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早革命根据地之一。东固革命根据地位于赣中南，以今青原区东固为中心，北至吉水县水南、白沙、永丰县罗坊；西至富田、泰和县中洞、桥市；南至兴国县崇贤、枫边；东至永丰县潭头、沙溪等地。从1927年9月开创到1928年4月，基本形成了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约15万人。至1929年11月成立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再到红军主力长征后，1935年5月公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解体以及曾山突围到上海止，为期七年多，经历了创建、巩固、发展、融入和坚持几个阶段。
  东固革命根据地独立存在的时间不太长，地域范围也比较小，但东固革命根据地独特的斗争形式却丰富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宝库，是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并列的“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据地。是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尤其是1929年1月，红四军游击赣南屡战失利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转战到东固革命根据地，与红二、四团会师东固，休息整顿、补充给养、重振军威，继而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在红四军发展史上起了重大作用。东固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被毛泽东誉为“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为“东井冈”。
  第一章 创建条件
  第一节 创建前的革命形势
  1919年五四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吉安得到了传播。同年，吉安市成立了“吉安学生联合会”。1924年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临时支部建立。1926年1月，罗石冰在吉安第七师范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3月，中共吉安特别支部建立。从此，吉安地区的革命斗争在吉安城区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发展。
  1926年，东固籍共产党员赖经邦受党组织委派和另一位东固籍的共产党员高克念，以巡学为名从吉安回到东固，进行秘密建党工作。两人以涧东书院为据点，向青年教员和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先后吸收了教员刘经化、汪安国、汪云从和篾工李会风等人入党，成立党组织，同时成立九区农民协会。此后，东固地方党组织利用县农协拨给九区农会的九支长枪组织了农民自卫队，领导农民向豪绅地主展开斗争。斗争锋芒直指作恶多端的富田大土豪王初曦。农协向吉安县政府控告，请求严惩王初曦，农协的正义要求得到了吉安县县长周庭藩（共产党员）和驻吉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的支持，立即将王初曦捕押送县，囚禁一月余。这一行动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威风，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
  邻近的永丰、吉水、泰和、兴国等县在东固地方党组织影响下，先后建立共产党组织。广大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等组织，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6年11月吉水县水南区农协带领四五千农民捣毁了水南天主堂，痛打意大利神父雷元照，罚款5000元银洋；白沙区农协组织农民捉拿大土豪罗广森、周仁游街示众，罚款3400元银洋。1927年5月，永丰、吉水两县农民武装联合行动，清剿盘踞在吉水冠山岭一带的北洋军残部，俘敌8名，缴获银洋600多元。7月，方志敏来到吉安指导农民运动，号召农民坚决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这些斗争为建立东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第二节 创建前的社会矛盾
  东固全境有大小村庄290余个，3200多户，15000余人；境内盛产粮食，茶油和竹木，堪称粮油之乡。土地革命前，东固占少数人口的豪绅地主，拥有80％以上的土地，而广大的穷苦农民仅占20％以下的土地。他们的祖先大多是从闽粤逃荒要饭过来的客籍，耕种地主的土地，当牛做马，受尽豪绅地主的剥削掠夺和欺诈，被逼得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广大贫苦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这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同年8月，国民党驻吉安第八师师长朱世贵，在吉安制造了“八六”反革命事件，施计诱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组织负责人，惨杀了中共党员、吉安县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县人民自卫队队长钟祥钦和县商会会长晏燃三人，同时封闭工会、农会等各种革命群众团体，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吉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镇压。这时富田大土豪王初曦也乘机勾结朱世贵进行阶级报复，在富田设卡欲捕东固共产党员和农协领导人。然而，共产党人没有被反革命势力吓倒，他们纷纷从城市秘密转入农村和山区，坚持斗争。东固的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刘经化、汪安国等人，几经曲折，由吉安潜回到家乡，继续进行秘密活动。
  第三节 东固地区的地理环境
  东固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省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根据地中心的东固圩镇西北距吉安城约100公里，北距永丰县城约120公里，东距宁都县城约120公里，南距兴国县城约60公里，西距泰和县城约80公里。全境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狐狸十八歇”（山名），南有大乌山、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有九寸岭、东固山，腹地有养军山。山峦重叠，绵延百里，周边仅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无论通过哪一条小道进山，都要攀越大山，穿过隘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屏障，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工农武装割据。
  东固山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属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境内河流有赣江、富水、泷江，其他大小水系纵横交错，水资源丰富，水运相对便利。富水河发源于兴国县境内，流经东固圩镇周边五个乡镇，一百多公里的流程，是革命战争年代东固革命根据地水上运输的主要航道。富水河中下游的渼陂和值夏商业繁荣，经济发展。这些得天独厚环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了物资条件。
  第二章 中共组织
  第一节 组织机构
  东固第一个中共小组 1927年2月，东固籍共产党员赖经邦受以吉安县巡学员身份和东固籍共产党员高克念以东固涧东书院为据点，吸收当地教员刘经化、汪安国、汪从云、李会风入党，秘密建立东固第一个中共小组，赖经邦为负责人。
  中共东龙支部 1927年9月成立于东固，赖经邦当选为支部书记，支部下设五个党小组：敖上小组，组长段蔚林；东固小组，组长刘经化；江口小组，组长戴希贤；古龙小组，组长罗乐天；安乐小组，组长汪安国。各小组在支部领导下，深入群众，物色可靠对象，各自向四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政治宣传，组织群众起来打土豪，筹款子。
  中共吉安县委 1927年7月，中共吉安县委成立，书记梁明哲。8月，吉安“八六”事变后县委停止活动。9月，中共吉安县委恢复活动，书记张一道。10月，中共吉安县委受赣西特委领导，全县成立中共东区、西区、南区、北区等4个区委。1928年2月，新增中共东龙区委，中共吉安县委下辖5个区委。
  1928年5月，吉安党团组织在吉安城遭破坏，中共吉安县委停止活动。
  1928年7月，中共吉安县委恢复，与中共赣西特委合署，书记贺俊，受中共江西省委领导。
  1930年10月4日，在吉安城重新成立中共吉安县委，书记毛泽覃。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其他组织不详），受省行委领导。下辖东固、富田、纯化、儒林、水东、西区等区委和吉安市委。11月18日，县委迁至陂头，后迁富田陂下。年底，为配合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赣西中路总指挥部成立，中共吉安县委停止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吉安县委恢复，书记毛泽覃，县委驻吉水水南松山，辖赣江以东的东固、富田、纯化、儒林（部分）、水东、泰和县之罗家以及吉水县之白沙、水南、中鹄、冠山、折桂等区委。6月，县委撤销。
  中共赣西特委 1927年10月，中共赣西特委在万安县成立，指挥赣西农民暴动和负责整理所属党的组织。1928年3月，赣西特委撤销。
  1928年7月，中共赣西特委兼中共吉安县委恢复，贺俊任书记；1928年12月，唐在刚代理书记，不久江建民代理书记；1929年4月，省委常委冯任接任书记。赣西特委下辖6个区委，共20个支部，党员800余人。
  1929年5月，赣西第一次党代会在东固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特委，冯任正式当选为书记，曾山当选为特委委员。9月15日，特委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改组常委。11月8日，特委在吉安城遭到大破坏。共青团赣西特委书记曾道懿叛变，供出吉安城全部组织和文件，致使省委特派员赵醒吾、特委常委黄宜、申中及200多名党、团员和群众枉遭牺牲，中共赣西特委机关迁往吉安县陂头（今青原区文陂乡渼陂）。1930年2月，中共赣西特委下辖东固、富田、纯化、儒林、儒行、延福、坊廓、西区、水东等9个区委，1个行动委员会，4个特别支部。
  中共东龙区委 1928年2月，东龙区委（对外以文化团体名义，称“红色曙光社”）成立，书记高克念，下辖东固、敖上、江口、南龙、安乐、六渡、三彩等7个支部。
  中共赣西南行动委员会 1928年5月成立于东固，刘士英任书记，萧韶、丘倜、詹天龙、赖经邦任委员，专门指导赣西南各地的武装暴动。
  中共东固区委 1928年10月，东龙区委改为东固区委，下辖东固、富田、水南、白沙、崇贤、枫边、潭头、沙溪等20个支部，党员300余名。区委书记先后由刘经化、汪耀蒽、袁振亚、汪安国、唐思明、萧芳怀、罗焕南、李花蒈、彭国序、王权贤担任。1935年4月，国民党军队攻陷东固苏区，东固区委停止活动。
  中共纯化区委 1928年底，中共纯化区委在值夏三格塘成立，杨成芙、杨志斌、刘文山、罗厚云、李新民、罗正善先后任书记，区委下辖沙湾、中村、武岗、小水、马埠、毛家、永乐、桐坑、新车、樟溪、坪上、水北等村的党小组或支部。1931年11月，纯化区委改称陂头区委。1934年11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纯化区委解体。
  中共儒林区委 1929年上半年成立，驻七姑岭。1931年3月国民党进占儒林区，儒林区委解散。1931年4月重新组建。1934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苏区，又被迫解散。
  中共中鹄区委 1929年5、6月间，中共中鹄区委成立，隶属中共吉水县委，李白芳、王甲天、易道生、蔡拔萃先后任区委书记。不久，为便于开展活动，中鹄区委改为水东区委同年6月，恢复中鹄区委。1929年底，中鹄区委隶属赣西特委，后又先后隶属赣西南特委、永吉泰特委。1931年11月，中鹄区委隶属公略县委。中鹄区委辖桥头、岭下、下岩、施家边、古富、皂村、富滩、良下、社山、张家渡等十几个党小组或党支部。1934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鹄区委被迫解散。
  中共水东区委 1928年初，赣西特委委员曾山、萧道德、萧义亿等到水东工作，发动“年关巴茅坑暴动”，建立中共水东特别支部，萧道德任书记。1929年8月，赣西特委决定将水东特支升级为水东区委。萧道德、萧炳德先后任区委书记。区委机关驻黄龙塘（今青原区河东街道浒岗村委会），后迁水东杨家庄（今青原区河东街道芫下社区）。区委辖厦里、斋楼、上达、塘上、梅林、草坪、园背、坪湖等8个乡党支部，党员约50名。1929年末至1930年初，吉安近郊农村先后成为苏区。红军占领吉安后，水东区委归属重建的吉安县委领导。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和苏区范围的缩小，水东区委多次改组，水东区遭敌多次袭扰，但水东苏区范围未全部丧失，其间水东区委由水东杨家庄迁至中鹄区社山（今青原区富滩镇社山村），由温恭接任区委书记，坚持在水东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6月，水东区并入中鹄区，水东区委撤销。1932年初，水东区恢复，重建中共水东区委，先后由施庚生、刘令钧、许棉然任书记。至1934年4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水东区委被迫撤销。
  中共富田区委 1930年1月，中共富田区委在富田陂下村成立，胡显福、廖志高、罗国卓、彭国序、匡守达、陈祥开先后任书记，下辖新安、山中、草坪、水口、木湖、高庄、匡家、陂下、王田、江背、横坑、杨柳、花岩、北坑等党小组或支部。1935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犯富田地区，区委被迫停止活动。
  中共赣西南特委 1930年“二七”陂头会议决定将中共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3月22日，在富田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选举萧道德、萧芳全、邱达三、李文林、刘士奇、胡炳田、胡品、王怀、胡益寿、龙超清、陈婉如、丛允中、曾如柏（曾山）、谭思聪、刘天干、郭承禄、郭贞为特委委员；曾炳春、金万邦、钟蛟球、贺怡、赵世嘉、谢汉昌、古柏、段起凤、李白芳、周冕、彭桂峰为候补委员；刘士奇、王怀、萧道德、李文林、丛允中为常委；刘士奇为书记。8月，召开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李文林传达中央“左”倾方针，批判“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主张“一切工作向北猛进”。会议决定撤销特委书记刘士奇职务，改组了常委，由李文林、曾山、王怀、郭承禄、萧道德为常委，郭贞、陈婉如为候补常委，曾山为书记。中共赣西南特委内设组织部，部长王怀；宣传部，部长刘士奇兼；秘书处，秘书长李白芳；工运委员会，书记萧道德；农运委员会、妇女委员会，书记陈婉如；军运委员会，书记曾炳春。下设东、南、西、北四路行委和直属党部，管辖原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所辖区域。1930年3月下旬，将南路行委改为东河、西河两行委。5月，将直属党部改为中路行委，形成六路行委，8月，恢复四路行委和直属党部。特委成立时驻吉安县陂头，1930年6月迁驻吉安县永阳，后再迁吉安县横江。
  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1930年10月，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城成立党团合并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等13人为委员，李文林任书记，李文林、曾山、陈正人、丛允中、段良弼等为常委，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和秘书处。组织部部长丛允中，宣传部部长陈正人，秘书处秘书长李白芳代理。将全省划分为赣东、赣南、赣西、北路4个行委。11月14～15日，省行委在吉安城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代表总前委出席，会议传达了罗坊会议精神，布置暂时放弃吉安城，作战略转移，并讨论深入土地革命中一些具体政策。
  11月18日，省行委撤至陂头，后迁至富田陂下，12月再迁永阳。
  1931年1月，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解散。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 1931年1月17日，江西省行委宣布解散的同时，在富田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陈毅。原各路行委改组成立中共东、南、西、北四路分委。6月，特区委撤销。
  永（丰）吉（安）泰（和）特委1931年6月，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的同时，在赣江东岸成立中共赣南、赣东、永吉泰三特委。中共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后李富春。委员毛泽覃、贺怡、陈正人、萧克、余泽鸿。同年11月解散。
  中共永吉泰特委成立时驻吉安县东固，后迁泰和桥头，再迁兴国、老营盘等地。
  中共公略县委 为纪念红三军军长黄公略，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划出吉安、吉水、泰和三县赣江以东的苏区合并成立公略县。中共公略县委机关驻吉水水南松山，书记毛泽覃。辖中共吉安县水东、东固、富田、纯化、儒林和吉水县中鹄、水南、白沙、折桂、开伦、冠山及泰和县罗家圩12个区委。
  中共公略中心县委 1932年3月，中共公略中心县委在公略县水南成立，与公略县委合署，毛泽覃任书记，中心县委隶属中共江西省委，驻水南。8月中心县委迁至公略县陂下（今青原区富田陂下）村。1933年8月，永丰、公略、万泰、新淦、龙冈五县党代会在富田陂下村召开，会议决定撤消公略县中心县委，成立永丰中心县委。
  永丰中心县委 1933年8月，在永丰县腾田正式成立永丰中心县委，领导公略、万泰、永丰、新干、峡江五个县委，李书槐任中心县委书记。永丰中心县委以永丰腾田为活动中心。第五次反“围剿”后解体。
  中共公（略）万（泰）兴（国）特委 1934年10月，江西红军北上抗日，中央土地部代部长胡海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不久，根据苏区中央局指示，胡海回到东固，在桥头岗召集中共公略、万泰、兴国三县县委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公万兴特委，书记徐达志，后特委受江西省委领导。
  第二节 主要活动
  党的会议
  东固敖上会议 1927年9月，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等人在东固敖上段蔚林家中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赖经邦、高克念、刘经化、汪安国、曾炳春、汪云从、段蔚林、胡鸣岗、罗东天、戴希贤、黄启绶、李会风等十二人参会。赖经邦主持会议。敖上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了创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出以下决定：一、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决定成立中共东龙支部，以确立领导核心，为开展革命活动奠定组织基础。二、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决定在党支部领导下，由赖经邦、曾炳春、刘经化、汪云从、李会风等五人负责，在原九区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尽快组织成立东固农民协会，以便通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组织领导抗粮、抗债斗争，支援革命军，并通过农民协会的活动，培养和考察入党对象。三、建立革命武装。决定收集大革命时期原九区农民协会的九支枪，成立工农革命军，归东龙支部领导，派段蔚林前往永丰县丝茅坪争取“劫富济贫”的段月泉、段月忠兄弟的武装。
  赣西第一次党代会 1929年5月，赣西第一次党代会在东固召开，大会为贯彻党的“六大”精神，作出了《加强政权建设和加速土地革命大纲》的政治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特委。
  于田会议1930年1月中旬于田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红五军军委、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代表和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等。会议研究了党的政治任务和红军统一指挥等问题，作出了以下决议：把赣西的地方武装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和永新、宁冈、莲花县赤卫队编为红军第六军以便集中红军主力，积极准备进攻吉安；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对土地革命、青年团、工会工作等均有详细的讨论和决定；对袁文才、王佐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错误的处理。
  “二七”陂头会议 1930年2月6日“二七”陂头会议召开。参加联系会议的有红四、五、六军军委，赣西、赣南特委代表。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和分配土地等重大问题。会议明确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规定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明确了攻打吉安的总目标，并作出了战略战役的部署；对土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二七土地法》；对苏维埃的建立问题作出了决议；对组织领导机关和整顿组织问题作出了决议，决定成立了新的共同前委，决定成立赣西南特委，决定召开赣西南党的代表大会。
  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0年3月22～29日，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吉安县富田陂下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30余个县区党组织近80位代表，代表党员3万余人（赣西2万余人，赣南7000余人）。大会明确提出了赣西南党当前与今后的四大任务是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为总的行动目标；彻底分配土地；扩大苏维埃区域；武装工农，扩大红军。大会选举产生了赣西南特委，将赣西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仍任主席。这标志着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赣西南苏维埃区域已经形成，东固革命根据地从此完全融入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为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的中心。
