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内容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古人认为天道与人道或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相生相应。《庄子▪达生》中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古代统治者把自己比做天帝的儿子，是神的化身，神赋予了他一切主宰人类和自然界的力量。天人合一后，他就率领臣民，执行神的旨意。
商代的统治者，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精神传统道德。对天的礼敬演变成对帝（或天帝）的崇拜，把对地的礼敬演变成对名山大川的祭奠，对农业收成的担心，演绎成对风、雨、云、雷、土及谷神的崇拜，把对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演变成正式的敬祖活动。人们认为，帝或上帝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王为上帝之元子，受命于天，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通过敬天，来威慑和统治万民。他们宣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的生死病痛都是上天主宰和鬼神施崇的结果，因而，迷信很浓，遇事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上帝和鬼神的意愿，并经常进行祭祀，以乞求神灵和祖先降服庇佑。
商代社会的人民还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中，他们仰仗自然的恩泽而生存，同时又在无情残酷的自然现象面前，对各种不可知的物象产生了神秘的认识和敬畏的观念。人们在这种观念认识支配下，构造了“万物有灵”的形象世界。青铜艺术表现出神力兼并万物的倾向，以权力强化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事事占卜，事事问神，用青铜礼器来供奉神灵，祭祀社稷、祖先，以酒为醴，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礼记▪运动》）。因此宗教和礼法的神圣化，导致青铜艺术造型及纹饰的神秘意味。
青铜器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是在不同场合用来祭祀鬼神和其他诸神的。因此，青铜器物的首要任务不是为人服务，而是服务于神。青铜礼器用以烹煮、盛装祭祀物品献给诸神，用乐器演奏祭神之乐以娱神，沟通神人以求神灵保佑。
青铜器纹饰作为神人关系的中介物的图像标志，其根源于图腾崇拜，具有符号的意义，能够为同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和本集团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诸鬼神仙灵所认同。它的纹饰内容相当复杂，并且有许多都是很怪诞的，这些纹饰物象大都是指传说中的天地山川百神。《山海经》中反映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关此类物象的描写是很多的。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一卓越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商、周青铜器上纹饰的社会意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种种纹饰的形象，重要的并不是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幻想。
上古人类社会各个氏族、部落都有崇拜自然界一切事物的习俗，我国上古社会中的氏族、部落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有的崇拜日月山川，有的崇拜飞禽走兽，这种崇拜的对象就是图腾。图腾是一种自然形象，比较多的是动物形象，这与先辈的狩猎生活经历密切联系。原始氏族认为这种自然形象与他们本氏族有着特殊的关系，视之为本氏族的祖先或保护神，因此无比虔诚的敬奉它，崇拜它。
新干出土的这件伏鸟双尾虎，区区一只小鸟竟坐在百兽之王的身上，似立似骑，而老虎呈半卧欲奔之势。经考古专家考证，该件文物为当地土著先民所属民族的族徽，即图腾物。
伏鸟双尾虎和玉羽人都饰有鸟状纹饰，玉羽人形象更具有神人意味，它有机地把人、兽、鸟集于一身，是该地区土著居民鸟图腾和鸟崇拜的一种反映。商族认为自己的始祖是玄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表明商族以玄鸟为图腾，而玄鸟就是凤。凤是传说中的神鸟，自然界美丽羽饰和华丽鸟冠的集大成者。那时候的青铜器纹饰有大量的凤纹出现，被早期的青铜史称为凤纹时代。凤又象征风，凤鸟就是风神，风对农作物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对凤及其同类的崇拜，实际上也是对风这个自然力的崇拜，青铜器上这种凤纹只是使幻想的自然力形象化罢了。
