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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类就有战争。人类的历史总是与战争如影随形。实际上早在旧石器时代甚至在更早的族群之间，在部落之间早已进行着不同规模的战争。商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意思是说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祭祀和战争，足见战争在古代国家生活中的显赫地位。而战争的胜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使用兵器是否先进，因此，兵器的先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
  中国古代兵器在祖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下一部璀璨耀目的史册。那一页页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一篇篇叙说着石斧铜戟、金戈铁马的赫赫战绩。当你置身其中便会耳边犹闻“万鼓雷般地，千旗人生风”；眼前犹现“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的情景。中国古代将士为国征战、为民捐躯的英勇壮举，被后人世代传颂。无论是史书典籍、白话小说，还是诗歌词赋、戏剧曲艺，俯拾即是。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将士们使用的各类兵器却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销熔、埋没、失传，有幸留传下来的也被作为文物陈列在博物馆内，向人们讲述战场的故事。
  中国古代兵器跨越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绵延数十万年。我国古代兵器的发展可分为石兵器、青铜兵器、铁兵器及古代火器四个历史阶段。从大范围划分，前三个阶段归于冷兵器阶段，此后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阶段。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火器传入我国，才逐渐结束了使用冷兵器的历史。
  青铜兵器是从狩猎工具发展而来，汉代的典籍中有所谓“五兵”，指的是矛、弩、剑、戈、锻（见郑玄注《周礼》）。但《吕览》中说五兵是指矛、戟、钺、楯、矤，说法不一。现存的青铜兵器大体有戈、戟、矛、钺、剑、刀、鏃、弩等八类。
  青铜兵器时期从夏朝算起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它伴随我国的奴隶制社会，从兴盛走向没落。在商朝青铜文化日益繁荣的盛况下，青铜兵器迅速崛起，很快成为奴隶主贵族士大夫阶层掌握的工具，并彻底取代了古老的石兵器，成为车战时代军队中装备的主要兵器。
  各统治阶级无不以其军事势力为支柱，强化其专制地位，征服广大平民百姓。于是他们建立起作坊，监督百姓们铸造大量青铜兵器用来装备军队。那时军队作战，等级十分严明。由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子弟为将领或甲士，乘兵车，着皮甲，持铜制的戈矛驰骋战场。而平民们只能充当徒兵，手持什杖等简单兵器，跟随兵车左右，步行冲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兵器制造业日趋发达。各类青铜兵器如戈、戟、刀、矛、弓箭，都得到进一步改制和发展。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广袤的平原地区，连年征战，车战规模越来越大。各诸侯为了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进而登上霸主宝座，不惜重金，花费人力、物力、财力来铸造先进的兵器。
  先秦时期，战争多发生在大的诸侯国或部落之间，因此当时的青铜器，占首位的便是各类兵器和防护器具。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殉葬的兵器就占总数的30%左右，比例仅次于礼器。一般的商周墓葬群中，兵器出土的数量和比例更大，新干商墓也不例外。
  1989年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兵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品种繁多、器类基本齐全。232件器物，可分成8类、26种、39式，占此批青铜器数量近一半，既有长杆格斗兵器戈、矛、长条带穿刀、钺以及把手、镈等配件，又有短柄卫体兵器刀、剑和匕首，还有射远兵器鏃，以及防护装备胄，几乎包括了中国早期冷兵器的全部类型。而且，各类兵器大都有数种不同的形制，尤以戈、矛、刀、鏃为甚，其造型和纹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新干出土文物中最耐人寻味的现象。这些锐利、奇形的青铜兵器，仿佛一支气宇昂扬、雄壮英武的军队就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也给我们勾勒出一幅气势恢弘的商代战争场景。
