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庐陵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称，是我国区域文化中最具特征的称号。“文章节义”的风范人物在我国其他地域也不少，但在庐陵地区显得更为突出，成为庐陵人文的主体特征，是庐陵文化的灵魂。
  周必大在《三忠堂记》中说：“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得而逾也。”三忠堂是南宋时庐陵为崇祀乡贤欧阳修、杨邦乂、胡铨而建，让后学以之为典型。欧阳修谥文忠，杨邦乂谥忠襄，胡铨谥忠简，因号三忠。三人以文章节义并重而名，欧阳修为一代冠冕，著《居士集》、《新五代史》。通判杨邦乂进士出身，国难当头，戟手骂贼，视死如归。胡铨上书反议和反投降，名震天下，著《澹庵文集》传世。
  自从周必大提出文章节义并重这一衡量庐陵人物的标准之后，许多庐陵后学便以这一标准来勉励自己，以致成为一种风尚。翻开史志，在千多年的由科举入仕的人群中，唐至清代，吉安近三千进士，都成为各阶层官员。吉安所出的历代官员中，几乎无奸佞之人，这在全国各地中，是罕见的文化现象。上至宰相，下至驿丞，只要翻开史卷，地方志，或族谱，所见到的官员都是做人正直不阿，公道耿介。这是一方什么水土，而铸就了千多年来的这么一大批的仁人志士？尤其在知府、省台以上的官员中，吉安籍的无奸佞之臣，无贪生怕死之官。不少士大夫，或为革新弊政，或为救国安民，置生死于度外，向皇帝提意见，与权贵作斗争，而往往因一通疏、一篇奏折而被放逐、免官、入狱，家人受连累，甚至丢掉性命。
  吉安自古称文章节义之邦，这个节义，就是崇尚气节，刚烈义正，这与吉安人的性格不无关系。吉安人的性格崇尚气节、刚烈义正，自古已然。庐陵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吉安淳厚的民风代代相传，名臣志士代不乏继，家庭的影响，家族的影响，乡贤的影响，先贤的影响，使这块有着良好教育环境的土地，能承载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的浩然正气，成为庐陵文化发展的不竭源泉。
  不贪生怕死，不向恶势力低头，为了正义，不惜生命，赴汤蹈火。吉安民间流传一句名言：“割不尽的韭菜兜，打不死的邹元标。”说的是邹元标一个人，实际指的是吉安人中与邹元标相类的人。这些人读书入仕，做朝廷臣子，有什么官场游戏规则不懂呢？都懂，就是想做一个正直的人，遇见不平，挺身而出。对于邪恶势力，敢于斗争，敢于硬碰硬。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实行庆历改革，抨击保守派，而一再被赶出朝廷，贬为地方官。庐陵胡铨，铁骨铮铮，向宋高宗递呈《戊午上高宗封事》，极力反对向金人屈膝投降，提出要斩秦桧的头，以坚定抗金的决心，竟遭迫害，放逐岭南，流放海南，受尽了磨难。解缙，吉水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19岁中进士。解缙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年少气盛，上《大庖西室封事》，直言不讳批评明太祖严刑峻法，得罪皇帝，结果回吉水闲置8年。成祖即位，解缙回到朝廷，不改其心，屡次上疏，针眨时弊，而遭奸佞之人构陷，以致迫害致死。
  文天祥去世120年后，吉州兴桥镇朱口村出了个曾凤韶(1374一1402)，23岁中进士，建文帝时为监察御史官。当时燕王朱棣在宫殿中对建文帝不行君臣之礼，大臣们不敢吭声，唯独官位低微的曾凤韶站出来，对燕王说：“象简朝天，殿下展君臣之礼；龙颜立地，宫中叙叔侄之情。”不久，燕王把建文帝赶出皇宫，仍以御史召见曾凤韶。曾凤韶不往见，认为朱棣有篡位之罪，不想做僭帝之臣。时隔几日，朱棣皇帝升曾凤韶为侍郎官，曾凤韶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只有死才可以解决问题。于是他刺破手指，在衣襟上血写心迹，说：“我出生于庐陵之邦，素负刚毅之强。读书登进士之第，当官至秀衣之郎。今之死得其所，我可以含笑于地下，而见我先贤文天祥。”明朝初，吉水王祯，任四川夔州府通判。到任5个月，辖境巫山县遇到土匪。知府派同知王兰出战，王兰怕死，装病，不愿出战，王祯就当面揭穿他贪生怕死的伎俩，自己勇敢带兵，把土匪赶出了巫县。没多久，土匪跑到另一个县去抢劫，王兰又装病，不肯出战。王祯自知土匪强悍，代战会有生命危险。王祯不怕死，果然战死。这件事，后来被罗洪先记录下来。对比之下，可以看到吉安人的不贪生怕死的性格。这种不怕死不是鲁莽行为，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人格力量。