当时的古人非常崇拜日月神，并把这一思想体现在青铜器的装饰上。如新干青铜豆浅盘内饰有的日光火焰纹，“亚”（读勿）字形镂孔，这是当地先民用于祭拜太阳神的纹饰。火纹旧称圆涡纹、涡纹或四纹，其形状似太阳之像，似一团发出光焰的天火，《周礼▪冬官▪考工记》有“火以圜”的记载。火纹是太阳的樗，因此它的特征是圆形的，中间略有凸起，沿边有四至八道旋转的弧线，表示光焰的流动。青铜器上最早的火纹见于夏代晩期斝的腹部，形式比较原始，只有圜形，而没有火焰旋转的弧线。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火神是祝融，当时对火神的祭祀是非常重视的，青铜器上的火焰纹反映了商代对于火这一伟大自然力量的崇敬。
人们对伟大自然力的无限敬畏，会促使神话的产生。而它们往往都明显地带有生产斗争的背景，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认识水平。我们看到新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都饰有兽面纹以及用虎、凤、鹿、羊、蝉等等一些动物做的造型纹饰。商代奴隶主贵族祭祀天地，怀柔百神，以自己统治的模式来设计他们的天国。各种自然力在人们脑海中幻变成的怪物，被奴隶主贵族视为统治秩序和阶级利益的保护者。这些青铜器上被施以各种怪诞的图像，有利于神权的统治，有助于天命论的宣扬。
在新干出土的青铜器中，以礼器居多，以祭祀为主，可见当时的人们特别是上层阶级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心理。和其他地方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一样，纹饰以饕餮纹居多，饕餮是商及西周早、中期最为流行的一种纹饰，其基本形状是一具狰狞可怖的怪兽，结构比较抽象化和公式化，中间是鼻梁，鼻两侧是两只巨大的眼睛，眼睛下面有相对且上弯的勾纹，形似巨大的吞口和獠牙，抓人心魄；吞口两边有时有锐利的爪子，角在眼睛的上面；如果有身体或尾巴就在眼睛两边左右对称展开。展开的身体有时还与鸟纹相连，可以明显看见两只鸟头部的侧面形象。这种饕餮形象由于比较抽象且以线条勾勒，需要反复看过以后才能在繁复的青铜纹饰中辨别出来，特别是那些有“三叠”纹饰的铜器，由于在主纹宽大的纹路上又阴刻了一些纹饰，与主纹空白处的地纹联成一片，更不易将其形象识别出来。
古书上关于饕餮有很多种说法，《左传》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晋人杜预解释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此为贪婪极恶之辈，是人而非兽。《左传》又说:“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形象为人面牛身的怪兽。也有人说是人面羊身，或直接认为就是蚩尤。总之，饕餮在很早时就被确立为贪婪的象征。
青铜器上这种饕餮纹，亦称兽面纹。饕餮纹的威严、恐怖、神秘、诡异、残酷、凶狠的形象，始终指向一种无限的力量，指向某种似乎是超出人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一些在生活中解释不了的事情，却又想去努力解释，最后促使其走向了唯心的神。这是那时候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统治阶级那些劳心者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利用它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这些青铜图像当然有助于造成一种严肃、静穆和神秘的气氛。奴隶主对此尚且作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当然更能以此来吓唬奴隶了。
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的影响表现了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在青铜器上用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 “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
新干大墓出土的双面神人铜头像，是以双面的人首作为整个器物的造型，通高53厘米，角距38.5厘米。形体扁平，上宽、下窄、中空；两面均有内空的圆凸目，竖耳，露齿大口；头顶正中有圆管，两侧各生一角，角端外卷；器下有方銎。整个形象显得神秘、狰狞而又恐怖。
