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内容
中国素有东方玉国的美称，玉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玉以其质坚、性情温和、美观大方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被应用于祭祀、礼仪、丧葬、装饰等领域。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玉器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被赋予了“神性”和“人性”，为历代仁人君子所推崇。
中国古代玉器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玉器都有着自身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从最早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到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一件件精美的玉器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不禁赞叹中国是“玉之王国”。新干大墓共出土玉754件，璀璨夺目的古玉器同样了不得，数量宏富、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制作精巧，采用阴刻、浅浮雕、圆雕和阳刻等雕刻技法，线条流畅娴熟，纹饰精美，令人耳目一新，是中国商周时期玉文化的杰出代表，亦是自殷墟妇好墓之后出土商代玉器最丰富、最重要的一座墓葬。
在754件玉器中，有完整器25种，70余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六大类。其中，礼器有璧、琮、环、瑗等四种，14件；仪仗有戈、矛、嘞等3种，7件；工具、用具有铲、扉棱片等两种，9件；装饰品有玦、璜、镯、笄形饰、项链、腰带、串珠、柄形器、长条形饰、长管形饰、蝉、蛙、鱼、神人兽面形器等十四种，42件；艺术品有水晶套环、红玉羽人等两种，3件；其他还有圆箍状器、玉片、玉泡等。几乎囊括了中国上古玉器的全部类别，足见当年这里文明发展水平之高。玉器的色泽以绿色为主，灰色、米黄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质料，经初步鉴定，有和田玉、蓝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独山玉、青田玉，还有水晶和绿松石。其产地既有近邻的湖北、浙江，亦有较远的陕西、河南，甚至有遥远的辽宁、新疆。
这些玉器除少数外，大多出土于墓葬的棺室范围中。项链置于棺室北半部，其西侧为红玉羽人，南侧为并列的双璧，棺室中部横置腰带，腰带东西两侧分别为笄形饰、瑗、玉琮和玉戈、柄形器、长管形饰和串珠等。历经三千余年水浸泡之后，大批玉器和饰品仍如此高度集中地出土，无疑为考古界的探究遗存的性质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更有意思的是，一串由18件玉块组成的项链呈东西向“桃”形排列，且宽的心口上端朝东，尖垂的下端朝西，再加上串饰、玉玦、腰带和佩饰等较有序地排列，据此不难推测墓主人头东脚西的安卧位置。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器类，虽然它的最初出现同石器一起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分不开，但良渚文化中出现的大型玉璧和高矮不等的多节玉琮，却标志着在那时冶玉工艺就已开始与石器工艺分离，玉器也开始被赋予神秘的含义。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玉器更与宗教信仰、礼仪观念和社会上层人士的奢侈风尚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对出土玉器进行的综合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当时社会文化的特征和文明发展的水平。也正是这批光彩夺目的玉器和数百件青铜器的出土，使人们纠正了视上古时代的江南为“荒蛮服地”的历史误解。
新干玉器群品类丰富多样，文化内涵深厚，时代特征尤为明显，大体可以分为巫神礼器、仪仗器、装饰镶嵌器和宗教神器四大类。
