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庐陵先贤呕心沥血创作的文章典籍，像颗颗闪亮的明珠，熠熠生辉，经久不息，映古耀今。文章节义并重的庐陵儒士们，以不凡的才华和坚定的意志，追求并践行“立德、立功、立言”的君子风范，作文写诗，著书立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优秀的精神财富，流芳百世。
  庐陵先贤的心血和汗水结出了累累硕果。据不完全统计，从南北朝至清，今吉安范围内，史料记载的编撰者有2577人，著述共计5717种；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吉安人著述385种，7175卷。在这些浩瀚的著述中，不乏传世佳作，经典名著，在文坛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其文采和思想，影响了一代代炎黄子孙。
  在文学领域，庐陵人以才情留下了千古芳名。宋代文坛近300年，从首开风气到蔚成大观，从中兴再起到殿后悲歌，都有庐陵人杰出的表现。宋代散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占六家，欧阳修便是六家之首，另五家即“三苏”和王安石、曾巩，都得到他的指导、奖掖和推荐。这位文坛宗师和领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帅，他利用主持科举考试的机会，狠刹刻意仿古、语句怪险、华而不实的歪风，倡导平易自然、切合现实的文风；并且身体力行，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树立新的形象。以他为核心的团体，形成了新的文学理论，影响了一大批作家，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欧阳修自己更是诗文革新的实践者，是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史传及文艺理论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文学家。欧阳修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创作不拘成规，追求新意，富有创造性，具有独特的风神，风神本指人的风度神采，引用到文学评论中，指的是作品的艺术风格。他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欧阳修散文的风格和美学特征被誉为“六一风神”。他写的记叙文俯仰古今，抒发感慨；写的议论文逻辑严密，一唱三叹；写的抒情文更是跌宕吞吐，委婉曲折。他创作的散文，成为当时的楷模，影响到整个封建社会的中后期。《醉翁亭记》、《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泷冈阡表》等名篇，一直是文坛经典。
  欧阳修散文的特色，一是委曲婉转，平易自然。欧阳修一直反对典雅华丽的“西昆体”和生僻险怪的“太学体”，主张行文不能故作高深，表现手法则委婉多致。即使有时议论纵横，言词真切，也能从容不迫，从不同的角度叙述，读来毫无声嘶力竭之感。苏洵说过，欧文无论叙事、议论还是抒情，都能做到平易婉转。他写的政论文，观点鲜明，但又不强词夺理，锋芒毕露，而是尽量以简洁平易的语言，婉转的手法把道理讲深讲透，以理服人。如《朋党论》，如此义正辞严的政论文，欧阳修也是以平实的语言，明析道理，推心置腹说动对方，无剑拔弩张之笔。开头就以平淡之缓笔徐徐而起：“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接着，直接表明观点：“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利无朋”，只有私利，“君子有朋”，是共商国计民生，这是出人意外的观点，自然得出了“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然后以正反两方面的史实为例，以重笔反复论证，使人不得不信服，真可谓委婉曲回，柔中有刚。据说仁宗读了此文被折服，对朋党之说“终不之信也”。《与高司谏书》算得上是欧文中言辞最为尖锐激烈的文章，但从全文来看，并未给人声色俱厉的感觉。文章一开头，从对高若讷的“三疑”写起，先说对他文章有名、正直有学问、论史有据仅仅有所怀疑而已，不是一开始就断定他是伪君子，后来在关键时刻，就是在对待坚持改革的范仲淹的态度上，才完全认识到了他是趋炎附势、用心卑下的伪君子，此时，再怒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显得有理有据。