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欧阳辅欧阳辅(1861 - 1939),字棠丞，泰和县人。金石学家。清光绪末在南昌开设开智书局，宣统元年 (1909)选为江西咨议局议员.自民国初,漫游京、津、沪、汉.好收藏碑帖，博览古今金石书籍，精鉴别，善校勘，所藏多佳本，积存新旧墨拓八千余种，金石著述三百余帙，遍加考订，于前人舛误颇多勘正。晩年精心校辑,六易其稿而成《集古求真》十五卷，于1923年以手稿本刊印行世，1933年刊行《集古求真补正》十四卷，不久又刊行《集古求真续编》十卷。三书共著录考订碑帖一千二百余种，均以真、楷、行、草、 隶、篆分体为类，一变前人著录之例;而书论不佳者，漫連'难读者悉不录，伪者不录,而伪托向为人所珍者录而存之;于石刻之笔画，文中之事实，纸墨之新旧，拓手之优拙，多采原说,所附已见惟以辨伪为宗旨, 以副求真之名。在三书的序跋中和正文考辨中处处洋溢着他十分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学术主张。
  他特别注意考证碑帖真伪，刻意“求真”。因为“学书不临碑帖，虽极其能事，难免俗工之谓；临碑帖而不知求真，则更永墮恶趣,终身不能超脱矣”。他“求真”特别严格.认为“文公作《集古录》时,有真而无伪，不必求真,而自无不真.虽亦间有别本，虽如戎辂、黄庭之类，皆前人所临仿，后人以为善而刻之于石，久而莫知为谁,非有心作伪也……迨宋之季,韩促胄、贾似道均藉好古，自附于风雅.趋炎者遂假墨宝为苞苴，矜奇夸异,而伪造以兴。迨近人托活洛氏，以藏石闻.而众伪蜂起”，光绪以后出土之石以千百计，其伪固不可待辨,其他残石古竭，不知凡几，而伪造旧本，尤为精巧，“故今人而欲好古，不可不求真祛伪”"而以往“金石家多考证史传.题跋家多称述笔法，评鹭优劣，于碑帖之真伪，反少研究”，结果常常 “自欺欺人，贻讥不恤，可笑亦可吊也”。所以，他把“求真”放在首要地位。
  他认为，考证碑帖真伪之难，难于考证经史。“考证经史难矣,考证碑帖尤难,考证碑帖而辨其真伪, 则难之又难所以，他提出,读碑要先勘全文及原有题记，再考撰书人年世，则真伪得其大概。“若徒取异说，往往贻笑。如王算州以隆阐碑即怀悻所撰书，是未读碑文;康有为不知吊比千文为翻刻，是未见题记，又误以为崔浩书，则不考年世，且未读《东观余论》矣。”而近世金石之学虽盛，然多不精赅，“精诣殊少，谬误孔多”，“如姚惜抱之卓卓有声，题跋三卷，全属言可以不作。如康有为之鼎鼎大名，《广艺舟双楫》，炫博市奇,实则放诞矛盾，不胜指摘”，“求其考核精当，不愧名家者，前惟覃溪、潜研、兰泉、虚谷诸老,近惟鞠裳叶先一人”。对翁方纲、叶昌炽之金石识力颇为心折。
  欧阳辅资信笃实，治碑帖之学三十年，凡所订正，必综考众说，参稽实证以征信。如泰山刻石，蒋氏访得玉女池之十字本，许氏访得碧霞无君洞之二十九字本，向称珍品，欧阳辅指为宋代摹刻。闽人林石庐以金石家方以宝岱阁自诩，欧阳辅以为此非信断，并给林石庐去信，以家有秦篆四十六本与秦篆谱原为本邑先达杨士奇故物,常兴蒋、许二本对考，真贋自分，绝非虚构武断。其考述之矜慎如此。故其“求真”三编问世之后，引起金石学界广泛注意,亦为国际汉学界所重，国内各大图书馆及美国各大图书馆纷纷购藏。《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全书“别树一帜.独严于真伪之辨，不惟学者得所抉择，即考古者亦可资以考订”，其学术价值极高。
  萧纯锦萧纯锦(1893 - 1968),永新县人。1912年留学美国，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京女子大学、东北大学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并以东北大学教授身份加入中国经济学社。1933年后曾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农业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兼任中正大学教授,后又赴上海任明文学院商学系主任、大同大学教授。新中国建立后任上海贸易学院、复旦大学教授。
  萧纯锦是中国早期受西方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在大学主要任教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国际贸易学》。他的学术思想先是倾向于边际效用学派，后来又倾向于制度学派。 他曾在《学衡》等杂志著文介绍这两个经济学学派的学术观点，并结合国内经济问题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成为学衡派重要理论家。
  2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当时中国的英美留学生形成中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他们质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一方面极力传播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边际效用学派和制度学派是他们宣传的重点。萧纯锦也属于英美派，他的经济学思想明显倾向于边际效用学派和制度学派。在当时的中国应该实行哪一种经济制度这一敏感问题上，他主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他较为系统地对社会主义进行分析批判，他的分析批判社会主义的立场与西方保守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他并不从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角度出发，而是认为，中国仍处于生产极端落后的状态下，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以促进生产,增进财富总量，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消灭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分配上的平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犹蒂华藕于修陵， 表龙章于裸壤”(萧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学衡》第1期,1922年1月)，跟西方保守主义孜孜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不同，他看重的是整个国家的富强。
  从他的经济思想出发，在政治上，他极力主张平等，但他强调的平等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他说:“所谓平等者，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也。政治上，无阶级贵贱之分,法律上，无特权豪强之别。智愚不肖之禀赋虽有不同，而皆得以尽其性命之理，而充量发达，至于造诣不同，成就异趋，虽有圣贤，无能为力，则贤者有以自见，而不肖者亦不失其应得之地位，贤者得以发抒其才智，无隐厄不遇之惑，而不肖者心安理得，亦无屈抑沉沦之叹，各尽其天赋之本能，以共谋人群之幸福，与文化之进步，此所谓平等之真义，而民治主义之真精神也。”萧纯锦认为，人天生禀赋各异，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差异的，应当给予每个人以平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天赋能够得以充分的发挥。“在民治主义之世，阶级仍然存在，但其阶级非根据于遗传之财产,及世袭之权利，而根据真正之才能，由自由竞争以证明者耳。”(萧纯锦《平等真诠》，《学衡》第5期,1922年5月)他所主张的平等与西方保守主义建立在等级和地位之上的平等有着本质的差别，他强调个人才能的发挥，自由竞争，机会平等。
  罗隆基罗隆基(1896 - 1965),安福县人。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毕业后,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上学位.并曾赴英国师从哈罗德•拉斯基研究政治和近代史。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又曾从事报刊编辑并创办过数种政治刊物,参勻创建民盟并曾任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主任委员，曾被聘为国民参政参政委员、被选为“宪政期成”委员，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部部长、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等职。
  罗隆基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政治活动家、政治理论家"民国时期发表过大量的政治理论文章， 在政治理论上提岀过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T-政治民主和专家治I目两方面的理论主张。
  罗隆基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出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种政治制度，而且是…种I活方式，一种做人的道理,一种人/哲学;认为民主的基本出发点是承认人足目的.承认人的个性、人格和价值的平等， 是人人能够“成我至善之我”、罗隆基不承认民主的阶级性，但承认民主的防史性.并从民主历史发展中得出世界民主实践的趋势是从政治的民主扩充到经济的民主。在他看来,政治民主的典范是英美的民主,而经济民主的榜样是苏联。他认为对现代人来说.经济民主比政治民主更有现实意义.同时，他又认为民主生活的目的是“人人做人，人人做自己的主人”，除此而外的一切制度，无论政治、经济及其他任何制度，都是达到目的之手段。因此，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也都是达到整个民主牛.活目的之F段。他认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应该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并进，但在途径上则应该走先政治民主再经济民主的道路3本着以上理论,罗隆基主张中国必须实行宪政制度.实行法治,他认为争取民主也就是争取宪政，真正的宪政,必须是法治而非人治，是民主而非专制，是和平的政治而非武力的政治，从而达到一切人在法律上平等、人民都可参加政治、政权的转移取决于和平的竞争这样的境界，中国只有走上了 “民主、法治和和平的政治”三大原则的轨道，才算有了宪政'他猛烈地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专制和军政,并且不遗余力地提出各种宪政方案,希望在中国实行"但终因其理论上的某此缺陷而行不通"罗隆基的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石之一，是他提出的“专家政治”主张"针对中国盛行的“武人政治”和 “分赃政治”，罗隆基提出实行“专家政治”，也即“专家知识的行政”或“令门人才的吏治制度”。他指出， 中国的现状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党，“都在武人的指挥底下”，这是武人政治的恶果的表现;而国家的几十万行政人员，从国家的总次长到一直到守门的门房、打地差役，专靠推荐、援弓I、寅录、苟H来产生，这不是分赃政治是什么？他认为必须免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而通过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 实行“专家政治”，使各方面的仔门人才进入国家机关，管理国家的行政.治理国家“他认为，“二I•世纪的政治上所做的事大半是科学上的事”.行政管理本身，“非采用科学的方法不可”，因此，“二十世纪的政治行政，已成了专门科学，二十世纪的行政人员，要有专门知识”，必须实行专家智识的吏治制度，如公开竞争的考试制、行政官员的任期制、科学分工的订薪制、订定违法舞弊法、官吏的退职养老制、与吏治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等，推行“专家政治”，使之成为政治民主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实现行政专业化、科学化,以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改变因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使人民少受行政紊乱之苦。罗隆基的这一主张，吸收了西方民主政治实践的最新成果，对批判国民党的统治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把“专家政治”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途径，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现实、、罗炳之罗炳之(1896 - 1993),吉安县人。教育学家o 1921年大学教育专业毕业后，先后在多所中学、师范学校任教,1928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修教育行政与比较教育，获硕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大学教育系科,并长期担任大学教育系主任、教务长、院长等行政管理工作，多次到欧美进行教育考察和教育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直在南京师范学院任教“他一生从教，一生未间断过教育研究工作，直至去世■他的教育研究涉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行政、教育管理、教学方法、师范教育、比较教育和教育史等多方面，写下了许多教育论文和专著。罗炳之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主要有以下儿个方面：(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罗炳之是我国较早倡导和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学者，十分注意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长期致力于科学的、哲学的、比较的和历史的教育研究，还扩展到教育研究的一般程序和具体方法,如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测量法和统计法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科学研究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反映在他1931年岀版的专著《教育科学研究大纲》中。这部专著首先论述了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本质和程序，次述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必要性和价值，再述教育科学研究的演进及现状，教育科学研究的普遍程序,即历史的研究、比较的研究、科学的研究、哲学的研究，最后分述各项教育科学研究需要的特殊方法和专门技术。他所建立的这个理论体系是开拓性的，这部专著也是国内相关领域第一部理论著作。
  （二） 教育行政学（包括学校管理学）的研究。罗炳之留美期间.专修“教育行政”课程，回国后较长时间内在大学担任教育行政和学校行政两门课程的教学，深感国内有关教育行政的著作不多,佳作尤少.一面教学.一面编写讲义,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写成了《教育行政》一书。这部书包括“教育行政”和 “学校行政”两个方面，运用科学的、哲学的、比较的和历史的方法，研究我国的教育行政,评述每一个教育行政制度，比较中国和欧美教育行政制度的异同优劣，探讨和研究有关教育行政机构、教育人员、教育经费和教育视导等问题，以及学校行政组织、教务、事务、学校教育研究与推广等问题，形成了其自身的教育行政学术体系,在中国教育行政学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
  （三） 师范教育学研究。罗炳之针对当时国内师范教育衰落，行政当局轻视师范教育、抹杀师范教育的独立性等状况，强调师范教育本身的重要性和专业性，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写出了专著《师范教育新论》一书。他参照欧美、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师范教育的诸多长处，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发展中国师范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专业化，教师不独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专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相类，是高度专业化的;二是科学化，教师的教学以科学研究为依归，教学方法建立在科学方法基础之上； 三是艺术化,教师的专业,又是很艺术的，面对学童,必须讲求教学的艺术性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他的这些研究对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 比较教育研究。罗炳之广泛考察欧美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并翻译出版了著名比较教育专家凯德尔的《比较教育》一书,又整理考察所得写作出版了《最近欧美教育综览》和《最近欧美小学教育概览》二书，成为比较教育学的重要著作。他还从中西教育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五） 教学方法研究。罗炳之从1930年第一本专著《普通教学法》起，陆续出版了《教学通论》等多部教学理论专著,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形成了他的教学方法理论系统,从教学目的的分析，到教学法史的考察、教学法的改革、创设教学条件以及教学法的心理学基础、教师素质的重要性等作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极富现实意义。
  （六） 教育史研究。罗炳之的教育史研究包括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方面，他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史料的选取，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取得了一系列教育史研究成果,特别是60 年代出版了《外国教育史》一书的上册,80年代初出版了《外国教育史》下册，获得极高的评价。
  萧公权萧公权（1897 - 1981）,泰和县人。萧公权是享誉海内外的现代政治学家。：1926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完成博士学位学业回国后，先后在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二所学校任教,1949年受聘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直到去世，一生从事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教学o 1948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凭藉学贯中西的雄厚学力，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 中西方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广泛涉及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以及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思想等,进行缜密细致的研究，鞭辟入里的分析。他的中西融通、古今融通的深厚功力，富有创造性的真知灼见，独辟蹊径的史家胆识,深刻敏锐的哲人眼光，深得中西学界的敬仰和赞誉。
  早在1926年，萧公权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完成博士学业时,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博士论文《论多元政治》，奠定了这位青年学者的学术地位。该文分析近代西方政治思潮,从法律、政治、经济、哲学、伦理等侧面对多元政治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和研究.论定政治多元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匕的地位，围绕着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关系，不仅横向考察了与其相关的政治匕的各种主义与思潮及其相互关系，而且追溯其思想史上的脉络,对西方政治思想进行了纵向的把握，是中西学术史上迄今为止对政治多元论最全面、最深入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学术界引起极大的農动1927年在伦敦出版单行本，并列入《当代心理哲学以及科学方法丛书》，牛津大学指定为“近代名著”，成为探讨政治多兀论的里程碑式的历史文献。