巫神礼器时代特征明显，器形有璧、琮、瑗、璜、环和玦等。据《礼记》所载，玉礼器以“六器”最为重要。《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作为祭天的礼器玉璧，在新干大墓中岀土有2件，均为内廓凸起式，或简称凸棱璧。它们体扁薄而均匀，中心对钻大圆孔，制作规整，通体抛光。肉之两面均饰线条流畅的同心圆式刻线纹，每组由一条粗凸线和上面加刻得两周细阴线构成。此种凸棱璧，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4件，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2件，其形制和装饰均很一致，说明其商时代共同特征明显。
作为祭地的玉琮，新干大墓也出土2件，皆为短筒形。其中一例，色呈灰黄，带紫褐和黄褐斑点，外方内圆，两端面平，有短射。器体四角凸起形成对称的长方弧面，器身中间一浅横凹槽将方弧面和整个琮体分为上下两节，方弧面的上下饰浮雕蝉纹，上下蝉尾相对。此件玉琮上蝉纹的浮雕式表现手法乃至琢制方法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件蝉纹琮风格基本相同，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商时代特征。此外，出土的环、瑗、玦等也应归属于礼器一类。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礼天地四方的“六器”中，除琥之外，一般多见于各地出土的商代玉礼器中，不仅在中原地区，就是远在长江上游的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都出土有璧、琮、圭、璋、璜之属，而新干大墓中明显不见圭（祭东方）和璋（祭南方）。圭、璋是重要的玉礼器。尤其圭不仅是“六器”之一，而且是“六瑞”的主要构成部分。《周礼▪大宗伯》曾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恭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可见圭在上层贵族中的重要地位。为什么新干大墓的玉礼器组合与中原商文化的不尽相同？其主人只重视天、地和北方的祭祀，而忽视东方和南方的祭祀，联系到新干大墓中出土青铜礼器的组合也表现出与中原不尽一致的地方，说明应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它们应是地处赣江流域居民的礼制制度乃至文化性质和中原商文化不完全相同的一种表现。
精美讲究的仪仗器，仅有戈、矛和铲三种，都无使用痕迹。出土时，4件戈均被有意折断成数截，然后垒叠置于棺底中部。玉戈表面均较细润，光泽柔和，色彩较为绚丽。其形制都为直内直援，戈体扁薄，双面薄刃，三角形前锋，但细察体部仍有些差异，可分为栏戈和无栏戈两种。玉矛1件，色呈灰黄，因环境风化影响，大部分存在程度不等的“鸡骨白化”现象。矛体呈柳叶形，前锋为锐尖角。中脊突岀并微带边刃，末端两面中心部位均有一斜削浅凹槽，凹槽呈双翼鏃形，两侧各钻一圆形小孔，凹槽前锋处有一大圆穿，系用程钻法单面钻通而成。末端的鏃形凹槽及穿孔作何用呢？对照河南安阳商代墓葬出土的玉矛观察，原来商代的礼器玉矛，矛叶为玉质，骹部却为铜质，且往往都呈蛇形，矛体末端嵌入铜骹部的蛇口之中，其矛叶末端的双翼鏃形和凹槽及穿孔等，都是用来穿插销以固定。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玉器，如同全国其他商周墓地出土玉器一样，大量的是装饰品，而装饰品中又以佩戴器和坠饰为主，尚有一些装饰件和附件。佩戴器和坠饰形式多样，品类较多，有作腕饰的镯、头饰的笄、颈饰的项链、身系的腰带、衣服上的佩饰柄形器、玉管以及坠饰和串珠等等。出土的佩戴饰中，还有较多的串饰，是由上百件（颗）的绿松石颗粒和不同色泽的小玉珠块、管所串成。从其形制看，有扁平长方形、扁平方形、长圆管形、中型管形、腰鼓形和细小粒状六种。这些串珠大部分都无规律地散置于棺内中部两侧。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佩饰中，将成串的珠管对称地匹配一些各式各样的坠饰，不仅外观富丽，给人以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感觉，而且内涵丰富，显示出各种坠饰所隐含的意义和作用。将其佩戴在身上，既体现出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又充分显示出佩玉者的“玉德”。“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这从商周时期开始，就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神圣礼俗。