但仍望他能回心转意，为范仲淹说上句认可的话，作者又表示，如他执迷不悟，哪怕到朝廷上去告发，自己也毫不在乎。此文真可谓有理有节，有进有退，绵里藏针，显示出了欧文以柔克刚的特色。二是词简情深，寄意深远。欧阳修善于用晓畅简练的语言叙事言物，看似平淡无奇，却蕴含着深厚的情意，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泷冈阡表》广为传颂，庐陵人更是推崇备至。此表描述了其父的节操，其母的贤达，作者继父母之志的心愿。文以母亲谆谆的嘱语，生动地叙述了作者幼年丧父，家境穷困，靠其母抚育的往事和父亲为官处世仁厚诚信的品格，认为自己一生坚持操守，建功立业是继承了父母的遗风。怀念父母的文章，欧阳修也仍是以朴质的语言，淡淡叙事，不排比铺陈，不用丽词雕饰，可在娓娓道来的言语中，却表达了深切的思念，蕴含真挚的感情，读了令人动容。正如《古文观止》中所评：“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写出，不事藻饰，而语语入情。只觉动人悲感，增人涕泪。”三是如诗如画，情景交融。欧文中艺术性最高的是山水亭园记和记事、记物的文章。他记的山水景物有的并未见过，如相州昼锦堂等，从虚处生情；亲历或亲见过的景物也往往不作精细刻画，而是喜欢通过若干典型景物、场景的渲染，使人触发联想，抒发主观感受，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如《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代表作之一。他并没有着力描写亭的环境、形态，只是开头简略交代了位置后，把作者的形象放入山水中，进行抒情性描写。山中景物按朝、暮、四季各用一句话描绘一种典型景物，构成六幅画面，而归结到人的“乐亦无穷”，又从“山水之乐”提升到与民同乐的高层次。此文不工笔写景，像是一幅写意画，淡笔勾画，把优美的画面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造成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意境，具有移情摄魂的艺术魄力。在表达方式上，婉曲舒缓，清逸柔和语言具有诗化音韵之美，韵味悠长，节奏有致，像是没有分行的散文诗。许许多多的庐陵名儒大臣，用笔倾注热爱生活之情，忧国忧民之心，陈述兴利除弊的主张，留下了众多的散文佳作。胡铨在政论散文名篇《戊午上高宗封事》中，直指秦桧为奸诈小人，是卖国贼，居心险恶，劝皇帝千万不要上当，不能屈膝，因为“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应砍下秦贼及其爪牙的头，再兴兵北上夺回失去的国土。他坚决地表示“不与桧等共戴天”；如议和求安，自己宁愿“赴东海而死”，也不愿在“小朝廷求活”。这篇首倡斩秦的文章经内臣传出，吏民争相传阅，一个叫吴师古的迅速刻印散发，一时“洛阳纸贵”。金人也急忙以千金暗购此文，阅后“君臣失色”，认为，江南有如此英杰，不可轻举妄动。虽然胡铨因触犯权奸而长期流放，可他强烈的爱国之心和不屈不挠的斗志，却如日月不灭。他写这篇文章之后的800多年里，凡遇民族危机之时，人们都会把此文当做声讨卖国者的檄文，广泛传播。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这篇文章当做反对汉奸和投降派的爱国主义教材，全国传诵。
  中国是诗歌王国，源远流长。在诗歌创作方面，庐陵先贤汲取前人的理论和经验，施展才华，描景抒情，咏怀明志，追古抚今，写下了大量或豪迈雄浑或温婉柔蔓，或清新或凝重的诗词，给人们留下了不尽的艺术享受。无法完全统计庐陵人所写载于史册中的诗词数量，仅《全宋词》中，就收入庐陵词人66名的作品，占江西的42.8%。
  称作南宋“四大中兴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创立清新活泼自然的“诚斋体”诗歌流派，其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给诗坛带来了新风，开创了文体诗歌的大众化新路，是转变南宋诗风的关键人物。他那些贴近生活，师法自然的诗歌，朗朗上口，妇孺能诵。杨万里诗歌的重要特色突出了一个“活”字，就是语言平易浅近，自然活泼；内容广泛，贴近生活，从国家大事到大自然中的一切，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入诗中，妙笔成趣，可读性强。据说他一生写了两万多首诗，可惜大部分失散了，只流传下来数千首，是文学史上多产的诗人之一。他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获得了身心的解放与创作的自由，“不信陈言只信天”。杨万里走出书斋，在广阔天地里自由地想象，自然万物激发和调动了他的创作灵感。他不觉“作诗之难”了，高山流水，游蜂戏蝶，村夫顽童，无不可入诗。