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1．游虎生等杀人冤案
  1950年6月18日夜晚，吉安县里田乡桥东村蔡福有一家三口被人杀害。吉安县公安局经过侦察，认为此案系游虎生、谢炎九、谢褚光、游来德、游生清、刘高茂、谢绍刚、王焕章、刘道范等人组织、策划、指使刘全盛所为。同年10月9日，公安局将此案移送县法院审理。吉安县人民法院根据审讯、侦察材料，认为游虎生与蔡福有早有私仇，曾扬言要害死他，事发日游曾回家过一次，可以认定此事系游策划而成的，便作出第一次判决：判处刘全盛死刑，游虎生有期徒刑十五年，谢炎九有期徒刑十年，谢褚光有期徒刑五年，其它人均交保释放。判决书于10月26日印发。同时备文呈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因游虎生是红军长征老干部，在地区税务局工作，上级领导部门非常重视此案，省高院指示：为慎重起见，需再次审讯。但仍未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被告也仍矢口否认。后经调查，办案人员认为惯匪彭春生属重大嫌疑分子，继而又认定此案系彭与刘全盛受指使所为，遂于1951年3月20日，将已释放的谢绍湖再次逮捕入狱，旋即作出第二次判决：判处刘全盛、彭春生死刑，游虎生、谢绍湖等未填刑期，只提出意见，呈报吉安中级法院拟定刑期。因刘全盛属地主恶霸且有罪行，彭春生属惯匪，故经地区公安处批准，执行死刑枪决；而对游虎生、谢绍湖等刑期问题，因证据不足，便一直悬而未判。正在此时，山东省楼东县公安局寄来一信，说该县逮捕人犯中有个叫孙厚萃的，承认他与另外两人于1950年6月18日，在吉安县桥东村为抢劫杀害了一家三口人。由于情况有新的变化，吉安中级法院于1951年8月6日发函批示：“据悉此案有新的材料，特将原件发还”。后经押解孙厚萃至案发地证实，此案确系他与另外两人所为，而与游虎生等人无关。至此，案情真相大白，游虎生等人均以无罪释放。1952年2月中旬，吉安县公安局局长和法院办案人员一起，到桥东村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说明游虎生等人与蔡福有一家三口人被杀案无关，刘全盛、彭春生被枪决，是根据他们的恶霸及惯匪行为作出判决的，并宣布对孙犯的判决。鉴于此案由于某些领导的失职，公安局审讯人员的刑讯逼供、法院审判人员的主观臆断，险些酿成冤案，使游虎生等人蒙受冤狱，上级领导部门对有关人员作出“警告、行政降级”等处分。
  2．“中国梅花党”假案
  1974年12月泰和县肖永铅、曾名宙以组织“反革命集团（即中国梅花党）”罪，各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此案的起因是：该县沿溪公社源头大队青年肖永铅、李芳圃、黄华屏、黄家佑、黄昭祥等人，因恋爱、参军、升学等问题，未得到大队干部支持，而产生不满情绪，企图成立一个“战斗队”组织，想把干部打一顿。曾名宙因在狮前大队受到个别干部诬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迁居源头大队监督劳动，平时与黄家佑来往密切。正当该组织酝酿成立时，被大队会计黄道信等人知道情况，大队干部不是从教育青年、挽救失足者出发，反而拉拢黄家佑许以担任民办教师为条件，指使其充当“特情”，有意孵化出一个反革命组织来。在黄家佑的极力谋划下，由其将该组织定名为“中国梅花党”，要肖永铅起草“章程”和“新闻公报”。黄道信从黄家佑处取得“证据”后，即向公社和县公安局报案侦破。为此，肖永铅、曾名宙被捕判刑，李芳圃等人被免予刑事处分。该案经复查，认为是一起错案。首先，肖、曾等人不是组织什么党，后在大队干部指使下，组织“梅花党”，但也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是为了殴打他们所不满的干部，其“章程”中明确写的是“打倒当地土霸王×××、×××”（指大队干部）；其次，该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18岁至20岁左右的青年，政治上幼稚，他们多数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其中有五人的父亲是共产党员，有的是队干部，这些青年及家庭与共产党并无阶级仇恨，因而不具有反革命动机；再次该组织被引上“政治”色彩，大队干部黄道信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设置陷阱，推人下水，并且非法采用“特情”手段，有意孵化出“反革命组织”，这纯属违法乱纪行为；第四，曾名宙的“现反”问题，经查证，确系被人诬陷，应予推倒平反。基于上述理由，经吉安中级法院审查批复，将该案宣布平反，对肖永铅、曾名宙改判无罪释放。
  3．夏其盛“现行反革命”假案
