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钧(1504 - 1596),永新县人。颜钧是阳明学泰州学派的一位重要思想家。由于他的著作《颜山农集》、《耕樵问答》没有印行且多已亡佚,清顾炎武《明儒学案》、今人张学智《明代哲学史》等书中均语焉不详。清朝末年其残遗零散诗文被其后裔搜集整理编成《颜山农先生遗集》九卷刊印成册,但印数极少,流传不广,大都很快散佚。直至80年代其后裔献出遗存的唯一一部,经点校于1996年出版,为颜钧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颜钧少年时代跟随在外做官的父亲,识字不多,似乎混沌未开,十七岁才开始读书,直至二十五岁, 他的二兄颜钥入白鹿洞,听传王阳明致良知之学,手抄《传习录》,带回家给颜钧,他仔细品读王阳明的 “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十六字诀,静坐七犬七夜,自称“匕日闭关”,一旦豁然,忽觉醒悟。自此以后,自认王阳明为“道祖”,并师从泰州派徐樋、王艮,亲聆教诲。此后,即开始了他儿乎坚持一生的布道活动。开讲是他布道的主要方式,先在族里,然后在省内,逐渐到京城以至全国各地,随遇开讲,听讲者一次多至千人,盛况空前。参与会讲,发布告示也是他布道的重要方式。颜钧生性豪侠,坦诚无私,不分贵贱,善兵法,乐施予,以复兴圣学,拯救社会为己任,人视之为“侠儒”。
更重要的是,他对儒家经典、阳明心学有自己独到的悟解。人们把他的独到悟解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称为“大中学”。
他对儒家经典《大学》、《中庸》有其奇特的解释,他认为“大学”、“中庸”不是书的篇目,而是孔子用于传道的口诀。他的学生程学颜说:《大学》、《中庸》自汉以来皆视为书名,而“我师颜山农独指判曰: '此尼父自选传心口诀也。’”他对''大”、“学”、“中”、“庸”四字各作解释:“大”指方体之广,含明德、知物、意心身、家国天下等;此“大”需系之以“学”则是止、致、格、诚、正、修、治、齐、平,因而,“学”以助“大” 成中”指主宰无偏,含天命、性、道、睹、闻、隐、微、独、天地、万物等;此“中”需丽之以“庸”则为率、修、 戒、惧、见、显、慎、位、育等,因而,“庸”乃辅“中”者也。他把“大”、“学”、“中”、“庸”析为四个独立的概念,分别应用到相关的内容,既独立又互相联系,为理解研究《大学》、《中庸》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被视为惊世之论。
《易经》历来被视为儒家理论的总纲,抽象复杂,难以把握。颜钧把《易经》、《大学》、《中庸》结合起来,认为大学是说明明之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为立学之大本”中庸是说明率性,修道,慎独,中和, 为日常不偏之道。而《易经》中的潜、见、惕、跃、飞、亢六龙之变化,实际与大、学、中、庸交互变化,三者皆为“一”,是平实之学,易知易能,是简易之学。
他的“大中学”、“简易之学”大大地简化了儒学,也简化了学习儒术得圣人之道的过程。譬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先天之善性,往往因为利欲而丢失(“放心”几因此,孟子提出修养之道在“求放心”, 把丢失的善性找回来。而颜钧则将“放心”径直解释为将利欲之心放下,这种修养方式自然而轻松;再如在儒学著作里,“日用庸常”指日常生活,“日用庸常之为道”意即道在日常生活中。那么要得道成圣,必须通过日常的苦学苦寻。而颜钧则对“日用”作了另一种解释,他说:“日”即太阳,是自然之象;“用”是人身之身,是指“从心率性”之德、孝悌慈让弟友之行,因此“日用”即是道,是自然存在的,可以不虑不学而得道。
颜钧的率性而行.是对儒家圣学的特殊实践;儒禅兼济,是儒家思想的新型架构;放心体仁,是儒家修养的新方式;自立无私,是儒家人格的生动写照。总之,颜钧敢想敢做,自立宇宙,无所依托的人格,毫无拘束,勇于创新的精神,使他成为一位颇具个性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