  在国内大学任教的二十多年中,萧公权陆续在《独比评论》、《大公报》、《观察》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时评及书评，内容集中在宪政建设、国际政治、大学教育等方面，其屮许多论文收入文集《宪政与民主》，1948年在上海出版。其中有关中国宪政的理论探索，使他成为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他痛斥当时国民政府划定的中国政治发展须经“军政一训政一宪政”三阶段.而主张废止“军政”，也不必经过所谓 “训政”再实现“宪政”，而应当立即实行“宪政”。因为宪政是过程.训政便包含在宪政实行的过程当中， 要实现较完满的宪政,只有从较幼稚的宪政做起，这中间有一个学习(教育)的过程,而且学习的过程和实行的过程融为「片，不容分割为先后的阶段，这样•宪政才能达到完满的目标。而宪政的核心是民主。 什么是民主？他说：民主就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仃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择生活途径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一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
  萧公权从1927年开始在大学讲授《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以丰富的教学经验，儒学北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深厚的哲学、政治和中国历史的学术功力.长期而丰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料的积累，1938年至1940年两年时间在四川峨嵋西郊完成了学术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并于1945年在重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直至目前.在上海、台北、仃家庄等地多次再版，并在美国出版英译本。当时教育部审走为大学用书，半个世纪来在学术界影响历久不衰。该书注重从社会政治背景说明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注重政治思想流派的传承与相互影响，着重评述历史流行的政治思想具有理论意义的观点，以其资料之全面性以及论述之系统性,理论阐述的开创性以及理论分析的严密性，成为学术领域梳理和批评中国政治思想的奠基之作,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学界的经典著作。
  到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后，萧公权的学术研究又有了新的开拓，又冇新的学术专著问世，如《翁同穌与戊戌维新》、《康冇为思想研究》、《中国乡村:十九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等。其中，《中国乡村: 十九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一书尤其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I96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他到美国后的第一部学术巨著，标志着他的学术领域又有了新的拓展，由中国政治思想史转向知识背景要求更为宽泛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由一个政治思想领域的吉•家转而成为有关中国问题的学者°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n Skinner)评价该书“在资料的编辑整理匕的贡献，对于末期传统中国的民族志学者的价值而论,萧博L啲这本书实超过任何西方的研究著作” oI960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会长致信通知萧公权，称:为了承认其崇高的学人地位，为了承认其在学术上的卓著贡献，授予其一项“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奖状中称赞萧公权“融合了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在论述西方政治思想史方血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creative insight)，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great originality of conceptualization)，不仅是学者，还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平生任教,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赢得了学生的“经久爱戴"(enduring affection)o唐学咏唐学咏(1900〜1991)，永新县人，唐学咏1921年以优异成绩在上海专科师范毕业以后，经过考试成为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首批特待生之一,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在里昂国立音乐学院，他师从几位著名教授学习钢琴、基础乐课、初级和声、高级和声。正规完整的法国音乐教育体系使他崇拜不已，尤其是与中国教学法截然不同的基础乐课和视唱练耳,更使他折服在法国近十年的学习和实践中，唐学咏打下了坚实的音乐理论基础，练就了极高的器乐演奏能力和音乐创作能力。他发表的《中国五声十二律和近代和声学、对位法协调的尝试》的论文受到广泛好评，他创作的乐曲《凤凰来仪》宽厚深沉,感情丰富，他创作的钢琴曲《年颂》、《忆母》、《闻孙逸仙先生死耗之余》等四首经法国音乐学院审查合格，并授予作曲家学位。他连年获得法国多项音乐奖项，并以管弦乐曲《忆母》在里昂国立音乐学院获桂冠乐士 (相当于博士)学位,并被国际文艺家及作曲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享有盛名的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1930年，唐学咏回国后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教授兼音乐组长，后改为音乐科主任。他首先着手建立一支业务水平很高的师资队伍，聘请马思聪教授提琴,奥地利史达士博士教授指挥、合唱、配器， 李维宁、喻宜萱、史勃曼夫人、韦尔克夫人教授作曲、声乐、钢琴。他亲自担任基础乐课、和声、钢琴、音乐史、声乐的教学。他们以先进的教学法推广欧洲音乐教育成果，使中大音乐组的教育质量迅速得到提高。
  特别是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上，他大胆摒弃中国某些陈旧落后的观念和方法，提倡欧洲先进的音乐教育观念，引进欧洲音乐教育方法。他首先引进欧洲音乐教育中的基本乐理教学，系统讲授音乐基础理论，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基本能力。他又引进欧洲音乐教育的基本方法，即视唱练耳法，与乐理基础紧密结合，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辨能力和音乐表达能力。同时大胆摒弃首调唱名法,引进固定唱名法。固定唱名法源于法国，将乐名固定在音阶，不依调性调式的变化而改变，各音名的音高是固定的。 这种方法在音乐教学中简易方便,有利于增强视唱能力。他采用法国亨利•雷莫安和吉•卡罗里编著的教材《视唱课本》。他利用担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委员的有利条件，在教育部、各地音乐教育会议和音乐活动中，不失时机地宣传固定唱名法的优点、作用，又在《教育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什么是固定唱名法》、《首调唱名法为什么被废弃,而换上一个固定唱名法呢?》等文章，在理论上深入阐述，有力地促进了固定唱名法的推广和应用。在教学中， 他注意学生听力和视唱能力的训练，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使用固定唱名法的教师,为中国基本乐课和视唱练耳教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唐学咏是中国引进固定唱名法和倡导视唱练耳、重视基本乐理教育的先驱。
  抗战期间，由于时局的变化，唐学咏辗转于江西、重庆、昆明、湖南等地，先后在中正医学院、重庆川东师范、昆明国立艺专、蓝田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创作了大批抗战歌曲，举办过“唐学咏博士作品音乐会”。抗战胜利以后，他出任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整顿教学秩序.净化校内环境,新建西式校舍，充实教师队伍,添置教学设施，采用系统、先进的音乐教材和教学方法，使福建音专成为中国的优秀高等音乐学府之一，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家，为中国海内外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岀了杰出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在兰州师范学院、哈尔滨艺术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同时创作一批优秀的歌曲、 乐曲。
  王造时王造时(1903 - 1971),安福县人。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王造时于1932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在研读政治学期间,对美国、苏联、英国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比较、研究，认为:美国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文官制，重视法制以及司法独立、军队国有, 重视公民权利等,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容易变成虚伪的东西;苏联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平等，但政治上没有民主，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大权在手的领导干部享受特殊的待遇,容易形成特殊阶层，等于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反过来影响经济上的平等;英国费边主义者主张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政治上保留原有的多党制、议会制等民主制度，在经济上从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福利的原则出发，逐渐实行企业国家所有，到最后成为一个全民所有、全民所治、全民享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具有民主的人道性质的改良的渐进的又容易实行的比较好的制度，英国工党接受费边主义的主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民国时期，王造时苫苦地寻找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经过比较研究之后，以费边主义理论为武器, 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构想，形成了他的救国方略。在政治制度方面：i.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确认“国家为全体人民而存在，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由全国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制宪议会，制定'宪法，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国家重要机关的组成及其职权。” 2.实行普选制。国家依照宪法举行普选，选出国家兀许和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由地方全民直接选举产生，各级行政长宣公民有权依法罢免。3.实行多党制"人民有自由组织政党的权利，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专政，垄断国家政权，不仅违反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必然导致政府腐败，而且也是行不通的，“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已是不可避免的现实。4.实行议会制。议会是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最高立法机关，并对国家行政机关用人、财政和行政措施进彳亍经常性的全面监督。5.实行责任内阁制。大选中获得多数议会席位的政党负贞组织内阁.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并对议会负贵，受议会监督。6.实行文官制.通过严格的文1 丫考试制度，择优录用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公职人员，这种考试录用超脱党派立场。7.司法独立.8.军队国有。 9.切实保障民权。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利，对于侵犯公民权利者，无论任何机关或个人，均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处。10.实行法治，反对人治’在经济制度方面：1.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全国工商企业应分为三类：（甲）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乙）公私共有，公私共营；（丙）私人所有，私人经营.国家监督「农业也可分为国家、集体、个体三类。各种经济成分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国家机关的健全和贪污的根绝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的完全具备.再逐步将这些经济单位依次上升2.实行合理的劳动政策。 “全国全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皆有劳动的义务。每个M民应按照其智能、体力及国家的需要，担任某种有益的劳务，以增进国家的生产。凡不劳动或从事无益有書的职业者，国家应取消其应得之权利，并以处罚。” 3.实行“以贡献定报酬”的分配制度。“在…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之下，个人取得的报酬， 需以其对社会的贡献为标准”，不能搞平均主义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无论其为体力的或智力的劳动. 企业责任的负担，或储蓄的借用，皆为社会共同I活及T产增进的旺要兀索”，因而都应被社会承认，得到合理的报酬。4.实行人道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国家应对老弱病残者和失业齐的个活给以切实的保障,“凡婴儿的抚养，儿童的教育，老人的赡养，疾病的调护，失业的保障，灾难的救济，皆应由国家负其责任,使人民皆能得到生活的安定和人牛.的快乐。” 5.逐步废除遗产制度。“我们既认定报酬的取得，应根据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对于社会无贡献的个人，即无取得报酬的权利。遗产制度，不但违反此项原则，并且足以在社会上养成一种不劳而获的寄生阶级。”因此，应当废除遗产继承制度，”［此种政策应该逐步实行。
  民国时期，王造时虽然对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有一套基本主张，但他并不要求在中国&即实行。他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社会经济非常落后,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条件还不其备。“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需要的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义，待民主革命成功后，才能逐步实施社会主义。”毛礼锐毛礼锐（1907〜1992）,吉安县人。教育学家。毛礼锐1929年大学毕业后任中学教员、吉安县教育局长、南昌女一中师范科主任、小学校长，后赴英、美专修教育学,1937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回国后先后任大学师范专业教授，曾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有广泛的研究，如教育学、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史等方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多有建树,尤其后半生在北师大期间,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简编》和六卷巨制《中国教育通史》成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重点教材。他的有关中国教育史论文如《汉代太学考略》、《论语教育论文试解》、《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儒家的“教学论”初探》、《中国原始社会的教育起源与教育性质问题》、《我国学校是怎样产生的?》等也成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关于教育史学科建设。毛礼锐认为:“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资源”，“任何一种学科都有它的发展历史，任何教育科学的一条规律，都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他主张教育史与教育学要互相学，形成学科交叉,研究教育史的不可忽视教育学的理论研究，研究教育学的也不可忽视教育史的研究。他在北师大教育系任教期间.致力于教育史学科的建设，结合教学进行教育史研究，尤其致力于中国教育史研究，他的科研成果涵盖了我国古代从原始社会到先秦，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历史，从教育思想到教育制度。他的许多学术观点都融入了教育学科的各种教材和参考书中，影响了全国，影响了几代学生。
  （二） 关于教育史研究的任务。毛礼锐一贯主张要正确对待中华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的优秀传统，教育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挖掘整理其中丰富的内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优秀传统则应当理直气壮的发展之，光大之。概括地说，就是要“批判继承，发扬传统”。他最反对数典忘祖，或者以西方学者的论点为准绳，人云亦云。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中国古代办大学的经验颇为丰富，汉代太学由专经学习到培养通儒，打破师法、家法的严格限制，这是一种进步；中国古代太学中注重学生自修和辩论，这是一种优良传统;中国实行了 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近代教育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其合理的精神，等等，都应该认真研究，从中得到启发。
  （三） 关于教育起源和本质。1961年,毛礼锐《中国原始社会的教育起源与教育性质问题》在《文汇报》发表，这是关于教育史研究的纲领性文献。他指出，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在生产劳动实践中进行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活动愈来愈专门化，这并不排斥从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在其他社会实践中受到教育的传统形式，牛产劳动、政治活动以及文学艺术等活动现在仍然是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从本质上看， 重要的一点是原始社会的教育与社会实际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因此，在他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中明确指出：“教育起源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教育是上层建筑，它被包括在’文化’领域之内”，同时又强调，“教育是历史的范畴,它具有历史性这是肯定的;但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来说，它又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是具有不同的本质的，同时它们又具有一定的共同的本质的。”进而提出，原始社会的教育没有阶级性，要把每一个成员培养成为一个劳动者。
