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
  东固革命委员会
  1929年7月，根据赣西特委的指示，东固成立革命委员会，傅月照任主席。东固红色政权由秘密走向公开。东固区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地方民众参加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支援前线，为保卫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赤色政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水东区革命委员会
  1929年下半年，水东区党、团组织动员农民参加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组织，配合红军开展武装割据斗争。同年12月15日，创建了水东苏区。以水东区农协为基础，成立水东区革命委员会。
  中鹄区革命委员会
  1929年秋，毛泽覃、李白芳、易道生、王甲天、蔡拔萃、郭梅等在中鹄区源头（今富滩镇丹村村委会源头）成立中鹄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易道生。革命委员会机关先后驻源头、施家边、张家渡。中鹄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张家渡、四达、皂村、富滩、施家边、源头等乡村农民积极开展革命斗争。
  赣西革命委员会
  1929年10月，赣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是过渡性的苏维埃政权机构，曾山任主席。机关驻纯化区陂头（文陂乡）。
  纯化区革命委员会
  1929年11月16日，在值夏青云台成立纯化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吉山，机关设在陂头万寿宫。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逐渐向苏维埃政权过渡，各地相继成立红色政权办事处。1929年秋，成立富田办事处，农历10月，成立东固、南龙两个办事处，农历11月，先后成立桐坑、新圩两个办事处。
  第二节 苏维埃政府
  乡苏维埃政府
  1929年10月以后，根据地范围内的吉水、吉安各县区所属乡（包括今青原区范围）陆续建立苏维埃政府。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人，委员7人，其中常委3人，并在所属村设村代表。
  区苏维埃政府
  各区苏维埃政府设主席1人，委员13人，其中常委7人。内设军务部、财政部、社会保险部、教育部、人民审判委员会（后为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各部委领导人由常委兼任。
  东固区苏维埃政府 1929年10月，在原东固区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东固区苏维埃政府。罗宗清、段起凤、胡海、罗绍林、李良愈、古名榜先后任主席，政府机关先后驻南龙、东固等地。直辖三彩、小水尾、六渡、南龙、南源、古竹、安乐、江口、大源坑、敖上、黄沙、东固、铜灶、殷富、丰岭、花岩、大龙、杨斜岭、冷坑、同知、桥市、上坊、下坊等23个乡苏维埃政府。
  中鹄区苏维埃政府 1929年11月，中鹄区革命委员会在源头（今富滩镇丹村）改为中鹄区苏维埃政府。郭大元、刘宗耀、施明宣曾先后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政府机关先后驻源头（今富滩源头村）祠堂、施家边（今富滩施家边村）一本堂、固山下岩（今富滩固山下岩村）祠堂、张家渡（今富滩张家渡村）萧氏宗祠等地。1930年3月，中鹄区苏维埃政府隶属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领导，中鹄区改名为水东区，同年6月恢复为中鹄区。1931年11月后，中鹄区苏维埃政府隶属于公略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管辖施家边、古富、良下、富滩、皂村、丹村、社山、村背、下岩、龙田、南村、葛山、砖门共15个乡苏政府。
  富田区苏维埃政府 1930年1月，纯化区革命委员会富田办事处升为富田区苏维埃政府。尹礼煊、匡君铨、曾洪栋、曾守财、曾选锦先后任主席。政府机关先后驻富田陂下、王家、王田。直辖下厅、云楼、水口、坪田、高庄、杨渡、富田、匡家、陂下、王田、奁田、草坪、江背、鹜湖、山中、横坑、杨柳、花岩、北坑、龙会等20个乡苏维埃政府。
  水东区苏维埃政府 1930年2月，水东革命委员会改为水东区苏维埃政府。机关驻水东杨家庄，后由杨家庄迁至中鹄社山。1931年6月，吉安县委撤销，水东区并入中鹄区。1932年春，恢复水东区，重建水东区苏维埃政府，先后由施庚生、刘令钧、许棉然兼任主席。至1934年4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水东区苏维埃政府被迫撤销。
  纯化区苏维埃政府 1930年3月，纯化区革命委员会改为纯化区苏维埃政府，同时，新圩、桐坑两个办事处撤销。1931年11月成立公略县后，改为陂头区苏维埃政府。刘吉山、杨成芙、魏志义、胡绪新、曾洪栋、胡耀忠先后任主席。机关驻陂头万寿宫。下辖新圩、陂头、小水、北溪、小车、陂下、值夏、水口、桐坑、朱山、龚家、北阮、水北、大前、源头等20个乡苏维埃政府。
  儒林区苏维埃政府 1931年4月，原吉安县组建的儒林区苏维埃政导撤销后，在值夏七姑岭重新组建儒林区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隶属公略县，1934年下半年解体。
  1930年2月，上述区苏维埃政府隶属赣西苏维埃政府。1930年3月，隶属赣西南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由公略县苏维埃政府管辖。
  县苏维埃政府
  吉安县苏维埃政府 1930年10月，吉安县苏维埃政府在吉安城成立，主席杨成芙，秘书长郭士连。内设文化部，部长欧阳帮达；军事部，部长罗英云；肃反委员会，主任颜达；土地部，部长刘家招（还有民政部、建设部、工农检察部的部长名字不详）。下辖东固、富田、纯化、儒林、西区、水东等6个区苏维埃政府。1930年11月，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迁驻陂头，不久迁至富田陂下，1931年4月驻吉水县水南松山，后又迁东固张家背，6月撤销。
