售量3139.07万件，占全国内销总量8899万件的30％以上。后几年销售一直保持在占全国内销点量的40％左右。至1985年，华东地区销量2788万件，仍占全国内销总量近30％。
  从1949～1985年，华东地区销量最大的是上海、江苏，年销售量都在800万件以上；其次是安徽，年销售量500万件以上；再次就是浙江，年销售量200万件以上；较少的是山东、福建，年销售量在100万件上下。所销品种，上海、江苏以较高档的餐、茶具和陈设瓷为主，安徽、浙江等地对一般瓷器需求较多。
  中南市场 景德镇地处中南，故景德镇瓷器在中南地区贸易的历史较早。汉代生产的粗瓷，在江西及其附近地区供老百姓日常使用。自朝廷诏瓷进御之后，昌南镇瓷器名扬天下，《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一书中，就有景瓷在南方贸易的记载。宋代，景瓷在中南地区的销售市场广阔。据考古资料介绍：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江西出土的宋代青白瓷较多，说明当时景瓷已销往中南各地。另据《昌江风土记》介绍：宋代景德镇瓷器，曾在荆、襄各地销售，在湖北等地也占有销售市场。元代，《陶记》载：景德镇的鱼水碗、高足碗和海眼碟、雪花碟等瓷器在湖、广等地行销。据考古资料介绍：元代的影青、青花、枢府瓷，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墓葬中均有出土，可见证元代景瓷在中南地区的广阔市场。明代，景瓷在中南的市场发展更广。《江西通志》曾有“南至交趾，所需器，皆取于景德镇”的记载。另外，从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明代景德镇瓷，江西、广西、湖北、广东、湖南等省都有，且数量较多。清代早中期，景瓷在中南地区的市场繁荣，四方商贾，萃聚于镇，全国各地常驻景德镇采购瓷器的商人共分八帮。其中荆、广二帮实力和采购数量都比较大，各地销售市场都很活跃。晚清和民国时期，舶来瓷充斥市场，景瓷在中南地区的销售，曾受到一定影响，但采购景瓷商人仍遍布全国各地，全国来景购瓷者按地区分共有二十六帮。民国8年出版的《景德镇陶业纪事》一书曾记：“粤省与洋商接近，所销瓷器均须上品……荆襄诸地，则粗细各半，而以二白釉及鲜花器为大宗焉”。民国18年出版的《江西陶瓷沿革》中称：“在上述各帮（26帮）中，前五、六年以广帮销售数为最大，后则逐渐减少。至近二年，普通瓷器，潮州亦有出产，销数顿减少一半有奇；又有醴陵瓷器，近来产额增加，故汉口以上之销路，多为所占。”民国17年的销路，以天津帮为最大，广帮次之。民国36年，中南各省、市共销瓷器18.5万担，约占全国内销总量的1/4。所销瓷器，大多为脱胎、四大器、灰可器、二白釉等日用瓷和部分美术陈设瓷。
  1950年，景德镇市瓷业公司成立初，与汉口建立了陶瓷销售业务关系，并与汉口附近地区建立了代销等业务。接着又派员去广州等地联系，以促进南方地区贸易的恢复、扩大。当年年底，湖北的销量达3.44万担，连同广州、江西等中南各省的销量共8.05万担，约占全国内销总数3264万担的1/4。为扩大中南地区的销售市场，1952年，瓷业公司在汉口和广州分别设立销售组，直接向汉口、广州一带地区进行批发、零售。1953年，瓷业公司把设在汉口的销售组改为办事处，用来办理中南地区的景瓷批发和调拨等工作。至1958年，中南市场的销售额达18.98万担，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约占全国内销总量75.3万担的1/4。并超过民国36年中南市场销售最高的一年。以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有过二次起落。至1976年，中南地区销量2917万件，占全国内销总量6759万件的40％多。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兴办的地方陶瓷企业如雨后春笋。
  1949～1985年，仅江西省就有2/3的县办起了陶瓷工厂，生产各种陶瓷，景瓷的内销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销售机构稳定，市场调查和市场信息等工作不断加强，销售渠道增加，至1985年，中南地区销量仍达2349万件，约占全国内销总量的22％。
  1949～1985年，中南地区的销售总量约占全国内销总量的1/4。但分省比较，则以湖北、江西两省销量最多，年销量都在1000万件以上；广东省为200万件以上；河南省为100万件以上；广西、湖北两省则在100万件上下。所销瓷器，华南以粉彩等陈设瓷居多，而华中则品种较多，青花、贴花，粉彩装饰的碗、盘、杯、碟和餐具、套具等日用瓷较畅销。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档陈设艺术瓷销售较多，如薄胎瓷中的花瓶、皮灯，雕塑瓷中的罗汉、观音等等，都有一定数量的需求。