  彭信威彭信威（1907〜1967）,安福县人。钱币学家、货币史学家。青年时代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和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在复旦大学银行系任教,又任过《和平日报》记者，出席过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香港中国银行担任过襄理.后又回到复旦大学银行系任教。新中国建立后院系调整，复旦银行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彭信威也随之到上海财经学院任教，直至去世。彭信威毕生从事钱币学、货币史学研究,为探索建立新的钱币学、货币史学,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中国历代研究钱币学的学者和著作很多，但长期停留在钱币的形制上,没有或没有更多涉及钱币的流通领域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民生活及同世界各国货币的联系和影响等方面。 而彭信威在钱币学、货币史学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钱币学理论方面开了一代新风，使钱币学产生一次飞跃发展。经过四十多年艰苦的研究,1952年，他的《中国货币史》出版发行了。这部巨著标志中国钱币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彭信威的主要贡献在于：（一） 提岀了中国钱币学的目的和意义。他认为:“前人所研究的多偏重货币的形制。钱币学家的研究对象是钱的形状，钱文的书体.把各代的钱名，像流水账一样抄录下来就算了事，有时连钱的重量和成色都不注意。至于钱的购买力,或为什么发行某种钱，发行后对于人民生活有什么影响，对于政治有什么影响，那是更加不问了。”他把钱币购买力、钱币对人民生活和政治的影响作为研究钱币学的一个目的和任务，改变了过去孤立地为研究钱币而研究钱币的陈旧观念，开阔了研究领域。
  （二） 提出了钱币学和货币学相结合的创见。他认为:“过去研究钱币的人，究竟是一些有钱有闲的人，绝大部分是从玩好出发。而且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近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方法还不是十分缜密。 所以近百年来没有大的进步。而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都很少同钱币学发生接触,所以成就不大，一定要书本和实物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货币学与钱币学相结合，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他的三个相结合的提法，就是要求运用先进的科学的方法研究钱币学。他并」丄身体力行，通过《中国货币史》表示他的见解和研究成果。
  （三） 提出了钱币学的研究要扩大到流通领域，特别是货币购买力的变动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古代钱币学是对钱币实物形制的研究，他说:“其实古钱的形制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或灵魂是它的流通情况，尤其是它的购买力。”他提出的货币流通是很大的范I制，包括货币流通过程所发工和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而货币购买力更涉及作为货币最为本质、最为复杂的货币价值问题“弄清了这一本质问题，就可以解开诸如私销私铸、通货膨胀和紧缩等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阶级的难题”（四） 提出了严肃的治学态度和建立新的学风问题。他认为：“明代的学风很不利于学术发展，也许当时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是一个原因，使一般知识分子养成-种浮夸的态度，研究问题而不联系实际，不实事求是，只是凭空臆说。”对清代学人，他说:“他们还保留明代理学那种主观唯心论的治学态度，不重视实物，不实事求是,不严肃，不忠实,只知摹仿抄袭”对嘉道咸同的学人，他说:“那一班人著书,不是为利,而是从玩好出发，多少带一点交游应酬性质,所以书中往往互相标榜。”批评他们把“钱币的出藏、转手,为他们生活中的大事，而不注意科学研究方法、逻辑学和知识面的扩大他甚至还用“捕风捉影”、 “任意穿凿”的词句批评当时个别钱币学家。他第-「、联系明清钱币学的实际，从治学和学风的高度提出发展钱币学的重大问题。
  （五） 站在世界钱文化的高度,结合国外货币学进行中国货币研究，明确中国钱币文化在世界钱币文化中所占有的十分重要的地位,极大地丰富了货币学的内容。他说:“研究中国货币史，不但要懂得中国钱币学，还要懂外国钱币学。”只有对中国钱币学、货币学与外国钱币学、货币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把中国钱币学、货币学研究走向世界，跨入一个新阶段。
  总之，彭信威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钱币学研究丄作的先行者，他对货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得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
  王泗原王泗原（1911〜1999）,安福县人。楚辞学专家和语言学家。王泗原早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报纸编辑工作,新中国建立后经推荐介绍到教育部、岀版总署从事编审工作，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曾参与商务印书馆《辞源》修订工作。
  王泗原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王邦玺、伯父王仁煦、父王仁照都是学力深厚的知名人士，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饱读诗书。成年后专攻古语文,对文字、音韵、训诂、语法及金石之学都有很深造诣。民国时期冲小学语文课名为“国语”、“国文”。新中国建立后，王泗原经过认真考辨,建议改称为“语文”，被采纳，沿用至今。1944年着手撰写专著《离骚语文疏解＞,1946年脱稿，后经叶圣陶、俞平伯、文怀沙三人审阅,并由叶圣陶题写书名，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以后致力于楚辞研究，积数十年之功， 于199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楚辞校释》，对《楚辞》作了全面系统的校订和解释，从语法、训诂、 音韵、文字、校勘等诸方面辩证阐发，决疑难,明是非，考证精当.解释贴切，解决了汉唐以来历代学者未能正确解释的许多问题，成为学术界有关楚辞研究方面的经典性著作.书后附录的《驳反训》、《也声字韵部辨正》则是音韵学方面独树一帜的重要论文。这两部力作的出版发行在楚辞研究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王泗原也成为享誉学术界的楚辞学专家。
  他的另一部语言学力作《古语文例释》于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将平H研究典籍所得记录下来,70年代初在与叶圣陶来往交谈中深得叶先生激赏，而且在以后I-年屮每写就一二十则，就送交叶先生审阅，至1981年编定，又经反复修订，正式出版"全书分句法判断语意词义、句法和虚词用法、断句、词义、古音和同音通假、文字、章法、篇、书凡例、校勘和考据、名物、古语文后人模仿之失等 13题335贝叽40万字。全书就先秦两汉典籍中语文上的疑难问题一一作了辨析，提出正确解释，见解独到，辨释精辟，成为研读古代典籍的一部重要著作。王泗原认为，据句法判断语意及词义的疑难,是研究古语文特别重要的方法，这一点前人的认识是不清楚的,注家训诂的差错多是由于不明句法，因此，“读古书要能发现疑难，不可只凭古注旧读或名家见解。”“旧注中一些重大的错误，多由于不明句法。”他指出，古书断句、古语文训诂、古语文虚词及同音假借、文字源流以及古语文章法、体例、校勘、名物都必须做到“于古籍及前人注释，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可信。反复辨正以示其当疑，严密论证以明其可信”。他说:“学术之事,著一论,主一名，不容有一义之不安。”正是以这种严谨审慎的精神来做学问,搞学术,使他的几部学术专著平实警辟、精审独到。《古语文例释》解决了汉唐以来历代传注家疑而未决或以讹传讹的许多疑难问题。例如：“焉”作为虚词，或为副词,或为助词,但训诂家常以焉为代词介词,王泗源认为“非是”，他指出王引之、马建忠、杨树达三家“共举例一百六十之多,都不能成立”，并一一加以驳正， 指出他们致误的原因有七方面,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焉”的作用，一是副词,二是疑问副词，三是助词。 又如对《尚书•无逸》中的“亮阴”、《论语•述而》中的“束脩”、《楚辞•卜居》中的“默默”等词,他认为汉唐以来的传注家的误解沿用至今，并详加考证，得出正确的解释。
  刘春刘春(1912 -2002),吉水县人。民族工作者和民族学家。刘春于1939年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室主任，从事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研究，随后兼任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回民班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课程教员，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民族学院教授兼研究部部长、教育处处长，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局民族问题研究室主任、民族学院副院长、 中共内蒙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内蒙古自治区担任党政要职，不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顾问等职。一生从事党的民族工作、民族问题教学和研究工作。
  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大肆宣扬“回教民族”的舆论，妄图建立所谓“回回国” 的阴谋，同时为驳斥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和御用文人否认回回民族的存在，以及回民只是一种宗教群体的谬论,1939年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室在李维汉、贾拓夫、刘春的带领下，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回回民族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刘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待回回的阴谋》和《什么是伊斯兰教》是这一系列论文中的代表作。他从分析回回族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回回族的宗教信仰问题入手,分析回回民族问题。刘春在分析伊斯兰教产生的原因时，首先阐明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而指出“当时阿拉伯的社会生活就是伊斯兰教产生的基础”。刘春根据伊斯兰教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明确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指出：“以民族平等的原则,实现回汉民族间的精诚团结，一致抗战”，“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妨碍我们去反对回族中可能发生的’溥仪主义’和’德王主义相反，只有克服这种投降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自决权”。这些研究结论完全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翻开了回回民族研究的新的一页。
  由刘春执笔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于1941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是在前期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专著。全书“运用马列主义的民族观点，收集了不少的历史资料，科学地论证了回回是一个民族，简明叙述了回回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正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回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回回民族问题•出版说明＞,1980年民族出版社)。这部专著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及回回民族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全书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论述严谨，结构合理。共九章，论述回回民族的历史、与回回民族日益相关的宗教，阐述回回民族的现状和岀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解决回回族问题的基本主张，介绍新民主主义环境中的回民的基本情况，层层推进，浑然一体。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科学说明了回回是一个民族，驳斥了各种错误见解并指出其危害和险恶用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所谓“回教民族运动”，就是要世界穆斯林组成一条“反共阵线”，分裂中国的民族团结，达到其灭亡中国、吞并回族、“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罪恶目的。4124 吉安地区志刘春的另一部民族问题专著以及大量论文（收集在《刘春民族问题文集》中），都是很有价值的民族学著作。
  廖季立廖季立（1915〜1996）,吉水县人。经济学家。廖季立抗日战争时期由复口大学新闻系肄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处长兼财政金融贸易处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年度综合计划局局长、专职委员、秘书氏，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国家经济研究中心副总1：事，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和经济研究工作。
  廖季立一贯主张，经济丄作必须脚踏实地,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不能照搬苏联的计划工作制度,对中国计划管理中存在的繁琐哲学、形而I：学现象多次提出过批评意见。1979年以后，积极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和实践。1979年初，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化产是商品生产，要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方作用，因此计划经济必须建"在商品经济的基础」：，经济管理也必须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按照经济规律办事o 1980年3月，刚成」7.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纽作为「央经济决策机构，在小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学派.左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马洪、廖季立等人。1981年中共屮央内部印发书记处研究室整理材料《当前总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按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1 ）坚持计划经济；（2）不那么坚持； （3）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4）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廖季立列在第四类。经济学家吴敬连在《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文中称：2（）世纪80年代初期，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治工张，“当时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廖季比、刘明夫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
  廖季比主张，在总体上应该摒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o他曾亲身参加过多次“五年计划”制定工作，总结起来,他说计划经济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不符合经济规律,“搞计划经济越搞越穷,搞市场经济才能致富” °在谈到所有制形式时,他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种混合所有制，既可以有国营的，也可以有集体、私营以及个体,还有外资，没有什•么要改造发展的，也没有什么占优势、什么占劣势的问题， 关键在于是否能发展市场经济。如果我们局限于国有经济，老在旧套子匕打转，社会主义就出现大问题。”廖季比努力探索从总体上设计中国经济的管理体系，主张机构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他还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正确处理好经济稳定、改革和发展关系等-•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建议。
  1986年，廖季立在《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2月8日）一文中，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种提法否定了当时经济学界主辅论、 板块论、层次论等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观点,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也引发了政治界和经济界的激烈争论，而且反对声不断。有人问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回答说:我看不出这个提法有什么问题o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采纳了这种提法,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的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廖季立的许多重要经济学论文《从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谈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论综合平衡》、《论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等大都收集在《屮国经济体制改革论述》、《廖季立经济文集》二书中。
  朱伯石朱伯仃（1919 ~ 1995）,泰和县人。现代写作学理论家o 1944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在江西、湖北等地任中学语文教员,1956年调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主要从事药作教学和研究，任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教授。曾任湖北省写作学会首任会长、中国写作学会理事。
  朱伯石自中学时代开始就爱好写作，在省内外报纸杂志发表大量散文、诗歌、小说、杂文，在厦门大学学习期间在国内各地报纸杂志发表各种文艺作品、论文、译作三百多篇。担任中学语文教员后，一方面继续进行文艺创作，一方面结合教学进行语文教育理论探讨，在《中国语文》、《语文学习》等刊物发表语文教学研究论文，同时出版了专著《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语言因素》一书。到大学专任写作课教学后，陆续发表有关写作理论和写作方法的文章一百余篇，1980年出版了论文集《写作与语言》，随后陆续主编出版了《写作概论》、《写作与作文评改》、《现代写作学》三部写作学教材，并被评为优秀教材，一版再版。 尤其是《现代写作学》一书，反响强烈,评价很高。《语文导报》发文称:这是一部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写作理论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运用美学、心理学、思维学、文艺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创造性地开拓写作研究新领域的教科书。朱伯石在长期的写作教学和研究中，形成了一整套写作理论,主要的理论观点是：（-）文品即人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高尚情操，热爱生活，关心社会，不断追求进步,是写好文章的根本。
  （二） 文以意为主。意之高下，决定文章高下。立意炼意,是写好文章的关键。任何华丽的辞藻掩盖不了思想内容的贫弱。
  （三） 文章是语言的艺术「下苦功学习语言，提高语言表现力，是写好文章的重要条件。