  公略县苏维埃政府 1931年11月，中华全苏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在吉安东固与吉水水南一带建立公略县，成立中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属中央苏区江西省领导。月底，公略县苏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水南松山村召开，毛泽覃主持会议，会议宣布公略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县苏主席李衍星、后胡海、胡发鑫、刘声伦、曾洪栋；副主席梁必洪、曾洪栋。县苏机关驻吉水水南松山。县苏维埃政府隶属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管辖吉安县的富田、陂头、东固、水东、儒林，吉水县的折桂、冠山、中鹄、白沙、水南（其中折桂区和冠山区是1932年3月后新发展的）泰和县的罗家区。1932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公略县折桂、中鹄，逼近水南。8月，县苏政府迁住吉安县的富田区陂下村办公。同年11月在陂下村召开了公略县苏第三次代表大会，改选胡发鑫为县苏主席。1933年8月，公略县苏政府从富田搬到水南。同年10月公略县苏政府在水南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对扩大红军、土地问题、财政，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议同时选举了县苏政府，12月又进行改组。1934年10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公略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组成的工作团被破坏解体。
  公略中心县苏维埃政府 1932年3月，中共苏区江西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指示，成立公略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公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合署，胡海、胡发鑫、刘声伦先后任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心县委、政府机关先驻公略县水南区水南街天主堂，后迁公略县富田区陂下村。公略中心县成立时的管辖范围，包括公略、永丰、万泰、新干、龙冈等五县，纵约120公里，横约90公里，总人口30余万。其全盛时期，向东、北发展后，纵约185公里，横约105公里，与其他苏区连成一片。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原公略中心县范围。1935年初，县苏停止活动。
  永丰中心县苏维埃政府 1933年8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富田陂下村召开公略中心县所辖五县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撤销中共公略中心县委，成立中共永丰中心县委和中心县苏维埃政府，胡海、胡发鑫、刘声伦先后任永丰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政府机关先驻富田陂下，后迁永丰县腾田。主力红军长征后不久，遭到敌人破坏，县苏被迫停止工作。
  赣西苏维埃政府
  1929年11月，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1930年2月“二七”会议召开。会上正式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统一领导东固、延福区苏维埃和赣西各县、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机关驻吉安县陂头。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1930年3月22日，中共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吉安县富田召开，决议将赣西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辖赣西南各县，下设中、西、北、南四路办事处。东固、富田、纯化、中鹄、水东等区苏政府属中路办事处领导。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是赣西南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由赣西南代表大会产生人民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下设常任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在常任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经济部、保险部、军事部、裁判部、交通部等机构，在赣西、赣南分别设立赤卫军总指挥部，分别由曾炳春、萧大鹏任总指挥。5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下设东、西、北和赣南东河、西河5个办事处。黄鉴为东路办事处主任，刘天干为西路办事处主任，萧大鹏为东河办事处主任。7月，改设为中、西、北、南四路办事处。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930年3月，设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同年10月7日，在吉安城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为全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府，最高机构为执行委员会，曾山、方志敏、刘其凡、陈正人、张国焘、毛泽东、李文林、彭德怀、曾炳春、罗炳辉、陈毅、黄公略、段起凤、金万邦、郭承禄、朱德、刘九峰、萧韶等53人为委员，方志敏、张国焘、毛泽东、郭贞、李文林、刘仁、彭德怀、王怀、朱昌偕、金万邦、王申选、曾山、朱德等13人为常务委员，曾山任主席。内设秘书处（秘书长马铭）、军事、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外交、劳动、建设、司法等部。根据当时形势，成立财政、军事两部，财政部长周冕，军事部长金万邦。同时设立赣东、赣南、赣西、北路4个办事处。