在新干出土的大量小件玉饰品中，还有一些是作为武器、工具或器物上的装饰件或附属品，借以衬托岀器物本身的珍贵，同时可以增加其威武庄严的气势，显示出主人的高贵地位。有3件虎形玉扁足和4件镂空扉棱片，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是作何用，后来经过考古专家反复查找资料和仔细研究，这种玉扁足和扉棱玉片，在殷墟妇好墓中也曾发现，所不同的是玉足。妇好墓的玉足呈侧扁式，和中原商式铜鼎上的侧扁足相似，而新干的玉足为扁体虎形，则和该墓中出土的那种虎耳虎形扁足铜鼎的腿相近。在安阳殷墟西北冈1004号墓出土的所谓刀形玉嵌片和玉脊背嵌片，其基本形体也很像新干大墓中出土的玉扉棱片。专家认为，新干出土的那种虎形玉足和镂空扉棱玉片，极有可能是商代颇为流行的漆鼎上的嵌附件，即虎形扁玉足为漆鼎之扁足，镂空扉棱玉片为漆鼎腹部装饰的扉棱。
在新干古玉中，最令人瞩目又最为珍贵的要属宗教崇拜神像类的侧身玉羽人和神人兽面形饰。
侧身羽人，玉雕，色呈柔和的枣红色，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商代玉“羽人”。此器通高11.5厘米，体作侧身蹲坐状，臣字目，粗眉大耳，嘴作鸟喙状勾弯。头顶部着鸟形高冠，尾上耸下敛，下敛处掏岀一圆角方孔，再以掏雕法琢出三个相套的链环。双臂曲于胸前，双腿弯曲成蹲坐式，膝盖上耸，脚底板与臀部各有一竖列鳞片纹，两侧再雕有羽翼，腿部也琢出羽毛，具有神秘色彩。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新干的侧身玉羽人，不仅腰背两侧琢出羽翼，犹如两翅膀，腿部琢出羽毛，而且嘴呈钩喙，头顶上还有一伏鸟作冠，可谓从头至脚都充分地表现出“鸟”的特征，但又有机地把人和鸟集于一身，雕琢成一个富有浓厚怪诞色彩的“羽人”或称“羽神人”的形象。
该器物最成功也最吸引人的就是后面三个环环相扣的链环，之间没有丝毫缝隙。这件羽人是用一整块璞玉琢成，使用了圆雕、浅浮雕和掏雕等多种高难度的琢玉技法，其中又以掏雕技法难度最大。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掏雕技法的难度，现德安玉雕厂的老师傅对掏雕是这样解释的：
掏雕，在现代琢玉工艺中称为“活链”，又叫“取链”。一块璞玉去皮后，首先要按照事先设计好的产品规格大小以及链子的长、宽、厚度切割出粗坯玉料，然后按图打稿钉线。如果要琢制一件带活链的产品，即首先从琢链开始，先按线琢出链子的立股和卧股的大型，之后用打眼手法以金刚或合金刚钻头做的钻杆在链环中持续钻眼，去除余肉；或使用“勾铊”把一个个链环中的余肉磨去，再用细钢丝带动细金刚砂将环与环之间以及环与身相连的部位拉开，这时链环就可以成活链了。最后再用适当的工具将每个链环的棱角磨平，并抛光，使其光滑规整，最终做出一条灵活自如却又规矩的活链套环。
即使在科技现代化的今天，要琢制一件“活链”制品，也是难度较高，具有相当风险的，何况在3000多年前，其困难之大、工艺之难更是可想而知。但新干商代的玉匠师们可以成功地琢制出来，而且掏雕得如此大小有序，规整圆滑，三个套环，环环相扣，未见任何缺陷和瑕疵，足见琢玉工艺之高超。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我国最早出现的玉雕“活链”是在湖北随县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距今2400余年，现在新干商代侧身玉羽人的发现，将我国玉雕“活链”的琢制历史提前了七八百年。
神人兽面形饰，通高16.2厘米，整体呈扁薄竖长方形，正面成暗淡的灰白色，背面上、下部分也为灰白色，中间一段则为艳丽的蓝绿色。人兽面形象有上、下两部分组成：上一部分为神人像，高3.8厘米，宽6厘米，梭形眼，蒜头鼻，脸庞两侧饰卷云纹；下一部分为兽面像，高2.7厘米，宽4厘米，口为横长方形阔口，内露上下两排共6枚方齿，嘴角各有一对獠牙，呈外卷钩形。口部两侧各有一圆穿，既可看成是整个神人兽面的另一对双目，也可看成是神人大耳下用以挂物的两个垂环。神人兽面的头顶上横琢四道平行阳线，再上有高耸的平顶羽冠，由11支作放射状的羽毛组成。神人兽面的雕琢技法采用双线勾勒和单线阴刻相结合的手法，即神人的眼、鼻、眉、脸庞、额、冠等都用双线勾勒出较宽的阳线条，看似是双线凸雕呈阳纹，实际与平面等高，即所谓“假阳纹”或称“半阳纹”，口、齿和下颌卷云纹则用单线阴刻。所以在外观上，上、下两部分的视觉效果截然不同。
