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新干县（古名上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的一个古县，始建于秦，是江西十八古县之一。程家村涝背沙丘位于新干县城北20公里，北距樟树市（原称清江县城）亦仅20公里，为一片方圆仅数平方公里的沙丘。该沙丘当为赣江古河道，现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南6公里处是牛头城商周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沙丘周围经多年垦殖，现已辟为果园、菜圃和农田。
  这一片方圆数里的沙滩，静卧在赣江之滨不知多少岁月。散居于沙洲一带的乡民，世世代代相传着一个无头无尾的故事：不知是哪朝哪代，几个富商大贾或王公贵族择冢葬此，并在沙洲中埋下了九缸十八瓮的金银财宝，每一座墓都有高耸的封土堆，所以很早以前这里就有好几个封土堆，一个封土堆就像一把雨伞，后来只剩下三把半了，“三把半金伞”的传说也便流传下来。但再美的传说也终归是传说，谁也不曾将她同眼前的沙洲认真地联系在一起。可当人们再次在这里取沙护堤时，不甘永远寂寞的瑰宝终于露出了端倪。
  1989年9月20日，为维护赣江大堤，当地几个村的千余名农民在涝背沙丘上掘取沙土。夏圹村的村民取沙点正好位于原来椭圆形大封土堆的沙丘中央，一个青年使劲一锹下去，“当”的一声，锹被一块硬物阻止，连手臂也感到了震动。呼啦上来几个人，合力扒开沙层，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圆腹鼎出现在眼前。“哟，好大的香炉！ ”“这是个宝贝。”“肯定还有!”人们嚷叫着，扒掏着，挖着，砸着，大大小小十余件青铜器一件接着一件遍体鳞伤地被拉出了几千年的藏身之地。
  9月21日，雨后骄阳，晨7时，在大洋洲牛头城址进行科学发掘的省考古所同志（领队詹开逊，队员徐长青、侯远志、刘山中）得到大洋洲挖出“宝贝”的消息后，立即随新干文化部门领导赶赴沙洲。当省考古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凭着职业的敏感，很快作出判断:这是一处极为重要的古文化遗存。鉴于沙质疏松、无法进行钻探，他们分析研究后，决定先开一处4×4米的小探方进行试掘。同时，领队詹开逊到大洋洲邮电所，向省主管部门汇报，归途中，在新干赣东饭店看到了连夜追回的文物，让他惊呆了。
  上午11时许，在沙丘上试掘的同志有了新的惊人发现。原来试掘仅推进55厘米就发现一片灰褐色的沙层，扩方后可清晰地看岀长轴约2米的椭圆形分布范围。拍照后，剔去表层，呈品字型分布的三堆器物出现了：一为鼎、豆、鬲等小型青铜礼器；二为宽刃剑、刀、斧、锥、凿等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三为陶器。三堆器物，均叠压而置，刀、匕首多数都被折成数截，柄部的漆皮、木质和脊部的朱红尚清晰可见。为安全起见，县乡领导要求先取出文物。面对现实，考古人员只得打破惯例，在仔细测量、记录和拍照后，先取出了这三堆文物。然而，就在对取出文物后的探方作进一步清理时，东侧又有几件大型的青铜礼、乐器露出一角。出于无奈，考古人员只得再次违心破例。这次更加艰苦，哪一件器物连沙带锈也在数十公斤以上，仅一件四羊铜罍就达百余公斤。为了文物安全和资料的完整性，一切只能由考古队员自己动手。待全部文物取出后，沙滩已被夕阳的余晖映得血红。疲惫、饥渴向工作人员袭来，大家已经快12个小时未进一滴水了。
  9月22日上午，继续试掘，队员们依然精神抖擞，但工作速度明显放慢。大家有意识地等待省文物部门领导的到来，以便组织更加科学的发掘。到了午后，30余件青铜器又暴露出来了。
  下午4时，省文物局、博物馆的领导杨凤光、彭适凡以及考古队干部李科友、余家栋、程应林、陈新民等同志驱车赶来到新干青铜器发现处。只见沙丘上人山人海，把文物出土点围得水泄不通。此时，沙坑里已显露出多件青铜器。特别吸引人的是那件斜卧着的方鼎，器腹上满饰兽面纹，立耳上似附着一虎面。把沙拨开，原来是立耳上卧着一只圆雕老虎。彭适凡等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汇报后一致认为：这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物。大家感到这绝不是一般的发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遗存，应该立即暂停发掘，就地保护，从长计议。
  当晚，省文物部门、新干县政府和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在大洋洲乡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持续到凌晨两点，最后作出四条决定:第一，这是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应立即上报国家文物局，并请示保护和发掘事宜；第二，在文物出土点周围，划定40×60米的保护范围，然后用篱笆或其他方法围护起来，在围护墙未建起来之前，指定25名公安干警和民兵日夜轮流值班守护，经费由省里解决；第三，牛城遗址发掘中止，考古人员全部转移到大洋洲程家来，并做好科学发掘准备工作；第四，在维护墙建好后，再统一组织发掘队，严格遵照考古操作规程精心地进行科学发掘。