  华北市场 唐代，景德镇窑民陶玉，霍仲初，曾于武德年间，载运瓷器入关销售，并向朝廷进贡。于是，景瓷在北方的声誉大著。宋代的景德镇瓷器“著行海内”。江西文学家曾巩之族兄，曾贩运江西瓷器至北方销售。北宋汴京设有专门出售景瓷的商店。另外，从河北、陕西、内蒙古等地出土墓葬和遗存的青白瓷，也可以证明当时景瓷已销往北方。南宋，北方沦陷，市场失去。元代，全国统一，北方市场不仅全部恢复，并且还有新的发展。明代，据《江西通志》记载：“自燕云而北，所需瓷器，皆取于景德镇。”另据考古资料介绍：从北京、天津、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出土的青花、影青、枢府等瓷器，数量丰富。清代早中期，景瓷在华北的市场更为宽阔。道光以后的近百年来洋瓷逐渐进入市场，但景德镇的美术瓷和仿古瓷，仍享有很高声誉，拥有很大市场。北京古瓷市场最盛，市肆中经营古瓷著名的店家有尚古斋、尚德堂、永珍斋、瑞珍斋、海王村、延清堂等。清末民初时，华北各地来景德镇购买瓷器的有天津帮、粮帮等，专门购运瓷器去北京、天津等地出售。民国18年前后，天津帮购瓷数额列全国26帮之首。所销品种据《景德镇陶业纪事》载：“津沽商人，多销琢器”。陕地则“粗细各半”。1950年，国营景德镇瓷业公司与北京、天津等地进行贸易联系，积极恢复销售关系。不久，北京、天津等地或派人来景采买，或以函、电方式托购。不到一年时间，华北各地销售市场都得到恢复。年底，销量达1.14万担，占全国内销总量的3.6％。1951年，景德镇瓷业公司参加了天津贸易公司经理联系会，在会上，通过宣传、介绍景德镇瓷器恢复和发展状况，当场就与有关单位签订了订瓷合同。年底，华北地区瓷器销量达1.64万担。占全国内销总量4.6％。比上年增长40％多。1953年，瓷业公司在天津设立推销点，直接经营批发、调拨等业务。至1957年，华北地区的销售量达6.12万担，占全国内销总量的49.1％，比1950年增长5倍多。60～70年代，有过二次起落现象，景德镇日用瓷减产，但对华北的北京、天津两大城市所需的6头茶具、罗汉汤碗、茶壶等品种瓷器，还是保证供应。进入80年代，按照改革、开放总要求，经济逐步转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虽然与华北地区陶瓷工业产地有竞争，但景德镇陶瓷在华北各地的销售形势仍然较好。1985年华北各省、市的总销量为729万件，约占全国内销总量10600万件的7％，比1979年增长10％以上。
  1949～1985年，华北各省、市陶瓷销售市场的总销量，基本上接近全国内销总量的10％。但分省比较，北京市、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销量较好，年销量都在200万件以上；天津市、山西省、河北省次之，年销量皆在100万件以上。所销品种，大多为青花和青花玲珑装饰的碗、盘、杯、壶等日用瓷，也有部分艺术陈设瓷。
  西南市场 宋代景德镇瓷器销往西南各地。四川墓葬出土瓷器中，有景德镇宋代影青瓷和元代的青花、枢府釉瓷。云南墓葬出土瓷器中，也有元代的青花、枢府、影青瓷。另据蒋祈《陶记》介绍：四川“器尚青白”。明《江西通志》说：“景德镇瓷器……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清代早中期，《陶录》称，景瓷国内市场“利通十数省、四方商贾，萃聚于斯”。此中所指的“十数省”和“四方”，包括西南诸省。晚清和民国时期，各地来景购瓷的二十六个帮口中，购运瓷器去长江上游和四川等地销售的有四帮。
  1950年，景德镇瓷业公司与重庆一带地区建立了代销等业务关系，当年在四川省销出瓷器355担，贵州销瓷2担，云南、西藏尚未沟通。1951年，随着大西南的解放和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云南、贵州瓷器市场也开始发展，全年在西南地区销售瓷器分别为：四川692担，云南44担，贵州18担，共754担。1952年，四川市场发展较快，西藏也销出了部分瓷器，西南地区全年共销售瓷器5101担，比上年增长7倍。1953年，景德镇瓷业公司一方面在重庆设立推销组，另方面增加西南地区所需的主销品种，进一步开辟销售市场。以后西南市场的贸易形势迅速发展，销量逐年增多，至1957年，西南各省、自治区的销售总量达5.59万担，占全国内销总量66.6万担的8.4％，比1951年增长70多倍。“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和销售量低落。1978年以后，坚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各地陶瓷工业都在兴起，其产品由满足当地城乡需要逐渐向省外发展。四川本地办起了瓷厂，生产日用瓷器，湖南等地瓷器也进入西南等地，影响了景瓷在西南各省的销售市场。虽然如此，景瓷在西南还是受到人们的喜爱。1984年，西南市场共销景瓷2982万件，约占全国内销总量1/4以上，其中四川省销量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冠。
  1949～1985年，西南市场的销量不稳定，曾有时高时低现象，但从各省比较，四川省最好，年销量在1000万件以上，与湖北、江西三省并居全国之首；贵州、云南两省次之，年销量在200万件以上；西藏自治区则在100万件上下。主销品种有各式彩饰水筒和大矮水筒，蓝边和花边锅三大、罗汉汤碗、饭碗，粉彩石榴汤碗、饭碗，加大、加二针匙、饭具，受西南人民欢迎的双龙、八宝、五狮、皮球等画面的瓷器造型、图案迎合藏民习俗爱好的特制西藏用瓷。
