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庐陵，江西吉安市的古称，地处江西中西部腹地，丘陵起伏，山川纵横，土沃水清，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日照充足，是一片适于人类生存繁衍生息的宝地。早在数千年前，勤劳勇敢的先民们就在这里胼手胝足，为共同创造华夏民族的灿烂文明自强不息。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典籍和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关于庐陵这片土地，关于这群先民，只记下了“荒蛮服地”四个字，是先哲们秉笔录史时的疏忽，还是岁月的尘埃无情湮没了那惊心动魄的一页？
  所幸的是，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人们逐步拨开了笼罩在这块古老大地上的一层层迷雾，在庐陵这块沃土上找寻先民的踪迹。据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早在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庐陵大地繁衍生息。永丰县的尹家坪遗址，遂川县的天子地遗址，青原区的庄塘遗址等都出土和采集到该时期的石刀、石锛、陶豆等遗物。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居民集中点增多，发展速度加快，庐陵文化区域内的大部分县区都有商周时期遗址。如永新县的白鹭遗址、井冈山市拿山古岭寨遗址、新干县的牛头城址等，都留下庐陵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历史遗迹和生活器具等，而代表这个时期最高发展水平的是新干商代大墓和牛头城址。这里的先民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成为庐陵地区的文明先驱。
  青铜文明，又称青铜时代、青铜文化，在考古史上是以实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精华，自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鲜明时代的特征。因此，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中国青铜器的发明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出现对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追根溯源，作为人类最早认识的金属器，青铜器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
  一直以来，自然界就存在大量的铜矿石。孔雀石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颜色呈翠绿色，因上面有像孔雀尾羽的美丽花纹而得名。很早就受人们喜爱，把采集来的制成项链等装饰品。在使用过程中，人们又发现孔雀石掉在炭灰中经高温会熔化成铜液，冷凝固时可以随意成形，由此，人们便掌握了用木炭加工来冶铸红铜的技术。但红铜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人们又在实践中发现锡矿石，并掌握了用它加木炭冶炼出锡。不久，人们又进一步发明了用红铜加锡熔炼成青铜合金的技术。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具有熔点低，约为800℃；硬度高，为铜或锡的2倍多；性能稳定，易铸造成型等特点，非常适合于制造生产工具、武器和生活用器。古代人发明了青铜冶铸技术，并认识到青铜比红铜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以后，就开始广泛地使用青铜来制作各种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等，使人类的生产劳动的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首先，青铜冶炼铸业的高度发展，给农业及其他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锐利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和手工业获得空前的发展，以致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第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生产关系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进步，政治、军事、文化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面貌大为改观。可以说，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即从石器时代飞跃发展到一个新的时代一青铜文明时代。
  人类学家认为：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兴起和青铜器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三大标志。文字的出现，代表着人类智力发达和文化发展水平；城市的兴起，意味着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而青铜器的发明则标志着人类技术创新的一次巨大飞跃。
  赣中的庐陵区域是什么时候铸造并使用青铜器？这是一个十分神秘而又有趣的问题。1976年新干县中陵水库坝头上，人们正在挥锹挖土整修水库大坝，一位壮汉忽然挖出了一个黑不溜秋的硬物，一看原来是破铜烂铁，便随手丢在一边，继续挖土，最后挖出一大堆“烂铁”。完工后，这堆“烂铁”被当做废品卖到邻县清江县（今为樟树市）的永泰公社供销社，供销社按照惯例请清江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挑选处理。这一拣选有了大发现，原来民工卖的“烂铁”竟然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青铜器残片！经修复后，获得了5件青铜列鼎，大小有序。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商代青铜器，这是我们庐陵地区最早发现的青铜器。1985年，在遂川县修建105国道时，出土商代青铜提梁卣，器身以云雷纹为底，饰蝉纹、饕餮纹等，通高36厘米，器重10公斤，盖内壁和腹内底有族徽铭文，非常清晰。1987年，遂川县境内再次出土了蝉纹青铜鼎。这两件器物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亦为商代青铜器。尽管是单体出现，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庐陵的遂川县在商代亦能感受到青铜文明的气息。而1989年发现的新干大洋洲商墓犹如一声巨雷，震惊了世界，令海内外考古学界瞩目。该墓出土各种质料遗物1368件，即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颗），陶瓷器139件。其中尤以青铜器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大、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堪为江南商墓之冠，就是在全国也是罕见的。通高105公分，重78.5公斤的大铜甗，为全国之最，有“甗王”之称；巨型大钺被专家誉为“中华钺王”；青铜犁锋，全国仅此一例；青铜豆，专家赞叹举世无双；青铜瓒，国内独一无二；提梁方卣，实属孤品，据说故宫有一件，但未公之于世；双尾铜虎，一个身躯两条尾巴，背上有一只小鸟，形体之大，世人未见过；水晶套环，无色透明，质地纯净，小环置放在大环内，两者吻合无间，也是罕见之物；还有49.2公斤重大方鼎，国内也仅有几件。一座古墓葬，出土的青铜农具和手工生产工具143件，在全国也是首例。青铜器中的四足铜甗、乳丁纹虎耳方鼎、伏鸟双尾虎和玉器的神人兽面形玉饰、侧身羽人玉佩饰更是被评为“国宝”。