  当新干商墓的青铜兵器再见天日时，斑驳的锈迹同样掩盖不了昔日风靡天下的威武。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青铜兵器堪称先秦时代主流冷兵器的缩影，打开了它如同打开一本兵器谱。
  戈是从收割作物用的刀发展而来的，是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也最具特色。实际上，横刃长柄的青铜戈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一直沿用到战国、先秦时期。戈因横刃有锋，垂直装柄，故其可用内刃钩割，外刃推杵，前锋啄击，有较强的搏杀效果。青铜戈依其安柄的形式，可分为直内戈、曲内戈和銎内戈。大洋洲出土青铜戈28件，分为直内戈和曲内戈。双人首纹直内青铜戈，通长26.1厘米，近三角形直援，隆起成脊，后端渐阔，下援曲出，微成弧；上阑存，下阑残；内窄于援，有一圆穿；末端两面均饰阴刻的双人首纹，除鼻梁省去外，其余四官俱全，头竖四根羽毛状装饰。双人首纹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大洋洲青铜矛（矛头）样式多变，极具个性，其形制更是多样，既有常规的短骹矛、长骹矛、带系矛，又有不常见的长叶矛、弯叶矛，还有罕见的圆锥状、四棱锥状的异形矛。常规矛数量最多，达20件。尽管商代南北方都将矛用作主要兵器，且与戈配合使用，但矛在南方更为重要。新干大洋洲青铜矛通过尺寸长短的不等，叶体形状的不同，血槽形式的变化，双系位置的安排，装饰风格的差异，骹銎截面的多样，构成了大洋洲青铜矛丰富的样式，有的符合实战的需要，有的满足仪仗的形式。那种扁菱形状骹部、叶作柳叶形的短骹矛，还有那种半环形双系的特短骹矛均不见于北方地区，其上嵌绿松石的几何鱼纹更突显出其独特的地方色彩；那种异形的棱锥体的矛，更是大洋洲所独有，因为此型青铜矛在北方地区要晚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流行。尽管大洋洲部分青铜矛与北方地区相同，但大多数具有自己的特点。这既是继承了本地区传统兵器的形制，又为了适合南方地区山岭连绵、江河密布的特殊地理条件，创造出这种新式的青铜矛，它出收自如，可以充分发挥刺杀的威力。
  矛是用于冲刺的兵器，在戈的顶端装上矛，既可击杀，又可冲刺，这就形成了戟。戟上似矛的部分被称为刺。刺和戈有分铸的，也有合铸的。西周时代，出现了矛戈混铸成一体的十字形戟，战国流行卜字形戟；到了秦汉，戟变成了“片”字型，如三国时吕布“辕门射戟”的戟，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武器。
  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勾戟，为刀戈浑铸式，通长27.4厘米，内长6.6厘米，援宽7厘米，重630克。近“十”字形扁平体，援下勾，体后宽，前收窄，三角锋，两面援中有鱼形几何纹的浅平凹槽。本处向上伸出，顶端朝后卷曲如钩状的锐薄弯刀，下延的胡直长窄。刀背、援本和胡后有减薄的窄边，其上两长方穿孔，方便固其于秘。这种形状的勾戟是一种直内戈和长条带穿刀合体的兵器，兼具两种兵器的功能。它与多穿长胡戈、带穿长条刀一样不见于中原地区，而偶见于商之周边的先周文化地区。这些兵器，为研究商代赣地吴城文化与先周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材料。专家进一步研究发现，早在商代，江西地区就通过长江和汉水可到达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与陕西先周地区有通畅的交流渠道。
  中国青铜剑制作，其时代可上溯到商。古代贵族和战士常常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或进行格斗。商代晚期到西周时代的青铜剑是短剑，它是一片上部较狭、下部略宽的长条形锋刃器。剑的锋刃称为“锷”。中脊稍厚，末端可装把手，叫做剑茎。西周早期出现柳叶形的剑。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剑得到充分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稀世珍宝，许多名剑和制剑名师的名字也从此流传百世，如1965年在湖北荆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
  新干大洋洲的宽刃青铜剑，通长35.7厘米，体宽8.4厘米，重490克。扁平长体，体扁阔，前宽后收，两刃平直，前端弧刃相接成锋。剑体一面中线凸起成脊，另一面平，前中部浅平槽，如一条束颈的尖尾鱼状。其宽体单面刃，无格无首，扁茎可安装木柄。南方地区多山近水，步兵交战为主，近战需要轻巧短小的兵器。此剑有双刃，为砍杀兵器，应属剑类，不见于其他地区，这说明南方地区扁茎剑出现早于中原地区。
  匕首是一种以刺为主的短兵器，适用于近战防身，形制基本与剑一样，只是比剑短小。大洋洲的卷云纹青铜匕首，通长19.5厘米，宽1.2厘米，厚0.15厘米，重45克。扁薄长条，一面平，一面微弧出，两侧刃平行，三角形锋尖锐。两面体后饰三角形的阳线卷云纹。商代其他地区出土的匕首各有特点，晋陕交界处的多呈脊柱状，成都地区的为柳叶形，大洋洲的匕首形状与它们有很大不同。