以人首为题材的商代青铜制品，有不少出土例子，但多为单层的高浮雕或面具形器物。这种立体雕式的中空人首造型，仅见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的出土物。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共出土这类青铜头像数十件，虽大小有别，但均为造型十分写实、尺寸不一的人头形，颈部作成倒三角形，以象征被杀的“人牲”。新干出土者则不然，它是一件形体呈扁平，两边皆为人面的器物。其功用不仅有异于高浮雕式的面具，亦异于那种立体的写实人首。同墓之中还出土有两件带人首纹的青铜器：人首纹戈和双目纹铲。
这件双面神人铜头像存在，反映出商代巫风盛炽。巫师的职责乃贯通天地，上天见神，使神降地。此头像半人半神的形象正与通行于人神之间的巫师身份符合。顶上插羽冠，下部方銎安装木柄，管銎相通，既可舞之而祀神求福，又可立之而炫耀门庭。上管圆、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相合，也寓含其贯通天地之功能。
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很多自然现象（如旱灾、涝灾）都无法用科学来解释，这时巫就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桥梁，用祭祀来向神灵求福消灾。祭天在寰丘，祭地在社，祭谷在稷，祭祖在宗庙。
《礼记▪表记》谓：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这是对商王朝迷信鬼神作了一个概括的表述，即：商王室领导全民敬事鬼神，重鬼神轻礼教，重罚轻赏，虽有尊严但不可以亲近。在那时，商王朝的统治者既然想要“率民以事神”，就必须要有个统一的信仰。商以前或更远一些的各种自然神的崇拜是分散的，他们各取所需。商王朝的巫师们非常的聪明，他们了解夏王朝“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的情形，于是创造出天帝（帝）和祖先神来作为全民共同信而不疑的两位大神，并将商王室的先公远祖和先王安排为能替上帝管理人间一切事，以达到 “天人合一”。
祭祀的对象就是神灵，神灵的产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思维简单，富于幻想，对于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神秘而恐惧。天上的风云变幻、日月运行，地上的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视为由神灵主宰，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人类对自身的生老病死、幻觉梦境，也是难以理解的。古代先民相信，人死后其灵魂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人的灵魂能与生者在梦中交流，并可以作祟于生者，使其生病或遭灾。这种敬畏众神的心理便是祭祀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
最初的祭祀活动比较简单，也比较野蛮。人们用竹木或泥土塑造神灵偶像，或在石岩上画出日月星辰野兽等神灵形象，作为崇拜对象的附体。然后在偶像面前陈列献给神灵的食物和其他礼物，并由主持者祈祷，祭祀者则对着神灵唱歌、跳舞。现今江西农村还有每逢年节罩套面具，群跳傩舞，驱邪逐疫，以祈求丰年的习俗。
新干岀土的羊角青铜兽面，是巫师通神时所用的面具。巫师本为常人，通神之事，非人可为，似神才能近神。巫师凭借面具改头换面，带领善男信女与他一起跳皇舞来祭拜众神。这件器物胎体甚薄，高16.5厘米，宽21.2厘米；正面为浮雕状的省体兽面，“臣”字形目眶，圆目大而凸，两支粗宽的羊角外卷；眼实不透，亦无銎管，无法系戴或固定，只能手持遮面。
商周时代的青铜面具，先后从河南安阳的殷墟西区701号墓、陕西城固苏村、西安老牛坡10号和40号墓、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山东滕县前掌大墓葬、河南禹县和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出土70余件。面具亦称假面，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上，自古至今被广泛地使用于狩猎、图腾、妖魔、医术、追悼、头盖、鬼魂、战争、人社、祈雨、祭祀等场合，而尤以祭祀巫术中使用得最多。我国古籍中，颇不乏戴面具舞蹈的记录。如果说“百兽率舞”、“鸟兽蹈跄，凤凰来仪”之类的记载尚嫌笼统的话（《尚书》），那么“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箎”则是典型的假面化妆祭祀活动（《西京赋》，注曰：“罴、豹、熊、虎，皆为假头”）。那些羊角兽面正适于巫师们在表演模拟巫术或进行祭祀时，作为法具使用。
巫师戴着面具在那里装神弄鬼的同时，又唆使愚昧的民众用残忍的方式来祭拜神灵或祖先。他们用活人和牲畜向神灵致敬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它，请它帮助人们达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人们把这一人间的通则加于神灵身上。所以，祭祀从本质上说，是对神灵的讨好与收买，是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