  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 1930年8月5～11日，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各路行委代表，工作上有特殊关系者共37人，李文林主持会议。会议内容有传达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批评“赣西南政治路线的错误”和所谓“农民意识特别浓厚，保守观念，武装不集中等错误”；传达了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否定攻打吉安的成果及意义；会议部署要在三个月内把共产党员由3万发展到15万，强调要把所谓“富农分子”、“动摇分子”清除出党；传递贯彻全国苏代会精神，同时错误地批评和处理了特委书记刘士奇；会议决定改组和健全赣西南特委常委，以保证对“左”倾错误的顺利执行。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的召开，把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从原来正确的轨道上滑入了“左”倾错误的轨道。其影响直到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会议时才最后使赣西南党向正确方向转变。
  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东固敖上召开。第四次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建立革命武装
  根据敖上会议决定，会议组织者收集九区农民协会的九支枪，挑选二三十名身强力壮的农协会员，组建工农革命军，赖经邦任队长。同时，通过亲友关系，段月亮和段蔚林劝说绿林武装“三点会”首领段月泉改弦易辙，参加革命。1927年10月底，段月泉率部20余人从兴国县蜈蚣山到东固参加工农革命军，段月泉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副队长。
  1928年2月，在东固、永丰、延福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九纵队。
  1928年9月，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
  1929年2月，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
  武装斗争
  1927年11月，赖经邦率领工农革命军举行东固暴动，打击了东固地区土豪劣绅代表王初曦的反动嚣张气焰，取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东固工农革命军因此声威大震，邻近绿林首领纷纷投奔。泰和县紫瑶山的孙道发、永丰县良村民团首领梁人杰、东固三彩“三点会”头人曾金山都先后带人带枪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东固工农革命军不断在邻县边沿山区开展游击斗争，组织农协，打土豪筹款，发展了这一地区的农村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的胜利影响了周围革命人民。1928年上半年，东固周边的农民纷纷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前往东固取经求教。东固工农革命军对各地农民武装有求必应，主动支援。往北，工农革命军的武装活动扩展到吉水县的罗沆坑、水南、白沙和富田花岩等地，帮助地方建立秘密党小组，参加白沙、水南暴动和捕杀反动武装红枪会的斗争；往南，工农革命军的武装活动扩展到了兴国枫边、西林、崇贤、大龙等地，进行了抗租、抗粮、抗税、抗债、抗息的武装斗争，将武装暴动列入兴国县共产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从此兴国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革命很快影响到兴国、于都、宁都广大地区。1928年3月，第七纵队应于都党组织邀请，派出詹天龙、梁人杰带领队伍前往于都桥头支援农民暴动，同年6月，赖经邦率领七纵队和东固工农群众攻打兴国枫边靖卫团，捣毁靖卫团巢穴，但在追歼残敌中遭遇伏兵，不幸被捕牺牲，后段月泉率队痛歼了枫边靖卫团，枫边贫苦农民也借此纷纷举行暴动。往东面、，工农革命军在永丰县的潭头、芹溪、沙溪一带秘密组织农会，帮助建立党小组，组织了芹溪、潭头和沙溪暴动；往西南，工农革命军在泰和中洞的伯佐、诸贤坑、桥市等地成立了农协，制定了“三抗”、“五抗”斗争策略。与此同时，于都桥头、万安等地党组织领导的暴动失败后，将部分革命武装人员转移到东固休整，学习东固革命斗争经验。同年6月，赖经邦率领七纵队和东固工农群众攻打兴国枫边靖卫团，捣毁靖卫团巢穴，但在追歼敌军中遭遇伏兵，不幸被捕牺牲，后段月泉率队全歼了枫边靖卫团，枫边农民借此纷纷举行暴动。
  领导经济文化建设
  根据地初创时期，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东固地方党组织和东固农协采取了许多有力的经济措施，建立各种经济机构，以解决军民生活必需品及军事用品。工业生产方面，建有各种兵工厂、农机具厂等；农业生产方面，农协会干部都头搞好生产，农协会奖励农业生产；商业金融方面，兴办银行业和消费合作社；文教卫生方面，兴办平民小学，筹建红军医院，组建赤色邮政局。
  形成武装割据
  东固党组织和东固工农革命军经过几个月的英勇奋战，在以东固为中心周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成功，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乡村农协、扩大了革命武装，使这块五县交界之处的东固地区，变成了挺然屹立的革命红色区域。1928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报告：“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交界处已形成割据”。
  第三章 苏维埃政权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
  东固革命委员会
  1929年7月，根据赣西特委的指示，东固成立革命委员会，傅月照任主席。东固红色政权由秘密走向公开。东固区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地方民众参加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支援前线，为保卫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赤色政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水东区革命委员会
  1929年下半年，水东区党、团组织动员农民参加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组织，配合红军开展武装割据斗争。同年12月15日，创建了水东苏区。以水东区农协为基础，成立水东区革命委员会。
  中鹄区革命委员会
  1929年秋，毛泽覃、李白芳、易道生、王甲天、蔡拔萃、郭梅等在中鹄区源头（今富滩镇丹村村委会源头）成立中鹄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易道生。革命委员会机关先后驻源头、施家边、张家渡。中鹄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张家渡、四达、皂村、富滩、施家边、源头等乡村农民积极开展革命斗争。
  赣西革命委员会
  1929年10月，赣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是过渡性的苏维埃政权机构，曾山任主席。机关驻纯化区陂头（文陂乡）。
  纯化区革命委员会
  1929年11月16日，在值夏青云台成立纯化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吉山，机关设在陂头万寿宫。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逐渐向苏维埃政权过渡，各地相继成立红色政权办事处。1929年秋，成立富田办事处，农历10月，成立东固、南龙两个办事处，农历11月，先后成立桐坑、新圩两个办事处。
  第二节 苏维埃政府
  乡苏维埃政府
  1929年10月以后，根据地范围内的吉水、吉安各县区所属乡（包括今青原区范围）陆续建立苏维埃政府。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人，委员7人，其中常委3人，并在所属村设村代表。
  区苏维埃政府
  各区苏维埃政府设主席1人，委员13人，其中常委7人。内设军务部、财政部、社会保险部、教育部、人民审判委员会（后为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各部委领导人由常委兼任。
  东固区苏维埃政府 1929年10月，在原东固区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东固区苏维埃政府。罗宗清、段起凤、胡海、罗绍林、李良愈、古名榜先后任主席，政府机关先后驻南龙、东固等地。直辖三彩、小水尾、六渡、南龙、南源、古竹、安乐、江口、大源坑、敖上、黄沙、东固、铜灶、殷富、丰岭、花岩、大龙、杨斜岭、冷坑、同知、桥市、上坊、下坊等23个乡苏维埃政府。
  中鹄区苏维埃政府 1929年11月，中鹄区革命委员会在源头（今富滩镇丹村）改为中鹄区苏维埃政府。郭大元、刘宗耀、施明宣曾先后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政府机关先后驻源头（今富滩源头村）祠堂、施家边（今富滩施家边村）一本堂、固山下岩（今富滩固山下岩村）祠堂、张家渡（今富滩张家渡村）萧氏宗祠等地。1930年3月，中鹄区苏维埃政府隶属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领导，中鹄区改名为水东区，同年6月恢复为中鹄区。1931年11月后，中鹄区苏维埃政府隶属于公略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管辖施家边、古富、良下、富滩、皂村、丹村、社山、村背、下岩、龙田、南村、葛山、砖门共15个乡苏政府。
  富田区苏维埃政府 1930年1月，纯化区革命委员会富田办事处升为富田区苏维埃政府。尹礼煊、匡君铨、曾洪栋、曾守财、曾选锦先后任主席。政府机关先后驻富田陂下、王家、王田。直辖下厅、云楼、水口、坪田、高庄、杨渡、富田、匡家、陂下、王田、奁田、草坪、江背、鹜湖、山中、横坑、杨柳、花岩、北坑、龙会等20个乡苏维埃政府。
  水东区苏维埃政府 1930年2月，水东革命委员会改为水东区苏维埃政府。机关驻水东杨家庄，后由杨家庄迁至中鹄社山。1931年6月，吉安县委撤销，水东区并入中鹄区。1932年春，恢复水东区，重建水东区苏维埃政府，先后由施庚生、刘令钧、许棉然兼任主席。至1934年4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水东区苏维埃政府被迫撤销。
  纯化区苏维埃政府 1930年3月，纯化区革命委员会改为纯化区苏维埃政府，同时，新圩、桐坑两个办事处撤销。1931年11月成立公略县后，改为陂头区苏维埃政府。刘吉山、杨成芙、魏志义、胡绪新、曾洪栋、胡耀忠先后任主席。机关驻陂头万寿宫。下辖新圩、陂头、小水、北溪、小车、陂下、值夏、水口、桐坑、朱山、龚家、北阮、水北、大前、源头等20个乡苏维埃政府。
  儒林区苏维埃政府 1931年4月，原吉安县组建的儒林区苏维埃政导撤销后，在值夏七姑岭重新组建儒林区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隶属公略县，1934年下半年解体。
  1930年2月，上述区苏维埃政府隶属赣西苏维埃政府。1930年3月，隶属赣西南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由公略县苏维埃政府管辖。
  县苏维埃政府
  吉安县苏维埃政府 1930年10月，吉安县苏维埃政府在吉安城成立，主席杨成芙，秘书长郭士连。内设文化部，部长欧阳帮达；军事部，部长罗英云；肃反委员会，主任颜达；土地部，部长刘家招（还有民政部、建设部、工农检察部的部长名字不详）。下辖东固、富田、纯化、儒林、西区、水东等6个区苏维埃政府。1930年11月，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迁驻陂头，不久迁至富田陂下，1931年4月驻吉水县水南松山，后又迁东固张家背，6月撤销。
  公略县苏维埃政府 1931年11月，中华全苏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在吉安东固与吉水水南一带建立公略县，成立中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属中央苏区江西省领导。月底，公略县苏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水南松山村召开，毛泽覃主持会议，会议宣布公略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县苏主席李衍星、后胡海、胡发鑫、刘声伦、曾洪栋；副主席梁必洪、曾洪栋。县苏机关驻吉水水南松山。县苏维埃政府隶属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管辖吉安县的富田、陂头、东固、水东、儒林，吉水县的折桂、冠山、中鹄、白沙、水南（其中折桂区和冠山区是1932年3月后新发展的）泰和县的罗家区。1932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公略县折桂、中鹄，逼近水南。8月，县苏政府迁住吉安县的富田区陂下村办公。同年11月在陂下村召开了公略县苏第三次代表大会，改选胡发鑫为县苏主席。1933年8月，公略县苏政府从富田搬到水南。同年10月公略县苏政府在水南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对扩大红军、土地问题、财政，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议同时选举了县苏政府，12月又进行改组。1934年10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公略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组成的工作团被破坏解体。
  公略中心县苏维埃政府 1932年3月，中共苏区江西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指示，成立公略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公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合署，胡海、胡发鑫、刘声伦先后任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心县委、政府机关先驻公略县水南区水南街天主堂，后迁公略县富田区陂下村。公略中心县成立时的管辖范围，包括公略、永丰、万泰、新干、龙冈等五县，纵约120公里，横约90公里，总人口30余万。其全盛时期，向东、北发展后，纵约185公里，横约105公里，与其他苏区连成一片。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原公略中心县范围。1935年初，县苏停止活动。
  永丰中心县苏维埃政府 1933年8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富田陂下村召开公略中心县所辖五县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撤销中共公略中心县委，成立中共永丰中心县委和中心县苏维埃政府，胡海、胡发鑫、刘声伦先后任永丰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政府机关先驻富田陂下，后迁永丰县腾田。主力红军长征后不久，遭到敌人破坏，县苏被迫停止工作。
  赣西苏维埃政府
  1929年11月，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1930年2月“二七”会议召开。会上正式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统一领导东固、延福区苏维埃和赣西各县、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机关驻吉安县陂头。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1930年3月22日，中共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吉安县富田召开，决议将赣西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辖赣西南各县，下设中、西、北、南四路办事处。东固、富田、纯化、中鹄、水东等区苏政府属中路办事处领导。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是赣西南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由赣西南代表大会产生人民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下设常任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在常任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经济部、保险部、军事部、裁判部、交通部等机构，在赣西、赣南分别设立赤卫军总指挥部，分别由曾炳春、萧大鹏任总指挥。5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下设东、西、北和赣南东河、西河5个办事处。黄鉴为东路办事处主任，刘天干为西路办事处主任，萧大鹏为东河办事处主任。7月，改设为中、西、北、南四路办事处。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930年3月，设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同年10月7日，在吉安城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为全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府，最高机构为执行委员会，曾山、方志敏、刘其凡、陈正人、张国焘、毛泽东、李文林、彭德怀、曾炳春、罗炳辉、陈毅、黄公略、段起凤、金万邦、郭承禄、朱德、刘九峰、萧韶等53人为委员，方志敏、张国焘、毛泽东、郭贞、李文林、刘仁、彭德怀、王怀、朱昌偕、金万邦、王申选、曾山、朱德等13人为常务委员，曾山任主席。内设秘书处（秘书长马铭）、军事、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外交、劳动、建设、司法等部。根据当时形势，成立财政、军事两部，财政部长周冕，军事部长金万邦。同时设立赣东、赣南、赣西、北路4个办事处。
  省苏维埃政府公布《宣布本政府成立及纲领》的文告，阐明省苏维埃政府的宗旨是驱除帝国主义势力，打倒军阀，消灭一切反动派，领导和组织武装工农群众，扩红、筹款、支前、肃反等工作。
  省苏维埃政府统辖赣东北、赣西南红色区域：吉安、吉水、泰和、万安、永新、遂川、宁冈、安福、宜春、分宜、新余、峡江、清江、永丰、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瑞金、石城、兴国、赣县、于都、安远、寻乌、会昌、信丰、南康、上犹、崇义等30县。
  11月18日，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撤至吉安县陂头。“富田事变”后，省苏维埃政府停止工作。1931年1月，省苏维埃政府逐步恢复活动。4月召开省苏主席团会议。决定补选执行委员24人，取消各路办事处机构，由省苏维埃政府直接指挥各县。
  1932年5月，省苏维埃政府召开第一次全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副主席陈正人、陈家俊。
  第三节 苏维埃政府工作
  土地分配
  土地政策 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规定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30年2月赣西南苏区制定了《二七土地法》。《二七土地法》是《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进一步发展。《二七土地法》明确规定除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和一切主要由他们掌管的公共土地外，属于其山林、池塘、房屋也都在没收分配之列；没收的土地主要分配给贫苦农民，对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政府审查，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的，酌量分与田地，现役红军军官兵伕及从事革命工作的，照例分田，乡村工商学各业者能够生活的不分田，生活不够的酌量分田；分田的区域以乡为单位或者数乡为单位进行；分田的数量标准以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同时《二七土地法》还对山林的分配方法、债务废除问题、征收土地税问题、有关工资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
  分田运动 县、区、乡各级政府成立土地委员会，领导土地分配运动，除东固外，多数区乡分配土地进行了两次至三次。办法是：先划定阶级，确定土地分配的原则，即贫雇农分好田，中农田不动，富农分差田，豪绅地主不分田（后纠正为分坏田），红军家属分好田。分配土地的具体步骤：第一步，废租废债，焚契约，没收地主、富农的全部土地。第二步，以区、乡为单位，对土地数量、人口（3岁以上即算一口）进行调查，造册登记。第三步，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好坏、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第四步，按土地分配原则进行分配。
  各区、乡分配土地一般都进行了两次，第一次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第二次抽肥补瘦，拉平分配。少数区、乡分了三次，个别地方只分一次。第一次大部分以村为单位分，1930年3月后，改为以乡、区为单位分，有的区、乡仍以村为单位。分田的方法是，在家的每人一份，工人每人半份，外出的按每份的五分之二分配。
  1929年7月，东固区分了一次田。根据《兴国土地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和公共土地”的规定，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土地分配的原则是：以乡为单位，按土地肥瘦分甲乙丙三等拉平。凡本乡区人民，不分性别，三岁以上的均为一人头，按人头平分，土地所有权则归乡苏维埃政府。在土地分配方针确定以后，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负责查实登记土地数量，划分土地肥瘦等级，调查统计人口数目，计算分田标准，酌量肥瘦，分配到户。从事手工业的工人分半份，码头工人、矿山工人不分田。分田的结果，最少的乡每人分田3亩以上。竹木、山林则归乡苏维埃政府管理，农民每年作一次无代价的修山，收获的茶油，廉价卖给根据地区域内的人民。孤儿寡妇，由所在乡负责其全部生活费用，但寡妇年龄在30岁以下者，动员其择配；31～50岁者令其学习工业。农民分得土地后精耕细作，施足肥料，农会干部带头搞生产，农会奖励发展农业生产者，各自然村组织生产小组，进行互助互耕，并且发动组与组竞赛，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使产量不断增长，亩产增至300斤以上，平均增产幅度达50％。
