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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术名家行思行思（673〜741）,俗姓刘，安福县人。唐代禅宗高僧幼年出家于安福宝云寺，后听说韶关曹溪六 祖慧能师席极盛，不避艰难，前往曹溪参礼，成为慧能门徒据《丘灯会元》载：“师闻曹溪法席，乃往参 礼。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口 ：’汝曾作什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祖口：’落何阶级？’师 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右？’祖深器之。会下学徒坦众.师居杵焉"”阶级，指对事物进行分析，划分出 次第等级，这是禅宗所反对的，行思的冋答深得禅宗奥义，所以慧能十分赏识,让他居于众徒之首C后慧能将衣钵传于行思，并命他外出教化一方"行思遵命离丿〕：曹溪,于唐神龙元年（705 ）回到吉州， 归主青原山女稳寺（北宋崇j间改名净居寺），四方禅客云集青原六祖圆寂后，行思被尊为七祖，行思 传衣钵于希迁（石头和尚）:希迁身后右三个高徒.即药山惟俨、夭皇道悟、丹露天然，分别开创禅宗青原 法系的曹洞、厶门、法眼三宗，行思被尊为三宗祖师“禅宗传至六祖慧能.因慧能不识字，不尚箸述，只注重心悟，门徒问学，慧能也常常答非所问，以示 禅宗高深：但这种答非所问并非无的放矢.前后联系起来，常包含有一定的法理，因而门徒们也常常能 从答非所问屮悟岀佛理，谁悟得多、悟得深，就成为高徒"他的佛理、他的学术思想便留在了门徒们所记 录的语录中"行思谨遵师法，十分巫视坐禅心悟，门徒惟俨称之为“思量”.乂特别重视事和理的关系， 主张通过坐禅.达到事理圆通，事事无碍的境界.后门徒们概括为“兼中到”，形成影响深远的“回互”说。 他的门徒所记录的行思语录大都散佚无存，仅存四条,但也足以见到他的佛学思想。
  《祖堂集》卷一:“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庐陵米作么价？’ ”佛法难以用语言叙说，却又体 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物之上，包括米价之类小事，并不玄妙神秘,道无所不在"《祖堂集》卷三：“师问神会：’汝从何而来?'对曰：'曹溪来。’师曰：’将得何物来？’会遂震身而示。 师曰：’犹持瓦砾在.’”神会是慧能的门徒.后又投行思门下.神会用抖抖身体的动作表示“本无一物”， 恰恰反映了他脑中的“物”仍属世俗的概念，未能彻底摆脱物相，故有“犹持瓦砾在”之评。
  《祖堂集》卷三:“会口 ：’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不？’师曰：’设使有与.汝向会摩处著？’”本来是无 我无物，假设你有这些东西,你将如何处置？神会仍未能摆脱物相。
  《五灯会兀》卷五：“师H :'子何方来？’迁曰：’曹溪。’师曰：’将得什么来?'曰：’未到曹溪，亦不 失。'师曰:'若恁么.用去曹溪作什么?' H ：'若不到曹溪，争知不失？’迁又曰:'曹溪大师还识和尚否？’ 师曰：’汝今识吾否?'曰「识"乂争能识得？’师H ：'众角虽多,一麟足矣"’迁乂问：’和尚自离曹溪,什 么时至此间？’师曰：’我却知汝早晚离料溪./I!：*帝迁不从曹溪来师曰：’我亦知汝去处也'和 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师问迁：’汝什么处来?' H ：'曹溪’。师乃举拂子曰:'曹溪还有这个么？' 曰:'非但曹溪，西夭亦无°'师曰:'子莫曾到西天否？’ H ：'若到即有也。’师曰:'未在,更道。'曰：'和尚 也须取道一半，莫全靠学人。’师t-i:'不辞向汝道，恐已厉无人承当o' ”师徒之间一番应对,表面看，常常 答非所问,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不介逻辑,这正是不执暮于世俗的语词概念.不遵循世俗的逻辑法 则,正是在这种若有若无，似是而非，机警灵动，自山口在的应对中暗合着禅机佛道。希迁（石头和尚）为曹溪慧能门徒，后又师从青原行思。从这番师徒应对记录中,可见其悟入禅机之深，深得行思赏识。
  欧阳修欧阳修（1007 - 1072）,永丰县人。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参知政事。欧阳修是杰出的政治 家,又是有宋一代著名的学术大家,在经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领…代学术风气.在其他许多领域也有很 咼的造诣。
  欧阳修创立的庐陵学派是宋代经学流派中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他在经学领域有很多富有创见的 学术成就,主要是:（一）客观地总结前人治经成果。欧阳修认为探求六经本义必须以经文为依据,但又 不存偏见,不抱虚无态度,不是轻率地全盘否定前人的经学成就,而是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前人的成果，既 充分肯定先儒在整理和研究六经方面的功绩，也十分注意对先儒的传注作具体分析，择善而从。这种科 学态度在当时全盘否定先儒传注的风气下是十分难得的。（二）治经必须曲尽人情、切于人事。欧阳修 认为.“圣人,人也”，所以“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而圣人之所以为圣，就在于能探造化之本，穷天下之 情,“以达于人情之大窦”（《居士外集》）o他认为:《易》“止于人事而已”，《春秋》是孔子“上揆之天道， 下质诸人情”而写成的,《诗》则更是人情的集中表现,《礼》则是依人情而制定的，因此，治经必须依人情 去探求真义，这样才能切于人事，发挥作用。欧阳修的人情说，不仅在经学领域，还推衍到史学、文学等 其他领域，在宋代学术活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创导“宗经明道,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欧阳修 之前或同时期的学者中都曾不同程度地主张宗经明道，经世致用的学风,而欧阳修则在此基础上更系 统、更切实地加以提倡，身体力行，百折不挠。欧阳修的宗经明道是以废黜伪说为前提的，在他看来，产 生于秦汉的伪说惑乱经义，犹如日月遭乌云遮蔽,清水为泥沙所污,黜伪说就要宗经明道，做到“扫除浮 云披，还其自然光，万物皆见之”（《居士集》）。他认为，“六经皆载圣人之道”，宗经的目的就在于明道， 而明道的目的就在经世致用，在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居士集》）。庐陵学派在经学研究和传习中 有很多开创性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和宋代学术的发展,对有宋一代乃至后代经学的 发展、学术的繁荣产生了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在于:他领导了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作品，成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是宋代诗文复古运动的集大成，步趋唐代韩愈的复古革 新，但又比韩愈来得更系统,更彻底，更有效。韩愈只在文体上复古革新，而欧阳修不限于文体,也在诗 体上复古革新，而且无论文体还是诗体,革新几乎触及所有的方面。由于不系统，不彻底,韩愈以后的古 文不久就衰落了，相反，欧阳修以后却使欧阳所创导的诗文源远流长，蔚为文章正宗。其革新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道胜文至”。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和韩愈一样，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认为道 是内容，如金玉，文是形式,如金玉发出的光辉。但他比韩愈更进一步，提出道与文不能等同，有道即有 文，道与文虽密不可分，却不能混为一谈。他认为，要使文真能达到工的先决条件是“道纯”，“道纯则充 于中者实冲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毅,”“道纯”才能“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 发之以信后世”，“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欧阳文忠公文集》）。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比韩愈更先进的 地方在于欧阳修不是单纯的重视道，更重视道的事功.更重视道必须施之于“百事”，与现实生活联系起 来。（二）黜时文，复古文。欧阳修菲薄时文，认为那种脱离道统，不切实际的时文“穿凿经传，移此俪 彼”，雕刻芜秽，溺于文辞，实在是毫无价值的，既无益于人心，又无益于事功，必须彻底摒弃。摒弃毫无 价值的时文,就要倡复古文，但倡复古文，不是简单地模仿古文,不是句模字拟地规模古人。他说:“闻古 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 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欧阳文忠公集》）只有充于中，才 能做到“发乎外者大以光”，而充于中的是道,发于外的是文，只有做到深讲笃信，道充于中，才能做到不 简单模仿古人.而写出光辉灿烂的文辞。这就是复古革新的真义。欧阳修所说的文，不止是一般的散 文，包括一切行诸文字的文，诸如四六文、碑铭文、史传文、策论文、书牍文等。（三）推动诗体改革。欧阳 修领导诗文革新，身体力行，在理论上廓开视听，在实践上躬行表率，同时在文体改革方面以尹洙、苏舜钦作前导,在诗体改革方面则以梅尧臣、苏舜钦作先锋。他的诗论主张，主要反映在《六•诗论》中，在其 他诗文中也时有表现"他既批评“口体”的浅易无味，乂批评“西昆体”的繁复冷僻，也批评“晩唐体”的 弱狭卑琐，提倡学习韩愈,鼓励平易清淡，把“意新语工”、“意在言外”作为诗体革新的核心。梅尧臣、苏 舜钦在欧阳修的革新旗帜下，创作了大量或豪放、或清淡、或恣肆、或惊绝的诗歌,欧阳修不时加以揄扬 推举。以欧阳修既是诗文宗匠，又是朝廷名臣的地位,这种揄扬推举非常宜接地鼓起苏梅的创作兴趣， 指引诗体改革的方向，转移诗坛风格,有力地推动诗体改革这种揄扬推举，宜至苏梅死后，仍在继续。 其《感二子》诗说:“二子精思极搜抉,犬地鬼神无遁情；及其放笔骋豪俊.笔下万物生光荣.”欧阳修领导 的诗文革新运动因其切时弊,重传统,树新帜,循时势，取得空前的成功,并惠及后世，久远不衰.欧阳修还是宋代杰出的史学家。他参与编纂《新唐书》，乂独芷撰写二十四史中第•部也是唯-一 部私纂正史《新五代史》.在中国史籍编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史学理论匕也何独到的见解欧 阳修十分推重《春秋》，认为其宗旨在于“正名以定分，求精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落实到书法上, “《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出、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 也”(《居士集》)。基于这种认识，欧阳修在编纂史书的过程中，非常强调“春秋笔法”，也就是“别是非， 明善恶”的书法，褒贬人物，以明是非，辨善恶,达到“垂劝戒、小后世”的H的.同时，欧阳修提倡编史必 须简而有法，略于事实。在欧阳修看来，六经中称得上“简而仃法”的“惟《祥秋》叮当之”"因此，在编纂 史籍时，他特别强调简省，并且身体力行,力求达到“文约而事详”’欧阳修所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的文笔简约是我国古代正史中所少见的，也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杰作。欧阳修主张修史的一个根 本原则就是“直书不隐” o他认为这一原则也正是《春秋》所遵循的原则，忠实于历史事实，尊重历史事 实的真实性、客观性,不以主观意志随便改易历史事实"为了做到这一点，欧阳修在史料的rl＞有匕往往 遍考群书，广搜博采，兼容并蓄,极大地丰富了史料来源,并不惜时日,本着慎重、负贵的精神.对所获得 的史料进行考辨整理，纠谬正讹，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以得其实，然厉真实地记录编辑入廿 他对史料 的占有方式和考辨求真的作法,在史料学上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欧阳修在金石学领域冇开创之功"在欧阳修之前，虽然出现了一些金石收藏者，有关金石的记载、 考证和研究也多散见于文人们一般著作中，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右门学问。欧阳修力时I•八年，集得彝 鼎铭文、碑刻、法帖一千卷，辑录成《集古录》十卷。欧阳修并不单纯地收集辑录，还特别注意对所收集的 铭文、碑帖从形式到内容的精心考释，以之校释史传，考订史实，并将考释所得撰写成题跋，附于碑铭之 尾。这种题跋积累渐多，至熙宁二年(1069),得四百余篇，辑成《集古录跋尾》卜卷。当《集古录跋尾》辑 成之时.欧阳修已年近古稀。他在《集古录目序》中说:在集录和跋尾之外.“若撮其大要.别为H录，则吾 未暇，然不可以缺而不备也”。于是，命其三子欧阳辈整理编排，撰成《集古录目》二十卷。对痢铭碑刻这 样大规模有系统地收集、整理、记录、考证、编目，前无古人,在金石学领域尚属厅创，《集占录》、《集古录 跋尾》、《集古录目》也成为一套完整的金石学著作"特别是《集古录跋尾》.把订止史传、补充史料作为 宗旨和核心，对碑铭的年代真伪、书刻情况详加考证辨析.对碑铭的书法优劣、诗文高下特心鉴赏玩味. 对碑铭的史料价值采取“以碑考传”的方法严格辨正考索,实事求是，分析具体,创获实多,是我国第一部 金石学专著,为后来的金石学构筑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体系°虽为草创,但对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 有箪路蓝缕之功,成为我国金石学的奠基之作.其学术价值极高.影响深远。
  欧阳修在政治、经学、文学、历史等领域的声望人所共知，在教育方面也有很杰岀的成就"他在教育 方面有许多重要的活动，改革科考,破除文弊，扶持后学,循循善诱，重视人才，荐拔贤能，风气为之一变。 他不是从事教育的专门家,但是他对教育有深入的研究，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形成了他系统周密的教育 思想。欧阳修认为，教育就是要培养能“学古怀道”，“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的“特立之士”，他们是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的君子。因此，他特别强调，教育能否造就德才兼备的人才，关 系到大政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大政掌握在德才兼备的人手里，立法治国才有希望。教育能培养德才兼 备的贤才，朝廷能“任贤以守法”，贤才不至于被埋没，不肖不至于被任用，国家才能大治：欧阳修认为. 人性善恶不必过分追究，不管是善还是恶，只要能修其身，小人会变成君子，而不修其身.君子也会变成小人。通过教育，通过修身，人们可以达到善的统一，因为教育能使人“明道”“自守”。他认为教育使人 知古,知古就能明道，然后履之于行动，体现于业绩，见之于文章，传声名于后世;明道之人会有坚定的自 守。教育使人立德、立功、立言，从而传于不朽。欧阳修认为教育必须提倡勤奋、踏实的学风，反对浮华、 浅薄的学风。他认为，受教育者要使自己有真才实学，就必须深入钻研，勤奋学习，踏实循法。深入钻研 才能达到一定深度，然后才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勤奋学习，才能做到自觉学习，才能达到熟练,才能 出天才;踏实循法才能循序渐进，才能培养辨别真伪的能力，做到守经以笃信，辨伪说之乱经。那种浮华 浅薄的学风，好高鹫远，急功近利，不循法则，必然学不到真正的知识，是十分有害的。他还认为,学习必 须得法。欧阳修十分重视学习方法，首要的是把“修身”作为学习的中心、学习的根本，抓住了这个根本， 就可以无所不获;其次是“求意”，这是学习的关键，求意即领会精神实质,只有做到求意，才能学到真知； 再次是互相切磋,学友之间能广泛切磋，就可以互相启发和补充,从而产生新的见解;第四是集思广益， 集思广益既可以活跃学术空气，又是可靠的学习方法。他认为，当时的科举考试重诗赋，以声韵对偶定 优劣，只要求死记硬背，并没有注重应试者的真才实学，败坏风气，又极不合理。斥责试官拘于成法，废 弃有用之才，并发出了改革考试制度的呼吁。欧阳修一生十分关注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他在教育方面的 许多言论，不乏真知灼见。
  此外，欧阳修还是一位经济思想家。他提出“权商贾”论，主张官商并行,并互相结合和配合。他认 为,在商业活动中，国家一方面应“抑豪商不使过侵国利与为僭移”,另一方面与商人分利，诱之使来，以 保证市场繁荣，货财流通。这样以官府为主体，以商人为辅翼，采取多种配合形式，活跃工商业，改善国 民经济状况，增加财政收入。欧阳修在他所处的封建经济时代,提出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经济思想，即 重视城市建设的思想。欧阳修把城镇市场与道路的建设，视为促进经济繁荣与改变一座城市面貌的重 要措施，把在城市里修建旅舍、园林、楼亭等旅游、休闲之所,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予以肯定。 对尚书驾部员外郎郭公出守夷陵后大规模修建街市、清河县令张公在泗州城建园林、楼亭、店肆、旅舍大 加赞赏，称为有利于商业活动、繁荣经济的“善政”。从有利于工商业繁荣的角度提倡改善城市公共设 施,美化城市环境，从而促进工商业发展和城市经济繁荣，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先进的经济 思想。
  刘#刘算(1048 - 1102),安福县人。宋元丰三年(1080)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刘算是北宋后期成就 颇高的文学家。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其文宗欧曾，风格极近曾巩，儒雅博厚，绵邈幽深，纤徐婉曲，缜密 峻洁。刘璋《龙云集序》称其文“庞郁雄邃，如殷首周彝，龙纹漫灭,古意独存”。其诗取法韩愈，以文为 诗,以议论入诗,刘坝《隐居通议》称其诗“多留赋而比与兴寡”，委蛇辅排，颇有气势。
  刘算不仅是一大作家，同时还是颇有影响的文论家。他的文论以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为宗,高举诗 文革新的旗帜，写下了相当数量极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在文艺理论方面多有阐发，在道统文学极盛的北 宋后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文论观点最突出、最有影响力的是他的变说和气说。
  (一)变说。刘算十分强调文章体裁必须富于变化。他在《上曾子固先生》中说，自古文章都是很难 作的，即使有写得博大宏富的，也很难做到该备完美,但有一个办法可以力求做得好一些，那就是变。 “阁下所以能文者，非徒能文，正在有变耳。”(《龙云先生文集》，下同)他分析自古以来文章体裁大约有 经、史、诗、骚四种，此外还有诸子暂且不说，都离不开变，“《禹贡》载禹治水，北徂东渐，计往返无虑数万 里,足所投者几所，身所尝者几事,而首尾才千余言焉。及丘明之传经也，件为编年多侈数百倍焉;迁之 为纪、传、世家、书、表，则又倍焉;其后有班范《晋阳秋》、《魏略》之类，则又倍焉;不害其为史也。《诗》之 约也二言而已，曰'肇裡'；已而三言，曰'卢重鎔'；已而至于五言，曰’赠之以芍药’；甚者如'谁知鸟之雌 雄’，乃六言;而由汉阅唐,又有七言焉;不害其为诗也。《离骚》之文则因异乎《招魂》矣，《招魂》之文则 因异乎《大招》矣,于流而为杨马之丽赋，则亦无适而不异。经也，史也，诗也，骚也，其每亦乃如此。”至于 庄周、贾谊之文漠不如是，善变而已;韩愈所谓“惟陈言之务去”，陆机所谓“怵他人之我先”，也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唐元和、长庆间,文章号称有前代气骨•为什么？ “知变而然也”。刘算在文学上主张变，和 王安石、曾巩在政治上主张变在思想上岀于一辙，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文学观念。
  (二)气说。刘算在文学体裁上主张“变”.在文学风格匕则重视“气”。他在《上运判王司封书》中 说，六博、书画、斗士、刺客无一不恃气.然而最需要恃气的是文章。文章的“气”充足，其文辞就浑厚高 昂,而“气”贫弱，其文格就卑微低下。“文章以气为主，岂虚言哉？ ”“孔子之气，周夭地，该万变,故六经 无余辞焉，而其小者犹足以叱夹谷之强齐。孟子芥视万钟，小晏婴、管仲，而其自养则有所谓浩然者，故 其书卒贻而世。语赋者莫如相如,相如似不从人间来者，以其慕蔺也。语史莫如子长，瑰伟豪爽,视古无 上者，以共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以作其气也。唐之文士因无出退之者,其入王庭湊军，视若轩 渠小儿，则足以知其气矣。”在他看来，“气”对文章来说至关重要，苏辙曾强调养气以为文，而刘算则更 进而指出气影响文学风格。
  徐梦莘徐梦莘(1126 - 1207),新干县人。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官至宾州知州，罢归。徐梦莘于宋 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调郁林州司户参军，簿书之余，开始收集有关宋金海上之盟至毁盟期间之资 料，并着手编纂，至光宗绍熙五年(1194)完成，纂成《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成为一部十分难得的重 要历史戸著。
  《三朝北盟会编》为编年体史料汇编，义例严谨，反映了徐梦莘是非分明，尊重史实的史学观念。全 书记事起北宋政和七年(1H7)海上之盟,迄南宋绍兴三十一年(H61)完颜亮伐宋败盟.历徽、钦、高三帝 共四十六年之史，凡宋金媾和、用兵之事，悉按年月曰.诠次本末。惟中帙之末,有诸录记五卷，因无年月 可记.乃附于后。徐梦莘广泛地搜集了有关史料，凡三朝四十六年中事涉与金人和战会盟之札子、上书、 疏奏、谢表、申状等三百六十多件，诏敕一百七十件，圣旨、注音、御笔、御札、御批、敕书五十六件,制八十 件，诰、告词、责词、指挥、榜、牒、赏格、谥议等七十多件。保存如此丰富完整的原始资料，为宋代其他著 作所不及。引书二厅余家，且皆录原文，无所去取，不加论断，是非同异，并见互存。其自序云:我朝靖康 之乱，所涉人爭纷繁，言之难尽，“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 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口月寝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于是取诸 家所说及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诠次”。其宗旨就是集 诸家之说,“参考折中，其实自见，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湮没也”。
  此书的另一特点是，当述及某个重要人物时，总要详尽地介绍其生平或详引行状、墓志等，给宋史研 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提供了其他史籍未曾记载过的珍贵资料。由于所引史籍多已失传,如女真族早期 情况及金人某些习俗、制度等，在《金史》、《大金国志》、《大金集礼》中极少反映或涉及，而此书记载则颇 详细，从女真族之由来、发展，一直到阿骨打建国等均多涉及。同时还提供了女真族同中原人民交往的 宝贵资料，如隋开皇中，女真“遣使贡献，文帝因宴劳之,使者及其徒起于舞前，而曲折皆为战斗之状”。 关于女真族的风俗习惯及民族特性，记载尤详,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史资料。书中所引钟邦直《宣和乙巳 奉使金国行程录》等是研究宋金之交通路线及满洲地理的珍贵资料.关于金朝之京邑、宫室、宗庙、林枱、 信卫、旗帜、冠服、刑法、用兵、取士、屯田、田猎等方面的史料亦极丰富，可与其他史籍相互参照。关于宋 金使臣之往来、宋金战争、宋金互递国书等，比《宋史》、《金史》为详,是研究宋金关系最为重要的资料。 同时，许多史事记载,可补正史之误。
  此书所引各家笔记杂著繁多，今多不存，故其辑佚价值不可低估。即使有少量保存下来，因辗转传 抄,讹误漏略很多，因而此书又有很高的校勘价值。
  杨万里杨万里(1127 - 1206),吉水县人。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官至秘书监丞、宝谟阁学士。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始学江西诗派，后学陈后山、王半山，后又学唐人绝句,经过不断地自我否定，终于跳出江西诗派的圈子，继承晚唐绝句的传统， 创造了清新活泼,风味独特的诚斋体。钱钟书先生说:“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 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钱钟书《宋诗选注》）诚斋 体的贡献恰在上继晚唐,下开“性灵”一派。
  杨万里不仅在创作上力求自出机杼，清淡空灵，新颖自然,追求一种特别的风味，在诗论中他也把 “味”（或'风味”）作为衡量诗作的核心标准。诚斋论诗，重“味”而轻“形”。他在《江西宗派诗序》中说： 江西宗派诗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宗派，藉以维系的是“以味不以形”，很多人论诗“舍风味而论形似”，就论 不到点子上。什么是诗的“味”，“酸咸异和，山海异珍，而调腼之妙，出乎一手也”（《诚斋集》卷七十八）。 这种“味”，就是风味，就是今天所说的“艺术风格”。在他看来，只要有“味”，“形”的似与不似就无关紧 要了。后世评论家们把它概括为诚斋“风味说”。诚斋风味说继承了魏泰的“余味”说和张戒论“味”的 观点，但又将这一诗学范畴推进了一步，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
  诚斋以“味”论唐宋最具代表性的四位诗人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 其味，一其法者也。”（《诚斋集》卷一百十四《诚斋诗话》,下同）意思是说，四家之诗，外形相同，而有两种 风味;这两种风味,又遵守统一的法则。这样宏通的观点，在中国诗学史上是很少见的。他又以列子御 风与灵均驾车为喻，说:“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无待乎舟车，是“神于诗者”；而“杜、黄之诗，灵 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有待于舟车，是“圣于诗者” O李、杜之诗，壮浪纵恣，摆脱拘束,如天马行空,独 住独来,有一种无可仿效、不可重复的天才美，是“唐音”的代表;苏、黄之诗,博大精深,千汇万状,熔铸百 家,则是一种经过千锤百炼的人工美，可视为“宋调”的代表。进而提出自己的诗学理想:“合神与圣，苏、 李不杜、黄，杜潢不苏、李乎? ”合李、杜、苏潢之味而融“唐音”、“宋调”于一炉，这无论从当时,还是在 后世，都是十分完美而几乎难以实现的梦想。诚斋作诗，由宋入唐，确能融合唐、宋两代诗的长处，自成 一家，可惜尚未达到他自己提出的理想境界。但是，他有如此高明的见解,能为后世诗人指出一条康庄 大道,毕竟是对中国诗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诚斋诗话》里,有相当篇幅讨论诗歌的字法、句法、诗体、对前人诗的继承、“以故为新”、“夺胎换 骨”等等,这些都说明江西诗派对他的诗学仍有一定影响。诚斋还枚举“温柔敦厚”之说,认为诗应该如 太史公所说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正如《左传》所说的“《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 婉而成章,尽而不污”。