据上分析，不难看出，整个玉饰的正面假浮雕图像应为一个戴着平顶卷角高羽冠的神人兽面形象，或直称高羽冠的神像。正面中段的神人兽面部分，从眼、耳、鼻、眉、额等看，显然非现实中“人”的特征，而是被夸张了的、想象中的一种“神人”的特征。从张口咧嘴、外露獠牙看，显然也非一般的“人”，而是兽类的特征，由于是采取象征性的表现手法，虽不能明确对应于某一具体动物形象，但用夸张手法表现出的两对撩牙，当与虎豹之类有关，它与同墓出土的青铜双面神人头像的口、齿特征很是相近。所以，从整个这件玉饰的图案分析，其神人有脸面，却又是兽类的口、齿，兽面有口、齿却又无脸面。它是由夸张了的人即所谓“神人”的脸面和兽类的口、齿巧妙地构成一画面，它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故定其名曰：神人兽面形玉饰。
这件神人兽面形玉饰岀土于棺室的偏东头即相当于墓主人的胸部部位，与出土相当于墓主人的头部部位的两件扁厚体无穿玉块相近，再从其羽顶端两卷角处各有一细穿孔以及背面基本无纹饰分析，推测它是一种缀于衣服重要部位上的一种服玉，和其他饰物共同组成一组佩饰。
墓主人配上此类神人兽面玉饰，一方面，成为象征贵族身份、等级及财产的一种标志，成了权力、道德和礼仪的象征。但另一方面，玉饰上之所以雕刻着神人兽面图像，又反映出殷商统治者贵族怀有强烈的宗教巫术信仰心理。当时，虽然有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但人们驾驭自然的力量还很有限，对大自然的力量感到恐惧迷惑，因而史前时期产生的原始宗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种高羽冠的神人兽面像，就是用来作为上天通神的礼器，人们要借助它与神祇祖先打交道，以求制胜压邪，辟邪祈福。前已述及，兽面狰狞威武，用夸张手法表现了两对獠牙，像是兽类（虎）的特征。东晋葛洪《抱朴子》中记载，乘上虎跷，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在道教经籍《道藏》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中也载：“凡用虎矫（跷）者……游太空及游洞天福地，到处自有神祇来朝现”。正是凭借虎一类兽的助手和威力，可以腾云驾雾，周游太空，通天地，驱鬼神，消灾降福，用春秋时期周大夫王孙满的话说，即所谓“用能协于天下，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意思是说能使上下天地之间相协调，而使生人能享受天的福祉。这虽是春秋时期王孙满回答楚子所问夏铸九鼎缘由的话，但他话中的意思很清楚，动物中是有若干能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同样也雕刻在商周古玉上，新干商墓出土这件神人兽面玉饰就是以夸张、浓缩和变化的手法，把能帮助通天地的虎类动物形象雕刻在玉器上的匠心之作。
中国古代玉器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玉器都有着自身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从最早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到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一件件精美的玉器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不禁赞叹中国是“玉之王国”。新干大墓共出土玉754件，璀璨夺目的古玉器同样了不得，数量宏富、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制作精巧，采用阴刻、浅浮雕、圆雕和阳刻等雕刻技法，线条流畅娴熟，纹饰精美，令人耳目一新，是中国商周时期玉文化的杰出代表，亦是自殷墟妇好墓之后出土商代玉器最丰富、最重要的一座墓葬。
在754件玉器中，有完整器25种，70余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六大类。其中，礼器有璧、琮、环、瑗等四种，14件；仪仗有戈、矛、嘞等3种，7件；工具、用具有铲、扉棱片等两种，9件；装饰品有玦、璜、镯、笄形饰、项链、腰带、串珠、柄形器、长条形饰、长管形饰、蝉、蛙、鱼、神人兽面形器等十四种，42件；艺术品有水晶套环、红玉羽人等两种，3件；其他还有圆箍状器、玉片、玉泡等。几乎囊括了中国上古玉器的全部类别，足见当年这里文明发展水平之高。玉器的色泽以绿色为主，灰色、米黄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质料，经初步鉴定，有和田玉、蓝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独山玉、青田玉，还有水晶和绿松石。其产地既有近邻的湖北、浙江，亦有较远的陕西、河南，甚至有遥远的辽宁、新疆。