对于自然，他是那样地倾注感情，而又观察细致，领会深刻，描写得生动逼真。如妇孺皆知的《小池》云：“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历史上歌咏杭州西湖的诗词多如牛毛，而传世的名篇不多。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一诗，可称得是稀世珍品，不仅写出了西湖的广袤浩瀚和博大的气势，还写出了最典型的景物一一荷花的繁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西湖的美丽：“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为什么杨万里钟情于大自然？他在《秋雨初霁》中云：“抽身朱墨尘埃里，入眼山林气味长。”他还写过“举世近来憎直语”，“眼边俗物只添睡”之句。杨万里为官刚直，为人正直，厌弃那种庸俗不堪的尘俗，寻求诗化的、清净的美好世界。他不太愿意用笔描写尘世的纷扰，尤其是官场的污浊。他寄情山水之中，赞扬有节的竹、耐寒的梅、出污泥不染的荷，以慰藉心灵，勉励自己保持高洁的品性。历来对杨诗的评价，都认为最重要的特色是活泼清新，这不仅是指诗的语言，也包括内容。他热爱祖国的河山，热爱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言：“山中物物是诗题。”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现象，观察转瞬即逝的事物，用快镜头摄入诗中。因此，所写的对象是活的，是新的。如《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荫。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杨万里诗歌有的明白如话，却寓意深刻，表面上看去是描景状物，一点也不难理解。但细细品味，却可从字里行间体会到所蕴含的社会和人生哲理，能从中产生某种联想，领悟到某种道理。正如他在《诚斋诗话》中所云：“句中无其辞，而句外有其意”。如《过松源，晨炊漆公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最能表现庐陵人精神风貌的是爱国主义诗歌，文天祥是典型代表。爱国思想是文天祥诗歌一以贯之的主题，文天祥生活的年代，正是南宋政权面临内忧外患的时期，他在庐陵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从小就立下报国之志，他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对民族的命运深感担忧。文天祥在朝廷因触犯了专权误国的贾似道，被免去了职务，隐居家乡富田，在文山过着看似清闲实则苦闷的日子。他热爱自己的家乡，在诗中描述道：“两两渔舟摇下，双双紫燕飞回。流水白云芳草，清风明月苍苔。”可是，他并不甘心过这样宁静的生活，时刻关心国家大局：“但存松柏心，天地真茫茫。”年轻的文天祥，盼望能为国家建功立业，在诗中抒发了雄心壮志：“夜阑拂剑碧光寒，握手相期出云表。”祖国的大好河山被糟踏，人民遭受着不幸，令文天祥悲伤。诗人以自己的所闻所见，表达了对破碎山河的哀怜和悲愤：“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贾似道之流擅权卖国，断送了赵宋王朝；元军的野蛮入侵，使人民惨遭蹂躏。文天祥义愤填膺，誓与权奸、顽敌斗争到底：“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文天祥出使元营被拘留，自镇江脱险后重举义旗，经千难万险，仍百折不挠，奋勇进取。即使空坑兵败，妻儿被俘，也不减斗志，显示了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的坚贞信念和坚强的意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在五坡岭被捕后，他亲见崖山行朝覆灭，战友纷纷牺牲，已无望复国，悲痛欲绝。但他认为，国虽亡，而民族精神不会灭，对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不能动摇。于是歌声凄厉而悲壮，沉郁而高亢：“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无所畏惧，在从广东押往北京的途中，绝食未死，便决心与敌人斗争到底。