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中国是农业大国，商代的社会经济，同样以农业生产为主导。出土农具对于研究古代农业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殷代出土的农具大多是陶、石、骨、蚌器，出土的商代青铜农具可谓寥若晨星。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安徽等9个省的27处商代遗存中出土过青铜农具，但总数只有50件。所以，诸如青铜农具的使用，犁耕的起源，以及南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问题，长期为学者所关注。1989年新干商代大墓出处的铜器群中有51件农具，这也是考古学上罕见的现象。新干遗址出土青铜农具器类之全、数量之多，均属罕见。它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农业史、科技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生产工具是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化形态，是认识该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农业生产来说，耕地的开垦与改良、水利设施的兴修与维护、耕作方式的改进等，都离不开农具，因此农具是古代农业发展直接和重要的因素，农具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业技术、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工具改进和革新，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前提。
  商周时代的青铜农具包括耒、耜、铲、锸、锄等，是一些起土、锄草、开沟、收割的工具。青铜手工工具有斧、斨、锛、凿等，还有不少特殊形式的专用手工工具。其中，斧、锛之类，在农业和手工业中是可以通用的。
  青铜农具的出土要比青铜工具少得多，这是由各自的作用所决定的。青铜手工工具和奴隶主生活有直接的联系，如车辆上大都有一套随车使用的工具，以便能做临时修理和其他用途；还有较亲近的奴仆们随身携带的各种必要的工具。这些与奴隶主生活有联系的手工工具，会随奴隶主的死亡而陪葬，因而出土的机会也多。青铜农具作为随葬品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它与奴隶主的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出土的也少，但并非绝对如此。在殷墟发掘的五号墓是一座商王妃嫔的墓，在这座墓中就出土了青铜铲七柄，这是一种铲土的农具。以前江苏仪征破山口的西周早期墓中也出土了一套青铜农具。
  目前发现的青铜农具尽管数量较少，但是它们的形态却很成熟，而且各个时期的青铜农具明显地存在着彼此相联系的特征。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各个主要区域都出土了青铜农具，而且有的还有地区特点，如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一部分青铜农具，在形制上判然有别。总的来看，种类也相当齐全。这些情况，说明商、周时代的青铜农具在生产上是发挥了有效的先进作用，因为当时的农业绝不可能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平上。
  青铜手工业生产工具的使用更为广泛。作为当时高效率的生产利器，在建筑业、车辆制造业、牙骨雕刻业、木雕业、纺织业、制革业和造船业等等各种手工行业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标志，要是没有锋利而大量的青铜手工工具，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是难以设想的，许多新的手工业部门也根本无法开辟。这些新的手工业产品及其精湛的技巧，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工具143件，包括农业生产工具（耒、耜、铲、钁、锛、锤、镰、铚、犁铧），手工业生产工具（戕、锛、凿、刀、刻刀、修刀、锥、钻、手斧形器）及渔猎工具（鱼镖形器）。在众多器物中，数十件青铜农具尤为引人注目，其品种、数量均居目前为止发现的商代遗存之首，而且许多品种在各地商代遗存中都没有见到，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多数农具铸造精良、纹饰华美。
  犁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开垦土地的农具，与耒、耜等工具相比，犁铧翻土深度更浅，但速度要快得。青铜犁铧是从新石器时代的石犁发展而来，新干大洋洲共出土的2件青铜犁铧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虽然没有与青铜犁铧伴出的犁架，仍不明其具体结构，但从其形制观察，已知它和后世的铁犁铧相近，因此推测其犁架结构应和汉画像砖的框形相似，早已摆脱了石犁的原始状态。尽管目前还无法确定商代是否使用牛耕，但青铜犁铧的出现，为后世铁犁的使用开辟了道路，因而在我国农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有关专家研究结果，像新干商墓出土的这种犁面与犁背夹角为10°的犁铧，在南方水稻田中耕作，所需牵引力仅为2.6一7.8公斤，在一个人的正常拉力范围内，也就是说这种犁的出土，并不能说明已产生了牛耕，只能作为产生了犁耕的证据。但不管怎样，它的出现应该是农具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革新，因为铲、耒、锛等农具对土地的作用力是垂直力，而犁对土地的作用力是水平力，利用杠杆原理将土翻起，其效率提高了很多。
  耒是一种起土农具，有单齿、双齿之别，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耒，背面无纹，椭圆銎、銎口有箍，双扁齿，齿锋残缺，整体呈不规则叉状，是目前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件。
