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人类在漫长的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早就学会了铸造青铜器。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国进入了青铜时代的初期，开始了古代社会的文明。中国的“青铜时代”（夏、商、周）具有独特的风采，青铜铸造的文明，成就了一种永恒的记忆。
  在奴隶社会，青铜铸造业全部为王室和诸侯们所占有，政府设置了专门的工官监督青铜器的生产。钟鸣鼎食的时代，贵族是青铜器的拥有者，铜器是子孙永宝之器，是地位尊卑的象征。国家有国之重器，所谓“九鼎”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青铜器475件，其数量之繁多，造型之奇特，铸工之精湛，装饰之绮丽，在全国所发现的商代遗存中首屈一指。青铜器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艺术品及生活杂器六大类。礼器，历来被视为青铜器中的“重器”。新干大墓出土青铜礼器（容器）58件，按其用途可分为炊器、食器和酒器三类。炊器有鼎、鬲、甗3种，38件；食器有簋、豆和匕3种，12件；酒器只有贮酒、盛酒和注酒器，不见饮酒器，有壶、卣、罍、瓿、瓒5种，8件。
  礼器是用来体现“礼治"的。所谓“礼治”，是奴隶主贵族们对于他们的统治制度特别是等级制度的一种美称。一般地说，各级奴隶主必须使用和他们地位相当的青铜礼器，不能超越应有的范围，否则就是非礼。奴隶主贵族把等级制这种礼和数量差别联系起来，即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青铜礼器使用数量的多寡和规模的大小，就是奴隶主等级和地位的标志。礼器的概念，就是“藏礼于器”，被视为宗庙重器，供社会上层人士在宴飨、祭祀、丧葬等重大礼仪中专用。
  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器物，也是商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鼎首先是烹煮器，除烹煮食物外，还可以煮汤；鼎还是盛食器，是宴飨时盛肉及调味品的器具。但商周时代的青铜鼎，多数不是直接的烹煮器或盛食器，而是贵族进行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是等级制度与世俗权力的象征，出现了以用鼎多少区分贵族等级的列鼎制度。所谓列鼎，是指大小依次成单数排列的盛放各种肉食的鼎。奴隶主贵族等级愈高，使用的鼎愈多，能享用到肉食类的品种也愈多。据《春秋公羊传》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这就明确规定了各种等级享用鼎的数量，皇帝享用九鼎，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问鼎”故事。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在讨伐陆浑戎的征途中，故意把部队部署在洛邑附近，进行检阅，以便显示自己的力量。当时周定王委派王孙满去慰问，楚王乘机向王孙满询问周定王传国之宝九鼎的大小和轻重。这种轻侮行为触怒了王孙满，他不客气地开门见山对楚庄王说，周室虽然衰落了，但天命没有改，鼎的大小轻重绝不应该过问。这个故事，表明鼎是体现帝王权力的重器。
  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常见的陶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夏朝晚期开始出现，一直沿用到两汉时期，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的器类，因此其形式多种多样。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曾出土一件夏晚期的网格纹锥足铜圆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青铜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新干大洋洲共出土青铜鼎30件，其中扁足鼎14件，占据总数的50%，分为虎形扁足鼎、夔形扁足鼎、鱼形扁足鼎三类，是青铜礼器中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而且形制丰富，数量多，因此，有专家认为新干一带很有可能是扁足鼎的发源地。中原的扁足鼎可能是受长江流域青铜器的影响而出现的。
