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杨士奇（1365 - 1444）,泰和县人。明建文初荐入翰林院，永乐中入阁预机务，官至兵部尚书、加少保，历仕五朝。杨士奇是明前期白衣入相的传奇人物,杰出的政治家，同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是台阁体诗派的领袖人物。 杨士奇的诗文很注意与其身份协调，从而形成雅正平和、雍容典丽的风格，又形成了与其创作实践相适应的文论观点。他认为，作文当切于世用。他曾对太子朱高炽说:“如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裨于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杨士奇《圣谕录》卷中）他认为，为文作诗应当直接为治道服务，应当于治道有用，也就是为政治服务.“裨益治道”。又认为，作文当“本于学”、“根于理”。宋以后，以理学治国成为一种十分止统的治国理念，杨士奇辅政治国也牢牢把握住这一理念，移用于为文作诗，也主张“下笔为文滔滔，咸有根据”（《杨士奇文集》），而根据即儒学经典，程朱理学。他认为：“濂溪、二程、紫阳四先生皆道统之正宗，万物之元气，孔孟以来至矣哉，不可尚已。”（《杨士奇续集》）因此,为文作诗“本于学”，即本于儒家之学，“根于理”，即根于道统之理。同时，他强调文、行兼备，而以“行为之本”，作文当“发于性情之正”。他主张文1:之行在乎不违天理，而要做到不违天理，就必须按理学的要求修养自身，把修养的功夫放在内心的去欲存理上，以达到“中正”，如此，就可以有“性情之正”，也就可以达到行为不激不随，平和简静，雍容雅度，坦夷温厚。 从这种“中正”之行出发，写出来的诗文也就可以做到文如其人。他称赞金幼孜“为人简易、沉默，温裕有容”，因而“文章和平、宽厚，类其德性”，便是他心目中的为文作诗的理想境界。他还强调文风、诗风当 “各因其时”，“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他认为，杜诗深涵博厚，上追风雅，或谓变风变雅，是由国乱时衰决定的。王、孟、高、岑、韦诸子清粹典则，天趣自然，是开元盛世气象的反映，是因时而异。诗文如此,文风亦如此。他告诫身边的文人们，生当大明治平熙洽之世，自当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以鸣国家之盛。在文学语言方面，他主张为文作诗必须立言正大,合于中正之道。语言明白达意，委曲详尽，自然而有天趣,沛然而不寂寥,“如园林得春，群芳奋发,组绣烂然，可玩可悦”；辞气优柔深厚，从容平和，神韵端肃，内刚外和，涵永清温;法度森严，简而有法，“字字句句悉中矩幾”，“疏宕归于雅则”，“不越古之人矩度”，以典则正大为美。 杨士奇在审题立意、语词风格、审美情趣上的这些要求与整体的台阁派文风是浑然一体的,形成以他为领导人物的台阁体,影响明朝文坛数十年，后来竟流变成为一种专事称颂应酬的体式。《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凡文章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无不生弊，微独东里一派”，不能 “以末流放失”，而“遽病士奇与荣”。 杨士奇是政治家、文学家，又是目录学家。明代国家图书初藏于南京，成祖永乐初定都北京以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移藏于北京皇城左顺门北廊，未有完整书目。明英宗正统初，命移贮文渊阁东阁，杨士奇奉旨整理文渊阁藏书。他与学士马愉、侍讲曹鼐等对国家书库文渊阁所藏宋、辽、金、元以来的一万余部、近百万卷藏书“打点清彻，逐一勘对,编置字号，厘定部类”，于正统六年(1441)整理完毕，编成了国家书库书目《文渊阁书目》，共著录图书7297部,42600余册。《文渊阁书目》在分类上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而自创分类方法。文渊阁库藏依国朝、经类、史类、子类、集类、帖谱、法类、阴阳医农类、佛道类、志类等十个大类，又分三十九个子类，按《千字文》头五句自“天”至“往”二十号五十橱,又依次每部编号。《文渊阁书目》大致依库藏次序分类编号收录。 《文渊阁书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它打破了传统的四分法体系，不守四分法成规，自创了分类体系，对明代目录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私家目录多仿此而作,如常熟赵琦美之 《脉望馆书目》、毛晋《汲古阁藏书目》等。它著录图书丰富，基本上囊括了当时的官府藏书，在明清以来典籍散失严重的情况下，对于考校当时的图书状况具有极高的价值。鉴于这部书目在编纂上的缺陷，历代学者褒贬不一。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责备道：“其目不详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观者漫无考稽,此牵率之甚者已。”而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则曲谅之:“此目不过内阁之簿帐,初非勒为一书，如《中经簿》、《崇文总目》之属，必以撰述之体责之，未免失之苛矣。”《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 士奇等承诏编录, 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而徒草率以塞责，较刘向之编《七略》、荀勖之叙《中经》，诚为有愧……今阅百载，已散失无余，惟藉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