  泰和县夏其盛有个9岁孩子叫夏中信，在小学读二年级。1966年4月的一天，和夏中信同桌读书的夏其佳（10岁），向老师检举夏中信语录本上的毛主席像，被用墨汁涂掉了。当时调查此案的人，一看情况属实，便认定语录本是夏中信的，涂掉毛主席像肯定也是他干的。于是组织全校师生对夏中信进行批斗，又戴高帽又游村，夏中信被迫承认。办案人员认为，涂掉毛主席像是反革命事件，夏中信是个小孩，不懂事，一定是他父亲教唆他干的。经过一番批斗，夏中信又被迫承认是他父亲叫他搞的，由此追查到被告人夏其盛头上。夏其盛起初不承认，经过四天四夜的跪、吊、打、用电触等刑罚，腰部已被打成重伤之后，为了活命，只好谎认自己是“教唆犯”，结果以“现反”罪，判处夏其盛有期徒刑15年。此案经复查结果，原来涂掉毛主席像的人，是检举人夏其佳。他那天乘夏中信不在场，拿了夏中信的语录本练毛笔字，不小心将墨汁滴在毛主席像上，当时发慌，忽然灵机一动，全部把像涂掉，不让别人知道上面是毛主席像，以后又觉得掩盖不住，于是便主动向老师报告，以避免自己的嫌疑。查明事实真相，本案纯属冤案，完全是屈打成招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逼成错判的。当这个案子得到纠正的时候，夏其盛已经冤狱了12年。
  4．张冠军历史反革命冤案
  吉安县大学毕业的南下干部张冠军，本是全县首批入党、首批提拔的“红人”，素来历史清白。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县委接到张冠军老家河南省汝南县的一封群众检举信，指控张冠军解放前毕业于国民党军官学校，后历任国民党连、营、团级军官、警官等反动职务，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等等。尽管张冠军在停职反省中一再陈述：自己从小读书，1939年汝南乡师毕业后，一直在中、小学任教，直到解放参加南下。但经过“肃反”小组内查外调，认为群众检举属实。据此，张冠军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因抗拒坦白，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县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依法判处张冠军有期徒刑6年。1957年刑满后，张冠军因无家可归，留场就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张冠军开始向党和政府申诉。几次从黑龙江来到吉安县委信访室，但由于未举出新证，得到的答复是：你的政治历史问题，经过调查核实，证明原结论事实无误，你不要乘机翻案。面对这样的答复，张冠军仍然申诉不止，上访不停，历时五年的申诉，上书百余件，上访十余次，南北往返，连年奔波。1985年秋，张冠军再次南下，来到吉安中级人民法院，中院法官听完张冠军的申诉后，提醒张冠军：“你总说原判认定你的历史问题有出入，与你的历史事实不符，你能提出什么证据吗？在你的朋友中，是不是有与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相符的人？”经老法官这么一指点，张冠军茅塞顿开，他说：“我在汝南乡师读书时，有一位同班同学，借了我的军训毕业证，去报考当时的军官学校。听说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当官。但我们自那时分手后，一直无联系，现在也不知他的去向。”法官反问他：“借毕业证书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张冠军回答说：“我只知他名叫张铭彝，是汝南县城关镇人，其它一无所知。”法官对他说：“这个人物，可能与你的案件有关。尽管事隔几十年了，你还是要设法找到，可先从他家乡入手。”张冠军经法官指点，首先到汝南县城关镇，查到张铭彝的下落，然后辗转到上海市，在“六一”小学找到了他。张铭彝向这位阔别四十多年的老同学，道出他自军校毕业后的经历：“我借了你的军训毕业证，改名张冠军，考取了国民党中央战干军训第四团，毕业后在军队任职，任过连、营、团职务，后在浙江警察局任职。浙江一解放，我逃到上海，当店员和民办教师。1958年，我的历史问题被暴露，被上海市北郊区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5年，在青海省劳改农场服刑。刑满后留场就业，直到中央发出释放安置原国民党团县职人员的通知后，被遣回上海，安排在“六一”小学传达室工作。我一直沿用张冠军这个名字”。张冠军通过走访张铭彝，揭开了冤案之谜。他匆匆南下，再次来到吉安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上述情况并呈上一扎书证。以上新证，经过函调一一查证属实，认为：张冠军历史反革命一案，确系冤案。证据之一，张冠军原籍平舆县证明，张冠军1939年毕业于汝南乡师，后一直在本县及汝南县中、小学担任教员、校长等职，河南解放，他考入中原革命大学，后随军南下……。该证明与张冠军干部档案内的《干部履历表》及其一贯交代相一致。证据之二，张铭彝来信称：我原名张铭彝，1939年借用同班同学张冠军的军训毕业证，改名张冠军，考入国民党中央军委战干训练第四团，以后一直沿用张冠军之名。证据之三，上海市北郊区人民法院（58）刑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被告人张冠军，原名张铭彝……1939年借用张冠军证书，考入国民党中央军委战干训练第四团，故改名张冠军。1940年在国民党中央第一军任指导员……直至浙江解放被俘，后潜入上海市，历次运动拒不坦白，判处张冠军有期徒刑五年。该判决书所认定的历史罪恶，与吉安县人民法院认定张冠军的历史罪恶，不谋而合，完全一致，确系一顶帽子两人戴之误。据此，吉安中级人民法院于1985年12月29日作出再审判
  决，宣告张冠军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