  纯化区分了三次田。1929年12月第一次分田，好歹搭匀分；1930年3月第二次分田，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1930年11月第三次分田，统计全区人口与土地数，算出人均得田数，然后以乡为单位，抽肥补瘦，分配土地。
  查田查阶级运动 1931年后，土地分配运动中，特别是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地方有些地主、富农利用宗族姓氏蒙蔽群众，隐瞒成分和土地，还有的混入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掌握分田大权，把持肥田，把瘦田抽出来给贫苦农民。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苏区中央局也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县、区、乡都召开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和贫农团代表大会，决定开展查田斗争，明确查田、查阶级、分田任务。
  8月初，中共公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根据上述会议精神，召开全县区乡主席和土地部长查田大会。会议上热烈讨论查田运动的意义和办法，确定执行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规定的运动路线，即“以农村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兼顾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的阶级路线。会议指出这次查田运动的目的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际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绝不是查中农工人阶级。会议部署全县查田工作。会后，县、区、乡成立了查田运动委员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举办了一期查田运动训练班，组织县、区、乡查田委员会成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
  查田查阶级运动中，属地主身份的没收其田，属富农身份的抽其好田，补进坏田。漏划、错划的一些阶级成分都予以纠正。全公略县共查出地主381户、1181人，富农439户、1684人；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谷田，抽回富农好田3056担谷田，没收谷子1400担，收回谷子151担；罚地主款16352元，富农捐款4360元，没收现款689元。同时，清除了混入党政机关和革命队伍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巩固了红色政权。富田陂下村的胡宗奎原划为富农，查阶级后划为地主；查出陂下胡显志、东固西城刘家刘厚阶等三家富农。由于受到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查田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出现了查阶级查几代和不给地主分田，富农全部分差田的“左”倾作法。
  扩红支前
  扩红（军） 扩大红军是中共公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每一次扩红运动，县、区都要成立扩大红军委员会，召集各区、乡党政军群组织和军事部长会议，传达上级扩红指示，分配扩红任务，组织扩红竞赛。历次扩红中，党、团员及干部带头，群众争先报名，父母动员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兄弟互相鼓励。从东固革命根据地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成立到扩编为红二团，均以东固区的青年为基本兵源。
  1927年至1934年的7年多时间里，东固有2400余人参加红军，精壮男子全部上前线，被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名为第一模范区。1930年10月，东固区有500余人参加红军。1933年11月4日，东固区一天就有115人加入红军，同年12月7日，又有118人参军。1934年7月，东固200余人编成一个连，参加抗日先遣队；1931年1月初，富田区200余人参加“少共国际师”；1932年3～6月，纯化区苏维埃政府完成了扩大红军500名的任务，7～9月，完成了扩大红军400名的任务，获得县委、县苏政府的表彰，其中富田区横坑荣获扩红第一名，花岩荣获扩红支前模范乡奖章；1929年下半年，中鹄区人口不足20户的小村唐家边村，一次就23人参军，其中有3对父子、兄弟同时当红军。中鹄区富滩村一次有80多名青壮年参军，郭大黑豆的父亲动员四个儿子去当红军，（四兄弟在以后的战斗中都已牺牲，成为革命烈士）。1932年6月，一个月内中鹄区新兵就组成了游击队独立营，中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易道生带领200余名赤卫队、少先队员到水南参加红军。中鹄区儿童团长施明云带领300余名模范少先队员和20多名女子参加少共国际师，年底，400多名队员编入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在围歼唐云山战斗胜利后，中鹄区又有200多名青年参军，以后的历次反“围剿”战斗中，中鹄区不断有人参军。
  公略县在各区建立了游击队和红色警卫连，各乡建立了赤卫队、少先队。1932年2月正式成立的公略县独立团有人员170人，枪142支。4月该团编入江西新独立五师后，公略县又成立了一个新独立团，人员145人，枪95支。全县还有红色警卫连6个，游击队16支。9月，合编各游击队为5个游击支队、11个游击大队，游击队员1036人，枪735支。此时，全县有赤卫队模范营11个连、1214人、105支枪；少先队模范连7个、684人、40支枪；赤卫军40个连、4853人；少先队64个连、9086人。1933年6月，公略县动员1个模范师1900余人集体参加到红一方面军。
  支前 为支援红军前线作战，苏区各级政府集中青壮年男子和16岁左右的少年，组织赤卫队、向导队、侦察队、运输队、破坏队、担架队、少先队，配合红军作战；动员老年男子、妇女和儿童参加宣传队、洗衣队、做鞋队、慰劳队、看护队、儿童团。有的妇女一次给红军纳布鞋、编草鞋20多双，少的也有10多双，有的在鞋子上写上或用花线绣上自己的名字后送给红军。对参军入伍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
  众都热烈欢送，开欢送会、唱戏、赠送毛巾、鞋子等纪念品。红军每到一个地方，人民群众都视如自己的亲人，帮助洗衣服、煮饭、烧水，备粮慰劳红军。亲切照顾红军伤员。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的白云山战斗前夕，东固群众在春插期间积极参加作战准备工作，区苏维埃政府组织赤卫队，日夜站岗放哨，严防奸细侦探。妇女组织慰劳队、募捐队、洗衣队、宣传队，鼓励群众参战。青壮年男女还组织救护队、侦探队、交通队、运输队、给养队、土枪队、土炮队、快枪队、准备开赴前线。1930年10月，赣西南吉安办事处在吉安筹集大批弹药辎重，全部解往前线总指挥部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接近尾声，红一、三军团在兴国高兴圩战斗中弹药消耗很大，战后休整时，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东固、富田等地方苏区政府，要求尽快将收集的弹药送往红一、三军团。1934年初，红军某师在东固驻扎时，东固群众募捐慰劳红军，东固螺坑村的群众在几个小时内就募得大洋（银元）40余元、猪2头、鸡5只、蛋200余个、蔬菜数百斤。
  各县、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优待红军委员会，乡设优抚委员会，村设优抚小组。优抚红军家属和烈属。红军家属分上等田。各村成立了代耕队、代耕小组，帮助红军家属代耕其田，并规定星期六为代耕日。妇女、儿童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种菜、砍柴。红军家属发生经济困难，互济会发给补助费、救济费。东固区东固乡将所有的劳动力都编进耕田队，凡红军家属的田一律先耕、先种、先收，农忙时先将红军家属的农事完全做好了，再做自家的。农闲时，7～10天帮1天，帮工时在自己家里吃饭；逢年过节，乡苏政府领导儿童团募果子、蔬菜、物品等，召集红军家属开茶话会。区苏政府也派人参加，向红军家属报告红军胜利的各种消息。红军家属的粮食得到保障。1933年，全乡没有一个红军家属发生粮食困难。优抚工作做得好，使红军战士安心当兵，英勇作战。
  治安保卫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后，成立了江西省吉安县肃反委员会，各区成立拘捕队。11月17日，各区拘捕队改称区肃反委员会，增设乡肃反委员会，村肃反小组。1931年9月，县肃反委员会改为政治保卫局。下设县劳动感化院。乡、村肃反委员会、肃反小组不变。
  县肃反委员会初设吉安县富田的王家祠（今青原区富田镇王家村）。县政治保卫局初设于吉水县水南松山村。1932年3月，迁富田陂下村（今青原区富田镇陂下村）。10月，迁回水南松山村。县肃反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若干人，拘捕队设队长1人，队员若干人。区肃反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若干人。村肃反小组设组长1人，成员若干人。政治保卫局设局长1人。
  职权范围是保卫人民政权，巩固胜利成果，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肃清内奸（隐藏在政府、军队、地方的反共分子），管理、改造反革命分子。
  打击对象主要是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封建把头、流氓、地痞以及造谣破坏、危害革命秩序、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肃反的方针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欢迎自首”，建立自首制度。
  1928年后，国民党军队伙同地主武装不断对苏区“进剿”，派侦探和外逃的豪绅地主富农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带领白军偷袭苏区，捉杀苏区干部、群众。苏区内部也有少数动摇分子叛变投敌，泄露机密，扰乱社会治安，破坏苏维埃政权。1929年冬，开始在苏区各区乡进行肃反工作，对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土豪劣绅、封建把头、反革命分子进行清理查处，视其罪恶轻重，采取相应的治罪措施。对悔改者教育，对不悔改者罚款，强迫劳动改造；对屡教不改的首要分子镇压。1930年初，传闻苏区有“AB团”分子，“吉安城市为赣西‘AB团’活动的大本营”。“赣西各县都有‘AB团’的组织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于是，苏区的肃反运动重点转向反“AB团”斗争。
  经济建设
  反动武装对根据地不断进行军事进剿的同时，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面临极大困难。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交通、邮电等方面开展生产自救，解决军民生产、生活及战争需要的物质供应，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农业 苏区，县、区苏维埃政府设有土地部，乡村有专人负责农业生产。农民分得了土地、农具和房子，不再交纳沉重的田租和繁重的苛捐杂税，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苏区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粮食产量普遍提高20％～50％，改变了秋后禾镰一挂，农民就没米吃的局面。1930年12月开始，国民党纠集重兵几次围剿苏区，大肆烧杀抢掠，给苏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极大的破坏，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拨银元3000块，从其他根据地调拨几百头耕牛和大批种子、衣物给东固人民。同年，又调拨耕牛约40头，数千银元以及农具、种子、药材（西药）、布匹、衣物给纯化区人民。红军指战员还帮助农民莳田、割禾、砍柴、挑水、帮助农民重整家园。各级苏维埃政府也大力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帮助各自然村组织生产小组，进行互助互耕，开展生产大竞赛活动，推动生产的发展。粮食亩产由几十斤增至300斤以上。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土地人民委员会，编辑了《夏耕运动大纲》发给各地指导农业生产。大纲强调了夏耕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谷米增加二成，番薯恢复革命前生产，多种杂粮，多种蔬菜，多种棉花，多出木油烟叶”等目标，强调了夏耕的中心工作和动员群众的方式等。
  工业 东固革命根据地人民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发小铁矿和瓷土矿，办起了兵工厂、工艺厂、锅炉厂、农具修理厂、熬硝厂、油墨腊纸厂等，提供军需民用。
  1928年3月，第七纵队在东固区三彩乡淘金坑秘密筹建兵工厂。内设铁工厂、熬硝厂、制药厂、木炭厂、采购组、交通组、外地联络站，有工人40余名，生产梭镖、大刀、来福枪、土炮以及枪械修理。制造的来福枪有效射程50～100米，制造的土炮又称“猪兜炮”，弹药发射面大，有效射程为100～200米。
  1928年，在东固街创办贫农工艺厂，有工人28名，专为七、九纵队生产军用衣被、绑腿、袜子等。
  1929年底，在东固创办油印、蜡纸厂。生产誊写蜡纸和油墨，供应区、乡政府和红军的办公用品。
  1929年10月，由东固消费合作社总社兴办锅炉厂、农具加工修理厂，铸造犁头、犁壁、铁锅、铁罐等生产、生活用品，修理各种农具，还生产硝盐，缓解食盐紧缺困难。
  1930年秋，在东固三彩山坑村创办山坑印刷厂，又名列宁书报社，没有铅印，全系油印。红军攻克吉安城后，充实了印刷机械设备。印刷品主要是文化课本和列宁主义书刊。同年10月，在吉安城成立工农银行印刷所。11月，该所迁至东固瑶下。1931年春与列宁书报社合并为“江西印刷所”，兼印江西工农银行的钞票，采用石印印刷。第二次反“围剿”时迁往兴国水头庄，改名兴国印刷厂。
  商贸 1928年冬，东固区委筹办东固区消费合作社。次年10月，采取政府拨款和群众集股、投股的办法，成立东固消费合作社，下设东固、南龙两个分社。1930年6月，纯化区消费合作社在陂头（今青原区文陂乡）成立，由群众入股组建。各消费合作社经营布匹、油盐、食糖、黄烟、火柴、雨鞋、草鞋、斗笠等南北杂货。东固消费合作总社除经营上述项目外，还经营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及收购山货等。各合作社均派出采购人员，利用交通站的关系，通过地下渠道，到吉安城、值夏、兴国等地采购布匹、食盐等紧缺物资，并高价收购小贩运进山的食盐，平价出售给苏区军民。1933年初，公略县成立商贸局，综合管理根据地物资商贸，主要任务是采购紧缺物资，组织货源，制定和管理商品价格等。
  财政 财政收入项目有累进税：土地分配后，苏维埃政府向农民征收农业累进税，一般收获干谷200公斤以上开始起征，200公斤征收1％,250公斤征收2％,750公斤征收16.5％，收获量越大，累进率越高；工商税：苏区内各商店、合作社的社会零售额以及收购的山货，如桐油、茶油、药材、皮毛、竹木等通过县贸易局推销出去，赚取利润超过200元的征收一定数额的营业税。白区商人到苏区做生意，收取少量的商品过境税；罚没土豪劣绅款：东固暴动时没收了大豪绅王初曦的金银（银元）及暴动队在永和圩缴款万余元。1930年10月，东固军民豪绅地主大量银元和金银首饰；没收官方资产：红军攻克吉安城，没收美国人办的“美孚煤油公司”、买办商人、贪官污吏财产、重利盘剥穷人的典当业的一切财产；募捐款：红军攻克吉安后，通过商民协会动员吉安城的商民积极筹募军饷，两次筹募银元120余万元。1930年10月，赣西南（吉安）办事处在吉安为红军筹集银元11.7万余元，黄金8.5公斤多，全部送往前敌总指挥部；各种群众组织的会员费：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会员费，每人每月1～3个铜板。
  财政支出主要项目有：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医药费、办公费、红军家属优待费；工业基建投资与设备购置费；文教卫生事业费；社会救济。
  1933年以后，财政收入减少，为保证前方供应，规定政府经费全部自给，家在苏区的干部自行解决伙食费，家在白区的干部则由政府供给、。为精减开支，下放一批干部参加生产。
  金融 1928年10月，红二团资助4000银洋，东固区动员党、团员带头集资办起“东固平民银行”。
  1930年3月，东固平民银行改称东固银行，隶属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同年11月，在东固银行的基础上成立江西工农银行。1930～1931年，中央发行建设公债100万元。1932年6月，又发行短期革命公债60万元。东固苏区人民踊跃认购，纯化、中鹄两区每人最少3元（银元），多者达100元。
  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在东固平民银行的基础上创办江西工农银行，创设地点为吉安城。11月，迁入吉安县富田镇匡家村（今青原区境内），第一次反“围剿”时机构随军行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迁入瑞金。银行筹建之初，由于纸张、机器未筹齐，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将缴获来的吉安临时辅币壹角棉值券加盖“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印章，在苏区内发行通用。1931年7月，开始印制铜元券，纸币面额有铜元拾枚、伍十枚、壹百枚三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江西工农银行随即撤销。
  邮政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军民创建了递步哨、传山哨和交通站，作为传送公文、密件的通信机构，后成立赤色邮政局。1929年3月东固赤色邮政分局成立：自此，苏区建立了以赤色邮政为主，交通站为辅的邮政通信网。邮路均为步班，以分局为中心，分东西两路：东路：东固—南龙—龙冈；西路：东固—山坑—富田—陂头。邮递员肩挑背驮运送和投递邮件。1930年3月，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在富田成立，10月迁入吉安城“林志记”商行。管理吉安和邻县的赤色邮政。邮路以富田为中心，东路可达东韶和南丰、宁都县城；西路可达永新、莲花、萍乡等县城。逐步沟通了闽浙赣、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邮政通信网。经营信件、包裹、汇兑等多种业务。同年5月，颁布了苏区第一个“邮政简章及工作大纲”，发行了苏区第一套赤色邮票。1930年10月，发行了第二套邮票。在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西省赤色邮政管理局，并制订了《赤色邮政暂行章程》。
  文化建设
  教育 苏区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红军教育、干部训练班、社会教育。1928年2月，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各地先后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苏区各级政府成立后，随即着手开办自己的教育。首先停办了国民党时期的初高两级小学，废止乡村私塾，建立区村各级平民小学，区设完全小学，乡村设初级小学，大村单独设校，小村联合办学，同时允许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私人小学存在。1928年9月初，东龙区委在东固街兴办了第一所平民小学，招收学生100余人。随后，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在安乐、大源坑、江口、黄沙、上黄沙、敖上、六渡、螺坑、三彩、南源、长坑、殷富等地设平民小学。1928年，东固区共办平民小学14所，招收学生670人。1929年9月，东固区委决定将原来的东固平民小学改为东固列宁小学。1930年3月，纯化区在陂头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有学生二三百人。1931年公略县辖区内的东固、富田、新圩、文陂、值夏、富滩等地都改称或新办了列宁小学，要求一般区设中心列宁小学，乡设高级列宁小学，村设初级列宁小学，实施免费的强制性义务教育，7～14岁儿童必须入学。
  1932年5月，公略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此后县苏政府在全县每村举办1所列宁小学。据1932年不完全统计，全县有学校245所，教员258人。
  红军教育有随营学校（教导队）、电信训练班、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29年创办的赣西南红军第三教导队。属苏区初创时培养红军基层干部的学校，随军行动，吸收战斗骨干为学员，学制短而灵活。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吉安东固创办无线电大队电务（电信）训练班，是人民军队电信兵种的开端。1929年3月，以东固干部训练班学员为基础，在东固螺坑办起了“红二团教导处”，又称“东固教导处”，由陈东日担任队长，有学员100多人，每天“三操二讲一练”（每天早、中、晚操，讲政治、讲军事，训练要领）。1929年6月，按照赣西南特委的指示，红二、四团统一在东固整训，将“红二团教导处”改为“红二、四团教导处”，由李介思任队长，萧龙章任党支部书记、陈东日任政治部主任（后金万邦），军事教员周子昆，政治教员曾炳春，四个月为一期，有学员180多人，学习军事理论知识以及上战场实战。后红二、四团教导处由东固螺坑迁到富田陂下，称“红军学校”。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创立，毛泽东任校长，陈东日任教育长，设置有政治课和军事课，初创时有学员100多人，成立了步枪、迫击炮、特种兵三个军事大队，开办时仅有枪支两百余条，直接受赣西南特委领导，主要培养红军基层军官，期满考试合格发给毕业证书，分配到部队或苏维埃政府任职。学员要求有高小文化程度，工作积极，经各乡党支部提名，或部队推荐，选定后保送入学，教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出身，学员要参加战斗以作实习，学习时间一般为三个月或半年，毛泽东曾多次到设在富田陂下敦仁堂的红军学校给学员授课。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从富田陂下迁到陂头的永慕堂，改称赣西南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前期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陈奇涵任教育长，陈东日任学生总队长。学员增加到600多人，设立了军事大队5个，政治大队1个，开设了军事、政治、医学三个专业。红四军离开赣西南后，李文林当校长，金万邦任校委书记，不久由陈东日继任校长兼校委书记。红三分校后迁吉安青原山阳明书院旧址。1930年10月，红军攻下吉安后，迁到城内五中，撤离吉安时红三分校迁吉安县永阳。1931年7月红三分校解散，学员编为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
  干部训练班有土地训练班、裁判训练班、工人干部短训班、妇女干部短训班等。赣西南苏区开创之初，亦举办各类短训班培训干部。有分系统办的土地训练班、裁判训练班、工人干部短训班、妇女干部短训班等；有分省、县、区级举办的短训班，上一级短训班培训下一级干部及教员。短训班每期一般为3-4周，课程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等，并组织学员参加实际斗争，开展实习活动。基层党支部则举办流动训练班，利用业余时间围绕中心工作进行教学。1928年10月，东固区委在东固村冻坑礼堂开办了“活动分子学习班”，即“干部训练班”，用以培养政治军事干部。