总之。不论是青铜器还是各种各样的纹饰，以及各种神人面器，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通过崇拜神灵，体现他们的意志，以达到“天人合一”。
商代的统治者，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精神传统道德。对天的礼敬演变成对帝（或天帝）的崇拜，把对地的礼敬演变成对名山大川的祭奠，对农业收成的担心，演绎成对风、雨、云、雷、土及谷神的崇拜，把对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演变成正式的敬祖活动。人们认为，帝或上帝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王为上帝之元子，受命于天，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通过敬天，来威慑和统治万民。他们宣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的生死病痛都是上天主宰和鬼神施崇的结果，因而，迷信很浓，遇事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上帝和鬼神的意愿，并经常进行祭祀，以乞求神灵和祖先降服庇佑。
商代社会的人民还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中，他们仰仗自然的恩泽而生存，同时又在无情残酷的自然现象面前，对各种不可知的物象产生了神秘的认识和敬畏的观念。人们在这种观念认识支配下，构造了“万物有灵”的形象世界。青铜艺术表现出神力兼并万物的倾向，以权力强化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事事占卜，事事问神，用青铜礼器来供奉神灵，祭祀社稷、祖先，以酒为醴，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礼记▪运动》）。因此宗教和礼法的神圣化，导致青铜艺术造型及纹饰的神秘意味。
青铜器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是在不同场合用来祭祀鬼神和其他诸神的。因此，青铜器物的首要任务不是为人服务，而是服务于神。青铜礼器用以烹煮、盛装祭祀物品献给诸神，用乐器演奏祭神之乐以娱神，沟通神人以求神灵保佑。
青铜器纹饰作为神人关系的中介物的图像标志，其根源于图腾崇拜，具有符号的意义，能够为同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和本集团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诸鬼神仙灵所认同。它的纹饰内容相当复杂，并且有许多都是很怪诞的，这些纹饰物象大都是指传说中的天地山川百神。《山海经》中反映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关此类物象的描写是很多的。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一卓越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商、周青铜器上纹饰的社会意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种种纹饰的形象，重要的并不是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幻想。
上古人类社会各个氏族、部落都有崇拜自然界一切事物的习俗，我国上古社会中的氏族、部落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有的崇拜日月山川，有的崇拜飞禽走兽，这种崇拜的对象就是图腾。图腾是一种自然形象，比较多的是动物形象，这与先辈的狩猎生活经历密切联系。原始氏族认为这种自然形象与他们本氏族有着特殊的关系，视之为本氏族的祖先或保护神，因此无比虔诚的敬奉它，崇拜它。
新干出土的这件伏鸟双尾虎，区区一只小鸟竟坐在百兽之王的身上，似立似骑，而老虎呈半卧欲奔之势。经考古专家考证，该件文物为当地土著先民所属民族的族徽，即图腾物。
伏鸟双尾虎和玉羽人都饰有鸟状纹饰，玉羽人形象更具有神人意味，它有机地把人、兽、鸟集于一身，是该地区土著居民鸟图腾和鸟崇拜的一种反映。商族认为自己的始祖是玄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表明商族以玄鸟为图腾，而玄鸟就是凤。凤是传说中的神鸟，自然界美丽羽饰和华丽鸟冠的集大成者。那时候的青铜器纹饰有大量的凤纹出现，被早期的青铜史称为凤纹时代。凤又象征风，凤鸟就是风神，风对农作物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对凤及其同类的崇拜，实际上也是对风这个自然力的崇拜，青铜器上这种凤纹只是使幻想的自然力形象化罢了。