  杨万里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敏锐、在哲学思想领域颇有突破的思想家，他在 晚年用十七年时间写成的专著《诚斋易传》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诚斋易传》属于义理 派易学，在治易方法上,不赞成以神秘主义观点看待《周易》，认为《周易》是讲人事变化规律之书，研究 易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事得失、社会治乱变化的规律，从圣人之所以作“易”来解释《周易》之原理;他又把 以史证经作为研究易学的重要方法，在阐释易理时引用大量历史事实以诠说经文，阐释进退、存亡、治乱 之理。《诚斋易传》在学术上的更重要的贡献是在其易学阐释中所表现出来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诚斋易传》认为: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根源。“乾之元，物资以始;坤之元，物资以生。始者，气之 元；生者，形之元。”他所说的“元气”就是“太极”。“元气混沌，阴阳未分，是谓太极o ” “盖太极者,一气之 太初也。”“故一气者,二气之祖也;二气者，五行之母也。”“天地之道，何道也？ 一阴一阳而已矣。阴阳 未分谓之太极。” “太极既分谓之阴阳,其为天地之道一也。” “天地之道，本乎阴阳。夫阴阳之道安在哉？ 在乎生物而已。”这就是说，太极是天（阳）地（阴）未分之前，混沌无形的元气，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最初本 原，由它派生出阴阳二气,从而演化出天（乾）地（坤）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等整个物质世界。并针对周敦 颐以太极、无极为虚无的观点，指出，天地阴阳的根本之道在于派生万物，而非虚无。从这种观点出发， 他认为所谓“耆龟神物”是自然之天所生，《周易》所言之变化亦不过是圣人效法天地自然的产物，四象 八卦是圣人“因天地之阴阳画之”，卦爻辞也不过是圣人“因阴阳之逆顺,从而断定之而已” o这些都表 明了杨万里对《周易》观物取象的观念所作的唯物主义解释。《诚斋易传》吸取了《周易》变化发展的观 念，认为“易”所谓变易之道，即是阴阳之气的变化发展规律，并进一步提出“易之道一阴一阳而已”的观点。“道”是阴阳二气运动发展的法则，宇宙从混沌未分的兀气演化为阴阳二气以至万事万物，都是发展 变化的。“何谓变？盖阴阳太极之变也，人与万物丘行之变也，万爭与万物之变也”，并进•步提出“天非 和不定，物非和不定”的命题。所谓“和”，意味着两个对立面之台一,或是集多种事物的对立面以得一个 新的统一。这一命题是指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之4他把阴阳、大小、刚柔、强弱等对立 面的互相转化，视为“理之自然”的必然规律。他说:“四阳盛强，-;阴微弱;大者胜，则小则衰;刚者动，则 柔者退；强者长,则弱者消:理之自然也"”他又认为,这种对 < 面的发展而达统…的过程是一个由“迹之 迁”到“神之逝”的过程。他说:“曷为变?曷为化?是不可胜穷也。尝试观之云行乎，炳而黄，黯而苍, 此云行之变也;倏而有，忽而亡,此云行之化也 变者迹之迁，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所谓 “迹之迁”即形迹变化，是指量变，“神之逝”即精神变化，是指质变，这种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是很普遍 的存在，“天地造化若是而已”"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在认识论上，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客观世界，人们应当根据所认识的天地之 道而去治理天地。“易之既作也，还以易之道而理犬地之道：”“惟其准则乎犬地，故能遍往乎犬地，非以 易而理天地也，以天地理天地「这种思想是十分积极的。
  此外，杨万里在钱币理论I；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宋孝宗乾道二年（H66）,规定两淮只行用铁钱， 铜钱不得过江,，发行两淮交子二百万贯，以铁钱为单位 八年，用会子收冋.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 发行两淮铁钱会子三百万贯，流通地区除两淮外，还包括江南的沿江八州:当时杨万里任江东转运副 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他反对铁钱会子行于沿江八州，提出了母子相权论.古代钱币中的子 母都是指铜铸币，大者为母，小者为子。春秋时就有人提岀过子母相权协调大小钱币关系的说法，南宋 时,人们把子母相权应用于纸币和钱币的关系.杨万里是最早的…个。杨万出说:“盖见钱之与会子.古 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也。今之钱币，其母有二:江南之铜钱，淮I：之铁钱，母也。其了冇二:行在会子，铜铁 之子也;今之新会子，铁钱之子也。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相为用"”（《诚斋集》卷七O《乞罢江南州军 铁钱会子奏议》.下同）会子,指纸币。行在会子是代表铜钱的,铜钱为母，会子为子.新会子即两淮会 子，它是代表铁钱的，铁钱为母，铁钱会子为子““母子不相离”，即纸币同它所代表的钱币同时流通，能 互相兑换o这里的兑换，是指市场上的兑换，不--定指拿着纸币去向政府兑钱"纸币和钱币同时流通 时,即使政府不负责兑现，仍能从市场换到钱（所换的钱数在市场上口发形成几这就是杨万里所说的 母子相权的意思，杨万里不反对在两淮流通铁钱会子，因为两淮本来流通铁钱，发行会子符介母子相权 的原则。他说:“且会子所以流通者，与钱相为兑换也。今新会子每贯淮铁钱七百七十足,则明然为铁钱 之会子而非铜钱之会子矣。淮上用铁钱，用新会子，则有会子斯有见钱可兑矣，是母子不相离也"”而沿 江八州因为不行使铁钱,铁钱会子就成为无母之子:“江南禁铁钱而行新会子，人必不与也，欲兑铁钱乎. 则无一铁钱之可兑也"有会子而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也,是交子（会子）独行而无见钱以并行也、”他反 对这种无钱可兑的纸币的流通。由于铁钱会子的面值为二百文、五百文和一贯二种，因此，他又指岀零 星交易无法进行:“ 一钱两钱之物,十钱五钱之器.交易何自而行，商旅何门而通乎？”不兑现纸币流通的 前提之一是能用来向政府输纳,杨万里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江南官司以新会子发纳左帑（库）、内 帑，左帑、内帑肯受乎？左帑、内帑万一不受,则百姓之输官场,州县亦不受矣"州县不受，则是新会子公 私无用，上下不受……不知将何用也。若止欲用之于军人之支遣，百姓之交易，其肯受乎？万一有受有 不受之间，此喧争之所起,而纷纭之所牛.也「据此，他断定在江南八州力行铁钱会子的结果将是使江南 之民“不胜其扰” o杨万里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奉诏而被罢官。杨万里的母子相对论是介于兑现纸币 流通和不兑现纸币流通之间的-种理论。这种母子相权论就其性质来说，应当是指兑现纸币的流通。 所以纯粹的不兑现纸币流通是杨万里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不过他又没有强调政府要对纸币负兑现责 任，认为只要能兑到钱，这种纸币流通就是正常的。不强调政府对纸币兑现负责，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不 兑现纸币流通所作的一种妥协,这就降低了他提出母子相权论的意义.他所主张的纸币兑现，每贯纸币 所能兑到的钱数，决定于这种纸币的发行数量以及对政府的清偿能力等条件，它受不兑现纸币流通规律 所支配"这却是杨万里所没有认识到的。罗泌罗泌，吉安县愎下（今属吉水县）人。生于宋孝宗乾道间,学博才宏,绝意仕进,诗文精深,尤耆坟典。 罗泌谙于古史，不肯苟同于人，认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谯周的《古史考》、张惜的《系谱》、马总的《通 历》、诸葛耽的《帝录》、姚崇年的《历帝纪》、小司马的《补史》、刘恕的《通鉴外纪》等书，其学浅狭,不足取 信;苏辙的《古史》，只是发明司马贞《史记索引》之旧，未为全书。于是广采各种典籍以至纬书，详加考 证，会而通之，于乾道六年（1170）纂成史学巨著四十七卷，取《尔雅》“训路为大”，题名《路史》，并由其子 罗苹作注。清同治《庐陵县志•人物志》载:罗泌举承务郎不起，杜门著述，家蓄数千卷，无不研究，储高 积深，著《路史》，“凡浑元隐僻,猥琐赘余之事，皆经纬而栉比之,用以广人咨询，通人问难。费辉自湘抵 吉，见而拍掌曰:'信天下之奇书也！’ ”其《前纪》九卷，叙远古前三皇至阴康氏、无怀氏之事;《后纪》十四卷，叙太昊迄夏桀之事。《前纪》、 《后纪》列汉代《春秋纬》中《命历序》所定自开辟以来至春秋末获麟之年，共十纪二百多万年。《国名记》 八卷,按太昊、炎帝、黄帝之后各代各姓，至周代各分封国之支系姓氏，并附杂国，下逮两汉之末。《发挥》 六卷、《余论》十卷,皆为辩驳考证之文,表达其关于古史的看法。《路史》的学术价值在于：（-）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路史》取材繁博庞杂，除引证儒家典籍外，多取自于纬书及《太平经》、 《洞神经》、《丹壶记》等道家依托之言，驳杂不纯，尤多附会，可谓集纬书以后附会古史谬论之大成。但 它引用了许多文献，将诸多有关古史传说之文加以搜辑汇集，也包括了比较丰富的宋以后已经失传的古 史资料，其中以周代史料为大宗，如其《国名纪》便分列古帝的后代及周代各国的族姓资料。•而且《路 史》中有一些资料往往与现代研究所考得的古史情况约略相合，这些史料今已不存，赖此书而得窥一二。 故其史料价值高于皇甫谧《帝王世纪》、胡宏《皇王大纪》等书。
  （二）其史论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路史》的《发挥》、《余论》对佛教深加贬斥，时依道家立义，但对 贪图成仙之惑也有所批评，其中辩驳古史的考证议论，常有精锐之识，非后世纂古者所能及。元代盛如 梓评论说:“观其引援该博，无书不读，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庶斋老学丛谈》卷上）《四库全书总目》 说:虽多采纬书，已不足据，不免庞杂,但“引据浩博，文采瑰丽”，“考证辨难，语多精核，亦颇有祛惑持正 之论。”（《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近人吕思勉先生《说史》一书中则大加称赏,说:裨史学者言古史，“惟 《路史》最为卓绝,所搜异说极多。排比虽或失当，然考证论断,多有特识,亦非规规于世俗之绳墨者所能 望其项背也”。
  彭叔夏彭叔夏，吉安县人。宋绍熙四年（1193）进士。彭叔夏是颇有成就的文学研究专家。自北宋雍熙三 年（986）十二月诸词臣编就《文苑英华》一千卷后，由于校勘不严，错漏颇多,朝廷多次派人对原书加以校 勘，但问题仍有不少。周必大致仕乡居，取《文苑英华》各种版本,与友人共加勘削校正,评注各篇,编成 《文苑英华纂要》八十卷。彭叔夏是参与校勘的主要成员。他在编纂完成《文苑英华纂要》以后,又自撰 《文苑英华辨证》十卷。这是一部用文献学方法考辨前代诗文正讹的重要学术专著。
  他在序言中谈及其撰述本书的缘起，是受命校勘《文苑英华》.“考订商榷，用功为多”，但有关的考 订成果，“散在本文，览者难遍”，所以他别撰本书，“荟萃其说，以类而分，各举数端，不复具载。小小异 同，在所弗录。原注颇略，今则加详;其未注者，仍附此篇。勒成十卷，名曰《文苑英华辨证》”。书中分类 详明，分析细致，考证严谨，其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一）最主要的成就是以归纳举例的形式，勘正了《文苑英华》原编的大量失误。以“门类”、“脱文” 两类为例，二者均涉及《文苑英华》编者对所收诗文原作的理解能力与校读作风，而为彭叔夏揭出的“凡 门类混淆当是正者”的典型例子即有十四条，“凡有脱文见于他本者”又有十七例。其中像皇甫涯《顾况 诗集序》,《文苑英华》编者未校本集而又脱一“诗”字.遂误次该文于“文集门”；崔国辅等人咏长信宫诗, 编者误列之于“长门怨”类，不知长门、长信分属陈后、班婕妤二人，未可混同；又如萧子显《日岀东南隅》、王褒《燕歌行》，《文苑英华》所录，用郭茂倩《乐府诗集》相校，脱漏甚多；而隋文帝《求贤诏》，《隋 书》所载原文凡五百余字，到《文苑英华》只剩百余字,诸如此类，反映了彭叔夏在学术功底和治学态度 两方面均有超越前人之处，使本书成为出色的研究著作。
  （二）就文学研究而言，彭叔夏用实证方法清理诸多宋以前文学文本,进而探讨某些文学史问题。 在《文苑英华辨证》中,虽名“辨证”，但并非纯粹辨证,除了辨证纠误，也有肯定《文苑英华》文本为正确 与存疑待考之处，对《文苑英华》所收自萧梁迄五代的名篇.用文献学方法对这些名篇作求真求是的文本 考索，实际上也就从一个侧面为后人研究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宋以前的文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此外，某 些小节里还有由某一具体例证而生发，论及文学史问题,如卷五“名氏二”考《文苑英华》所收刘长卿《宕 子怨》实为隋薛道衡《昔昔盐》诗.不仅举诸证以明《文苑英华》之误，同时更引洪迈之说，说明“盐”与吟、 曲、引之类同样是一种入乐的歌诗体裁,南宋南岳庙乐曲《黄帝盐》即其体，而俗改其名为《黄帝炎》实 非。这些考证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此外，彭氏《文苑英华辨证》一书中还有某些对文学文本优劣、艺术表现力高下的比较，对文学本性 的阐释等等，虽然不多,但很有见地。
  陈致虚陈致虚（1209〜？），吉安县人。陈致虚牛.活于元代前期，自幼好学，不乐仕进，犹喜谈玄"元天历二 年（1329）,年已四十始从道家金丹派大师缘督真人赵友钦学道，得其真传，成为金丹道赵友钦之后的正 宗传人，其理论具有融合南北二宗和佛、道思想的特点，是兀代颇有影响的内丹理论家。
  金丹道源出于《周易参同契》“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之语”汉唐道人 以炉火炼丹药，服丹以求延年，道家称为外丹。北宋紫阳真人张伯端于熙宁年间（1068〜1077）在蜀地 遇刘海蟾。刘海蟾是道教革新的创始人，由外丹归转内丹的关键人物“张伯端师从刘海蟾，谨受以金液 还丹火候之诀，参以《阴符》、《道德》之旨，创儒、道、释三教归一之说.成为南宗始祖。晚年访扶风马处 厚（丹阳），收为门徒，传以丹书。马处厚谨遵师教，讲究调摄.强调内丹。马处厚传黄房公，后依次为李 双玉、张君范、赵友钦.逐渐与全真道合流，成为江南全真道的一个重要教派。赵友钦，宋宗室.遭逢时 变.云游四方，以其三教一家,推重内丹之说传授陈致虚。
  陈致虚得金丹真传后.致力于整肃道统，发明内丹，一 一方面传道四方，一方面整理金丹经典，阐发内 丹机理，以“道用”（内修法）、“世法”（外修法）分别注释经文，提出“依之修行可登仙”，“精勤诵念而求 福”，认为“修行人道用和世法并行，以道用而隐世法，以世法而全道用，是为性命兼修”，如此方可实现 “规祸福者知勤诵而向善，超造物者知修行而登真”的理想境界。陈致虚自署“螺山北紫霄绛宫匕阳 子”，著有《周易参同契分章注》十六卷、《上阳子金丹大要》十卷、《元始无量度人匕品妙经注解》三卷、 《悟真篇三注》五卷等，成为道家金丹派重要著作。
  《上阳子金丹大要》中有《仙派》一卷，自教主太极先天老子而下，万法天师而传至商容，计十五仙, 为全真派之道统，至上阳子而大备。又有《列仙志》一卷，首丹阳真人马丹阳，次披云真人黄房公，然后太 虚真人李双玉、紫琼真人张君范、缘督真人赵友钦，依次罗列,终缘督真人以金丹妙道悉付上阳子，传三 教一家之理。这就是南宋全真道金丹派的道统。
  《上阳子金丹大要》是金丹道的纲领性著作。全书首叙金丹派创设由来，指出缘督真人间气聪明，博 物精通，挹尽群书，或注或释,总三家为一家，至此而丹经大备。然后各卷分叙金丹派禅宗与理学渊源, 金丹之理、用、功、行及须知、发真、修真从而达到越格、超宗而见性得法的圆通结果。全书论内丹之说, 兼论明心见性之理，以老子之道为金丹之道，阐述内炼成丹的道理，对内丹派道理具有总结性质,后世道 徒极为推重。但其中也多有牵强附会之处。《四库全书总目》以为“致虚此书，犹不失魏氏（伯阳）之本 旨，其牵合老、庄、佛氏之书，皆指为金丹之说，则未免附会”。
  《周易参同契分章注》一反宋代道学宗《阴符》、《道德》、《金碧》、《参同》而不加分别的传统，以为金 丹道当以《阴符》、《道德》为祖，《金碧》、《参同》次之，且丹书多不可信，真正得金丹真诀者，唯《参同契•悟真篇》,极推崇魏伯阳。全书逐章注释疏解，明白晓畅，极有见地,对后世道学影响深远。
  潘雨廷先生《道藏书目提要》在陈致虚《元始元量度人上品妙经注释》一书的提要中说:“全书之注 释，已兼前人之说。综其理而畅言之,贵在反身而有得于人参天地之大义，故汪洋恣肆，禅机迭出，岂好 为不经之说论哉。”徐天麟徐天麟，徐梦莘侄，新干县人。宋开禧元年（1205）进士，官至英德知府,罢归。徐天麟自幼受其伯父 徐梦莘、父徐得之影响，酷爱治史。认为治史有益治道,须博考汉、唐典章制度之沿革,而前史记载于“典 章文物,或散见于纪传，而兵、刑、食货，曾莫究于源流”，因而仿唐苏冕《会要》、宋王溥《唐会要》体例,编 纂成《西汉会要》七十卷。此后，有感于东汉一代“永乐庶事,视西都为加详，建宫置兵，以节约而乡简”， 其所以能绵延二百年之久，“以纲纪法度犹有可以凭籍扶持也”，因此又取范晔《后汉书》，旁贯诸书,加 以编辑，纂成《东汉会要》四十卷。这两部书后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典籍，颇具学术价值。
  （一） 在古代会要的编纂形式上，开创并完善了这种史籍体裁。唐苏冕、宋王溥虽率先创立了会要 这种形式，但尚兼促狭，不够完备。徐天麟于这种史籍形式的完备有开创之功。《西汉会要》分目为帝 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十五门，每门之下再分子 目，计三百七十六事，其无可隶者，则以杂录附见。每条材料之下，又都注明出处。《东汉会要》较之《西 汉会要》,除去学校、运历、祥异，增入文学、历数、封建，每门之下,也分子目，计三百八十四事，所引材料， 也一一注明出处。其书以博洽详备著称，眉目清楚，便于查考。《四库全书总目》在其《西汉会要》提要 中称:“班固书最称博赡,于一代礼乐刑政悉综其大端,而理密文繁,骤难得其体要。天麟为之区分别白， 经纬本末,一一释然。其诠次极为精审”，“其贯串详洽，实未有能过之者。昔人颜师古为《汉书》功臣， 若天麟者，固亦无愧耳”。
  （二） 引证详密，材料丰富，颇具参考价值。《西汉会要》引证材料一以《汉书》为准，有一定的局限， 而《东汉会要》克服了这一个缺点,除范晔《后汉书》外，还利用了刘珍等《东观汉记》、司马彪《续汉书》、 袁宏《后汉纪》、杜佑《通典》、应劭《汉官仪》、卫宏《汉旧仪》等等，取材范围比《西汉会要》广泛得多，其 中一些引证的书早已亡佚，赖此得以保存了一部分，故其价值比《西汉会要》为高。《四库全书总目》 “《东汉会要》”条称“其大体详密”，“实深有裨于考证” C（三） 在体例上,《西汉会要》不加论断,《东汉会要》采取苏冕驳议之例，“间以己见，为之论述”，附 有“臣天麟按”的按语,或引用他人的议论。他称这样做,可以“参两汉之沿革，以求三代之遗规,则是非 得失，粲然在目，孰为可法，孰为可鉴,于是考而证诸，其于世教I巨云无补乎”。其中虽然宣扬了一些维持 世教、人心的观点，但大都可供参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由于徐天麟这两部史籍在会要体例上的开创完备之功,对后世影响深远。继徐天麟之后,补缀古代 会要的甚多，计有姚彦渠《春秋会要》、孙楷《秦会要》、杨晨《三国会要》、朱铭盘《西晋会要》、《宋会要》、 《梁会要》、《陈会要》、龙文彬《明会要》等，大都遵循徐天麟会要的体例。
  欧阳守道欧阳守道（1209 - 1273）,吉安县人。宋淳祐元年（1241）进士，官至秘书监丞、宝谟阁学士。欧阳守 道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巽斋学派领袖，又是著名教育家。
  欧阳守道是南宋理学的重要学者。他在理学领域有很独到的见解：（一）以维护程朱理学为己任。 历史上某一思想体系一旦形成，人们便很难再有所突破,但又奉若神明，于是这一思想体系很快就进入 俗化过程,人们只把思想作为背诵的文本,又把文本当成真理,于是文本就成了教条,而教条一方面严重 束缚人们的思想，一方面又成为各色人等用来沽名钓誉、谋取私利的工具。程朱理学也逃不过这一历史 的泥沼。作为思想家,作为程朱理学的传人，欧阳守道十分敏锐地发现，程朱理学也很快俗化，陷入了这 一历史的泥沼之中。他在《送黄信叔序》中说:“今书肆之书易得，有铜钱数百，即可得语录若干家。取视4094 吉安地区志之，编类整整,欲言性,性之言千万；欲言仁，仁之言『万。而乂风气日薄,机警巧慧之子,所在不绝产,被 以学子之服，读《四书》数叶之书，则相逢语太极矣J-1先圣之诗句.已有置之不读.盖无问其他……呜呼， 其不为俗化一大厄欤!”（《巽斋文集》）（二）论学之旨要在“求实”。为纠程朱理学俗化之偏，欧阳守道 主张，论学务以求实为旨要"求实就必须扫除社会俗流给程栄理学所蒙上的阴霾、T•土，正本清源，求程 朱理学之实,维护程朱理学的真义，以实现孟子所说的“正人心，承三圣” o《来兀学案》称:“（先①:）发明 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学者悦服””三、强调知行统一.讲求切身实用。为纠俗化之偏，欧阳守道十 分强调知行紧密结合，知不是教条，知孔孟之道.行孔孟之道，在治学方法上就必须讲求切身实用,“事事 而计乙物物而察之”，“尊其所闻,行其所知,何往非学”，文犬祥称颂说:“先〔之学，如布帛菽粟，求为 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门标榜于一时”（《文山先工文集》）欧阳守道在学术上的这些主张，很得人心，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著名学者.形成了一个力量强大的 理学流派。在南宋末年，程朱理学被严逼俗化，渐失其真.流弊极甚，逐渐沦为伪道学的悄况下，巽斋学 派的学者们挺身而出，救其失,存其真，难能可贵。
  欧阳守道一仝从教数卜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取得辉煌的教育业绩,是南宋著名教育家。欧 阳守道口幼丧父，家境贫穷,但自力于学，自学成才,很早就被乡人聘为教师.年未匚十，已经成为颇富人 望、德行高尚的乡郡儒宗.三十二岁考中进士后，授需都工簿，不久因悸丧冋乡，守孝期满，知府江万里 聘之为白鹭洲书院山氏，卩q卜四岁时.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聘之为岳麓书院副山长、、不久，吴子良调江 西，欧阳守道乂回乡任白鹭洲书院山长.江万里为国子祭酒，荐入京，不久任校书郎兼景宪府教授，后又 迁为经筵讲官’可说一生从教。
  欧阳守道在教育方面卓有建树：（-）注重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他自身是一个道德高尚、善于持身 的儒者，在教育中他特别强调明公私义利之辨，使受教#音成为有徳有格的人。徳.即明道.明儒家之 道;格，即高格，高尚坚强的人格.文天祥称赞他：“具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处子之门洁。其为人 也，发于诚心,摧山岳,沮金石,虽谤兴毁來而不悔，”他是这样一个道德高尚,人格坚强的人.要求学牛也 是这样.（二）受教育者必须有益于世用「他在治经方面，要求学习经术必须切于世用，不尚空谈"他在 教育方ifii，也特别注重结合实际,培养仃益于I比用的人才。据载，他在为白對洲书院制订的学规中就有 “不务空谈”的明确要求。（二）学习方法上主张要善于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不人厶■亦云。他n身做学 问、写文章就是这样"《四库全书总目》概括欧阳守道的道德文章“崛起特立，不由依人门八而来，故所见 皆出自得也”，其文章“持论咸有根柢”，“可与诸家语录等类齐观”"他在训诫学个时也要求认真思考, 用心体会，还常常与学生一起讨论,引导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卩q）教育方法上主张和风细雨，循 循善诱，但要求又很严格。文天祥称赞他:“其与人也，如和风之著物,如酵醴之醉人"及具义形于色，如 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人性也，如泉水之静，如佩玉之徐（《文山先生文集》）他在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方面的这种既严厉又柔和、既讲原则（义）又求醇厚，以静制动、刚柔相济的教育方法和风格，是十 分成功的。
  总之,欧阳守道以其自身在文章道德方面几乎至善的修养履践于具体的教育活动中，既为经师，又 为人师，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造就了一代英才，如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其教育业绩如文犬祥在欧 阳守道《像赞》所说:“横经论道，一世宗师。及门之徒，不将即相，河汾忙通，厶•龙h卜〔”文天祥文天祥（1236〜1283）,吉安县人。宋宝祐四年（1256）进士第一，官至右丞相。文天祥是伟大的爱 国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学宗朱熹，为朱熹再 传弟子欧阳守道的学生。学术思想上以“天地正气”为核心，以“道不离器”为特点，强调“自强不息”，重 视“成仁取义”的践履,笃行“忠孝”，是理学家中“特然独立”的人物。他的著作《文山先个全集》是一部 有很高文学价值、思想价值的著作，其中反映他哲学思想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天地正气”思想。文天祥认为，气是世界本原，万化根基。他说：“天，一积气耳。凡日月星辰、风雨霜露，皆气之流行而发现者。”他所说的“气”，又叫“天地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 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口浩然，沛乎塞苍冥”。这种“正气”在天地间流动为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 自然界的物质存在;在人身上的反映就是“浩然正气”，是精神的，它不以生死为界，可以万古长存，“当其 贯日月，个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文山先生全集》，下同）。