  明知不可而为之，以国家社稷为重，品质上表现为刚烈义正，大智才有大勇，自宋以来，每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总有吉安人能站出来，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忠国忠君，成就一生追求，也就是不管何时何处，都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贞始终如一，不动摇，不改变，庐陵人正是这样做的。在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庐陵先贤们义无反顾，奋勇当先，抗击入侵者，即使国亡家破，也不屈服于新的统治者，显示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欧阳珣，庐陵永和人，举进士。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胁迫宋朝割地求和。宋钦宗召集百官商议割地给金国，官位低微的欧阳珣挺身站出来，联合9人上书反对，并提出抗敌之策。宋皇不听忠谏，竟派欧阳珣任监丞，同金国使者去深州办理割地手续。欧阳珣知道是权奸借刀杀人，明知此行无生还可能，他毅然前往。到了深州，他公然违抗君命，拒办手续，金人强逼，他不屈从。金人没得到深州城，便捆绑欧阳珣行刑，浇油脂在欧阳珣身上，将其活活烧死。后来史学家认为，欧阳珣以小官行大义，奉使，宁违朝命，城存身死，功在社稷。杨邦乂，吉水人，以舍选登进士第。祖父杨伾、父亲杨同，都是进士出身。杨邦乂自幼受家庭熏陶，言行忠敬，每以古人自励。建炎三年(1129)九月，金兵南下，建康岌岌可危，而杨邦乂于危难之时，受命任建康通判，兼提领沿江措置使司，率领兵民，协助杜充、李棁等人保卫建康。大敌当前，大将杜充趁夜出逃，李棁贪生怕死，向金人投降，惟有杨邦乂被俘后，不向金酋屈膝。敌人使用了多种软硬兼施的办法，没法让杨邦乂降服。在囚期间，杨邦乂作好以死殉国的准备，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血书：“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当年十一月，金人将杨邦乂的舌头割掉，剖其胸，剜去心脏。
  吉安自出了欧阳修后，吉安老百姓很注意对子弟后学的垂范教育，设乡贤祠，供读书人和老百姓前来接受教育和启迪。文天祥年少时，第一次来到县邑的学宫里，见学宫的墙上挂着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等几位乡贤的画像.甚为肃敬，说：“日后我若不像他们那样做人，就算不得大丈夫。”开庆元年(1259)，元兵已分三路大举南侵，宦官董宋臣鼓动皇帝迁都避敌，弄得朝野一片混乱。文天祥还未任官，闻知此事，上书皇帝，乞斩董宋臣以安定人心。虽然董宋臣未被斩，而文天祥主张抗战之心可见。10多年后的德祐元年(1275)，元兵进逼京城临安，国家岌岌可危。在赣州任上的文天祥接到朝廷的勤王诏令时，他深感现在起兵困难重重。但是文天祥以国家利益为重，很快地在吉安、赣州两地募兵，变卖自己的家产来充当军饷。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后，写下《过零丁洋》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入元大都的监狱，不为牢狱的秽气、阴气所压制，作《正气歌》以明心志，表现出崇高的气节。文天祥两举抗元大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誓言“君降臣不降”，三年被囚，死不屈服，决心“以身殉道不苟生”，“留取丹心照汗青”。他虽然无力回天，但那种忠于民族的抗争精神却永垂千古。
  宋末，永新县的一支抗元义军，在朝廷将亡、元军压境的局势下英勇抗敌，终于抵挡不住元军的攻击，节节败退，被元军围困在永新城外的山里。3000多名义军没有一人屈膝投降，全部跳入山沟的深潭中壮烈牺牲。后人建祠祭祀这些烈士，称该潭为“忠义潭”。
