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1955年，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6个，入社农户1019户，占总农户的3.51％。次年春，建成50个高级社，入社农户21846户，占总农户的72％。同年秋季，又增加56个高级社。到年底，共有高级社117个，入社农户33925户，占总农户的99.83％。1956年，全面实行了高级社。
  高级社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公有制开始建立。高级社一般实行两级管理，一级核算（由高级社统一核算）。经营管理主要方法是：在搭配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基础上，建立生产队，每个生产队负责一个固定的作业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对生产队实行四定（土地、劳力、耕牛、农具）、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赔（超奖减赔）；实行评工记分，年终按工分分配；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一级核算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扣除农业税、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和公共积累后，剩下部分一般占总收入65％以上分配给社员。每年分二次进行，夏季一次称预分，年终一次称总分。在计算分配时，执行两级分配，按“三包合同”计算，实行收入到队，队里按劳动工分计算到户。队与队之间承认差别。在入高级社时，为了不侵犯中农利益，国家给贫农基金贷款，作为贫农入社时股分基金。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表后，浮梁县开始研究部署建社工作，历时25天，11月，将全县35个乡、157个高级合作社划分为10个乡、10个人民公社，实行乡社合一。
  人民公社为政社合一组织，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俱全。建社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核算，为“全供给制”的分配制度，公社为基本所有制，大队生产队为部分所有制。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论各户的劳力和人口多少，全部大揽大包，社员的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全部由公社包下来。
  1959年，实行公社、大队二级核算，为“半供给制”的分配制度。即基本口粮实行供给制，其他生活费用自理，大队作为基本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从净收入中扣除国家税金、集体积累和基本口粮后，按劳分配。仍然实行食堂制，口粮由食堂统管，口粮指标到户，凭票供应。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统一分配，生产队没有自主权。对社员生活实行包吃、包穿、包住、包医、包教育等“八包”、“十包”的供给制，大包食堂，集体吃饭、集体吃菜（公菜公饭），吃饭不要钱，每户留一口锅作浇水之用。由于夸大主观意志作用，超越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忽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各公社普遍出现“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瞎指挥风”、“高指标风”。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对生产队某些财产无代价上调，以公共积累为名目，过多地搞义务劳动，把生产队和社员的一些财产无偿地改归公社所有。片面地强调“一大二公”，结果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社员积极性。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通过《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明确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少30年不变。中共景德镇市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进行宣传贯彻，全面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狠刹了“五风”，返回“一平二调”的物款，恢复了自由市场，退回了社员自留地，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使人民公社逐步走上正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按“六十条”的规定，进行收益分配。“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评分”、“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一系列“左”的做法，使社员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社员口粮基本上没有提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逐步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先是缩小大队、生产队规模，后是划分作业组，落实生产责任制。
  1981年春，市福港公社在部分生产队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大包干”的分配方法。秋后，全市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6个月的时间，至1982年春，所有生产队都建立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到户的分配制度，其主要特点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首先将全部耕地评定等级，确定产量，按人口分配口粮，按劳分配责任田；也有的队按人口分田到户，国家农业税摊入田亩，由承包户缴纳。公共积累部分，绝大多数地方亦是摊入田亩，由承包户负担，剩下部分为承包户的收入，群众谓之“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来是自己的”。
  大队（村民委员会）提取的管理费，用于大队干部工分（工资）补贴和日常办公开支，公积金、公益金用于全村范围内的公共福利，如五保户开支、军烈属补助、民办教师工资、村办事业开支、民兵和党团员集训、会议经费等等。
  家庭联产承包以公有制为基础，坚持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指土地）公有制不变，坚持集体方向不变，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前提下，实行责任到户，分户经营，包干完成国家下达的农副产品交售和集体提留任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基本消除了“大锅饭”的弊端。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