  省苏维埃政府公布《宣布本政府成立及纲领》的文告，阐明省苏维埃政府的宗旨是驱除帝国主义势力，打倒军阀，消灭一切反动派，领导和组织武装工农群众，扩红、筹款、支前、肃反等工作。
  省苏维埃政府统辖赣东北、赣西南红色区域：吉安、吉水、泰和、万安、永新、遂川、宁冈、安福、宜春、分宜、新余、峡江、清江、永丰、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瑞金、石城、兴国、赣县、于都、安远、寻乌、会昌、信丰、南康、上犹、崇义等30县。
  11月18日，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撤至吉安县陂头。“富田事变”后，省苏维埃政府停止工作。1931年1月，省苏维埃政府逐步恢复活动。4月召开省苏主席团会议。决定补选执行委员24人，取消各路办事处机构，由省苏维埃政府直接指挥各县。
  1932年5月，省苏维埃政府召开第一次全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副主席陈正人、陈家俊。
  第三节 苏维埃政府工作
  土地分配
  土地政策 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规定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30年2月赣西南苏区制定了《二七土地法》。《二七土地法》是《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进一步发展。《二七土地法》明确规定除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和一切主要由他们掌管的公共土地外，属于其山林、池塘、房屋也都在没收分配之列；没收的土地主要分配给贫苦农民，对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政府审查，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的，酌量分与田地，现役红军军官兵伕及从事革命工作的，照例分田，乡村工商学各业者能够生活的不分田，生活不够的酌量分田；分田的区域以乡为单位或者数乡为单位进行；分田的数量标准以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同时《二七土地法》还对山林的分配方法、债务废除问题、征收土地税问题、有关工资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
  分田运动 县、区、乡各级政府成立土地委员会，领导土地分配运动，除东固外，多数区乡分配土地进行了两次至三次。办法是：先划定阶级，确定土地分配的原则，即贫雇农分好田，中农田不动，富农分差田，豪绅地主不分田（后纠正为分坏田），红军家属分好田。分配土地的具体步骤：第一步，废租废债，焚契约，没收地主、富农的全部土地。第二步，以区、乡为单位，对土地数量、人口（3岁以上即算一口）进行调查，造册登记。第三步，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好坏、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第四步，按土地分配原则进行分配。
  各区、乡分配土地一般都进行了两次，第一次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第二次抽肥补瘦，拉平分配。少数区、乡分了三次，个别地方只分一次。第一次大部分以村为单位分，1930年3月后，改为以乡、区为单位分，有的区、乡仍以村为单位。分田的方法是，在家的每人一份，工人每人半份，外出的按每份的五分之二分配。
  1929年7月，东固区分了一次田。根据《兴国土地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和公共土地”的规定，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土地分配的原则是：以乡为单位，按土地肥瘦分甲乙丙三等拉平。凡本乡区人民，不分性别，三岁以上的均为一人头，按人头平分，土地所有权则归乡苏维埃政府。在土地分配方针确定以后，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负责查实登记土地数量，划分土地肥瘦等级，调查统计人口数目，计算分田标准，酌量肥瘦，分配到户。从事手工业的工人分半份，码头工人、矿山工人不分田。分田的结果，最少的乡每人分田3亩以上。竹木、山林则归乡苏维埃政府管理，农民每年作一次无代价的修山，收获的茶油，廉价卖给根据地区域内的人民。孤儿寡妇，由所在乡负责其全部生活费用，但寡妇年龄在30岁以下者，动员其择配；31～50岁者令其学习工业。农民分得土地后精耕细作，施足肥料，农会干部带头搞生产，农会奖励发展农业生产者，各自然村组织生产小组，进行互助互耕，并且发动组与组竞赛，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使产量不断增长，亩产增至300斤以上，平均增产幅度达50％。
  纯化区分了三次田。1929年12月第一次分田，好歹搭匀分；1930年3月第二次分田，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1930年11月第三次分田，统计全区人口与土地数，算出人均得田数，然后以乡为单位，抽肥补瘦，分配土地。