  （四） 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我国是一个文章大国，又是一个文章古国，具有极其丰富的写作理论遗产，要批判地继承,同时也要学习吸收外国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写作理论， 为写作实践服务。
  他在《现代写作学》一书中提出，从写作行为学的角度看，写作行为是“感知一内孕一外化”的“三级飞跃”，以研究文章写作者的写作过程为中心，研究写作者的写作行为。朱伯石认为，写作活动是一种精神劳动，遵循着从感知飞跃到内孕飞跃到外化飞跃的精神活动过程：所谓“感知飞跃”，即客观外物升华为作者内识，是整个精神劳动的基础;所谓“内孕飞跃”，即在内识基础上作者用创造性思维形式形成未来文章作品的初始意义和形象的过程，是整个写作行为的核心;所谓“外化飞跃”，是将孕育在作者头脑的内在形式,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向文章形态转换，是整个写作过程的终结。“三级飞跃”是写作行为的一个基本模式，揭示了写作这种特殊的精神劳动的本质属性，是区别于其他精神活动的根本标志。写作学界称之为“三级飞跃律”。“三级飞跃律”的提出，是写作研究从重客体（文章）研究转变到重主体（作者） 研究的一个根本转化。唐代兴在《在探索中沉默，在沉默里唤醒检讨——关于写作哲学的创世纪》中说: “自1985年写作学诞生以来，从刘锡庆先生的’双重转化’到朱伯石的’三级飞跃’，再到金长民、林可夫的’三重转化’，可以说完成了写作的静态规律研究的奠基工作。”贺其治贺其治,1920年生。永新县人。国际法学家。1942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7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法硕士学位,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新中国建立后回国，历任中国外交学会编译室主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和北京外交学院兼职教授、外交部法律顾问、联合国外空委员会中国代表、联合国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以及国家责任法条款草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第51、第52届大会中国代表团特别顾问、国际宇航科学院执行董事等职，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贺其治是国际空间法学会终身会员、理事，多次获得重大国际性奖励，是获得三个国际宇航机构大奖的唯一的中国人。
  贺其治对中国国际法学的杰出贡献首先体现在他在外层空间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在50 年代,他偶见《美国国际法学会会议记录》中一篇关于外层空间法律地位的论文，恰值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就敏锐地感到，外层空间法将是国际法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领域,并全身心投入外层空间法研究,成为国际知名的空间法专家，成为中国空间法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在著名的国际空间法杂志及《中国国际法年刊》等杂志发表关于空间法研究的论文数十篇.1992年又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外层空间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空间法著作，是他几十年研究成杲的集中体现，被学术界称为中国空间法学的经典著作，在世界空间法学经典著作行列中也拥有一席之地该书将理论分析和国际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具体分析空间文件的条文和空间活动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外层空间法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反映了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与合作对外层空间法的促进作用。强调外层空间法由于涉及空间科学技术的各种专门问题，有其特殊性，必须有独特的法律原则、规章和制度.以适应和解决从事空间活动所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思想贯穿全书。由于外层空间从来都和军事密切相关.冷战则将军备竞赛延伸至外层空间.书中表达了対这种状况的担忧和关切，极力主张通过国际合作JF发和利用外层空间，首先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形成外层空间法，“法律需要合作，合作需要法律”。书中指出空间领域的合作范围很广.从基础科学到实际应用，从空间到地面, 从提供咨询到设计、规划和制造，都可用双边、多边的形式开展合作。书中又指出，外层空间法的发展滞后于国际空间活动的实践和实际需要，这就更需要国际社会及时而乂真诚的合作，但乂必须看到这种合作所形成的法律、协定、宣言等形式所做出的原则性的规定.其约束力是有限的，贺其治对中国国际法学的列一个重耍贡献是对国家责任问题的研究，达到很髙的水平.得到国内外一致的特别的评价。国家责任问题是贺其治晚年特别倾注心力研究的问题，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国际法委员会对国家责任专题的研究和审议，一方面为国家责任问题积累资料，进行研究，特别是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岗位匕退下来以后，则倾尽全力从事国家责任问题专著的药'作，他的专著《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十分严谨地对国家责任法条款草案作了介绍.逐条地和如实地结合有关的案例，深入浅出地作出解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实际。
  徐柏容徐柏容（1922 - 2005）,吉水县人。编辑学家、廿评学家。1944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经济系，曾任 《抗敌》半月刊主编、社长,《四友》月刊编辑，《新时代》江西吉安版主编，南京《大刚报》、《联合晚报》编辑，南京《新华日报》社记者、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沉后,历任天津知识书店编辑、犬津通俗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参与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创建，并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编审，天津市编辑学会副会长。从高中时期开始发表文艺作品,大学毕业以后即从事报纸杂志的编辑工作，1950年开始从事图书出版工作’80年代在徐柏容退居二线到离休以后,凭着他一生的创作实践、编辑工作的经验和长期以来善于学习、善于积累所形成的理论素养，开始了编辑学的理论研究。1991年出版了中国冇史以来第一部期刊编辑学理论专著《杂志编辑学》，同年又出版了与杨钟贤合著的《书籍编辑学》。这两部专著标志着编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开端「又由于体系严谨,既有理论深度乂切合实用，且文字优美，大获好评，并成为已开办编辑学专业的大学的教材.80年代末，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主持成立了“编辑专业高等教材编审委员会”，徐柏容被聘为委员，并委托他独立撰著《期刊编辑学概论》，又受委托与另两位作者共同撰著《书籍编辑学概论）,1995年二书同时出版，成为教育部指定的大学本科编辑专业教材"90年代末，他年近八旬，壮心不已，决定撰著一套融通书籍编辑学与期刊编辑学的“书刊编辑学系列”，从作为编辑学本质的编辑创意、编辑选择、编辑结构、编辑优化四个侧面建立编辑学全新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体系。这套百余万字的专著共分四册:《编辑创意论》、《编辑选择论》、《编辑结构论》、《编辑优化论》.并陆续出版，这套专著对编辑学研究作了巨变式的突破.在编辑学研究中，徐柏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编辑理念，其独创的学术观点主要的有：（一）总体编辑构思的思想。总体编辑构思是指一定时期的方针、任务、分类编辑原则、分类指标、 质量要求、措施等的构思。把期刊编辑构思分为宏观总体编辑构思、中观总体编辑构思、微观总体编辑构思;把书籍编辑构想分为总体编辑构思、群体编辑构思、个体编辑构思。
  （二） 编辑三规律。即求同、求异、求和与同、异、和互济规律，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主体、客体矛盾统一规律。
  （三） 编辑的本质。即创意、选择、结构、优化，此四项工作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支撑、互相渗透， 形成结构性力量。
  （四） 宏观编辑工作和微观编辑工作。他指出，现在人们认为编辑工作仅包括选题、组稿、审稿、加工等微观编辑工作，而要做好编辑工作，除了要做好这些微观编辑工作外，首先更应做好包括总体编辑构思、方针任务、选题计划、特色风格等内容的宏观编辑工作。
  徐柏容在研究编辑学的同时，也研究书评学,他认定书评工作是编辑工作题中应有之义，把书评学看作与编辑学血肉相连的学科，并于1993年出版了他的专著《书评学》。
  刘世南刘世南,1923年生，吉安县人。古籍整理专家、清诗研究专家。长期任教于中学，“文化大革命”后任教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结合教学进行古典文学研究。
  刘世南自幼由父亲亲授，大量阅读背诵古籍，又从不死记硬背,在父亲引导下，勤问多思，从《二十四史》到《十三经》，无不精读背诵,又遍读《十三经注疏》、《纲鉴总论》、《九通》及清代朴学家王引之、阮元、 王筠、朱骏声、桂馥等人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学历仅仅高中一年级肄业，但是在中学任教高中语文，成为声名远播的名师;到大学中文系任教中国古典文学课程,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并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游刃有余，成果累累，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有坚实基础的本科生、带出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研究生，而且写出了数量可观的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出版了《春秋穀梁传直解》、《黄遵宪诗选注》、《清诗三百首评注》、《清诗流派史》、《在学术殿堂外》、《清文选》等学术专著及旧体诗集《大螺居诗文存》.又担任江西省重大文化工程《豫章丛书》整理出版的首席顾问。
  在其学术著作中尤以《清诗流派史》成就最高。历时十五年,对清代268年9500余诗人的约7000 种诗集以及与此相关的诗文集和文史、文论资料的阅读爬梳,又要从这繁多的原著及相关资料中分人分派，理清各人的身世、交往、诗学渊源、社会影响、思想变化、艺术特色以及人与人、派与派之间的关系，时人和后人对各人各派的评论等,常人很难想象其艰难繁复。稿成之后先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中文繁体版，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版,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敏泽先生则称赞这部坚实的著作填补了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清诗流派史这一难度较大的学术空缺。全书以前、 中、晚三期对清诗流派之发展作了考察，依次分析各个流派及每一流派中作家之思想与艺术特色。在杂然纷呈的诗歌流派中，有些是人们了解、研究较多，但也有些是论述、研究较少的，甚至未曾研究过的，如河朔诗派、饴山诗派、高密诗派、常州诗派、汉魏诗派、中晚唐诗派等,作者深入钩沉，细心辨析，在这些流派的研究中,有许多开拓性贡献。在纲目之间，不像常见的板块结构那样，罗列各派特点而成史,而是努力探究其内部规律和递变,有许多深中肯緊之见，使《清诗流派史》作为文学史专著之一种，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在每一流派的评鹭中，常有精至独到、富有创意的见解。对河朔派的论析.在学术界尚属首创，别开门径。在对顾炎武诗的思想与艺术特点的论述,如对顾、李的同异,顾与杜诗的同与不同，顾诗的用事及五排等等的论述中，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人们比较熟悉、论述较多的王士祯的诗论，本书有许多新的开拓，如王士祯以王、孟为盛唐诗的本来面目是人所共知，但何以如此，本书提出了新的解释;对王士祯所标举的“典”、“远”、“谐”、“则”的阐述，富有新意。对陈维牴诗学术界极少论述，本书不仅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而且在论述其思想、艺术特色上，颇富创意。
  《在学术殿堂外》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学术力作。刘世南为这些年来“上以利禄劝学术”，学人急功' 近利,学风日益浮躁，文化泡沫和垃圾层出不穷而深感忧虑，以自己的治学经历，结合前辈的治学经验和这些年学界存在的问题写成此书，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强调治学必须注重打基础，在做到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做到贯通,大声疾呼:“勿以学术躺利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弘扬民4128 吉安地区志族文化，不断创新，与世界文化接轨。
  欧阳绛欧阳绛,1925年生，吉水县人。思维科学家3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56年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在钱学森、许国志指导下从事运筹学研究，脅来担任钱学葆的秘书。1980年以后在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任教授，讲授和研究世界数学史，乂担任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山两省思维科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并讲授和研究思维科学和问题求解。亨有“中国思维科学第一人”、“问题求解大师”的美誉。
  中国思维科学研究始F- 8（）年代，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倡导，并提出了研究思维科学的必要性、意义、方法、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等大类.大致确定r思维科学研究的总体框架、研究者则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找到适合n c研究的切入点。欧阳绛是数学家.他的切入点就是数学工具,这是思维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他在1985年就完整地提出思维科学研究提纲”（载于《思维科学探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此后陆续有一系列思维科学研究专著，如《思维效率》、《思维的磨石》、《思维的技巧》、《思维是一种能量》等。
  欧阳绛明确提出：“思维就是力吊;”，“思维是一种能量”，他认为，思维科学讲述的是思维的机制、 思维的功能、思维的欠缺，以及如何改善思维的机制、发挥思维的功能、避免思维的欠缺。他的《思维效率》一书为思维科学提出了重要内容、他指出思维科学的使命是开发人脑资源.优化人脑思维,特别是提高人脑的创新思维能力，适应信息社会要求，发展人工智能产品。他在《思维是一种能量》中全面阐述了思维能量的产生、形成、特征、贮存等重大问题。他认为思维是感知的扩大和深化.思维是驾驭列力的技巧,使信息成为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对信息的加工,就是一种思维过程，思维能彊就是对爭:物的理解“积淀”而成。思维能贾是潜在的、无形的而且极有个性、因人而异、不断变化的"思维能量的积累在于使用，不用就萎缩,甚至化为耳有。思维能量的贮存不是简单的知识和信息的贮存.而是対知识和信息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LJ知识结构关系十分密切,与人的经历也有密切的关系，对知识、信息和经历的理解越丰富，思维能量就贮存得越多，潜力就越大。他提出，思维能量之所以成为能,就因为它蕴涵着这么多理解，于是“明察秋亳”、“入骨三分”的理解力油然而生。
  归结起来，他认为，思维是开川“问题”大门的钥匙"他的“问题求解”研究也就从这里入T-, -方面为学生讲授,一方面形成研究专著.如《雨后笋.庖丁牛》、《解决问题的技术》等，他认为，“问题求解之术”不外乎顺其自然、抓其精髓、认准问题、态度积极、知行合-，最终形成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就是理解力，就是思维能量。他认为要提离“问题求解”的技巧，就必须处理好错误定义的问题、认准貞止的问题、 有效地洞察问题的实质、策划稳妥的步骤、找出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解法和作出取得成果的评估.归结起来，就是运用创造性思维.欧阳绛还是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他从数学的发现、数学史、数学佚事、数学的艺术、数字9思维、数学哲学等许多角度翻译了大吊:外国数学科普读物，自己也行F『大量的科普著作。
  萧宗六萧宗六，1925年生，吉安县人。教育管理学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开展教育管理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从1950年起在中学任教，担任过教导主任、校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于1979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并任系主任，离休后接受返聘。凭着他好学不倦、勇于探索的精神，凭着他数十年在中学、大学从教和行政管理的丰富经验，他在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涉及面很广，成果丰硕。
  （一）关于教育方针和学校领导体制的研究。1979年，萧宗六把教育方针和中小学内部领导体制作为研究课题。经过认真研究，写成了长篇论文《教育方针质疑》一文在《人民日报》的《内参》发表.他认为,1958年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牛.产劳动相合”的教育方针，“是左倾思潮的产物，是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的,提法是含混的，不全面的,二十年来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好的。因此，把它作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执行的教育方针是不合适的，对指导今后的教育工作是不利的。” 这篇文章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1984年教育部一位负责人在南京召开的教育方针表述研讨会的致词中说:“对教育方针提岀质疑，是华中师大萧宗六首先发难的。”在以后的20多年中，他围绕方针问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教育方针的修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教育方针质疑几乎同时，他的《中小学领导体制应当改革》的文章也在《人民日报》的《内参》发表,率先提出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建议，引起了高层注意,随后又连续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他的观点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得到了反映，《决定》指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后来 《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他提出的这两个改革的建议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的破冰之举，表现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学者的可贵的学术勇气。