  东北市场 宋代，曾在东北辽宁的墓葬出土遗存中发现宋代的青白瓷。元明以后，“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之产地。”“自燕云而北，所需瓷器，皆取于景德镇。”景德镇瓷器已大量销往东北地区。清代，全国各地来景采购瓷器的商人，按其籍贯分成帮别，前有八帮，后有二十六帮。其中辽宁帮、关东帮的运销地区是东北三省。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入东北，东北三省已成了日本瓷器的倾销市场。民国36年，江西省统计处实地调查，来景德镇的购瓷帮别总数是二十五帮，其帮名和运销地点与以前的二十六帮均有变化。东北市场的辽宁、关东二帮减少，而运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帮别却大为增加。
  1950年，景德镇市瓷业公司派员前往东北地区进行业务联系，部分市场初步恢复，当年销售瓷器98担。1951年，中国土产公司全国经理会在天津召开，景德镇市瓷业公司借此机会，介绍了景瓷的恢复和发展情况。会后，东北地区一些营销瓷器单位，或多或少地都与景德镇瓷业公司签订购销景瓷的协议、合约或成交合同。通过这次会议，景瓷已进一步进入东北市场，特别是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派员，或以函、电来景购买瓷器。当年年底，东北市场销售的瓷器达1.26万担，比1950年增长120多倍。1952年，东北地区召开物资交流大会，景德镇瓷业公司以雄厚的瓷器货源，参加了交流大会，与东北各地签订了一批供销合同、合约和协议。通过交流大会，东北市场进一步发展，销售瓷器数量不断增多。至1957年，东北地区销售总量4.54万担，为全国内销总量66.6万担的7％，比1951年销量增长3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销售数量有过一些起落，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陶瓷生产厂家自销率不断增加，营销单位所经营品种和自行选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而通过商业贸易计划渠道的销售相应减少。尽管如此，通过商业陶瓷内销公司经销的销量还是不少。1984年，东北三省市场陶瓷销量仍达1018万件，约占全国内销总量11452万件的9％。
  1949～1985年，东北市场的年销量在全国内销总量中居中间偏低状态，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年销量都在200万件以上，比四川、湖北、江西、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少，比西藏、青海、福建、山东、广西等省多。所销品种以青花盘、碗、茶具、蓝边汤碗和蓝边大碗为主，城市也有少量陈设美术瓷。
  西北市场 在西北新疆等地墓葬中曾出土元代景德镇的青花、枢府瓷器。
  民国时期，甘肃曾有一家瓷商，专门驻景购瓷，运销甘肃一带地区。民国36年，先后采购灰可器5000担运往甘肃销售。
  1950年，景德镇市瓷业公司向全国各地联系购销瓷器业务之后，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先后派人或函电联系购买景瓷。当年共销出2163担。1951年，购销4222担，比上年翻了一倍。此后由于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关怀重视，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用瓷，作为一项国策，特需供应。
  少数民族地区市场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历代以来，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低下，交通闭塞，运输靠人挑、马驮、骆驼运，商品流通十分落后。景德镇瓷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主要靠商贩经销，马和骆驼载运，破损严重，价格昂贵，曾出现过一只碗换一头羊的情况，少数民族人民，既喜爱景瓷，但又买不起景瓷。1949年5月后，党和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特需供应，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项国策，要求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切实做好。因此，做好民族用瓷供应工作，已成为陶瓷生产、供销部门义不容辞的任务。1950年，景德镇瓷业公司成立后，与各少数民族地区联系供销瓷器业务，青海、新疆派人前来采购，当年购销景瓷602担，次年又购销2579担。1952年后，随着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深入，供销合作社普遍建立，商品流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青海、西藏、新疆3个自治区当年购销瓷器6690担。1953年，以上3区购销瓷器7846担。1954年，购销瓷器21413担，比1952年增长3倍。以后连续多年，景德镇市对民族用瓷始终是保证供给。在三年困难时期，景瓷减产，但对民族地区需要，还是尽量供给。1962年，新疆、青海等地销售瓷器13568担。“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面因受动乱影响，另方面是陶瓷出口任务扩大的压力，致使民族用瓷的生产受到影响。至1972年，连西藏需要的石榴碗，也无法供应。
