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区城市投资开发公司于2003年组建成立，为青原区政府直属正科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定编6人，实行企业化管理。公司设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2名，内设综合科、工程管理科，在编人员6人。
  公司主要职责有参与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开发，依法经营和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使之保值增值，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参与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的融资和投资，搞好资本运营。经营城市国有土地和其他城市资产，使土地收益极其他资产的数值最大化，对城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包装运作，负责项目的招商、转让、协调、监督和管理，负责公司投资项目的资金调度、工程管理、效益评估、经营管理。
  业务开展包括参与区内土地运作、重点项目建设及融资。2003年以来城投公司储备土地120公顷，负责土地运作项目有井冈山大学商业服务中心、正气路以东文山公园南面、北面两地块等土地运作。从事区内重点项目建设有青原区正气广场、梅林污水处理厂、青东公路改造（华能段）、水运路以北36公顷，汽车文化产业园项目，科教路、正气路（行政中心段）、青原大道拆迁安置房、行政中心拆迁安置房。作为吉安市金庐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融资1亿元，青原区污水处理厂融资4800万元，青原山景区道路融资4000万元，华能大道改造项目融资6000万元。
  附：水东难民街
  抗战爆发以前，河东没有街，沿河一线只有一些零星农家。1939年3月，南昌及赣北各县相继沦陷后，许多难民（当时亦称义民）逃难至吉，不愿继续南迁，而吉安城中早已人满为患，遂在以河东亭子下为中心的沿河一线择空地“重建新巢伴赣江”。开始只有几十家，不久越聚越多，且由沿河发展转向纵深发展，到1942年时，上起李家村，下至彭家村，东抵刘家坡，西至赣江边，上下连绵数里，东西纵深二里，均为难民的居住区。区内有通吉路贯穿其中，前后左右还有沿河南街，沿河北街，南后街，北后街等街道，街上有“万兴隆米店”、“三圣南货店”、“生活馆”等南北货饮食店两百余家。如果把散居在周围村庄的难民计算在内，约有难民近5000户、2万余人，俨然构成了一个新的区镇。为此，1943年6月，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以难民街为中心的吉安县水东镇，派驻了省警察总队一个分队的兵力，建立保甲，对其实行特别管理，这就是当年的“水东难民街”的形成情况。
  这里既称“难民街”，居民十之八九自然是贫困的“难民”了。他们背井离乡，备受战乱之苦，虽然天天盼望抗战胜利，好早日重返家园，但面对战争现实，也只好在这里暂时居住。难民们来自各地，成分复杂，除一部分在水东“新生纱厂”做工外，多数为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只好出卖苦力或从事小本生意谋生。在街面上，也有一些有一技之长的难民开设作坊，从事手工生产，如打铁、小钣金、竹木器制造，制作毛刷、纸盒等，丰富了商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民的生活需求。同时，他们从各地带来的工艺技术也促进了吉安工艺技术的发展。但是，难民中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同当地的流氓地痞勾结，欺行霸市，聚众赌博，嫖娼卖淫，败坏难民街风气。
  难民街道，除少数木板房外，两边均为难民搭盖的茅草棚。这些茅草棚由难民先来后到随意搭盖，杂乱无章，参差不齐；街上没有修建排水沟，生活用水随手泼出门外，自然流入低洼地，形成了无数个臭水坑；地处低洼地的茅棚长年潮湿，一到雨季，棚内积水甚深，木盆、小木凳一类的小木器可在水中飘荡，难民几乎无法居住；街上找不到一个公共厕所，简易便所也很少。人们净手，多在街头巷尾的拐角避眼处或野外低洼地；生产、生活垃圾就便倾倒，不少池塘被填淤，街上垃圾堆成小山，因而一到夏天，难民街上臭气熏天，蚊蝇扑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多臭”、“多窟”、“多毒”的三多街，被人们称之为“吉安的魔窟”。
