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内容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轰动海内外。其中尤以青铜器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大，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堪为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也属罕见。
从新干大墓出土的铜器群和陶器群来看，说明新干大墓所反映的文化性质，决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中原商文化的传播，而是属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从而再次证明，在3000多年以前，赣江流域确曾有一支与中原商周青铜文明并行发展着的土著青铜文化，有与中原殷商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个地域政权，也就是存在着一个有相当规模、国力强盛、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方国。
从新干商墓的规模之大，出土文物数量之多来看，墓主人应该就是这一政权或方国的最高统治者或其家族。
新干大墓发掘之后，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其中，对新干大墓主人居住的邑聚（方国）进行了研究。在刚发现新干大墓的几年里，许多学者认为大墓主人居住在吴城。随着近年来对大洋洲牛头城址调査和发掘的进一步深入，专家通过考古发掘资料推断大洋洲商墓的主人应生活在牛城，而不是吴城。
方国，方者国也。周称国，殷称方。作为方国，应具备哪些条件？我国史学家朱风瀚先生在《试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国家的物化表现形式》一文中认为，根据20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对商文明的记载，其主要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以宗庙、宫室等大型夯土台基宫殿建筑群为核心的都城（多数有规模宏大的较宽厚的城垣）的设立。
二、独立于一般非王贵族与平民墓地以外的大型陵墓区即王陵区的存在，王陵的规格远超出一般大中型墓的巨大墓室与丰厚的成组的随葬品。
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广泛地使用。
四、已能记载语言文字的应用。
牛城遗址位于江西省新干县城北约18公里处的大洋洲镇东北面的刘堎水库旁，京九铁路从其西北侧紧擦而过，属于平原边缘的丘陵地带。因城内杨家自然村内有一巨石形似牛头，俗称牛头城。城内文化遗存较为丰富，城内外主要文化遗物分布点有天花会山、莲花形山、荒山里、湖头山、刘堎村等。1984年3月，新干县人民政府以“牛头城遗址”的名称公布为第一批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28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以“牛头城址”为名称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6年冬天，新干县群众在加固中堎水库坝基的工程中，在大坝南山坡上挖出一批商代青铜器，计有大小青铜鼎5件、铜爵1件和陶片若干。这一发现引起了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的重视，并于1977年先后3次派考古学人员前往该地调查和钻探，采集和发掘了很多陶片，证实了牛头城是一座商周时期的古城址。
1982年至1983年，新干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实地勘察，采集到燕尾形铜鏃3件（菱形），圆锥形鼎足1件，印花硬陶片23块。这些文物收藏于新干县博物馆，为印证该城址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1988年九十月，因向吉铁路（向塘一吉安）选线通过牛头城一角，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和新干县博物馆对该遗址作了一次调查钻研和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在天花会山开10×10米探方两个，开5×5米探方一个，在学校通往水库管理局北缘的水沟处，清理残灰坑一座，合计发掘面积230平方米。出土和采集的小件器物和可复原陶瓷器共33件，按质料分，有石器、陶瓷和青铜器；按功用分，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大类。此次发掘调查，不仅出土了有相当于吴城遗址一至三期的文化遗物，而且还有一些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的文化遗物，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该遗址的认识，确认它是一处吴城类型商文化范围的重要文化遗存。在灰坑内，出土了相当于吴城第三期文化的陶器，发掘者认为这种器形在江西是首次发现，属中原商文化与本地晚年类型商文化相结合的产品。同时认为，在牛城遗址或许能找到商代与新石器晚期时代或周代之间的地层迭压关系。
1990年7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牛头城遗址以东1.5公里处的湖西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同时，对牛头城遗址进行复查。此次复查，共采集石器2件，分别是锛和鏃；陶瓷器残片117件，陶片绝大多数为硬陶。可辨器形有罐、尊、豆、鬲、鼎，纹饰以方格纹居多，绳纹、弦纹、菱形纹、叶脉纹次之，有少量的组合纹饰，凸方点纹、篮纹、云雷纹、锯齿状堆纹、编织纹占有一定数量。此次复查采集的商代文化遗物中，以吴城类型代表的文化遗存特征十分罕见，而以楚式鬲和陶瓷器上的编织、刻划等纹样最具特色。因此，该遗址文化内涵从西周开始发生了较大变化，吴越文化因素逐渐增加。吴城类型的商文化被逐渐融合到本地土著文化之中，表明楚文化在商末周初已经影响到赣江中游的新干一带。