  查田查阶级运动 1931年后，土地分配运动中，特别是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地方有些地主、富农利用宗族姓氏蒙蔽群众，隐瞒成分和土地，还有的混入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掌握分田大权，把持肥田，把瘦田抽出来给贫苦农民。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苏区中央局也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县、区、乡都召开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和贫农团代表大会，决定开展查田斗争，明确查田、查阶级、分田任务。
  8月初，中共公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根据上述会议精神，召开全县区乡主席和土地部长查田大会。会议上热烈讨论查田运动的意义和办法，确定执行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规定的运动路线，即“以农村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兼顾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的阶级路线。会议指出这次查田运动的目的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际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绝不是查中农工人阶级。会议部署全县查田工作。会后，县、区、乡成立了查田运动委员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举办了一期查田运动训练班，组织县、区、乡查田委员会成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
  查田查阶级运动中，属地主身份的没收其田，属富农身份的抽其好田，补进坏田。漏划、错划的一些阶级成分都予以纠正。全公略县共查出地主381户、1181人，富农439户、1684人；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谷田，抽回富农好田3056担谷田，没收谷子1400担，收回谷子151担；罚地主款16352元，富农捐款4360元，没收现款689元。同时，清除了混入党政机关和革命队伍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巩固了红色政权。富田陂下村的胡宗奎原划为富农，查阶级后划为地主；查出陂下胡显志、东固西城刘家刘厚阶等三家富农。由于受到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查田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出现了查阶级查几代和不给地主分田，富农全部分差田的“左”倾作法。
  扩红支前
  扩红（军） 扩大红军是中共公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每一次扩红运动，县、区都要成立扩大红军委员会，召集各区、乡党政军群组织和军事部长会议，传达上级扩红指示，分配扩红任务，组织扩红竞赛。历次扩红中，党、团员及干部带头，群众争先报名，父母动员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兄弟互相鼓励。从东固革命根据地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成立到扩编为红二团，均以东固区的青年为基本兵源。
  1927年至1934年的7年多时间里，东固有2400余人参加红军，精壮男子全部上前线，被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名为第一模范区。1930年10月，东固区有500余人参加红军。1933年11月4日，东固区一天就有115人加入红军，同年12月7日，又有118人参军。1934年7月，东固200余人编成一个连，参加抗日先遣队；1931年1月初，富田区200余人参加“少共国际师”；1932年3～6月，纯化区苏维埃政府完成了扩大红军500名的任务，7～9月，完成了扩大红军400名的任务，获得县委、县苏政府的表彰，其中富田区横坑荣获扩红第一名，花岩荣获扩红支前模范乡奖章；1929年下半年，中鹄区人口不足20户的小村唐家边村，一次就23人参军，其中有3对父子、兄弟同时当红军。中鹄区富滩村一次有80多名青壮年参军，郭大黑豆的父亲动员四个儿子去当红军，（四兄弟在以后的战斗中都已牺牲，成为革命烈士）。1932年6月，一个月内中鹄区新兵就组成了游击队独立营，中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易道生带领200余名赤卫队、少先队员到水南参加红军。中鹄区儿童团长施明云带领300余名模范少先队员和20多名女子参加少共国际师，年底，400多名队员编入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在围歼唐云山战斗胜利后，中鹄区又有200多名青年参军，以后的历次反“围剿”战斗中，中鹄区不断有人参军。
  公略县在各区建立了游击队和红色警卫连，各乡建立了赤卫队、少先队。1932年2月正式成立的公略县独立团有人员170人，枪142支。4月该团编入江西新独立五师后，公略县又成立了一个新独立团，人员145人，枪95支。全县还有红色警卫连6个，游击队16支。9月，合编各游击队为5个游击支队、11个游击大队，游击队员1036人，枪735支。此时，全县有赤卫队模范营11个连、1214人、105支枪；少先队模范连7个、684人、40支枪；赤卫军40个连、4853人；少先队64个连、9086人。1933年6月，公略县动员1个模范师1900余人集体参加到红一方面军。
  支前 为支援红军前线作战，苏区各级政府集中青壮年男子和16岁左右的少年，组织赤卫队、向导队、侦察队、运输队、破坏队、担架队、少先队，配合红军作战；动员老年男子、妇女和儿童参加宣传队、洗衣队、做鞋队、慰劳队、看护队、儿童团。有的妇女一次给红军纳布鞋、编草鞋20多双，少的也有10多双，有的在鞋子上写上或用花线绣上自己的名字后送给红军。对参军入伍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