  社会教育包括识字班（组）、识字牌、业余学校、工农夜校、半日夜校。1929年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以识字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工农群众文化教育运动在苏区发展起来，统称为社会教育。为了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适应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各项建设的需要，苏区把“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工作作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有诸多形式的在职干部培训班，工农夜校，星期六学校，半日学校，农民识字班、识字组、识字牌、俱乐部、列宁室、读报组等灵活多样的非学校的群众教育形式，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苏区社会教育主流。教学形式和方法更是灵活多变，根据农事的忙闲，学生居住的分散和文化程度的差异等情况，可以全日学，也可以半日学；农忙时少学，农闲时多学；白天不能学的可以晚上学；可采用单级教学，也可采用复式教学；可以在课堂内学，也可以在校外学；可以是师教生，也可以是生教生、子教父、夫教妻、儿媳教家婆等。学习的地点和时间也是十分灵活，灶头床边，田头地角可以学；乘凉喝茶，下田生产时也可学，甚至战争间隙也可以学。总之，苏区的成人教育是因人、因地、同时采用多种多样灵活的教学形式，加速了人才的培养，促进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识字班（组）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教育形式。区、乡苏维埃政府设立“识字运动委员会”作为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开展识字运动的机关，接受社会教育局（科）的管理。1929年9月，东固地区开设了识字班7个。1930年后在苏区各乡村普及识字班（组）、识字牌，参加学习的以妇女和中老年人居多。1933年6月，苏区政府颁布《识字班工作》，规定每个识字班设班主任一名，主持全面工作。班主任除了要进行识字教学外，还要根据学员识字情况填写“识字成绩表”和每月“识字工作成绩表”，并经常开展识字竞赛活动。1932年中央提出“6个月消灭文盲”的口号以后，各村都建立夜校识字班。16岁以下的人都上列宁小学，16岁以上的青壮年都上识字班。识字教育以就近就便为原则，五、六家划为一组，3-10人成立一个识字班（组），每班（组）选一个稍识字者为组长，指导群众识字。识字班（组）没有固定的教室和上课时间。夜校教员从生活需要和工具名称教起，先易后难进行教育，学员识满3000字就算脱盲。
  各村的识字运动委员会或消灭文盲协会组织夜校老师及识字组（班）长，按教学计划拟定的顺序，每天或隔天在牌上写2～3个字，绘上图，在通衢要道、村头路口等检查路条的地方竖起识字牌，由日学或夜校的教师负责，派专人考问路人。每逢列宁小学节假日、星期天或课余时间，识字牌前有童子团的团员充任“识字小先生”，他们多是列宁小学程度较好的学生，对通行此处的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本村外村，逢人便耐心地教，直到识别了字才放行，又称识字站。
  1930年后，以扫除文盲为中心的工农业余教育兴起。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逐渐普及。这些学校大都设在人口较集中，交通较便利的地方，一般每村一所，有些附设在本村列宁小学内，以方便工农群众入学。夜校利用晚上上课；凡夜间不便入学而白天有闲暇的人，进半日学校学习，其中妇女居多；合作社、工厂企业、政府机关则举办业余补习学校，组织识字不多的工作人员学习。业余学校毕业的学员，一般都能写信，读《红色中华》等报纸。
  1929年9月东固苏区开办了农民夜校9所，有学生300多名，农民夜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女子。1933年8月，中央教育部颁发《夜校办法大纲》，对夜校办学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各级教育部、乡教育委员会以屋场为单位，设立一所夜校，吸收广大失学的青年（或成年）参加。学习内容有识字、政治、科学常识等。夜校教师通过讲授课文，让工农群众从课本中识字。夜校办学经费主要靠发动群众筹集。夜校学员白天劳作，夜晚学习。
  半日学校是为晚上入夜校不便而白天有闲暇时间可以入学的人们设立的学校。有比较固定的上课地点、时间和师生，便于按一定计划进行教学。教员大都是尽义务，由乡村苏维埃政府或识字运动委员会（消灭文盲协会）聘请，借用日校教室或用祠堂、厅堂作教室，课桌凳自备，灯油费由政府负担或群众自己解决。
  医疗卫生 1928年2月，第七纵队驻扎青原区东固畲族乡黄沙村养军山，在山附近修建了不少军事设施，而且设立了第七纵队后方医院，收治战场上的伤员和生病的官兵，也为地方群众诊治疾病。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医院人员除从白区偷购医药器材外，还采集中草药，自制器材。
  1928年上半年，第七纵队将历次游击战中负伤的战士集中在东固淘金坑（元山），成立了一所红军医院，用草医草药医治伤员。
  1928年10月，红二团在东固山坑创建红军医院，解决了红军中的伤员有所医的问题，医院也为当地群众看病，密切了军民关系。
  1928年10月，红二团在东固三彩山坑村筹建了一所小医院，有几张病床，医务人员10余名，采用中西医、草药相结合治疗伤病员。
  1929年3月，东固区委和苏区政府为方便东固人民治病，也为红军伤病能得到及时医治，在东固古街筹办了东固药材部。
  1930年2月，为配合红军攻打吉安，在富田山中村建立赣西南第三后方医院。医院设备较好，中、西药较充分，并采用麻醉术，外科能做截肢手术。有医务人员近40人，人员不够时，还从当地抽调群众帮助做看护、勤杂工作。
  1930年6月，红军后方医院迁入青原山净居寺，收治攻吉安时的红军伤病员。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县城，吉安惠黎医院戴济民医师在青原山创办红军医院。设内科、外科、轻伤、重伤4个所。
  1930年在东固苏区设立总药材部。总药材部以中、草药为主，兼设门诊部，治疗枪伤、刀伤、毒疮等外科疾患有良效。
  1932年，公略县普遍建立卫生委员会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各地、各机关团体、部队在卫生运动委员会下设立卫生小组，规定卫生运动日，组织卫生突击队，定期进行卫生检查评比。各级苏维埃政府内务部还派出指导员去各区乡考察和推动卫生工作。群众性卫生竞赛运动的开展，降低了苏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第四章 群众团体
  第一节 农民协会
  水东区农民协会
  1926年10月，在北伐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吉安城乡工农运动进入高潮，城郊水东区农民协会成立，吕敦仁任常务委员。区农民协会领导水东农民对土豪劣绅麻安邦、麻士良、罗达浩等鲸吞公产、横行乡里的罪行进行清算。麻安邦以江西省水警厅科长的身份，依仗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右派势力的支持，诬告水东区农协“侵犯私产”。水东区农协在吉安革命左派的支持下，据理反驳。官司打了近半年，结果是水东农协胜诉。这场斗争的胜利在全区以致全省产生了巨大影响。1927年吉安“八·六”反革命政变
  后，水东农协被解散。1928年冬，中共水东特委在巴茅坑脑上发动“年关暴动”后，恢复水东区农民协会，郭大元任主席。水东农协恢复后，掌握农村基层政权的一切权利，积极发动水东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1929年8月的秋收斗争中，各村起来反对都长，实行减租，取得很大胜利。随后，又动员农民参加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组织，配合红军开展武装割据斗争。同年12月15日，协同红军独立第四团在水东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江西省保安第三团第一中队，创建水东苏区。不久，以水东区农协为基础，成立水东区革命委员会。
  东固区农民协会
  1927年9月下旬，东固区组建农民协会，赖经邦、曾炳春、刘经化、汪云从、李会凤五人为执委，次年春，东固地区建立了24个乡村农民协会，会员达4000余人。
  富田区农民协会
  1928年8月，富田区农民协会在陂下成立，常委胡家驹、胡家运等，下设办公室，分财政、土地、妇女、工会、赤卫队，少先队与儿童团等组织。
  纯化区、乡、村农民协会
  1929年6、7月间，纯化区、乡、村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区、乡农协设常委或执委5～7人，秘书1人。没有恢复县农协。
  中鹄区农民协会
  1927年初，中鹄区开始秘密组织农民运动，下半年已陆续正式建立农民协会的镜头、古富、施家边、桥头、良下、富滩、皂村、社山、张家渡等乡农民开展了“三抗”运动，公开捕杀了土豪施德缙和县稽查员，还镇压了几个恶劣的地主豪绅。
  苏维埃政权成立前，“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协会实际上行使政权职能，恢复时期的党组织也都是以农协名义进行工作。农协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租、抗债、抗苛捐杂税，打土豪劣绅及分田地的斗争，开仓济民、筹款募捐、支援前线、破除封建迷信、陈规陋习。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农协继续组织与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参加扩军支前、拥军优属、保卫苏区，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二节 工人组织
  赣西南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根据地区域内区、乡及上级工会组织相继成立，城镇各行业工会组织相继恢复重建。各级各类工会依照红一军团总政治部印发的《工会章程》组织工会，区工会或总工会设委员长或主席，内设组织部、宣传部、文化部、女工部、青工部；乡分会设委员长或主席、组织、宣传委员会等各1人；村工会小组设小组长1人。乡村工会干部一般都是兼职。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教育工人，组织、领导工人管理工厂生产、福利，调配劳动力，参加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维护工人群众利益，为军队和地方政权输送干部，巩固和加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地位，以及积极开展支前、优抚、扩军等工作。
  1930年7月，赣西南赤色总工会在富田成立。同年9月，赣西南赤色总工会改为赣西南总工会，驻富田。1930年10月，红军攻打吉安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同时也成立了省赤色总工会，驻吉安。1931年2月，省赤色总工会迁富田。
  1931年2月，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在富田成立，10月迁兴国，不久迁往瑞金。
  1932年初，成立公略县职工联合会，主席朱国治，成立时机构驻水南，一个月后迁富田陂下村（今富田镇陂下自然村）。公略县职工联合会内设总务处、组织部、宣传部、青工部、女工部、工人武装部、文化教育部，下辖店员、副业、运输、雇农等行业工会及东固、富田、纯化、中鹄、儒林、水东、延福、儒行、水南等9个区工会，各乡工会和村工会小组也普遍建立。
  1930年10月，县赤色总工会建立一支300余人枪的工人纠察队，参加反“围剿”的战斗。同月，吉安城工人向资本家筹款30万银洋，支援红军。1930年11月，总工会撤至陂头。1931年10月，总工会根据湘赣苏区《工会暂时组织法》由下而上地改造各级工会，清洗了富农、道士、流氓等非无产阶级分子，吸收真正的产业工人及雇农、手工业工人、失业工人和穿街走巷卖工的工人加入工会。1931年上半年，赣西南工人代表大会通过“扩大红军与工人武装”的决议，完成分配1500～2000名工人参加红军的任务。
  第三节 妇女组织
  根据地区、乡、村农民协会恢复后，妇女解放协会（简称妇女会）也相继成立。1930年10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及各级党组织设立妇女机构，县设妇女部，县以下各区均设有妇女会，区妇女会下辖乡村两级妇女会，村有妇女代表。区以上农协会、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中也设有妇女会、女工部、青妇部等办事机构。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共发展妇女党员315人，妇女团员600多人。妇女会的主要活动有：发动妇女争取自身解放。如学文化、放脚、剪短发、废止带童养媳，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婆媳和睦等；组织妇女拥军支前。有的以走娘家、看亲戚为掩护深入白区，为红军、游击队侦探情报和送信。绝大多数妇女分别参加了洗衣队、茶水队、宣传队为红军服务；协助红军开展“扩红”运动。各级妇女全力以赴，挨家挨户，宣传动员。
  1930年后，各级妇女组织积极配合红军、游击队投入对敌斗争。鉴于妇女的身份特殊，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妇女会经常派出妇女到白区做侦探和秘密通信联络等工作，有的经常潜入吉安水东（今河东、滨江街道）一带侦探敌情，有的到国民党军中开展士兵运动，有的以卖小菜小物为名，接近白军，宣传红军优待俘虏政策，并把油印的《告白军士兵书》散发到白军驻地。在扩红支前运动中，妇女们纷纷送郎、送子、劝叔、劝侄参加红军。纯化区培源乡妇女主任龚裕凤报名参军，未批准，便反复动员丈夫参加红军。妇女们组织慰问队、洗衣队、茶水队、跳舞队、宣传队，慰劳红军，支援前线，组织侦察队、向导队配合红军，奋力杀敌。在反“围剿”战争期间，由于大部分男人参军上前线，后方的工作，劳动生产，主要靠妇女。
  1933年冬，公略县东固区在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上，被评为妇女工作模范区。
  第四节 青年组织
  1927年9月，团吉安县委在吉安城恢复办公，先期转入农村的团员陆续回到吉安城。1928年5月团组织遭到破坏，党团组织被破坏5处，枪毙8人，文件完全损失。不久，组织得以恢复，曾道懿任团赣西特委兼吉安团县委书记。1929年11月，曾道懿被捕叛变。团特委、团县委组织全部被破坏，团员牺牲七八十人，团特委仅存常委1人。团特委和团县委机关迁至吉安县陂头，曾觉非负责团特委工作。
  1930年10月，少共县委在吉安城成立，内设组织部、宣传部。11月迁至陂头。12月再迁吉水水南。
  1931年11月，公略县少共县委在水南成立，内设组织部、宣传部、青年妇女委员会、儿童局。至1932年2月，少共县委下辖9个区委、100多个支部、近200个小组，有团员1500多人，团支部以上团干部300余人。
  公略县各区乡村都成立了团的组织。区有区委，设书记1人，组织、宣传、妇女、少先队、儿童部等各1人。乡有团支部、设书记、组织、宣传委员各1人，村有团小组，设组长1人。
  各级团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团结青年、扩大团的组织，组织与领导少先队、儿童团开展各种活动，带头并发动青年拥军、参军，参加苏区建设，搞好慰劳队，对青少年进行军事、文化、政治教育，组织团员进行礼拜六义务劳动等活动。1930年2～10月，组织发动赤卫队、青年配合红军九次攻打吉安。1930年2月，富田团区委创办了一所青年学校，培训少先队的政治干部和其他青年干部。1932年“夏季冲锋活动”（扩红）中，有120名团员参加红军。同年“冬季冲锋活动”（扩红和发展组织）中，有191名团员参加红军。派出10名团员到白区开展工作，建立两个团支部，发展团员63人。“冬季冲锋活动”中，全县共发展团员449人。由少共县委新发展反帝会员2494人，拥苏会员32091人，少先队员186人，儿童团员103人。
  第五节 少先队、儿童团
  少先队和儿童团是共青团直接领导的少儿组织。
  少先队组织
  县设总队，区设大队，乡设中队，村设小队。工农子弟年满15～21岁者即可参加，装备全由苏维埃政府发给，衣、帽、绑带均为蓝色，戴红袖章，执梭標。平时站岗放哨，监视敌人的行动；战时作为预备队，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
  儿童团组织
  县设儿童局，区设大队，乡设中队，村设分队。由7～14岁的儿童组成。一律戴红飘带，背木枪。儿童团必须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具体安排是上午上课，下午练操或其他活动。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检验路条，张贴标语，帮助军属挑水、砍柴。
  1930年2月，在陂头（今文陂乡渼陂村）成立赣西少共先锋总队，总队长汪耀鸣，下设4个支队，16个大队。少先队、儿童团每年要在陂头总会操，每次会操都是东固儿童团第一名。有一次，朱德率红四军经过东固，听到操练的声音洪亮、步伐整齐，以为是正规部队在出操，便询问是哪里的队伍，后得知是少先队、儿童团在出操，朱军长大为赞扬。1931年11月公略县成立后，少先队和儿童团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配合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成为苏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助手。
  第五章 军事斗争
  第一节 军事力量
  群众武装
  东固工农革命军 1927年9月，东固工农革命军成立，赖经邦任队长。
  东龙游击队 1928年10月，东龙游击队在东固殷富村万寿宫成立，队长刘任贤，秘书刘振邦，有30余人枪，成立后在边界区域开展游击斗争。
  赣西游击第二大队 1929年4月，赣西游击第二大队在东固成立，由原红四军留东固养伤的干部担任指挥，有枪40余支，常在外打游击。
  中鹄游击队（警卫连、营） 1929年4月，中鹄游击队在中鹄区茅园村成立，队长郭椿，政委王甲天。成立时有队员20余名，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六支土枪，隶属于中共吉水县委领导。1930年3月后，隶属于中共赣西南特委管辖，主要在水东和吉安县陂头等地打击土豪劣绅，1930年3月发展到30多人，有长枪7支，鸟铳20多支，1931年2月编入中共赣西特区委领导的吉水红色警卫营。1931年5月，中共中鹄区委将中鹄游击队扩编为中鹄红色警卫连，有队员80余人，枪60来支。政委赵开伦，易本章、郭椿、蔡拔萃先后担任连长。1931年7月，中鹄红色警卫连袭击了宿营在镜头（今青原区富滩古富镜头村）一敌营300多人，缴获的武器武装了全连，部分俘虏加入红色警卫连。后上级批准将连扩大成营。营长易本章，政委赵开伦。警卫营辖两个连一个特务排，全营武器装备齐全。
  纯化游击队 1930年3月，纯化游击队成立。下辖四个大队、一个警卫连，4月，改为陂头游击队。
  水东游击队 1930年初，共产党员李明清等人在水东区的平湖村组织30多人成立赤卫队，后改为水东游击队，队长李明清，有枪18支。经常在吉安城区和赣江东岸袭击国民党军队。1930年4月并入中鹄区游击队。
  东固警卫营 1930年下半年，东固警卫营成立，下辖3个连，后改为工农红军独立团，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补充师，师长胡定坤，补充师专职训练新兵，后东固成立了警卫连。
  公略独立团 1932年2月，东固警卫连改编为公略独立团，没有营的建制，直辖4个步兵连，共500多人，300余支枪。1933年下半年，改编为红军第七师，师长欧阳科晖，隶属江西省军区第三分区，4个月后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原师长任团长。
  公略县成立后，各区建立了游击队和红色警卫连，各乡建立了赤卫军。全县有红色警卫连6个，游击队6支，赤卫军模范营11个连、1214人、105支枪，赤卫军40个连、4853人。1931年9月，县内各游击队合编为5个游击支队、11个游击大队，游击队员1036人，枪735支。
  东固游击队 1933年下半年组建，队长李继。1934年初编入东潭独立营，后东固重建一支游击队，有队员80余人，枪40多支。
  东潭独立营 1934年初，东固游击队和永丰县潭头游击队合并为东潭独立营，营长胡发鑫，有140多人，90多支枪。
  公万兴独立团 1934年7月，公万兴独立团成立，团长胡发鑫，全团共有官兵700多人，枪600余支，1935年5月解散。
  地方红军
  工农革命军第七、九纵队1928年2月，东固工农革命军和永（丰）吉（水）农军合并，并吸收吉安、吉水、永丰等县的部分工农群众参加，在东固养军山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赖经邦任党代表，吴江任队长，曾炳春，后柏金善任秘书长。下设三个区队和宣传队、运输队等。纵队有150余人，80多支枪。不久，吸收部分工农群众与延福地区游击队，改编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队长李育春，后李韶九，参谋长黄志道（原名刘泽民、亦即刘沛云），党代表金万邦（原名曾绍昌）。有200多人，160多支枪，下设3个中队。1928年3月，第九纵队奉特委之命调东固整训。同月，第七、九纵队总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七、九纵队的行动。总指挥叶天雷，党代表詹天龙，参谋长赖经邦。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四团 1928年9月，赣西特委决定，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党委书记李文林，（后）李韶九，副团长段月泉，政治部主任袁振亚，（后）曾炳春，参谋长刘泽民，下辖3个步兵连，1个特务连和1个政治宣传队，全团300余人，160多支枪。
  1929年2月初，赣西特委雷震东和红二团团长李文林主持召开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十五、十六两纵队和兴国农民武装党团活动分子会，讨论决定将第十五、十六纵队及部分游击队、赤卫队员及抽调红二团100余名党、团员骨干官兵合编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段月泉，党委书记金万邦，政治部主任鄢日新，参谋长刘泽民。全团400多人，300多枪，下辖4个连。
  1929年6月，成立红二、四团行动委员会，书记兼政委李文林，总指挥鄢日新，并相应成立红二、四团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
  工农红军第二十军 1930年7月，以赣西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第二十纵队、第三十纵队为基础在吉安县陂头村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全军共有人枪2500余，下辖一七二团、一七三团两个团。10月，又组建一七四团、一七五团。军部直属有卫生队、机枪连、教导队。红二十军军官序列为：军长曾炳春，后刘铁超、萧大鹏，政治委员刘士奇，后曾炳春，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参谋长刘泽民，后钟效蔚。1930年10月，配合红一军团第九次攻打吉安，夺取城西真君山阵地，为攻克吉安立下战功。后因“富田事变”被视为叛军，副排以上干部被打入“AB”团、“反革命”。7月，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余部分别编入红三、四、十二军和湘赣独立师。
  主力红军
  红四军 1928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朱德、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闽西地区转移。2月中旬，红四军转战赣南后，经永丰龙冈、君埠等地，到达吉安县东固，与江西工农红军第二、四团会合，将部队团的编制改为纵队，以原第二十八团、特务营、第三十一团为基础，分别编为第一、二、三纵队，每个纵队辖2个支队，每个支队辖3个大队，全军共3600余人，枪1100余支。2月25日离开东固，向赣闽边界地区游击。1930年2月，红四军又从闽西返回吉安、永丰、吉水、泰和等地，帮助地方建立武装，发展根据地。
