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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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吉安市青原区志》 图书
唯一号: 140320020220001337
颗粒名称: 第七章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分类号: K269.4
页数: 8
页码: 473-480
摘要: 本章记述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以及历史作用。
关键词: 青原区 东固根据地 历史作用

内容

第一节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
  东固革命根据地被誉为“东井冈”,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东固区域的概念,它包括东固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的区域范围,也指的是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部分范围,最终全部融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井冈的革命历史,充满着艰辛、辉煌与悲壮。东井冈革命斗争的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形式。武装斗争和红军是公开的,党组织的活动是秘密的,革命政权也以农协的形式秘密存在,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
  以农军为基础同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相结合的方式创建革命武装,走了一条创建革命武装“统一战线”的路子,这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创举。
  实行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东固革命武装充分利用山地、农村的优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敌人打圈子。他们的足迹遍及根据地及周围二十多个县,有效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极大地扩大了革命影响。
  经济建设特有的经营形式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发展。东固平民银行的创建,开创了红色中华的金融史。东固消费合作社的建立,是红色中华商业贸易组织的先导。各乡创办列宁小学,在成人中开展学文化和夜校识字班活动,文艺演出等娱乐活动得到普及,东固老百姓的文化教育学习被朱德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习运动”。
  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广泛参与,保证了红军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东固革命武装的每一次重大战斗,以及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和各次战斗等,都得到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战。
  第二节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立足点,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和起点,东井冈成为赣西南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东固暴动是江西最早的革命武装暴动,东固革命根据地是江西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是时间跨度长达七年之久的红色革命区域。东固红色区域和赣南、闽西红色区域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大根基之一。1931年9月,赣西南苏区基本形成时,党内就有负责人向中央报告指出:“终于形成了一片总的有联系的苏区,成为中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胎盘”,这就为中央决策建立中央苏区提供了根本性的前提和条件。
  东固革命根据地为红四军解救了危难,给红四军东进闽西创造了条件。在红四军最为困难之时,东井冈的会师,给了红四军休养生息之地和之机,使得红四军重振军威,重新踏上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征途。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发源地之一,东固革命武装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农军时间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时间基本上同步,名字也叫做工农革命军,后来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地方党组织的决定,都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正规部队,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打下人民江山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东固红色区域成为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实践的大舞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祥地之一。1929年2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与东固革命武装红二、四团会师以后,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及革命形式是极为赞赏和肯定的,称其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它与朱毛式、贺龙式和方志敏式并列为四大根据地,并向湘赣边特委推荐,向中央作了报告。东固区域武装割据的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选择东固革命根据地区域范围作为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和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创造了许多奇迹和辉煌。他把东固革命根据地这一区域演变成了实践革命理论的大舞台,获得极大成功。东井冈孕育、丰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宝库。
  东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形式和革命政权组织形式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央苏区内的各种经济组织如银行、消费社、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农具厂等,各种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机构如学校,医院、邮政、文艺演出队等,各种政府机构序列等,红军的无线电训练班和红军学校等,都可以在东固革命根据地找到它的原生地或原生态形式,它们之间是一个继承发展的关系,是诞生和成长的关系。“胎盘、基石”这些形象比喻,同样适用于经济、社会事业和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
  附1:毛泽东、朱德谈东固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谈东固革命根据地
  一、“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原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554页。
  二、“这种形式是好的”
  这番我们到了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组织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由25支枪起手的七、九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队团,打败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团,他们经常是一角五分一天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很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
  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湘赣边特委的信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321页。
  三、“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5.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6.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部)约400余枪,战斗力颇好,现在兴国、泰和、赣州之交。红军(彭德怀约300枪,井冈山逃出来沿途失散后存余者)在于都、信丰之间。3月7日彭部袭击刘士毅残部,缴步枪百余,水旱机关各一,子弹七担。红军第四军大概10天内尚在闽边工作,10天外须赴赣边瑞金、于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就。