  钺最初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斧，晚期演变为石钺、玉钺，商周有了青铜钺。商代流行的大型方内青铜钺，已不适用实战，主要作为仪仗之器，为军事统帅的象征物，带有王权意义，主要用于征伐和刑斩。历史记载武王伐商，战于牧野，商纣王兵败自焚以后，周武王还要用钺把已经死亡的纣王的头砍下来。这说明钺非一般的刑具，而是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故依所刑对象的不同有用黄、用玄之别，依所执者身份不同有大钺、小钺之分。商代大型青铜钺通长约在30厘米以上，现存者屈指可数。新干大洋洲共出土铜钺6件，包括5件方内钺和1件带銎钺，是目前所见商代遗存出土青铜钺数量、种类最多的一处。方内钺中有大型钺2件，均为长、宽近40厘米，重达数公斤的巨制。有学者据此推断，新干大洋洲器物群的所有者应是赣鄱地区某一代方国的首领。
  目雷纹大钺，扁体近长方，通高35.2厘米，肩宽26.1厘米，刃宽34.8厘米。钺体中部镂出大口，上下布满利齿，口围环饰一周燕尾纹；肩下及周边均饰目雷纹带，纹中宽凹线中有嵌饰红铜的痕迹。这是中国现存最早采用错金工艺的商代器物之一。目雷纹大钺出土时，器表有明显的织物包裹痕迹。
  另一件嵌红铜云纹青铜钺，通高36.5厘米，刃宽36.3厘米，肩厚1厘米，重11.4千克，是目前所见最重的青铜钺。形体与目雷纹青铜钺基本相同，但身厚体重。镂出的大口上下各排列双行利齿，口周一圈鱼形几何纹。上边和两侧饰云纹，纹饰宽凹线中嵌满红铜（现大部腐蚀丧失）。在红铜衬托之下，白亮的青铜纹饰十分漂亮、耀眼，增添了华美和贵重之感，营造出庄严、肃穆的仪仗氛围。它是我国现存最早采用错金工艺的商代器物之一。
  双系带銎青铜钺，通长14.2厘米，刃宽8.7厘米，肩厚0.5厘米，重205克。其上为扁圆管状銎，延至体上部，口周沿加厚。体扁近长方，两侧渐外张，下弧刃最宽，若折肩小铲。侧上左右各突出一耳，耳中镂空作系。体大部装饰云纹图案，下方省体兽面，有目、鼻和角，上方兽面简略，目可辨，以銎代鼻。銎管两面饰蕉叶形纹，内有卷云纹，中轴为鱼形几何纹。器表乌黑光亮，刃锐如故。这种直銎钺极为少见，形体很小，纹饰精美，用作礼器。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一一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的名句，使得先秦青铜兵器“吴钩”的美名传诵千古、家喻户晓。这里的“吴钩”指的就是刀刃为曲线形的吴国刀。
  刀，是我国古代一种砍杀兵器。在原始社会，各种材料制成的刀既是劳动的工具，也是自卫的武器。商代青铜刀形体大小相差很大，大约30厘米以上者作为兵器，适用于近战的砍杀，小型者则为工具。刀的形式主要根据脊的曲直可分为：直脊、曲脊和直脊翘首三种。新干大洋洲出土的作为兵器用的大刀有13把，均为短柄翘首形，脊上或饰有锯齿，或饰浮凸的鱼形几何纹，刀刃近直，与北方中原殷墟刀脊上多镂空成片状的扉棱不同。大洋洲有4把刀柄仍带有环，可见当年是用茎包木把，外套青铜环箍。商代各地出土的青铜刀中，新干大洋洲的数量最多，形体最大，铸制最精，保存最好。蝉纹直脊翘首青铜刀，通长67.9厘米，本宽9厘米，重1670克。扁平体，特阔长；体脊近直，加厚起棱；尖首翘起，饰锯齿纹；口刃锐薄，后直前弧；茎短窄，微下折。脊下体两面纹饰带中有11只精美的蝉纹，头大，目圆，尾尖，空隙处填以细线卷云纹。蝉能褪茧变蛾，飞升远去，古人将其视为神物。蝉纹大刀形体巨大，历经三千余年，绿锈未起，青铜本色，光泽四射，锋锐依旧，可谓“商代第一刀”。此刀是大洋洲出土兵器中形制最大的一件，为对开范一次成型。据现有考古材料来看，商代的大刀仅出土于大、中型贵族墓中，不见于遗址和小型墓。如此大型青铜刀的物主人绝不会是一般的贵族，必是最高级贵族或国君，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兵器，而主要是被作为礼仪之器，标志器主人的社会等级和权威。
  曲脊翘首青铜刀，通长43.4厘米，本宽7厘米，重460克。刀体后宽前窄，背厚曲，刃薄直；首翘锋尖，体凹深长，如新月状。本脊稍隆，与柄顺直；脊饰锯齿纹，两侧素面。
  胄是在作战时防护头颈部的帽子，战国以后称兜鍪，宋代名头鍪，宋以后则称盔。最原始的胄是用藤和皮制成的，商代才开始有了青铜胄，其圆顶，深腔，两侧可下遮及耳和颈上部，可以有效地保护头颈。商代青铜胄主要集中出土于商朝的都城殷墟（今河南安阳），1935年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大墓一次出土140多顶青铜胄，其他地方较少发现。这些商代的青铜胄大都锈蚀严重，不甚完整。大洋洲出土者则表面光滑，完整如新。
  出土铜鏃更是形制多样，共123件。除常规的长脊短翼鏃外，还有短脊弧刃宽翼鏃、短脊镂孔宽翼鏃、短脊直刃窄翼鏃、短脊镂孔窄翼鏃、圆锋鏃、扁菱锋鏃、方锋鏃，达8种之多。这在全国商、周时期墓葬中，也是罕见的。鏃，即古代弓箭手用的箭头，是安装在箭杆前端的锋刃部分，形体由一尖锐的锋、张开的两翼、脊和铤组成，用弓弦弹射。
  长脊宽翼青铜鏃，鏃锋角大、刃微弧，翼楼空；脊呈菱形，铤不超翼，翼角薄锐。这种式样的铜鏃非常少见，为新干大墓土著形器物。
  青铜兵器是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种类繁多，铸制先进，精美实用，再现了商代江南一个方国强大国力，这也是青铜时代方国生存发展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