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方鄱阳湖赣江流域，上世纪70年代发现樟树吴城遗址之后，80年代，又相继发现瑞昌铜岭青铜矿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这些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谱写了南方古代文明的新篇章。特别是新干商代大墓的发现，表明所谓“荒蛮服地”的南方，与中原一样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
  新干商代大墓在考古界是“吴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考古学文化一样，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受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影响。随着自身势力的不断强大、扩张，不断吸收各种先进文化因素最后才形成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新干商代大墓岀土的器物能够很好地印证这一点。
  赣江中下游地处鄱阳湖和幕阜山、罗霄山脉之间，北靠长江，南通赣江中、上游，从长江进入赣江，溯江而上，在江西大余县翻越大庾岭这条古驿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向岭南的主要通道，既是中原地区进入赣中腹地和通向岭南的主要通道，又是江西对外交往的门户。这一独特的交通区位特点，使得这里成为多种文化交汇之处，各种文化在此接触、碰撞、进退、融合。因此，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时，必须充分认识该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
  考古发现表明，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这里不仅是江西古代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一直是长江中游地区古代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已经影响波及这一地区。新干商代大墓出土器物表明，这一区域是在中原商文明的启发下产生的青铜文明，在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带有浓郁的商文化色彩，越往北，商文化色彩愈浓，反之，则土著特色愈鲜明。商代早期，由于商王朝政治、军事力量的猛烈扩张，带来了商文化的迅猛扩展。南下的商文化，不仅在江汉平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区（商文化荆南寺类型、盘龙城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改变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给长江以南的土著文化以极为强烈的影响。这样，在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岗时期的各支土著文化无不或强或弱地打上了商文化的烙印。随着商人大规模南下，盘龙城的建立，商人势力直逼长江边。盘庚迁殷后，商王朝政治重心北移，盘龙城、铜鼓山、荆南寺等据点被放弃，商王朝势力总体上从南方撤退至大别山以北。与此同时，各地土著文化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表现是从殷墟一期开始，商文化因素迅速消退和地方青铜文化的迅速繁荣。吴城三期文化面貌的新变化，正是在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历史文化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在吴城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同时，在广大的中原地区是强大的殷商王朝统治。在商王国的王畿之外还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方国和部落。这些方国和部落与商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均臣服于商中央王朝，有向王室定期纳贡、戍边、随同商王狩猎和出征等义务，而且商王可随时命令诸侯从事某项活动。
  据日本学者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一书中的统计，甲骨文中提到的方国称侯的有51个，称伯的有40个。其中就有“虎”和“虎方”。考古发现表明，吴城文化的确与商文化之间有不寻常的联系，吴城文化中相当数量的中原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器、陶器和玉石礼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与甲骨文中所反映的虎方与商中央王朝的关系是基本一致的，吴城文化就是虎方的考古学文化。
  赣鄱流域作为长江中游地区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隔江相望，地域的接壤，使得二者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接受了大量商文化的影响。当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接受一种新的外来文化因素，必定有其条件和动机。我们认为，以争夺铜资源为中心的边境贸易和战争，也是双方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形式，铜成了其媒介。文献中关于商王朝对南方铜资掠夺的记载颇多。周代铜器铭文中“俘金”的记载屡见不鲜。俘金的地点多在淮夷的领域内。昭王的过伯殷铭：“过伯从王伐荆，俘金，用作宗室尊彝。”《传·鲁颂·泮水》记：“既克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所谓南金就是南方生产的铜。《曾伯霖簋》铭：“克狄淮夷，卵（抑）燮鲧汤，金道锡行。”所谓“金道锡行”，是指中原通往江南对铜锡资源掠夺的贸易之路。铜资源的争夺使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得到有机地融合。
  瑞昌铜岭铜矿是目前已知商代被开采的唯一一处古铜矿，在当时一定引起商王室的重视。商王为了获得确保“祀与戎”两件国家大事所必需的铜，完全有可能要求虎方进贡铜或直接制造青铜器进贡，从而使得虎方有机会接触中原先进的商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吴城文化在多个方面都承袭了中原商文化的各项成果，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商文化政治制度、宗教习俗方面的借鉴和引入。吴城文化接受中原商文化，是在贵族系统和平民系统两个层次中进行的。很多专家在全面研究商时期中原商文化与周边文化后发现，二者在陶器、青铜工具、武器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在青铜礼器方面则具有较大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中原商文化同周边文化在思想观念上的认同和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方面趋同的物化形式的表现，进而提出存在一个“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的论点，周边文化受中原商文化影响，接受中原礼乐文化，向中原商文化礼制靠近，在整个过程中，中原商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是主流，新干青铜文化的情况大致如此。
