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开拓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民族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庐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与历代人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和一批批志士仁人革新图变的努力密不可分的。他们不满足于现状，追求更为美好的生活；他们勇于冲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抱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不同的领域开拓新的天地，显示出旺盛的创造力和勃勃的生命力，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今吉安大多数人的祖先，是北方南迁的移民。西晋的永嘉之乱、中唐“安史之乱”和唐末动乱、北宋靖康之难前后，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乱时期，为躲避战乱，北方士族百姓纷纷向江南地区迁移，处于赣中腹地的庐陵。不断吸纳各方的移民。除此之外，不少州、府、县官，是北方人，卸任后不回战乱中的原籍，留居繁衍子孙。现在吉安大部分姓氏的先民，多是上述原因到庐陵定居的。到了明代中叶之后，赋役繁重，官绅兼并土地，农民大量破产逃亡。明末清初频繁的战事，导致田园荒芜，赣中南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政府考虑要让人民休养生息，便不得不招抚流民垦荒。一部分在秦汉时从北方南迁闽、粤东南山区的“客家”，到了明末清初，其中一些后人沿先祖南下的途径，逆向返回在赣中南山区定居。从目前吉安一带的方言中可发现，没有一种统一的、可通用的方言，永新话和永丰话，遂川话和峡江话，语音差别很大，便是人口来源不同的证明。
  一批批迁入庐陵的移民，大多数是平民百姓，到了新的环境，没有了祖传的家业可依靠，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只有开拓创业这条路可走。他们披荆斩棘，建房安生，拓荒耕耘，种养纺织，维持生计。定居繁衍后，就必须以有效的劳动获得更多的所需生活品。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为了使自己生活得到改善，他们不仅会把原籍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能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制作技艺带入新居，还会不断地加以改进提高以适应新的环境。庐陵一带的豆、麻、蔗、棉等农作物栽培技术和陶器烧造、纺织等工艺，追溯其源头，可知大多是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而改进形成的。在赣中南山区出土的南朝墓葬铁制农具中，禾镰刃部可见齿痕。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技术创新，镰刀开齿，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是比较先进的农具。据专家们推测，这是由稻谷生产发达的吴越地区传入，当地人结合生产的需要而改进的农具。
  不同地方而来的人，把原籍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产技艺带入了新的居住地。他们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后代的兴旺，必须抛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探寻适应时代需要的生存方式，这就从客观上为社会的繁荣注入了生机。经代代奋斗，耕读传家，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庐陵成为富庶文明之地。在清代中期以前的千余年间，古庐陵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多数时期居全国上游。在宋代能为朝廷供应十分之一的贡粮，制造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大型漕运粮船。明清之际，庐陵城是江南重要的商贸中枢，全国各地至少有24个商人会馆集聚城中。“金庐陵”、“江南望郡”的闪光招牌，是先人们用智慧和汗水开拓奋进换来的。
  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庐陵先民以开拓的勇气改造山河，向自然灾害作不懈的斗争，改善生产条件，以获取更多的劳动收获。吉安各地的水资源十分丰富，大小江河支流遍布。后唐监察御史金陵人周矩，不堪北方战乱，南来吉州，投靠在吉州为官的女婿杨竦。周矩到泰和万岁乡 （今禾市），见山水佳美，便住了下来。禾市的南边有大山，山中一条叫邕水的江，水流量很大，但江两边的高岸水田只能靠天吃饭。周矩是一个水利工程专家，他便在邕水上游的槎滩村旁，用木桩、条竹和巨石，横江筑陂，两旁开渠，引水灌田，并在陂渠旁开挖溢洪道，以防河水漫流。槎滩陂成功地拦水筑坝，蓄水灌田，可灌溉两个乡9000亩农田，解决了水稻旱涝问题，提高了水稻产量，为栽种二季水稻提供了保障。至今，槎滩陂仍然发挥其农田保障作用，被誉称为江西的“都江堰”。槎滩陂水利工程的创建，给吉安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此后吉安各地建造了不少的陂渠。宋代明道二年(1033)，龙泉县令何嗣昌修蜀水中游的梅陂，宋代嘉祐四年(1059)，禾水中游地段，在丞相永新人刘沆的支持帮助下，建筑了袍陂。其他著名的水利工程还有安福西部的寅陂、永新浬田的源陂等。明代万历九年(1581)，永丰县令冯应凤，在恩江上游筑堤垒石，保护河堤，使沿江农田免遭水灾泛滥。庐陵的固江堤也属此类。1000多年来，吉安修筑的山塘湖陂星罗棋布，沟渠纵横，水利工程设置为广袤的农田提供了丰收的基本保障，使吉安真正成为江西的大粮仓。