  （二） 道气关系。文天祥认为，道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由于气在宇宙间运动不息，所以道亦运动不 息。他说:“上下四方之宇,往古来今之宙,其间百千万之消息盈虚,百千万事之转移合辟,何莫非道；所 谓道者，一不息者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分阴 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 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 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因道之不息者为之。”从道不息思想出发，又提出了人道的“自强不息”思想。他 认为，人处天地间，与天地并立为之，一法天就是要“归之自强不息” o他说:“圣人，体天地之不息者也。 天地以此道而不息，圣人亦以此道而不息。圣人立不息之体,则敛于修身;推不息之用,则散于治人。立 不息之体,则寓于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则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效验。立不息之体，则本之精 神之微；推不息之用.则达之礼乐刑政之著。”（三） “忠信”和“诚”的实践、文天祥的道德性命之学,就是突出强调践行。他说:“《易》曰：君子进 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中心之谓忠，以实之谓信，无妄谓之诚，三者一道 也”夫所谓德者，忠诚而已矣「，”“天地间只有一个诚字，更颠扑不碎。”由此,他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那些言 行不一、心口相反的“假道学”虚诈之风，说:“圣学浸远，人伪交作，而言行无稽甚矣！ ”他指出：诞漫而无 当者是“大言”，悠扬而不根者是“浮言”，浸润而肤受者是“游言”，遁天而背行者是“放言”，这几种都不 足论。“最是号为能言者，卒与之语，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奥，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则固有行如狗彘 而不掩焉者。而其于文也亦然，滔滔然写出来,无非贯串孔孟，引接伊洛，词严义正，使人读之，肃然敛稚 之不暇。然而外头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实则是脱空诳谩，”文天祥笃信朱熹哲学，一牛重视践履。
  （四） “忠孝”思想"文天祥认为,忠孝出于人性，是人之大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坚持实行，特 别在艰难之时，更应如此。他认为，为臣忠，为子孝是“人道之自然”，也是“天理之当然”，不待学勉而能 知能行。他的“忠孝”观还有更广一层含义，那就是凡“义理之责”皆可说是“忠孝”。当国家民族利益受 到危害时，应该“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强调民族大节，以社稷为己任。
  文天祥在教育方面颇有真知灼见。文天祥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有十几年在地方任职,或赋闲在家。 而这十几年中却用了大量的时间去关心教育,甚至亲自执教。他为泰和南薰书院题额，为兴国安湖书院 作记，在万安昂溪书院讲学并为之题额，又曾至临江军新喻竹楼书院讲学，在瑞州（今高安）任知州时亲 至西涧书院讲学，等等“他的为官经历和教育实践，使他对人才培养、地方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 “厚今之人才,变今之士习”是培养选拔有用之才的根本途径。南宋末年，风气颓丧.国力单 弱，人才匮乏。文天祥认为，国之弊在于人才选用之误，“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寥寥无儿，“有才者常以无 资格而不得迁”，在朝居位的没有几个真正的有用之才。不是天下没有人才,而是人才选拔不得法，真正 有用之才没有选拔出来。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厚今之人才，变今之士习”。他认为，选拔人才应勿论 其地位、门第、年龄，不拘一格；同时又要加强“治”、“教”、“礼”、“政”、“刑”的统治和教化，以改变转化 士风、民风，培养有用之才。
  （二） “道”的教育，是培养有用之才的根本。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超乎无极之妙，而实不离乎 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阴阳五行之积，而实不处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以此“道”教之，则三纲五常, 不致紊乱,天地混浊之气才得以澄清。培养岀大批的有“道”之才，并得到适当的任用，才能“本之精神心 术,达之礼乐刑政，其体甚微，其用则广” °（三） 培养有“道”的有用之才的途径，主要是学校教育。他主张各府、县、乡都必须把兴学作为要 务，通过兴学，推崇儒术，恢复乡举，掺以行艺。他在瑞州西涧书院讲学的《西涧书院释菜讲义》中，开宗 明义，指出地方长官应先教化后簿书,“书堂”之事乃地方长官的责任。他认为，府、县、乡学办好了，将学子送入，“言语文字之末，圣贤诚正修齐之学，盖皆在所法焉”，学子之德业可一并而得。他在兴国《安湖 书院记》中说:“共惟国家，五星聚奎,实开文明。皇祖制诏.犬下州县立学,所在表章儒先，复创书院，三 代以下，斯文彬彬焉! ”这是发挥好学校教育功用所应达到的理想境界o赵宜真赵宜真，号原阳子，安福县人。赵宜真纶活于兀未明初，早年师全真道内丹家陈致虚传人潘太初一 阳子,为陈致虚再传弟子;后乂师清微派传人曾贵宽（尘外）.为清微派传人；后又师事南昌李玄一，玄一 荐之师事净明道冯蒲衣，冯蒲衣为净明道传人「故道教界称赵宜真一身而兼全真、清微、净明诸派之传， 并尊为净明道四传。事实上，清微派与净明道亦主内丹之说而小有区别，与陈致虚全真道内丹派亦无大 芥蒂。赵宜真被道学界尊为净明道大家。
  净明道,又名净明忠孝道,是宋元间在南昌西山兴起的道派，以净明忠孝为宗旨,祖师为东晋道士许 逊（旌阳），南宋周真公祈祷许逊,创“净明秘法”，并在南昌建“翼冀坛” o净明道以不染物之净、不触物 之明，合称净明，以净明忠孝为宗旨，强调内丹修炼，以心性即“净明”为全部教义的枢要,，南宋时绝嗣, 元初建昌刘玉重建，刘玉传丰城徐慧，徐慧官庐陵，并定居于庐陵，至赵宜真得真传而为四传。其后传 对赵宜真十分尊崇。
  赵宜真所著《原阳子法语》二卷，《灵宝归空诀》一卷，被视为净明道重要著作。全书辑录赵宜真所 撰诗歌偈颂四十八首,题辞两篇，论说一篇。其诗文多言仙道性命修炼，兼融净明、全真二派教义，倡言 三教合一，福慧双修，自利利他，彼此皆济。其论内丹道则主张内外丹兼修.谓内丹者，自性法身本来具 足,不假于外，自然之真;其进修之功则摄情山性,摄性还元。有偈云：“摄情还性归一元，元一并忘忘亦 去，囊括三界入虚空，粉碎虚空绝命伍。”又谓，外丹者，色身未免败坏，必资外药点化成真，其服炼之功. 则取日月之精华,夺乾坤之造化.刀圭入口，情欲顿消,骨肉都融，以臻形神俱妙，白H仲举”内外二丹功 用虽异，而造道则一。又认为善恶因果报应灼然可信。自称早年从李尊师（玄一）问道，师命以日记为炼 心入道之门，积功日久，豁然贯通,“心与理融,天人合然,方知所谓修心即修道也”。
  又有《仙传外科秘方》十卷，收入《道藏》太平部。卷首有洪武十一年（ 1378）赵宜真及吴有壬序文, 谓此书原系杨清叟所述，后转授于赵宜真，赵宜真重加整理编次,临终时嘱其门徒刊印行世"全书以道 家理念论述外科诸病疗治方法，强调病于外而实发于内，治疗当以调阴阳、通气血为本.汤、散、膏等外用 药品必须通过内调起治疗作用，分为十三品.每品述其大要，列出方药。书中所列四百余方，除传统经验 方外，更广采民间验方。书末附《力到行方面文》，劝人广行济危急难，布施戒杀等善事，则是书之辑刊, 亦表明净明道重行善济世的一面，亦为净明道道徒恭行教义、行善济世的重要用书。
  杨士奇杨士奇（1365 - 1444）,泰和县人。明建文初荐入翰林院，永乐中入阁预机务，官至兵部尚书、加少 保，历仕五朝。杨士奇是明前期白衣入相的传奇人物,杰出的政治家，同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是台阁体 诗派的领袖人物。
  杨士奇的诗文很注意与其身份协调，从而形成雅正平和、雍容典丽的风格，又形成了与其创作实践 相适应的文论观点。他认为，作文当切于世用。他曾对太子朱高炽说:“如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 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裨于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杨 士奇《圣谕录》卷中）他认为，为文作诗应当直接为治道服务，应当于治道有用，也就是为政治服务.“裨 益治道”。又认为，作文当“本于学”、“根于理”。宋以后，以理学治国成为一种十分止统的治国理念，杨 士奇辅政治国也牢牢把握住这一理念，移用于为文作诗，也主张“下笔为文滔滔，咸有根据”（《杨士奇文 集》），而根据即儒学经典，程朱理学。他认为：“濂溪、二程、紫阳四先生皆道统之正宗，万物之元气，孔孟 以来至矣哉，不可尚已。”（《杨士奇续集》）因此,为文作诗“本于学”，即本于儒家之学，“根于理”，即根于 道统之理。同时，他强调文、行兼备，而以“行为之本”，作文当“发于性情之正”。他主张文1:之行在乎不违天理，而要做到不违天理，就必须按理学的要求修养自身，把修养的功夫放在内心的去欲存理上，以 达到“中正”，如此，就可以有“性情之正”，也就可以达到行为不激不随，平和简静，雍容雅度，坦夷温厚。 从这种“中正”之行出发，写出来的诗文也就可以做到文如其人。他称赞金幼孜“为人简易、沉默，温裕有 容”，因而“文章和平、宽厚，类其德性”，便是他心目中的为文作诗的理想境界。他还强调文风、诗风当 “各因其时”，“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他认为，杜诗深涵博厚，上追风雅，或谓变风变 雅，是由国乱时衰决定的。王、孟、高、岑、韦诸子清粹典则，天趣自然，是开元盛世气象的反映，是因时而 异。诗文如此,文风亦如此。他告诫身边的文人们，生当大明治平熙洽之世，自当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 而为治世之音，以鸣国家之盛。在文学语言方面，他主张为文作诗必须立言正大,合于中正之道。语言 明白达意，委曲详尽，自然而有天趣,沛然而不寂寥,“如园林得春，群芳奋发,组绣烂然，可玩可悦”；辞气 优柔深厚，从容平和，神韵端肃，内刚外和，涵永清温;法度森严，简而有法，“字字句句悉中矩幾”，“疏宕 归于雅则”，“不越古之人矩度”，以典则正大为美。
  杨士奇在审题立意、语词风格、审美情趣上的这些要求与整体的台阁派文风是浑然一体的,形成以 他为领导人物的台阁体,影响明朝文坛数十年，后来竟流变成为一种专事称颂应酬的体式。《四库全书 提要》认为:“凡文章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无不生弊，微独东里一派”，不能 “以末流放失”，而“遽病士奇与荣”。
  杨士奇是政治家、文学家，又是目录学家。明代国家图书初藏于南京，成祖永乐初定都北京以后，于 永乐十九年(1421)移藏于北京皇城左顺门北廊，未有完整书目。明英宗正统初，命移贮文渊阁东阁，杨 士奇奉旨整理文渊阁藏书。他与学士马愉、侍讲曹鼐等对国家书库文渊阁所藏宋、辽、金、元以来的一万 余部、近百万卷藏书“打点清彻，逐一勘对,编置字号，厘定部类”，于正统六年(1441)整理完毕，编成了国 家书库书目《文渊阁书目》，共著录图书7297部,42600余册。《文渊阁书目》在分类上没有严格按照传 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而自创分类方法。文渊阁库藏依国朝、经类、史类、子类、集类、帖谱、法类、阴 阳医农类、佛道类、志类等十个大类，又分三十九个子类，按《千字文》头五句自“天”至“往”二十号五十 橱,又依次每部编号。《文渊阁书目》大致依库藏次序分类编号收录。
  《文渊阁书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它打破了传统的四分法体系，不守四分法 成规，自创了分类体系，对明代目录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私家目录多仿此而作,如常熟赵琦美之 《脉望馆书目》、毛晋《汲古阁藏书目》等。它著录图书丰富，基本上囊括了当时的官府藏书，在明清以来 典籍散失严重的情况下，对于考校当时的图书状况具有极高的价值。鉴于这部书目在编纂上的缺陷，历 代学者褒贬不一。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责备道：“其目不详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观者漫无考稽,此 牵率之甚者已。”而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则曲谅之:“此目不过内阁之簿帐,初非勒为一书，如《中经 簿》、《崇文总目》之属，必以撰述之体责之，未免失之苛矣。”《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 士奇等承诏编录, 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而徒草率以塞责，较刘向之编《七略》、荀勖之叙《中经》，诚为有愧……今阅百 载，已散失无余，惟藉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解缙解缙(1369 - 1415),吉水人。明洪武二十一年( 1388)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入阁预 机务,被迫害至死。解缙世称才子，不仅撰写了许多诗文，还主持编纂了迄明为止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 大典》，而且是有名的书法家。史载,解缙行草书傲让相缀，神采奕奕,楷书精妍端雅，天子爱之，以至亲 为其持砚。同时，他还是一位颇有见地的书法理论家。
  他的书法理论，主要的都集中在他的学术著作《春雨杂述》一书中。《春雨杂述》是作者论诗法与书 法之作，其中论书法有《学书法》、《草书评》、《评书》、《书学评说》、《书学传授》等篇。各篇主旨：《学书法》指出，学书有描拓、摹写、仿意、默察、创新等手段和过程,强调学书“须临古人墨迹,布置间 架,揑破管，书破纸,方有工夫” o又列举古人临池若学之例,说明贵在持之以恒之理。
  《草书评》讲述“学书以沉着顿挫为体，以变化牵制为用，二者不可缺”，借评论鲁公、怀素、东坡之书，说明“专事一编,便非至论”。
  《评书》讲述“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门.皆师资.所以绝出流辈” O《书学评说》讲述执笔用笔、构字布阵之法,特别强调书賈自然，认为：“其遗迹偶然之作,枯燥重湿， 械澹相间,盖不经意肆笔为之，适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町以强为，亦不"1以强学，惟H日临名书，无吝 纸笔,功夫精熟，久乃自然。”又说:“切磋之.琢磨之，治之以精，益求J£精,-旦豁然贯通焉，忘情于笔墨 之间,和调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间，体适造化而t成之也•而斥能学书之至尔”《书学传授》讲述历代书法演变及自蔡邕以后力代竹家师承关系.对尤、明之际的卩学传统阐述尤 详。这部书家之间相互学习、广结墨缘的小史，勾画梗概十分详明。对丿丿J代甘家，特别推崇钟繇、王羲 之、王献之等魏晋名家。
  书中关涉到书法理论的各个方面.有些议论卜分精到.见解独特-李时勉李时勉（1374〜1450），安福县人。明永乐二年（1404）进士，官至国子祭酒。李时勉少负大志，勤学 苦读,博览群书冲进士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明正统六年（1441）六十五岁擢北国子祭酒，至正统十二年 （1447）七十三岁致仕乡居，在国子监七年。作为-个教育家.对教育右许多深刻的认识和见解,（_）学校是“风化之原”，地位十分重要。他认为:学校教育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三纲五常之 道由是而后明，《诗》、《书》、《礼》、《乐》之教由是而后行,风俗由是而变，人才由是而出”（《古廉文集》， 下同）。因此，他任国子祭酒后，一方面，十分重视太学的建设。当时，太学地处卑下，房屋破败,设施简 陋，与国学的地位很不相称,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于是上书奏请易地改建。由于他得罪了太监王振，王 振从中作梗，未能如愿，只准就地改建翻新。即便如此,李时勉也精勤不懈,H夜操持谋划，终于使太学 焕然一新，师生称便。另-方面,也十分重视地方官学的建设和完善"他把国家太学和地方官学看作是 一个整体,是紧密相连的，认为“太学受成才于郡县，吏部用成才尸太学,太学.贡士之所自出也”，而贡士 之“本原则在乎郡县学也”o所以,他十分关心地方官学,对地方官吏兴学校、崇教化的义举，一一乐为表 记，对不关心学校、忽视教化的现象则严加斥责，甚至冋乡探亲也T忘抽空视察…F路过地方的学校和 本郡县的学校，积极推动地方教育的发展。
  （二） 在教育方法上，李时勉“列格、致、诚、正四号，训励甚切”，尤其提倡“笃实之学”。所谓“格、 致、诚、正”.即格物、致知、诚意、止心,是宋以后儒家氏期提们的修身方法.乍时勉列之为监训,要求师生 遵奉，并切实贯彻到教学中去，以达到培养符合治国需要的人才的教育I丨标.要贯彻格、致、诚、IE的监 训.就必须做到“笃实”他认为受时风影响，有司重科举.轻学校，十了为了功名利禄，电举业，轻品行、 重文辞，轻实务，这是不町能培养有德有才的治国之才的。他严厉批评这种状况，说:“比年以来.儒学之 士多以记涌文辞为业，而不务实学，盖山有司每以簿书期会为急，视学校若不十已后”要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认真抓好学校教育，在学校教育中提倡“笃实之学”。怎样做到“笃实”，一是“读甘穷理”.不光记 诵文辞，而要穷索圣人之道，儒学之理;二是“通言行道”,不光知道理，而要通道理，并努力躬行实践.（三） 提倡因材施教c在教育中要严格把握“仁义道德、廉耻礼节”的“人道之大端”,不要偏离.但又 要根据学牛的实际情况，“随苴才质高下诱引成就之”。他把孔子的“因材施教”方法结合当时的具体情 况,既作普通要求，自己也身体力行:“因才设科，壮而可仕者，教以吏事……幼而可进祥，教以举子业，日 考课程,夜则令宿学舍，虽隆冬盛寒，先生俯就，讲解经史，每至通宵。于是诸牛:各有所造就「（四） 确立正确的教学关系.要使教育不偏离大端，达到造就人才的目的，在教学中确芷正确的教 和学、师和生的关系十分重要。李时勉强调：“教者贵于不倦，学者贵于自勉”，“是故为师者.道既充矣， 而必为人传之，业既广矣，而必为人授之，惑既释矣，而必为人解之……为弟子者，道不足于L1 ,必于师而 求之……夫如是则为师者诚,而为学者笃.其能相与以右成也,必矣”刘定之刘定之（1409〜1469）,永新县人。明正统六年（1441）进士第三，官至礼部左侍郎,入阁预机务。刘 定之既是政治家,在经学、史学、文学诸方面也颇有成就，同时也是货币理论家。他的货币流通论在我国 货币思想理论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几年后，因财用不足,宝钞越发越多，钞值大跌。此后 建文、永乐间继续大量发钞，造成物价暴涨。至宣德朝，民间仍用金银，钞法不行。为改变现状,朝廷停 发新钞,收回昏烂旧钞烧毁，严令照法定用钞,对不用钞者、伪造钞者予以严厉处罚,但仍无效果。至宣 德九年（1434）米价比洪武时上涨千倍，民不堪其苦。刘定之在这种背景下，经过精心调查研究，于宣德 九年写出了《历朝钱法楮法得失》和《钱钞法制异同》（均见《十科策略》）两篇货币理论著作，专论货币、 钱币、纸币流通问题。
  （一） 关于货币流通，刘定之认为:珠玉金宝可以作为货币，但不可多得;谷粟布帛可以作为货币，但 使用携带很不方便;使用钱币、纸币就非常方便，随时可以交换衣食所需商品。钱币本身并没有什么用 处.但可以购买商品，成为有用之物。纸币本身并没有什么用，但却可以代替钱币流通，因此也是有用之 物。不管钱币还是纸币，都是货币，都可以流通使用。
  （二） 关于钱币流通，刘定之说：自周朝以来都用钱币，而钱币的弊病在于“轻重不中”。如果钱币的 重量过轻，则物价必然匕涨，就会发生通货不行之患。如果钱币的重量过重，则物价必然下跌，但又会发 生盗铸不已的忧患。因此.钱币的重量标准,应该像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那样,轻重得中。这里强 调的是钱币的重量要适中，不影响正常流通，否则就会产生忧患。
  （三） 关于纸币流通，刘定之说：自北宋以来都用纸币，而纸币的弊病在于“贵贱不中”。如果纸币印 造少,则其购买力就会高涨，而发行过少.就不能满足市场流通需要;如果纸币印造多，则其购买力就会 降低，但发行过多.又会造成通货贬值。因此,应该像宋仁宗天圣时的交子和元世祖中统时所发行的中 统钞那样，币值稳定，“贵贱得中”。这里强调的是纸币发行的数量不宜过少，也不宜过多，必须有利于流 通，少则“不足于用”，多则“不可以行”。
  （四） 关于货币稳定，刘定之在阐述货币、钱币、纸币流通问题之后，又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提出稳定 本朝货币币值的建议和主张。他认为:前代百姓手中的昏烂纸钞可以倒换，因此可以“钞无滥恶”，百姓 赋役可以用纸钞交纳，因此可以“钞有流通”；而本朝纸币发行有出无入，破旧的又不能倒换，只知向百姓 征钞,却不向富家大户征钞，再加上官府腐败，所以本是利民之事，却成了“病民之本”；因此，要稳定币 值.改善纸币流通，就应该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纸币，又不能损害一般平民百姓的利益，可以采取向商贾、 徒役征取，或官库拿出帑藏、公钱去兑取，如果采取了多种办法旧钞回收还是不行,那就废除旧钞，而直 接印造新钞流通使用。
  刘定之的货币流通论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肯定纸币和钱币在流通中具有同样的作用，都是“抚世便 民之良规”，又说明纸币和钱币具有不同的流通规律，应采取不同的办法来保证币值稳定。
  罗钦顺罗钦顺（1465 - 1547）,泰和县人。明弘治六年（1493）进士第三，官至吏部尚书。罗钦顺是明朝中 叶著名的理学家,是我国哲学史上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因与宦官刘瑾之流政见不同，辞官乡居二十 余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专心著述。晚年他将平日著作编辑成书，取《论语》“困而知之”以名之，题为 《困知记》，意为苦心钻研所得。罗钦顺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该书中。罗钦顺自称《困知记》“继续垂 危之绪，明斥似是之非”，也就是说继承儒家传统，批判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一方面继承了王充、张载等 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成果,另一方面批判了朱熹、王阳明和佛教的唯心主义学说，进一步深化了对唯物论 和辩证法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学说。
  （一）提出理在气中的观点。理和气的关系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哲学命题，并且存在倾向不同4100 吉安地区志的解释。罗钦顺继承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传统.把气看作是-种原始的物质，无始无终.不 生不灭,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而理就是气的运动变化内在的秩序和条理，是气的运动规律。他进而说 明,理是“气之理”、“物之理”，理、气是统一的.不町分离，但不能认为气即理，理即气，而应该“就气认 理”，在气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找反映这种运动变化规律的理据此,他批驳了王阳明“无心外之理，无心 外之物”的唯心主义观点；同时又指出朱熹“气有聚散.理无聚散”、“气之所以能静者，理为之宰也”的观 点也不正确。他认为理和气不是主宰和被主宰的关系，理是运动之理，变化之理，理是气的聚散变化的 规律。
  （二） 对朱熹的“理一分殊”作了改造。朱熹认为“理…"是万物的本原，而万事万物即“分殊”都是 由“理一”产生出来的，“理…”超出于“分殊”之上"罗钦顺认为朱熹把抽象的绝对的形而匕的“理”和具 体的相对的形而下的“气”的关系完全颠倒了。“盖一物之先，受气之初，具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 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具理之一，常在分殊之「I1 分殊故名私其身，理一故皆备于我「作为规律的 “理”是普遍的抽象的唯一的，作为万事万物的“殊”是无数的特殊的个体的貝体存在。“理-”是“分殊” 抽象化的结果,“理一”蕴含在“分殊”之中，他说:“理-须就分殊见得來，方是真切。”可见“理一”并没 有超出“分殊”之上，一般从个别中总结出来,乂不能离开个别，普遍从具体中归纳出来.而乂蕴藏于具体 之中。
  （三） “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朱熹和王阳明不同，罗钦顺的“格物致知”说基本上还是贯彻了他自 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o他指责当时大多数理学家对-格物”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认为那些人一涉及 具体的客观事物,就硬把外物往自己心中牵拽，但这是不町能的，因为事物本身是客观存在的o既然外 物不能往心里拉.要他们去认识外物又不愿意，所以就两头无着落，只好求助于自12空虚的心灵，抛弃真 实的所见所闻，而求之于未见未闻的幻觉。他在给王阳明的信中说:决不能把外物川结为心或意识，人 们无法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主观意识灌输给自然界，因此在认识上，必须坚持“格物”在先，“致知”在 后,不能颠倒。在心和物、心和理的关系上,他认为，假使心就是理,那么-•切都是由人安排的，而事物本 身的理则完全被抹杀了。相反，真正的知识既要能通于物，又要能反于心"所谓“知”就是人心对于客观 的整理和物理的“感应”，就是人心与事理、物理的统一.即所谓“知理”、“知道”。
  （四） 在人性论和伦理论上，罗钦顺反对“心即理”、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存犬理 灭人欲”的思想，认为性只有一个，即“人之生理”，“在人则谓之性，在天则谓之命”，它是与生俱来的,所 以又谓之“天性”，所谓“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只不过是名二而实一罢了"罗钦顺认为.就抽象的一 般的人性而言.性也是抽象的,普遍的，共同的，从这个角度说，人人可以为尧舜;但就具体的人性而言, 性也是具体的,特殊的，各不相同的，因此又有智愚善恶的区别。他又认为人欲是犬性所固有的.无可厚 非,不可能消灭，只有纵其人欲而不加节制才会导致恶果，因此，他主张以理节欲。
  罗钦顺还是著名的教育家。罗钦顺乡居期间一方面潜心研究心性之学.另一方面授徒讲学.每H止 衣冠,登“学古楼”，弟子入叙揖毕,端坐展卷诵读,或开讲答问。在这种研究和讲学活动中既形成了独特 的哲学思想,又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
  （一） 必须因人设教。他很理性地分析人的共性和个性.从人的共性找到教育的-般规律，从人的 个性找到教育的特殊方法。他认为，人的共性是先天的，即犬地之性表现在人身I:,就是人的自然属性, 他批评陆九渊把人“欲”视为“恶”的理欲观，说“人之有欲，因出于天”，“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 则乐，失之则哀”，这是天性，因此对人的教育，应该顺应人的天性;但是人又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气 质之性,气质之性是后天形成的，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而使人形成各自不同的气质，即“个性”。这种各 有个性的气质之性必须受社会的节制，从而形成止确的共同的道德理念.因而教育--方面要顺其犬性. 另一方面对个性又要有所节制,这就需要因人设教。
