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内销 唐元和十一年（816）秋，白居易《琵琶行》言及“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证实当时浮梁茶叶贸易自由。五代及宋代，“许人民自由贸易（但不得出境）外，天下之茶悉收买于官，而公卖之于民间。”清代境内生产红茶后，仅有少量的副脚茶销往边疆，绿茶内销也为数不多。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前夕，景德镇市场上有6、7家茶叶门市店，专门负责市场上的绿茶供应．有3家茶社，其中规模较大的叫复兴茶社，社址五龙庵，种有珠兰花，用以窨制香茶。也有一些挑茶担小贩，走街串巷叫卖茶叶。民国29年（1940）前后，浮梁绿茶多为高山茶，质高价低，茶农出售中档绿茶，每百市斤以大米计算，约值普通大米450～500市斤，当年7月份以后可值普通大米1000斤左右。
  1950年，茶内销开始分两个渠道，一是红茶的副脚茶销往边销茶加工单位或直接销往内蒙、黑龙江等地方的商业部门。中档和低档的红茶，部分卖给上海内销批发站，再由其转销国内市场；另一个渠道是由茶叶果品公司（有时称土杂公司）组织绿茶货源投放市场。1984年以前，茶叶归国家收购，茶农（包括茶场）自留茶不得超过茶叶产量的1％，不能自由贸易。1984年，国务院下达75号文件，对茶叶购销体制进行改革，除边销茶叶外，实行议购议销，市场放开。当年，市茶科所在市中山北路设有茶叶门市部，供应各种档次的绿茶和花茶，农贸市场上也有少量的绿茶销售。
  外销茶叶为国家主要大宗出口商品之一，历史上多为官办。民间经营茶叶始于两汉，正式外销则始于唐初。唐元和八年（813），“每岁出茶七百万驮（驮：唐代饼茶的计量单位，即饼茶一片），税十五万贯。”、“唐贞元九年始征茶税，以其十之一为税，每岁得钱四十万贯。”当时浮梁（区划包括现在安徽省祁门县的西南乡）是全国的茶叶贸易中心地之一，约占全国的茶叶贸易量和税收额3/8。16世纪末，中国茶叶大量输入欧美市场。1828年后，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而大量制作红茶，作为出口的主要商品。
  外销 红茶，过去没有标准样茶，也没有较稳定的牌价，而是随国际行情波动而升降。评茶方法是先扦取样茶，先红后绿，分级评价，一次定盘，是为“一盘珠。”北洋军阀时期，兴田的萃丰和昌华茶号的红茶，直运香港、九龙出售，每担售价纹银360两（十六两制），折合银元504元。上海红茶价，民国19～21年（1930～1932），高庄茶每担400元，中庄茶每担200元；23～24年，每担高庄茶为190元，中庄茶每担100元；25年，高庄茶每担240元，中庄茶每担100元左右。28～29年2月，浮梁红茶评价表上规定为60个等级，级差多数在5元之内，最高是一级为每担288元，最低是六十级为每担15元。从25～32年的8年中，大多数年份平均在130～170元之间。最高是30年，平均每担239元；最低是26年，平均每担75元。经过8年抗日战争，中华民族惨遭战争创伤，经济萧条，茶叶价格亦随之贱如糟糠，大面积茶园遭抛荒，产销一落千丈。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岀口商品，积极扶持和鼓励外销岀口茶的生产。1950年始，由外贸系统的国营茶厂精制加工岀口红茶,调拨给上海茶叶出口公司对外销售，即茶叶由国家统一收购,其外汇由国家兑换统一使用。1934年12月，全国茶叶生产会议公布,国家生产的红茶大部分岀口外销，出口一吨红茶，可交换10吨钢材或20吨汽油（折合1985年的牌价计算），每斤红茶价值16.40元.
  国内红茶销售，国家采取外贸系统内部结算的办法,先按内部调拨价计算，后按照“一厂一茶一价”的原则，照工厂实际成本加8～10%的利润结算。故经营只盈无亏。1965年,经省批准，景德镇市九龙山茶场试制出口精制红茶，执行外贸系统的内部调拨价。由于跨系统的原因，当年采取参照景德镇茶厂的毛茶工差损失标准，给予每担补价30.55元，由省茶叶公司直接补给九龙山茶场3.68万元。1966〜1971年,外贸系统不同意按系统内工差损失补给农业口，而精制茶仍执行外贸系统内部调拨价价，受到“不等价交换”的部分经济损失。1972年,精制茶调拨实行“一省一茶一价”的原则，解决精制红茶销售中“系统”间的矛盾，生产精制红茶的积极性再度得以调动。
  1954年以来.“浮红”与“祁红”同一个标准，一直是按照“同质同级同价”的原则办理。1983年以后，“浮红”与“祁红”在上海口岸同质同级不同价，标准级“浮红”比“祁红”低3.93%,每担茶相差18元.
  1972〜1985年，精制红茶调拨价有4次变动，以三级工夫红茶为中准级（原级系数为100%）。
  1950〜1985年，累计生产精制红茶41.86万担，其中外销红茶33.62万担，占80.32%。精制红茶销售价以1980年和1982年为最高。平均单价分别为每担298.75元和295.79元。市区7个精制茶厂销售情况，以景德镇茶厂最好，其次是西湖茶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