  （二）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管理的混乱状况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教育管理学，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清除“左”的影响，建立科学的教育管理理论体系，是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萧宗六正适应这个需要，在全国率先进行教育管理学研究，率先在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开设学校管理学课程，并担任全国学校管理研究会（后改名为全国教育管理研究会）筹备组组长 （后任全国教育管理研究会教育学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并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接着又经数年研究，于198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学校管理学》，受到教育部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并推荐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鉴于教育行政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不多，教育行政人员深感缺乏相关理论指导的状况，他与时任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副院长的贺乐凡合作,经过数年努力，1996年出版了《中国教育行政学》。这部著作内容丰富,反映了最新研究成果，受到广泛欢迎，至今已印刷11次发行11万余册。他又将在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教育管理研究的数十篇文章编辑成《教育管理研究》一书出版发行。
  （三） 萧宗六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就是追求真理，大胆质疑,深入研究，坚持不懈，求得正确认识。 他所研究的范围很广，质疑的问题很多，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一些标新立异、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举措”、“新动向”，经他质疑研究,常常给人以清新正确的认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的还直接引发了相关问题的学术讨论,对活跃和推进学术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
  王若水王若水（1926〜2002）,原名志云,笔名澈.泰和县人，生于长沙。哲学家。1950年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在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后任《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评论组组长、副总编辑，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哲学研究》杂志编委会委员、辽宁大学名誉教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后期任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及东南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发表过相当数量的哲学论文，出版多部哲学专著, 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在哲学战线上》等。
  60年代初期，中国哲学界发生了一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争，先是在中央党校杨献珍和艾思奇之间争论，杨献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艾思奇认为是唯物主义的。后来，这场争论推向社会，王若水成为一方的主将，他认为这是一个辩证法的命题,是唯物主义的命题。1963年，他写了《桌子的哲学》一文，以对话的方式，从第一个造桌子的人脑子里必先有桌子的观念的生活实例谈起,十分通俗地解释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他指出，在日常，人们很容易忽视思想的客观来源,这就会产生一种危险，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从“想当然”出发，结果自己的目的、计划、方案、想法不符合客观实际。“怎样知道计划等等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呢？那就只有回到实践中去，用实践来检验,看能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而且这样的检验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这就是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也就是存在到思维，又由思维到存在的转化，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0年代初期，在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候，王若水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王诚尧王诚尧,1927年生，泰和县人。财政税务专家：1948年南京政治大学高等科财政金融专业毕业，新中国建立后进入重庆市税务局工作，后调国家财政部工作，曾任财政部税务管理科科员、财政部税务总局研究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科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税收研究室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兼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教授、中国国际税务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市税务学会常务理事等职。50多年间长期从事财政、税收科学研究及教学、业务工作,长期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税制改革、立法、论证的研究工作，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入库参与立法专家”，曾主持多项重要课题研究.参与多项国家税收合作课题研究。
  从50年代开始,每逢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他都能敏锐地加以研究,从理论上提岀具有实际决策参考价值的富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和实施意见。如1957年他发表学术论文，驳议按税种确定税负是否转嫁的理论.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税负基本不转嫁论、有限转嫁论等;1970年他发表数篇论文驳议“税收存在国家决是论”，创“税收产隹、存在经济条件决定论”，并根据我国和国际实际，明确提出税收以国家为主体，具冇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重新界定税收定义为“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为实现国家职能，凭藉政治权力,按照法定标准，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 o 80 ~ 90年代，国家进入税制改革、建设的关键时期，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税制建设原则和税收改革意见，总结我国税制改革、建设的“十条历史经验”，提出当前应建立的我国“双主体”的税制体系和应遵循和运用的“七大原则”，既有税制改革的整体思路.又有多税种的税制改革设想， 很有创见。
  他的许多学术著作能站在本学科的前沿,做到体系完整、条理清晰、富于创新。他独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税收》一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现的一部税收学科理论专著，适应当时情况，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税收的性质、必然性、职能作用、税收原则、税制及其结构和改革等一系列税收理论和政策问题,专家鉴定认为是“一本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的学术专著”，“参与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务理论体系”。他主写、主编的《国家税收》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与阐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理论体系、税制体系、征管体系。他独著的《国家税收教程》（上册）和主写、主编的该书F册,在总结我国已有的财税科研成果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财税理论和税制经验，对比分析学术界诸多不同观点，深入地探讨和论述了税收的各项基本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法制建设等。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主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主编的《企业万有文库》编委会认为，该书“集理论性、实用性、科学性、权威性于一体，内容新颖，体系完整，重点突出，论证充实，富于创新”。他主撰、主编了《税收理论与实践》一书，他还主撰、主编了好几部财税工具性书籍，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经济百科全书》、《市场百科全书》有关财税分册的编写并担任副主编。
  王诚尧还进行了一些新课题的研究，如房地产税制研究.他经过缜密论证，提出设置不动产税和开征不动产闲置税的建议。他认为应将房地产税、城镇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使用费以及属于税收性质的其他有关收费合并为统一的不动产税；为了减少不动产闲置浪费现象，应开征不动产闲置税。
  罗宗真罗宗真,1928年生于南昌，吉安县人,教育家罗炳之长子。考古学家。1950年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到南京博物院,一直从事考古、历史研究及考古教学工作，现任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兼职教授, 江苏省文化考古专家组成员，兼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江苏六朝史研究会名誉理事、江苏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等,罗宗真从事六朝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多间，以南京为中心,进行了广泛的地面调查和地下挖掘，并逐渐向有关地区拓展，足迹几乎遍及江苏的山山水水，凡六朝都城建筑、墓葬及玉瓷器、钱币、石刻、砖刻、器皿、饰物等，无不认真细致地进行发掘勘察和深入精到的研究，以六朝（按:六朝，指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历史为线索，以文物考古的实证资料为依据,写下了《六朝考古》、 《六朝文物》等多部专著，写下了数百篇论文，又将这些论文中有关六朝考古和六朝史研究的篇章编辑成 《探索历史的真相——江苏地区考古、历史研究文集》出版发行。
  六朝是我国历史上继汉开唐的重要转折时期，从3世纪初形成三国鼎立局面到6世纪末隋统一止， 经历了近四个世纪。过去历史学家忽视或贬低这段历史，把这段历史说成一无成就的黑暗年代,这是不恰当的。罗宗真为了揭示六朝时代历史真相，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勘察探索,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广泛深入的分析研究,撰写了有关专著和大量论文，充满了真知灼见，对复原六朝历史的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他说，从武昌和南京附近发现的各种类型墓葬即达数百座以上,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南京是六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他以大量的考古资料为依据，论述六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概况，论述六朝建都南京的历史情况，认为，六朝建都南京，是南方大型城市兴建之始，如宫城和都城的位置，城墙由夯土到砖砌的进步，城内和城外的防御设施的完善，等等，都充分说明南京在六朝时期的重要位势及古都风貌。
  罗宗真对六朝的考古与研究涉及面很广。如对江苏境内33处六朝墓刻逐一进行考辨，对许多陵墓的主人进行了合理的推定,进而对六朝陵墓的埋葬制度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提出了“聚族而葬”、“注重风水”的新观点，并根据自己的亲身发掘经验,归纳出六朝陵墓的营建方法和步骤:选择葬地一开凿墓坑一砌造墓室一放置遗物和葬具一封门和填土一墓前置地面建筑。这些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判断,体现了他的广博学识和独具慧眼。又如他通过对南京、扬州、镇江三地的六朝城市遗址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这样几个观点:一是六朝时期宫城位于都城的中央这样一个城市格局已经定型;二是为了加强防御， 都城周围设有外郭城，起到防御的堡垒作用;三是六朝时期，城砖已经运用到城墙上；四是城址的选择与自然因素和政治、经济因素密切相关。这些观点，已经住时间的检验，成为学界的共识。再如通过对扬州地下两条淤塞的古河道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后认为:汉代以前，长江流经蜀冈附近;六朝时期，长江已经逐渐离开现在的扬州市向南迁移;隋唐以后，长江江岸向南推移了将近15公里， 蜀冈成为扬州的一个繁华地区。同时，他还认为，唐朝时期的扬州运河时常淤塞,直接影响到首都长安的粮食供给,这种状况在唐朝末年尤为明显,直到宋朝立国后,运河才重新恢复通航。他的这一结论，与史料记载不谋而合。
  此外,罗宗真文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如文物鉴定、对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玉器的研究、对江苏宜兴西晋出土铝带饰的看法、对南京东晋墓出土的玻璃杯和金刚指环来源的推定、对出土的六朝墓志铭及其书法艺术的比较分析,等等,都能发前人所未发。
  刘孝良刘孝良,1928年生，吉水县人。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1950年国立安徽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曾到安徽农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1987年调中共安徽省党校任教授，曾任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高校中国革命史教研会会长、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学术委员、全国李大钊陈独秀研究会常务理事。
  刘孝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始终站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编写了一系列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史方面的专著和教材近20部,发表了 130多篇学术论文，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1985年被聘为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1981年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稿讨论,1984年作为全省唯一的马列主义理论课代表参加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联合召开的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986年国家教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将高校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被邀参加《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编写工作,并担任小组召集人。1987年以后主编新教材，以饱满的热情进行教学工作，参加学术活动。退休以后仍笔耕不辍，积极参与学术活动，成果丰硕。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领域，刘孝良出版了多部专著，主编了多部教材，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主编《中国革命史》是全国最早出版的三本革命史之一，被评为安徽省高校优秀教材，并被匕海、天津、江苏等省市部分高校定为教学用书;还主编了《中国共产党史》、《屮国革命史教程》、《中国革命史新编》、 《中共党史教学手册》、《中国革命史辅助教材》、《中国革命史简编》。这-系列著作材料丰富翔实，观点鲜明新颖。
  刘孝良的学术研究涉及面很广，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方面岀版了专茗《周恩来统-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对周恩来统战理论的概括全面准确系统，对他的实践活动的叙述具体而乞动,具有理论深度，作了开创性研究，是国内第…部研究周恩来统战理论和实践的歩咅，对统战理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党史人物研究方面，他出版了专著《陈独秀研究;,，此外发表了 -系列有关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的研究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关于中国国民党研究的专著《中国国民党史》，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有关国民党史的专著,对中国国民党史的阐述全面系统、客观公正、见解独到、语言个动，开创了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具冇开拓性意义;此外，关于马列卞义基本原理的阐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党的路线方针的论述，对“左”右思潮的剖析，以及关于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探索等方面，发表了-大批学术研究论文。
  高齐云高齐云(1933〜2005),吉安县人。哲学家1954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并留校攻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研究仆：，1956年提前毕业转入哲学系任教并专修美学.70年代起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7()年代中期即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发起人和带头人之-.主持撰写中国高等院校第…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竹学史稿》，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和氏久的影响：以厉乂参加了全国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第一•部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编笃,担任全书编委和第3卷的主编。80年代起，专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社会主义辩证法教？和研究，着重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屮国现代社会卞义改革开放，广泛参与学术界有关活动，曾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爭、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广东省企业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等职。