  1973年，国家轻工部、商业部在广西桂林，召开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会议。会上确定全国供应民族的特需产品81种，其中景德镇瓷器就有石榴汤碗、石榴饭碗、矮子石榴汤碗、三头马蹄饭贝、大肚盅、法口盅、法口饭碗、玉形饭碗、罗汉汤碗、气球壶10个品种。要求景德镇除供应新疆、宁夏、西藏、内蒙古、青海之外，并增加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吉林、辽宁、黑龙江7省内民族地区的供应。1974年，轻工部、商业部和全国供销总社还相继地召开了两次民族用品供应会议，使民族用瓷的生产、供应步入稳定、正常。至1982年，各少数民族的用瓷，销售总额达735万件。1985年，随着陶瓷市场的逐步放开，计划安排停止，民族用瓷亦转为自由选购。
  国家用瓷供应 唐宋以来，封建王朝中的宫廷用瓷、答贡和赏赍瓷，遣派使节出国赠送的礼品用瓷等，皆由朝廷钦命景德镇特制。元代王朝，不仅命制上述用瓷，还命景德镇生产枢府釉瓷，专供枢密院使用。明清以来，凡朝廷所需用瓷则统由御窑专门烧造。民国时期，政府需要高档用瓷，亦命景德镇组织制造。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议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1956年7月，景德镇成立国家用瓷制作委员会，组织各瓷厂生产125016件国家定瓷。9月完成第一批。经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专家周仁以及有关技术人员鉴定后，运往北京。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交往不断扩大，全国各大城市的外宾馆用瓷，中国驻外100多个大使馆用瓷，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礼品瓷，都要求由景德镇承制。专门负责组织生产的国家用瓷办公室已成为省陶瓷工业公司下属的常设机构，从20世纪60年代初一直延续下来。其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外交部、驻外使馆、领事馆、国宾馆（钓鱼台）、人民大会堂、文化部、外经部、中央军委、中南海、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及各大城市的宾馆等。凡上述单位需要瓷器，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直接下达，或由需要单位直接来景定制。数量虽然不是很大，但要求都是高档瓷器。至1985年，省陶瓷工业公司每年都要生产一定数量的国家用瓷。平均年销售金额都在400万元以上。
  第二节 国外市场
  亚洲市场 唐代，中国瓷器通过民间贸易，在东南亚市场广为出现。
  宋王朝建立后，注重对外贸易，实施“来远人、通远物”的商业政策，并专门设立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太祖开宝四年（971）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稍后又在杭州、明州设立市舶司。哲宗元祜二年（1087）再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此外，还设立不少港口，遣派使臣开拓海外贸易，奖励海外贸易，开辟海航，海外贸易大为扩展，促使制瓷业蓬勃发展。全国各地名窑林立，特别是景德镇独创青白瓷（影青瓷）器之后，地位空前提高，销路愈来愈广。据南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介绍：中国瓷器已销往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特别记述番商不惜代价作“青白瓷交易”。宋代，景德镇瓷器出口的国家有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尤其是日本青白瓷出土地点，就有四十个县以上，朝鲜则遍及南北各地。