  庐陵遍布丘陵岗地，丰沛的雨水和肥沃的土地适应各类竹木生长，尤其是盛产标长质优的杉木，畅销大江南北，还是朝廷贡木的重要供应基地，木材交易兴旺。但长期以来，全国都没有统一而简易的木材材积计算方法，影响了木材的生产和大范围流通。明末龙泉县(今遂川)人郭维经，官至吏部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亲病故，回乡居丧期间，与女儿郭明珠见木材交易中丈量木材材积有困难，运用商品交易中的斤、两、钱、分重量标准为计价单位的方法，以围量五尺之木定位为一斤，三尺之木为一两，一尺五寸之木为一钱，八寸之木为一分，合理分配码两，从而产生了龙泉码。这一杰出创造，比德国的国际公认“柯达山毛榉材积表”的发现早一个半世纪以上。龙泉码在我国江南十分通行，为数百年木材交易提供了科学性、实用性的计算方便，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才被公尺制计码方法所取代。
  从唐代始，庐陵的造船，造纸，雕印，竹木制品等制造业逐步发展，到了宋代已很发达。工匠们适应市场的需求，不断改进工艺，提高技术水平，创造新的产品，成为江南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尤以陶瓷业为盛。随着汉末以后的一次次北民南迁浪潮，一批批北方和东南的制陶工匠在吉州一带落户，他们定居后，和当地的工匠一起，根据本地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创造出了新的制陶工艺，到了唐末五代，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吉州窑位于赣江边的永和镇，兴盛的南宋时，有3万多窑工，窑场延绵2公里。至今，仍存24座窑包遗址，每座像一个小山，挖陶土形成的水塘数十口，枯水季节可见塘沿厚厚的陶瓷碎片堆积，可想象当年制陶业的兴旺。吉州窑的陶瓷品种很多，以黑陶为主。木叶天目、兔毫天目、剪纸贴花等产品的制作工艺，达到了当时一流水平，深受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青花瓷的出现是一次重大转折和跨越，景德镇因此而兴盛。据专家考证，吉州窑创制的釉下彩绘工艺，是青花瓷产生的基础。最能显现地方特色的是剪纸贴花工艺。工匠们把梅、竹、兰、鸳鸯、蝴蝶等图案剪贴在陶坯上烧制，形象生动而简洁，寄寓了劳动人民祈盼平安、吉祥的情感。吉州窑工匠创造的突出陶瓷烧造技术，是在黑釉上产生“窑变”。窑变是由于多层成分不同之黑釉，在窑中发生变化，呈现出多彩的结晶。这项技术在当时国内外当属首创，开创了世界瓷器烧造技艺的先河。吉州窑有两种窑变闻名于世，一种是鹧鸪斑，即在生坯上施用两种含铁量不同的黑釉，经低于其他结晶釉的窑温焙烧，含铁量较多的黑釉便出现了结晶，黑色釉面即呈现出像鹧鸪毛一样的色彩，给人一种羽毛的柔和感。还一种是玳瑁斑，烧造这种工艺效果，先要在生坯上施一层含铁量较多的底釉，后在底釉上洒一层含铁量少而含二氧化硅较多的面釉，在高温中烧制，烧出来的样子很像玳瑁的甲壳，给人以富贵大方的感觉。吉州窑创造的烧造技术还有一绝，即在瓷品中装饰精美的图案，如“木叶天目”黑釉瓷，用天然树叶贻贴在陶坯上烧制而成，茶盏盛水后借助光线的折射，木叶栩栩如生，漂浮颤动，十分动人。宋明时，陶瓷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大量销往海外，时为江南陶瓷生产中心之一的吉州窑，是出口陶瓷的大型生产基地，无数的陶瓷沿赣江北下南上，流向海内外，庐陵人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也通过陶瓷产品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明末以后，不少庐陵人走出传统农耕的圈子，走出吉泰盆地，去开拓新的生活空间和生存之路。他们离家别子，不惧风雨，前往湘湖桂黔，经商坐贾，在市场闯荡，大显身手；靠诚实、本分、聪明、勤快，经过十年数十年，有的创造出累累财富，衣锦还乡。至今，民间仍流传着巨贾豪商的传奇故事，乡间还残存着通往湖广的青石板或鹅卵石商道和风雨亭。今天，吉安各地乡间存留大量有文物价值的古村落，民居祠堂等建筑大多是青砖黛瓦，高大结实，做工精细，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不少古村落的民居都是以建筑群形式出现，当年建造时统一规划，整齐划一。如已列为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的青原区渼陂、陂下，吉水县燕坊、双元、仁和店，吉州区的钓源，吉安县的唐贤坊、永和、安福县的塘边、柘溪等古村，都是族人经商创造财富的实证。
  隋唐以后，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中原文化，随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北民南迁浪潮，源源不断地输入相对安定，经济逐步繁荣的赣江中游庐陵地区；而较为发达的书院和学校教育，加速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到了宋代，庐陵文化进入鼎盛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名臣贤士，其精神风貌，显示出了和中原文化基本相同的特征，就是尊崇正统的儒学，把孔孟的学说当做主导思想，形成了以“文章节义并重”为主要内容的主体精神。庐陵先贤们，在人生追求上，崇仰并实践“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信条，积极“入世”，匡时救弊，刚健有为，奋斗不息；在政治观念上，追求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建功立业。尤其是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积极成分，在庐陵人身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成为一种风气和传统，代代继承，形成了庐陵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
  封建王朝的兴衰，与是否图变革新密切相关。庐陵培育的俊杰们，关心民族的前途命运，胸怀忧患意识。当国家面临危机之时，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除弊革新才有出路。民族英雄文天祥，破天荒地提出了政治思想的“改革不息论”。他在科考殿试的对策中，明确地提出了革除旧弊，改革不息，以振国威的观点。他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概念出发，认为“不息”就是变化革新，这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人生、社会都要“法天地之不息”，引申到政治上同样是要变通改革。如何改革？他认为首先要从思想和精神上振作起来，树立信心，然后才能表现到行动上来；并且要持之以恒，兼及内外彼此，全面推开，达到的目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可惜理宗没有接受文天祥的观点，但却使一个21岁青年的爱国之心和敢于提出革新之论的勇气昭然于世。