在被囚的三年里，受尽磨难，可他矢志不渝，至死不屈，表现出凛然正气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显示出高尚的人格精神：“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千古雄文《正气歌》，是文天祥诗歌中最有价值、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作，集中、鲜明、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的气节和信念。“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这是文天祥用生命谱写的一曲充溢爱国思想、坚贞气节、高尚情操的赞歌，是人生的浩歌，是时代的强音，在神州大地久久回荡，催人奋进。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专节介绍了两位属苏辛豪放派的宋代庐陵籍作者的词作。一位是泰和的刘过，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之时，他创作了大量忧国愤世之词，如“壮观东南三百州，景于多处最多愁。”“独有孤臣挥血泪，更无豪杰叫天阊”等，激人警醒。
  另一位是吉安县的刘辰翁，他目睹南宋政权走向覆灭，悲恸万分，便用自己的笔抒发了壮志未酬的感慨，表达了对误国丧权之徒的痛恨，寄寓了对故国的眷恋和怀念。他的词，是一首首悲怜的时代挽曲，是深切的爱国之情的流露，是对民族不幸命运的呼喊。虽然词作大部分是祝寿、节日述怀、咏物、游赏和纪事等内容，但绝不同于麻木不仁的歌舞升平之士作的诗文，而是在字里行间，深含国亡的悲伤，充满爱国的情思。在宋末元初，有许多这样抱着亡国之恨的士大夫，刘辰翁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宋亡后，辰翁每遇时节必作词以述怀，占了刘词的很大篇幅，这在我国历史上亡国之时的诗人中是不多见的。作者在这些词中，怀旧伤今，重重哀叹，字字血泪，富有强烈的感染力。面对国破家亡，报国无门，将悲伤注于词中，如“醉里落花南又北，憔悴江南不似眷”、“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等等，催人泪下。还有峡江的孔文仲三兄弟，称作“三孔”，其诗文与“二苏”齐名，蜚声北宋文坛。明末清初安福的刘淑英，父亲刘铎为明末朝廷官员，反对阉党魏忠贤而遭迫害致死。清兵入关后，江西逐步沦陷。刘淑英回乡招募义军抗清转战赣湘，出生入死，败后隐居佛门。她写了大量爱国忧民的诗歌，是清初庐陵文学创作的代表，她的诗雄浑悲壮，沉郁遒劲，有豪放派的遗风，如“为弃此身全节义，何妨碎剐裂芳魂！”表现了报国无门的怨愤之情，如“乾坤疥癞无能疗，三放归来死亦羞。”抒发了理想破灭的痛苦，又如：“梦里勤王醒后思，依然战马共争驰。”专记反清志士的《江人事》一书特为她立《女贞传》，赞扬她的诗“志寄剑锋，诗成风骨”，“一时文士，无出其右”。刘淑英的诗继承了庐陵先贤爱国主义的传统，显示出一股豪气、正气，诗风雄迈，格调高雅，这正是庐陵文学的主流和精髓。
  在史籍文献的编纂中，庐陵人付出心血而收获的累累成果，为民族文化长廊增添了一幅幅宏丽的画卷。浩瀚史学巨著“二十四史”，欧阳修一人占了两部，独纂《新五代史》，主编《新唐书》并撰写本纪、志、表和全书统稿。在我国的文献史上，庐陵人功不可没。
  南宋名相周必大，退休后回庐陵居住，主持雕版刻印了大量的史籍，使前人的文化成果和历史变迁的记载得以保存流传。“周必大刻本”至今是图书界声誉很高的文物，影响最大的是《文苑英华》刻本。这是部大型的文化类书，内容是上至先秦下至唐宋的各类诗文，北宋时就编辑完了，可不知何因，官府一直没有编印成书，仅存散稿，周必大当丞相时，曾对存本阅校过一次，发现有不少缺漏和错误，因政务繁忙，没时间考证和刻印，退休后才可了此心愿。他召集江南名士考校文稿，并全部抄录，组织了50多名刻书工匠，花了4年时间，刻出1000卷印刷成书，此巨著成书，使先秦以后，尤其是盛唐的诗文作品得以存留，也为后人了解、研究历史提供了方便，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此书一直为学术界所青睐，存本珍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中。