  （二） 教育的作用在开发聪明，培养人才。他认为，“心之官则思”，“心”的知觉认知作用形成人的主 观意识,后天的气质之性是通过“心”的活动形成的，而教育就是使人的“心”即思想意识、心理活动发生 变化，因此教育的根本作用就在“化”°也就是说，教育的过程，就是使人的“心”产牛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罗钦顺又概括为“开发聪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开发智力”。而“开发聪明”的最终结果是培养 人才。因此,谈到人才问题，罗钦顺强调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而这种教育培养不仅仅靠辞章之学， 要通过多种途径，要规范他的道德，要开发他的聪明才智，发挥他的长处，做到术有专攻，即形成专门学 问，掌握专门技能。
  （三） 德育是首位。考察人才应该把“德”摆在首位，因此教育也应该把“德育”放在首位。他认为 “德”是合乎“犬理”的.道德原则是理所“当然”，出于“自然”的，因而也是合乎“天道”的，“顺之则吉，违 之则凶”，人必须从小就培养遵道行事的能力，就是要使人懂得道德原则，遵循道德原则。因此,在教育 中德育是十分重要的。他又认为，“圣贤经书，人心善恶是非之迹”，因此，古人的德育教本就是圣贤经 书，要引导学者读圣贤经书。但又不能关起门来读圣贤之书,应该把德育活动与日常生活和实践活动结 合起来，知行并重，使受教育者一生能“直行所学”，做到“上下数千百年,其言如出一口，吾辈但当笃信而 固守之”。
  （四） 学习方法上重“内省”。“内省”就是心性修养。罗钦顺说:“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他认 为，读书学习必须以反观内省为要务，做到“正心诚意”。怎样达到“正心诚意”，就是“尽心知性”和“存 心养性”，就是通过“内省”，亦即“格物”，达到“知性”，要达到这一结果，就得“存心养性”，下修养功夫。 而“存心养性”就是要能“静定”，在“静定”中思考。因此“思”是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思”才能消化，才 能深入内心。他说:“思由睿,睿作圣。”思会使人聪明，聪明才能像圣人一样懂得道德,“苟学而不思,此 理终无由而得。”因此“思”是学习达到睿圣境界的--个重要环节。
  聂豹聂豹（ 1487 -1563）,永丰县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聂豹仕途多艰，潜心学 问。在王阳明生前未执弟子礼，王阳明死后乃设位，自称门生,精研王学而有所发明，在江右王门中特立 突出，形成归寂主静的哲学思想体系,成为阳明学归寂主静派代表人物。其主要学说观点可归纳为：（一） “归寂”说。聂豹从反对在良知论上提出的“知觉”说出发，提出“良知本寂”的命题，即“归寂” 说。他认为，以“虚灵知觉”来统言良知,从本体不可分而言是可以的，但就工夫论而言，二者不能混同， “虚灵”是良知之体,“知觉”是良知之用;就其本体而言，可说“虚灵”，就其作用而言可说“知觉”,不分体 用，把二者混而为一,这就是“猖狂荒谬”之病。他又认为，“现成良知”说也犯了“知觉”说同样的错误， 因为“良知者，虚灵之寂体”，“虚灵”是良知的本体特征，如果强调良知“知觉”的一面,认为良知是“现 成”的，其结果会使人只知“享用”而不知“静养”。因此，他从“良知本寂”出发，强调“虚寂”是事物存在 的根本形式，提出“寂体”的重要概念。“寂体”就是“寂然本体”。他所提出的“寂体”概念实际上包含两 方面的内容:一是“不睹不闻”，是其本然特性;二是它可以派生岀“感应变化”。他主张：“寂感动静，犁 然两端”，“感生于寂，寂主乎感”。所谓“致良知”就是“致虚守寂”，下“归寂”工夫。
  （二） “致中”说。在“格致”论的范畴中，在聂豹看来，“格物”乃是“致知”的具体实践形式，而“致 知”的终极目标是达到“未发之中”。他认为，于已发处下“为善去恶”工夫，将终无“归复之期”，必须克 服这种错误,这是“归寂”说的出发点；而未发之中即是纯粹至善，“归寂”工夫的最终点即在于“求中”。 “中者心之本体”，他认为“格物致知”即“致中”，亦即“致”心之寂体。他认为，“动”即已发，既是已发, 便是“妄”，“知觉”就是“动”，“以知觉为良知”，便是“以已发作未发”，这就不是“良知”之本体。只有下 “归寂”功夫，才能达到“良知”本体，才能“致中”。
  （三） “主静”说。聂豹的格致功夫论的中心内容就是“主静”。他明确指出：“学惟主静，而自能该 乎动也。”认为“主静”是为学的主要工夫，而“至静”是宇宙万物之原初状态；在现实的道德领域，一切 “善端之萌”无不“由于静养”。他把“静”看成是贯穿整个宇宙及至人伦社会的普遍原理,认为良知只有 通过静寂的工夫才能达到，“立人极者，常主乎静”，力图以静包容动,“动而常夫动,动而常夫静”，“凡用 功，似属于动,而用功的主脑，却是静根”。“主静”就是他的“归寂”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他十分强 调“主静”，把“主静”视为“致良知”的唯一途径，认为只有与外界隔绝，下主静归寂的工夫，实行纯粹的自我反归,才能达到未发之本体的良知,否则，“营欲谋为”.思维混乱，是达不到未发之本体的良知的O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名著《困辨录》•书中,邹守益邹守益（1491〜1562）,安福县人。明正德六年（1511 ）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祭酒。邹守益于明正德 十四年（1519）见王阳明于虔台,执弟子礼，是王阳明七大弟子之一，潜修阳明心学"嘉靖二十年（1541） 自南京国子祭酒落职，回乡闲居，至鳶靖四卜一年（1562 ） 2-111：,其间：十:年，-心于精究心学、授徒讲 学，多所发明，成为阳明学的中坚.影响广泛而巨大邹守益是阳明普:主敬独知派代表人物，其主要学术 观点是：（一） “良知”论。邹守益主“心无定体”之说,认为“性”作为“心之生理”，着落于“心”，而以“知”、 以“生理”、以“明觉”体现出来。反映在“良知”论上.邹守益认为:“良知”在本体匕具有“至虚至灵，至清 至明”的属性.“虚”、“清”是指“良知”的本质属性或特性,“虚”指其无形无声、无方无所而无时不在, “清”指其本体的纯一不杂;而“灵”、“明”则是指“良知”的派生属性，亦即“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属 性。人的意念活动和感觉见解,是“良知”本体的运行发越.“唯良知独觉.莫见莫显” 0总之，邹守益所 说的“良知”虚寂而无定体，故虚非空无、寂非常静H 乂无所不包.同时又是-种“知”，能知是非善恶且 能自动择善去恶,而其择善去恶亦非有意为之，乃“良知"的自然流行。“良知”兼此：者于•身，常寂常 感，常寂常明，而无动静寂感之分，因其充分完备.故以人力加损之，均非“良知”的本来面目 也正是在 这个意义」邹守益在道徳修养上非常强调主敬,强调戒慎戒惧"（二） “格致”论。以强调“独知”为其“良知”论的主要特征的邹守益、欧阳德，在“格致”问题上也贯 彻了他们对“良知”的一贯看法。他们认为“格物”与“致知”都是明此心“明德”之功夫，而“明德之本 体”便是“良知”。因此，“格物”、“致知”最终实际都归于明本心之“良知”。按照他们的看法，“良知”本 身即是内外-体、显微无间的，故明得本心之“良知”，便意味着人在内在道德本体打外在道德践履上都 同时达到完满。因此邹守益特别强调：“知是知非，便是良知。行是去非，便是致良知"”他强调的是“良 知”对人的内在意识和外部行为的自接的道德的支配,从“良知”本身的特质而言，如果它能够按照它的 本来的特性发挥作用，那么它便自然而然地会达到这样的11标，因为它本来就具冇対人的内在意识和外 部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功能。邹守益的“格致论”是F［接针对行为意识之不善的校正，这又 是邹守益提出“主敬”说的出发点”（三） “主敬”说。邹守益在“格致”论匕贯彻他的“良知”本体的自然明觉的观点,把“格致”作为达 到明觉本体的手段。如何实施呢？他又提出了以“戒慎戒惧”为主要内容的“主敬”之说。所谓“主敬”, 就是要人保持自身“良知”的警觉状态。他说:“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戒慎戒惧,常精常 明，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故道千乘之国，直以敬为纲领「'在他看来，人如能主“敬”，就能够保证其 内心的心灵状态不会与其外部的实践行为相背离，唯能主“敬”，人心“良知”自能时时保持它对人的行 为意向和现实行为的道德控制.他又提出：“心冇主宰便是敬，便是礼。心无主宰，便是不敬，便是非 礼。”主宰就是保持“良知”"那“主敬”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戒慎戒惧”，要•刻不放松对自己的 道德检束，不受外物的干扰和诱惑,住应物处事时，“慎其独知而毋敢自欺”，此即是“格物以致知”邹守益还是著名的教育家。邹守益一很无论历官或闲居，都以兴学讲学为要务"明正徳三年 （1508）中进士入翰林，不到一年即称病回乡，家居的一段时间里专心学问,入壬守仁之门，专攻心学。嘉 靖元年（1522）复职,三年贬为广德州判官,“撤淫祠，建复初书院，与学者讲学其间。”五年，回安福，与刘 邦采等王门弟子联集建“惜阴会”，定时讲会“六年任南礼部郎中，在杭州创建天真再院，不时莅院讲学。 十五年（1536）在安福与知县程德共建复古书院，定期讲会。十七年任职南京，不久出任南京国子祭酒, 整顿学风，严格管理,“六馆相庆得师”。二十年落职归乡.二十［年与刘阳等共建连山书院，“岁时坐 讲”，并维持青原讲会活动，三十五年讲学于白鹿洞书院”三十七年与刘邦采、刘阳等共建复真书院.定 时讲会。他的教育活动一直到四十一年（1562）七十二岁去世,从没停止过。他…供从事教育活动，形成了贯彻始终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一） 教育理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个体成长发展的最根本途径在于教育，“孩提而爱 进，入井而知侧隐,蹲蹴而知羞恶，徳教而后能诚”，是由于教育，因此一个人一生的头等大事是接受教 育;二是教育的目的在明人伦，教育的过程是“存天理，去人欲”。他说:“学也者,将以何为也？学以存此 心之理而无人欲也。”“学以去其欲而全其本体而已矣。”所谓天理，就是本然存在的“良知”，合起来称为 “天理良知”。由于后天的影响，人常常背离“天理良知”，而教育的功能就是使人摆脱不良影响,返归天 理而“致良知”。归结起来说，就是主张人人都要受教育，进行内心修养，清除私欲，存住天理，恢复固有 的“良知”。
  （二） 教育内容:罗洪先说邹守益“能守其师说而不疑，能述其师说而不杂”。邹守益一生讲学以申 论师说为旨归，也就是说,以传授王守仁的学说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而王守仁学说的核心内容就是“致 良知”，唯师旨是尊，唯师说是发,使“致良知”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人人懂得,人人遵行。
  （三） 教育方法:一是提倡“戒慎戒惧”，二是提倡“因人造就”。邹守益认为教育要达到“存天理而 去人欲”从而“明人伦”的境界,教育过程中就要做到“戒慎戒惧”，所谓“戒慎戒惧”，就是谨其言，慎其 f-f.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自强不息，坚持不懈。做到了“戒慎戒惧”，便能克服“学之病”，而 '学之病莫大乎息”，做到步步是学，句句是学，不嗜睡,不好奕，不倦于看书，方能存天理，不受私欲的障 蔽，保持“良知本体”的“常精常明”，达到《中庸》的“致中和”和《大学》的“止于至善”的最高精神境界。 所谓“因人造就”，就是因材施教,受学者各有个性特点，教育就要做到根据人的不同个性特点，采取不同 的教育方法,“因人造就”，教师应注意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思想观点，分别给予不同的教育。
  欧阳德欧阳德（1496 - 1554）,泰和县人。明嘉靖二年（ 1523）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欧阳德入仕前适逢王 阳明在江西讲学，欣然从之,并深得王阳明器重"入仕以后，在京为官数十年，利用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 和广泛的社会交往，传播阳明学，成为阳明学重要传人，并广收弟子，欧阳德同科进士徐阶称“南野门人 者半夭下”，虽有夸张，但基本上反映了事实。欧阳德的学说是在与阳明弟子们的互相切磋、互相驳难中 逐渐成熟并形成阳明后学中一个重要流派，与邹守益的学说相近.被称为主敬独知派,或称为修正派,并 与邹守益一起成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观点是：（一） “道德知觉”说。欧阳德反对罗洪先的“良知”就是“见闻知觉”或“知觉运动”的观点，认为“良 知”是特指“道德知觉”。首先，他认为：“夫心，知觉运动而已，事者知觉之运动，照者运动之知觉，无内 外动静而浑然一体者也。”把“知”作为“心”的本体,与聂豹“知”为已发而以之为“心体”之感应的看法正 好相反。他的所谓“道德知觉”，就是“知恻隐、知善恶、知恭敬、知是非”，亦即“良知”，亦即“本然之善”, 与“知视、知听、知言、知动”的“见闻知觉”“未必其皆善”完全不同。他认为，“见闻知觉”即所谓视听言 动不能“谓之理”，“谓之性”，只有“道德知觉”才是“知之良者”（即“良知”），才是“天性之真”，才是“天 理”。在欧阳德看来,既不能笼统地“以知觉为良知”，也不能脱离“知觉”言良知，而应该区分“知觉”的 两重性，“见闻知觉”与“性”、“理”无关,“道德知觉”才是“良知”。
  （二） “独知”说。在“良知”论上，欧阳德倡言“良知”即“独知”。王阳明把“独知”作为“良知”的基 本内涵之一,在王阳明那里，“独知”是指“良知”的一种自然发用，是人心本身能独立对一切意识现象与 行为道德作出判断，而且这种判断不是根据外在的道德标准作岀，而是由人的“良知”直接提供的。欧阳 德的“独知”说在主体内容上继承了王阳明的观点，并把这一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独知”即“良 知”。在他看来，“良知”即“心之明觉”、“性之照明灵觉者也”，“良知”本身就具有对一切现象进行判断 的明晰性，表现为人对一切现象之是否具有道德意义和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既然这种内心自觉不借助 于任何外在的知识而纯粹由内心来提供，那么“良知即是独知”就是很顺乎自然的结论。他把“良知”视 为一种自发的、自明的判断能力，因此，“良知即是独知”的“独知”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闲居独处”之 知,而是一种仅为人本心所固有而不掺入任何人为意见的独明独觉之知。（三）“慎其独知”论。在“格致”论上，欧阳德9邹守益略有不同。邹守益一般対“格物”与“致知” 只是笼统言之，没有作详细的区分"而欧阳德则乂厂格物”打“致知”作了 淀程度的区分。他认为，“格 物”与“致知”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他把“独知”说运用到“格致”论中，认为：“夫格物者，即日用践履之事 物而格之，必循其独知，务极其当而不杂以私意之谓也.致知者，致仟独知于践履之间，必自慄而不自欺 之谓也。”这就是说，“格物”偏重于使日用践履之事物亦即人的现实行为“循其独知”.而“致知”则侧重 于强调个人在实施其行为时使自己的心灵保持一种“独知”状态。因此，他捉出：“唯其独知以格之，必尽 其本然之善而正其不止以川于正「'归根结底，“格物”、“致知”都是以“独知”为其实施原则的。他把“慎 其独知”作为道德修养的要旨，认为人在应物处事时.“慎其独知而毋敢门欺”，此即是“格物以致知” 0 在他的观念里,“慎其独知”其实就是要时时保持“独知”本身的灵明特性,“慎”是指一种不介入任何个 人意志的警惕性，一种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心态.所以他强调“独知不欺，心常惺惺之谓敬”，“心常惺 惺”就是这么一种”慎”的心态。
  罗洪先罗洪先（1504 ~ 1567）, A水县人。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赞善。因上书忤旨 削籍，归里乡居，辟石莲洞，隐居其中。甘于淡泊，寻求王学，教授生徒，成为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同时 又是地理学家,,罗洪先并非王阳明及门弟子，但他私淑壬学I何以潜研传播E学为己任，成为江右王学的 中坚、王学归寂主静派的代表人物。根据罗洪先的自述，自二十三岁起师从吉水李谷平（中），“致力于践 履”;四十岁,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 ）闻双江“归寂”之说,逐渐转向归寂主静;五十二岁,即嘉靖三十四 年（ 1555） A楚山习静,“彻悟于仁体” °罗洪先自称1 j双江“如一手足”，丄j双江“不谋而诺”。明人徐阶 在《念庵罗公墓志铭》中说:“其为教恒主《易》所谓’寂然不动’，周子所谓’龙欲故静’者，而申告之口 ： '静能寂然，然后见知体之良;能收摄保聚,然后能主静而归寂'-这段话较为准确地概括了罗洪先思想 的主要特征。
  （一） 由“践履”向“归寂”说的转变。罗洪先的早期思想是主张“践履”，把“良知”理解成“知善知 恶”，认为“是非之心，人皆冇之.吾惟即所感以求其口然之则.其亦庶几有据矣”。所谓“即所感以求其 自然之则”，即指人通过接触外界事物去体验内心固有之“理”，因为从“是非之心”的角度来理解“良 知”，“良知”本身可以直接通过对人所接触的事物进行是非善恶判断而显小出来「如此一来，人便只要 着着实实地“践履”就可以了，“良知”是能够保证“践履”具冇道德恵义和道徳价偵的。当他的思想日渐 成熟，并接受了“归寂”说之后，他开始由主张“践履”而转向了主张“归寂”。他认为，“执感以为据，即不 免于为感所役，吾之心无时不息，则于是非者亦将有时而淆也”，因为人心常常•是“善恶交杂”，人心的现 实存在状态并非至善无恶，所以，人心并不能时时刻刻发挥其明辨善恶的功用，“知善知恶之知随出随 泥，特一时之发现焉耳”。由此,他发现把“知是知非”当作“良知”是行不通的，并进一步认识到“良知” 虽“无分于发与未发”，但正因为“有未发者主之于中”，“知”始能“良”，故求“未发”之“虚寂”，才是人们 所首先应当重视的事情,“虚寂”之体才是“良知”本体。鉴于此，他强调应当让自身的心灵状态达到“寂 静”或“虚寂”的境地，做到“静中安贴”、“气机敛寂”，从而获得“本心”。
  （二） “归寂”说。在格致工夫上，聂豹、罗洪先主“归寂”说。按聂豹主张，格物致知当以“致虚守 寂”为根本，“无问感与不感，而一以归寂为工夫主宰”。“川寂”的基本含义是指人心本来的“虚寂”之 体,但并不等于存在“虚寂”之“时”，认为“感唯其时而主之以寂者，学问之功也”，把“归寂”局限于“学问 之功”的范围内，并不主张在“寂”与“感'之间有一或先或后的“时”的区分”罗洪先的“归寂”说基本上 与聂豹无所差异,但在这一点上却不同，他认为“感无常，寂有常，寂其主也。周之静,程之定，皆是物也。 其曰静虚动直，曰静定动定，以时言也，时有动静，寂无分于动静;境有内外，寂无分于内外”。很显然，他 把“寂”“感”作了 “时”的区分。在格致工夫匕，罗洪先认为“寂有常”而“感无常”，“寂”无时间限制， “感”则有时间限制，因而他更强调“主静”、“归寂”之于实现人心寂体的功用，他把“归静”（亦即“归 寂”）作为格致工夫的基本内容。（三）“仁体”说。罗洪先认识到，单纯强调“虚寂”必然会导致“动静为二”，把个人的内心状态（静） 与外在事物之作用于人心（动）割裂开来，“归寂”强调的是人的心灵状态达到“寂静”或“虚寂”的境地， 而把人心对外在事物的所有反映都排斥于外，这样就会导致“重在为我，疏于应物”。为避免这种毛病， 罗洪先提出“仁体”说。按一般理解，“仁体”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或“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简 称。罗洪先沿用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但他把“仁体”当作是“良知”的基本属性，认为所潸'仁体”.指的 就是“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与物而同为一体,……中虚而能旁通，浑上下四方、往古今来、内外动静而一 之者也”。他强调“仁体”的物我合一，基于“心”本身即具有一切“物”的观念，所潸'在我者亦即在物”， 就是把“物”视为“心”的固有内容之一。在这里，他强调“良知”的内外、动静合一，把“心”对外在事物的 “感应”当作“良知”的内容之一，是对“良知定体”说的一个修改。
  罗洪先在“良知”论上强调通过“归寂”工夫去致“良知”，斥责“现成”派，“世上哪有现成良知”；在 “格致”论上强调要有“收摄保聚之功”，都与他的“归寂”说紧密相连。
  罗洪先乡居期间，与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等联结讲会，讲论互学，与邹守益等主青原、复古之会，成 为主盟之一,又多次前往白鹿洞书院访友、讲论。自嘉靖二十五年（1546）始，于乡间辟石莲洞居之，先后 投师石莲洞者数百人，其间除有时参与南昌正学书院讲会及青原等讲会外,主要讲学授徒活动都在石莲 洞，直至终老。罗洪先是一位既有广博学识，又有很高理论修养和丰富经验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罗洪先与所有王学门人一样把“致良知”作为终极教育目标，但为达到这一教育目标的方法有 所不同。在江右王门中，罗洪先与聂豹都主张“良知本静”的“寂静”说而见异于其他派别，而罗洪先与 聂豹又有差别，聂豹主张“心体”本寂,罗洪先在此基础上推而广之，提出“仁体”的概念。所谓“仁体”就 是“以天弘人”，把自然的人按理的要求改造成有道的“至善”之人，这个改造过程就是“诚敬存之”为功 夫的“仁体”，这种“仁体”说可以直白地理解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体”说。如何做到“仁体”，就是 “主静”。“主静”就是“敬诚存之”的功夫,做到从“戒惧”入手，达到“内外两忘”的境界，最终归于“无 欲”。他认为那种极端的“主静”说者“重于为我，疏于应物”，而正确的“主静”是“仁体”，是达到“无欲” 而又不“疏于应物”，“以天下为己任”。其高明处在不由虚至虚,而由虚而实。他和邹守益一样,把教育 的过程归结为“存天理去人欲”，最后达到“致良知”。
  （二） 具体施教既注意启发，又注意躬行。罗洪先认为，学习是为了明本心常道，静心读书是明本心 常道的一种方法。而读书既不能只囿于读，又不能只囿于书。只囿于读是死记硬背，死记硬背不能做到 “存天理去人欲”，不能达到“内外两忘”的境界。因此他采取的方法是:“每令静反观，俟稍有疑,然后随 机引入。”所谓“随机引入”就是启发引导,使受学者在读书时进入思维状态。只囿于书是闭门读书，容易 脱离现实，脱离实际。他认为“其教先默识，重躬行”，不仅要“躬行”，而且要以“躬行”为“重”，把“躬 行”作为读书的关键。“躬行”就是实践，读书的过程就是从书中获得道理，经过思考,再在实践中履行。
  （三） 在学习方法上，要做到不专一师，泛观博览.求同存异。不专一师才能广泛地接受不同观点不 同风格的教育，丰富学术师承关系的多层次性，罗洪先除以王守仁为宗师外，黄宏纲、何廷仁、罗伦、李 中等也有所师承，他也要求受学者广泛选择老师，择善而从。泛观博览才能获得丰富的知识，才能使学 问达到广博。罗洪先自身为学就做到泛观博览，无所不窥，天文、地理、礼乐、典章、河渠、漕饷、边防、战 守，以至阴阳、卜筮、算数，靡不精究。在教育实践中他也要求受学者力求做到泛观博览。在交友论学方 面，他主张求同存异。他自身就是求同存异的典范，他广泛地与不同的学术门派交流、讲会，与学者们切 磋，求同存异。他既与主寂的聂豹交流，从他那里吸取与自己相同的观点，又阐述自己与聂豹观点的不 同之处;他与泰州学派王艮交流，既反对他“百姓日用即道”之说，又赞同王艮“正己物正”的观点，等等。 在教育实践中他也要求受学者广泛交友.互相切磋，求同存异。.罗洪先归里乡居后，收徒讲学，考图观史,精研阳明心学，旁及天文、地理、社乐、典章、水利、边塞、战 阵、攻守、阴阳、术数，无不精究。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研究地理学方面，绘制了我国第一 部分类详备、绘制精确、图标简易、附注详明的全国性综合地图集,创立了许多形象简易的地理图例符号，在地图史上有开创之功。
  罗洪先在考图观史中发现，“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 于是，广泛收集地图资料，准备重新编制地图。当得到朱思本《广舆图》时，异常兴奋,并详加研究。他 说:“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含东西相侔，不至背桀。”他赞赏 朱思本图“计里画方”之法的精确，标注各地物要素的丰富.但是，又认为“长广七尺”的一幅大图，使用 极不方便。于是,以朱图为蓝本，费时十数年，“悉所闻见.增其未备”，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改绘 朱图，又增补新图，废朱图所用宋元旧地名，改用明制地名，题名为《增补朱思本广舆图》，简称《广舆 图》。图中每方格十八毫米，每方折地五百里,折合今比例尺为1:1550万。北直隶图毎方格十七毫米，每 方折地百里，折合今比例尺约为1320万。有全图一幅.直隶及各布政司十六幅，九边图十-•幅，另有洗 河、松潘、虔镇、麻阳诸边图五幅，黄河图三幅，漕河图三幅，海运图二幅.朝鲜、潮漠、安南、西域四幅，计 四十五幅，另有副图六十八幅，并详加记注，如于直隶及各布政司图后附注沿革、形胜、所辖范围和计征 田赋数额。杳阅极为方便。
  这本地图集继承了“计里画方”的传统绘图优点.克服了旧图使用不便的缺点，特别是创立了代表 山、水、路、界、府、州、县、驿等二十四种图例符号，有些符号已经形象化并向几何图案过渡，这是中国乃 至世界地图史上了不起的进步.具有丿F创性的贡献，成为中世纪世界地图绘制史上的一部杰作，影响深 远"在此后250年间，这本地图集被翻刻过六次，先厉流传到加拿大、美国J I本、俄罗斯等国。
  刘邦采刘邦采，字君亮，号师泉.安福县人。初不应举，明嘉靖七年( 1528)提学副使赵渊迫之应试，中举, 授寿宁教谕，升嘉兴府同知，弃官后冋乡于复古、复真、青原、五云诸廿院讲学.明正德八年(1513),刘邦采堂侄刘晓往南京师事王守仁，归来G刘邦采谈论阳明心学，引起了刘邦 采的向往，于是与其堂兄刘文敏及刘晓率其弟子九人同往南京，师从上守仁，是深得E守仁欣赏的弟子 之一。刘邦采得阳明真传，精研心学，善于思考，在许多问题匕有门己的独立见解.成为王学主宰流行派 的代表人物。他的卞要学术观点是：(一) “天性”与“气质”异质论。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问题上,刘邦采认为二者是有区分的。 在宋代，理学家们大都主张把“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区分开来。而王阳明不主张把“天命之性”和 “气质之性”划分开来.认为二者并无显然的区别。阳明后学中，如邹守益、欧阳德、聂豹、邓以赞、刘元卿 等，也都认为“气质”与“天性”无所区分，他们对这一问题有各自的分析,但乂都保持二者无所区分的趋 向。同时，阳明后学屮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徘徊于宋儒与阳明的观点之间。但有些学者 则倾向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应当区分开来,这一方面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大性”与“气质”异质 论，刘邦采是持这种观点的著名人物.他提出:“己者命之所稟,礼者性之所具。”所谓“己者命之所稟” 指的是人的个体品性受之于其气廩；“礼者性之所具”指的是普遍性的道德规范作用于“性”本身的特 质。人由气稟而生，气稟不「，人的个体品性也就不同，即所谓“性一而命殊”。因此,“性”与“命”正表 明了作为人心的本质结构的“性”与作为人的气稟之规定的“命”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实际上正是 “天性”与“气质”的不同。根据这一观点，又提出了他的“主宰流行”的观点。他说:“吾心主宰谓之性, 性无为者也,故须首出庶物，以立其体;吾心流行谓之命，命有质者也，故须随时运化，以致其用。”(《刘师 泉易蕴》，《明儒学案》卷十九)(二) “性命兼修”说。阳明后学中“主敬”、“慎独”之论与“主静”、“归寂”之论互相对立，那么刘邦 采提出的“性命兼修”说则是在这两种对立观点中所采取的一种折中的做法。“性命兼修”说大约是嘉 靖三十三年(1554)提出的，《明儒学案》谓其《易蕴》亦无非言“性命兼修”之意。王时槐对“性命兼修” 之说有这样的归纳:“心之体曰主宰，贵知止以造于唯一;心之用曰流行，贵见过以极于唯精。是谓博约 并进，敬义不孤，性命兼修之学。”(王时槐《师泉先牛邦采传》)在刘邦采看来，“性”与“命”是有所区分 的，“性”是人心主宰，即人心的内在本质结构，而“命”则属于后天的气质，是一种将“性”包含于自身的、体现个体牛.存方式的规定性。在他的学说中，唯“性”纯而不杂，故只有“悟”而不可“修”；唯“命”杂而不 纯.故只有“修”而不可“悟”。其悟“性”偏重于人的纯粹无私的心灵状态的养成，修“命”则偏重于人的 外在行为的完善。这种观点实际上又是刘邦采格致论的出发点，在他的观念里，格致的具体操作方式是 人的现实的道德修养活动。