  众都热烈欢送，开欢送会、唱戏、赠送毛巾、鞋子等纪念品。红军每到一个地方，人民群众都视如自己的亲人，帮助洗衣服、煮饭、烧水，备粮慰劳红军。亲切照顾红军伤员。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的白云山战斗前夕，东固群众在春插期间积极参加作战准备工作，区苏维埃政府组织赤卫队，日夜站岗放哨，严防奸细侦探。妇女组织慰劳队、募捐队、洗衣队、宣传队，鼓励群众参战。青壮年男女还组织救护队、侦探队、交通队、运输队、给养队、土枪队、土炮队、快枪队、准备开赴前线。1930年10月，赣西南吉安办事处在吉安筹集大批弹药辎重，全部解往前线总指挥部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接近尾声，红一、三军团在兴国高兴圩战斗中弹药消耗很大，战后休整时，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东固、富田等地方苏区政府，要求尽快将收集的弹药送往红一、三军团。1934年初，红军某师在东固驻扎时，东固群众募捐慰劳红军，东固螺坑村的群众在几个小时内就募得大洋（银元）40余元、猪2头、鸡5只、蛋200余个、蔬菜数百斤。
  各县、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优待红军委员会，乡设优抚委员会，村设优抚小组。优抚红军家属和烈属。红军家属分上等田。各村成立了代耕队、代耕小组，帮助红军家属代耕其田，并规定星期六为代耕日。妇女、儿童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种菜、砍柴。红军家属发生经济困难，互济会发给补助费、救济费。东固区东固乡将所有的劳动力都编进耕田队，凡红军家属的田一律先耕、先种、先收，农忙时先将红军家属的农事完全做好了，再做自家的。农闲时，7～10天帮1天，帮工时在自己家里吃饭；逢年过节，乡苏政府领导儿童团募果子、蔬菜、物品等，召集红军家属开茶话会。区苏政府也派人参加，向红军家属报告红军胜利的各种消息。红军家属的粮食得到保障。1933年，全乡没有一个红军家属发生粮食困难。优抚工作做得好，使红军战士安心当兵，英勇作战。
  治安保卫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后，成立了江西省吉安县肃反委员会，各区成立拘捕队。11月17日，各区拘捕队改称区肃反委员会，增设乡肃反委员会，村肃反小组。1931年9月，县肃反委员会改为政治保卫局。下设县劳动感化院。乡、村肃反委员会、肃反小组不变。
  县肃反委员会初设吉安县富田的王家祠（今青原区富田镇王家村）。县政治保卫局初设于吉水县水南松山村。1932年3月，迁富田陂下村（今青原区富田镇陂下村）。10月，迁回水南松山村。县肃反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若干人，拘捕队设队长1人，队员若干人。区肃反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若干人。村肃反小组设组长1人，成员若干人。政治保卫局设局长1人。
  职权范围是保卫人民政权，巩固胜利成果，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肃清内奸（隐藏在政府、军队、地方的反共分子），管理、改造反革命分子。
  打击对象主要是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封建把头、流氓、地痞以及造谣破坏、危害革命秩序、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肃反的方针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欢迎自首”，建立自首制度。
  1928年后，国民党军队伙同地主武装不断对苏区“进剿”，派侦探和外逃的豪绅地主富农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带领白军偷袭苏区，捉杀苏区干部、群众。苏区内部也有少数动摇分子叛变投敌，泄露机密，扰乱社会治安，破坏苏维埃政权。1929年冬，开始在苏区各区乡进行肃反工作，对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土豪劣绅、封建把头、反革命分子进行清理查处，视其罪恶轻重，采取相应的治罪措施。对悔改者教育，对不悔改者罚款，强迫劳动改造；对屡教不改的首要分子镇压。1930年初，传闻苏区有“AB团”分子，“吉安城市为赣西‘AB团’活动的大本营”。“赣西各县都有‘AB团’的组织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于是，苏区的肃反运动重点转向反“AB团”斗争。
  经济建设
  反动武装对根据地不断进行军事进剿的同时，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面临极大困难。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交通、邮电等方面开展生产自救，解决军民生产、生活及战争需要的物质供应，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农业 苏区，县、区苏维埃政府设有土地部，乡村有专人负责农业生产。农民分得了土地、农具和房子，不再交纳沉重的田租和繁重的苛捐杂税，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苏区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粮食产量普遍提高20％～50％，改变了秋后禾镰一挂，农民就没米吃的局面。1930年12月开始，国民党纠集重兵几次围剿苏区，大肆烧杀抢掠，给苏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极大的破坏，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拨银元3000块，从其他根据地调拨几百头耕牛和大批种子、衣物给东固人民。同年，又调拨耕牛约40头，数千银元以及农具、种子、药材（西药）、布匹、衣物给纯化区人民。红军指战员还帮助农民莳田、割禾、砍柴、挑水、帮助农民重整家园。各级苏维埃政府也大力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帮助各自然村组织生产小组，进行互助互耕，开展生产大竞赛活动，推动生产的发展。粮食亩产由几十斤增至300斤以上。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土地人民委员会，编辑了《夏耕运动大纲》发给各地指导农业生产。大纲强调了夏耕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谷米增加二成，番薯恢复革命前生产，多种杂粮，多种蔬菜，多种棉花，多出木油烟叶”等目标，强调了夏耕的中心工作和动员群众的方式等。