  9.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20日在大余与李文彬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邬,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2月1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张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2月11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缴得步枪200余,水旱机关6架,俘敌甚重。敌之残部溃退赣州。追兵先后续队伍李文彬(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二、四两团会合,并与赣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于都)。安置了伤兵,及李文彬追至东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政策。2月25日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后入宁都、瑞金之壬田市,后卫距敌才一里,乃我们离开壬田市向汀州之原因。……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89~290页
  四、“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
  “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
  原载《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五、“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来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各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原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07页。
  六、“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与二、四团。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的名称罢了。
  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于新泉《给林彪的信》。
  原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66、67页。
  七、“东固之分兵讨论……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
  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
  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于新泉《给林彪的信》
  原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73页。
  八、“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
  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
  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
  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原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63、364页
  九、“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
  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0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该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原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08页。
  朱德谈东固革命根据地
  在宁都三天,红军集中了伤病员,没收了地主的粮食,便转向西进,直奔已经准备欢迎他们的东固山区根据地。
  向东固进军的队伍象凯旋游行,农民们从每一个村子涌出来帮助红军运送伤兵和补给。东固山脚下的龙冈镇原是农民运动的强大中心,家家户户出来迎接红军,要求在家中款待他们。朱德和毛泽东在这里遇到李文林,他过去是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带着一连游击队,来领他们上山。
  东固原有的小医院小得无法安排红军的伤病员,许多人便应邀住在农民家里。
  红军就在这块高原上休息、洗澡。他们把破烂衣服缝补好,又下锅煮过,用以消灭一直折磨着他们的虱子。他们治疗受伤的脚,又用结实的绳子打成凉鞋,鞋底和鞋帮有不同的颜色。他们的教育一天也没有停过。每天早晨,可以看到一连一连的队伍在出操或者演习,一天两顿饭,第一顿吃完后,他们就叫军事指挥员或政治领导人讲课,或者举行讨论会。
  集结在东固山区的这支小小的“穷人队伍”——农民就是这样称呼红军的——看起来根本就不象一支军队;但它就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萌芽,二十年后它踏遍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在东固的游击队,经过整编后,全军大约四千人。其中有三千人在山上休息了仅仅八天,便出发作战。其他的人则留在后方,开垦土地和保卫东固根据地,这里面还有三百人是朱德、毛泽东手下的老兵,住在医院里,身体还未恢复到能够重新作战的程度。
  对于疲劳不堪,需要休息的人,八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到了开到东固山区的第九天晚上,正是满月当头,朱德和毛泽东带领着三千名战士从东山坡下山,开始战斗。……
  摘自《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作者(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附2: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赣西南苏区在1929年冬开始肃反,原先的目标是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地富豪绅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后扩大到抓AB团分子的斗争。1930年初,吉安城被认为是“赣西南AB团大本营”。“赣西各县都有他们的组织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接着,红四军前委根据“二·七”陂头会议精神,于2月16日发布第1号通告,其中特别提出:“联席会议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提出“打倒机会主义政策,开除地主富农出党”。矛头逐渐对准地富出身的党员和干部。6月,赣西南党团特委、西路行委联合印发了根据前委1号通告精神写的《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豪绅地主的集合场”、“工农群众必须认清这些阶级敌人,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对准改组派AB团勇猛地杀去”。
  1930年10月,攻克吉安时,传说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发现一张所谓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借活动经费给“AB团”组织的收据,因此,李文林马上被怀疑为“AB团”分子。同时,总前委认为“赣西南党、团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是一非常严重的危机。”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审讯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要分子。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持前委面交省行委的绝密信并带一连士兵到省行委驻地富田,指导地方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根据绝密信指示,立即捕捉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经过严刑逼供,供出金万邦、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凤等一大批“AB”分子。至12月8日,在省行委、省苏两个机关捉押了“AB团”分子100多人。9日,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等“要犯”来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11日,李韶九在东固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抓谢汉昌等人供出红二十军内的所谓“AB团”分子,并派人捉174团长和政委。这时,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的刘敌奉命从藤田赶回东固,很快被扣押。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没有立即逮捕刘敌,但李与刘敌谈话时,采取威胁和拉拢的办法,企图诱供,暗示说只要刘敌能把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供出来,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并说这不是一个“AB团”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刘敌听得,联想到过去很多问题,于是,利用同乡关系,应付李韶九,而回到独立营营地,并与营长周兴、梁学帖秘密开会,采取对策,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迅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12日,刘敌等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来到二十军军部,质问李韶九和刘铁超,不见效果,立即包围军部,捆绑了刘铁超、李韶九(后逃走),放出了谢汉昌等人,率营直奔富田。天黑时部队赶到富田,包围了省苏驻地,缴了省苏警卫排的枪械,抓了几个人,释放了段良弼等40多人。正在开会的省行委负责人发现情况,在混乱中借夜幕逃脱。