  90年代初，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原牛态、次生态、再生态的概念，并出版了右著《％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原牛、次生、再生形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拆学体系演进史I：的“原牛.形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建构的以 《德意志恵识形态》为主要标志的新的哲学体系的最初的表现形态；“次生形态”是指直接继承马克思、 恩格斯而在逻辑结构、概念体系和理论重点I： 乂具仃i'i己的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表现形态.这主要指的是列宁和卢片奇的“哲学模式”；“再r形态”则是更多地直接继承“次仆:形态”而在逻辑结构、概念体系和理论重点r. 乂具有门己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表现形态.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哲学模式”等。1998年又进而出版了另一部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牛形态探微》，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基本问题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明确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个别哲学的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不仅没有背离唯物主义，而是坚持辩证的唯物主义，并且给哲学、 哲学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任务和要求，并进而捉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马克思认为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解答，是他的哲学的理论的基础，而不是他的哲学研究、解答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个别哲学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以主客体关系为核心问题展开其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维理路。这部著作较好地体现了他的冋川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其学术观点曾带动中国哲学界部分学者的“回到马克思”思潮。
  髙齐云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史的研究，他还将对马克思哲学体系一一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应用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在阐述社会主义辩证法、建设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学科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譬如，高齐云数次撰文讨论马克思主义运用问题、中国政治改革等问题，高屋建令瓦，发人深省。他的论文《批判的革命的本质，马克思哲学的不朽活力》提出，马克思的哲学不仅是唯物的和辩证的，还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发展性思想，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包括世界运动过程中的 “每一种既成的形式”，其批判的重点对象是资本主义,但还包括自我批判。进而指出，马克思本人曾屡次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在欧洲爆发，但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后来坦认只是幻想。运用这种批判的精神来审视历史，就会客观得多。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并非马克思原本理论所具体预想的超越性的发展,而是各国历史发展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事件，而且革命后一些落后社会的弊病没有重点被清除反而被强化，政权模式或领导模式陷入一段时期的个人专制或个人迷信, 及封闭僵化。他在《关于多样化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多样化模式包括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尊重，以及对现实的人的尊重并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章回顾历史，指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列宁以后、邓小平之前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主义特殊性不尊重反而打击扼杀，并指出在政治领域，马克思后的社会主义变得忽视人甚至敌视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重新重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章从社会主义多样化立场出发，提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的社会党建立正式关系并全面交流。
  刘述先刘述先,1934年生，吉安县人。哲学家、新儒学家。自少年时代即立下宏愿，献身于哲学事业,他说: “萦绕在我少年的心愿不外乎两个中心的问题:人生意义与价值，以及中国未来的前途。”他在哲学研究中会通百家,而又归宗儒学，选择了成为儒家的当代传人。他说:“由于家学的渊源以至于我自己自觉的抉择,在哲学上我继承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的传统”，并以“要用现代的方法去重新解释并改造本来含藏在中国哲学以内的智慧”为自己的“终身信守”。数十年来，刘述先在哲学的田野中辛苦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第三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新儒学领域的主要理论贡献：（一） 由中国传统儒学的“理一分殊”而揭明“两行”之理。刘述先指出，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经体现出了“理一分殊”的智慧，但在宋明理学时期才明确提出，最早是程颐从解释儒家“爱有差等”的角度提岀，经杨时、李侗的理论升华发展至朱熹而呈现圆熟之境，使之具有了形上学与宇宙论的义涵。他说: “朱子尤把理学发展成为一整套的观念：阴阳是气,是分殊原则；太极是理,是统一原则。一理化为万殊, 所谓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月印万川,恰正是’理一分殊’的写照。”他透过朱子思想和特定时代相关联的具体表现形态亦即“分殊”而深入探究其中所蕴涵的儒家思想的“中心信息”亦即“理一”，以对“理一分殊”的思想特质、理论局限以及现代意义有一个合理、合时、合宜的“全观”。他对传统儒学的“中心信息”即“仁”、“生”、“理”进行了具体的阐释，认为，正是“仁”、“生”、“理”的三位一体构成了朱子“理一分殊”的核心理念。刘述先在此基础上又对当代西方哲学家所代表的多种哲学思潮的优长与制限进行了评析.在对比之中突显了“理一分殊”所可能具有的现代意义，进而突显了“理一分殊”对于当代人类哲学与文化而言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并提出：为了确立人类活动的价值之源，必须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突显“理一”的功能性规约作用;为了充分体现“生生之德”，必须对“分殊”予以高度的重视。特别是为了实现“理一”与“分殊”之间的辩证联结，刘述先大力倡导“两行之理”。“两行”一词出自《庄子•齐物论》，原意是对是非不置可否，任其自然。他使用时作了转换,认为“’理一’和’分殊’才是两行，兼顾到两行，才合乎道的流行和妙谛”。由此而生发开去，就表现为生生不已的过程，表现为生生不已的天道，与现代特殊条件的辩证统一。
  （二） 创设“意义哲学”或曰“系统哲学”的理论形态。刘述先一反现代“科学地哲学”将哲学界定为 “关于实体的知识”的理论路向，对哲学及其功能作了新的界定，认为哲学“是依于智慧对于此岸的意义系统作合理的抉择与安排”，“哲学的终极目标便是企图探测人生的本质及其自我实现的道路”，“哲学的功能正是人类以一种自觉的智慧的努力去认识生命的本质”。并提出，这是任何知识哲学所做不到的，必须求助于形上学，而正是形上学构成了“意义哲学”最核心的内容:“哲学不是科学，在科学中取消了形上学竟好象在《哈姆雷特》中取消了 ’哈姆雷特’”他把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作为意义哲学的重要内容，这就在“方法论的桥梁上沟通了正统哲学形I：学的探究丁作正统的历史文化哲学的探究一同化为统一的意义哲学研究领域”。由F形上学成为竹学的屮心内容，意义哲学对东西文化哲学的比较就落脚于东西形上学的比较。西方各种对形上学的解释都是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最能给人以启迪的是卡西勒的“符号形式哲学”，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揭小J'人生的意义，因而被称为“意义哲学的先驱”。而不同于始于对客观世界的玄思玄想的西方哲学,东方哲学以内在体认的形上学表达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而东方哲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印度哲学主要对付生命轮冋之解脱，中国哲学则重在解决安身立命，二者都注重存在的体验,都川之于“境界形上学”的范畴,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形匕学那样,表现为对“实体”的一种臆测。同时，从现代形上学关切人生的意义取向而書，中国儒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在生命世界中,单纯的事实不一定是事实，“意义”才是这个世界中最真实的貞.实：因此，意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它是彻底实证的，决不作飘荡无根的形上学讨论;它是彻底唯实的，要为…切显出其存在的基础;它是彻底理想主义的，其一切意义系络不具备高度的理想性"他认为，意义哲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意义哲学又称为系统哲学，在理念上展示厂哲学仝观”的理论涵括力。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意义哲学展示了一个既具有系统的现代方法意识而又具仃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的理论形态。
  （三）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立足于儒家智慧精神对于“现代”与“后现代”问题的辩证思考。其基本特点在于：采取现代与传统双向批判的辩证态度，力图既以丿I:放的力量接受两方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洗礼，而又不盲从西方,而是通过以儒家哲学的智慧精神对于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反批评，以收补偏救弊之功。从“理一分殊”的思想理路出发，他认为，中国哲学必须一方面与时推移，吸收当代西方哲学的睿识，扩大自己的视野.加入现代的阵营；另•方面却又要保昭自家传统哲学的智慧，给予崭新的阐释.对于现代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指出其偏向以及不足之处.立足于这样的认识， 他对现代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如人生意义的失落，非人怦:化的倾向，打破r白然的平衡，普通商业化使市场价值变成了唯一的价值标准，集团人主宰的趋势导致精神的平面化，等等。他提出，“现代的偏向是必须加以扭转的”。他的这一理论比场任二个方面得到明确的表现:人生意义的安顿问题构成了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理论落脚点，这也是他的“意义哲学”的主体观念;指出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并尝试以儒家传统中所富含的价值理性来导引.滋润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面对一个断裂化和平面化的时代，他提倡创立通过深度整合来确定一套既重“分殊”而又突显“理一”的具有整体性的价值系统。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意旨.就是力图通过深度整合的方式.将作为人类文化之基本形态的宗教、哲学、科学乃至艺术在精神归趋上统贯为一，使之收川于“仁心”或曰“良知本体”， 来为“无根无向”的现代人确立一个既可以安身立命又町以利用厚牛.从而足以安顿人之全幅生命的价值之源，以图根本改变当代人所面临的“支离破碎”、“分崩离析”的存在境遇。
  王得后王得后，1934年生，原名德厚，永新县人。鲁迅研究专家。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辗转于青海、天津等地的学校、工厂，当老师,做工人，但无论到哪里.也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爱好.就是爱读鲁迅，一本一本地读，一遍-遍地读。1977年由鲁迅研究专家、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调进北京鲁迅研究室，后来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读了五十年鲁迅，研究了二十年鲁迅。鲁迅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鲁迅研究专著《〈两地〉书研究》、《鲁迅心解》、《〈呐喊〉导读》，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和《鲁迅教我》。他的鲁迅研究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尤其是从人本学角度研究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提出“立人”是鲁迅的独特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的观点，是鲁迅革新人类生存的根本观念。这--论题为鲁迅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是“鲁迅研究的新路向”，为鲁迅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空间。
  壬得后认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以“立人”为出发点和中心，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贯穿于鲁迅一生始终,遍及鲁迅著作的各个方面，是鲁迅思想的核心，毕生为在中国实践这一思想而斗争。他说,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就在于:他的着眼点在人。并这样概括鲁迅思想的独特性：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或者说是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进而指出：鲁迅著作的精华是对现代中国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心理的精确描绘和批评,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现代中国民情和民心的科学史，是有志于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革命者认识中国民情，认识自己和自已的同胞的气质、品性、心理和命运的教科书，也是从中吸取如何改造中国的思想力量的指南。
  王得后经过深入的考察分析指出:鲁迅依据自己对近代中国社会、国情、民情的深入观察分析,对近代西方国家发展史的研究，得出了“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的结论，并确信改革和振兴中国“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纲领性的原则。鲁迅既然把“立人”放在改革社会和振兴国家的第一位，即根本的地位，那么，人性、人道和人道主义诸问题在鲁迅思想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鲁迅关于人的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鲁迅的基本观点之一。鲁迅关于人的思想的核心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鲁迅提出“解放人性”，就是打碎吃人的社会，改造“国民性”，使人成为 “真正的人”"如何“立人”？王得后通过对鲁迅全部著作和他一生的奋斗的精到分析，指出：鲁迅所主张的“立人”的方法,在早期,主张自我精神解放,发扬自我内在的精神力量，“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而忽视政治斗争、轻视国家政权制度的改变;在经过自己苦苦“呐喊”而到处仍在杀戮的残酷现实面前，鲁迅开始认识到要“立人”，必须解放人性，解放社会,“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社会革命是“立人”的重要手段;然而革命固然是要紧的，但革命后如不注重“立人”、“改革国民性”，改造社会，是“全不行的”；只有无产者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而真正的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教人活的”，是“为了解放自己而消灭阶级”，是为了推翻“吃人”的社会;鲁迅坚信，无产阶级必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
  王得后认为：“鲁迅’立人'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顾诚顾诚（1934 -2003）,永新县人。历史学家。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7年开始专攻明史，先后出版了明史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历史学家孙献韬说:“北师大历史系的一位教授说,顾先生的论文和专著，差不多都是某一方面的奠基之作，可以说代表着本领域的最高学术成就。”（《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顾诚的论著出来以后，特别是 《南明史》的出版，“一批专治南明史的学者则被迫改变了研究方向，此事已成为历史学界一个真实的奇迹。”（《纪念文集》）顾诚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刻苦严谨,富有朴学精神。他把占有资料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克服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广泛收集资料。他的明史研究成果就集中表现在他对资料的收集占有全面系统，他的学术观点就建立在对大量资料全面精确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无懈可击。因此,“在顾诚先生的笔下，许多史籍记载的讹误得到了订正，许多前人不曾解开的谜团被解开，许多流行的观点被否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条条确凿可靠的资料，清晰明朗的历史发展线索，独到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也就因此.顾先生的许多论著成为学术精品的典范，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纪念文集》）O例如，顾诚在掌握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李岩质疑》一文,1978年5月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立即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40年代初，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后，又有《关于李岩》一书的出版发行,60年代前期又开展了一场有关李岩评价问题的学术讨论，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李自成身边一个重要人物——“制将军李岩”的基础之上,所有参加讨论的人对这个人物的存在都深信不疑。而顾诚的《李岩质疑》一文在查阅了大量有关专著、文集和相关档案，光地方志就查阅了一千多部的基础上，经过周密的论证,得出了历史上并不存在李岩其人的结论。顾诚把自己的结论引入其专著《明史农民革命战争史》中，指出：李i'l成的大顺'乍不是被腐化打倒的，而是被错误的战略思想击垮的，"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变质.继续执行打.1⑴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ff J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t：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明木农民革命战争史》」此书在考证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上有许多独到的地方.同样，顾诚的另一部专著《南明史》，克服因清代文字狱着意销毁有关南明的历史资料，真相被歪曲的重重困难,花了大量精力去搜集、挖掘、记录史料,去淸理、鉴别、考证这业史料,力求史料可隹，考证准确,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学握南明历史，推翻了过去许多不符介历史审实的成说,实现了南明史研究的新的突破，代表了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髙水平〉例如，对传统史学中的史町法、何腾蛟、瞿式耦、郑成功等高大形象，他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他们或出于私利，或不顾全局，或刚愎自用,或直接破坏抗清联盟等行为而造成力准分散、失公战机,最终导致抗淸失败的结果.贺乐凡贺乐凡,1936年4」安福县人。教育管理学家o 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即从事大专院校教育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北京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兼副院长、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兼副院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理爭:长、《现代校长》、《教育前沿》杂忐编委会主任、贺乐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参与恢复和创建我国教育管理课程和教育管理专业的学者之一 .1980年主笔编垢了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学校管理》教程；1983年，在他主持下,北京教育行政学院首设教育管理专业.并设计了专业课程，制订了教学计划.主持编写了该专业的整套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共37本.约900万字.他本人执笔编写了其中的8本;他长期从事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是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奠基人之一，为北京市率先实现中小学校长全员持证上岗、全国百万中小学校长实现持证上岗和全员培训提高，作出了贡献。