当时的古人非常崇拜日月神，并把这一思想体现在青铜器的装饰上。如新干青铜豆浅盘内饰有的日光火焰纹，“亚”（读勿）字形镂孔，这是当地先民用于祭拜太阳神的纹饰。火纹旧称圆涡纹、涡纹或四纹，其形状似太阳之像，似一团发出光焰的天火，《周礼▪冬官▪考工记》有“火以圜”的记载。火纹是太阳的樗，因此它的特征是圆形的，中间略有凸起，沿边有四至八道旋转的弧线，表示光焰的流动。青铜器上最早的火纹见于夏代晩期斝的腹部，形式比较原始，只有圜形，而没有火焰旋转的弧线。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火神是祝融，当时对火神的祭祀是非常重视的，青铜器上的火焰纹反映了商代对于火这一伟大自然力量的崇敬。
人们对伟大自然力的无限敬畏，会促使神话的产生。而它们往往都明显地带有生产斗争的背景，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认识水平。我们看到新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都饰有兽面纹以及用虎、凤、鹿、羊、蝉等等一些动物做的造型纹饰。商代奴隶主贵族祭祀天地，怀柔百神，以自己统治的模式来设计他们的天国。各种自然力在人们脑海中幻变成的怪物，被奴隶主贵族视为统治秩序和阶级利益的保护者。这些青铜器上被施以各种怪诞的图像，有利于神权的统治，有助于天命论的宣扬。
在新干出土的青铜器中，以礼器居多，以祭祀为主，可见当时的人们特别是上层阶级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心理。和其他地方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一样，纹饰以饕餮纹居多，饕餮是商及西周早、中期最为流行的一种纹饰，其基本形状是一具狰狞可怖的怪兽，结构比较抽象化和公式化，中间是鼻梁，鼻两侧是两只巨大的眼睛，眼睛下面有相对且上弯的勾纹，形似巨大的吞口和獠牙，抓人心魄；吞口两边有时有锐利的爪子，角在眼睛的上面；如果有身体或尾巴就在眼睛两边左右对称展开。展开的身体有时还与鸟纹相连，可以明显看见两只鸟头部的侧面形象。这种饕餮形象由于比较抽象且以线条勾勒，需要反复看过以后才能在繁复的青铜纹饰中辨别出来，特别是那些有“三叠”纹饰的铜器，由于在主纹宽大的纹路上又阴刻了一些纹饰，与主纹空白处的地纹联成一片，更不易将其形象识别出来。
古书上关于饕餮有很多种说法，《左传》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晋人杜预解释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此为贪婪极恶之辈，是人而非兽。《左传》又说:“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形象为人面牛身的怪兽。也有人说是人面羊身，或直接认为就是蚩尤。总之，饕餮在很早时就被确立为贪婪的象征。
青铜器上这种饕餮纹，亦称兽面纹。饕餮纹的威严、恐怖、神秘、诡异、残酷、凶狠的形象，始终指向一种无限的力量，指向某种似乎是超出人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一些在生活中解释不了的事情，却又想去努力解释，最后促使其走向了唯心的神。这是那时候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统治阶级那些劳心者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利用它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这些青铜图像当然有助于造成一种严肃、静穆和神秘的气氛。奴隶主对此尚且作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当然更能以此来吓唬奴隶了。
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的影响表现了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在青铜器上用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 “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
新干大墓出土的双面神人铜头像，是以双面的人首作为整个器物的造型，通高53厘米，角距38.5厘米。形体扁平，上宽、下窄、中空；两面均有内空的圆凸目，竖耳，露齿大口；头顶正中有圆管，两侧各生一角，角端外卷；器下有方銎。整个形象显得神秘、狰狞而又恐怖。
以人首为题材的商代青铜制品，有不少出土例子，但多为单层的高浮雕或面具形器物。这种立体雕式的中空人首造型，仅见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的出土物。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共出土这类青铜头像数十件，虽大小有别，但均为造型十分写实、尺寸不一的人头形，颈部作成倒三角形，以象征被杀的“人牲”。新干出土者则不然，它是一件形体呈扁平，两边皆为人面的器物。其功用不仅有异于高浮雕式的面具，亦异于那种立体的写实人首。同墓之中还出土有两件带人首纹的青铜器：人首纹戈和双目纹铲。