这些玉器除少数外，大多出土于墓葬的棺室范围中。项链置于棺室北半部，其西侧为红玉羽人，南侧为并列的双璧，棺室中部横置腰带，腰带东西两侧分别为笄形饰、瑗、玉琮和玉戈、柄形器、长管形饰和串珠等。历经三千余年水浸泡之后，大批玉器和饰品仍如此高度集中地出土，无疑为考古界的探究遗存的性质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更有意思的是，一串由18件玉块组成的项链呈东西向“桃”形排列，且宽的心口上端朝东，尖垂的下端朝西，再加上串饰、玉玦、腰带和佩饰等较有序地排列，据此不难推测墓主人头东脚西的安卧位置。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器类，虽然它的最初出现同石器一起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分不开，但良渚文化中出现的大型玉璧和高矮不等的多节玉琮，却标志着在那时冶玉工艺就已开始与石器工艺分离，玉器也开始被赋予神秘的含义。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玉器更与宗教信仰、礼仪观念和社会上层人士的奢侈风尚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对出土玉器进行的综合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当时社会文化的特征和文明发展的水平。也正是这批光彩夺目的玉器和数百件青铜器的出土，使人们纠正了视上古时代的江南为“荒蛮服地”的历史误解。
新干玉器群品类丰富多样，文化内涵深厚，时代特征尤为明显，大体可以分为巫神礼器、仪仗器、装饰镶嵌器和宗教神器四大类。
巫神礼器时代特征明显，器形有璧、琮、瑗、璜、环和玦等。据《礼记》所载，玉礼器以“六器”最为重要。《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作为祭天的礼器玉璧，在新干大墓中岀土有2件，均为内廓凸起式，或简称凸棱璧。它们体扁薄而均匀，中心对钻大圆孔，制作规整，通体抛光。肉之两面均饰线条流畅的同心圆式刻线纹，每组由一条粗凸线和上面加刻得两周细阴线构成。此种凸棱璧，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4件，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2件，其形制和装饰均很一致，说明其商时代共同特征明显。
作为祭地的玉琮，新干大墓也出土2件，皆为短筒形。其中一例，色呈灰黄，带紫褐和黄褐斑点，外方内圆，两端面平，有短射。器体四角凸起形成对称的长方弧面，器身中间一浅横凹槽将方弧面和整个琮体分为上下两节，方弧面的上下饰浮雕蝉纹，上下蝉尾相对。此件玉琮上蝉纹的浮雕式表现手法乃至琢制方法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件蝉纹琮风格基本相同，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商时代特征。此外，出土的环、瑗、玦等也应归属于礼器一类。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礼天地四方的“六器”中，除琥之外，一般多见于各地出土的商代玉礼器中，不仅在中原地区，就是远在长江上游的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都出土有璧、琮、圭、璋、璜之属，而新干大墓中明显不见圭（祭东方）和璋（祭南方）。圭、璋是重要的玉礼器。尤其圭不仅是“六器”之一，而且是“六瑞”的主要构成部分。《周礼▪大宗伯》曾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恭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可见圭在上层贵族中的重要地位。为什么新干大墓的玉礼器组合与中原商文化的不尽相同？其主人只重视天、地和北方的祭祀，而忽视东方和南方的祭祀，联系到新干大墓中出土青铜礼器的组合也表现出与中原不尽一致的地方，说明应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它们应是地处赣江流域居民的礼制制度乃至文化性质和中原商文化不完全相同的一种表现。