  螺川浮桥于1942年夏开始架设，当时各地难民已涌集河东，人口暴增，国民党当局为了两岸居民来往和防空需要，耗资57万元，在河西盐码头与河东彭家村之间的江面上，用木头、木板将117只浮船架成浮桥。桥长444米，宽约3.5米，能供两辆人力车同行，该浮桥于1942年11月4日建成通行。此后虽在春夏两季几度被大水冲断，但毁而复设，直到1944年被大水冲毁后无力修复，才彻底拆除。
  当局对这里实行名为所谓特别管理，实际上是放任自流，无人管理。如消防工作本由吉安县警察局水东分驻所和消防水警队负责，但他们基本上不管事，消防工作主要靠水东义民组织的救火会（冬天又称冬防会）。水东义民救火会于1938年底遭受第一次大火后，由热心公益事业的曾逸凡、王立恒、宗公亭、戴石棠、王范卿、饶国元、衷侠、吴飙言等十几个组成，拥有火钩60支，水枪10余管，水桶60只，还有一支由码头工人组成的挑水队。但是这里的建筑物95％以上均为茅棚，极易着火，加上居民消防意识差，救火会又毕竟是业余民间组织，经验不足，因而这里火灾次数和规模都是十分惊人。据不完全统计，水东难民街存在的7年中，先后共发生大火灾20余起，其中特大灾就有7起，成为水东难民街迅速萧条的一个直接原因。
  几次大火灾的情况如下：
  1940年春节前夕，刚刚形成的难民街不慎失火，当时报载：“茅屋数百间，悉化灰烬”。难民们“哀鸿遍野，骨肉分离，际此寒风凛冽，衣食无着，虽经各方拨款赈济，惟杯水车薪，似难普惠”。为了救援难民，省后援会在光明大戏院举办游艺会，邀请名票陈涵舟、余晓余、钱振民、熊筱南、徐宝元、杨文义、朱玉珍、童秋芳、童桂芳以及光明大戏院戏班名伶，公演评剧募捐三天，得款3589.25元救济难民。
  1940年9月9日下午一时许，难民万舍因炊火不慎，燃着自家茅棚，火势迅速蔓延，使彭家村附近至通吉路口沿河一线，70余幢前不久已遭火焚，新近重盖的茅棚再遭火劫，烧死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小孩，其状惨不忍睹。
  1942年6月10日至18日，9天内难民街连续发生三起大火，尤其是第三次大火，如雪上加霜，直接导致了大量难民迁徙他乡。
  6月10日，难民潘金根不慎失火，烧毁通吉路至北后街茅屋113幢，使185户1098人遭灾；6月15日，难民李锡春在沿河南路引起火灾，烧毁茅屋10幢，使10户、80余人遭灾。
  6月18日是端午节，中午时分，南后街50号居民程文彦按习俗放鞭敬神，火花燃着隔壁的熊尧庭家的茅屋顶（一说火花掉进隔壁圆木店的刨花内）引起火灾。那天西南风正猛，加上干旱已久，风助火势迅速蔓延，一时火光冲天，火星四爆，无法扑救。烧毁南、北后街，沿河路南北侧茅屋396幢，使621户人家、2889人遭灾，几十人被烧伤，梅林乡萧保长之妻及三名儿童逃避不及，在大火中丧生，连停靠岸边的几艘木船也被四爆的火星燃着，险遭厄运。灾民们经过多次大火的磨难，面对这一片废墟已不再恸哭，而是愤怒地将肇火者程文彦的茅屋（处在上风，侥幸未被烧毁）拆毁。
  这三场大火，共烧毁房屋519幢，使近百人受伤，4人葬身火海，821户人家、4067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使难民街一半以上成为废墟，沿河一带更是一片焦土，损失极其惨重。尽管灾后吉安各界募捐法币31.409元救赈灾民，但是杯羹饥夫，解决不了问题，不少灾民因此而被迫离开这里，形成了河东难民街的第一次大规模减员，因此有人问起难民街到哪里去了，不少老人会说：“被大火烧掉了”，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水东难民街大约尚有居民3000户，8000余人。抗战胜利后，难民们纷纷返回家园，居民锐减至300余户，1000人左右。至吉安解放时，其居民已不足150户，人口也只有500人左右。而且街已不成其街了，只有现在渡口边的亭子下还沿旧称为“河东街”。
  水东难民街从1939年形成到1945年基本消失，前后存在有7个年头，鼎盛时为1940年至1942年。它记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证明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和顽强的生命力，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