  欧阳修担任过执政要员，参与了朝廷的决策。他是一位具有创造精神和革新意识的政治家、文学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多年，内忧外患。欧阳修在奏章中，多次提出刷新政治、整治朝纲的意见，他还提出了通漕运、尽地利、榷商贾解决财用不足，裁冗兵、选良将、变战略巩固边防等改革的举措，对缓解国家的危机起到了作用。在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是改革朝政的鼓吹者和参与者，他坚定地站在范仲淹等改革派一方，与保守派斗智斗勇。他倡导并实践平易自然的文风，领导了充满生机的诗文革新运动，促进了一代新风的形成，惠及数代。欧阳修有改革的思想理论，又有实际的行动，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不断扬弃的过程，破旧立新，循环往复，步履艰难。如果固守传统，被旧的思想观念束缚，抱残守缺，裹足不前，社会不但不会进步，还会倒退。在封建专制社会，要冲破原有的秩序、已有的观念、传统的形式，是要有勇气和毅力的。宋代之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推崇为统一思想的武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在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朝廷的日趋腐败，遇到了信任危机。思想家和教育家王阳明应世而出，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人称“阳明心学”，成为明代中后期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重要学派。
  他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天理即是良知”等观点，认为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的“伦理”，是存在于心中的，道德修养的目的是“致良知”。这与程朱理学所说存在客观的“天理”是对立的。他的哲学思想，是对朱熹理学绝对权威的挑战和批判，有一定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王阳明任庐陵县令期间，常亲自讲学，传播心学观点，一批庐陵儒士成了他的得意门生，王阳明不管在朝在野，庐陵不少名士始终追随他。江右王门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如安福的邹守益、刘邦采、王时槐，泰和的欧阳德、王直，吉水的罗洪先，永丰的聂豹等，都是当时政坛、文坛的名流，都为传播阳明学说而尽心尽力。
  王阳明去世后，庐陵名士又坚定地捍卫先师的学说，传播、研讨其思想，开书馆讲会，组织学术活动，研讨、普及、推广、发展阳明学说，并成为一种传统，在吉安久久延续，使庐陵成为全国当时阳明心学的大本营。在阳明思想的影响下，庐陵又一次呈现出文化高峰，产生了一批批杰出的人才。
  在理学盛行的明代，庐陵却有一批儒士文臣，敢为人先，标新立异，大胆地向权威和传统的思想挑战，显示出虎虎生气。明代永丰人何心隐，中举人之后便不走仕宦之路，讲学维生。他坚决反对理学家灭人欲的说教，主张“育欲”，基于这一思想，他采取了与封建统治对抗的举动，他在家乡实行社会改革实践，组建了“聚和堂”，统一经济管理，统一纳税，统一教育，民主管理，人人平等；族人和睦相处，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他的社会实验，深受百姓拥戴，“行之有成”，尽管最终受到打击而失败，但他敢破常规，革新进取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的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比西欧圣西门早了100多年，是封建冻土里冒出的一枝嫩苗，为后来的个性解放和新思潮开路、奠基。永新的颜山农，也是一位理学的叛逆者，他学富五车却不走科举之路，到处游学讲学，深受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布衣草民的敬重，他无拘无束，主张“率性而行，纯任自然”，叽嘲“纲常名教”和“天理良知”，称得上是“人性解放”的先行者。
  宋、元、明时，我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是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源；王守仁从中分化出主观唯心主义的“心本论”，认为“心性”是万物的根本。明代的泰和人罗钦顺，不为正统的思想所囿，对理学提出了质疑，坚持“气本论”，认为具有物质性的“气”才是世界的本源。他坚持“格物以致知”的认识路线，认为只有考察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才能获得真知。在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环境里，罗钦顺敢于冲破樊篱，大胆地阐明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在明代独树一帜，丰富了我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有胆有识，难能可贵。
  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传承性，积累了历代人民的智慧。如果仅是吸取前人的经验，享受已有的成果，则会停滞不前甚至枯萎，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变革，才能保证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明代的吉水状元罗洪先，博学多闻，注重务实。元代的朱思本编制了《舆地图》，但不便查阅，又难以制作，加之图面太大，使用移动困难，罗洪先做了三项富有创造性的事，一是按朱图扩大，以省区为单位改绘成十七幅单页，首页为全国政区图，装订成册，便于刊印流传，为我国地图史上的创举，成为后来的楷模；二是首创了24种图例，山湖路和府、州、县都有统一的标记，看图者一目了然；三是图后附有图表，补充各省区的沿革、形胜和府县的田赋。罗洪先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为我国地理学开创了新路。