前几次的调查与发掘只是根据采集和出土的遗物对牛头城的年代、性质做初步的推断。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对牛头城城墙只字未提。
2002年5月至7月，借助国家文物部门对赣江中游的古遗址进行航空探测的机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对牛城遗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我们对牛城城墙进行详细调查，基本弄清了城墙的保存情况及其走向。通过丈步测量，估算整个内外城墙总长约3500米，城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在城墙遗迹的调查基础上，我们对北城墙的西端作了凹入式解剖，出土陶片12块，初步推断该城墙是商代筑建的。
通过此次调查，第一次明确了牛城遗址的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采集的文物数量较多，纹饰丰富。从其特征分析，其年代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西周时期，即是商周时期一处的重要文化遗存。对城墙进行调查，发现牛城遗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内外城相套，保存完整。整个内外城墙根据地势而建，东面依山筑垣，南、西、北三面有护城河。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6年10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对牛头城址进行了首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目的考古发掘。通过调查、勘探，整个城址的外形为北窄南宽的梯形状，面积约40万平方米，由外城、内城及内河三部分组成。牛头城址的外城墙全长为2565米，内城城墙全长为1424.1米。
为了对牛城城墙的年代、结构、修筑方式有更全面科学的了解，再次对牛头城的南城墙进行了解剖。发现它的筑墙方式为夯筑，与吴城的堆筑不同，技术比其更先进，墙体也更牢固。城墙底部（接近生土层）发现了原始瓷折肩罐，这为确定城墙的筑造年代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初步推断为商代晚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墙底部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柱洞，其作用是连接二部分土层（可称之卯桩），使之牢固，不至偏移。这一做法在史前龙山时代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就已出现。
通过对天花会山的发掘，我们首次发现了江西境内的大型建筑夯土台基，其面积达5000平方米。在夯土台基的中部偏西位置发现了三条大型建筑基槽，从北向南，长度依次为19.11，10米，基宽度为656-1000厘米，其功能应该是宫殿或宗庙遗存。在这一大型建筑基址的四周，则分布着从中商至西周早期不同时段的建筑基址。大多数为圆形房子，主要为三类：一类以火塘为主体构成的联体房子，呈葫芦形；一类是由单个火塘构成的房子，应是当时人们举行聚会和饮食活动的场所；还有一类即是圆形房子，面积为5一30平方米不等，应是当时牛城居民的居址。根据夯土台基的位置和性质判断，这一区域应是当时牛城的贵族居住区。由于这一居住区有400年的历史，因此，不同时段的房子叠压打破关系较为复杂。据初步发掘和勘测，确定了有近百座的房子为商周时期建筑物。而那些大型的建筑基址没有打破关系，只有柱洞维修的遗迹，表明是宫殿或宗庙的所在地（约400年），并且神圣不可侵犯。
新干商代大墓其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可与中原商王陵相比拟。大量的青铜巨器彰显了王权的威严，王国的气派，以及唯我独尊的地位。青铜兵器更是大量出土，二百余件，地方特色浓郁，说明墓主人在当地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表明是一个方国军事、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两件大型青铜钺则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物，这表明墓主人掌握了当地方国的军权。
大洋洲商墓出土器物中，青铜铭文很少，仅有一件铜手斧形器，双面有刻划符号，一面柄部中间为阳文，另一面对应处为阳文。有学者推测为“朋”字，为货币单位。陶瓷器上发现的刻划文字与符号最多，占总字符一半以上，且大部分都刻划在折肩罐、折肩幕的肩部，只有少数刻在器底。这些刻划文字与符号大都与吴城遗址发现的相同，在吴城二期中也曾发现。尽管这符号目前我们还无法解释，但不能否认，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
2007年12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的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博士等专家来到牛头城址考古发掘现场。通过对牛头城址出土的陶器群组合，特征以瘦高型瘪档鬲为主，而吴城则以分档鬲为主。他们认为牛头城和吴城的差异性大于相似性；而从牛头城出土的棱座豆则与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棱座豆完全一致，在吴城却从未出土过。再加上牛头城与大洋洲的空间距离等各种因素，专家们一致认为大洋洲商代大墓的主人应生活在牛头城。应该说这给大洋洲商墓主人身份的种种猜测，划上了一个句号。