  “事变”发生后,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率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渡赣江开往永阳,在赣江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并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口号。1931年元月,在永新、安福等县打土豪。4月,在横江、永阳等地同国民党军几次交战,均获胜利。这时,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于7月中旬在于都坪头寨对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将副排以上干部统统扣压,大部以“AB团要犯”、“反革命”罪而杀害:余部分别编入红三、四军、十二军,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这就是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附3:东固革命根据地部分人物(青原区籍人物编入本志人物编)
  段起凤(1893-1933)
  江西永丰人,又名段月泉。出身于佃农家庭,做过长工,学过武术。大革命前参加封建帮会“三点会”,自任绿林武装领头人。1927年10月底带领其武装参加东固工农革命军,任副队长。11月,和赖经邦一起领导东固暴动。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任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队长。8月,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副团长。1929年2月,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四团团长。年底任东固区苏维埃主席。1930年3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任赣西南办事处主任。1933年6月在公略县(今吉水县水南乡)被错杀,在党的“七大”上被平反。段起凤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李文林(1900-1932)
  江西吉水人,原名周金堂,又名周郁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读于黄埔军校。1927年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九军朱德部任军事教官。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9月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政委。1929年6月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四团行动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1930年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党团书记及秘书长、红军学校校长,10月任江西省行委书记和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2年5月在万泰县古坪村诬为“AB团”首要分子被错杀。在党的“七大”上被平反。李文林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其秘密割据的方式被毛泽东称之为“李文林式”。
  曾山(1899-1972)
  江西吉安人,原名曾如柏,曾用名曾修生、曾珊、曾宪璞。1925年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初返回吉安从事秘密工作;4月任中共吉安县西区区委书记;11月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1929年1月任中共赣西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3月任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11月当选为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2月被选为共同前委常委;3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8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10月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常委(后为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同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12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1934年2月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参与领导赣西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等工作。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率江西省党政军机关在赣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1月率部突围;5月部队被打散后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后赴苏联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12月回国抵延安。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华中财经委员会主任、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商业部部长、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4月16日在北京病逝。
  毛泽覃(1905-1935)
  湖南湘潭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营党代表。1929年1月任中共红四军前委农运科科长;4月任中共吉安东固区委书记、赣西特委委员。1930年初成立红六军,任政治部主任,代理军政治委员;10月任红一方面军后方委员会主任兼中共吉安县委书记、红二十二军特派员。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五师政治委员。后兼任师长,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兼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秘书长。被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1933年春与邓小平、古柏、谢唯俊等一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被撤销职务,后调任中央反帝拥苏同盟宣传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黄膳口红林山区战斗中牺牲。
  陈东日(1902-1931)
  湖南宜章人,字原祥,号破晓。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任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党代表,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党代表。1929年1月随红四军进军赣南途中负伤,留在东固根据地养伤,伤愈后留在东固工作。1929年4月后任东固教导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1930年初红军学校在吉安陂头改为赣西南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仍任校长,后任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后拟任红二十军政治委员。1931年7月在赣西南地区被错杀,在党的“七大”上被平反。
  刘士奇(1903-1935)
  湖南岳阳人,1921年入湖南商业专科学校读书,1923年任湖南学联总务部主任,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被派往株萍路矿从事工人运动,8月当选为安源第七届团地委候补委员,负责学生部工作。1926年8月,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乡秘密建立中共岳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任书记。1927年8月调江西工作,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9月任中共波阳县委书记,10月调任赣北特委书记。1929年先后任赣西特委委员、特委秘书长、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同年11月代理赣西特委书记。1930年1月任赣西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政治委员。是年,在中共“二七”陂头会上被指定为赣西南特委临时负责人,共同前委常委。3月15日在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赣西南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5月当选为赣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政治委员、军委书记。10月就赣西南政治、军事、经济,土地等问题向中央写了题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年5月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工作。6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中旬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1月7日升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日,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又称东路军)军长。1935年牺牲。
  黄公略(1898-1931)