  红五军 1928年11月，平江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
  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 1930年1月，于田会议决定集中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红五团是1929年12月在吉水组建）合编为红军第六军。会后，红六军在万安成立，军以下为旅建制，原红二、三团为第一旅，近1600人，800余支枪；红四、五团为第二旅，有枪600余支。后改为纵队，增加第三纵队建制。红六军军官序列：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后陈毅，参谋长曾昭汉，政治部主任毛泽覃。第一旅旅长柯武东，党代表李文林；第二旅旅长罗炳辉，党代表曾炳春。改纵队后，第一纵队司令柯武东，政委李韶九；第二纵队司令罗炳辉，政委王如痴，后曾炳春；第三纵队司令刘作述，后徐彦刚，政委刘作述。1930年7月，红六军改称红三军，为红一军团建制，改纵队称师，下辖七、八、九三个师。
  红一军团 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组建，简称红一军团。9月，红一军团从长沙、株洲转战返回并进驻峡江、吉水、吉安、永丰等地，抗击国民党军对赣西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9月以后，红一军团隶属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三、四、十二、二十、二十二军，全军团共2万余人。1930年后，在历次抗击国民党军“围剿”中，先后多次转战进驻万安、泰和、遂川、吉安、吉水、峡江、永丰等县。1934年10月后，红一军团随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撤离赣西南地区。
  红三军团 1930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成立，简称红三军团。1930年底后，在历次反“围剿”中，多次转战并进驻赣西南苏区。红三军团隶属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五、八、十六军（第十六军留守湘鄂赣根据地坚持斗争，未到赣西南根据地）。1931年3月，由军的建制改为师的建制，辖第一、三、四、六师；1932年2月，辖第一、二、三师，并先后增编第七军和第五军。红三军团成立时约1万余人，后发展到1.8万余人。1934年10月，红三军团随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撤离赣西南苏区。
  红一方面军 1930年9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简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后周恩来），总参谋长朱云卿（后郭化若〈代〉、叶剑英、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后周以粟、王稼祥、杨尚昆）。红一方面军隶属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设总司令部（后改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后增设总供给部，下辖红一、三军团。从长沙、株洲等地转战进驻峡江、吉水、吉安；后东渡赣江，撤至永丰、吉安县东固等地，抗击国民党军对赣西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历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及所辖部队先后转战吉安、吉水、永丰、泰和等赣西南地区。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撤离赣西南苏区。
  第二节 战事 战绩
  东固暴动
  1927年11月，赖经邦、曾炳春、段蔚林、段月泉等率领60多名工农革命军举行东固暴动，连夜奔袭富田，准备捉拿罪恶昭著的地方大豪绅王初曦，暴动队伍到达富田王家村时，王初曦已闻风而逃，仅抓获其弟王良照。工农革命军抄了王初曦的家，把财产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宣传贫苦农民要团结起来，跟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这一行动震撼了靠近东固的邻县，特别是富田到吉安城的新安、新圩、陂头、值夏、永和等地。暴动队伍大胆地挺进到距吉安城仅20公里的永和圩，筹得军饷近万元。接着又游击到吉水县水南，收缴吉水豪绅地主枪支16支，于26日返回富田。暴动队伍在富田宣传工农革命的伟大意义，控诉反动派王初曦的罪恶，发动富田群众起来革命。同时还召集富田地区的缝纫工给暴动队伍做了百余套军服，然后凯旋回师东固。
  七、九纵队战事
  1928年3月，詹天龙、梁人杰带领第七纵队支援于都桥头暴动。同月，赖经邦带领12人枪到永丰沙溪一带帮助组织沙溪桥头暴动；第九纵队攻打峡江县城，缴枪20多支。4月，第七、九纵队攻打永丰县城未克。同月，东固区委和七纵队先后几次派人送信去井冈山，沟通了两块根据地的联系。6月，第七纵队攻打兴国枫边靖卫团，战斗失利，赖经邦被捕牺牲。7月，曾炳春率第七纵队支援兴国崇贤农民暴动，击溃崇贤靖卫团，缴枪16支及大批子弹和财物，暴动胜利。同月，第九纵队回延福平乱，打败油田、安福枫田靖卫团及一个连的国民党军，歼敌50余名，缴枪约80支，后第九纵队又攻打固江靖卫团，缴枪30多支。不久第七纵队粉碎了以吉安县国民党县长邹松为首的“五县会剿”（吉安、吉水、泰和、兴国、永丰“会剿”）。7～9月，七、九纵队转战新余等县，先后与国民党一个旅以上的兵力作战二三次，俱获胜利，并在延福打败洪塘靖卫团，缴枪10余支。七、九纵队成立后几个月间，陆续抽调人员、配给枪支，分赴永丰、乐安、泰和、兴国、吉水、峡江、分宜、安福、新余等县，组织、支援暴动，帮助组建游击队，建立党的组织和农协组织，扩大了游击区域和赤色区域。
  红二、四团战绩
  1928年10月，红二团大败乐安靖卫团攻克县城12月18日，攻克兴国县城，缴获一座兵工厂。同月在兴国良村击溃前来合击红二团的国民党军刘士毅一部及兴国各乡靖卫团，击毙兴国靖卫团长刘明德。月底，红二团回到东固，遭到国民党吉安守军72团两个连及永丰、吉安、吉水、乐安等县靖卫团袭击，红二团仓促应战失利，第二天，全团指战员奋勇作战，大败敌军。
  1929年1月，红二团粉碎了“五市联防”靖卫团的进攻，击毙其队长。同月，驻吉国民党军金汉鼎以两个团的兵力在靖卫团的配合下，分四路进犯东固，红二团则在其进犯之前已到兴国、于都等地游击，敌人扑空，而红二团击败兴国等地靖卫团。东固会师后，红二、四团并肩作战。1929年3月，红二、四团配合红四军攻克于都县城。3月下旬，红二团第二次攻克兴国县城，杀了国民党县长钟老槐。6月，红二、四团在宜黄东陂大败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五十二旅的一个营。7月，红二团同南丰地方游击队进攻南丰县城。8月，红二、四团攻克广昌县城，打开监狱，释放革命人士。9月下旬，红二、四团第二次攻克乐安县城。10月，策动乐安县靖卫大队队长张英率部共110多名队员、枪80余支起义。大部分队员参加了红军。此后，红二、四团在吉安北部作战七八次，多次获胜。在吉水县三曲滩击败国民党军邓英部一个营，尔后又攻取峡江县城，进攻新余，袭击分宜县城，消灭了宜春彬江靖卫团。红四团进攻吉水县城和吉安水东之战，缴枪150支，其中，12月中旬在水东群众武装配合下，消灭了驻防水东的国民党江西省保安第三团第一中队，开辟了从张家渡到水东、天玉沿江几十里的水东苏区。张家渡之战缴枪20余支。
  红二、四团成立一年多时间里，转战吉安、吉水、乐安、兴国、永丰、安福、新余、分宜、于都、宁都、泰和、万安、宜黄、南丰、广昌、赣县、峡江、宜春等18个县，大小战斗数十次，俘敌数百人，缴获枪支近600支，队伍由小到大，战斗力由弱到强。
  红二团由组建时的300人、160支枪发展到850多人，440多枪。在游击战中，还派出干部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吉安、吉水、永丰、兴国、于都、泰和、分宜等县建立小块红色区域。
  东固会师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与敌军屡战失利，处于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寻求一个有党有群众的地方休整部队，补充给养，安置伤员，2月3日，在寻乌罗福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决定，经瑞金、宁都到达东固，与红二团联系，先在东固找个安身之地，再寻机西渡赣江打回井冈山。2月8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一仗，大获全胜，2月13日进驻宁都县城，2月16日到达永丰龙冈。此时正在兴国莲塘的红二团长李文林得到宁都党组织送来毛泽东关于“调队会师东固”的亲笔信后，即刻带了一连人马赶到永丰龙冈，迎接毛泽东、朱德和红四军，并于18日到达东固南龙。次日中午，在南龙水西河坝上召开军民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部队搞好军民团结。当天下午，红四军到达东固圩，东固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刘经化、高克念等人到红四军总部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商议了两军会师事宜。2月20日，红四军与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坝上胜利会师。螺坑群众热烈欢迎，宰牛杀猪，送肉送粮，盛情慰劳子弟兵。红四军在螺坑召开了两军团以上干部和东固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询问了红二、四团的政治、军事、组织等情况，同时介绍了红四军的军队建设情况。22日，红四军和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石古丘河坝上召开胜利会师大会。毛泽东在会上高度赞扬了东固根据地的成就，说：“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东固山与井冈山终于连接起来了，最终要连接全中国，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朱德则风趣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越打越多，现在你们也成了‘朱毛’了！”。23日，毛泽东在螺坑新石古丘村云汉堂召开了红二、四团干部和东固地方干部会议。吉安、兴国、泰和、宁都等地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详细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对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土地分配作了明确的指示。交流了实行工农武
  装割据、开展游击斗争等经验，同时决定留下毛泽覃、谢唯俊、陈东日参加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工作。红四军在东固安全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改善了战士的生活，消除了疲劳，安置了300多伤病员在东固治疗。在此期间，红二、四团和东固群众向红四军赠送了4000银元和大批子弹及物资；红四军也向红二、四团赠送了4挺机关枪和1门迫击炮。在得悉井冈山失守和敌军又要大举进犯东固消息后，经前委会议集体讨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动不居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为此，毛泽东决定放弃回师井冈山，而率领红四军离开东固继续向赣南、闽西游击。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东进赣南闽西开辟根据地，红二、四团则继续游击兴国等地。
  罗炳辉起义
  1929年春，驻吉安滇军十二师师长金汉鼎整顿地方靖卫团队。罗炳辉经其云南同乡、国民党吉安县县长冷照升推荐，于6月就任吉安县靖卫大队队长，率部驻值夏。罗炳辉到任后，利用工作之便，了解到很多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有一次，靖卫队捉到了几十个“共匪”，罗炳辉亲自“提审”，得知他们都是当地的穷苦人，为求生存起而斗争，于是将他们释放。
  中共江西省委根据罗的表现，决定派罗的同乡、好友赵醒吾争取他参加革命队伍。赵给罗写了封信，说他办民团要为民族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走狗，做民族的罪人。此信对罗的思想震动很大。7月，赵醒吾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吉安，和罗促膝谈心三天，罗炳辉表示愿意跟共产党干革命。不几天，赣西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士奇和省委军事巡视员蔡升熙又亲自找罗炳辉，介绍他以“罗南煌”之名，加入了共产党。党将他留在靖卫队，并要他设法联络邻县靖卫团队，待机起义。罗炳辉积极做好起义准备工作。他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购置步枪30多支，驳壳枪4支，又给士兵每人买一件毛衣，在靖卫队中团结可靠分子，深受官兵拥戴。
  9月，湘系军阀成光耀旅进驻吉安，彭学游为县长。10月，成光耀召集军政要员会议，策划以查户口为名，对全城进行大搜捕，罗炳辉及时送出情报，使吉安城的党组织未受大的损失。
  10月，赣西特委决定，以罗炳辉的靖卫队做内应，并联合吉水、永新靖卫队里应外合，攻取吉安。11月1日，罗炳辉找县长彭学游，以“防卫力薄弱”为由，要求将所部撤回城里休整。但成、彭二人也察知罗有“通匪”迹象。怕罗趁城里空虚发生兵变，令罗“仍守原防”，罗又说“士兵索饷甚急”，要求补发巨额欠饷。
  11月8日，赣西党团组织突遭破坏，攻吉计划被泄，赵醒吾等100余人被捕牺牲。成光耀掌握了罗炳辉准备暴动的确切证据，便以补发欠饷为饵，令罗率部回城，欲捕拿罗炳辉。危急关头，赣西特委派常委曾山紧急通知罗炳辉提前起义。11月15日凌晨，罗炳辉在值夏镇水北罗家宣布起义，吉安靖卫队共有三个中队，分驻在罗家和竹山祠堂，11月14日晚，二中队队长张恭良率二中队外出，起义部队为一、三中队官兵，共180余人，150余支枪。当日，起义部队开往新圩，次日到达富田，受到中共江西省委、赣西特委领导人蔡升熙、江汉波、刘士奇、曾炳春和苏区人民的欢迎。起义部队在富田短期整训后，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罗炳辉，不久，并入第四团，罗仍为团长。1930年1月，这支队伍又编入红六军，成为红一方面军的重要力量。
  歼灭唐云山旅
  1930年2月20日，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从湖北、南昌、樟树到达吉水县城与吉水乌江一线。此时，红四军从永丰县城出发，经吉水县白沙、水南、古富（今青原区富滩镇古富村）、施家边（今青原区富滩镇施家边村）、龙田、葛山、到达大洲上（今青原区天玉镇临江村、邱家村一带的总称）。红四军前委根据唐旅的进占情况，决定放弃原定进攻吉水的计划，率部转青原山、值夏、陂头、新圩至富田，准备“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尔后歼灭之。号称“铁军”的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发现红军撤退后，迅速进入苏区，欲找红军主力决战。
  唐旅分左、中、右三路向红军进逼。2月23日，左路军一个团占领了吉水县水南圩镇，右路军一个团进至值夏，驻扎在赤冈山（今青原区值夏镇大前村赤冈山自然村），中路军旅指挥所及一个团进至富滩，旅指挥所设在大湾村（今青原区富滩镇宋溪村大湾匡家自然村、富滩工业园B区西南角）。当晚，水南区委领导人龚荣、杨金芳等赶往富田，将唐的部署和水南地区发动群众备战情况，向红四军前委汇报。前委决定乘该旅兵力分散，态势孤立之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2月24日，红四军第一、三两纵队，连夜从新安经陂头迂回到国民党军侧后，牵制其右路、中路部队；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四纵队和红六军第二纵队从富田出发，经老古庙，正面攻击进至水南圩之国民党军。25日凌晨，红军抵水南圩背后，于蛤蟆岭至茶壶陂一线展开，分3路向水南进攻。水南地区游击队、赤卫队和赣西南红军学校学员从东西两路进攻，朱德、毛泽东指挥中路红军部队分兵左右迂回，从侧面攻上水南圩制高点宝华山，缴了国民党军立在山头的一挺机关枪转向敌群猛烈扫射。国民党军向水南圩镇败退，红军乘胜追击。红军追至水南圩旁的汪村塅时，遭敌安放在汪村村边坟堆上的三挺机枪拦阻，进攻受阻，红军即组织火力反击国民党军并占领了水南圩。国民党军大败而逃，争着从水南、义富涉水过泷江，淹死数百人，红军又一路追至燕山。左路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少数残敌向值夏、富滩逃窜。
  红军分西、北两路向值夏、富滩进军。向西进军的红军从水南经富源桥、江南、龙王庙、螺滩后，向驻富滩大湾村之中路和旅指挥部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向北进军的红军从水南燕山出发，经带源、镜头、古富，到达施家边。在施家边分作两支：一支偏西南抢占源头、蜀源、石溪口（今青原区富滩镇丹村村委会的三个自然村）一带山冈，切断唐云山旅北逃之路，待机自丹村（今青原区富滩镇丹村村委会）往南向大湾村的包抄，配合西路红军围歼驻富滩大湾的国民党军；一支自施家边往南，进击据守兆省村（今青原区富滩镇施家边村委会兆省自然村萧家）南虎形山之敌。次日上午，虎形山激战，红军分三路从东、西、北三面向前。西面红军很快占了小虎形山，切断敌军往大湾与旅指挥部会合之路；东面红军从高陂（今青原区富滩镇作埠村委会高陂自然村）往西南，阻止敌军从作埠过河；正面红军奋力南进，从王东坑强攻大虎形山主敌。激战半天，唐部大败，纷纷投降，少量南逃至作埠村（今青原区富滩镇作埠村委会作埠自然村）欲过江向大湾旅部靠拢，因渡船早被地方游击队隐藏了，过泷江时淹死一部分，被红六军二纵队追至江边又歼灭一部分。红军乘胜从作埠过河，经渡头（今青原区富滩镇作埠村委会渡头自然村）、小岭（今青原区富滩镇三友村委会小岭自然村）、戏台脑（今青原区富滩镇富滩村）、皂村（今青原区富滩镇南团村委会皂村李家），赶到下梁（今青原区富滩镇南团村委会下梁自然村）三星桥，于下午2时许开始攻打赤冈山之敌。朱德、毛泽东站在富滩村南一棵大樟树下前沿指挥作战。国民党军在赤冈山居高临下拼死顽抗，红军分兵由茅园（今青原区富滩镇南团村委会茅园自然村）绕至崇福庵（今青原区文陂乡瑶湖村委会），从赤冈山南边攻打敌背，逐个占领山头。山上国民党军东、南、西三面挨打，退到北山脚的泷江边，只能涉水朝天梁山和大湾逃命，水冷江深，溺死数百人。至此，右路国民党军大部被歼。此役战斗异常激烈，原江西地方武装红二、四团负责人匡一心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25日下午3时许，在水南击败唐旅左路军后，西路追歼逃敌的红军，经螺滩、作埠到达罗家埠（富滩镇镇政府原驻地），过河后从东面猛攻唐旅部设在莲花形（今富滩工业园B区园区办公室处）的防线；在源头、蜀源方向待命的红军从丹村、石溪口沿白鹤山（富滩工业园B区西面山，又名荒山）从北面向唐旅包抄过来；从赤冈山追歼逃敌的红军分头从山头村（今青原区富滩镇龙塘村委会山头自然村）经甑盖山（泷江边）西麓和古塘村（今青原区富滩镇龙塘村）往天梁山迅速北进，从南向唐旅部发起攻击；红六军第二纵队则从赤冈山到垄下（今青原区值夏镇先锋村委会垅下自然村），经值夏街过水北桥到水北，向天梁山西包围。唐云山残部身陷方圆不足2公里的包围圈里，魂飞魄散，拼死抵抗，两军在东至莲花形、西至天梁山东麓、南至天梁山水库（今富滩龙塘）一线、北至宋罗路（今富滩镇政府至富滩工业园B区公路）的狭小区域内，反复冲杀，激烈争夺，战至下午5时，唐旅不支，逐渐被消灭。旅长唐云山趁乱和天黑，逃往张家渡，又抢乘小船逃往吉安。至此，号称“铁军”的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在同红军不到两天的接触后，全军覆灭。红军共缴获敌步枪3000余支，机枪18挺，迫击炮10余门，子弹150多担，俘敌官兵1600余人。
  “九打”吉安
  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10月，赣西南苏区数十万群众，配合黄公略、曾炳春等率领的江西地方红军武装，以及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九次攻打吉安县城，史称“九打吉安”。毛泽东诗词称之为“十万工农下吉安”。
  一打吉安 1929年10月，中共赣西特委决定组织总行动委员会和东、南、西、北四路行动委员会，成立赣西红军总司令部。制订了攻吉行动计划：首先发动群众起来暴动，配合红军、游击队先肃清吉安外围之敌，并联络红五军给予配合和援助。然后以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团为主力，以城区工人力量和吉安、吉水、永新三个靖卫队作为内应，里应外合攻取吉安城。11月8日，吉安城区党、团组织大遭破坏，攻吉计划泄露，吉安守军成光耀一面急电鲁涤平求援，一面据城固守。中共赣西特委又决定，在国民党援军未到之前，以红二、四团为主力，以红三团及农民赤卫军配合，于11月22日强攻吉安城。此间，鲁涤平的援吉部队朱耀华旅及江西保安第三团到吉。因此，中共赣西特委于12月初又重新研究了攻吉策略，动员了吉安周围50里内、最多时达80万群众配合红军，攻打吉安周围县城，肃清吉安外围之敌。1930年1月下旬，红五、六军分别从赣江东、西两侧向吉安城逼进，形成了对吉安城“整个包围之势”。
  二打吉安1930年2月14日，陂头会议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第一号通告，其部署是：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赣江东面展开，会同中鹄区游击队攻打吉水；红五军及西区群众武装以永阳为中心，向附近逼进，并控制泰和之敌；红六军第一纵队会同北路群众进扰三曲滩、峡江之敌，截断赣江交通。吉安守军成光耀急呼救援，蒋介石抽调唐云山等7个旅的兵力，企图解吉安之围。红军避其锋锐，折回富田，诱敌深入，伺机歼敌。。2月23日后，唐云山旅孤军深入水南、值夏、中鹄（今富滩）一带，遭到红军歼灭性的打击。至3月，敌人的“进剿”计划完全破产。吉安四周各地方政府和武装力量继续积极发动群众，准备再次攻取吉安。4月下旬，各县特务队扩大为赤卫军第一、二、三、四纵队，成立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曾炳春任总指挥，下分中、东、西、南、北路指挥部。由于敌情变化，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取由广昌入建宁之计划”。于是红四、六军进军赣南闽西，红五军进军湘东。
  三打吉安1930年4月，龙子达、邢广洪率各县游击队、泰和独立营、红军学校学生共2万余人，攻打吉安，击败吉水的反动武装“红黄学会”和守望队，恢复了水东、儒林的苏区工作。
  四打吉安 1930年5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了以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为书记的“攻吉前委”，调集了10万余群众武装包围吉安7天，使吉安守军惊慌失措，豪绅地主和大资本家纷纷逃往南昌。由于主攻部队红六军一、三纵队未回及“攻吉前委”决心动摇等原因而停止攻吉。
  五打吉安 1930年5月上旬，中路武装单独发动攻吉战斗，在赣江对岸隔河射击，牵制了进攻北路之国民党军。
  六打吉安 1930年6月16日，国民党吉安守军换防，成光耀部已从吉安撤走，接防的新编十三师邓英旅尚远在樟树，城内只有金汉鼎的两营兵力。中共赣西南特委立即部署攻吉，以赣西红军第十一、二十、四等纵队（即由赤卫军一、二、三、四纵队改编）和红军学校学员为主力，调集10万群众配合，分左、中、右三路，左右两路从南、北两面进攻，中路在河东配合。6月28日上午，各路队伍将吉安城全面包围，发起总攻，经过半天激战，占领了真君山、天华山、螺子山，中路武装强渡赣江推进到神岗山麓。攻克天华山的队伍突破敌人的阵地，打进了城西郊赵公堂，击毙敌百余人。但因武器太差，攻不下守军的工事，加之援兵不及，被迫撤出战斗。