  颜钧颜钧(1504 - 1596),永新县人。颜钧是阳明学泰州学派的一位重要思想家。由于他的著作《颜山 农集》、《耕樵问答》没有印行且多已亡佚，清顾炎武《明儒学案》、今人张学智《明代哲学史》等书中均语 焉不详。清朝末年其残遗零散诗文被其后裔搜集整理编成《颜山农先生遗集》九卷刊印成册，但印数极 少，流传不广，大都很快散佚。直至80年代其后裔献出遗存的唯一一部，经点校于1996年出版，为颜钧 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颜钧少年时代跟随在外做官的父亲,识字不多,似乎混沌未开，十七岁才开始读书，直至二十五岁， 他的二兄颜钥入白鹿洞，听传王阳明致良知之学，手抄《传习录》，带回家给颜钧,他仔细品读王阳明的 “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十六字诀，静坐七犬七夜，自称“匕日闭关”，一旦豁然，忽觉 醒悟。自此以后，自认王阳明为“道祖”，并师从泰州派徐樋、王艮，亲聆教诲。此后，即开始了他儿乎坚 持一生的布道活动。开讲是他布道的主要方式，先在族里，然后在省内，逐渐到京城以至全国各地，随遇 开讲,听讲者一次多至千人，盛况空前。参与会讲,发布告示也是他布道的重要方式。颜钧生性豪侠，坦 诚无私,不分贵贱,善兵法，乐施予，以复兴圣学,拯救社会为己任，人视之为“侠儒”。
  更重要的是,他对儒家经典、阳明心学有自己独到的悟解。人们把他的独到悟解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称为“大中学”。
  他对儒家经典《大学》、《中庸》有其奇特的解释，他认为“大学”、“中庸”不是书的篇目，而是孔子用 于传道的口诀。他的学生程学颜说:《大学》、《中庸》自汉以来皆视为书名，而“我师颜山农独指判曰： '此尼父自选传心口诀也。’”他对''大”、“学”、“中”、“庸”四字各作解释:“大”指方体之广，含明德、知 物、意心身、家国天下等;此“大”需系之以“学”则是止、致、格、诚、正、修、治、齐、平，因而，“学”以助“大” 成中”指主宰无偏,含天命、性、道、睹、闻、隐、微、独、天地、万物等;此“中”需丽之以“庸”则为率、修、 戒、惧、见、显、慎、位、育等，因而，“庸”乃辅“中”者也。他把“大”、“学”、“中”、“庸”析为四个独立的概 念，分别应用到相关的内容，既独立又互相联系，为理解研究《大学》、《中庸》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被 视为惊世之论。
  《易经》历来被视为儒家理论的总纲，抽象复杂，难以把握。颜钧把《易经》、《大学》、《中庸》结合起 来，认为大学是说明明之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为立学之大本”中庸是说明率性，修道，慎独，中和, 为日常不偏之道。而《易经》中的潜、见、惕、跃、飞、亢六龙之变化，实际与大、学、中、庸交互变化，三者皆 为“一”，是平实之学，易知易能,是简易之学。
  他的“大中学”、“简易之学”大大地简化了儒学，也简化了学习儒术得圣人之道的过程。譬如:孟子 认为人性本善，但先天之善性,往往因为利欲而丢失(“放心”几因此,孟子提出修养之道在“求放心”， 把丢失的善性找回来。而颜钧则将“放心”径直解释为将利欲之心放下,这种修养方式自然而轻松;再如 在儒学著作里，“日用庸常”指日常生活，“日用庸常之为道”意即道在日常生活中。那么要得道成圣,必 须通过日常的苦学苦寻。而颜钧则对“日用”作了另一种解释，他说:“日”即太阳，是自然之象;“用”是 人身之身，是指“从心率性”之德、孝悌慈让弟友之行，因此“日用”即是道，是自然存在的,可以不虑不学 而得道。
  颜钧的率性而行.是对儒家圣学的特殊实践;儒禅兼济，是儒家思想的新型架构;放心体仁,是儒家 修养的新方式；自立无私，是儒家人格的生动写照。总之，颜钧敢想敢做，自立宇宙，无所依托的人格，毫 无拘束，勇于创新的精神,使他成为一位颇具个性的思想家。何心隐何心隐（1517 - 1579）,本名梁汝元，永丰县人。明嘉靖二十五年（ 1556）解元。何心隐中乡举后，闻 王心斋良知之学,遂弃举子业，师事颜钧.以道自任。在家乡建聚和堂，用他设想的管理办法管理族务。 后因忤权贵戍贵州,得胡宗宪救助,入幕,交程学颜.随程入京，聚徒讲学，与张居正言不合,又参与倒严， 改名易姓到处躲避，终因他的思想®当时的统治思想格格不入而被杀害。何心隐是著名的王学思想家。 虽学于泰州学派，但不受王学拘束，从社会实际出发.有许多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观点，被视为阳明学的 异端。
  （一） 宇宙本原论。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心”是宇宙之本原。他认为，天地即乾坤，人 即仁,二者互为本原，无分先后，“然仁则人也，有乾坤而乃有天地，而乃有仁也。而乾坤奚原于仁其原 耶？惟乾惟坤，而不有天地，则不冇乾坤矣。惟天惟地，而不有人.则不有天地矣。惟人而有不仁，则不 有人矣。人且不有矣，又奚有人而圣。以则物为神，若《图》若《书》，于河洛，于天地，于乾坤，而《易》而 《范》，相统相传，其学其讲，乂于仁而仁其人耶?”（《何心隐集》，下同）他又认为，“有乾坤而乃有人”，而 “乃有仁”，此乃“万物一体”，此体即是“太极”，“夫人.则天地心也。而仁，则人心也。心，则太极也。太 极之所生者，两仪也。而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者，非乾坤其仪而两耶？两仪之所生者，四象也。而乾乎其 乾，坤乎其坤考，非乾坤其象而四耶？四象之所生者，八卦也。而乾乎其乾，坤乎其坤者，非乾坤其卦而 八耶？是故卦而八者，莫IE象之四而四也；象而四者，莫非仪之两而两也。仪而两者，莫非极之太而太 也。大者大也,大莫大于仁,而太乎其极也。”可见.最终还是以“心”作为宇宙之本原。
  （二） 寡欲论。何心隐认为“欲”是天性，是合理的，“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皆是 “性”，而这种“性”是“乘乎其欲者也”，意思是说“性”是以“欲”为其现实载体的，凡人的物质欲望和道 德欲求都是“欲”。既然如此，就不能要求人“无欲”，而要求人“寡欲”才是合理的。所谓“寡欲”，是指人 对自己的欲望要按照--定的合理要求予以规范、节制。怎样来做到这种规范和节制呢？他认为，一方 面，要满足人的天性之中所包含的“欲”.就是说要“尽性”；另一方面,要在满足人的天性之“欲”的同时 也要满足特定的道德关系对它的要求，这就是“至命”。这样,何心隐把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关系的要求 作为衡啟“欲”是否真正合理的尺度。
  （三） 作主论。作主论是指人不能以自己现时人格为局限，而要去发展更高或追求最高的人格。他 把人格形态分为四种类型:农工、商贾、士、圣贤，这四种人格是逐渐上升的。他认为，人不能局限于现时 人格，即农工主于农工，商贾主于商，士主于士，而应去认识更高的人格，农工见商贾，商贾见士，士见圣 贤.这样就可以超越现时人格而发展成为更高的人格，农工超而为商贾，商贾超而为士，士超而为圣贤, 而把圣贤作为最高的理想。这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格的发展实际是取决于个人自己对人格 意义的认识。他的“作主论”不同于其他理学家那样，强调人的天性或良知在人格发展上的决定作用，而 是把个体的人格发展交付给个人本身是否有“见”于更高的人格，人格的发展提升，完全取决各个人自 己o这种见解发前人所未发，也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何心隐根据他的哲学思想，提出他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改革设想并付诸实施，提出一整套全新的社会 管理思想，设立一整套全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他生活在晚明，却在家乡捐千金建“聚和堂”，以宗族聚和 为宗旨，进行集政治、经济、教育于一体,实现其“老有所养,少有所怀”的社会理想的实验,“数年之间,一 方几于三代矣。”（黄宗羲《明儒学案》）但终因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他的乌托邦理想被粉碎而失败, 他自己也因反对知县行“赋外之征”而下狱，得友人相救入胡宗宪幕，广交朋友，相与讲学,先后到京师、 福建兴化、重庆、杭州、湖北孝感、黄安等地讲学,并在京师创建复孔堂,在黄安创建求仁书院，从事教育、 讲学活动，因得罪张居正而被通缉，化名何心隐逃亡辗转各地，仍讲学不辍，直到万历七年（1579）被逮遇 害。他是一位哲学家、乌托邦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以身殉教的教育家。他秉承王艮、颜钧的教育理念, 而走得更远，创立了不同凡响的一整套教育理论。择其要点为：（一）提倡平民教育。王学泰州学派主张“人人可以为圣贤”，何心隐秉承师说，并进一步系统化。他的教育论文《原学原讲》就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在文中他阐述了上自伏羲，下至孔子,而以孔 子为集大成的独特的学统和道统。认为原学原讲，首先必须“原图（指《易》之卦图）、原书（即《尚书》）、 原河（指河图洛书）”，透露出泰州学派杂儒、道、河、洛怪异之说于一体的秘传;其次就是“圣其学而讲 也”，也就是说，传述神圣的学统和道统的最好手段就是聚徒讲学。他根据《尚书•洪范》所列貌、言、视、 听、思五事的关系，指出人之“貌”（行为）、“言”（言论）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必有视，必有听.必有思 也”，“自有貌,必有事,必有学也,学其原于貌也……自有言，必有事,必有讲也,讲其原于言也。”简单说， 人要行动就必须学习，人要言论就必须讲习，而学习、讲习都依靠视、听、思来实现，因此“必不得不学不 讲”。通过学讲（教育）使徒具形和声的人（自然的人）改变成懂得神圣之道的“仁其所仁”、“义其所义” 的人（社会的人），进一步而成为“必明、必哲、必聪、必谋、必睿”的“圣其貌”、“圣其言”的“圣贤”。王艮 追求“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并没有超出封建时代食邑封侯的范畴,而何心隐进一步提出，无论士农工 商,人人皆是主人，没有等级差别。由此而强调学讲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事情，只有通过学讲才能人 人成为圣贤。
  （-）提倡率教率养。率教率养，意即人人都要得到教育,人人都要得到赡养。这是他的社会理想。 因此，他自己拿出钱来，在家乡构建聚和堂，实行率教率养。他特地为聚和堂写了《聚和率教谕族俚语》、 《聚和率养谕族俚语》和《聚和老老文》,描绘了率教率养的理想乐园。在《聚和率教谕族俚语》中,他全 面系统提出了聚和堂的教育规划:首先指出“私馆之聚，私心之所由也”，“私馆”的教育对象是由主办者 私人设定范围,教规也各有不同,“五六相聚则寥寥，数十相聚则扰扰,为师者不得舒畅精神以施教,为徒 者不得舒畅精神以乐学”。然后阐述“聚和堂”实行受教者“总聚祠”、“总送馔”（即集体学习、集体膳 宿），子弟们“不分远近贫富相聚一堂”，礼以相让，文以相勖，欢如翕如,而相亲相爱之念油然而兴矣，既 可以“防游荡，以专师长之教”，又可以“严外访之防”，杜绝富家奴婢“游送果品玩好”，以戒“盛食”、“原 味”。学童不论贫富，人人都在聚和堂里共同生活，接受教育，培养成人。至于年限，可视情况而灵活变 通:“半年之后，试子弟有生意者，必有权宜之处;三年小成，又有通变之处；十年大成，则子弟不论贫富， 其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宗族教育的理想蓝图。
  （三）教育社会化。与提倡平民教育、率教率养相适应，他特别提倡教育社会化。他的晚期著作《师 说》、《论友》、《语会》三篇文章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勾画了他的教育社会化的理想境界。他所说的 “师”，除了传道授业外,还兼有社会思想领袖和社团首领的作用;他所说的“友”也非一般的朋友，而是 同志;他所说的“会”是师友结成的大家庭，家庭和个人都隶属于会，“君子以显以藏乎士农工商其身其家 于会”，这种会，是一种讲会之所,还兼有社团的性质。在会中以师友相处，构成了“极于师”、“尽于友”、 “藏于会”的完整思想体系。
  王时槐王时槐（1522 - 1605）,安福县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陕西参政。王时槐师从安福 刘文敏，是阳明学的二传弟子。但是王时槐在继承师说的同时很重视自悟，尤其是晚年学术成熟期。 《明儒学案》载:王时槐五十岁罢官之后，“屏绝外务，反躬密体，如是三年，有见于空寂之体。又十年，渐 悟生生真机，无有停息，不从念虑起灭”。可见,王氏之学多得之自悟。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建立了 “透性”、“研几”的整个思想体系，成为江右王学的重要思想家，研几派代表人物。他的“发窍”论、“透 性”论、“研几”说是这个思想体系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发窍”论。王时槐的“良知”论有他的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 方面,“良知”指称的是“心体之知”。所谓“心体”，按王门学者一般的解释，是指“心”的本然虚寂之状 态,“心体之知”即是指此虚寂之心的自然明觉的功能’王时槐认为:“心体之知，非作意而觉以为知，亦 非顽空而无知也，是谓天德之良知。”“作意而觉以为知”指人的知觉、知性活动，“顽空而无知”指“心”无 有任何“知”的活动，一片空寂。他否定了这两种说法,而将“心体之知”界定为“天德之良知”，实际是把 “良知”当作了“心体”之虚灵的特质。另一方面,“良知”是“性之灵”，是“性体”，强调“良知”实为“性”本身的特质,而不是一般知觉意义上的“知晓”、“知道”在他的观念里，“性”不仅包纳了 “善”，而」丄还 包纳了“仁义”等内容，“性”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等同于“心之本体”，“性”实际上是指心的内在本质。这 样，王时槐的“良知”论既不在“知觉”、“见在良知”，也不在“寂”的意义上来解释，而是从“发窍”的角度 来讨论它。王时槐把“心体之知”与“动作计虑之知”和“情识之知”加以区分.就是为了把“良知”与一般 意义上的知觉、情感区分开来，而将良知当作“性”本身的一种特质。他所强调的是“性本体”。他把“良 知”作为先天和后天相互交换的屮间环疗,既非无,亦非右（二） “透性”论。王时槐的“格致”论首先从“物”的解说表明与前儒的差别，程朱“格物”之“物”是 指具有现实存在特性的真实之物或现象，而匸时槐所讲之“物”是指“意之所在”，他说“总之所在为物”， 此“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即“身心家国犬下”之类，他又认为,此身心家国天下之“物”有本末焉，其“本” 即所谓“意之所从出者”，而“意之所从出者”便是“至善之性”"他又把“格”解释为“通彻之谓也” o “通 彻”者,“透"也。简言之,“格物”即“通彻”,“至善之性”,即“透性”，“透性”就是“格物”。
  （三） “研几”说。王时槐从“发窍”的角度解释“良知”，又用“透性”来说明“格物”，而“良知”又处 于非无非有状态，于是在如何实施“格致”时,提岀厂研几”说。在先儒那里.“几”是一种“动而未动，有 无之间” “动而未动，似有似无”的状态'王时槐利用了先儒的说法而又作了修正，他说：“寂然不动者 诚,感而遂通者神，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此是描写本心最亲切处"夫心一也，寂其体,感其用，几者 体用不二之端倪也。当知儿前别无体，几后别无用.只几之-字尽之，希圣者终日乾乾,唯研几为要点「 “几”是指本心的常I常寂,是“体用不二之端倪”，而不是指“念头初起”之时，“几”所强调的是人心本体 的自然作用状态，其实也就是“意”,而“意非含虑起灭之谓也，是生几之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也”，因此, “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格物致知最后要落实在“意”的修养I:。基于“儿”和“意”的这种理解，土时 槐以“研几”作为格致的基本功夫.“善学者唯研几” o在王时槐那里，“研几”并不r［接针对念头的善恶 做工夫，而更注重于“几”本身的特征的修悟.其本意不是要人们在念头变为行动之后才公克服邪恶.而 是要人们在念头未起之前即“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左“研几”，从性上立根，让性门然流露，不加人为造 作.发之为念便无不善，行动也就不会逾矩.黄宗羲《明儒学案》评述王时槐“以透性为宗，研几为要”，概括极为精当”胡直胡直（ 1522〜1605）,泰和县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胡直的父亲是位 理学家，胡T［成为一个理学家是有其家学渊源的。其父受王守仁的影响，驳斥程颐的学说,“昔者先府君 尝读叔子（程颐）之荷，乃著论驳之曰：既曰在物为理，而又曰处物为义“谓义非理,可乎？既H在物为 理，而乂曰性即理也。谓性为理，可乎？是二语者，可谓明矣。叔子之非，宁待攻而破哉？”（《胡子衡 齐》）胡直后来师从欧阳德、罗洪先，而又能独辟蹊径，达到很高的境界，创立「'觉即性”说，成为阳明学 觉性派代表人物，是明代后期重要思想家。
  （一） 胡直的觉性说主要表现在他的“性”论上。他在讨论“性”时，认为“觉即性”。这个“觉”就是 明觉、灵觉的意思。而“性”呢？在他看来，“性”即“心”，即“理”，也即“觉”。他认为，“性之文从心从 生，夫人心唯觉则生，弗觉即弗牛:;唯生则理，弗生弗理”，故“舍人心之觉则无性矣，又焉有理哉”。这就 是说，所谓“性”、所谓“理”存在的直接前提乃是“人心之觉”，因此，他主张：“觉即性，非觉之外有性也; 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胡直主张“觉即性”，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将“性”视为“心”的本质构成。在 他的观念里，“性”即“心之宰”，亦即所谓“道心”。而所谓“心之宰”、所谓“道心”，指的是人的本心所具 的能够支配其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内在法则和原则。在他的学说中，“觉”取代了程朱理学中的“理” 而构成了“觉”的中心内容，并且，“理”在他的学说中也失去了作为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的特性,而成为 人心所派生之物。他的一切推论，其实都奠基于一切事物都是由人的感觉构成的观念之上的。
  （二） 他的觉性说直接影响到他的“良知”论。在他看来，“良知即觉也，即灵承于帝者也「又说, “道心者,性也;性，灵承于帝者也。”因此“良知”，在胡直的观念里，是与“性”没有多少区别的。他认为“良知”即“觉”而不把它同“性”进行明白区分，是在把“良知”看成“觉”的一种形式的前提下，把“性”之 作为人心的本质结构的属性纳入了“良知”之中。而事实上,作为“心”的本质结构的“性”是与作为人的 先验的道德判断体系的“良知”有所不同的。在胡直那里，“良知即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良知即独 知”。在他看来，举凡所谓“明德”、“天之明命”、“虚灵”、“天理天则天聪明”、“仁体”、“生理”、“性”、 “人之生也直”等等，皆不外乎“独知”，而“明德”等等实即“觉”，即“性”。他的老师欧阳德的良知论主 “独知”说，认为“独知”或曰“良知”无分于动静，“良知妙用有常而本体不息，不息故常动，有常故常静， 常动常静,故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南野集》)，而胡直与此不同，他也认为“独知”无分动静,但他所强 调的是“独知”不管在“动”在“静”都保持一种固定的明觉状态。他的“良知”论便表现为“明觉”论。他 用一个“觉”概括了“良知”、“性”、“独知”的全部内容，并赋予它们的超越动静而恒定存在的特性。他的 另一位老师罗洪先的良知论主“寂静”说，这种主张强调内省，强调自我反归，而忽视外界，疏于应物。胡 直认为，“彼重良知于内而不知良知之无内外也”。总之，胡直的“良知”论是以“觉”贯穿始终的。胡直 所说的“觉”，只是指人的有意识的生命状态，它可以用来指意识，也可以用来指知觉，也可用来指人的理 性思维活动,乃至可以用来指人的行为；而“良知”则是指一种由人的生命能力衍化而来的道德认识 能力。
  (三)“觉性”说同样贯彻于他的“格致”论上。王阳明从“心即理”的唯心主义命题来反对程朱理学 “物理”说，江右王学继承了这一做法，胡直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心即理”的理论内涵。他否定“理”在 “物”的主要依据就是他自创的“觉性”论。按照他的看法，凡所谓“理”，都是因为人心存，如无人心，则 便无所谓“理”。“予所最不能无疑者，以先儒语理，专在物而不在人。”在他看来，既然“理”不在“物”而 在“人”，“格物致知”自然绝无可能是求索于外物。他明确把“格物致知”限定为“循吾觉性”而知其本， 所谓“觉性”指的是“性”本身的虚灵特质，在胡直的观念中，“性”之“觉”实乃由“独知”提供的。因此， “循其觉性”就无异于承认要循其独知;而所谓“知本”，是把它限定在“修身”的范围内的。
  胡直的“觉性”说还反映在他对儒佛之分、读书穷理等等问题上，他的理学名著《胡子衡齐》全面地 反映了他的“觉性”说。黄宗羲《明儒学案》评论说:“与文成一气相通之旨，不能相矣。”也就是说，胡直 继承了王守仁的学说，但又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发挥。
  郭子章郭子章(1542 - 1618),泰和县人。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郭子章是 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又是著名的方志学家。郭子章历官闽、粤、晋、黔、蜀、楚、越各地，每官一地撰有一至 二本杂记，如《闽藩草》、《闽前草》、《闽草》、《粤草》、《晋草》、《黔草》、《蜀草》、《楚草》、《浙草》、《越草》。 又多次出入京师，撰有《燕草》、《留草》。这些著作除记叙在当地为官随录、师友同僚交往诗文外，还详 述地方物产、人物、名胜，是很重要的地方志资料。
  尤其突出的是，郭子章一生编纂的地方志从省志到府志、县志以及专志、志补、杂记、杂考等志书多 达三十多部。在贵州任上“搜括古今遗典”，纂修《黔记》六十卷、《黔小志》二卷。《黔记》是贵州省最早 的通志。清光绪《贵阳府志》称，《黔记》“雅有法度，为世所称”，推为“黔中善本”。明代滇南名士马烽如 称赞《黔小志》，“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以公千秋鸿笔，“黔之山川风物待以标表，若益增而奇且异 焉，则是志洵非小也” o在广东潮州任上,取其伯父郭春震任潮州知府时所修之嘉靖《潮州府志》，精心校 理增补，纂修成万历《潮州府志》十卷。因为前志是伯父所修，多依其旧，“已事七八，后事二三”，他历尽 艰难，收集“山穴残碑，故族半编”，所得珍贵资料弃之可惜，又撰《潮中杂记》十二卷。郭子章对家乡的 历史、风物、人情、风俗特别关注，常常在公事之余考察故籍，询访献老，先后编纂成《豫章书》一百二十六 卷，《吉志补》二十五卷，《白下记》四十卷。《豫章书》实为江西省总志，《吉志补》补万历《吉安府志》之 缺略，《白下记》实是泰和县志。此外,又编纂《广豫章郡邑记》十卷、《广豫章灾祥记》六卷、《注豫章古今 记》一卷、《豫章杂记》八卷、《白下逸事》二卷。一人而编纂如此多的省志、府志、县志在历史上是少见 的，一人而编纂两部省志,则更为罕见。此外，郭子章还编纂专志及杂考近二十部。关于人物的有:《圣门人物志》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 存目》著录;《乡贤传补》，不知卷数，专传庐陵一地入朝为相背十五人;《兴国四贤传》一卷;《人形志》六 卷。关于寺庙的有《阿育王山志》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大洋洲萧侯庙志》六卷。关于钱 币的有《泉志》八卷"关于地名的有《占今郡国释名》四卷，郡县释名》：十六卷。关于税榷的有《瓜仪 志》十卷、《芜关则例志》二卷。关于井盐的有《盐井图说》--卷。关于犬文历法的有《支干释》七卷、《先 天九曜图》一卷、《年岁记》十卷。关于古迹的有《古迹考》六卷,等等。一人而撰有如此多的专志、杂考, 也是史所罕见的。
  郭子章编纂的志书如此之多，在方志编纂理论匕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虽然没有撰写专文阐释 理论，但他的许多志书序文及所编纂的志书就反映r他的方志编纂方血的主张:、从他的志书和序文可 以看出，他十分看重体例，分类严谨.分大类，定细目，以类统目，论、志、表、传、纪事、总论，眉目清楚。从 《黔记》、《豫章书》这两种人型省志可以略见其分类；日1之严谨，就是《古今郡国释名》这样的小型专志. 也同样如此。他在《传草》中谈到这部专志,称:“以古今郡国名,分天时、地理、人伦、卦名、宫室、珍宝、五 色、花木、数目、器用、通用、禽兽、夷狄为十三类,共分四卷「”分目精细，朗然于目。
  他主张编纂志书必须详于考实，下笔有据,事有援征°他在《圣门人物志》自序中说:孔氏弟子不载 《论》、《孟》，无可考也，“子章退而稽之《春秋》、《史记》，参之阙里谱牒，上自宣尼及门诸贤，下聚汉唐宋 元明从祀诸儒，次及我朝幸学释酋诸议”，一一详加考证,撰为十二卷。其《古迹考》自序中说，经过严密 考证.世传所谓古迹町分为有名无实、右名无实而讹稀町疑、有名有实而转徙无常、有名有实而常存四 类,在编纂《古迹考》时,“凡亡者、转徙斤不书；独存其疑者.书其实者”。再如《郡县释名》，这是一部很 难编纂的专志，他在门庁中说,他每到•地，必问其名.探究其义，稽之谍记.考之明哲,广泛查阅文献，从 而使这部专志网罗甘籍，敷叙今制，考证精详，文笔雅洁。他编纂的志书无不如此。
  明代以前的志书，多无编年记事，即使有记的也十分粗略。郭子章特别重视这一部分的编纂，在他 编纂的地方志书中都设“大记”一冃，编年纪事，通合古今，以明古今之变"贺贻孙贺贻孙（1605〜1688）.永新县人"科考失利，绝总名场，入清隐居禾山，以诗文自娱。贺贻孙虽一 生遭逢离乱，生活清苦，但勤于笔耕，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经论注释详明，发挥透彻,卓然成一家之 言。他的史论工于持论，抉离幽隐，发前人所未发。他的大量诗文，独具特色:各体文章法缜密,论则见 解独到，叙则入情入理.记则情景交融;各体诗取法杜甫，反映现实，抒发真情，深厚涵永。贺贻孙是明末 清初成就很高的学者和诗人。他的文学观点自成一家，尤其是诗歌理论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是清 初很重要的诗论家。