  元代，景瓷在东南亚市场比宋代更有发展。元王朝统一中国后，向海外传谕：“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并在上海浦口设立市舶司，景德镇瓷器可以沿昌江、鄱湖，转长江，达上海，比宋代转泉州、广州方便，对景德镇发展外贸极为有利。据《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一书介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元朝远销瓷器以景德镇瓷器为主。”元人汪大渊《夷岛志略》载：景德镇生产的青白釉瓷器，以贸易方式输出，所到的地区有：琉球、三岛、古城、彭坑、古艺丹、罗卫、东津、爪哇、旧港、班率、天竺、文老古、班达里、甘理里等。上述地区，分别属于今日的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从打捞出中国沉船中的瓷器和出土器物证明，元代瓷器出口数量多，贸易发达。1976～1977年，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出中国沉船，经考证：这艘沉船是由中国往日本的贸易商船，时间约在元至元三年～泰定二年（1310～1325），共打捞出瓷器6463件，其中景德镇生产的影青瓷和卵白釉瓷（枢府瓷）有2283件。同时，从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出土器物中，大量发现元代景德镇输出的青白瓷和卵白釉瓷，其中还有菲律宾在景德镇定做的瓷器。
  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和青白釉瓷，广泛销往亚洲各国，据《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三部史籍记载，明代景德镇瓷器已在东南亚地区广泛销售。如喇叭刺（今印度恒河入口处）、琉球、苏禄和三岛（今菲律宾）、大嘴南（印度）、阿丹（今也门）、三佛齐（今印度）、满刺加（今马六甲）、龙牙扉角（今马来西亚半岛）等30多个国家地区。日本是推销以景德镇为主的中国瓷器贸易国。据《出岛兰馆日记》载：“日本宽永十八年（明崇祯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一艘由郑兰龙派去的中国海船，内装瓷器一千四百四十七件；同年七月十日，从福州出发的一艘小船，装着瓷器二千七百件；十月十七日大小海船九十七艘驶入长崎码头，共载瓷器二万余件。自宋以来，菲律宾一直是以景德镇瓷器为主的中国瓷器贸易据点，自销和转口量很大。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沿途经过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就更加频繁。
  清代早期，因战乱关系，景德镇瓷器外销贸易曾一度受到影响。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开放之后，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船只，纷纷出海贸易，瓷器便大规模地外销。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皆是景德镇瓷器的重要市场。清代末期，从《江西通志稿》所载数字亦可看出景瓷出口量多。咸丰十一年（1861）输出量9848担，同治三年（1864）输出量46178担，这些江西瓷器中主要就是景德镇瓷器，出口市场，主要就是东南亚。
  民国时期出口量也较大，最高年有789000担，最低年63587担，销往地区大多是东南亚市场。
  20世纪50年代初期，景瓷出口贸易市场，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外，主要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再就是通过香港、澳门等地区转口。1958年，调拨出口至东南亚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陶瓷，占年出口量的54％。1960年调拨出口东南亚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瓷器，占年出口量的30.58％。1965年，经外贸部和华东外贸局批准，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在上海市设立“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陶瓷分公司”，自营景瓷出口，扩展对国外的贸易。在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从1965～1968年，销往亚洲的国家和地区由17个增到21个，出口陶瓷数额由年销777万件（头），增到年销3016万件，换汇金额由年创汇64.86万美元，增加到年创汇226.86万美元。
  70年代初，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东南亚各国贸易关系发展很快，1975年，景瓷出口亚洲各国和地区22个，瓷器出口量为4926.40万件，创汇金额809.21万美元。至1980年，景瓷在亚洲地区出口量5469万件，占景瓷年外销总量9305.25万件的58.8％，创汇1647.94万美元，占景瓷年创汇总额2815万美元的58.8％，比1966年增长了6倍。