  称作“江南才子”的吉水人解缙，以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主持编修了《永乐大典》这部巨著。明成祖朱棣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后，心里总不踏实，他决心做几件笼络旧臣、吸引文人的大事，出些“政绩”，稳定政局。解缙很受成祖器重，被提拔为侍读，入文渊阁参与机务，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夫，成为内阁要员，是皇帝的近臣。成祖曾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无解缙。解缙提议编一部大型类书，靠武力夺皇位的成祖自然愿意，以显示“文治”，命解缙全权负责，还特别强调，尽量把规模搞大些，内容要全面，“毋厌浩繁”。有了皇帝的支持，解缙便大显身手尽展才华，他立即组建机构，拟定计划、体例，物色编辑人员。解缙制定了凡例21条，选调编写人员147人，经一年多的努力，在永乐二年（1404）12月编成，取名为《文献大成》。成祖却不太满意，认为太简略了，显示不出“大明气派”。第二年增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为监修官，协同解缙工作，朝廷征召了2100多人参加编辑，总部就设在文渊阁。这项浩大的工程由解缙任总指挥，他重拟计划，制定详细的纲目、凡例，组织实施，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大典的编纂操劳。全书采取“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字按韵排列，每个单字以下分类汇辑和这个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文艺等各项记载。字下所引的各项材料，完全依据原书整段、整篇甚至整部抄入。辑入的图书有七八千种，包罗万象，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统会古今，内容极为丰富。作为总纂的解缙，要决定体例的规范、材料的取舍、辑入的方法等大事，没有博大的胸怀、远大的眼光和深广的学识，是难以领导这么多全国的一流文人，难以驾驭那么浩繁的史料的。解缙不愧为是“才子”，很好地履行了职责。经3年的奋斗，于永乐五年(1407)11月完稿。成祖帝阅后很满意，并亲撰《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与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字数3.7亿左右，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大的百科全书，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早300多年。至少有34名庐陵籍文臣参与了编辑，数人担任总裁、副总裁。这部巨型类书，为保存中国古代文献，积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和文明成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吉水县的陈诚，中进士后在明朝廷吏部任外交官。从公元1396年到1424年的近30年时间里，陈诚多次往返西域诸国，受尽千辛万苦，不辱使命，时与下西洋的郑和齐名。其中永乐十一年(1410)，西域诸国的使团浩浩荡荡抵达北京，轰动了京城。朱棣大喜，命文武全才的陈诚率大型的外交使团去各国回访，重新签订明朝与西域各国的睦邻友好条约和通商互市的协定。陈诚一行于这年8月出发，穿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自玉门入西域，经今俄国中亚直至今阿富汗西部，访问了沿途17个小国家，终站到哈烈，行程3万余里，历时3年。他不仅是位名垂史册的外交家，还贡献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在长期的出使活动中，他悉心考察，勤于笔耕，将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以及民俗、建筑、饮食、衣饰、语言，乃至城郭、山川、气候、物产等一一记载，汇集成《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书，并著《狮子赋》，呈交给朝廷。这些珍贵的文献，给明王朝提供了西域的重要情况，为朝廷制订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是后人研究中西交通和中亚各国历史的主要史料。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北宋时泰和县的曾安止，中进士后当过彭泽县令。他不太热衷于仕途，却对农业感兴趣，认为“农者，政之所先”。朝廷本打算提拔他任江州司马，他却辞职回乡。当时的经济中心已移到江南，庐陵一带经济较繁荣，尤其是粮食生产发展快。他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对繁多的水稻品种名称、来源、性状、种收时间以及耕作方法等，一一详细地调查研究，分析对比。曾安止经多年的积累，将收集的资料分类整理，筛选择用，编写成《禾谱》5卷。该书详细记载了北宋时期泰和及庐陵一带50多种水稻的品名、特征、耕作技术及管理方法。