  工业 东固革命根据地人民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发小铁矿和瓷土矿，办起了兵工厂、工艺厂、锅炉厂、农具修理厂、熬硝厂、油墨腊纸厂等，提供军需民用。
  1928年3月，第七纵队在东固区三彩乡淘金坑秘密筹建兵工厂。内设铁工厂、熬硝厂、制药厂、木炭厂、采购组、交通组、外地联络站，有工人40余名，生产梭镖、大刀、来福枪、土炮以及枪械修理。制造的来福枪有效射程50～100米，制造的土炮又称“猪兜炮”，弹药发射面大，有效射程为100～200米。
  1928年，在东固街创办贫农工艺厂，有工人28名，专为七、九纵队生产军用衣被、绑腿、袜子等。
  1929年底，在东固创办油印、蜡纸厂。生产誊写蜡纸和油墨，供应区、乡政府和红军的办公用品。
  1929年10月，由东固消费合作社总社兴办锅炉厂、农具加工修理厂，铸造犁头、犁壁、铁锅、铁罐等生产、生活用品，修理各种农具，还生产硝盐，缓解食盐紧缺困难。
  1930年秋，在东固三彩山坑村创办山坑印刷厂，又名列宁书报社，没有铅印，全系油印。红军攻克吉安城后，充实了印刷机械设备。印刷品主要是文化课本和列宁主义书刊。同年10月，在吉安城成立工农银行印刷所。11月，该所迁至东固瑶下。1931年春与列宁书报社合并为“江西印刷所”，兼印江西工农银行的钞票，采用石印印刷。第二次反“围剿”时迁往兴国水头庄，改名兴国印刷厂。
  商贸 1928年冬，东固区委筹办东固区消费合作社。次年10月，采取政府拨款和群众集股、投股的办法，成立东固消费合作社，下设东固、南龙两个分社。1930年6月，纯化区消费合作社在陂头（今青原区文陂乡）成立，由群众入股组建。各消费合作社经营布匹、油盐、食糖、黄烟、火柴、雨鞋、草鞋、斗笠等南北杂货。东固消费合作总社除经营上述项目外，还经营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及收购山货等。各合作社均派出采购人员，利用交通站的关系，通过地下渠道，到吉安城、值夏、兴国等地采购布匹、食盐等紧缺物资，并高价收购小贩运进山的食盐，平价出售给苏区军民。1933年初，公略县成立商贸局，综合管理根据地物资商贸，主要任务是采购紧缺物资，组织货源，制定和管理商品价格等。
  财政 财政收入项目有累进税：土地分配后，苏维埃政府向农民征收农业累进税，一般收获干谷200公斤以上开始起征，200公斤征收1％,250公斤征收2％,750公斤征收16.5％，收获量越大，累进率越高；工商税：苏区内各商店、合作社的社会零售额以及收购的山货，如桐油、茶油、药材、皮毛、竹木等通过县贸易局推销出去，赚取利润超过200元的征收一定数额的营业税。白区商人到苏区做生意，收取少量的商品过境税；罚没土豪劣绅款：东固暴动时没收了大豪绅王初曦的金银（银元）及暴动队在永和圩缴款万余元。1930年10月，东固军民豪绅地主大量银元和金银首饰；没收官方资产：红军攻克吉安城，没收美国人办的“美孚煤油公司”、买办商人、贪官污吏财产、重利盘剥穷人的典当业的一切财产；募捐款：红军攻克吉安后，通过商民协会动员吉安城的商民积极筹募军饷，两次筹募银元120余万元。1930年10月，赣西南（吉安）办事处在吉安为红军筹集银元11.7万余元，黄金8.5公斤多，全部送往前敌总指挥部；各种群众组织的会员费：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会员费，每人每月1～3个铜板。
  财政支出主要项目有：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医药费、办公费、红军家属优待费；工业基建投资与设备购置费；文教卫生事业费；社会救济。
  1933年以后，财政收入减少，为保证前方供应，规定政府经费全部自给，家在苏区的干部自行解决伙食费，家在白区的干部则由政府供给、。为精减开支，下放一批干部参加生产。
  金融 1928年10月，红二团资助4000银洋，东固区动员党、团员带头集资办起“东固平民银行”。
  1930年3月，东固平民银行改称东固银行，隶属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同年11月，在东固银行的基础上成立江西工农银行。1930～1931年，中央发行建设公债100万元。1932年6月，又发行短期革命公债60万元。东固苏区人民踊跃认购，纯化、中鹄两区每人最少3元（银元），多者达100元。
  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在东固平民银行的基础上创办江西工农银行，创设地点为吉安城。11月，迁入吉安县富田镇匡家村（今青原区境内），第一次反“围剿”时机构随军行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迁入瑞金。银行筹建之初，由于纸张、机器未筹齐，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将缴获来的吉安临时辅币壹角棉值券加盖“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印章，在苏区内发行通用。1931年7月，开始印制铜元券，纸币面额有铜元拾枚、伍十枚、壹百枚三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江西工农银行随即撤销。
  邮政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军民创建了递步哨、传山哨和交通站，作为传送公文、密件的通信机构，后成立赤色邮政局。1929年3月东固赤色邮政分局成立：自此，苏区建立了以赤色邮政为主，交通站为辅的邮政通信网。邮路均为步班，以分局为中心，分东西两路：东路：东固—南龙—龙冈；西路：东固—山坑—富田—陂头。邮递员肩挑背驮运送和投递邮件。1930年3月，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在富田成立，10月迁入吉安城“林志记”商行。管理吉安和邻县的赤色邮政。邮路以富田为中心，东路可达东韶和南丰、宁都县城；西路可达永新、莲花、萍乡等县城。逐步沟通了闽浙赣、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邮政通信网。经营信件、包裹、汇兑等多种业务。同年5月，颁布了苏区第一个“邮政简章及工作大纲”，发行了苏区第一套赤色邮票。1930年10月，发行了第二套邮票。在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西省赤色邮政管理局，并制订了《赤色邮政暂行章程》。