  耜是曲柄的起土农具。新干出土的青铜耜，扁体，立面近似倒置梯形。上平宽，銎口截面呈钝角三角形伸入体内，近口函中有圆穿，两侧内收微敛，下刃略弧，前后两面饰卷云，双目构成的省略兽面纹，出土时以织物包裹的痕迹清晰可见，此耜亦为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耜。
  锸、铲、钁、锛等起土农具在新干大墓都有出土。
  中耕锄草农具出土不多，新干大墓仅出土一件的青铜兽面纹铲，通长17.8厘米，刃宽13.4厘米，椭圆銎，銎部饰双目纹组成的简体兽面纹，溜肩平刀铲面近平方形。这种铲子体薄质轻，不直作起土工具，专家认为应该是一种中耕除草农具。远古时期，人们用双手采摘野生谷物，后来逐渐学会使用石片和蚌壳等锐利器具割取谷物的穗茎，并用这些石片和蚌壳加工成有固定形状的石刀和蚌刀，这就是最早的收割农具。新干商墓出土的收割工具有镰和铚。
  镰是一种最为普遍的长条形带锯齿司的收割农具，有青铜、石、陶三种质地，青铜镰是商代新出现的一种农具，目前已在陕西、湖北和新干大洋洲出土55件。新干出土的青铜镰薄体平刃，前锋下勾，近内端有一圆穿，正面近背部有脊，背面无纹，刃部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青铜铚是商代在石刀和蚌刀的基础上新发明的一种收割农具。铚的使用方法类同于现在的镰刀，即在铚体上铺垫几层编织物，再在双孔上穿上一个布制的套环或皮制的套环，使用时，将右手拇指伸入套环，用左手握住禾穗，再由右手用铚的刃部把它割断。新干商墓岀土的青铜铚，长方体，素面，体甚薄，两边直，刃微孤，通背脊部有并排的长条形穿孔3个，脊部有明显的柄、把扶持痕迹。
  从新干商墓出土的农具观察，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使用的工具配套齐全，包括开荒起土、中耕锄草、收割等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必备全套农具，每个劳动环节都有相适应的农具，分工细致，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新干商墓出土的农具，变化较大，特征显著，尤其是青铜犁铧、耒、耜、铚等都是首次出土，为我们研究这些农具的发展演变脉络提供了难得的实物史料，在我国农具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新干商墓出土青铜农具中有16件器表纹饰非常丰富，分别是犁2件、铲11件、锸、耜、钁各1件，甚至出土时器身留有丝织品线迹，据此有专家推断出新干商墓部分青铜农具不太可能是普通的农具，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典礼农具。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耒、铲等无装饰纹样的实用农具有在使用中被严重磨损的痕迹。因此用实物证明这里在商代确实已经大量使用了青铜农具。
  有了先进的生产工具，那么这里种植的农作物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先民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考古发掘资料同样给出了答案。
  据有关资料统计，江西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9处发现了稻谷及稻秆遗迹，分别是修水县山背遗址、萍乡市大安里、大宝山遗址，永丰县尹家坪遗址、樟树市樊城堆遗址、九江县神墩遗址、湖口县文昌淮遗址、新余市拾年山遗址、湖口史家桥遗址等。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以来，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农业传统，商代的新干先民已普遍种植水稻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且在新干还发现了战国时期江南甚至是全国同时期最大的粮仓。1976年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省文物工作队）根据陶体的分布、堆积层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对新干界埠乡湖田古粮仓遗址进行了试掘，初步查明其中两栋粮仓的结构和规模，平面呈长方形，长61.5米，宽11米，坐东朝西，其规模之大，省内仅有，国内罕见。试掘中发现粮仓内到处堆积有被烧成炭状的米粮，这些“火烧米”经江西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生化研究所化验鉴定为战国时期的粳米。现在去粮仓遗址还能采集到这种“火烧米”，“火烧米”的发现反映了在战国时期水稻便是我县的主要粮食作物。
  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器表附有丝织物及其印痕，对其中的16件进行抽样检测，表明全部为真丝平纹绢，显示了相当成熟的绢织技术，它从一个侧面说明新干这块地区有比较发达的蚕桑业。
  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兵器上附有固祕用的麻绳，表明当时这里已种植了麻。这些农作物都是通过考古发掘资料得到证实。为满足他们生活方面的需要，可以肯定他们还掌握了其他农作物种植的技术。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也得到快速进展，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
  新干大墓出土遗物上有家禽、家畜某些方面的体现。青铜镈，它的器身两面物饰有浅浮雕牛首纹、双角粗大起节，向上内收，弯曲度大、角尖锋利、臣字目、口部宽大，是南方水牛的特征。
  四羊罍肩部饰有四个对称的浮雕羊首，双角外卷，臣字目、粗鼻，假腹，耳饰浅浮雕状羊角兽面纹；乳丁纹虎耳大方鼎四柱足上也饰有浅浮雕羊首纹，这几件青铜器铸造精美，从侧面反映出养羊业的兴盛。
  新干大墓也出土了若干猪牙，是养猪业的有力物证。据相关资料考证，猪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肉食品。
  总之，新干先民发明了先进的青铜农具，掌握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促使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进而有了兴旺的畜牧业，让人们过着稳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