  佛教的“中国化”，青原山禅宗七祖行思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受六祖慧能之命回到家乡，传“顿悟”禅法，在青原山弘法28年。“顿悟”只是基本概念，行思在坚持师传的前提下，加以引申、阐发，提出了不少有利于禅宗推广普及的观念。行思走的是大众化的路子，加快了佛教在中国的普及，也使禅宗在佛教派别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行思是固有的佛学观念和学佛传法方式进行革新的忠实实践者，他以求新求实和进取的精神确立了自己的崇高地位。
  庐陵民俗风情的演变与形成，也与创新创造密切相关。民间艺术吉安道情和流行于茶馆的“说话”，带有中原文化的痕迹；深受人们喜爱的“三角班”地方小戏，清朝中期从赣东北传入吉安，但艺人们都根据当地人的思想观念、传统习俗进行了创新，为吉安百姓所喜闻乐见，盛行于乡里。吉安灯彩中具有代表性的固江鲤鱼灯、万安麒麟狮象灯、遂川的五龙灯等，是明、清两代随客家倒流入赣而从赣南传入吉安的，人们对传统的灯彩进行了改进，创造出新的形态和表演方式。具有地方色彩的吉安采茶戏，吸收了流入吉安的“宜春评话”、“于都古戏文”、“南昌清音”、“赣南采茶戏”等表演形式，经一代代艺人的创造而逐步形成。
  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庐陵这块红土地上传承不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开的红色革命文化之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绽放，分外耀眼。当中华民族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领土、民不聊生、军阀混战的重重灾难之时，吉安的一代热血青年，挣脱旧传统的束缚，走出家门，接受科学民主的进步思想，顺应时代的潮流，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积极参与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激荡起新的风云。他们像庐陵先贤那样，把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利益当做“大义”，不顾个人的“小利”，砸烂旧社会，创造新世界，勇敢地追求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如组建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的泰和人袁玉冰，领导万安暴动的曾天宇，组建吉安第一个中共党组织的罗石冰，建立吉安农村第一个农民协会的曾延生，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赖经邦和永新县的欧阳洛、新干县的邹努等革命先驱，传承了庐陵先贤崇高的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精神，为追求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吉安的共产党人，面对白色恐怖，“唤起工农千百万”，燃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烈火，一大批志士投入到改天换地的红色革命洪流之中。他们的一腔热血，延传流淌着庐陵先贤们的志气、骨气、豪气和奋进不息的精神，谱写着革命者的碧血浩歌。在波澜壮阔的九打吉安的战斗中，在井冈山、湘赣、赣西南等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创建和保卫进程中，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枪林弹雨中，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和吉安地方武装以及革命群众，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怕艰难险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他们走的是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开创民族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伟业。5万多位为国捐躯的先烈，曾山、陈正人、康克清、贺子珍三兄妹等一大批老红军，以及147位共和国的将军，无一不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无一不是创新创造的勇士。他们面对挫折而百折不回勇敢奋进的斗志，是庐陵文化优秀成分的传承，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升华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更高境界。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发展，经一代伟人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的创造，在文化积淀深厚的吉安沃土上，焕发出了新的光辉，形成了影响到民族解放与振兴，被誉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主要内涵，其中的敢闯新路，是核心和精髓。井冈山的斗争，走的不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一度盛行的“城市中心”革命道路，而是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和山区发展，开辟了一条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的全新道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把井冈山创建成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摇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代革命者，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在井冈山，在吉安，创造了我党、我军和共和国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和“之最”，给我们留下了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