  9月23日中午，省文物局杨局长返回南昌后，下午即用电话向国家文物局领导作了汇报。翌日，国家文物局立即作了三条指示：一、组织力量，确保文物安全；二、同意抢救性发掘，但范围不能太大，首先要确定好方位；三、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
  25日，省文化厅正式成立了新干县大洋洲考古发掘队，由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兼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彭适凡任领队，队员由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林、詹开逊、侯远志、刘山中和新干县博物馆杨日新等组成。考古队在涝背沙丘文物出土地点，用石灰在沙丘先划出一个40×60米的保护范围，随后即着手组建“维护墙”。
  10月底，高度超过2米的竹篱笆围护墙建成，仅留出一个小门进出。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和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在围护墙门口还张贴了一张盖有新干县人民政府打印的布告。11月6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科学发掘正式开始。
  到11月16日，全部遗存已基本暴露地面。除东头的陶器群外，在东西长约8米余，南北宽近4米的范围内，除西北角外，均布满了铜器、玉器和陶器。仅从已露岀的局部形体特征看，扁圆虎足鼎、瓿形鼎、假腹盘、贯耳壶等中型礼器为主的青铜器群见于东南角，同它们在一起的还有箕形器、犁、斧等生活生产用具以及造型奇特的双面神人头像。东北角为陶器群，但中间有一堆铜鏃和一件铜鬲伴出。中央部分的器物群可分为两组：东为青铜鼎、壶和大量小口折肩陶罐等；中部是铜戈、铜矛、勾戟、带銎钺等小件兵器，周围较集中显现大量玉器，如带穿孔小榫玉笄和折断叠置的玉戈，还有侧身羽人玉神像，以及环、璜、管等佩饰……令人眼花缭乱。西南部也见有器物群，铜器有钺和大量的戈、矛，陶器主要是豆和小口折肩罐。西北角倒是一片空白，经核对，原来是抢救试掘时取出部分大型青铜器的分布处。经民工回忆和现场记录证明，被群众拿走的17件青铜器原出于西北角。
  这批商代珍品如此大量集中出土，惊动了国家文物局。11月21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乌恩、殷玮璋，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李作智等一行来到新干大洋洲发掘现场。当他们把油布揭开时，面对如此大量的瑰宝，人人都兴奋不已。沈副局长十分激动，连声说：“衷心祝贺你们！衷心祝贺你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南方地区竟发现这么多青铜器，这样集中出土，真是大饱眼福。你们立了大功!”李作智连连说道：“不虚此行！江西的确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领导和专家们在对这一发现作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对下一步科学发掘和青铜器的保护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
  11月23日，即着手分区对遗存作进一步清理，特别是严格按考古操作规程把文物一件件取出来。在清理过程中，对所有出土物，都认真地进行了测量、编号、绘图和摄影。有的文物取出后，又发现下面迭压有文物。如东部一堆陶罐下压着一堆青铜鏃，旁边还有溜肩铲、刀等，粗略一算这堆青铜鏃就达70余枚，都整齐地重叠在一起，前锋都从同一方向，铜鏃的链端处不同程度的残留着箭竿痕迹，有的铜族表面尚粘附着漆皮。为了不遗漏哪怕是一颗玉珠，考古队员们各个全神贯注，小心翼翼，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对坑内关键部位的沙土，都细细地翻过去掏过来。“功夫不负有心人”，11月24日在土坑东南部的沙土中搜寻出9颗仅剩珐琅质的人牙，以后两天又连续分别在两处沙中发现15颗牙齿。后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韩庚信教授鉴定，它们分属于三个不同个体的人牙，对确定大洋洲出土文物的性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1月26日，国家文物局向江西省文化厅发来贺电，称：“这是我国近年来文物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几天后，国家文物局拨来5万元专款，以解发掘队的“燃眉之急”。12月4日，文物发掘工作全部结束。1990年2月17日，大洋洲出土的全部文物在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的严密护卫下安全运抵江西省博物馆，开始了保护、修复和室内整理、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