  他在教育管理学方面的主要学术思想右:（一） 中小学校氏的研究。贺乐凡在大ht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対屮小学校长成长规律、培训规律、管理制度和培训质量评估，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校长是学校的主要领导者，是•校之魂。校长在改进和提高学校办学质量中具冇引导作用、组织作用、协调作用、教育作用.而一个成熟的合格的校长,必须沿着职前准备、岗位适应、称职和成熟四个相互联系、前后衔接的阶段,在学习理论和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匕，逐步发展，逐步提高，FI趋成熟。校长的成长过程，是从教师素质结构向校长素质结构过渡和转变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介的过程，是从吸收他人教育思想、经验到形成自己教育思想和办学特色的过程。校长的培训，要符合校长成长的规律，适应校长成长过程不同阶段的需要。对预备期的后备校长,通过岗位职务培训，为履行校长职务作准备;对适应期向称职期发展的校氏. 必须进行提高培训；对成熟期的校长，要突出研究和总结，提高理性思维能力，以形成门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思想,实现向专家型校长的转变。
  （二） 中小学管理的研究。贺乐凡认为教与学的矛盾，是学校中最基本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到管理中，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人，可以接受管理」叮以管理别人，也可以管理口己"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的学校管理，可以分为相互管理、互有区别、逐步递升三个层次，即学校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管理、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管理、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他认为，学校管理对被管理者的管理，主要是把被管理者作为管理对象的管理,通常体现为常规管理、制度管理;被管理者之间的管理，即通过集体进行的管理，如教研室教师之间的相叵管理、班级中学生的相互管理;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即自己対自己的管理,不仅管理自己的行为，而［L管理自己的意识。在他的《学校管理学》-书中.第一次提出学牛.自我意识管理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三） 德育管理实效研究”贺乐凡在研究中发现，我国中小学德育管理中往往只强调徳育的重视度,忽略德育的实效度和学生的接受度，因而，德育的实效度低“为此.他主持北京市教育管理研究会, 组织140多位中小学校长专门研究提高中小学德育管理的实效问题,多次发表讲话和论文，阐述德育管第三十八篇学术名家 4137理实效问题，在《论德育及其管理实效》一文中，较全面地分析了德育管理实效不高的表现、形成原因及增强德育管理实效的主要对策。他认为所有对策的关键是解决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问题，他在1998年召开的第二届中美教育研讨会上与周镒玉教授共同发表的《关于中小学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问题》的演讲中，提出了“个体的自我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没有自我教育的教育，是不完善的教育，没有自我管理的管理，是无效的管理”的论断，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四）教育管理理论发展趋势研究。近五年来，贺乐凡对国内外中小学教育进行了十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在多次有关教育管理的学术会议上讲话，就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 他指出，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研究，要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管理思想，二是发扬本国教育管理的优良传统又要不断创新。他认为，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是:从简单的经验总结和企业管理理论的移植，向深层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发展。
  汪木兰汪木兰，笔名牧南,1937年生，永新县人。苏区文学史学家。1962年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主任、教授，兼任江西师范大学当代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西民俗学会副会长、江西电影评论研究会副会长等。
  汪木兰先从事写作学教学与研究，后转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并承担苏区文学史课题研究。 江西苏区文学研究是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传统项目，早在1959年就曾组织师生深入老苏区收集资料，并于1960年出版了《江西苏区文学史稿》，开辟了-•个有江西特色的新的文学研究领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一刚刚起步的研究工作被迫停止,研究人员下放,资料被销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汪木兰在废墟上重新开始了苏区文学研究工作。首先从收集资料做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各地特别是苏区原有的资料大都散失，销毁，存留的极少，苏区老干部大都受到冲击，且年事已高，当年的事情多已遗忘，或记忆不清，而且“左”的遗毒还在束缚人们的思想，有关的过时的规定阻碍着资料的查阅等等，使研究工作举步维艰。但他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老苏区，到邻省.上北京，尽量多的查阅占有资料，又从日本得到了一些宝贵资料，弥补国内资料的不足。
  在广泛占有资料，资料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开始对资料的爬梳整理，归纳分类,深入分析研究，并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研讨活动，与人合作撰写专著，先后出版了《苏区文艺运动资料》、《江西苏区文学史》、《中央苏区戏剧集》、《苏区文化与苏区文化传统》等著作，又与日本学者合作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岀版了《江西苏区红色戏剧资料集》。同时，先后在《新文学史料》、《新文化史资料》、《创作评谭》、《文艺理论家》、《江西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苏区文艺的历史地位》、《论苏区文艺的崇高美》等有关苏区文艺的20多篇学术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出版发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国现代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有的填补了这些领域的空白。著名戏剧家胡可为先生为 《中央苏区戏剧集》作序，称:“该书的出版，使读者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当年苏区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补救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缺憾。”《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指出“汪木兰、邓家琪编选的 《苏区文艺运动资料》”“注意反映苏区文艺运动的全貌”。周葱秀教授在研究瞿秋白的文章中说:“江西师大中文系苏区文学研究室汪木兰等编著的《江西苏区文学史》，既是地域史，也是一部断代史,较全面地介绍了瞿秋白对苏区戏剧运动所做的贡献，是一部对瞿在苏区的文学活动评述最详细的文学史。”刘春茂刘春茂,1938年生，安福县人。法学家。：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在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982年调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参与民事诉讼法、民法的起草工作。1985年调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先后任所长兼法律系主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版权学会副会长。1995年调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版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知识产权4138 吉安地区志研究会副理事长、著作权专业委员会主任。曾参与主持国家补科“七五”规划项目“当代中国民法学”的研究工作。出版法学专著和法学教材23部、发表法学论文数卜篇。
  刘春茂长期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工作，在法学领域多有建树。他的主要学术观点和贡献有：（一） 主张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法典，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认为民法是调整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凡涉及 '卜辱主体（公民、法人、国家）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和人身关系均由民法调整，经济合同法和一切合同法（包括承包合同在内）都具有民爭法律性质，都是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主要任务的.应适用平竽、自愿、互利、等价有偿的民法原则，因而属于民法的范畴。经济法是调整纵向关系的法律，是行政『段管理经济的法制化，属于中国行政法的组成部分,应称为经济行政法「他的主张已被我国《民法通则》所采纳：他还主张中国应实行民商法合一制度,将民法LJ商法（公司法、票据法、证券交易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险法等）作为调整我国商品经济关系的支柱，民法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商法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特别法。
  （二） 在财产继承法律问题上，他认为旧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长期存在和数千年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财产继承法津制度不发达的根本原因，透过按照法律和遗嘱取得遗产的表现形式.提出继承权取得的根据是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共同牛.活关系或扶养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继承法以共同生活关系和扶养关系作为取得继承权的客观根据，这是继承立法的一个进步；主张在中国建立继承公告制度、征收遗产税制度、完善遗产保管制度、遗嘱执行制度、债务清偿制度等;主张应承认合立遗嘱、后位继承、补充继承的有效性;建议确&“必须的遗产份额”的标准,避免遗嘱人立遗嘱时的盲目性和司法裁判的任意性;认为遗产是死者遗留下来的财产和财产权利，不包括债务;认为继承人清偿死者的债务和税款是一项法定义务。
  （三） 主张按照中国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办案，提倡司法民主和直接审判原则，认为审判独立应当是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审判组织的集体独、这些主张具有很大的司法实践意义。
  （四） 在众说纷纭的著作权能否转让的问题上.主张著作权可以转让，转让可分为“卖绝版权”和有限转让两种。
  梁必M梁必辍，1939年牛.，占安县人。军事哲学家。1961年毕业于西安航空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少将。在军事方法学、军事哲学、军事革命论等领域取得巨大的开创性学术成就。其主要学术成就有：（一） 军事方法学研究:直接的研究成果是1999年出版的专著《军事方法学》。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军事方法问题的理论专著,全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指导，论述精密,结构严谨，是屮国军事方法学学科的奠基之作。
  （二） 军事哲学研究:梁必辍致力于军事哲学研究，构筑了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军事哲学,就是以哲学为武器,研究和解答当今世界军事变革和战争形态的演变所相伴而生的诸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从战争观、军事观和军事方法论等诸方面，在方法上、总体上、宏观上给人以启迪，提高科学思维和理论指导的能力。他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有：《军事哲学》，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重点课题。在书中，他把视角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的跨世纪的变革，对军事领域的新审物、新事件、新规律、新理论作出了新的富有哲理的理性概括, 形成了一整套军事哲学理论体系。课题评审委员会经过评审认为，该书把“军事哲学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有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具有开拓性、创新性、适用性、可读性等特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著”，“对于指导部队的训练、战备及作战指挥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该书出版以后很快成为许多院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教材及理论学习的重要材料。
  《军事哲学思想史》，该书是军事科学学科研究重点课题,评审委员会评审认为“是一项有建树的科研成果，一本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力作,填补了军事科学的空白”。
  《高技术战争哲理》，该书是一部从一个新的视角——军事哲学的角度研究高技术战争的专著，从战争观和军事方法论的高度，以80年代以后几场高技术战争的实践为基础，通过揭示高技术战争的基本特性和基本规律，帮助人们认识现代战争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转折，启发人们从哲学的高度更新过时的观念，以新的思维研究当代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与未来作战等问题。评审委员会认为该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军事哲学教程》、《军事哲学思想史教程》，二书均系军事科学科研计划课题，是在已作为军事科学院硕士生、博士生教材并在全军有广泛影响的《军事哲学》、《军事哲学思想史》两书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加工修改而成,被国家教委选定为全国军事学通用教材。
  此外还有《军事哲学与军事实践》，该书系作者将几十年间有关军事哲学方面的论文加以精编而成， 全书将哲理性、历史性、现实性、未来性军事问题,分别加以综述、反思、辨析、预见。
  （三）军事革命论研究:梁必驶经过深入研究撰成专著《军事革命论》一书，该书坚持“原创为主”的精神,通过对军事革命历史的全纵深考察和从理性的高度进行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新论,揭示了军事革命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梁必侵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新军事革命论”的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写出了相关的高质量的论文，富有开创性意义。他认识到，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是军事革命的技术基础。进而指出，今天的军事革命乃是智能化军事革命，军事改革是军事革命的必要步骤，要从军事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衡量军事改革，当前的新军事革命必须使智能化军事形态基本以至完全取代机械化军事形态。
  梁必辍还取得了很多其他学术成就。如2000年出版的专著《广义致胜论》是一部关于人类社会致胜活动本质、规律、方法和价值的科学论著。该书在认真总结古今中外求胜防败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围绕致胜的主体、根由、目标、形态、素质、力量、方法、艺术、决策、过程、评价、未来等各方面，着力探讨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各类主体、各种形态的致胜之道，具有哲理性、系统性、创新性、实用性等特点，对于指导人们科学地、正确地从事各项致胜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此外,还发表了大量具有很高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论文。
  萧湘恺萧湘恺,1942年生，永新县人。文学史学家。1960年高中毕业后因生病未参加高考,到江苏淮阴市就医,并在江苏参加工作,历任中学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大学中文系教员。他刻苦自学，逐渐步入学术殿堂，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历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东南大学兼职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先后主持过中华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项目、江苏省社科院重点项目等。