精美讲究的仪仗器，仅有戈、矛和铲三种，都无使用痕迹。出土时，4件戈均被有意折断成数截，然后垒叠置于棺底中部。玉戈表面均较细润，光泽柔和，色彩较为绚丽。其形制都为直内直援，戈体扁薄，双面薄刃，三角形前锋，但细察体部仍有些差异，可分为栏戈和无栏戈两种。玉矛1件，色呈灰黄，因环境风化影响，大部分存在程度不等的“鸡骨白化”现象。矛体呈柳叶形，前锋为锐尖角。中脊突岀并微带边刃，末端两面中心部位均有一斜削浅凹槽，凹槽呈双翼鏃形，两侧各钻一圆形小孔，凹槽前锋处有一大圆穿，系用程钻法单面钻通而成。末端的鏃形凹槽及穿孔作何用呢？对照河南安阳商代墓葬出土的玉矛观察，原来商代的礼器玉矛，矛叶为玉质，骹部却为铜质，且往往都呈蛇形，矛体末端嵌入铜骹部的蛇口之中，其矛叶末端的双翼鏃形和凹槽及穿孔等，都是用来穿插销以固定。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玉器，如同全国其他商周墓地出土玉器一样，大量的是装饰品，而装饰品中又以佩戴器和坠饰为主，尚有一些装饰件和附件。佩戴器和坠饰形式多样，品类较多，有作腕饰的镯、头饰的笄、颈饰的项链、身系的腰带、衣服上的佩饰柄形器、玉管以及坠饰和串珠等等。出土的佩戴饰中，还有较多的串饰，是由上百件（颗）的绿松石颗粒和不同色泽的小玉珠块、管所串成。从其形制看，有扁平长方形、扁平方形、长圆管形、中型管形、腰鼓形和细小粒状六种。这些串珠大部分都无规律地散置于棺内中部两侧。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佩饰中，将成串的珠管对称地匹配一些各式各样的坠饰，不仅外观富丽，给人以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感觉，而且内涵丰富，显示出各种坠饰所隐含的意义和作用。将其佩戴在身上，既体现出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又充分显示出佩玉者的“玉德”。“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这从商周时期开始，就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神圣礼俗。
在新干出土的大量小件玉饰品中，还有一些是作为武器、工具或器物上的装饰件或附属品，借以衬托岀器物本身的珍贵，同时可以增加其威武庄严的气势，显示出主人的高贵地位。有3件虎形玉扁足和4件镂空扉棱片，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是作何用，后来经过考古专家反复查找资料和仔细研究，这种玉扁足和扉棱玉片，在殷墟妇好墓中也曾发现，所不同的是玉足。妇好墓的玉足呈侧扁式，和中原商式铜鼎上的侧扁足相似，而新干的玉足为扁体虎形，则和该墓中出土的那种虎耳虎形扁足铜鼎的腿相近。在安阳殷墟西北冈1004号墓出土的所谓刀形玉嵌片和玉脊背嵌片，其基本形体也很像新干大墓中出土的玉扉棱片。专家认为，新干出土的那种虎形玉足和镂空扉棱玉片，极有可能是商代颇为流行的漆鼎上的嵌附件，即虎形扁玉足为漆鼎之扁足，镂空扉棱玉片为漆鼎腹部装饰的扉棱。
在新干古玉中，最令人瞩目又最为珍贵的要属宗教崇拜神像类的侧身玉羽人和神人兽面形饰。
侧身羽人，玉雕，色呈柔和的枣红色，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商代玉“羽人”。此器通高11.5厘米，体作侧身蹲坐状，臣字目，粗眉大耳，嘴作鸟喙状勾弯。头顶部着鸟形高冠，尾上耸下敛，下敛处掏岀一圆角方孔，再以掏雕法琢出三个相套的链环。双臂曲于胸前，双腿弯曲成蹲坐式，膝盖上耸，脚底板与臀部各有一竖列鳞片纹，两侧再雕有羽翼，腿部也琢出羽毛，具有神秘色彩。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新干的侧身玉羽人，不仅腰背两侧琢出羽翼，犹如两翅膀，腿部琢出羽毛，而且嘴呈钩喙，头顶上还有一伏鸟作冠，可谓从头至脚都充分地表现出“鸟”的特征，但又有机地把人和鸟集于一身，雕琢成一个富有浓厚怪诞色彩的“羽人”或称“羽神人”的形象。
该器物最成功也最吸引人的就是后面三个环环相扣的链环，之间没有丝毫缝隙。这件羽人是用一整块璞玉琢成，使用了圆雕、浅浮雕和掏雕等多种高难度的琢玉技法，其中又以掏雕技法难度最大。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掏雕技法的难度，现德安玉雕厂的老师傅对掏雕是这样解释的：
掏雕，在现代琢玉工艺中称为“活链”，又叫“取链”。一块璞玉去皮后，首先要按照事先设计好的产品规格大小以及链子的长、宽、厚度切割出粗坯玉料，然后按图打稿钉线。如果要琢制一件带活链的产品，即首先从琢链开始，先按线琢出链子的立股和卧股的大型，之后用打眼手法以金刚或合金刚钻头做的钻杆在链环中持续钻眼，去除余肉；或使用“勾铊”把一个个链环中的余肉磨去，再用细钢丝带动细金刚砂将环与环之间以及环与身相连的部位拉开，这时链环就可以成活链了。最后再用适当的工具将每个链环的棱角磨平，并抛光，使其光滑规整，最终做出一条灵活自如却又规矩的活链套环。