  最能代表新干大墓出土青铜鼎特色的，当数这件乳钉纹虎耳大方鼎。它通高97厘米、口纵49.3厘米、横58厘米，重49.2公斤。斜折沿，方唇，两个圆拱形外槽式立耳上各卧有一只惟妙惟肖的老虎；鼎腹部除了中间素面外，左右两侧和下部都饰有排状乳钉纹，上面饰有一组兽面纹。鼎的四足呈圆柱状，各刻有一尊高浮雕的羊头，《说文解字》中，“羊之祥也”，即富贵吉祥之意。从鼎身遗留的大量范缝和铸接痕迹可知，此鼎使用了30多块内、外范，娴熟地运用分铸法，分四步铸接成形：先铸鼎底，次铸四壁和鼎耳，再铸四足，最后铸耳上卧虎。而在浇铸的过程中，又使用了浑铸法，所以鼎耳和腹壁之间不见铸接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鼎较之司母辛等中原时代基本同期的大方鼎，纹饰显得更加粗犷。冶金史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这种深厚的纹饰没有高超的泥范制作技巧不能成形。而正是这种高超的泥范铸造工艺与分铸铸接法，成为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两大支柱。此鼎壁薄而规整，将中国青铜铸造工艺中的分铸和浑铸技术完美地结合起来。
  兽面纹双层底青铜方鼎，造型奇特之处是具有夹层，可放置炭火，保持鼎内食物常温不冷，适合于冬寒春冷的时候温食。专家推测它应是现代火锅的鼻祖。
  与鼎有密切联系的食器是簋，在商周时代的礼制活动中，簋常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九鼎用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传世的青铜簋，也以偶数为多。青铜簋为盛放黍、稷、稻、菽等饭食的器具，形体犹如大碗，同时也是重要的礼器。青铜簋出现于商代早期，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一件无耳兽面纹簋，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现存最早的青铜簋；殷墟时代，簋大量出现，形式也更加丰富。
  新干大洋洲出土器物中，青铜簋仅见一件，还是一件较为罕见的假腹籃。此簋通高17.4厘米、口径33.1厘米，平口，外折沿，方唇，外腹圆且微鼓，内腹圜底近平，甚浅；外腹下暗底亦为圜底，圈足自上而下略外撇。因有明、暗两底，对暗底来说，为深腹，对明露的浅底来说，腹是假的，故称假腹簋。两宽羊角兽面环耳，自唇接于腹上部。腹外壁以双耳和两个凸扉棱为中心，组成四组展体上卷尾饕餮纹，各组之间以双目分格，纹带上下界以连珠纹。腹足交接处等距离4个十字镂孔，圈足部饰四组高扉棱作鼻的展体式饕餮纹，内底阴刻一龟纹。从形制来看，此器双耳及整体形状与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有耳兽面纹簋相似，有明显的商中期风格；但其腹部所饰兽面纹是殷墟时期的流行纹饰，其时代介于商中期与殷墟时代之间。另外这件簋虽有着鲜明的中原文化烙印，与一般的簋形制纹饰都相去甚远，但其圈足上的虎耳形扉棱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直而浅的假腹则是中原铜簋所未见的，故许多学者将这件 “文化融合”式器物定名为假腹盘。
  青铜甗，为蒸煮器，分成两部分，上部为大口盆形的甑，用来放置食物；下部烧水以产生蒸汽的称为“鬲”，上下固定，甑、鬲浑铸为一体。甗下引火烧水，以蒸汽蒸食物，作用相当于如今的蒸锅。甑底有一铜片，称为“算”，算上有十字形孔或直线孔，以通蒸汽。甗出现于殷墟时代，大致可分为连体甗与分体甗两类。新干大洋洲共出土铜甗3件。
  其中立鹿大甗，高105厘米，重78.5公斤，体型巨大，气势雄浑，奇美诡异，为迄今所发现之青铜甗中最大者，也是新干青铜器之最庞大者，被誉为“中华甗王”。此甗甑鬲连体，束腰分界。甑盘口，呈台阶状；立耳，植于盘口和腹壁上部，斜腹，腹内算已失，但甑鬲相接处有算托一周。鬲足中空，足上部呈袋状，下为圆柱形，底端外鼓。双耳外侧环饰双重燕尾纹，耳上各立一鹿。这两头鹿既没有角又不卷尾，身披鳞片，腿饰雷纹，一雌一雄，回首相顾。甑腹上部四组上卷尾饕餮纹，中以凸棱为界，鬲通体饰四组浮雕式牛角兽面纹。
  青铜獻虽自商代前期就有铸造，但为数甚少，形体高大、纹饰精美者更不多。而此器高达一米有余，堪称巨制。更兼双耳附铸动物造型，器表从口耳至足部均有纹饰，在其他器物上很少见。它采用四足取代常见的三足，增强了它的稳定性。除耳上双鹿外，整个器物一次浑铸成形，纹饰精美，体现了青铜范铸工艺的杰出成就。四足铜甗在商代较为少见，出土时代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而新干四足甗上出现了殷墟时期流行的斜角雷纹、上卷尾连体兽面纹、牛角兽面纹等纹饰，其耳上加铸立鹿的特点，则与新干方鼎、扁足鼎加铸动物造型的风格如出一辙。可以推断，四足甗应铸造于商代晚期，是现在可见的最早的四足甗之一；加铸一足的做法很有可能是新干先民对中原青铜器进行优化改造的结果。