尽管牛头城址的很多文化面貌还没有完全被揭示，但通过对牛头城的调查、发掘，城堰保存完整，结构复杂，城内外文化遗迹丰富，再结合大洋洲商墓主陵及中堎水库贵族墓葬青铜器的出土，以及陶器上各种刻划字符，足以证明牛头城址完全具备了城邑同阶级阶层分化相结合的国家形态。毫无疑问，牛头城都邑城址是商周时期中国南方重要古代方国之一。
从新干大墓出土的铜器群和陶器群来看，说明新干大墓所反映的文化性质，决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中原商文化的传播，而是属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从而再次证明，在3000多年以前，赣江流域确曾有一支与中原商周青铜文明并行发展着的土著青铜文化，有与中原殷商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个地域政权，也就是存在着一个有相当规模、国力强盛、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方国。
从新干商墓的规模之大，出土文物数量之多来看，墓主人应该就是这一政权或方国的最高统治者或其家族。
新干大墓发掘之后，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其中，对新干大墓主人居住的邑聚（方国）进行了研究。在刚发现新干大墓的几年里，许多学者认为大墓主人居住在吴城。随着近年来对大洋洲牛头城址调査和发掘的进一步深入，专家通过考古发掘资料推断大洋洲商墓的主人应生活在牛城，而不是吴城。
方国，方者国也。周称国，殷称方。作为方国，应具备哪些条件？我国史学家朱风瀚先生在《试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国家的物化表现形式》一文中认为，根据20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对商文明的记载，其主要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以宗庙、宫室等大型夯土台基宫殿建筑群为核心的都城（多数有规模宏大的较宽厚的城垣）的设立。
二、独立于一般非王贵族与平民墓地以外的大型陵墓区即王陵区的存在，王陵的规格远超出一般大中型墓的巨大墓室与丰厚的成组的随葬品。
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广泛地使用。
四、已能记载语言文字的应用。
牛城遗址位于江西省新干县城北约18公里处的大洋洲镇东北面的刘堎水库旁，京九铁路从其西北侧紧擦而过，属于平原边缘的丘陵地带。因城内杨家自然村内有一巨石形似牛头，俗称牛头城。城内文化遗存较为丰富，城内外主要文化遗物分布点有天花会山、莲花形山、荒山里、湖头山、刘堎村等。1984年3月，新干县人民政府以“牛头城遗址”的名称公布为第一批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28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以“牛头城址”为名称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6年冬天，新干县群众在加固中堎水库坝基的工程中，在大坝南山坡上挖出一批商代青铜器，计有大小青铜鼎5件、铜爵1件和陶片若干。这一发现引起了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的重视，并于1977年先后3次派考古学人员前往该地调查和钻探，采集和发掘了很多陶片，证实了牛头城是一座商周时期的古城址。
1982年至1983年，新干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实地勘察，采集到燕尾形铜鏃3件（菱形），圆锥形鼎足1件，印花硬陶片23块。这些文物收藏于新干县博物馆，为印证该城址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1988年九十月，因向吉铁路（向塘一吉安）选线通过牛头城一角，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和新干县博物馆对该遗址作了一次调查钻研和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在天花会山开10×10米探方两个，开5×5米探方一个，在学校通往水库管理局北缘的水沟处，清理残灰坑一座，合计发掘面积230平方米。出土和采集的小件器物和可复原陶瓷器共33件，按质料分，有石器、陶瓷和青铜器；按功用分，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大类。此次发掘调查，不仅出土了有相当于吴城遗址一至三期的文化遗物，而且还有一些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的文化遗物，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该遗址的认识，确认它是一处吴城类型商文化范围的重要文化遗存。在灰坑内，出土了相当于吴城第三期文化的陶器，发掘者认为这种器形在江西是首次发现，属中原商文化与本地晚年类型商文化相结合的产品。同时认为，在牛城遗址或许能找到商代与新石器晚期时代或周代之间的地层迭压关系。
1990年7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牛头城遗址以东1.5公里处的湖西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同时，对牛头城遗址进行复查。此次复查，共采集石器2件，分别是锛和鏃；陶瓷器残片117件，陶片绝大多数为硬陶。可辨器形有罐、尊、豆、鬲、鼎，纹饰以方格纹居多，绳纹、弦纹、菱形纹、叶脉纹次之，有少量的组合纹饰，凸方点纹、篮纹、云雷纹、锯齿状堆纹、编织纹占有一定数量。此次复查采集的商代文化遗物中，以吴城类型代表的文化遗存特征十分罕见，而以楚式鬲和陶瓷器上的编织、刻划等纹样最具特色。因此，该遗址文化内涵从西周开始发生了较大变化，吴越文化因素逐渐增加。吴城类型的商文化被逐渐融合到本地土著文化之中，表明楚文化在商末周初已经影响到赣江中游的新干一带。