  《诗筏》是他的卞要诗论著作，对力代重要诗人作了很有见解的分析，对宋明以来文学批评中，特别 是诗歌评论中有争议的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评析，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同时，在其他诗文中 时有精辟的阐述。啊纳起来有：（一） 自写性灵。他主张“作诗当自爲性灵”，是清代诗坛“性灵说”的先声。明末清初，“公安派”和 “竟陵派”在诗坛上受到猛烈的批评和抨击，被斥为异端"“公安派”的浅率俚俗，“竟陵派”的冷僻艰涩, 本是他们诗歌创作上的缺点，却被无限夸大，贺贻孙对他们理论和创作匕的缺点也有批评,但是.充分 肯定他们有独抒性灵，扫荡腐朽之功，认为他们同掠性灵，而“公安派”轻脱新巧，“竟陵派”幽深孤峭,各 有特色。同时，贺贻孙的特殊经历赋予广'自写性灵”的观点以强烈的时代特色和特殊的思想内涵，强调 作诗须“哀怨悲愤,倔强抗浪”，写出感愤不平之恨。他在《示儿一》中说:“时值国变，三灾并起,百忧咸 集,饥寒流离，逼出性灵,方能自立堂奥.永叔所谓穷而后工者,其在此时乎!"（二） 贵在本色。贺贻孙认为“作诗贵在本色”，而“贵在本色”应当任犬而发，取适已意。这种观点 与稍晚的诗论家王渔洋“存本色”论近似。贺贻孙在《陶邵陈三先牛:诗选序》中说:“今夫天之与我，岂有 二哉？莫适为天，谁别为我？凡我诗人之聪明，皆天之似鼻似口者也；凡我诗人之讽刺，皆天之叱吸叫嚎者也;凡我诗人之心思肺肠，啼笑寤歌，皆天之唱u禺唱于刁刁调调者也。任天而发，吹万不同，听其自取， 而真诗存焉。”（三）养以自得。在创作论上,贺贻孙认为作诗之功在养以自得。他在《皆园诗集序》中说:“今安世 诗文具在，虽其旨激，其魄昌，然其行文之势，则如春水弥漫盈科，后进渐放乎大壑，此其于养，固不习而 自得，不符而自合。”他认为做到养以自得,就能做到以蕴藉为主，达到神厚、气厚、味厚。
  此外,贺贻孙强调对古人精神以“悟入”，在诗法上主张平与奇、碎与整、繁与简的自然协调，不着意 追求。
  他的诗歌创作始终遵循他自己提出的理论原则，达到了很高境界。清人李陈玉《水田居诗存序》说： “今读其诗，想在杜门山居，幽郁无聊，兴会所触，濡墨挥毫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自笑自歌，自怨 自悲,一吐平生之愤懑佬傑，必畅所欲言而后已，传与不传不足介其胸中。呜呼，此其所以必传也乎!”刘绎刘绎（1798〜1879）,永丰县人。清道光十五年（ 1835）进士第一，入翰林院，随后任提督山东学政， 尽心尽职抓教育事务，刻劝课条规，令诸生联课会文，使多士得广切磋。任满回京后以父母年老告假归 养,后起复加三品京堂衔江西团练大臣,不久告归。此后二十余年主要在家乡兴办教育,从事讲学活动， 先应聘为白鹭洲书院山长，后又兼青原阳明书院山长，并先后到泰和云亭书院、文儒书院、永丰义首书院 等书院讲学。晚年回乡闲居，著述终其身。刘绎是清代有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一） 重视书院教育。在给知府李经鎔的信及其他文章中，他反复强调，国家强盛必须以元气充足 为基础，而“培元气在于得人才，固民心”，人才要靠教育培养，民心要靠教育培育。而教育首要的是谨庠 序之教，使受教者有一个良好的读书之所，那里有执教的老师，有安静的书堂,有可读的书籍，有保证教 和学有序进行的学规。要做到这些，就要建好书院’他执掌白鹭洲书院时，书院已破败不堪，他极力主 张重修，得到知府定祥的赞同。与众乡绅商议，鉴于白鹭洲重修书院工程浩繁，资费巨大，一时难于办 到，决计将书院迁到城西仁山隆庆寺废址,重建殿堂书室、讲堂书舍。一年完工，改名为白鹭书院，重新 制订馆规,并重修《白鹭洲书院志》。当永丰、泰和两县的僻远山区建起了两座新书院，他欣然为之撰记， 认为乡村创建书院关系到当地文运的盛衰，“今郡县谨庠序之教，又设书院，立师长以考课之”，是培养人 才的良策，希望诸生努力为学，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豪杰之士”。
  （二） 书院教育必须“以明经修行为要”。刘绎特别注意用孔孟伦理之说教育诸生，书院教育必须 “兴夫乡贤之学，即明人伦之学也”，认为“今之学者服先贤之教,亦为自孝弟忠信而入，则纵于先贤之为 人，而后科甲名位骏驶乎”，明确地提出：“书院立教之意，以明经修行为要。”因此,他在书院教育的管理 中,特别强调综合“经行二端”对生童进行考核，“经”指课读经籍，“行”指品行修养。那些能够“闭户潜 修”、“尺步绳趋”、“虚心求益”、“精勤刻厉”而“数课一律”者列为上，那些“经行二端”荒疏者，认为是流 品斯下,应予重罚。这样,才能使书院“挽颓风而上副雅化” O（三） 书院管理必须严格。他重视书院建设，同时也强调书院管理必须严格。他在应聘为白鹭书院 山长后，非常重视书院的学规条例的健全完善，在应聘兼摄青原阳明书院山长后给知府李经鎔的复信 中,专门附《陈青原书院章程管见二条》，针对管理混乱的现状提出严格管理的改进办法，如必须建立严 格的考课制度，课额严格核实，约束生童，膏火发放应以课考为凭;建立严格的奖赏升降制度，以前那种 “专于文艺之优细”，单纯按“文艺”（诗文）定名次行奖罚的作法很有偏颇,应当综合生童“经行二端”，全 面考核来决定等次奖罚。
  龙文彬龙文彬（1824 ~ 1893）,永新县人。清同治四年（ 1865）进士，任《穆宗实录》详校官，辞归，主讲于经 训、白鹭诸书院。龙文彬在京居官“退食之暇”，搜罗各类史书二百余种,编辑明代典章制度掌故资料,纂成《明会要》八十卷,成为清代末期著名史学家。
  《明会要》参酌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书体例编纂而成。全书以类排纂，分帝系、礼、乐、 舆服、学校、运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等卜五门，四百九卜八子冃o征引之书 颇为赡博，自《明史》、《纲目三编》而外，泛览二百余种,引用最多的有《通典》、《通纪》、《明会典》、《明实 录》、《明臣奏议》、《日知录》和《春明梦余录》等。因时代较近，材料甚多，且有《会典》诸书在，故其序例 说:“搜罗易，去取难。”此书优点是选材精审，并附有按语,包括论断与考异。如其《例略》所说:记事“期 于文约事详”，选材不在多，而务求去粗取精，“必详其简而明、确而当者录之"间有讹误，略为辩证，附之 按语。辞繁不能备载者,概从删节”。但也不轻下断语，如职官类断语最多，十八卷中也仅有大小十五 条，《选举》四卷二条，《食货》六卷一条，其他如民政、兵、刑、灾异则无一条。书中所分门目，也称允当， 所选资料,次要者列入杂编。在条目选材之间,则注重其内在联系，并从子目中显示出明代制度的特点。 如礼类嘉礼之经筵日讲、视学、旌表，宾礼之藩王来朝、蕃使入贡，凶礼之夺情、谥法，学校之宗学、礼学、 武学、书院，选举之廷推、传奉，食货之庄田、加派，兵之卫所、海防，刑之厂卫、廷杖.所谓“此一代典故关 系最巨者”，皆为之创始更益。其中职官门，详志明代官制因革之由，间载各官事迹、奏疏，尤可资考镜。
  这是一部会要体明代典章制度史，对考证有明•代典章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此书也有一 定局限和不足，如把一些边境地区列为外蕃，显属不妥;东北地区各民族皆无子目，且所引资料无出处， 学者疑其所引为当时禁书，或涉避讳及建州女真问题，但光绪时已开禁，大可不必;其余如年代、名号、出 处也有不少错误。但瑕不掩瑜，《明会要》还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典籍。
  第二节现当代学术名家欧阳辅欧阳辅(1861 - 1939),字棠丞，泰和县人。金石学家。清光绪末在南昌开设开智书局，宣统元年 (1909)选为江西咨议局议员.自民国初,漫游京、津、沪、汉.好收藏碑帖，博览古今金石书籍，精鉴别，善 校勘，所藏多佳本，积存新旧墨拓八千余种，金石著述三百余帙，遍加考订，于前人舛误颇多勘正。晩年 精心校辑,六易其稿而成《集古求真》十五卷，于1923年以手稿本刊印行世，1933年刊行《集古求真补 正》十四卷，不久又刊行《集古求真续编》十卷。三书共著录考订碑帖一千二百余种，均以真、楷、行、草、 隶、篆分体为类，一变前人著录之例;而书论不佳者，漫連'难读者悉不录，伪者不录,而伪托向为人所珍者 录而存之;于石刻之笔画，文中之事实，纸墨之新旧，拓手之优拙，多采原说,所附已见惟以辨伪为宗旨, 以副求真之名。在三书的序跋中和正文考辨中处处洋溢着他十分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学术主张。
  他特别注意考证碑帖真伪，刻意“求真”。因为“学书不临碑帖，虽极其能事，难免俗工之谓；临碑帖 而不知求真，则更永墮恶趣,终身不能超脱矣”。他“求真”特别严格.认为“文公作《集古录》时,有真而 无伪，不必求真,而自无不真.虽亦间有别本，虽如戎辂、黄庭之类，皆前人所临仿，后人以为善而刻之于 石，久而莫知为谁,非有心作伪也……迨宋之季,韩促胄、贾似道均藉好古，自附于风雅.趋炎者遂假墨宝 为苞苴，矜奇夸异,而伪造以兴。迨近人托活洛氏，以藏石闻.而众伪蜂起”，光绪以后出土之石以千百 计，其伪固不可待辨,其他残石古竭，不知凡几，而伪造旧本，尤为精巧，“故今人而欲好古，不可不求真祛 伪”"而以往“金石家多考证史传.题跋家多称述笔法，评鹭优劣，于碑帖之真伪，反少研究”，结果常常 “自欺欺人，贻讥不恤，可笑亦可吊也”。所以，他把“求真”放在首要地位。
  他认为，考证碑帖真伪之难，难于考证经史。“考证经史难矣,考证碑帖尤难,考证碑帖而辨其真伪, 则难之又难所以，他提出,读碑要先勘全文及原有题记，再考撰书人年世，则真伪得其大概。“若徒取 异说，往往贻笑。如王算州以隆阐碑即怀悻所撰书，是未读碑文;康有为不知吊比千文为翻刻，是未见题 记，又误以为崔浩书，则不考年世，且未读《东观余论》矣。”而近世金石之学虽盛，然多不精赅，“精诣殊 少，谬误孔多”，“如姚惜抱之卓卓有声，题跋三卷，全属言可以不作。如康有为之鼎鼎大名，《广艺舟双楫》，炫博市奇,实则放诞矛盾，不胜指摘”，“求其考核精当，不愧名家者，前惟覃溪、潜研、兰泉、虚谷诸 老,近惟鞠裳叶先一人”。对翁方纲、叶昌炽之金石识力颇为心折。
  欧阳辅资信笃实，治碑帖之学三十年，凡所订正，必综考众说，参稽实证以征信。如泰山刻石，蒋氏 访得玉女池之十字本，许氏访得碧霞无君洞之二十九字本，向称珍品，欧阳辅指为宋代摹刻。闽人林石 庐以金石家方以宝岱阁自诩，欧阳辅以为此非信断，并给林石庐去信，以家有秦篆四十六本与秦篆谱原 为本邑先达杨士奇故物,常兴蒋、许二本对考，真贋自分，绝非虚构武断。其考述之矜慎如此。故其“求 真”三编问世之后，引起金石学界广泛注意,亦为国际汉学界所重，国内各大图书馆及美国各大图书馆纷 纷购藏。《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全书“别树一帜.独严于真伪之辨，不惟学者得所抉择，即考古者 亦可资以考订”，其学术价值极高。
  萧纯锦萧纯锦(1893 - 1968),永新县人。1912年留学美国，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 曾任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京女子大学、东北大学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并 以东北大学教授身份加入中国经济学社。1933年后曾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省 农业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兼任中正大学教授,后又赴上海任明文学院商学系主任、大同大学教授。新 中国建立后任上海贸易学院、复旦大学教授。
  萧纯锦是中国早期受西方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在大学主要任教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主 要著作有《经济学》、《国际贸易学》。他的学术思想先是倾向于边际效用学派，后来又倾向于制度学派。 他曾在《学衡》等杂志著文介绍这两个经济学学派的学术观点，并结合国内经济问题阐述自己的学术主 张，成为学衡派重要理论家。
  2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当时中国的英美留学生形成中国经济学界的英美 派,他们质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一方面极力传播西方古典主义经济 学理论，边际效用学派和制度学派是他们宣传的重点。萧纯锦也属于英美派，他的经济学思想明显倾向 于边际效用学派和制度学派。在当时的中国应该实行哪一种经济制度这一敏感问题上，他主张：中国的 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他较为系统地对社会主义进行分析批判，他的分析批判社会主义的立场与 西方保守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他并不从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角度出发，而是认为，中国仍处于生产极 端落后的状态下，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以促进生产,增进财富总量，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消灭 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分配上的平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犹蒂华藕于修陵， 表龙章于裸壤”(萧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学衡》第1期,1922年1月)，跟西方保守主义孜 孜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不同，他看重的是整个国家的富强。
  从他的经济思想出发，在政治上，他极力主张平等，但他强调的平等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 等”。他说:“所谓平等者，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也。政治上，无阶级贵贱之分,法律上，无特 权豪强之别。智愚不肖之禀赋虽有不同，而皆得以尽其性命之理，而充量发达，至于造诣不同，成就异 趋，虽有圣贤，无能为力，则贤者有以自见，而不肖者亦不失其应得之地位，贤者得以发抒其才智，无隐厄 不遇之惑，而不肖者心安理得，亦无屈抑沉沦之叹，各尽其天赋之本能，以共谋人群之幸福，与文化之进 步，此所谓平等之真义，而民治主义之真精神也。”萧纯锦认为，人天生禀赋各异，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 上，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差异的，应当给予每个人以平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天赋能够得以充分的发挥。“在 民治主义之世，阶级仍然存在，但其阶级非根据于遗传之财产,及世袭之权利，而根据真正之才能，由自 由竞争以证明者耳。”(萧纯锦《平等真诠》，《学衡》第5期,1922年5月)他所主张的平等与西方保守主 义建立在等级和地位之上的平等有着本质的差别，他强调个人才能的发挥，自由竞争，机会平等。
  罗隆基罗隆基(1896 - 1965),安福县人。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毕业后,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上学位.并曾赴英国师从哈罗德•拉斯 基研究政治和近代史。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又 曾从事报刊编辑并创办过数种政治刊物,参勻创建民盟并曾任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主任委员，曾被聘 为国民参政参政委员、被选为“宪政期成”委员，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部部长、民盟 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等职。
  罗隆基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政治活动家、政治理论家"民国时期发表过大量的政治理论文章， 在政治理论上提岀过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T-政治民主和专家治I目两方面的理论 主张。
  罗隆基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出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种政治制度，而且是…种I活方式，一种做 人的道理,一种人/哲学;认为民主的基本出发点是承认人足目的.承认人的个性、人格和价值的平等， 是人人能够“成我至善之我”、罗隆基不承认民主的阶级性，但承认民主的防史性.并从民主历史发展中 得出世界民主实践的趋势是从政治的民主扩充到经济的民主。在他看来,政治民主的典范是英美的民 主,而经济民主的榜样是苏联。他认为对现代人来说.经济民主比政治民主更有现实意义.同时，他又 认为民主生活的目的是“人人做人，人人做自己的主人”，除此而外的一切制度，无论政治、经济及其他任 何制度，都是达到目的之手段。因此，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也都是达到整个民主牛.活目的之F段。他认 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应该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并进，但在途径上则应该走先政治民主再经济 民主的道路3本着以上理论,罗隆基主张中国必须实行宪政制度.实行法治,他认为争取民主也就是争 取宪政，真正的宪政,必须是法治而非人治，是民主而非专制，是和平的政治而非武力的政治，从而达到 一切人在法律上平等、人民都可参加政治、政权的转移取决于和平的竞争这样的境界，中国只有走上了 “民主、法治和和平的政治”三大原则的轨道，才算有了宪政'他猛烈地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专制和军 政,并且不遗余力地提出各种宪政方案,希望在中国实行"但终因其理论上的某此缺陷而行不通"罗隆基的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石之一，是他提出的“专家政治”主张"针对中国盛行的“武人政治”和 “分赃政治”，罗隆基提出实行“专家政治”，也即“专家知识的行政”或“令门人才的吏治制度”。他指出， 中国的现状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党，“都在武人的指挥底下”，这是武人政治的恶果的表现;而国家 的几十万行政人员，从国家的总次长到一直到守门的门房、打地差役，专靠推荐、援弓I、寅录、苟H来产 生，这不是分赃政治是什么？他认为必须免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而通过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 实行“专家政治”，使各方面的仔门人才进入国家机关，管理国家的行政.治理国家“他认为，“二I•世纪 的政治上所做的事大半是科学上的事”.行政管理本身，“非采用科学的方法不可”，因此，“二十世纪的 政治行政，已成了专门科学，二十世纪的行政人员，要有专门知识”，必须实行专家智识的吏治制度，如公 开竞争的考试制、行政官员的任期制、科学分工的订薪制、订定违法舞弊法、官吏的退职养老制、与吏治 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等，推行“专家政治”，使之成为政治民主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实现行政专业 化、科学化,以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改变因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使人民少受行 政紊乱之苦。罗隆基的这一主张，吸收了西方民主政治实践的最新成果，对批判国民党的统治有积极的 意义，但是他把“专家政治”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途径，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现实、、罗炳之罗炳之(1896 - 1993),吉安县人。教育学家o 1921年大学教育专业毕业后，先后在多所中学、师范 学校任教,1928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修教育行政与比较教育，获硕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后任教 于大学教育系科,并长期担任大学教育系主任、教务长、院长等行政管理工作，多次到欧美进行教育考察 和教育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直在南京师范学院任教“他一生从教，一生未间断过教育研究工作，直 至去世■他的教育研究涉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行政、教育管理、教学方法、师范教育、比较教育和 教育史等多方面，写下了许多教育论文和专著。罗炳之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主要有以下儿个方面：(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罗炳之是我国较早倡导和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学者，十分注意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长期致力于科学的、哲学的、比较的和历史的教育研究，还扩展到教育研究的一般 程序和具体方法,如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测量法和统计法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科学研究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反映在他1931年岀版的专著《教育科学研究大纲》中。这部专著首先论述了科学和科学 方法的本质和程序，次述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必要性和价值，再述教育科学研究的演进及现状，教育科 学研究的普遍程序,即历史的研究、比较的研究、科学的研究、哲学的研究，最后分述各项教育科学研究 需要的特殊方法和专门技术。他所建立的这个理论体系是开拓性的，这部专著也是国内相关领域第一 部理论著作。
  （二） 教育行政学（包括学校管理学）的研究。罗炳之留美期间.专修“教育行政”课程，回国后较长 时间内在大学担任教育行政和学校行政两门课程的教学，深感国内有关教育行政的著作不多,佳作尤 少.一面教学.一面编写讲义,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写成了《教育行政》一书。这部书包括“教育行政”和 “学校行政”两个方面，运用科学的、哲学的、比较的和历史的方法，研究我国的教育行政,评述每一个教 育行政制度，比较中国和欧美教育行政制度的异同优劣，探讨和研究有关教育行政机构、教育人员、教育 经费和教育视导等问题，以及学校行政组织、教务、事务、学校教育研究与推广等问题，形成了其自身的 教育行政学术体系,在中国教育行政学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
  （三） 师范教育学研究。罗炳之针对当时国内师范教育衰落，行政当局轻视师范教育、抹杀师范教 育的独立性等状况，强调师范教育本身的重要性和专业性，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写出了专著《师范教育新 论》一书。他参照欧美、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师范教育的诸多长处，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发展中国师范教 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专业化，教师不独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专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相 类，是高度专业化的;二是科学化，教师的教学以科学研究为依归，教学方法建立在科学方法基础之上； 三是艺术化,教师的专业,又是很艺术的，面对学童,必须讲求教学的艺术性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他的 这些研究对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 比较教育研究。罗炳之广泛考察欧美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并翻译出版了著名比较教育专家 凯德尔的《比较教育》一书,又整理考察所得写作出版了《最近欧美教育综览》和《最近欧美小学教育概 览》二书，成为比较教育学的重要著作。他还从中西教育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 结论。
  （五） 教学方法研究。罗炳之从1930年第一本专著《普通教学法》起，陆续出版了《教学通论》等多 部教学理论专著,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形成了他的教学方法理论系统,从教学目的的分析，到教学法史 的考察、教学法的改革、创设教学条件以及教学法的心理学基础、教师素质的重要性等作了全面系统的 理论阐述，极富现实意义。
  （六） 教育史研究。罗炳之的教育史研究包括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方面，他用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重视史料的选取，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取得了一系列教育史研究成果,特别是60 年代出版了《外国教育史》一书的上册,80年代初出版了《外国教育史》下册，获得极高的评价。
  萧公权萧公权（1897 - 1981）,泰和县人。萧公权是享誉海内外的现代政治学家。：1926年美国康奈尔大学 哲学系完成博士学位学业回国后，先后在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十二所学校任教,1949年受聘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直到去世，一生从事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政治 思想史研究和教学o 1948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凭藉学贯中西的雄厚学力，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 中西方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广泛涉及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以 及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思想等,进行缜密细致的研究，鞭辟入里的分析。他的中西融通、古今融 通的深厚功力，富有创造性的真知灼见，独辟蹊径的史家胆识,深刻敏锐的哲人眼光，深得中西学界的敬 仰和赞誉。
  早在1926年，萧公权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完成博士学业时,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博士论文《论多元政治》，奠定了这位青年学者的学术地位。该文分析近代西方政治思潮,从法律、政治、经济、哲学、伦 理等侧面对多元政治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和研究.论定政治多元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匕的地位，围绕着 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关系，不仅横向考察了与其相关的政治匕的各种主义与思潮及其相互关系，而 且追溯其思想史上的脉络,对西方政治思想进行了纵向的把握，是中西学术史上迄今为止对政治多元论 最全面、最深入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学术界引起极大的農动1927年在伦敦出版单行本，并列入《当代心 理哲学以及科学方法丛书》，牛津大学指定为“近代名著”，成为探讨政治多兀论的里程碑式的历史文献。