  1980年，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江西省陶瓷分公司正式享受自营出口权，直接经营对外的出口业务。亚洲地区的贸易形势大好。从1981～1986年的6年间，出口亚洲瓷器总量为29499.24万件，平均每年出口瓷器4916.54万件。6年共创汇8297万美元，平均每年创汇1382.83万美元，其中1981年出口亚洲的陶瓷总量6221.47万件，创汇1870.42万美元，为建国以来亚洲市场陶瓷出口和创汇的最高年。亚洲市场，景瓷出口国家和地区有：蒙古、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尼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也门人民共和国、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塞浦路斯、新喀里多尼亚。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销量达5000万件的有伊拉克，2000万件以上的有伊朗和阿曼，1000万件以上的有新加坡、日本、巴基斯坦，800万件上下的有蒙古、马来西亚、文莱和黎巴嫩。
  非洲市场非洲北部一些地区曾出土景德镇宋代的青白釉瓷片。埃及的福斯塔特，是10世纪以后在东非海岸相继兴起的重要伊斯兰城邦之一。1912年出土的宋代景德镇青白瓷有青釉、刻花和印花三种，其中有刻花碗、刻花茶碗、涡纹梅瓶、刻纹篦点纹碗。苏丹的哈布、肯尼亚的马林迪和坦桑尼亚、索马里等地出土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片很多，尤其是非洲东海沿岸港口、城市或岛屿的青花瓷片更多，仅在坦桑尼亚海岸发现元代瓷片的遗址就有46处。东非基尔瓦，1958～1965年出土的景德镇青花瓷有元代碗沿残片，明初连珠纹口沿残片，晚明瓷盘残片，晚明小碗口沿残片，晚明麒麟纹碗残片，晚明碗沿残片，晚明外壁锦棱纹碗残片。同时，基尔瓦岛上的“大房子”与“清真寺”遗址出土的有元代凤、牡丹、变形莲瓣纹，断为二块的瓶片，大片上有缠枝牡丹与变形莲瓣纹，小片有凤尾残部。尚有元代缠纭花纹罐片、多角形罐片。明代早期的有宝杵纹碗底残片、瓷瓶残片。明代中期折枝梅纹碗，花卉凤纹盘，明代晚期人物瓷盘底残片，还有青白瓷和缸胎瓷罐残片。明代出版的《星槎胜览》和《瀛涯胜览》记载：明代青花瓷，广泛传到非洲东海沿岸等地。清代，从非洲埃及的福斯特遗址、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扎伊尔、赞比亚、马拉维、博茨瓦纳、马达加斯加和南非等地，都发现大量的青花瓷器。证实明清的景德镇瓷器已广泛销往非洲。
  20世纪50年代初，对非洲市场的景瓷贸易尚未恢复。1958年后，通过全国供销总社调拨出口瓷器中，仅有少数销往非洲。60年代后，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陶瓷出口贸易转向世界其他国家市场。1965年，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在上海市设立陶瓷分公司，自营出口，景瓷出口非洲市场的数量则较多。据统计资料表明：1965～1968年和1972～1975年8年间，共向非洲出口瓷器5812.83万件，平均年出口量726.7万件。创汇金额456.46万美元，占全国陶瓷外销总额5194.9万美元的8.8％。平均年创汇金额58.1万美元。
  景瓷出口的非洲国家和地区有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苏丹、索马里、刚果（布）、突尼斯、尼日利亚、利比亚、乌干达、毛里求斯、肯尼亚、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利比里亚、萨拉勒窝内、加蓬、几内亚、喀麦隆、赞比亚20个国家和地区。向非洲出口瓷器，以青花玲珑和新彩杯碟等产品居多。
  1978年后，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经营体制改革，1980年正式享受出口经营权，直接对外贸易，向非洲地区的出口贸易较前更加发展。1980～1986年共向非洲出口瓷器4138.96万件，创汇金额785.16万美元，平均年出口量591.28万件，年创金额11.21万美元。出口国家和地区有卢森堡、毛里塔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加纳、多哥、尼日利亚、吉布提、肯尼亚、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加蓬、毛里求斯、利比亚、突尼斯、留尼汪岛、加那利群岛、休达、坦桑尼亚、苏丹、喀麦隆等26个。以上国家和地区的分别销量，据1980～1986年统计：累计销量在1000万件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其他均为100～200万件，30～50万件不等。