前几次的调查与发掘只是根据采集和出土的遗物对牛头城的年代、性质做初步的推断。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对牛头城城墙只字未提。
2002年5月至7月，借助国家文物部门对赣江中游的古遗址进行航空探测的机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对牛城遗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我们对牛城城墙进行详细调查，基本弄清了城墙的保存情况及其走向。通过丈步测量，估算整个内外城墙总长约3500米，城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在城墙遗迹的调查基础上，我们对北城墙的西端作了凹入式解剖，出土陶片12块，初步推断该城墙是商代筑建的。
通过此次调查，第一次明确了牛城遗址的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采集的文物数量较多，纹饰丰富。从其特征分析，其年代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西周时期，即是商周时期一处的重要文化遗存。对城墙进行调查，发现牛城遗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内外城相套，保存完整。整个内外城墙根据地势而建，东面依山筑垣，南、西、北三面有护城河。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6年10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对牛头城址进行了首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目的考古发掘。通过调查、勘探，整个城址的外形为北窄南宽的梯形状，面积约40万平方米，由外城、内城及内河三部分组成。牛头城址的外城墙全长为2565米，内城城墙全长为1424.1米。
为了对牛城城墙的年代、结构、修筑方式有更全面科学的了解，再次对牛头城的南城墙进行了解剖。发现它的筑墙方式为夯筑，与吴城的堆筑不同，技术比其更先进，墙体也更牢固。城墙底部（接近生土层）发现了原始瓷折肩罐，这为确定城墙的筑造年代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初步推断为商代晚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墙底部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柱洞，其作用是连接二部分土层（可称之卯桩），使之牢固，不至偏移。这一做法在史前龙山时代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就已出现。
通过对天花会山的发掘，我们首次发现了江西境内的大型建筑夯土台基，其面积达5000平方米。在夯土台基的中部偏西位置发现了三条大型建筑基槽，从北向南，长度依次为19.11，10米，基宽度为656-1000厘米，其功能应该是宫殿或宗庙遗存。在这一大型建筑基址的四周，则分布着从中商至西周早期不同时段的建筑基址。大多数为圆形房子，主要为三类：一类以火塘为主体构成的联体房子，呈葫芦形；一类是由单个火塘构成的房子，应是当时人们举行聚会和饮食活动的场所；还有一类即是圆形房子，面积为5一30平方米不等，应是当时牛城居民的居址。根据夯土台基的位置和性质判断，这一区域应是当时牛城的贵族居住区。由于这一居住区有400年的历史，因此，不同时段的房子叠压打破关系较为复杂。据初步发掘和勘测，确定了有近百座的房子为商周时期建筑物。而那些大型的建筑基址没有打破关系，只有柱洞维修的遗迹，表明是宫殿或宗庙的所在地（约400年），并且神圣不可侵犯。
新干商代大墓其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可与中原商王陵相比拟。大量的青铜巨器彰显了王权的威严，王国的气派，以及唯我独尊的地位。青铜兵器更是大量出土，二百余件，地方特色浓郁，说明墓主人在当地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表明是一个方国军事、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两件大型青铜钺则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物，这表明墓主人掌握了当地方国的军权。
大洋洲商墓出土器物中，青铜铭文很少，仅有一件铜手斧形器，双面有刻划符号，一面柄部中间为阳文，另一面对应处为阳文。有学者推测为“朋”字，为货币单位。陶瓷器上发现的刻划文字与符号最多，占总字符一半以上，且大部分都刻划在折肩罐、折肩幕的肩部，只有少数刻在器底。这些刻划文字与符号大都与吴城遗址发现的相同，在吴城二期中也曾发现。尽管这符号目前我们还无法解释，但不能否认，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
2007年12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的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博士等专家来到牛头城址考古发掘现场。通过对牛头城址出土的陶器群组合，特征以瘦高型瘪档鬲为主，而吴城则以分档鬲为主。他们认为牛头城和吴城的差异性大于相似性；而从牛头城出土的棱座豆则与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棱座豆完全一致，在吴城却从未出土过。再加上牛头城与大洋洲的空间距离等各种因素，专家们一致认为大洋洲商代大墓的主人应生活在牛头城。应该说这给大洋洲商墓主人身份的种种猜测，划上了一个句号。
尽管牛头城址的很多文化面貌还没有完全被揭示，但通过对牛头城的调查、发掘，城堰保存完整，结构复杂，城内外文化遗迹丰富，再结合大洋洲商墓主陵及中堎水库贵族墓葬青铜器的出土，以及陶器上各种刻划字符，足以证明牛头城址完全具备了城邑同阶级阶层分化相结合的国家形态。毫无疑问，牛头城都邑城址是商周时期中国南方重要古代方国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