  在国内大学任教的二十多年中,萧公权陆续在《独比评论》、《大公报》、《观察》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 政论时评及书评，内容集中在宪政建设、国际政治、大学教育等方面，其屮许多论文收入文集《宪政与民 主》，1948年在上海出版。其中有关中国宪政的理论探索，使他成为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他痛斥当时 国民政府划定的中国政治发展须经“军政一训政一宪政”三阶段.而主张废止“军政”，也不必经过所谓 “训政”再实现“宪政”，而应当立即实行“宪政”。因为宪政是过程.训政便包含在宪政实行的过程当中， 要实现较完满的宪政,只有从较幼稚的宪政做起，这中间有一个学习(教育)的过程,而且学习的过程和 实行的过程融为「片，不容分割为先后的阶段，这样•宪政才能达到完满的目标。而宪政的核心是民主。 什么是民主？他说：民主就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仃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 择生活途径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一这就是脚踏实地的 起码民主”。
  萧公权从1927年开始在大学讲授《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以丰富 的教学经验，儒学北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深厚的哲学、政治和中国历史的学术功力.长期而丰富的中国 政治思想史料的积累，1938年至1940年两年时间在四川峨嵋西郊完成了学术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 写作，并于1945年在重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直至目前.在上海、台北、仃家庄等地多次再版，并在 美国出版英译本。当时教育部审走为大学用书，半个世纪来在学术界影响历久不衰。该书注重从社会 政治背景说明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注重政治思想流派的传承与相互影响，着重评述历史流行的政治思 想具有理论意义的观点，以其资料之全面性以及论述之系统性,理论阐述的开创性以及理论分析的严密 性，成为学术领域梳理和批评中国政治思想的奠基之作,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学界的经典著作。
  到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后，萧公权的学术研究又有了新的开拓，又冇新的学术专著问世，如《翁同穌 与戊戌维新》、《康冇为思想研究》、《中国乡村:十九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等。其中，《中国乡村: 十九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一书尤其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I960年由华盛顿大学 出版社出版，是他到美国后的第一部学术巨著，标志着他的学术领域又有了新的拓展，由中国政治思想 史转向知识背景要求更为宽泛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由一个政治思想领域的吉•家转而成为有关中国问题 的学者°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n Skinner)评价该书“在资料的编辑整理匕的贡献，对于末期传 统中国的民族志学者的价值而论,萧博L啲这本书实超过任何西方的研究著作” oI960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会长致信通知萧公权，称:为了承认其崇高的学人地位，为了承认其在学 术上的卓著贡献，授予其一项“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奖状中称赞萧公权“融合了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 统的菁华”，在论述西方政治思想史方血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creative insight)，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方 面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great originality of conceptualization)，不仅是学者，还是"诗人、作家和哲学 家”，平生任教,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赢得了学生的“经久爱戴"(enduring affection)o唐学咏唐学咏(1900〜1991)，永新县人，唐学咏1921年以优异成绩在上海专科师范毕业以后，经过考试 成为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首批特待生之一,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在里昂国立音乐学院，他师从几 位著名教授学习钢琴、基础乐课、初级和声、高级和声。正规完整的法国音乐教育体系使他崇拜不已，尤 其是与中国教学法截然不同的基础乐课和视唱练耳,更使他折服在法国近十年的学习和实践中，唐学 咏打下了坚实的音乐理论基础，练就了极高的器乐演奏能力和音乐创作能力。他发表的《中国五声十二律和近代和声学、对位法协调的尝试》的论文受到广泛好评，他创作的乐曲《凤凰来仪》宽厚深沉,感情丰 富，他创作的钢琴曲《年颂》、《忆母》、《闻孙逸仙先生死耗之余》等四首经法国音乐学院审查合格，并授 予作曲家学位。他连年获得法国多项音乐奖项，并以管弦乐曲《忆母》在里昂国立音乐学院获桂冠乐士 (相当于博士)学位,并被国际文艺家及作曲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享有盛名的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1930年，唐学咏回国后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教授兼音乐组长，后改为音乐科主任。他首先着 手建立一支业务水平很高的师资队伍，聘请马思聪教授提琴,奥地利史达士博士教授指挥、合唱、配器， 李维宁、喻宜萱、史勃曼夫人、韦尔克夫人教授作曲、声乐、钢琴。他亲自担任基础乐课、和声、钢琴、音乐 史、声乐的教学。他们以先进的教学法推广欧洲音乐教育成果，使中大音乐组的教育质量迅速得到 提高。
  特别是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上，他大胆摒弃中国某些陈旧落后的观念和方法，提倡欧洲先进的音 乐教育观念，引进欧洲音乐教育方法。他首先引进欧洲音乐教育中的基本乐理教学，系统讲授音乐基础 理论，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基本能力。他又引进欧洲音乐教育的基本方法，即视唱练耳法，与乐理基础 紧密结合，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辨能力和音乐表达能力。同时大胆摒弃首调唱名法,引进固定唱名 法。固定唱名法源于法国，将乐名固定在音阶，不依调性调式的变化而改变，各音名的音高是固定的。 这种方法在音乐教学中简易方便,有利于增强视唱能力。他采用法国亨利•雷莫安和吉•卡罗里编著 的教材《视唱课本》。他利用担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 计划委员会委员的有利条件，在教育部、各地音乐教育会议和音乐活动中，不失时机地宣传固定唱名法 的优点、作用，又在《教育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什么是固定唱名法》、《首调唱名法为什么被废弃,而换上 一个固定唱名法呢?》等文章，在理论上深入阐述，有力地促进了固定唱名法的推广和应用。在教学中， 他注意学生听力和视唱能力的训练，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使用固定唱名法的教师,为中国基本乐课和视 唱练耳教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唐学咏是中国引进固定唱名法和倡导视唱练耳、重视基本乐理 教育的先驱。
  抗战期间，由于时局的变化，唐学咏辗转于江西、重庆、昆明、湖南等地，先后在中正医学院、重庆川 东师范、昆明国立艺专、蓝田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创作了大批抗战歌曲，举办过“唐学咏博士作品音乐 会”。抗战胜利以后，他出任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整顿教学秩序.净化校内环境,新建西式校舍，充实 教师队伍,添置教学设施，采用系统、先进的音乐教材和教学方法，使福建音专成为中国的优秀高等音乐 学府之一，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家，为中国海内外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岀了杰出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他 先后在兰州师范学院、哈尔滨艺术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同时创作一批优秀的歌曲、 乐曲。
  王造时王造时(1903 - 1971),安福县人。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王造时于1932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 治学博士学位。在研读政治学期间,对美国、苏联、英国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 的考察、比较、研究，认为:美国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文官制，重视法制以及司法独立、军队国有, 重视公民权利等,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它的政 治制度和法制容易变成虚伪的东西;苏联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平等，但政治上没有民主，造成了政治上 的不平等,大权在手的领导干部享受特殊的待遇,容易形成特殊阶层，等于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反过来 影响经济上的平等;英国费边主义者主张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政治上保留原有的多党制、议会制等民 主制度，在经济上从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福利的原则出发，逐渐实行企业国家所有，到最后成为一个全 民所有、全民所治、全民享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具有民主的人道性质的改良的渐进的又容易实行的 比较好的制度，英国工党接受费边主义的主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民国时期，王造时苫苦地寻找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经过比较研究之后，以费边主义理论为武器, 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构想，形成了他的救国方略。在政治制度方面：i.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确认“国家为全体人民而存在，国家主权属于全体 人民”，“由全国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制宪议会，制定'宪法，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国家重要机 关的组成及其职权。” 2.实行普选制。国家依照宪法举行普选，选出国家兀许和国会议员，地方行 政长官由地方全民直接选举产生，各级行政长宣公民有权依法罢免。3.实行多党制"人民有自由 组织政党的权利，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专政，垄断国家政权，不仅违反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必 然导致政府腐败，而且也是行不通的，“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已是不可避免的现实。4.实行议会 制。议会是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最高立法机关，并对国家行政机关用人、财政和行政措施进彳亍经 常性的全面监督。5.实行责任内阁制。大选中获得多数议会席位的政党负贞组织内阁.作为国家 最高行政机关，并对议会负贵，受议会监督。6.实行文官制.通过严格的文1 丫考试制度，择优录用 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公职人员，这种考试录用超脱党派立场。7.司法独立.8.军队国有。 9.切实保障民权。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利，对于侵犯公民权利者，无论任何机关或个人，均 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处。10.实行法治，反对人治’在经济制度方面：1.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全国工商企业应分为三类：（甲）国家所有，国家经 营；（乙）公私共有，公私共营；（丙）私人所有，私人经营.国家监督「农业也可分为国家、集体、个体三 类。各种经济成分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国家机关的健全和贪 污的根绝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的完全具备.再逐步将这些经济单位依次上升2.实行合理的劳动政策。 “全国全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皆有劳动的义务。每个M民应按照其智能、体力及国家的需要，担 任某种有益的劳务，以增进国家的生产。凡不劳动或从事无益有書的职业者，国家应取消其应得之权 利，并以处罚。” 3.实行“以贡献定报酬”的分配制度。“在…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之下，个人取得的报酬， 需以其对社会的贡献为标准”，不能搞平均主义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无论其为体力的或智力的劳动. 企业责任的负担，或储蓄的借用，皆为社会共同I活及T产增进的旺要兀索”，因而都应被社会承认，得 到合理的报酬。4.实行人道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国家应对老弱病残者和失业齐的个活给以切实的保 障,“凡婴儿的抚养，儿童的教育，老人的赡养，疾病的调护，失业的保障，灾难的救济，皆应由国家负其责 任,使人民皆能得到生活的安定和人牛.的快乐。” 5.逐步废除遗产制度。“我们既认定报酬的取得，应根 据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对于社会无贡献的个人，即无取得报酬的权利。遗产制度，不但违反此项原 则，并且足以在社会上养成一种不劳而获的寄生阶级。”因此，应当废除遗产继承制度，”［此种政策应该 逐步实行。
  民国时期，王造时虽然对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有一套基本主张，但他并不要求在中国&即实行。他 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社会经济非常落后,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条件还不其备。“中 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需要的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义，待民主革命成功后，才能逐步实施社 会主义。”毛礼锐毛礼锐（1907〜1992）,吉安县人。教育学家。毛礼锐1929年大学毕业后任中学教员、吉安县教育 局长、南昌女一中师范科主任、小学校长，后赴英、美专修教育学,1937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教 育硕士，回国后先后任大学师范专业教授，曾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系教授。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有广泛的研究，如教育学、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学、教育 经济学、教育史等方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多有建树,尤其后半生在北师大期间,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的 教学和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简编》和六卷巨制《中国教育通史》成为全国高 等师范院校的重点教材。他的有关中国教育史论文如《汉代太学考略》、《论语教育论文试解》、《论董仲 舒的教育思想》、《儒家的“教学论”初探》、《中国原始社会的教育起源与教育性质问题》、《我国学校是怎 样产生的?》等也成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关于教育史学科建设。毛礼锐认为:“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资源”，“任何一种学科都有它的发展历史，任何教育科学的一条规律，都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他主张教育史与教育学要互 相学，形成学科交叉,研究教育史的不可忽视教育学的理论研究，研究教育学的也不可忽视教育史的研 究。他在北师大教育系任教期间.致力于教育史学科的建设，结合教学进行教育史研究，尤其致力于中 国教育史研究，他的科研成果涵盖了我国古代从原始社会到先秦，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明清各个 历史时期的教育历史，从教育思想到教育制度。他的许多学术观点都融入了教育学科的各种教材和参 考书中，影响了全国，影响了几代学生。
  （二） 关于教育史研究的任务。毛礼锐一贯主张要正确对待中华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的优秀传统，教 育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挖掘整理其中丰富的内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优秀传统则应当理直气 壮的发展之，光大之。概括地说，就是要“批判继承，发扬传统”。他最反对数典忘祖，或者以西方学者的 论点为准绳，人云亦云。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中国古代办大学的经验颇 为丰富，汉代太学由专经学习到培养通儒，打破师法、家法的严格限制，这是一种进步；中国古代太学中 注重学生自修和辩论，这是一种优良传统;中国实行了 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近 代教育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其合理的精神，等等，都应该认真研究，从中得到启发。
  （三） 关于教育起源和本质。1961年,毛礼锐《中国原始社会的教育起源与教育性质问题》在《文汇 报》发表，这是关于教育史研究的纲领性文献。他指出，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在生产劳动实践中进行的，但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活动愈来愈专门化，这并不排斥从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在其他社会实践中受到教育 的传统形式，牛产劳动、政治活动以及文学艺术等活动现在仍然是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从本质上看， 重要的一点是原始社会的教育与社会实际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因此，在他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中 明确指出：“教育起源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教育是上层建筑，它被包括在’文化’领域之内”，同 时又强调，“教育是历史的范畴,它具有历史性这是肯定的;但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来说，它又 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是具有不同的本质的，同时它们又 具有一定的共同的本质的。”进而提出，原始社会的教育没有阶级性，要把每一个成员培养成为一个劳 动者。
  彭信威彭信威（1907〜1967）,安福县人。钱币学家、货币史学家。青年时代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和英国伦 敦大学，回国后在复旦大学银行系任教,又任过《和平日报》记者，出席过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香港中国 银行担任过襄理.后又回到复旦大学银行系任教。新中国建立后院系调整，复旦银行系调整到上海财经 学院,彭信威也随之到上海财经学院任教，直至去世。彭信威毕生从事钱币学、货币史学研究,为探索建 立新的钱币学、货币史学,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中国历代研究钱币学的学者和著作很多，但长期停留在钱币的形制上,没有或没有更多涉及钱币的 流通领域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民生活及同世界各国货币的联系和影响等方面。 而彭信威在钱币学、货币史学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钱币学理论方面开了一代新风，使钱币学产生 一次飞跃发展。经过四十多年艰苦的研究,1952年，他的《中国货币史》出版发行了。这部巨著标志中 国钱币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彭信威的主要贡献在于：（一） 提岀了中国钱币学的目的和意义。他认为:“前人所研究的多偏重货币的形制。钱币学家的 研究对象是钱的形状，钱文的书体.把各代的钱名，像流水账一样抄录下来就算了事，有时连钱的重量和 成色都不注意。至于钱的购买力,或为什么发行某种钱，发行后对于人民生活有什么影响，对于政治有 什么影响，那是更加不问了。”他把钱币购买力、钱币对人民生活和政治的影响作为研究钱币学的一个目 的和任务，改变了过去孤立地为研究钱币而研究钱币的陈旧观念，开阔了研究领域。
  （二） 提出了钱币学和货币学相结合的创见。他认为:“过去研究钱币的人，究竟是一些有钱有闲的 人，绝大部分是从玩好出发。而且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近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方法还不是十分缜密。 所以近百年来没有大的进步。而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都很少同钱币学发生接触,所以成就不大，一定要书本和实物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货币学与钱币学相结合，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他的三 个相结合的提法，就是要求运用先进的科学的方法研究钱币学。他并」丄身体力行，通过《中国货币史》表 示他的见解和研究成果。
  （三） 提出了钱币学的研究要扩大到流通领域，特别是货币购买力的变动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古代 钱币学是对钱币实物形制的研究，他说:“其实古钱的形制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或灵魂是它的 流通情况，尤其是它的购买力。”他提出的货币流通是很大的范I制，包括货币流通过程所发工和涉及各个 方面的问题，而货币购买力更涉及作为货币最为本质、最为复杂的货币价值问题“弄清了这一本质问 题，就可以解开诸如私销私铸、通货膨胀和紧缩等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阶级的难题”（四） 提出了严肃的治学态度和建立新的学风问题。他认为：“明代的学风很不利于学术发展，也许 当时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是一个原因，使一般知识分子养成-种浮夸的态度，研究问题而不联系实际，不 实事求是，只是凭空臆说。”对清代学人，他说:“他们还保留明代理学那种主观唯心论的治学态度，不重 视实物，不实事求是,不严肃，不忠实,只知摹仿抄袭”对嘉道咸同的学人，他说:“那一班人著书,不是为 利,而是从玩好出发，多少带一点交游应酬性质,所以书中往往互相标榜。”批评他们把“钱币的出藏、转 手,为他们生活中的大事，而不注意科学研究方法、逻辑学和知识面的扩大他甚至还用“捕风捉影”、 “任意穿凿”的词句批评当时个别钱币学家。他第-「、联系明清钱币学的实际，从治学和学风的高度提 出发展钱币学的重大问题。
  （五） 站在世界钱文化的高度,结合国外货币学进行中国货币研究，明确中国钱币文化在世界钱币 文化中所占有的十分重要的地位,极大地丰富了货币学的内容。他说:“研究中国货币史，不但要懂得中 国钱币学，还要懂外国钱币学。”只有对中国钱币学、货币学与外国钱币学、货币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把 中国钱币学、货币学研究走向世界，跨入一个新阶段。
  总之，彭信威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钱币学研究丄作的先行者，他对货币进行历史 唯物主义的考察，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得出了许 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