  欧洲市场 从国外欧洲许多国家出土的瓷片证明，景德镇瓷器宋代已出口东欧。元代，通过东南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转口贸易，景瓷大量进入欧洲，引起了欧洲国家的中、上层社会人士购买景瓷的浓厚兴趣。明代，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瑞典、丹麦、奥地利、俄罗斯等，先后来到中国，直接在广州、厦门等地进行陶瓷贸易。最先到达中国的是葡萄牙航海家科尔沙利等人。他们于明正德九年（1514）买去景德镇的五彩瓷器10万件，运回葡萄牙，全欧洲买主都向那里集中争购；里斯本则流行两个柄的大碗，上面铭记公元1541年；后来西班牙也以菲律宾为据点收购中国瓷器（大多数是景德镇瓷器）。西班牙仅皇宫中就藏有3000多件。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侵占澳门后，从澳门收购景瓷到欧洲各处销售。万历二十年（1592），荷兰设立东印度公司，不久，便成为欧洲陶瓷贸易领袖。据不完全统计，从万历三十年到清代初期，共购去景瓷1011万件。从此，景德镇瓷器在欧洲大为流行。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开放之后，欧洲英国、法国、丹麦继荷兰之后，相继设立东印度公司，并经清廷允许在广州设立分公司，收购瓷器。俄国也派船到广州，通过海路与中国做生意，购运去俄的瓷器大多是景德镇的青花、粉彩和古彩瓷。清代外销瓷有相当一部分是按照订货合同，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特地生产的，特别是欧洲市场，《景德镇陶录》说：“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所谓“岁无定样”，也就是每生产的种类、造型、装饰都要根据欧洲市场的不同需要而特制，如以1700年需求单为例，列有鱼缸，附有垫盆的腌菜缸、盐瓶、表糊杯、长颈瓶；由六只、八只、十只、甚至二十九只以及更多的小盒组成的梳妆用具；大口水盒、茶盘、茶叶罐和其它东西。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定货单位一起附来木制的样品，甚至特地做了陶器的样品和画样，要求照样制作。为提供国外顾客选货方便，广州方面还特制一批样盘，盘的边框四等分，每1/4的地方各施以不同的彩饰、花纹以供外人选定。
  纹章瓷开始于16世纪的明代。大约在17世纪后期，纹章图案的瓷器大为盛行，1974年出版的《中国纹章瓷》一书收集了2000件左右的纹章瓷，从康熙三十四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
  康熙三十九年（1700）以后10年内，每年约有100万件中国瓷器，其中大多数是青花瓷器；乾隆十五年（1750）后的五年内，大约有1100万件瓷器，从中国运到瑞典。
  根据丹麦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艘丹麦商船运载的中国瓷器清单上主要有：23克饮料杯6008件、咖啡杯149337件、茶杯307318件、白脱盘804件、汤碟10448件、午餐碟29289件、小盘5333件、船形的碟（放酱油或调味料）322件、早餐具486套、茶具522套、咖啡具28套、牛奶罐748件、茶壶3928件、痰盂117件，各种瓷塑57件。清代末期，对欧洲的陶瓷出口与清代早、中期出口数量相比，极不稳定，时高时低，起落之间竟达10倍左右。民国时期，对欧洲的陶瓷贸易，虽有一定比重，仍处于时高时低状态。
  20世纪50年代初期，景德镇陶瓷出口的贸易市场，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口苏联等国家的陶瓷数量占出口总额的70％左右。1958年，向苏联等国出口的陶瓷占出口总额69.42％。连续10年，所占比重都很大。进入60年代以后，景瓷出口东欧市场的数量急剧减少。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陶瓷市场减少之后，景瓷即转向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国家开辟市场。1965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自营出口。1971年，景德镇陶瓷贸易市场有新的发展。1965～1968年和1972～1975年8年间共向欧洲出口的国家和地区15个，出口瓷器数量725533万件，创汇金额939.23万美元。平均年出口量906.91万件，平均年创汇金额117.41万美元。民主德国、捷克和波兰使用卢布记账的出口瓷器447642件，创汇金额48263卢布。
  1978年以后，实行政策开放，经国家外贸部批准，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从1980年开始享受出口经营权，直接对外贸易。景德镇陶瓷对外出口贸易又有新的发展，从1978～1985年，景瓷共向欧洲出口瓷器16459.69万件，创汇金额4880.37万美元，平均年出口瓷器2057.46万件，年创汇金额610.05万美元。出口国家和地区有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英国、丹麦、荷兰、瑞典、挪威、瑞士、奥地利、马尔他、西班牙、南斯拉夫、爱尔兰、罗马尼亚、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东德、希腊、冰岛25个。其中出口瓷器在2000万件上下的国家有匈牙利、意大利、波兰；1000万件上下的国家有西德、荷兰、捷克、比利时；500万件左右的国家有西班牙、英国，其他皆在100～200或数十万件不等。