  七打吉安 攻吉部队撤出途中，恰遇红六军一、三纵队回来。于是，特委决定，调回各路攻吉队伍配合六军攻吉。这时，国民党军邓英部已赶到吉安接防。7月1日拂晓，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率部万余人包围吉安，开始攻吉。次日，攻吉总指挥曾炳春调回各路攻吉队伍，投入战斗。守军凭险据守，红军没有攻坚武器和经验，数次冲锋，均不奏效。双方伤亡均约400余人。7月5日，攻吉部队撤围转移，进行休整。
  八打吉安 这次攻吉的主力部队是红二十军、红军学校和青年干部学校学员，并调10万“精勇工农”配合作战。1930年8月25日，红二十军在吉安城西南郊三天两战，在高沙歼国民党军一个营，击溃一个团，俘获人枪400余。国民党军精锐损失过半，铁丝网外无敌兵。9月5日，发起总攻，各路队伍向敌阵地猛冲，两校学员队伍迅速占领天华山，红二十军和北路武装攻打真君山，用土坦克（用棉絮裹装的独轮车）掩护，冲到铁丝网下，双方展开肉搏战，激战数小时。红军牺牲二三百人，损失干部甚多。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撤出红二十军，留下独立团、冲锋队、破坏队等群众武装，继续包围吉安。这次攻吉虽未奏效，但使吉安已成为一座孤城。
  九打吉安 1930年9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株洲确定了“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以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的战略决策。中共赣西南特委贯彻“前委9月17日来信”，号召广大群众迅速准备，组织各种支前和战斗队伍，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吉安。10月2日，红一军团集结于吉水阜田一线，当天午后，红军分五路向吉安进发。10月3日下午2时，各路部队全部到达吉安城郊。总部在城北山前村（今属吉州区长塘镇陈家村委会）发布了10月4日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命红四军任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之国民党军阵地攻击；红二十军任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线之国民党军佯攻；红三军与红十二军任右翼向天华山、神岗山一线之国民党军攻击。
  吉安城守军国民党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邓英率部在西面各个山头上修筑炮台、碉堡、战壕等工事，挖了七道壕沟，埋竹钉、暗桩，架铁丝电网，加上赣江天堑，形成了一个圆形外围纵深防线。吹嘘吉安是“金城汤池”，“可保无虑”。
  10月4日拂晓，红军和10万赤、少队员向吉安城发起总攻：当晚9时许，红军从城西突破敌阵地，攻入城中心的中山路。邓英见势不妙，乘船从赣江逃跑，红军沿岸追击，截获国民党军小船4只，俘国民党军220多人。4日午夜红军占领吉安城。5日晚，毛泽东、朱德和军团总部进城。7日，在中山场召开十万军民“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
  反“围剿”斗争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和东固公审张辉瓒1930年10月，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蒋介石便调转兵力，组织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其中对赣西南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实施重点“围剿”。
  1930年10月17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从吉安顺赣江而下抵达峡江县。10月30日，召开“罗坊会议”，决定“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1月1日，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决定“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定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峡江、吉水、永丰、乐安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根据这一命令，红一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进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开始后，红军主力则于11月中旬逐次向根据地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以保存实力，隐蔽待机。12月1日，红军第二十军分散在富田、东固、龙冈地区活动并协同群众在东固附近各山头构筑假工事，以迷惑国民党军；红军主力秘密转移至根据地中部宁都、永丰边界的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国民党军随即调整了进攻部署，国民党第九路军第十八师由永丰经古县、白沙进攻东固；第五十师由乐安经招携、藤田进攻龙冈、东固；新编第五师由吉安经富田进攻东固；第七十七师以主力防守吉安；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六十一师经萍乡向万安、泰和前进；其余部队则从抚州、赣州等地向根据地中心推进，企图“向东固红军根据地包围而聚歼之”。12月17日，鲁涤平亲率“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迁至吉安，指挥各路部队向东固进攻。19日，新编第五师进占东固。20日，第十八师进到东固，红军主动撤离东固，转占黄陂、麻田地区隐蔽待机。12月28日，鲁涤平命令已进入根据地的5个师向宁都、永丰边界的黄陂、小布、麻田等地区的红军实施总攻，其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孤军深入，由永丰潭头向上固、龙冈推进，第十八师师部和该部五十二、五十三旅进占龙冈，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红一方面军首长得知这一情报后，决定首先歼灭张辉瓒师。12月30日拂晓前，红军各部队按作战命令进入预定位置。上午7时，张辉瓒以第十八师之第五十二旅为先头，师部及第五十三旅随后，由龙冈向五门岭前进。9时许，该师在龙冈以东、小别以西登山时，突然遭到黄公略率领的红三军之七师居高临下的迎头痛击。国民党军败退至300米远的山坡上，逐步展开2个团，向红军反攻，均被红军击退。到下午3时，张辉瓒孤注一掷，亲自指挥4个团多路向红三军阵地攻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郭化若迅速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下午4时左右，红军发起总攻，红三军首先涉过龙冈河，占领盲公山山头；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部向城东村出击，捣毁第十八师师部，活捉十八师师长张辉瓒。黄昏前，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无线电台1部。至此，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赣西南根据地第一次“围剿”宣告失败。
  1931年1月28日，在东固河坝上召开公审张辉瓒万人军民大会，大会处决了张辉瓒。会后，红军将士和当地游击队员将张辉瓒人头挂在东固街旁富水河坝边一棵高大的杉树上示众两日。1月30日，两名红军战士和几位游击队员抬着张辉瓒的头沿山路自东固而下，沿途每个街道、或大型村庄停留示众。
  张辉瓒人头经东固抬至富田后，从富田老街出发，经过匡家、文家，再到王家。在王家村“诚敬堂”前的列宁台设公审会场。会议结束后，人头抬至富田陂下、王田村游审。第二天，纯化区（今青原区陂头、值夏一带）赤卫队员抬张辉瓒人头，经过杨渡、楼下、山中、马塘、黄塘、洋田来到陂头。人头挂在“二．七”会议会址旁一棵樟树上。第三天人头抬至值夏街，同时在值夏街召开庆祝胜利暨声讨会，会场设在值夏青云台，张辉瓒人头高挂在青云台旁的古樟上。会后，张辉瓒人头抬至中鹄区（今青原区富滩镇），红军和赤卫队员扛着人头在中鹄区几个苏区政权较巩固的大村庄游审、批斗。傍晚时分，人头抬至中鹄区张家渡，几位红军战士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协助下，扎了一条竹筏子，竹筏上又搁了一扇大门板，门板上堆些土，土上搁着张辉瓒人头，并插上写有“打倒军阀张辉瓒！打倒蒋介石！”口号的白旗子，竹筏从张家渡码头推入赣江，由小船带到河中心，张辉瓒的头顺水漂下去。2月2日凌晨，国民党吉安守城部队哨兵在神岗山把张辉瓒人头打捞上来。直到2月7日才在《江西国民日报》公布了张辉瓒被杀的消息。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失败后不甘罢休，于1931年初纠集18个师又3个旅共20万兵力，对赣西南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分4路开始进攻，其中第5路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前进。在敌军20万与红军3万兵力悬殊情况下，红军实行“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实行战略退却。至1931年4月底，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退却至龙冈、上固、东固地域集结。为便于了解敌情，及时捕捉战机，3万红军再向西移40里，秘密集结于东固隐蔽待机25天，总部随军驻扎于东固敖上村。
  1931年5月11日，红军总部在东固敖上村召开军民誓师大会。5月12日，敌上官云相第47师由富田出发，经过九寸岭、观音崖向东固攻击前进。敌公秉藩第28师第83旅165、164团从固陂出发，经山坑、中洞、头陂、东固岭向东固攻击前进；第82旅163、166团置富田、九寸岭之间，作为后备队；敌师直属队尾随82旅跟进。敌两部兵力共11个团，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向东固前进。5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14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攻击富田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并对敌战斗作出具体部署：15日，以红三军团（包括红35军）为左路军，对富田实行迂回包抄，当日部队开进到江树头附近，16日经固陂向富田攻击前进；红三军（缺35师）为中路，15日拂晓进到罗坑、张家背、淘金坑一带，并占领白云山、更鼓、石塘、大垄一带，16日开始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得手后以一部追击逃走之敌，以一部协助正面红四军侧击观音崖之敌；红四军亦为中路，15日以全军进驻东固一带，以一师占领三彩、种湾前一线阵地，64师置于蝎斗山之北端，16日分两路，一路攻观音崖，一路攻九村岭、向富田之敌进歼；红13军（缺64师）为右路军，15日以一部占领大小脑一带主要趁地，牵制由上坊、罗坊、潭头三方面之敌。
  16日，毛泽东、朱德离开东固敖上进驻白云山实地指挥战斗，白云山战斗打响。敌公秉藩率第28师所属82、83旅和师直属队，及敌47师5旅相继进到中洞，准备进攻东固。红军埋伏于高山两旁，敌28、47两师行动迟缓，无暇顾及山中有无红军埋伏，钻进红军包围圈。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队首先向敌开火，担任中路军的红三军相继投入战斗，红四军亦占领九寸岭高地，将敌四面包围，向运动中的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当日下午，红军向敌28师师部及直属部队猛袭。敌指挥机构很快被打瘫。公秉藩急电83旅、82旅和富田第一纵队求援，各路复电均称被红军击败。敌28师顽抗不到一天就被红军击败。19日，敌师长公秉藩在值夏被赤卫队俘获，后佯称伙夫被释放，此战歼敌官兵4000余人，缴枪3000余支，无线电台一架。在歼灭敌公秉藩师的同时，担任攻击富田王金钰部上官云相师（47师）战斗任务的红三军团，于16日午夜向富田之敌发起攻击，红四军亦赶到。17日晨结束战斗，歼敌上官云相一个旅的大部，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获机步枪1000余支，山炮2门。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白云山战斗的胜利，也是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5月17日，红军由富田乘胜东进，19日在白沙截住逃敌，经过一番激战，取得了白沙战斗的胜利。白沙战斗胜利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在中村与敌26路军的第27、25师展开激战，当地群众积极配合，中村战斗取得胜利。5月23日至27日、30日至31日，红军又相继取得了广昌战斗、建宁战斗的胜利。
  从5月16日起至31日止，赣西南军民15天中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中方石岭阻击战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亲任总指挥，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从7月31开始，红军主力在一个月内接连取得莲塘、良村、黄陂、高兴圩四战大捷，歼灭近4万国民党军。
  1931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蒋鼎文第9师残部（六个团）和韩德勤第52师企图从崇贤经东固、富田，逃往吉安城，红军总部决定在方石岭阻击并消灭这股国民党军。方石岭位于今青原区与兴国交界处，山高林密，地势陡峭。9月15日凌晨，红军主力分左、中、右三路从兴国、泰和老营盘追至方石岭、张家背一带，首先在方石岭与敌人交火。双方鏖战至中午，以红军胜利而结束。这一战斗，红军全歼了韩德勤师及蒋鼎文余部，俘敌5000多名，缴获步枪4500余支，机枪90多挺，子弹120多万发，骡马200余匹，毙、俘旅长各1名，国民党军52师师长韩德勤被俘后化装伙夫而被释放。方石岭战斗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东固六渡坳地区因指挥防避敌机空袭，不幸中弹牺牲。
  从7月1日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到9月15日方石岭战斗，主力红军连同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共击溃敌军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枪170余挺，迫击炮55门，无线电台6部，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中富田伏击战 1934年5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到十分残酷之时，驻吉安新安（今青原区富田镇云楼）的国民党军第53师企图进占富田。陈毅率西方军主力，从东固南龙进抵富田，调地方武装、赤卫队在富田修筑工事，以迷惑国民党军；调动由中央警卫师改编的红23师隐蔽在新安至富田的道路两旁山头上，以伏击国民党军第53师。5月24日，国民党军第53师6个团由新安向富田推进。当国民党军进至红军伏击圈内时，红军从东、西两侧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同时，地方武装从富田向新安出击，国民党军处在三面包围之中，被迅速击败，红23师和地方武装乘胜追击至新安附近，歼国民党军一部分，另一部分退入新安堡垒，陈毅率西方军撤至东固休整。
  红军长征后地方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率领军区所属各独立团，在公略、万泰、龙冈、宜黄、洛口一带阻击国民党军。陈毅负伤后由李赐凡继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调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后，省委书记由曾山继任。为了领导游击战争，撤销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成立了江西省军政委员会，曾山任主席。10月底，又将省级机关干部和部队改编成独立第一、二、三团，各县区武装改编为挺进游击队。
  1935年1月，曾山率领独立第一、二、三团，转战至永丰县汉下、上固、龙冈，冲破国民党军在龙冈设置的封锁线后，向东固方向转移。在转移突围中，原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牺牲，各独立团由曾山率领，继续转战吉安、吉水一带游击。1月13日，在永丰藤田，与国民党军第59师1个团激战，摧毁国民党军碉堡6个，缴枪200多支，俘官兵百余人。3月，曾山等在东固与兴国崇贤交界处与中共湘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领的独立第十三团会合。国民党军见此便向东固、崇贤地区大量增兵。中共江西省委和湘赣特委举行会议，决定突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向南转移与李乐天、杨尚奎率领的红军部队会合。但未能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折回东固、中洞一带集结。后改道石陂、北坑、大小杨梅岭地区，通过封锁线时，又遭国民党军阻击。曾山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由曾山率省委机关和红军独立第二、四团转移到湘赣边界，与湘赣红军游击队会合；罗孟文率领红军独立第十三团与公（略）万（泰）兴（国）特委书记胡海率领的红军游击队联系，在泰和、兴国、万安边界就地开展游击战争。两路人马随即分别行动，罗孟文率红军独立第十三团转战泰和、兴国边界时，遭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大部人员被冲散和牺牲，罗孟文等转移到泰和，坚持秘密斗争。曾山率部从吉安经兴国，进入泰和，与公万兴特委书记胡海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会合，一同转战至万安百嘉，欲渡赣江，适逢春水泛涨折回。4月，曾山、胡海率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和游击队，在永丰藤田冲破国民党军封锁线，经石马、北坑、君埠向乐安方向进军。在北坑与国民党军一个团遭遇，激战数小时，俘国民党军300多人。进至君埠时，遭国民党军多路部队包围袭击，红军多数人员被捕和牺牲；曾山冲出重围转移至吉水湖口，坚持秘密斗争，后辗转千里来到上海找到党组织，胡海在东固六渡雪溪泾村被捕，后在南昌英勇就义。
  第六章 东固根据地人民的牺牲和贡献
  第一节 东固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牺牲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东固根据地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仅今青原区辖区范围内，有姓有名的烈士达4600多人，其中有参加战斗牺牲的，有为红军运送物资被害的，有为红军带路、探消息、放哨遇难的。在根据地长达7年多的斗争时间里，有无数外籍的红军将士和人民群众牺牲在这里，总数有1万多人。
  大批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和红军高级将领在此牺牲，如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始人赖经邦、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胡海等。大批的无辜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屠杀，死伤不计其数。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和迫害根据地军民的手段极其残忍，有暗杀、奸杀、活埋、割人体器官、开膛破肚等，惨无人道，灭绝人性。1934年10月8日《红色中华》报载：“工作人员和红军老婆、青年女子稍微漂亮一点，即被勒逼与反动军官结婚，或者卖到吉安、吉水去做娼妓，丑陋一点的，则被拘至城市中流离街头讨饭吃”。1931年9月初，国民党军五十三师在东固大烧杀后，带来三大恶疾，即梅毒、疟疾、疥疮，富田地区则因战争过后，尸横山野，无人掩埋，造成“瘟疫流行”，给根据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国民党军对东固革命根据地三次烧杀
  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围剿”时，对东固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次大烧杀。
  1930年12月，张辉瓒率部进占东固，与公秉藩部发生误战，遭蒋臭骂，恼羞成怒，决定在东固大烧大杀三天，民房、政府驻地、学校、医院、农工银行，焚烧无遗，红军兵士农民被屠杀者千余人。
  1931年7月至9月，国民党军队进行第三次“围剿”时，进行了大烧杀。7月20日，进占东固的国民党军队第五十三师（师长李抱冰）先用大炮轰炸，后飞机投掷燃烧弹，致使东固一带山岭大火熊熊，持续数日。7月底至8月初，国民党军队在东固至兴国一带烧毁房屋，杀害留守在家的老弱病残群众，洗劫财物，捣毁农作物等。9月初，国民党第五十三师从东固撤退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以东固为中心，凡人财物一律杀光、抢光、烧光。东起禾尚院，西至桥头岗，北起大源坑，南至崇贤，纵横约60华里，烧毁房屋一千多栋，杀害群众两千余人。在南龙烧杀时还施以毒计，敌军士兵伪装群众救火，引诱百姓出山后再行枪杀。其景象之惨烈，令人发指。这次大烧杀，给东固带来了三大恶疾，即梅毒、疟疾、疥疮。史载东固、崇贤、龙冈等地，“房屋，烧毁干净，敌军所过，田禾充作军食，猪牛杀尽，器物毁坏，受害群众十余万家，赈灾济难，成大问题。”
  1935年3月，国民党第七十四师占领东固，分别杀害干部539人和群众636人，烧毁房屋一千多栋，抢去大小耕牛2119头，粮食369万斤，毁坏农具3676件。
  国民党反动军队在东固三次大烧杀犯下了滔天罪行，东固民众深受其害。他们的暴行，激起了东固人民仇恨和反抗。
  地方反动派对东固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烧杀
  东固暴动成功后，反动武装进行疯狂报复。以富田大土豪王初曦为首的反动武装和五县靖卫团，曾多次进袭东固进行烧杀抢掠，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祸害。
  1930年末，赣西特委负责人毛泽覃曾在中鹄区源头、茅园等乡村组织地方游击队，发动秘密暴动，敌靖卫团长郭志高将两村烧毁。1931年7月26日，中鹄区绕源（今富滩镇绕源村）人民因“通匪”，敌靖卫团长郭志高、副团长李其祥、王武阳烧毁该村民房99栋，祠堂4座，杀害3人，有4人因躲在柴禾堆被活活烧死，被抓十余人。被抓的十余人后均遇害。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组织了一次次的反扑。地方上的守望队、清乡队、别动队、铲共团、惩共会、善后会对水东、中鹄、纯化等地采取疯狂报复，滥杀无辜。遇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数千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地主豪绅、还乡团、国民党军队闯进苏区，烧、杀、抢、奸、砸、罚、加重苛捐杂税，实行惨无人道的血腥统治，苏区民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反动统治阶级成立自新团，宣传“悔过自新不受罚”，“既往不咎，自新赎罪”，用软化的手段诱骗群众。实行保甲制，私设牢房，推行连坐法，组织联保办事处、清乡委员会、惩共委员会、善后委员会、暗杀团、别动队等组织。残暴地使用开膛剖肚、割耳朵、砍手脚、踩杠子、用煤油烧、灌辣椒水、强令亲人杀亲人等惨绝人寰的手段，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水东一大恶霸共杀害群众200余人。值夏一恶霸在舍南、凡塘一次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11人。暗杀团在值夏街上捉到革命干部9人，当场杀死。东固街一大恶霸将20名群众剜心剖腹至死。有的同志被捕后，反动派将其绑在扁担扎的十字架上，置于正点了火的砖瓦窑烟窗上，然后割去耳朵，让他自己吃掉，用火烧其全身，并砍去手脚，让身子掉进火红的砖窑中活活烧死。