  新干大墓遗址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体现文化的多元化。根据对墓中出土器物分析排比，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殷商式。属于这一类的青铜礼器有方卣、分档圆肩鬲、三足提梁卣、甗、壶、鸟耳夔形扁足鼎、锥足圆鼎、柱足圆鼎、四羊罍和瓿、瓒等，共16件。青铜兵器和生活用具有直内戈、长脊宽翼鏃、长脊短翼鏃、小型方内钺、胄以及耒、耜、箕形器等。它们从器类、器形、纹饰到冶铸技术，都与商文化的青铜器无大的差异，它们之间保持了较多的共性，几乎完全由殷商青铜文化中脱胎而来，显示出其对商文化的模仿，反映了商文化对吴城文化的影响。
  第二类是融合式。属此类的青铜礼器较多，有柱足圆鼎、兽面纹锥足圆鼎、方鼎、虎形扁足鼎、瓿形鼎、鬲形鼎、甗、鱼形扁足鼎、联裆圆肩鬲、假腹豆和匕等，共计40件。青铜兵器有II式直内戈、长脊窄翼鏃、直脊翘首刀、曲脊翘首刀、方内钺等。器物组合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这群器物虽具有一些地方特色，但从基本形态特征、主体纹饰及器物功能上可以看出，它们仍然是从商器中脱胎而来的，只是存在个别方面的增减改变，差异是大同中的小异。
  第三类是土著式。此类器物的种类和造型乃至装饰纹样都是南方土著民族的独特创造，在中原地区从未见过。属此类的青铜礼器只有瓿形鼎、折肩鬲、假腹盘和三足提梁卣等四件，只占容器总数的3.4%。青铜器乐则有镈、铙等四件。兵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器类复杂，形式诸如短矛、特短柳叶形矛、异形矛、Ⅳ式戈、Ⅰ式曲内戈、Ⅱ式曲内戈、Ⅱ式长脊镂孔宽翼鏃、Ⅰ式长脊直刃窄翼鏃、Ⅰ式无翼鏃、Ⅱ式无翼鏃、Ⅲ式无翼鏃、銎内钺以及空刃剑、匕首和镂孔锋丸器等。这类青铜器数量多，器类庞杂，多数不见于商器中，风格清新，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真正体现了新干青铜文化的自身文化特征。
  第四类是先周式。器类和形制不见于商王朝中心的中原大地，却在陕、晋地区的先周文化遗存中多有岀现，是周人固有的一些独创器物。属此类的器物数量很少，且只有青铜兵器、Ⅴ式长胡三穿戈、长条带穿刀和勾戟等共4件。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陶瓷器具有更多的吴城文化的地域特征，从造型、纹饰及质地来看，大洋洲无釉陶器中原文化因素与吴城文化因素并存，而带釉陶器与原始瓷则是纯粹的吴城文化器物。
  新干大墓出土的玉器加工明显地打上了商文化的烙印。
  陶瓷器和青铜器所呈现的文化特征则表明，新干青铜文化具有自成一系的鲜明特色，与中原商文化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不见觚、爵，不仅仅是随葬品方面器物组合的不同，它们可以反映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新干大墓出土的陶器主要是鬲、罐，是炊器和贮器，代表的是重饮食的文化传统，与殷人以觚、爵为中心组合的酒器所表现的酒政明显不同，与周人的重食作风相似，这是新干青铜文化不同于商文化的表现。这说明新干青铜文化在接受中原商文化的时候，是有所保留和有所选择的，以不改变本民族所固有的礼仪制度、生活习俗与民族传统为前提，是不失主体的一种文化交流，地方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应该是我们客观认识和正确评价新干青铜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关键所在。因而新干青铜文化不能归入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而是确定为一支独立发展的地方青铜文化的结论是正确的。
  高度繁荣发达的新干青铜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吸收、融合中原先进的商文化的同时，也对商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商王室所需要的战略资源铜可能主要是从南方瑞昌铜矿获得的。湖北盘龙城、河南郑州、安阳、陕西周原等地的墓葬中均有少量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出土。在郑州商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均出土于有青铜容器伴出的贵族墓中，属于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珍贵器皿，一般的平民墓中绝不见出土。盘龙城遗址出土了可复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76件，其中27件出土于14座墓葬中，与青铜器、玉器一同殉葬，足见其珍贵。中原地区的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王都所在地，均没有发现专门制作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手工业作坊，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造型和纹饰，与当地普通的陶器差异很大，微量元素方面也有明显差异，而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则高度一致。与此同时，包括吴城文化在内的东南地区，陶瓷制造业高度发达，吴城遗址是商代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烧造中心，代表了当时陶瓷烧造的最高水平，中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是从吴城文化输入的，或认为是在中原烧造的，那也是在吴城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新干先民不仅在瑞昌铜岭开采了铜矿，在牛头城建立了雄伟的都城，而且还有着同中原一样灿烂而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当然，影响是双向的、多边的。新干地处长江中游以南，在中原商王朝文明的影响下步入文明时代，在赣江、鄱阳湖区域创造了一个自成一系、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它的科技水平、艺术、文化水平，以及总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比中原地区的商王朝逊色。某些领域，如青铜冶炼铸技术、印纹硬陶、釉陶和原始瓷器的烧制技术，可能还要超过中原。与商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吸收、借鉴、交流和融合，与中原商文明交相辉映，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