  文化建设
  教育 苏区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红军教育、干部训练班、社会教育。1928年2月，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各地先后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苏区各级政府成立后，随即着手开办自己的教育。首先停办了国民党时期的初高两级小学，废止乡村私塾，建立区村各级平民小学，区设完全小学，乡村设初级小学，大村单独设校，小村联合办学，同时允许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私人小学存在。1928年9月初，东龙区委在东固街兴办了第一所平民小学，招收学生100余人。随后，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在安乐、大源坑、江口、黄沙、上黄沙、敖上、六渡、螺坑、三彩、南源、长坑、殷富等地设平民小学。1928年，东固区共办平民小学14所，招收学生670人。1929年9月，东固区委决定将原来的东固平民小学改为东固列宁小学。1930年3月，纯化区在陂头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有学生二三百人。1931年公略县辖区内的东固、富田、新圩、文陂、值夏、富滩等地都改称或新办了列宁小学，要求一般区设中心列宁小学，乡设高级列宁小学，村设初级列宁小学，实施免费的强制性义务教育，7～14岁儿童必须入学。
  1932年5月，公略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此后县苏政府在全县每村举办1所列宁小学。据1932年不完全统计，全县有学校245所，教员258人。
  红军教育有随营学校（教导队）、电信训练班、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29年创办的赣西南红军第三教导队。属苏区初创时培养红军基层干部的学校，随军行动，吸收战斗骨干为学员，学制短而灵活。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吉安东固创办无线电大队电务（电信）训练班，是人民军队电信兵种的开端。1929年3月，以东固干部训练班学员为基础，在东固螺坑办起了“红二团教导处”，又称“东固教导处”，由陈东日担任队长，有学员100多人，每天“三操二讲一练”（每天早、中、晚操，讲政治、讲军事，训练要领）。1929年6月，按照赣西南特委的指示，红二、四团统一在东固整训，将“红二团教导处”改为“红二、四团教导处”，由李介思任队长，萧龙章任党支部书记、陈东日任政治部主任（后金万邦），军事教员周子昆，政治教员曾炳春，四个月为一期，有学员180多人，学习军事理论知识以及上战场实战。后红二、四团教导处由东固螺坑迁到富田陂下，称“红军学校”。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创立，毛泽东任校长，陈东日任教育长，设置有政治课和军事课，初创时有学员100多人，成立了步枪、迫击炮、特种兵三个军事大队，开办时仅有枪支两百余条，直接受赣西南特委领导，主要培养红军基层军官，期满考试合格发给毕业证书，分配到部队或苏维埃政府任职。学员要求有高小文化程度，工作积极，经各乡党支部提名，或部队推荐，选定后保送入学，教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出身，学员要参加战斗以作实习，学习时间一般为三个月或半年，毛泽东曾多次到设在富田陂下敦仁堂的红军学校给学员授课。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从富田陂下迁到陂头的永慕堂，改称赣西南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前期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陈奇涵任教育长，陈东日任学生总队长。学员增加到600多人，设立了军事大队5个，政治大队1个，开设了军事、政治、医学三个专业。红四军离开赣西南后，李文林当校长，金万邦任校委书记，不久由陈东日继任校长兼校委书记。红三分校后迁吉安青原山阳明书院旧址。1930年10月，红军攻下吉安后，迁到城内五中，撤离吉安时红三分校迁吉安县永阳。1931年7月红三分校解散，学员编为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
  干部训练班有土地训练班、裁判训练班、工人干部短训班、妇女干部短训班等。赣西南苏区开创之初，亦举办各类短训班培训干部。有分系统办的土地训练班、裁判训练班、工人干部短训班、妇女干部短训班等；有分省、县、区级举办的短训班，上一级短训班培训下一级干部及教员。短训班每期一般为3-4周，课程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等，并组织学员参加实际斗争，开展实习活动。基层党支部则举办流动训练班，利用业余时间围绕中心工作进行教学。1928年10月，东固区委在东固村冻坑礼堂开办了“活动分子学习班”，即“干部训练班”，用以培养政治军事干部。