这件双面神人铜头像存在，反映出商代巫风盛炽。巫师的职责乃贯通天地，上天见神，使神降地。此头像半人半神的形象正与通行于人神之间的巫师身份符合。顶上插羽冠，下部方銎安装木柄，管銎相通，既可舞之而祀神求福，又可立之而炫耀门庭。上管圆、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相合，也寓含其贯通天地之功能。
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很多自然现象（如旱灾、涝灾）都无法用科学来解释，这时巫就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桥梁，用祭祀来向神灵求福消灾。祭天在寰丘，祭地在社，祭谷在稷，祭祖在宗庙。
《礼记▪表记》谓：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这是对商王朝迷信鬼神作了一个概括的表述，即：商王室领导全民敬事鬼神，重鬼神轻礼教，重罚轻赏，虽有尊严但不可以亲近。在那时，商王朝的统治者既然想要“率民以事神”，就必须要有个统一的信仰。商以前或更远一些的各种自然神的崇拜是分散的，他们各取所需。商王朝的巫师们非常的聪明，他们了解夏王朝“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的情形，于是创造出天帝（帝）和祖先神来作为全民共同信而不疑的两位大神，并将商王室的先公远祖和先王安排为能替上帝管理人间一切事，以达到 “天人合一”。
祭祀的对象就是神灵，神灵的产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思维简单，富于幻想，对于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神秘而恐惧。天上的风云变幻、日月运行，地上的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视为由神灵主宰，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人类对自身的生老病死、幻觉梦境，也是难以理解的。古代先民相信，人死后其灵魂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人的灵魂能与生者在梦中交流，并可以作祟于生者，使其生病或遭灾。这种敬畏众神的心理便是祭祀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
最初的祭祀活动比较简单，也比较野蛮。人们用竹木或泥土塑造神灵偶像，或在石岩上画出日月星辰野兽等神灵形象，作为崇拜对象的附体。然后在偶像面前陈列献给神灵的食物和其他礼物，并由主持者祈祷，祭祀者则对着神灵唱歌、跳舞。现今江西农村还有每逢年节罩套面具，群跳傩舞，驱邪逐疫，以祈求丰年的习俗。
新干岀土的羊角青铜兽面，是巫师通神时所用的面具。巫师本为常人，通神之事，非人可为，似神才能近神。巫师凭借面具改头换面，带领善男信女与他一起跳皇舞来祭拜众神。这件器物胎体甚薄，高16.5厘米，宽21.2厘米；正面为浮雕状的省体兽面，“臣”字形目眶，圆目大而凸，两支粗宽的羊角外卷；眼实不透，亦无銎管，无法系戴或固定，只能手持遮面。
商周时代的青铜面具，先后从河南安阳的殷墟西区701号墓、陕西城固苏村、西安老牛坡10号和40号墓、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山东滕县前掌大墓葬、河南禹县和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出土70余件。面具亦称假面，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上，自古至今被广泛地使用于狩猎、图腾、妖魔、医术、追悼、头盖、鬼魂、战争、人社、祈雨、祭祀等场合，而尤以祭祀巫术中使用得最多。我国古籍中，颇不乏戴面具舞蹈的记录。如果说“百兽率舞”、“鸟兽蹈跄，凤凰来仪”之类的记载尚嫌笼统的话（《尚书》），那么“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箎”则是典型的假面化妆祭祀活动（《西京赋》，注曰：“罴、豹、熊、虎，皆为假头”）。那些羊角兽面正适于巫师们在表演模拟巫术或进行祭祀时，作为法具使用。
巫师戴着面具在那里装神弄鬼的同时，又唆使愚昧的民众用残忍的方式来祭拜神灵或祖先。他们用活人和牲畜向神灵致敬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它，请它帮助人们达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人们把这一人间的通则加于神灵身上。所以，祭祀从本质上说，是对神灵的讨好与收买，是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
总之。不论是青铜器还是各种各样的纹饰，以及各种神人面器，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通过崇拜神灵，体现他们的意志，以达到“天人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