  明代王朝灭亡后，清军入关迅速占领大江南北，吉安被攻破。曾在朝廷任过要职的吉水状元刘同升，见大明江山沦入外族之手，十分悲伤。他联络旧臣、江西清江人杨廷麟.在赣州创立“忠诚社”，宣誓起兵，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率师沿赣江而下，与清兵激战，收复了吉安，向北挺进到临江。但敌不过清兵，退守赣州，因病而逝。曾在朝廷任御史的遂川人郭维经，率部8000多人援救遭清兵进攻的赣州，与敌决战，众将士全部血染沙场，郭维经在城中的嵯峨寺里自焚殉难。还有安福女英雄刘淑英，起兵抗清，历经艰险等等。这些英勇献身的庐陵英杰，不是为衰亡的朝廷尽忠，而是为民族，为在当时历史时期里的正义大业而献身。
  做人正直，处事认真，原则性强，勇于担责，而不随大流。南宋周必大(1126一1024)，庐陵永和人。年少时父母双亡，经过努力，在26岁时考中进士，初入仕途时，周必大任临安和剂局的主监官。一天，周必大外出，和剂局不慎失火，被烧毁，值班的差吏被捕，当论死罪。周必大知道后，询问大理寺：“如果失火是因为局主要负责人担责，该当何罪?”寺官说：“当削职为民。”周必大马上主动承担此次失火责任，请求削职，而救了差吏一命。周必大这样做，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可等同一般的同情。什么时代丢官都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可是周必大敢于担责，这种行为一直被吉安人所称道。相反，如果做人做事不正直，会被周边人看不起，为亲友所不齿。
  在国家相对和平的时期，庐陵先贤们仍抱着对祖国忠贞不贰的态度，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或心怀忧患意识，犯颜直谏，与有害于国家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不计较个人的福祸安危。正因如此，他们往往不被昏君和权奸所容，受到迫害和打击，但仍不屈不挠，无怨无悔，以凛然的正气名垂史册。欧阳修在仕途上奔波了40余年，三起三落，都是因为心忧天下，直言弊政，得罪权奸，而屡受磨难和诬陷，但忠心为国的信念从未动摇。庐陵值夏人胡铨，坚决反对秦桧卖国求荣，首倡杀秦贼以谢天下，誓不与之共戴天，被两次流放共23年，回朝廷后仍力主抗战，与主和派斗争到底。刘辰翁，字会孟，庐陵梅塘人。年轻时举于乡，对策“严君子明党之论”，锋芒直接对向权奸丁大全、贾似道之流，廷试时，因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语涉忌讳，忤贾似道，被置丙第，而仕途不畅。宋亡，隐归乡里，以著述终，主盟庐陵诗坛数十年，“宋迁江南百五十年，诸儒孰不欲以文自名，可追配五子（指宋五大家）者谁欤？国初庐陵刘会孟氏突兀而起，一时气焰震耀远迩，乡人尊之，比于欧阳”。（元▪吴澄《吴文正集》卷22）
  行正道，积官德，是吉安士人浩然正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儒家的信条，庐陵先贤们遵循着实践着，经名士垂范，辐射流传，代代积淀，成了一种风尚，成了一种道德标准，影响着乡风民风。在民间，为人正直，会受到赞许和尊重，反之则会受到鄙弃。从政者，则要刚直、清正，保持高洁的人格，才称得上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庐陵人的刚正是很有名的，许多庐陵先贤都是以直谏或当面指出大臣乃至皇帝的不当之处而闻名朝野，而使奸小之人胆寒的，吉水的解缙很具代表性。他不像明哲保身的朝臣那样唯唯诺诺，而是敢于大胆说真话，实话，因此受到朱元璋的器重。他写的《大庖西室封事》、《太平十策》等奏章，都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弊端，提出纠弊的建议。成祖登基后，解缙不改变直率的秉性，对不利于朝廷的事直言指出。在成祖要他对几个大臣作评价时，他客观地逐个评其优劣，使得有人恨他在皇帝面前说自己的短处，他甚至指责皇帝改立太子的想法有违祖规。他的直率得罪了一些权贵，遭诬陷后被害于狱中。他虽遭不幸，其人格却一直深受正直之士的敬重。明成祖做了几年皇帝后，有的大臣投其所好，常常以献宝来邀宠，此举在永乐初期竟成风气。府县一级为了献宝，老百姓不事生产，大量的良田被撂荒。永乐五年(1407)，朝廷大臣又献宝。解缙也献宝，但他向皇帝只献上一束稻穗，并作了一首打油诗：“万岁爱宝不识宝，误了国家怎得了。天下倘若缺此宝，不出五天人要倒。来之不易方为贵，黎民百姓血汗浇。今日解缙献宝死，来日田间尽长草。”