  与青铜器的形制相适应，商、周时代青铜器艺术装饰的题材和风格也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不同时代的青铜器器形、纹饰等各有特点。二里头夏代青铜器多仿自陶器，如青铜爵为薄胎、平流、无柱、平底、素面，无铭文。商代前期的花纹结构仍很简单，线条显得粗笨，除常见的饕餮纹、云雷纹、几何纹外，还有夔纹、龙纹、虎纹和人体装饰花纹，仅个别传世器有一个字的铭文。商代后期铜器器质厚重，造型新颖，花纹繁缠，制作精巧，出现云龙纹衬底的双重花纹，蚕纹、蝉纹也很流行。
  商、周早期青铜器的艺术装饰绝大多数是动物纹样，也有少数是几何纹样。在各种动物纹样中，最有特色的是兽面纹，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这是一些被夸张了的或幻想中的动物头部的正面形象。其特征为巨睛凝视，大咧口，口中有獠牙或锯齿形牙，额上有一对立耳或大犄角，并有一对锋利的爪子，形态威猛、凝重。新干出土的青铜罍腹部雕刻的主题纹饰便是由四组兽面纹组成的。
  罍为大型盛酒器，多用于重大的祭祀和宴飨场合。这件四羊罍侈口，斜沿，高领，宽折肩，腹近直，下急收，高圈足外撇。肩部饰四组展体式环柱角兽面纹，兽面间安置高浮雕羊首，羊角外卷。腹部饰四组高浮雕兽面纹，圈足上部饰三周凸弦纹，分布四个“十”字镂孔，下段饰四组展体式环柱角兽面纹。该罍铸工精致，显示出其气势非凡，为殷墟中晚期器物。
  新干大墓出土的这些青铜礼器，不仅器体厚重，造型规整，更为突出的是精美的纹饰遍布器表，纹样工整细致，华丽美观，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形制较小的挹食器匕，也细心装饰，不厌其精。这次从新干大墓共出土铜匕10件，数量之多尚无前例。10件匕皆作长柄匙形，器表不仅正面满饰花纹，大多数的柄部背面亦有纹饰。其中，有件鱼纹匕，长42.1厘米，柄道正面饰浮雕状的省体式外卷角饕餮纹，中间竖置四句戟高扉棱作鼻、角、目、口，皆凸起呈浮雕状，背面则为阴刻线的省体饕餮纹；柄身正面饰龙纹，背面为单线条卷云纹构成的宽带状纹，匙部内底饰鱼纹。商代铜匕以往出土不多，所见数例皆形制较小，并少有装饰；就是西周以后之物，也多仅以简单的刻划纹饰点缀柄部。新干铜匕上的龙纹，无足似蛇，椭圆头，展体，身饰菱形几何纹表示鳞片，十分写实；鱼纹则近于抽象的图案式，却也露目、张口，尾、鳍必备。如此造型的龙纹和鱼纹也实属罕见。
  在中国的奴隶制时代，祭祀是极为重要的事情。祭祀的方面很广，属于宗教范畴，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瓒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礼器，本是一种以玉为柄的裸（灌）酒器。《诗经·大雅·旱麓》：“瑟彼玉瓒，黄流在中”，说的正是此种器物。《考工记·玉人》曰：“有瓒以祀庙”，每当举行盛大的祭祀时，君主都用瓒从罍等大型贮酒器中挹取悝酒，然后缓缓地将酒注于地上，以祭享自己的祖先。
  新干铜瓒为杯形体，敞口，尖唇，微束腰，圈足外撇。下腹和圈足各饰一周目雷纹，两周目雷纹之间有三道凸弦纹，上饰三个等距离的“十”字形镂孔。腹足交界处斜出圭状尖首柄，表面饰目雷式云纹。它形制古朴，纹饰典雅，是一件异常珍贵的商代礼器。商代铜瓒，过去著录中只有一件，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被命名为“亚舟斗”，与新干铜瓒形式相近，但柄下端为圆柱形。新干铜瓒的发现，佐证了商周时期确实存在以玉圭为柄的圭瓒，也从侧面反映当地文化的演进发生了质的变化，即表明它已进入建立国家政权的文明阶段。纵观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时代特点明显，时间跨度数百年，考虑到青铜时代青铜器是十分珍贵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物，代代相传，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青铜礼器58件中酒器仅有8件，酒器不及全部礼器的1/7。而在中原，酒器占全部礼器的1/4强。殷墟妇好墓更是超过1/3。这种重食轻酒的器物组合以及食器中鬲多、鼎多、簋少，以及深具地方特色的扁足鼎，都说明了这里的先民迥异于中原殷商人民的生活习俗，反映出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精美绝伦、形体高大的青铜礼器，表现高超的冶炼、铸造工艺、制作技巧，令人不胜惊叹。就装饰技法而言，既有浅浮雕，半立体雕的图案式动物形象，还有十分写实的立体动物雕塑式造型，可谓装饰技术精湛，纹饰更是丰富多彩，体现出很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