曾安止还考证出了当时的“占禾”，是从南海的占城国引进的。专家们认为，这是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的又一部古代农业科技文献。元代大农学家王祯在写名著《农书》时，就参考了《禾谱》。《四库全书总目》和现代学者编的《中国农书目录》，都提到《禾谱》。遗憾的是，科技文献在封建王朝当做“杂流”不太重视。曾安止写完此书时目已失明，也没经费印出。100多年后，由他的侄孙耒阳县令曾之谨续写《农器谱》。几百年过去，《禾谱》原稿已失散，只在曾氏族谱中保存部分内容。苏东坡贬官南迁路过泰和，曾安止把《禾谱》送给这位文豪看。苏轼大加称赞，还赠了一首《秧马歌》附于书后。曾氏后裔把《秧马歌》刻于石碑上流传至今，都有较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以个人之力编写地方史籍，明代泰和人郭子章和清代永新人龙文彬是典型。郭子章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通才，他中进士后，历任知府，升参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史称“皆有异绩”。郭子章博览群书，勤于著述，他一生著述达100种1082卷，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尤以史志、文集为多。史志著述计53种，其中地方志18种，有《潮州府志》10卷、《黔记》60卷、《阿育王山志》10卷等，极具史料价值。文集则每官一地为一集，加上其他文集，共有18种。这些文集既具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较有影响的有《豫章书》122卷，实际上成为江西省的总志，积累了很有价值的史料。
  龙文彬中进士后，在京做官15年。他眼见曾国藩兴团练，李鸿章办洋务都不能改变国家贫弱的状况，不能消除满清政府的腐败。于是，告老还乡，主讲本县及白鹭洲书院和临江府的章山书院等，文彬一边教授学生，一边著书立说。他的经、史、诗、文，都有成就，所著《明会要》80卷，堪称鸿篇巨制，内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职官、选举、民政、兵刑、食货、祥异、方域、外番等15门，498子目。征引广博，详尽地记载了明代的政治、典章制度掌故。对研究明史，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史笔记小品，虽然是个人写的所见所闻所思，是琐碎的小事，但往往能真实地记录历史现实，不仅能补正史的缺漏和误差，还能较好地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古庐陵有两部笔记，在我国的文献史上有较高的地位。
  一是南宋吉水人罗大经的笔记小品著作《鹤林玉露》。罗大经中进士后，当了多年的地方官员，他对内忧外患重重的南宋社会有较清醒的认识和体会，不热衷于钻营仕途，喜欢在闲暇之时，把生活中的见闻和读书中所得用笔记本记下来，再谈谈自己的观点，对感兴趣的文章诗词评点一番，形成一篇篇短小精辟的文章，少则数语，多不过数百字。这些短文，指摘时弊，褒贬人物，品评诗文，描绘风情，别具见识，言简意赅，往往给人启迪。该书共18卷，分甲乙丙三编，每编各六卷。对此书的特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扼要提示：“其体例在诗话、语录、小说之间；其宗旨亦在文士、道学、山人之间。大抵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此书对南宋中期的社会政治、历史掌故和文坛轶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历代的诗文和人物作了评点，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罗大经是一个清醒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对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不奋力收复被金人占领的大好河山很不满。在书中，对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投降派多次以抨击，有时直接揭露秦桧的罪恶行径和统治的丑陋嘴脸，在甲编卷五《格天阁》条中，引据金人《南迁录》，明言秦桧乃金国间谍。对贫富分化，官吏腐败等现象，他作了如实的记载；对平民百姓，寄寓了深深的同情。