  肃反扩大化
  1930年11月，红军撤出吉安后，肃反工作进入紧张阶段，肃反扩大化也随之发生。1930年6月，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联合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这便成了肃扩大化的强烈催化剂。接着，赣西南党政及驻军开展了打AB团的激烈斗争，作为赣西南革命活动中心的东固地区，捕杀AB团更为严重。凡是被认为是AB团分子被捕的，如不招出其成员，则利用各种刑具，严刑逼供，被供出的AB团分子基本被处决。肃反扩大化直接导致了“富田事变”的发生。事变发生后，根据地内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常委、委员，地方武装的各级领导人，大部分被定为“AB团”并被捕杀，被认为“AB团”的普通群众也未能幸免一死。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如曾炳春、段起凤（段月泉）、刘经化、李文林、汪耀蒽等均遭此厄运。
  第二节 东固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贡献
  战争经费筹措
  在红军进行反“围剿”战斗期间，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深入发动群众，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应战应敌准备。从省苏维埃政府开始到县乡苏维埃政府都主动节约办公经费捐作军饷。永丰、吉水苏维埃政府为红军捐款6万元。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中，经费和粮食等物资的筹措始终是一件大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时，为红军筹款200万元。
  1930年10月，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城筹集银元五六万元，黄金一二十斤；11月上旬两次在全省苏区分别筹集现金60万元和20万元。
  1930年11月下旬，募集现金100万元组建江西工农银行筹措红军军费。
  1932年6月、10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两次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和120万元。
  1933年7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其中100万元用于战争经费。
  几次发行的债券全都超额完成，保证了红军战时军费所需。其中花岩乡（今青原区富田花岩）认购公债任务完成完成得最好，受到苏维埃政府表彰。
  参战支援前线
  赣西南苏区各县、区、乡分别成立独立师、团、赤卫队或游击队，直接进入战场阵地，配合红军作战。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期间，一些地方武装成建制地加入红军，补充红军兵源，参加对敌战斗。
  第一次反“围剿”时，江西省苏维埃扩红8000人。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结束时，红军兵力只有3万余人，到第五次反“围剿”结束时红军兵力已发展到30万人，其中中央主力红军部队近9万人。
  至1933年12月，东固区共有二千四百多人参加红军，其时，东固区总人口已降至七千左右，精壮男子约四百人，第五次“围剿”前夕，这四百精壮男子又全部加入红军。
  配合军事斗争
  在反“围剿”战争时期，根据地儿童团担负站岗放哨重任，检查路条，盘查行人；妇女和中老年人参加担架队、运输队、交通队、洗衣队、慰问队等帮助红军做好后勤工作。在红军主力集结隐蔽待战期间，各级苏维埃把准备进行决战的战场区域都划作戒严区，严防敌人奸细混入刺探情报，而人民群众纷纷化装成各种人员进入敌军驻防地区侦察敌情，一一送回红军总部。地方群众根据战斗需要，破坏道路桥梁，使得敌军辎重武器成为极大负担。在需要坚壁清野的时候，地方群众什么东西都不给敌人留下，就连碗筷都沉入水塘。敌军进入战区，就成立瞎子、聋子，陷入饥饿之中，有时几天或一个星期连盐都吃不到。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三万人马从高兴圩一夜穿插到莲塘时，所经村庄老百姓把狗都打掉，确保不暴露任何情况。敌师长谭道源给蒋介石电文说：“到苏区作战且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敌18师也说：“东固既其以东地区，……所有民众，多经匪化……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
  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根据地东固人民有5升的拿3升，有3升的拿2升，积极提供军粮，整个东固地区出现“扁担弯弯一行行，千军万马送军粮”的动人场面。为保证参战红军给养，各级苏区政府组织根据地人民提供米油盐供应，以确保红军官兵能吃上米油盐。在红军兵员扩大到30万、主力红军即将长征前夕，根据地人民又完成了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的任务，确保了红军长征之需。
  第七章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第一节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
  东固革命根据地被誉为“东井冈”，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东固区域的概念，它包括东固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的区域范围，也指的是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部分范围，最终全部融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井冈的革命历史，充满着艰辛、辉煌与悲壮。东井冈革命斗争的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形式。武装斗争和红军是公开的，党组织的活动是秘密的，革命政权也以农协的形式秘密存在，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
  以农军为基础同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相结合的方式创建革命武装，走了一条创建革命武装“统一战线”的路子，这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创举。
  实行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东固革命武装充分利用山地、农村的优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敌人打圈子。他们的足迹遍及根据地及周围二十多个县，有效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极大地扩大了革命影响。
  经济建设特有的经营形式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发展。东固平民银行的创建，开创了红色中华的金融史。东固消费合作社的建立，是红色中华商业贸易组织的先导。各乡创办列宁小学，在成人中开展学文化和夜校识字班活动，文艺演出等娱乐活动得到普及，东固老百姓的文化教育学习被朱德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习运动”。
  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广泛参与，保证了红军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东固革命武装的每一次重大战斗，以及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和各次战斗等，都得到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战。
  第二节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立足点，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和起点，东井冈成为赣西南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东固暴动是江西最早的革命武装暴动，东固革命根据地是江西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是时间跨度长达七年之久的红色革命区域。东固红色区域和赣南、闽西红色区域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大根基之一。1931年9月，赣西南苏区基本形成时，党内就有负责人向中央报告指出：“终于形成了一片总的有联系的苏区，成为中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胎盘”，这就为中央决策建立中央苏区提供了根本性的前提和条件。
  东固革命根据地为红四军解救了危难，给红四军东进闽西创造了条件。在红四军最为困难之时，东井冈的会师，给了红四军休养生息之地和之机，使得红四军重振军威，重新踏上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征途。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发源地之一，东固革命武装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农军时间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时间基本上同步，名字也叫做工农革命军，后来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地方党组织的决定，都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正规部队，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打下人民江山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东固红色区域成为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实践的大舞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祥地之一。1929年2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与东固革命武装红二、四团会师以后，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及革命形式是极为赞赏和肯定的，称其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它与朱毛式、贺龙式和方志敏式并列为四大根据地，并向湘赣边特委推荐，向中央作了报告。东固区域武装割据的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选择东固革命根据地区域范围作为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和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创造了许多奇迹和辉煌。他把东固革命根据地这一区域演变成了实践革命理论的大舞台，获得极大成功。东井冈孕育、丰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宝库。
  东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形式和革命政权组织形式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央苏区内的各种经济组织如银行、消费社、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农具厂等，各种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机构如学校，医院、邮政、文艺演出队等，各种政府机构序列等，红军的无线电训练班和红军学校等，都可以在东固革命根据地找到它的原生地或原生态形式，它们之间是一个继承发展的关系，是诞生和成长的关系。“胎盘、基石”这些形象比喻，同样适用于经济、社会事业和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
  附1：毛泽东、朱德谈东固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谈东固革命根据地
  一、“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原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554页。
  二、“这种形式是好的”
  这番我们到了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组织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由25支枪起手的七、九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队团，打败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团，他们经常是一角五分一天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很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
  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湘赣边特委的信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321页。
  三、“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5．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6．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部）约400余枪，战斗力颇好，现在兴国、泰和、赣州之交。红军（彭德怀约300枪，井冈山逃出来沿途失散后存余者）在于都、信丰之间。3月7日彭部袭击刘士毅残部，缴步枪百余，水旱机关各一，子弹七担。红军第四军大概10天内尚在闽边工作，10天外须赴赣边瑞金、于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就。
  9．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20日在大余与李文彬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邬，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2月1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张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2月11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缴得步枪200余，水旱机关6架，俘敌甚重。敌之残部溃退赣州。追兵先后续队伍李文彬（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二、四两团会合，并与赣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于都）。安置了伤兵，及李文彬追至东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政策。2月25日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后入宁都、瑞金之壬田市，后卫距敌才一里，乃我们离开壬田市向汀州之原因。……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89～290页
  四、“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
  “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
  原载《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五、“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来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各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原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07页。
  六、“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与二、四团。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的名称罢了。
  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于新泉《给林彪的信》。
  原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66、67页。
  七、“东固之分兵讨论……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
  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
  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于新泉《给林彪的信》
  原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73页。
  八、“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
  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
  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
  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原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63、364页
  九、“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
  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0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该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原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08页。
  朱德谈东固革命根据地
  在宁都三天，红军集中了伤病员，没收了地主的粮食，便转向西进，直奔已经准备欢迎他们的东固山区根据地。
  向东固进军的队伍象凯旋游行，农民们从每一个村子涌出来帮助红军运送伤兵和补给。东固山脚下的龙冈镇原是农民运动的强大中心，家家户户出来迎接红军，要求在家中款待他们。朱德和毛泽东在这里遇到李文林，他过去是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带着一连游击队，来领他们上山。
  东固原有的小医院小得无法安排红军的伤病员，许多人便应邀住在农民家里。
  红军就在这块高原上休息、洗澡。他们把破烂衣服缝补好，又下锅煮过，用以消灭一直折磨着他们的虱子。他们治疗受伤的脚，又用结实的绳子打成凉鞋，鞋底和鞋帮有不同的颜色。他们的教育一天也没有停过。每天早晨，可以看到一连一连的队伍在出操或者演习，一天两顿饭，第一顿吃完后，他们就叫军事指挥员或政治领导人讲课，或者举行讨论会。
  集结在东固山区的这支小小的“穷人队伍”——农民就是这样称呼红军的——看起来根本就不象一支军队；但它就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萌芽，二十年后它踏遍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在东固的游击队，经过整编后，全军大约四千人。其中有三千人在山上休息了仅仅八天，便出发作战。其他的人则留在后方，开垦土地和保卫东固根据地，这里面还有三百人是朱德、毛泽东手下的老兵，住在医院里，身体还未恢复到能够重新作战的程度。
  对于疲劳不堪，需要休息的人，八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到了开到东固山区的第九天晚上，正是满月当头，朱德和毛泽东带领着三千名战士从东山坡下山，开始战斗。……
  摘自《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作者（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附2：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赣西南苏区在1929年冬开始肃反，原先的目标是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地富豪绅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后扩大到抓AB团分子的斗争。1930年初，吉安城被认为是“赣西南AB团大本营”。“赣西各县都有他们的组织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接着，红四军前委根据“二·七”陂头会议精神，于2月16日发布第1号通告，其中特别提出：“联席会议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提出“打倒机会主义政策，开除地主富农出党”。矛头逐渐对准地富出身的党员和干部。6月，赣西南党团特委、西路行委联合印发了根据前委1号通告精神写的《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豪绅地主的集合场”、“工农群众必须认清这些阶级敌人，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对准改组派AB团勇猛地杀去”。