即使在科技现代化的今天，要琢制一件“活链”制品，也是难度较高，具有相当风险的，何况在3000多年前，其困难之大、工艺之难更是可想而知。但新干商代的玉匠师们可以成功地琢制出来，而且掏雕得如此大小有序，规整圆滑，三个套环，环环相扣，未见任何缺陷和瑕疵，足见琢玉工艺之高超。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我国最早出现的玉雕“活链”是在湖北随县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距今2400余年，现在新干商代侧身玉羽人的发现，将我国玉雕“活链”的琢制历史提前了七八百年。
神人兽面形饰，通高16.2厘米，整体呈扁薄竖长方形，正面成暗淡的灰白色，背面上、下部分也为灰白色，中间一段则为艳丽的蓝绿色。人兽面形象有上、下两部分组成：上一部分为神人像，高3.8厘米，宽6厘米，梭形眼，蒜头鼻，脸庞两侧饰卷云纹；下一部分为兽面像，高2.7厘米，宽4厘米，口为横长方形阔口，内露上下两排共6枚方齿，嘴角各有一对獠牙，呈外卷钩形。口部两侧各有一圆穿，既可看成是整个神人兽面的另一对双目，也可看成是神人大耳下用以挂物的两个垂环。神人兽面的头顶上横琢四道平行阳线，再上有高耸的平顶羽冠，由11支作放射状的羽毛组成。神人兽面的雕琢技法采用双线勾勒和单线阴刻相结合的手法，即神人的眼、鼻、眉、脸庞、额、冠等都用双线勾勒出较宽的阳线条，看似是双线凸雕呈阳纹，实际与平面等高，即所谓“假阳纹”或称“半阳纹”，口、齿和下颌卷云纹则用单线阴刻。所以在外观上，上、下两部分的视觉效果截然不同。
据上分析，不难看出，整个玉饰的正面假浮雕图像应为一个戴着平顶卷角高羽冠的神人兽面形象，或直称高羽冠的神像。正面中段的神人兽面部分，从眼、耳、鼻、眉、额等看，显然非现实中“人”的特征，而是被夸张了的、想象中的一种“神人”的特征。从张口咧嘴、外露獠牙看，显然也非一般的“人”，而是兽类的特征，由于是采取象征性的表现手法，虽不能明确对应于某一具体动物形象，但用夸张手法表现出的两对撩牙，当与虎豹之类有关，它与同墓出土的青铜双面神人头像的口、齿特征很是相近。所以，从整个这件玉饰的图案分析，其神人有脸面，却又是兽类的口、齿，兽面有口、齿却又无脸面。它是由夸张了的人即所谓“神人”的脸面和兽类的口、齿巧妙地构成一画面，它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故定其名曰：神人兽面形玉饰。
这件神人兽面形玉饰岀土于棺室的偏东头即相当于墓主人的胸部部位，与出土相当于墓主人的头部部位的两件扁厚体无穿玉块相近，再从其羽顶端两卷角处各有一细穿孔以及背面基本无纹饰分析，推测它是一种缀于衣服重要部位上的一种服玉，和其他饰物共同组成一组佩饰。
墓主人配上此类神人兽面玉饰，一方面，成为象征贵族身份、等级及财产的一种标志，成了权力、道德和礼仪的象征。但另一方面，玉饰上之所以雕刻着神人兽面图像，又反映出殷商统治者贵族怀有强烈的宗教巫术信仰心理。当时，虽然有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但人们驾驭自然的力量还很有限，对大自然的力量感到恐惧迷惑，因而史前时期产生的原始宗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种高羽冠的神人兽面像，就是用来作为上天通神的礼器，人们要借助它与神祇祖先打交道，以求制胜压邪，辟邪祈福。前已述及，兽面狰狞威武，用夸张手法表现了两对獠牙，像是兽类（虎）的特征。东晋葛洪《抱朴子》中记载，乘上虎跷，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在道教经籍《道藏》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中也载：“凡用虎矫（跷）者……游太空及游洞天福地，到处自有神祇来朝现”。正是凭借虎一类兽的助手和威力，可以腾云驾雾，周游太空，通天地，驱鬼神，消灾降福，用春秋时期周大夫王孙满的话说，即所谓“用能协于天下，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意思是说能使上下天地之间相协调，而使生人能享受天的福祉。这虽是春秋时期王孙满回答楚子所问夏铸九鼎缘由的话，但他话中的意思很清楚，动物中是有若干能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同样也雕刻在商周古玉上，新干商墓出土这件神人兽面玉饰就是以夸张、浓缩和变化的手法，把能帮助通天地的虎类动物形象雕刻在玉器上的匠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