  社会教育包括识字班（组）、识字牌、业余学校、工农夜校、半日夜校。1929年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以识字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工农群众文化教育运动在苏区发展起来，统称为社会教育。为了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适应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各项建设的需要，苏区把“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工作作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有诸多形式的在职干部培训班，工农夜校，星期六学校，半日学校，农民识字班、识字组、识字牌、俱乐部、列宁室、读报组等灵活多样的非学校的群众教育形式，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苏区社会教育主流。教学形式和方法更是灵活多变，根据农事的忙闲，学生居住的分散和文化程度的差异等情况，可以全日学，也可以半日学；农忙时少学，农闲时多学；白天不能学的可以晚上学；可采用单级教学，也可采用复式教学；可以在课堂内学，也可以在校外学；可以是师教生，也可以是生教生、子教父、夫教妻、儿媳教家婆等。学习的地点和时间也是十分灵活，灶头床边，田头地角可以学；乘凉喝茶，下田生产时也可学，甚至战争间隙也可以学。总之，苏区的成人教育是因人、因地、同时采用多种多样灵活的教学形式，加速了人才的培养，促进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识字班（组）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教育形式。区、乡苏维埃政府设立“识字运动委员会”作为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开展识字运动的机关，接受社会教育局（科）的管理。1929年9月，东固地区开设了识字班7个。1930年后在苏区各乡村普及识字班（组）、识字牌，参加学习的以妇女和中老年人居多。1933年6月，苏区政府颁布《识字班工作》，规定每个识字班设班主任一名，主持全面工作。班主任除了要进行识字教学外，还要根据学员识字情况填写“识字成绩表”和每月“识字工作成绩表”，并经常开展识字竞赛活动。1932年中央提出“6个月消灭文盲”的口号以后，各村都建立夜校识字班。16岁以下的人都上列宁小学，16岁以上的青壮年都上识字班。识字教育以就近就便为原则，五、六家划为一组，3-10人成立一个识字班（组），每班（组）选一个稍识字者为组长，指导群众识字。识字班（组）没有固定的教室和上课时间。夜校教员从生活需要和工具名称教起，先易后难进行教育，学员识满3000字就算脱盲。
  各村的识字运动委员会或消灭文盲协会组织夜校老师及识字组（班）长，按教学计划拟定的顺序，每天或隔天在牌上写2～3个字，绘上图，在通衢要道、村头路口等检查路条的地方竖起识字牌，由日学或夜校的教师负责，派专人考问路人。每逢列宁小学节假日、星期天或课余时间，识字牌前有童子团的团员充任“识字小先生”，他们多是列宁小学程度较好的学生，对通行此处的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本村外村，逢人便耐心地教，直到识别了字才放行，又称识字站。
  1930年后，以扫除文盲为中心的工农业余教育兴起。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逐渐普及。这些学校大都设在人口较集中，交通较便利的地方，一般每村一所，有些附设在本村列宁小学内，以方便工农群众入学。夜校利用晚上上课；凡夜间不便入学而白天有闲暇的人，进半日学校学习，其中妇女居多；合作社、工厂企业、政府机关则举办业余补习学校，组织识字不多的工作人员学习。业余学校毕业的学员，一般都能写信，读《红色中华》等报纸。
  1929年9月东固苏区开办了农民夜校9所，有学生300多名，农民夜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女子。1933年8月，中央教育部颁发《夜校办法大纲》，对夜校办学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各级教育部、乡教育委员会以屋场为单位，设立一所夜校，吸收广大失学的青年（或成年）参加。学习内容有识字、政治、科学常识等。夜校教师通过讲授课文，让工农群众从课本中识字。夜校办学经费主要靠发动群众筹集。夜校学员白天劳作，夜晚学习。
  半日学校是为晚上入夜校不便而白天有闲暇时间可以入学的人们设立的学校。有比较固定的上课地点、时间和师生，便于按一定计划进行教学。教员大都是尽义务，由乡村苏维埃政府或识字运动委员会（消灭文盲协会）聘请，借用日校教室或用祠堂、厅堂作教室，课桌凳自备，灯油费由政府负担或群众自己解决。
  医疗卫生 1928年2月，第七纵队驻扎青原区东固畲族乡黄沙村养军山，在山附近修建了不少军事设施，而且设立了第七纵队后方医院，收治战场上的伤员和生病的官兵，也为地方群众诊治疾病。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医院人员除从白区偷购医药器材外，还采集中草药，自制器材。
  1928年上半年，第七纵队将历次游击战中负伤的战士集中在东固淘金坑（元山），成立了一所红军医院，用草医草药医治伤员。
  1928年10月，红二团在东固山坑创建红军医院，解决了红军中的伤员有所医的问题，医院也为当地群众看病，密切了军民关系。
  1928年10月，红二团在东固三彩山坑村筹建了一所小医院，有几张病床，医务人员10余名，采用中西医、草药相结合治疗伤病员。
  1929年3月，东固区委和苏区政府为方便东固人民治病，也为红军伤病能得到及时医治，在东固古街筹办了东固药材部。
  1930年2月，为配合红军攻打吉安，在富田山中村建立赣西南第三后方医院。医院设备较好，中、西药较充分，并采用麻醉术，外科能做截肢手术。有医务人员近40人，人员不够时，还从当地抽调群众帮助做看护、勤杂工作。
  1930年6月，红军后方医院迁入青原山净居寺，收治攻吉安时的红军伤病员。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县城，吉安惠黎医院戴济民医师在青原山创办红军医院。设内科、外科、轻伤、重伤4个所。
  1930年在东固苏区设立总药材部。总药材部以中、草药为主，兼设门诊部，治疗枪伤、刀伤、毒疮等外科疾患有良效。
  1932年，公略县普遍建立卫生委员会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各地、各机关团体、部队在卫生运动委员会下设立卫生小组，规定卫生运动日，组织卫生突击队，定期进行卫生检查评比。各级苏维埃政府内务部还派出指导员去各区乡考察和推动卫生工作。群众性卫生竞赛运动的开展，降低了苏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