罗大经生活在南宋中后期，记事大多是耳闻目睹，议论也多是经国大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官修的史书中，对一些史实避讳或疏漏，而罗大经都作了真实的记载，可以与史籍互乘互证，或可补阙订误。如《官省钱》条，《税沙田》条，《养兵》条，对南宋税制兵制和皇族谱能弥补史书的不足或不确。《鹤林玉露》对古庐陵地方风俗和人物的记载和评述，更有史料价值。庐陵在南宋的杰出人物，如忠烈名臣胡铨、著名诗人杨万里、名相周必大等，都是和罗大经同朝代，也都在官场上沉浮后退休回乡生活多年，他们的家乡相距不远。罗大经近距离地了解他们的生活，记载了他们的相互来往，性格志向，轶事趣闻，也对他们的思想和诗文作了评点。这是十分珍贵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和了解这些名人增添了丰富而生动的史证。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社将此书列为“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之一，向海内外发行；1997年，又重印第二版发行。这部宋代笔记名著，深受学术界关注，《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都作为重要作品收其入书。
  二是北宋末吉水人曾敏行的笔记小说《独醒杂志》。曾敏行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好学不倦，谙熟经史，善于持论，经史百家，阴阳五行，医药建筑，无不精通，而且工字画。他目睹了北宋末年的政治腐败，经历了动乱和苦难，迁居峡江县玉笥山下隐居，筑小屋，自命为“独醒斋”。他严守家法，不求功名；加上20岁时因病双脚致残，更无意仕进，专事著述，积所见闻，撰成《独醒杂志》书稿十卷，前有杨万里序言，书后有周必大、赵汝愚、尤袤等名流之跋，时人推重不已。周必大称他“有博古通今之学”、“知几应变之才”。书中记载了风土人情、山水名胜、历史遗迹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各种人物情态，还涉及到宋朝各阶层人物的遗闻逸事，并第一次把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的事迹写入史书。杨万里在《曾达臣挽词》中称他：“议论千千古，胸怀一一奇。非关时弃我，不肯我干时。老鹤云间意，长松雪外姿。平生独知命，冷眼看人痴。”该书所记255条，为五代以来朝野遗事，丰富翔实，可补史传之缺。记民间杂事，亦他书所未载。《独醒杂志》内容丰富多样，有的故事曲折生动，文笔简朴自然，在宋人笔记小说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代代先贤书写的千古文章，扎根在崇文重教的庐陵沃土之中。崇文，是庐陵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和良风美俗，经名流伟士的倡导和实践，化成了千年不绝的土风、民风。近几年公布的江西第一、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镇共45个，其中吉安10个。这些名村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都有书院或书舍遗存，少则两三个，多则六七个，如燕坊村、渼陂村、陂下村、钓源村，吉安数以百计的古村，莫不如此。这些书舍大多属于启蒙阶段，而以江西三大书院之一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有一定规模的民间教育场所，从唐末至清有近300所，成为人才培养的基地。
  崇文重教，蔚然成风，代代传承着，凝成了一股力量，结出了硕果。如今遍及山野的古村落中，虽经近百年的风云变幻，仍能寻觅到“崇文”的辉煌踪迹。“进士第”、“状元楼”、“翰林第”等牌匾，高悬在破旧却坚韧的建筑物上。吉州区钓源村耸立着科举中试的旗杆石30余对，泰和县蜀口洲大江村的欧阳氏宗祠里，悬挂着21位进士名号的金字巨匾，安福县车田村的宗祠，堂名为“父子兄弟叔侄进士堂”。“一门三进士”，在古庐陵屡见不鲜。崇文重教的直接效应，是促进了文风的兴盛，人才的涌现，社会的进步，也使得古庐陵为天下注目。在千年科举考试中，古庐陵捷报频传。十分难得的进士之名，在庐陵似乎不足为奇，今吉安区域范围，培育了近3000名进士，可能是全国古代州府之最。进士多、官宦多、名士多，成为古庐陵突出的文化现象，尤以宋明两代为盛。更为可喜的是，他们之中的一批批杰出人物，留下了传承千年的雄文华章，为民族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更为家乡“崇文”的旗帜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