  美洲市场 景德镇瓷器出口美洲市场的历史比亚、非、欧三洲市场较晚。明代和清代初期，美洲人民使用的景瓷，都是从欧洲进口。到18世纪初，美国商船才到广州，购去许多名贵的景德镇瓷器，从此揭开了美国直接进行景瓷贸易的历史。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从纽约开到广州，运去中国瓷器906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国皇后”号再度来到广州，又运载了大量瓷器而去，其中大多是青花瓷器，也有少量的观音像、宝塔等瓷雕。接着美国各城市商人都遣派商船到广州进行贸易。“广州”号、“伟大的土耳其”号、“阿伦斯”号、“亚洲”号、“美国”号、“声望”号等商船都纷纷驶到广州，运去茶杯、茶具、咖啡杯、咖啡壶、午餐具等青花瓷器。嘉庆元年（1796）美商船运去的瓷器占载运货物量的15％，嘉庆二十三年（1818）瓷器从载运货物量中增加到24％。美国驶入广州港的商船，从嘉庆九年到十四年，总数达154艘。运去的景德镇瓷器，除传统产品和装饰之外，还有很多按美商要求对色彩、画面、题材进行装饰的订瓷。这些瓷器有用英文书写“EHD”的青花午餐具、早餐具、花瓶；有用金边描绘的青花小宝塔瓷雕；有描绘美国各式船舶和医院画面等青花盘、碗；还有描绘雄鹰、女神和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肖像等纹章瓷。在美洲市场上，对墨西哥、巴西等国家瓷器贸易也较频繁。19世纪至20世纪初，墨商、巴商经常以银圆（当时中国称其银圆为“鹰洋”、“墨洋”）作为流动货币，直接交换瓷器。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洋瓷的倾入和政局不稳，景德镇生产受到影响，出口美洲瓷器时而增加，时而减少，但仿古瓷和美术陈设瓷仍有一定数量出口美洲各国。
  1958年，通过国家调拨，有少量瓷器进入美洲市场。20世纪60年代，景瓷外贸市场转向美洲市场，出口北美洲的加拿大、南美洲的圭亚那和拉丁美洲的特立尼达等地，此外还出口古巴。70年代，中美建交后，美洲市场有所发展，出口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墨西哥、巴拿马、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牙买加、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圭亚那、特立尼达等。1978年后景瓷向美洲出口的国家和地区还增加了秘鲁、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等。1978～1985年，景瓷共向美洲市场出口瓷器5916.46万件，创汇金额247.33美元。在美洲市场上出口数量较多的国家地区是美国、加拿大。1978～1985年8年间，共向美国出口景瓷2875.157万件，向加拿大出口477.61万件，其他国家除古巴外数量一般较少。
  大洋洲市场 《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记载：“自清初至鸦片战争，中国瓷器不仅保持了明代在东南亚的市场。北方沙俄帝国也曾在我国定烧各种瓷器，美洲、非洲、澳洲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其他未见有景瓷销往大洋洲的记载。清末和民国时期，大洋洲国家和地区所需瓷器，皆系通过美洲、南亚和欧洲等地转销，与景德镇却未直接发生陶瓷贸易关系。
  20世纪50年代，景德镇与大洋洲诸多国家尚无陶瓷贸易往来。直至60年代以后，景瓷把外贸市场转向世界各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从此，传统市场不断恢复，新市场不断发展，大洋洲一些国家开始与景德镇直接发生瓷器贸易关系。1965年购买景瓷的只有新几内亚一个国家，1966年有2个国家，以后逐步增多，至1985年发展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几内亚、斐济、瓦努阿图、新赫里布底群岛、新厄里多尼亚等10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广州等口岸公司调拨和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自营出口以及广交会的贸易成交，总共向大洋洲国家和地区出口的陶瓷总量计305.84万件，换汇金额308.614万美元。其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销量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