  萧湘恺治学,注重的是文献资料。他在给台湾中正大学王琼玲教授的《夏敬渠与〈野叟暴言〉考论》 一书所作的前言中说:“我有一种学术理念，进行实证性研究，第一是资料，第二是资料，第三还是资料。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他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任何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史学的研究，都要以文献为基础。”他自己正是按照这种学术理念进行研究的。他的研究多属实证性研究，而他的那些论著,不仅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从文献资料出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获得学术界好评。
  从这种学术理念岀发，萧湘恺十分注意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和考证，成果斐然，除了发表了一系列文献资料考证方面的论文外,还编撰了大型文献目录学专著《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和《珍本禁毁小说大观——稗海访书录》o《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被学术界称为“一部继往开来的基础工程”，“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巨大成果”。全书著录中国通俗小说近2000种，每种都注明其卷数回数、作者、主要版本，并对其作者生平、版本源流进行考证，对每种书的内容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录出每种书的回目， 注明其收藏的图书馆，是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进行古代文学教学的学人必备的一部参考书。《珍本禁毁小说大观——稗海访书录》则运用叙录、评论与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许多未见著录以及稀见、罕见4140 吉安地区志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进行介绍、论评，对其版本源流、作者牛平进行考证、研究，所据都是“第一手资料”，“是我国第一部禁毁小说的研究专著” o书中不仅载录『许多前辈学者从未发现过的小说文本和版本资料，而且纠正了鲁迅、郑振铎、阿英、孙楷第、赵景深、谭震璧、刘修业、胡士莹、戴不凡等许多前辈著名学者论著中的错失。学术界称许这部书“学术件、资料性很强”，“新见、新论迭出”，“发前人所未发， 言前人所未言”.“是一部难得的、优秀的学术著作”由于他不辞艰辛，广泛掌握文献资料，粘确考证文献资料，他的小说史研究论著常能纠正某些流传久远的定论的偏差,提出自己新颖的见解，而乂能做到令人心悦诚服’如他与欧阳健合茗的《水浒新议》，对《水浒传》反映北宋农民起义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由《水浒传》的成书历史、水浒英雄的出身、书中描写的环境等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论证,提H1,《水浒传、是市民文学，是为市片细民写心之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世情小说史》中对世情小说历史发展的原因、内部演进的规律揭不得也比较深刻，对于小说中名著和非名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也比较好，在谈到《水浒传》时重申了《水浒传》是市民文学的观点,并进一步作了更深刻的论证，提出《水浒传》是市民文学发展史I：相当重要的一环，“没有《水浒传》，便不会有标志世情小说第一个高潮出现的《金瓶梅》"。对《金瓶梅》，经过周密的论证，他指出：“说《金瓶梅》及其作者’封建’不着边也沾边；说《金瓶梅》及其作者’反封建’既合理也牵强”， “《金瓶梅》就是《金瓶梅》，它是一个活的社会;《金瓶梅》的作者就是《金瓶梅》的作怡,他忠实于自己的视觉、体验和感情,我们又何必为其套匕某种思想模式?”他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归入“讽喻”类,《儒林外史》也纳入世情小说的范畴。他认为，《红楼梦》的出现标志中国的世情小说进入「顶峰，并指岀， “曹雪芹也未必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不是靠几个人的行善，或者说不是靠一些善良人所能挽救得了的。他实也不过’是贾府的屈原’，《红楼梦》就是篇’无韵的《离骚》他的写眞府也’并非要打倒贾府’.不过是对贾府感到深深的失望，感到’补天’’无才’。但我们又不能不说，他的认识比《金瓶梅》的作者更为深刻，同时对那个兀恶现实充满失望,而他的失望也更见深沉，他的《红楼梦》也更具艺术感染力。”这些论述新颖而又独特、他的《宋元小说史》一书准确地勾勒了宋辽金兀这个历史时代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并对这-时期小说发展的规律、特点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对这一时期小说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有许多新颖的见解。
  邹韶华邹韶华,1943年生,安福县人。语言学家o 1968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硕士学位.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语吉学会理事、黑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著名语言学家。参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研究,独立承担“九丘”及“十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语用频率耳语义的关系”、“歧义的倾向性研究”。出版专著《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和《求真集:对汉语语法问题的-•些思索》等多部,在《中国语文》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邹韶华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语法、语义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他所独江承担的“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语用频率与语义的关系”的最终成果《语用频率效应研究》-•书，揭示出语用频率效应表现在语言形式方面是经济原则，表现在语言意义方面是积极原则，表现在语言规范方面是习性原则。而表现乐观向上、追求真善美的人性与语言中积极意义的词语及其运用占优势的特征是相互印证的”这部专著对语用频率效应的系统而又严谨的阐述，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关注。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陶红印在 Pragmaties杂志发表书评,给予高度评价，并给素不相识的邹韶华去信，在信中对邹韶华的这部专著备加称赞:“我去年托北京的朋友购买了大著《语用频率效应研究》，读后立即为先乞论著中的深刻见解所吸弓I,深感此著为中国汉语学界少有之作。另外让我吃惊的是,该书中反映的对语用效应的见解与西方当代功能语法学（Hopper, Bybee, Thompson为代表）的理论思路有惊人的一致性，于是我决定写一书评。”他的语言学论文集《求真集》在语法、语义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等方面冇广泛深入的论述.阐发许多人未言及富有创见的理论见解，表现出了学术原创精神、严谨的学术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高度的学术责任感。著名语言学家吕冀平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吕先牛.称赞说:“《求真集》中的每一篇论文都体现出原创精神，各篇的含金量容或不同，但绝没有一篇是用’学术’包装起来的冒牌货——通篇都是’不知所云’或者’人云亦玄’。”并举例说，汉语中性名词在具体语境中存在语义偏移现象，是邹韶华多年来着力研究的一个课题，文集在相关的一组论文中不仅细致地描写了偏移的各种各样令人感兴趣的现象， 而且探究出它们产生的原因是由特定的名词性质（内因）和特定的句子格式（外因）相结合的结果，由此还进一步考察了这种语义偏移现象对语言结构的影响。他通过对大量语言事实的统计分析，揭示出现代汉语语用中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比例大致为7：3,这为积极偏移属于强势偏移的论断奠定了基础。 又由此推而广之，更进一步提出了“语境频率”的概念,将语言的结构和意义放到语言运用这个更大的背景中去研究，为以后全面系统研究语用频率效应作了铺垫。吕先生从文集中举出大量的例子说明邹韶华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无征不信、言必有据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在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链接相关问题， 使之形成一个系列性的专题，这种研究方法使他的学术研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全面、深刻、日臻成熟的特点;盛赞邹韶华在学术研究方面所表现岀来的学术责任感。
  萧君和萧君和，1944年生，吉安县人“自学生时代即遭遇政治上不公，“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冤狱之灾12 年，身处逆境20多年y 1979年平反出狱后，先入贵州大学中文系任资料员，后改任教员，评为研究员，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92年调广东佛山大学任教授，曾任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佛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文艺学院教授、中华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又曾任贵州省高校美学学会会长、佛山市中华学研究会会长、佛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长期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思维科学、文艺理论、美学、中华学、历史学、珠江三角洲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多的学术成就,尤其在逻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萧君和在逻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主要在思维科学方面，发表《思维新探》等论文近十篇，出版专著二部，其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他对思维、对情感思维作了新的研究，在专著《论思维》中提出：情感思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活动方式，其原料是各种各样的情感及其物质表现，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其产品主要是表情艺术作品。对抽象思维逻辑和潜意识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之间存在着统一逻辑，统一逻辑的基本规律是充分根据律、抽象同一律和具体矛盾律;而潜意识是抽象思维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客观存在，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附带觉察和体验活动，“对他的揭示有助于认识领域进一步贯彻对立统一原则，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有专著《形象思维逻辑学引论》，把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形象思维的思维形式是心象、联想、想象、构思;基本规律是具象律、情意制动律、完美趋向律;艺术思维是形象思维的特殊形式,其基本规律是冲突和谐律、主观融合律、意境典型律，其主要方法是意境化、典型化。见解新颖。
  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华学的新概念，并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发表了《中华学论纲》、《中华学原理》、《中华民族精神论纲》、《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纲》、《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结构与功能》、《“中华全息” 论》、《论中华民族族体的构成》、《论中华民族族体的成因》、《中华学：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论思维掌握》、 《论中华学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促进》等大量论文,主编并出版了《中华民族族体论》、《一门新兴学科的崛起》二书，出版了《华魂论》三卷、《中华学初论》、《中华学》三部中华学专著。
  这些著作就中华学的宗旨、任务、对象范围和方法以及中华学在自然论（内容、作用、保护和振兴）、 民族论（形成、族体、灵魂、特性和发展）、文化论（来源、特性、作用和走向）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为了适应中华学研究的需要，萧君和致力研究中华民族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史，一是中华民族统一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成果集中在他主编的《中华民族史》和《中华统一史》两部著作中。关于中华民族史,他提出，中华民族史就是以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的形成过程、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记述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的形成过程、发展过程的历史学科。并明确划分中华民族史的分期:①中华民族形成的前奏.包括滥觞期、多元分布期、中原中心的形成巩固期； ②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包括华夏族的形成发展期、华夏族向以族的转变期、汉族的形成发展期;③中华民族形成后的发展,包括自在阶段、自觉阶段、解放阶段。
  ' 龚鹏程龚鹏程，1956年生，吉安县人。出身贫寒，父亲在40年代从内地辗转来到台湾，靠摆摊做小生意维持家计。龚鹏程出牛.在台北.后乂随家辗转台中等地匚自幼刻苦读书，多方求学，获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学位，曾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文学院院长，中止大学刃史研究所教授，南华大学创校校长，中华道学院教授、副院长，佛光夬学创校校氏，台湾学/1 ：.书局总编辑，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理事氏等职，又任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
  龚鹏程在学术匕广涉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文化学，截至2000年出版专著已达60多部，而且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创见，能成•家之討。
  在文学研究方面,出版的编著达13部之多。其中最有名的如《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中国小说史论丛》、《文学散步》、《文化、文学与美学》、《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国小说史论》等，尤其《文学散步》是一部极富创见的文学理论专著：他认为文学知识系统的呈现必须贴近文学生活，应当着重讨论“文学内在知识规律以及方法学基础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永远争论不休、而又在学界反复运转的“假问题”"文学概论作为•个学科系统， “基本上应是以一套有系统的文学理论，来陈述有关文学理论之整体内容的”，“显然不必也不能讨论形式、类别、风格和技巧等文学现象的问题”。他指出，“坊间的文学概论，除了喜欢大谈这些不在文学概论范畴之内的东西以外，还擅氏讨论一些假问题”。如文学的本质、特质、性质、文学的起源之类谁也说不准的问题,结果要么是盲人摸象,不知所以，要么指鹿为4,炫人耳目。他认为，“ 一门学科的建“，必有其方法学上的步骤和知识论上的规律。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步骤和规律做冇意识的检讨，以达到自觉, 并在自觉中发展，学科的自律性就永远无法达成。”文学概论也是如此.《文学散步》作为一部文学概论专著.摆脱传统文学概论的束缚，采取“散步”的方式，“逍遥论文学”，研讨的是“到底文学是什么、文学研究是什么、为什么碍要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又何以可能” 等文学的基本问题，却有许多新鲜的创见。
  傅荣傅荣,1957年生，遂川县人。心理学家。1985年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任心理系教师，现为广州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心理部主任、副教授“从1982年开始进行暗小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先后在全国二十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关于暗示心理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出版《暗小术》、《消除心理障碍的艺术》、《女性健康心理学》、《牛.活中的暗不心理》、《暗小教育学》等多部专著。“中国青年科技奖”评选活动中专家推荐和获奖荣誉册及事迹介绍中称:“傅荣同志倡创我国的暗不心理学等冇全国性影响”，“对推动我国'暗示心理学’学科的建立和进行系统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1985年，傅荣在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学术刊物《心理学探新》第3期|：发表J'《创立“暗不心理学”刍议》一文，正式提出创立“暗示心理学”。文章阐述了暗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内容范围和方法,以及暗示心理学研究对医疗、教育、军事、体育运动、司法、学习、社交和久活等领域的理论与应用。 文章强调,暗示心理学的研究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要符合中国特点和现代化特色，丿|：创一门崭新的中国式的暗示心理学。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心理学界的关注，1990年出版的《现代学科大辞典》根据傅荣的这篇文章第一次列出了我国的“暗示心理学”学科词条。1989年，傅荣的暗示心理学专著《暗示术》出版发行，标志着暗示心理学学科的创立工作已经完成，这部著作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暗K心理学专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在推荐到华东地区评选时的评语说:“此书填补了我国暗不心理学的空白”，“是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和应用研究的指导性相结合的硕果”。
  傅荣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暗示术》对“暗示心理学”学科的性质、该学科研究的任务、对象、范围、 内容、领域和方法都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暗示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暗示心理现象、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介于心理学和暗不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既是心理学的分支，又是暗示学的分支。 其研究对象是暗示心理现象，暗示心理现象就是人体受到暗示的影响所产生的各种心理活动和状态。 其研究任务就是暗示心理学方法论和一整套具体的暗示心理学方法和程序的创立，探索暗不心理现象的规律，从整体上探索暗示心理的内部发展的理论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其研究范围和主要内容即暗示心理现象的规律、暗示心理的社会环境、个体和团体的暗示心理、暗示心理技术（即暗示术）等。其研究的领域主要表现在:暗示心理学所研究的是与心理学有关的心理学问题，它渗透在社会的医疗、教育、军事、体育、司法、学习、交往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包括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法、观察法、调查法、个案研究法、统计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