  人身依附，喜攀高枝，寻找靠山，是不少人的为官之道。可有的庐陵先贤不善于、不喜欢如此的钻营仕途之术，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阿谀逢迎，不见风使舵，光明磊落地处世为人。王庭珪，安福连岭人，39岁时进士及第。绍兴八年(1138)，秦桧因主张和议，胡铨提出斩秦桧头以罢和议，胡铨因被流放岭南。当时人不敢附胡铨言，惧而远之，连亲友也无敢通问，而王庭珪“胆气横秋烟”，作诗二首送胡铨，壮其行，充分表现出王庭珪的正义感、爱国心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王庭珪还是一位宿儒，“主庐陵文盟者六十年”(周必大《跋王民瞻杨廷秀与安福彭雄飞诗》)，并影响门生杨万里、刘辰翁先后主盟庐陵诗坛。
  杨万里，吉水南溪(今黄桥塘)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号称中兴四大家诗人。年轻时受乡贤王庭珪、胡铨的学问、节操影响，为人清直，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终不得大用，晚年不满权臣韩胄当国，韩氏筑南园，请杨万里作记，杨万里断然拒绝：“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他的诗歌创作，走的是一条由广学博取、转益多师而至面向现实，师法自然的道路，他创造的“诚斋体”，在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自成诗派。
  吉水罗洪先中状元后，在朝廷当了一年多的翰林修撰，就告假回乡省亲，不久又守父丧，便借故闲居在家数年。主要原因是当时宦官奸臣把持朝政，结党营私，素性正直的罗洪先不愿与他们为伍，后朝廷多次催他还京，他只好遵命。因上书劝谏世宗不要迷信道教，惹怒了世宗，将他削职为民，罗洪先便在家乡钻研学问，传授理学。此时，内阁首辅严嵩权力熏天，朝政全由他做主，许多大臣依附他，有的千方百计巴结讨好他都难入其门，严嵩很欣赏罗洪先的才华，想把这位江西同乡拉入自己的圈内，便写信给罗洪先，请他回京任要职，罗洪先不想投靠这位首相，回书答道“愿毕生老于林壑之间。”
  明代正统年间，新干的陈寿在户部任职。皇帝宠妃万氏的兄弟万通，涉嫌贪污受贿，朝廷派陈寿去调查。万贵妃特地嘱托陈寿关照，例行公事调查一下就行，她会去打通关节摆平此事。这本是一个讨好巴结贵妃的好机会，做个顺水人情，为今后升迁铺条路。可陈寿不买贵妃的账，把万通违法的事实调查得清清楚楚，有好友劝他不要将结果公开，陈寿不听，如实奏报。万贵妃怨恨陈寿，说他诬陷大臣，将他廷杖八十下。陈寿虽受辱，却以刚直不屈的风范受人称赞。
  行廉举，积美德。清正廉洁，积善成德的观念在古庐陵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缺德行为，被人们所不齿。杨万里在官场上奔波了30多年，一直视富贵为敝屣，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掌管了大量财物，任满离职时，有余钱万缗，他一文不取，全弃之于官库。当时的诗人徐玑在《投杨诚斋》诗中称之为“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他的儿子杨长孺等后人，传承了清廉的家风，深受人们赞许。明代安福人刘戬，奉命出使交趾（今越南）颁诏扬国威.办完事就立即回国。交趾的国王以为接待不周，得罪了使臣，便命人送了包金银珠宝给刘戬，他谢绝了；国王又派人在途中给他送礼物，他坚辞不受。国王深受感动，在给明朝廷的谢表中，称“廷臣清白”，并在边界的驿道上建了座“却金亭”来颂扬刘戬的清廉。明代任内阁首辅20多年的泰和人杨士奇，是两代皇帝的老师，曾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可他从未得意忘形，更不以权谋私，甚至按朝规可享受的待遇也尽量推辞，如谢绝皇帝给他修缮住所和在老家建房赐田等，他奉公清廉的操守，赢得朝野臣民的敬重。清代遂川人周埙，在彰德府任职时，府属的各盐商，按惯例赠送享银250两给他，以往的官员认为这是常见的人情交往，都会收下，而周埙觉得收了便不利于秉公执政，便将赠银转给安阳的知县，嘱他用此款去修缮一处名胜。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庐陵先贤们遵循这一人生格言，以清廉的道德操守立身处世。
  千百年间，庐陵籍的大臣要员，在仕途上有浮有沉，历经坎坎坷坷，大多是因忠正宜谏或政见不合而受贬谪或受牢狱之苦，甚至家破人亡，几乎没有一人是因贪赃枉法、徇私谋利而受到国法惩治的。他们所受的冤屈，基本上都得到了澄清和平反，往往还会受到重新褒奖。“尚德”的优良传统，不管是从事何种职业，拥有什么地位和身份，都应是立身处世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