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吉安县大学毕业的南下干部张冠军，本是全县首批入党、首批提拔的“红人”，素来历史清白。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县委接到张冠军老家河南省汝南县的一封群众检举信，指控张冠军解放前毕业于国民党军官学校，后历任国民党连、营、团级军官、警官等反动职务，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等等。尽管张冠军在停职反省中一再陈述：自己从小读书，1939年汝南乡师毕业后，一直在中、小学任教，直到解放参加南下。但经过“肃反”小组内查外调，认为群众检举属实。据此，张冠军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因抗拒坦白，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县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依法判处张冠军有期徒刑6年。1957年刑满后，张冠军因无家可归，留场就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张冠军开始向党和政府申诉。几次从黑龙江来到吉安县委信访室，但由于未举出新证，得到的答复是：你的政治历史问题，经过调查核实，证明原结论事实无误，你不要乘机翻案。面对这样的答复，张冠军仍然申诉不止，上访不停，历时五年的申诉，上书百余件，上访十余次，南北往返，连年奔波。1985年秋，张冠军再次南下，来到吉安中级人民法院，中院法官听完张冠军的申诉后，提醒张冠军：“你总说原判认定你的历史问题有出入，与你的历史事实不符，你能提出什么证据吗？在你的朋友中，是不是有与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相符的人？”经老法官这么一指点，张冠军茅塞顿开，他说：“我在汝南乡师读书时，有一位同班同学，借了我的军训毕业证，去报考当时的军官学校。听说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当官。但我们自那时分手后，一直无联系，现在也不知他的去向。”法官反问他：“借毕业证书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张冠军回答说：“我只知他名叫张铭彝，是汝南县城关镇人，其它一无所知。”法官对他说：“这个人物，可能与你的案件有关。尽管事隔几十年了，你还是要设法找到，可先从他家乡入手。”张冠军经法官指点，首先到汝南县城关镇，查到张铭彝的下落，然后辗转到上海市，在“六一”小学找到了他。张铭彝向这位阔别四十多年的老同学，道出他自军校毕业后的经历：“我借了你的军训毕业证，改名张冠军，考取了国民党中央战干军训第四团，毕业后在军队任职，任过连、营、团职务，后在浙江警察局任职。浙江一解放，我逃到上海，当店员和民办教师。1958年，我的历史问题被暴露，被上海市北郊区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5年，在青海省劳改农场服刑。刑满后留场就业，直到中央发出释放安置原国民党团县职人员的通知后，被遣回上海，安排在“六一”小学传达室工作。我一直沿用张冠军这个名字”。张冠军通过走访张铭彝，揭开了冤案之谜。他匆匆南下，再次来到吉安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上述情况并呈上一扎书证。以上新证，经过函调一一查证属实，认为：张冠军历史反革命一案，确系冤案。证据之一，张冠军原籍平舆县证明，张冠军1939年毕业于汝南乡师，后一直在本县及汝南县中、小学担任教员、校长等职，河南解放，他考入中原革命大学，后随军南下……。该证明与张冠军干部档案内的《干部履历表》及其一贯交代相一致。证据之二，张铭彝来信称：我原名张铭彝，1939年借用同班同学张冠军的军训毕业证，改名张冠军，考入国民党中央军委战干训练第四团，以后一直沿用张冠军之名。证据之三，上海市北郊区人民法院（58）刑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被告人张冠军，原名张铭彝……1939年借用张冠军证书，考入国民党中央军委战干训练第四团，故改名张冠军。1940年在国民党中央第一军任指导员……直至浙江解放被俘，后潜入上海市，历次运动拒不坦白，判处张冠军有期徒刑五年。该判决书所认定的历史罪恶，与吉安县人民法院认定张冠军的历史罪恶，不谋而合，完全一致，确系一顶帽子两人戴之误。据此，吉安中级人民法院于1985年12月29日作出再审判 决，宣告张冠军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