  湖南湘乡人,原名汉魂,1916年投笔从戎参加湘军,先后任文书、司务长、排长。1922年8月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于1925年在湘军任连长,1926年7月升任团副。1927年初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学习,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6月任湘军五师三团三营营长。同年7月23日,与彭德怀、滕代远等组织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后任红五军第四团党代表、湘鄂赣边区支队长、红五军副军长等职。1929年12月调赣西南地区,1930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后改称红三军)。1930年2月任共同前委委员和候补常委。1930年10月7日当选为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1931年9月15日在东固镇的六渡垇山峡,遭敌机空袭中弹牺牲。毛泽东亲写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对黄公略同志一生作了很高评价。
  罗炳辉(1897-1946)
  云南彝良人,1913年加入滇军,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讨伐陈炯明的战争。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第五团第二营营长。因为人正直,不愿趋炎附势,所部被遣散。1929年7月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15日率部180余人在吉安值夏起义加入红军,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1930年1月,任红六军第二纵队纵队长。4月任红十二军军长。1932年10月任红二十二军军长。1933年12月任红九军团军团长。是第一届和第二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1946年4月,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同年6月21日因病在山东兰陵逝世。
  刘铁超(1899-1932)
  湖南耒阳县人,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刘铁超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赣西南地区,担任东固革命根据地青年干部学校(后称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学校为赣西南苏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也为红军第三、第四分校的创办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成功教学方法。1930年6月至10月间,刘铁超领导红军学校的学员参加了第六、七、八、九次攻打吉安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红军学校的学员表现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为保证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30年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城宣告成立,刘铁超当选为执行委员。10月初,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军政委、军委书记刘士奇离职,原任军长曾炳春改任红十二军政委,调刘铁超任红二十军军长。1930年12月9日,发生“富田事迹”,刘铁超也被捆了起来,但当刘铁超要求去总前委申辩时,得到了同意。刘铁超回到总前委后被释放,另外安排工作。1932年1月,红军独立三师师长王云桥牺牲,刘铁超调任该师长。刘铁超上任后就投入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在于都县平头寨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刘铁超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牺牲。
  金万邦(1900-1931)
  原名曾钦亮,号绍昌,江西省宁都县人。1916年进入省立宁都第九中学学习。1925年,在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后,留在南昌做地下工作。1928年3月,被派往吉安延福任江西省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党代表,1928年9月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党代表(团党委书记),1930年3月,任赣西南特委候补委员,士兵委员会委员,赣西南特委东路行委书记。10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常委、军事部部长、江西省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3月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于宁都黄陂,时年31岁。
  附4:参加“进剿”、“围剿”东固革命根据地部分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第十八师 1930年5~12月,为了“围剿”红军,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先后驻峡江、吉水、吉安、永丰。第十八师先隶属国民党军军政部,后隶属国民党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下辖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旅和师属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营、骑兵连、卫生队、通信队、补充团,全师约1.4万人。师长张辉瓒,参谋长周纬黄。12月30日,在永丰龙冈战斗中,该师被红军歼灭,张辉瓒被活捉。
  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1930年6月,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接防第一四八旅驻防吉安,师长邓英,下辖3个团。同年10月,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击败后,逃离吉安。
  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国民党军,发动对赣西南根据地暨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并设立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开始驻南昌。12月17日迁驻吉安,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辖第六、九、十九路军和航空第三、五队。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二十四、五十六、四十五师和新编独立第十四旅,驻抚州、宁都等地;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兼),下辖第十八、五十、七十七、二十八师和新编第十三师、独立第十四旅,分别驻吉安、吉水、永丰等地;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下辖第六十、六十一师和第二十师三十四旅、独立第三十二旅,从湖北、萍乡进驻莲花、安福、泰和、万安等地。随着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南昌行营溃散。
  国民党军第五路军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对赣西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并重新成立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其第五路军分别驻吉安、泰和、安福、吉水、永丰等地,第五路军总指挥部驻吉安,下辖第二十八、四十三、五十四、七十七师,总指挥王金钰。第二十八师先驻泰和,后驻吉水、吉安,师长公秉藩;第四十三师驻吉水,师长郭华宗;第四十七师驻吉水水南,师长上官云相;第五十四师驻永丰,师长郝梦龄;第七十七师驻安福、莲花,师长罗霖。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瓦解。
  国民党军右翼集团军 1931年6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对各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其右翼集团军驻吉安,隶属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下辖第一、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第一军团,下辖第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师,军团总指挥蒋光鼐,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第二军团,下辖第二十五、二十七师,军团总指挥孙连仲,第二十五师师长孙连仲(兼),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第三路进击军,下辖第二十三、四十七、五十四师,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兼),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随着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国民党军右翼集团军瓦解。

知识出处

吉安市青原区志

《吉安市青原区志》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本书从建置区划、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氏族、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交通运输、供电供水供气、邮政通信等方面记述了青原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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