  江南地区发现如此大型的上古墓葬，尚属首次。它的发现是中国江南地区文物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引起了有关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墓发现以后，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纷纷来江西参观、考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在大墓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期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长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华觉明、苏荣誉，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李季处长和王军副处长及著名专家李伯谦、刘观民、宋曼和李化元，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勤，还有湖南、上海、河南等省市博物馆的领导、同行，以及江西省社科、文博界的领导和专家周銮书、姚公骞、陈文华、郑光荣、刘怒忱等频繁地穿梭于南昌、新干之间。他们在参观了现场和出土青铜器后，都喜出望外，赞不绝口，认为“必将轰动全世界！”李学勤这样评价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今天还难以估计，还要有相当一段时间也许才能体会到。不过，通过该墓的发现，江南的历史要重新改写，商代的文明要重新评估，从广度、高度来说都不过分。”邹衡教授则一言以蔽之：“这次发现的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国外学者罗泰、罗森夫人、贝格律博士和艾兰等，也先后来到南昌，参观之余，无不对中华灿烂的古文明赞不绝口。
  经过近一年的修复研究，大洋洲商代青铜文物于1990年11月10日在省博物馆作内部展览。同日，江西省文化厅在南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厅长郑光荣在会上宣称“这次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365件，其中尤以青铜器更引人注目”，“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的空前发现，不仅是中国南方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而且将为我国青铜文化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它所提出的种种发人深思的新问题和揭示的奥秘，必将给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作用目前尚难以估量。”
  1991年2月，《中国文物报》邀请著名考古学家评选全国重大考古发现。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的发现，被评为我国“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千年更迭之际，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1993年，以研究新干大墓出土文物为中心议题的“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来自美、日、英、瑞典和港、台以及大陆的10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在参观接待室休息时，人们纷纷挥毫题词，抒发他们参观的感受。中国社科院胡厚宣先生的题词是：“博大精深，精美绝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震先生的题词是：“新干出土，创新纪录。”山东大学田昌五先生的题词是：“南国之宝。”中华书局刘宗汉先生的题词是：“誓控蛮荆，地引瓯越；邦有宝藏，待我发掘。”在参观了出土文物和赴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后，国内外专家都认为，这一地下艺术宝库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昭示着视江南为“荒蛮服地”的历史误会的终结，并预言，江南古代文明史将因此重新改写。
  大洋洲商墓是20世纪商代考古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因其内容的丰富、精美而震惊中外。自1989年发掘以来，这批珍宝中的部分文物不仅在国内多次展出，足迹还遍及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饮誉海内外。
  2006年2月28日，作为“中国近年来重大考古发现系列展”的首展，《商代江南一一新干大洋洲考古发现精品展》在国家博物馆正式展出。此次是这一长江以南的青铜文化首次面向最广大的公众，展现出一幅生动详实的商代江南生活画卷。
  2006年9月28日，《江南文明之星一一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文物精品展》在广东省博物馆隆重开展。这是江西省博物馆根据“走出去，引进来”的办展思路，将刚刚完成整体保护与修复的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首次在广东省博物馆“集体亮相”。
  2007年5月，由江西省文化厅、浙江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赣鄱吉金一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王国》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深受当地各界欢迎。开展1个多月，平均每天参展观众逾千人次。
  为了助兴北京奥运会，2008年8月，来自老区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的18件文物在北京展出。代表性青铜器有国宝鹿耳四足大甗、国宝乳丁纹虎耳方鼎、虎耳虎形扁足鼎等，展示了商代时期中国南方赣鄱流域青铜铸造工艺的杰出成就。2009年3月1日起，上百件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做客”于甘肃省博物馆，与当地广大民众见面。这是甘肃省博物馆今年举办的首个大型展览。此次选送了具有代表性的135件青铜器进行展览，其中一级文物30件、二级文物36件。与甘肃省出土的青铜器相比较，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器更具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2009年6月17日，《南国记忆一一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华展》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一楼开展亮相，为山西人民献上了一道丰美的文物盛宴。
  纵观新干商墓全部出土文物，一方面某些青铜器、玉器的造型与纹饰，表现出与中原殷商文化的相近或相同，说明它与中原有着密切的关系，曾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另一方面，从很多器物的造型、纹样和铸造工艺看，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诸如镈、瓒、剑、鏃、犁禅等在全国商墓出土文物前所未见；器物组合中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斝等酒器，纹样和装饰附件上虎的雕塑性动物形象及其盛行，独有的带状燕尾形纹也很普遍。铸造采用陶范与石范并用等工艺，这些都足以肯定这批青铜器应是本地铸造。表明3000多年前，赣鄱湖流域存在着一个殷商时期高度发达的奴隶主政权，而新干商墓的墓主人就是南方一方国的最高统治者，即王族或王室家族成员。
  新干商墓这一重要发现，不仅弥合了江南文明历史的断层，而且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青铜文化交相辉映，谱写了中国商周青铜文明的新篇章，被世人誉为“长江中游的青铜王国”。
  新干县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中游，是吉安市的“北大门”，原名新淦，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从金川镇椼桥马脑山、牙牙山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吉安大地繁衍生息；而新干大洋洲程家商墓发掘出土堪称“中国第一”的青铜器以及牛头城址的发现，表明3000年前的殷商时期，在新干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成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华夏文明中去。
  从原始部落时期开始，新干先民一步步地从荒蛮走向文明，创造着生活，创造着文化。尽管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出土的文物描绘出辉煌灿烂、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成为庐陵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开创庐陵的文明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