  1930年10月，攻克吉安时，传说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发现一张所谓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借活动经费给“AB团”组织的收据，因此，李文林马上被怀疑为“AB团”分子。同时，总前委认为“赣西南党、团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是一非常严重的危机。”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审讯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要分子。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持前委面交省行委的绝密信并带一连士兵到省行委驻地富田，指导地方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根据绝密信指示，立即捕捉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经过严刑逼供，供出金万邦、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凤等一大批“AB”分子。至12月8日，在省行委、省苏两个机关捉押了“AB团”分子100多人。9日，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等“要犯”来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11日，李韶九在东固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抓谢汉昌等人供出红二十军内的所谓“AB团”分子，并派人捉174团长和政委。这时，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的刘敌奉命从藤田赶回东固，很快被扣押。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没有立即逮捕刘敌，但李与刘敌谈话时，采取威胁和拉拢的办法，企图诱供，暗示说只要刘敌能把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供出来，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并说这不是一个“AB团”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刘敌听得，联想到过去很多问题，于是，利用同乡关系，应付李韶九，而回到独立营营地，并与营长周兴、梁学帖秘密开会，采取对策，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迅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12日，刘敌等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来到二十军军部，质问李韶九和刘铁超，不见效果，立即包围军部，捆绑了刘铁超、李韶九（后逃走），放出了谢汉昌等人，率营直奔富田。天黑时部队赶到富田，包围了省苏驻地，缴了省苏警卫排的枪械，抓了几个人，释放了段良弼等40多人。正在开会的省行委负责人发现情况，在混乱中借夜幕逃脱。
  “事变”发生后，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率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渡赣江开往永阳，在赣江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并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口号。1931年元月，在永新、安福等县打土豪。4月，在横江、永阳等地同国民党军几次交战，均获胜利。这时，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于7月中旬在于都坪头寨对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将副排以上干部统统扣压，大部以“AB团要犯”、“反革命”罪而杀害：余部分别编入红三、四军、十二军，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这就是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附3：东固革命根据地部分人物（青原区籍人物编入本志人物编）
  段起凤（1893-1933）
  江西永丰人，又名段月泉。出身于佃农家庭，做过长工，学过武术。大革命前参加封建帮会“三点会”，自任绿林武装领头人。1927年10月底带领其武装参加东固工农革命军，任副队长。11月，和赖经邦一起领导东固暴动。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任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队长。8月，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副团长。1929年2月，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四团团长。年底任东固区苏维埃主席。1930年3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任赣西南办事处主任。1933年6月在公略县（今吉水县水南乡）被错杀，在党的“七大”上被平反。段起凤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李文林（1900-1932）
  江西吉水人，原名周金堂，又名周郁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读于黄埔军校。1927年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九军朱德部任军事教官。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9月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政委。1929年6月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四团行动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1930年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党团书记及秘书长、红军学校校长，10月任江西省行委书记和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2年5月在万泰县古坪村诬为“AB团”首要分子被错杀。在党的“七大”上被平反。李文林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其秘密割据的方式被毛泽东称之为“李文林式”。
  曾山（1899-1972）
  江西吉安人，原名曾如柏，曾用名曾修生、曾珊、曾宪璞。1925年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初返回吉安从事秘密工作；4月任中共吉安县西区区委书记；11月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1929年1月任中共赣西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3月任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11月当选为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2月被选为共同前委常委；3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8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10月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常委（后为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同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12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1934年2月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参与领导赣西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等工作。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率江西省党政军机关在赣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1月率部突围；5月部队被打散后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后赴苏联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12月回国抵延安。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华中财经委员会主任、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商业部部长、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4月16日在北京病逝。
  毛泽覃（1905-1935）
  湖南湘潭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营党代表。1929年1月任中共红四军前委农运科科长；4月任中共吉安东固区委书记、赣西特委委员。1930年初成立红六军，任政治部主任，代理军政治委员；10月任红一方面军后方委员会主任兼中共吉安县委书记、红二十二军特派员。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五师政治委员。后兼任师长，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兼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秘书长。被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1933年春与邓小平、古柏、谢唯俊等一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被撤销职务，后调任中央反帝拥苏同盟宣传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黄膳口红林山区战斗中牺牲。
  陈东日（1902-1931）
  湖南宜章人，字原祥，号破晓。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任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党代表，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党代表。1929年1月随红四军进军赣南途中负伤，留在东固根据地养伤，伤愈后留在东固工作。1929年4月后任东固教导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1930年初红军学校在吉安陂头改为赣西南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仍任校长，后任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后拟任红二十军政治委员。1931年7月在赣西南地区被错杀，在党的“七大”上被平反。
  刘士奇（1903-1935）
  湖南岳阳人，1921年入湖南商业专科学校读书，1923年任湖南学联总务部主任，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被派往株萍路矿从事工人运动，8月当选为安源第七届团地委候补委员，负责学生部工作。1926年8月，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乡秘密建立中共岳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任书记。1927年8月调江西工作，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9月任中共波阳县委书记，10月调任赣北特委书记。1929年先后任赣西特委委员、特委秘书长、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同年11月代理赣西特委书记。1930年1月任赣西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政治委员。是年，在中共“二七”陂头会上被指定为赣西南特委临时负责人，共同前委常委。3月15日在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赣西南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5月当选为赣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政治委员、军委书记。10月就赣西南政治、军事、经济，土地等问题向中央写了题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年5月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工作。6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中旬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1月7日升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日，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又称东路军）军长。1935年牺牲。
  黄公略（1898-1931）
  湖南湘乡人，原名汉魂，1916年投笔从戎参加湘军，先后任文书、司务长、排长。1922年8月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于1925年在湘军任连长，1926年7月升任团副。1927年初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学习，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6月任湘军五师三团三营营长。同年7月23日，与彭德怀、滕代远等组织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后任红五军第四团党代表、湘鄂赣边区支队长、红五军副军长等职。1929年12月调赣西南地区，1930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后改称红三军）。1930年2月任共同前委委员和候补常委。1930年10月7日当选为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1931年9月15日在东固镇的六渡垇山峡，遭敌机空袭中弹牺牲。毛泽东亲写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对黄公略同志一生作了很高评价。
  罗炳辉（1897-1946）
  云南彝良人，1913年加入滇军，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讨伐陈炯明的战争。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第五团第二营营长。因为人正直，不愿趋炎附势，所部被遣散。1929年7月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15日率部180余人在吉安值夏起义加入红军，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1930年1月，任红六军第二纵队纵队长。4月任红十二军军长。1932年10月任红二十二军军长。1933年12月任红九军团军团长。是第一届和第二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1946年4月，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同年6月21日因病在山东兰陵逝世。
  刘铁超（1899-1932）
  湖南耒阳县人，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刘铁超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赣西南地区，担任东固革命根据地青年干部学校（后称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学校为赣西南苏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也为红军第三、第四分校的创办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成功教学方法。1930年6月至10月间，刘铁超领导红军学校的学员参加了第六、七、八、九次攻打吉安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红军学校的学员表现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为保证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30年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城宣告成立，刘铁超当选为执行委员。10月初，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军政委、军委书记刘士奇离职，原任军长曾炳春改任红十二军政委，调刘铁超任红二十军军长。1930年12月9日，发生“富田事迹”，刘铁超也被捆了起来，但当刘铁超要求去总前委申辩时，得到了同意。刘铁超回到总前委后被释放，另外安排工作。1932年1月，红军独立三师师长王云桥牺牲，刘铁超调任该师长。刘铁超上任后就投入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在于都县平头寨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刘铁超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牺牲。
  金万邦（1900-1931）
  原名曾钦亮，号绍昌，江西省宁都县人。1916年进入省立宁都第九中学学习。1925年，在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后，留在南昌做地下工作。1928年3月，被派往吉安延福任江西省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党代表，1928年9月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党代表（团党委书记），1930年3月，任赣西南特委候补委员，士兵委员会委员，赣西南特委东路行委书记。10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常委、军事部部长、江西省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3月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于宁都黄陂，时年31岁。
  附4：参加“进剿”、“围剿”东固革命根据地部分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第十八师 1930年5～12月，为了“围剿”红军，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先后驻峡江、吉水、吉安、永丰。第十八师先隶属国民党军军政部，后隶属国民党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下辖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旅和师属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营、骑兵连、卫生队、通信队、补充团，全师约1.4万人。师长张辉瓒，参谋长周纬黄。12月30日，在永丰龙冈战斗中，该师被红军歼灭，张辉瓒被活捉。
  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1930年6月，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接防第一四八旅驻防吉安，师长邓英，下辖3个团。同年10月，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击败后，逃离吉安。
  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国民党军，发动对赣西南根据地暨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并设立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开始驻南昌。12月17日迁驻吉安，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辖第六、九、十九路军和航空第三、五队。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二十四、五十六、四十五师和新编独立第十四旅，驻抚州、宁都等地；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兼），下辖第十八、五十、七十七、二十八师和新编第十三师、独立第十四旅，分别驻吉安、吉水、永丰等地；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下辖第六十、六十一师和第二十师三十四旅、独立第三十二旅，从湖北、萍乡进驻莲花、安福、泰和、万安等地。随着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南昌行营溃散。
  国民党军第五路军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对赣西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并重新成立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其第五路军分别驻吉安、泰和、安福、吉水、永丰等地，第五路军总指挥部驻吉安，下辖第二十八、四十三、五十四、七十七师，总指挥王金钰。第二十八师先驻泰和，后驻吉水、吉安，师长公秉藩；第四十三师驻吉水，师长郭华宗；第四十七师驻吉水水南，师长上官云相；第五十四师驻永丰，师长郝梦龄；第七十七师驻安福、莲花，师长罗霖。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瓦解。
  国民党军右翼集团军 1931年6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对各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其右翼集团军驻吉安，隶属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下辖第一、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第一军团，下辖第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师，军团总指挥蒋光鼐，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第二军团，下辖第二十五、二十七师，军团总指挥孙连仲，第二十五师师长孙连仲（兼），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第三路进击军，下辖第二十三、四十七、五十四师，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兼），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随着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国民党军右翼集团军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