  王泗原王泗原（1911〜1999）,安福县人。楚辞学专家和语言学家。王泗原早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报纸 编辑工作,新中国建立后经推荐介绍到教育部、岀版总署从事编审工作，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曾参 与商务印书馆《辞源》修订工作。
  王泗原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王邦玺、伯父王仁煦、父王仁照都是学力深厚的知名人士，从小受到良好 的家庭教育，饱读诗书。成年后专攻古语文,对文字、音韵、训诂、语法及金石之学都有很深造诣。民国 时期冲小学语文课名为“国语”、“国文”。新中国建立后，王泗原经过认真考辨,建议改称为“语文”，被 采纳，沿用至今。1944年着手撰写专著《离骚语文疏解＞,1946年脱稿，后经叶圣陶、俞平伯、文怀沙三人 审阅,并由叶圣陶题写书名，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以后致力于楚辞研究，积数十年之功， 于199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楚辞校释》，对《楚辞》作了全面系统的校订和解释，从语法、训诂、 音韵、文字、校勘等诸方面辩证阐发，决疑难,明是非，考证精当.解释贴切，解决了汉唐以来历代学者未 能正确解释的许多问题，成为学术界有关楚辞研究方面的经典性著作.书后附录的《驳反训》、《也声字 韵部辨正》则是音韵学方面独树一帜的重要论文。这两部力作的出版发行在楚辞研究界产生『重大的 影响,王泗原也成为享誉学术界的楚辞学专家。
  他的另一部语言学力作《古语文例释》于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将平H研究典 籍所得记录下来,70年代初在与叶圣陶来往交谈中深得叶先生激赏，而且在以后I-年屮每写就一二十 则，就送交叶先生审阅，至1981年编定，又经反复修订，正式出版"全书分句法判断语意词义、句法和虚 词用法、断句、词义、古音和同音通假、文字、章法、篇、书凡例、校勘和考据、名物、古语文后人模仿之失等 13题335贝叽40万字。全书就先秦两汉典籍中语文上的疑难问题一一作了辨析，提出正确解释，见解独到，辨释精辟，成为研读古代典籍的一部重要著作。王泗原认为，据句法判断语意及词义的疑难,是研究 古语文特别重要的方法，这一点前人的认识是不清楚的,注家训诂的差错多是由于不明句法，因此，“读 古书要能发现疑难，不可只凭古注旧读或名家见解。”“旧注中一些重大的错误，多由于不明句法。”他指 出，古书断句、古语文训诂、古语文虚词及同音假借、文字源流以及古语文章法、体例、校勘、名物都必须 做到“于古籍及前人注释，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可信。反复辨正以示其当疑，严密论证以明其可信”。他 说:“学术之事,著一论,主一名，不容有一义之不安。”正是以这种严谨审慎的精神来做学问,搞学术,使 他的几部学术专著平实警辟、精审独到。《古语文例释》解决了汉唐以来历代传注家疑而未决或以讹传 讹的许多疑难问题。例如：“焉”作为虚词，或为副词,或为助词,但训诂家常以焉为代词介词,王泗源认 为“非是”，他指出王引之、马建忠、杨树达三家“共举例一百六十之多,都不能成立”，并一一加以驳正， 指出他们致误的原因有七方面,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焉”的作用，一是副词,二是疑问副词，三是助词。 又如对《尚书•无逸》中的“亮阴”、《论语•述而》中的“束脩”、《楚辞•卜居》中的“默默”等词,他认为 汉唐以来的传注家的误解沿用至今，并详加考证，得出正确的解释。
  刘春刘春(1912 -2002),吉水县人。民族工作者和民族学家。刘春于1939年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西 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室主任，从事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研究，随后兼任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 回民班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课程教员，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民 族学院教授兼研究部部长、教育处处长，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局民族问题研究室主任、民族学院副院长、 中共内蒙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内蒙古自治区担任党政要职，不久任中央 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 副部长兼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顾问等职。一生从事党的民族工作、民族问题教学和研究 工作。
  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大肆宣扬“回教民族”的舆论，妄图建立所谓“回回国” 的阴谋，同时为驳斥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和御用文人否认回回民族的存在，以及回民只是一种宗教群体 的谬论,1939年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室在李维汉、贾拓夫、刘春的带领下，全 面系统地研究了回回民族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刘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待回回的阴谋》和《什么是 伊斯兰教》是这一系列论文中的代表作。他从分析回回族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回回族的宗教信仰问题入 手,分析回回民族问题。刘春在分析伊斯兰教产生的原因时，首先阐明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而指出“当时阿拉伯的社会生活就是伊斯兰教产生的基础”。刘春根据伊斯兰教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明确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指出：“以民族 平等的原则,实现回汉民族间的精诚团结，一致抗战”，“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妨碍我们去反对回族中可 能发生的’溥仪主义’和’德王主义相反，只有克服这种投降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自决权”。这些 研究结论完全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翻开了回回民族研究的新的一页。
  由刘春执笔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于1941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是在前期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部专著。全书“运用马列主义的民族观点，收集了不少的历史资料，科学地论证了回回是一个 民族，简明叙述了回回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正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回民族 解放的正确道路”(《回回民族问题•出版说明＞,1980年民族出版社)。这部专著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及回回民族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全书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论述严谨，结构合理。共九章，论述回回民 族的历史、与回回民族日益相关的宗教，阐述回回民族的现状和岀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解决回 回族问题的基本主张，介绍新民主主义环境中的回民的基本情况，层层推进，浑然一体。战斗的唯物主 义精神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科学说明了回回是一个民族，驳斥了各种错误见解并指出其危害和险 恶用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所谓“回教民族运动”，就是要世界穆斯林组成一条“反共阵线”，分 裂中国的民族团结，达到其灭亡中国、吞并回族、“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罪恶目的。4124 吉安地区志刘春的另一部民族问题专著以及大量论文（收集在《刘春民族问题文集》中），都是很有价值的民族 学著作。
  廖季立廖季立（1915〜1996）,吉水县人。经济学家。廖季立抗日战争时期由复口大学新闻系肄业，进入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处长兼财政金融贸易处处 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年度综合计划局局长、专职委员、秘书氏，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副秘书 长，国家经济研究中心副总1：事，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长期从事经 济领导和经济研究工作。
  廖季立一贯主张，经济丄作必须脚踏实地,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不能照搬苏联的计 划工作制度,对中国计划管理中存在的繁琐哲学、形而I：学现象多次提出过批评意见。1979年以后，积 极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和实践。1979年初，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化产是商品生产，要承认 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方作用，因此计划经济必须建"在商品经济的基础」：，经济管理也必须更多地采用 经济手段，按照经济规律办事o 1980年3月，刚成」7.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纽作为「央经济决策机构，在小 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学派.左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马 洪、廖季立等人。1981年中共屮央内部印发书记处研究室整理材料《当前总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几 种观点》，按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1 ）坚持计划经济；（2）不那么坚持； （3）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4）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廖季立列在第四类。经济学家吴敬连在《经济 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文中称：2（）世纪80年代初期，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 整套观点和政治工张，“当时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廖季比、刘明夫等老一辈经济 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
  廖季比主张，在总体上应该摒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o他曾亲身参加过多次“五年计划”制定工 作，总结起来,他说计划经济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不符合经济规律,“搞计划经济越搞越穷,搞市场经 济才能致富” °在谈到所有制形式时,他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种混合所有制，既可以有国营的，也 可以有集体、私营以及个体,还有外资，没有什•么要改造发展的，也没有什么占优势、什么占劣势的问题， 关键在于是否能发展市场经济。如果我们局限于国有经济，老在旧套子匕打转，社会主义就出现大问 题。”廖季比努力探索从总体上设计中国经济的管理体系，主张机构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他 还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正确处理好经济稳定、改革和发展关系等-•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 意的建议。
  1986年，廖季立在《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2月8日）一文中，对经济体 制改革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种提法否定了当时经济学界主辅论、 板块论、层次论等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观点,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引起 了中央高层的重视，也引发了政治界和经济界的激烈争论，而且反对声不断。有人问邓小平同志.邓小 平同志回答说:我看不出这个提法有什么问题o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采纳了这 种提法,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 一个新的解释:“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 的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廖季立的许多重要经济学论文《从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谈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论综合平衡》、《论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等大都收集在《屮国经济体制改革论述》、《廖季立经济文集》二 书中。
  朱伯石朱伯仃（1919 ~ 1995）,泰和县人。现代写作学理论家o 1944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在江西、湖北等地任中学语文教员,1956年调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主要从事药作教学和研究，任华中师范 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教授。曾任湖北省写作学会首任会长、中国写作学会理事。
  朱伯石自中学时代开始就爱好写作，在省内外报纸杂志发表大量散文、诗歌、小说、杂文，在厦门大 学学习期间在国内各地报纸杂志发表各种文艺作品、论文、译作三百多篇。担任中学语文教员后，一方 面继续进行文艺创作，一方面结合教学进行语文教育理论探讨，在《中国语文》、《语文学习》等刊物发表 语文教学研究论文，同时出版了专著《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语言因素》一书。到大学专任写作课教学后，陆 续发表有关写作理论和写作方法的文章一百余篇，1980年出版了论文集《写作与语言》，随后陆续主编 出版了《写作概论》、《写作与作文评改》、《现代写作学》三部写作学教材，并被评为优秀教材，一版再版。 尤其是《现代写作学》一书，反响强烈,评价很高。《语文导报》发文称:这是一部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 写作理论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运用美学、心理学、思维学、文艺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创造性地开拓 写作研究新领域的教科书。朱伯石在长期的写作教学和研究中，形成了一整套写作理论,主要的理论观 点是：（-）文品即人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高尚情操，热爱生活，关心社会，不断追求进步,是写好 文章的根本。
  （二） 文以意为主。意之高下，决定文章高下。立意炼意,是写好文章的关键。任何华丽的辞藻掩 盖不了思想内容的贫弱。
  （三） 文章是语言的艺术「下苦功学习语言，提高语言表现力，是写好文章的重要条件。
  （四） 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我国是一个文章大国，又是一个文章古国，具有极其丰富的写 作理论遗产，要批判地继承,同时也要学习吸收外国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写作理论， 为写作实践服务。
  他在《现代写作学》一书中提出，从写作行为学的角度看，写作行为是“感知一内孕一外化”的“三级 飞跃”，以研究文章写作者的写作过程为中心，研究写作者的写作行为。朱伯石认为，写作活动是一种精 神劳动，遵循着从感知飞跃到内孕飞跃到外化飞跃的精神活动过程：所谓“感知飞跃”，即客观外物升华 为作者内识，是整个精神劳动的基础;所谓“内孕飞跃”，即在内识基础上作者用创造性思维形式形成未 来文章作品的初始意义和形象的过程，是整个写作行为的核心;所谓“外化飞跃”，是将孕育在作者头脑 的内在形式,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向文章形态转换，是整个写作过程的终结。“三级飞跃”是写作行为的一 个基本模式，揭示了写作这种特殊的精神劳动的本质属性，是区别于其他精神活动的根本标志。写作学 界称之为“三级飞跃律”。“三级飞跃律”的提出，是写作研究从重客体（文章）研究转变到重主体（作者） 研究的一个根本转化。唐代兴在《在探索中沉默，在沉默里唤醒检讨——关于写作哲学的创世纪》中说: “自1985年写作学诞生以来，从刘锡庆先生的’双重转化’到朱伯石的’三级飞跃’，再到金长民、林可夫 的’三重转化’，可以说完成了写作的静态规律研究的奠基工作。”贺其治贺其治,1920年生。永新县人。国际法学家。1942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7年获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法硕士学位,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新中国建立后回国，历任中国 外交学会编译室主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和北京外交学院兼职教授、外交部法律顾 问、联合国外空委员会中国代表、联合国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委员、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以及国家责任法条款草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第51、第52届大会 中国代表团特别顾问、国际宇航科学院执行董事等职，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当选为国际宇航 科学院院士。贺其治是国际空间法学会终身会员、理事，多次获得重大国际性奖励，是获得三个国际宇 航机构大奖的唯一的中国人。
  贺其治对中国国际法学的杰出贡献首先体现在他在外层空间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在50 年代,他偶见《美国国际法学会会议记录》中一篇关于外层空间法律地位的论文，恰值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就敏锐地感到，外层空间法将是国际法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领域,并全身心投入外层空间法研 究,成为国际知名的空间法专家，成为中国空间法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在著名的国际空间法杂志及《中 国国际法年刊》等杂志发表关于空间法研究的论文数十篇.1992年又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外层空间 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空间法著作，是他几十年研究成杲的集中体现，被学术界称为中国空间法学的经 典著作，在世界空间法学经典著作行列中也拥有一席之地该书将理论分析和国际实践有机地结合起 来，运用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具体分析空间文件的条文和空间活动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外层空间法理论 与实践的互动，反映了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与合作对外层空间法的促进作用。强调外层空间法由于涉 及空间科学技术的各种专门问题，有其特殊性，必须有独特的法律原则、规章和制度.以适应和解决从事 空间活动所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思想贯穿全书。由于外层 空间从来都和军事密切相关.冷战则将军备竞赛延伸至外层空间.书中表达了対这种状况的担忧和关 切，极力主张通过国际合作JF发和利用外层空间，首先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形成外层空间法，“法律需 要合作，合作需要法律”。书中指出空间领域的合作范围很广.从基础科学到实际应用，从空间到地面, 从提供咨询到设计、规划和制造，都可用双边、多边的形式开展合作。书中又指出，外层空间法的发展滞 后于国际空间活动的实践和实际需要，这就更需要国际社会及时而乂真诚的合作，但乂必须看到这种合 作所形成的法律、协定、宣言等形式所做出的原则性的规定.其约束力是有限的，贺其治对中国国际法学的列一个重耍贡献是对国家责任问题的研究，达到很髙的水平.得到国内外 一致的特别的评价。国家责任问题是贺其治晚年特别倾注心力研究的问题，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国际法 委员会对国家责任专题的研究和审议，一方面为国家责任问题积累资料，进行研究，特别是从国际法委 员会工作岗位匕退下来以后，则倾尽全力从事国家责任问题专著的药'作，他的专著《国家责任法及案例 浅析》十分严谨地对国家责任法条款草案作了介绍.逐条地和如实地结合有关的案例，深入浅出地作出 解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实际。
  徐柏容徐柏容（1922 - 2005）,吉水县人。编辑学家、廿评学家。1944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经济系，曾任 《抗敌》半月刊主编、社长,《四友》月刊编辑，《新时代》江西吉安版主编，南京《大刚报》、《联合晚报》编 辑，南京《新华日报》社记者、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沉后,历任天津知识书店编辑、犬津通俗出版社编 辑部副主任,参与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创建，并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编审，天津市 编辑学会副会长。从高中时期开始发表文艺作品,大学毕业以后即从事报纸杂志的编辑工作，1950年开 始从事图书出版工作’80年代在徐柏容退居二线到离休以后,凭着他一生的创作实践、编辑工作的经验和长期以来善于学 习、善于积累所形成的理论素养，开始了编辑学的理论研究。1991年出版了中国冇史以来第一部期刊编 辑学理论专著《杂志编辑学》，同年又出版了与杨钟贤合著的《书籍编辑学》。这两部专著标志着编辑学 研究的一个新的开端「又由于体系严谨,既有理论深度乂切合实用，且文字优美，大获好评，并成为已开 办编辑学专业的大学的教材.80年代末，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主持成立了“编辑专业高等教材编审委 员会”，徐柏容被聘为委员，并委托他独立撰著《期刊编辑学概论》，又受委托与另两位作者共同撰著《书 籍编辑学概论）,1995年二书同时出版，成为教育部指定的大学本科编辑专业教材"90年代末，他年近 八旬，壮心不已，决定撰著一套融通书籍编辑学与期刊编辑学的“书刊编辑学系列”，从作为编辑学本质 的编辑创意、编辑选择、编辑结构、编辑优化四个侧面建立编辑学全新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体系。这套百 余万字的专著共分四册:《编辑创意论》、《编辑选择论》、《编辑结构论》、《编辑优化论》.并陆续出版，这 套专著对编辑学研究作了巨变式的突破.在编辑学研究中，徐柏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编辑理念，其独创的学术观点主要的有：（一）总体编辑构思的思想。总体编辑构思是指一定时期的方针、任务、分类编辑原则、分类指标、 质量要求、措施等的构思。把期刊编辑构思分为宏观总体编辑构思、中观总体编辑构思、微观总体编辑构思;把书籍编辑构想分为总体编辑构思、群体编辑构思、个体编辑构思。
  （二） 编辑三规律。即求同、求异、求和与同、异、和互济规律，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主体、客体矛盾 统一规律。
  （三） 编辑的本质。即创意、选择、结构、优化，此四项工作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支撑、互相渗透， 形成结构性力量。
  （四） 宏观编辑工作和微观编辑工作。他指出，现在人们认为编辑工作仅包括选题、组稿、审稿、加 工等微观编辑工作，而要做好编辑工作，除了要做好这些微观编辑工作外，首先更应做好包括总体编辑 构思、方针任务、选题计划、特色风格等内容的宏观编辑工作。
  徐柏容在研究编辑学的同时，也研究书评学,他认定书评工作是编辑工作题中应有之义，把书评学 看作与编辑学血肉相连的学科，并于1993年出版了他的专著《书评学》。
  刘世南刘世南,1923年生，吉安县人。古籍整理专家、清诗研究专家。长期任教于中学，“文化大革命”后 任教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结合教学进行古典文学研究。
  刘世南自幼由父亲亲授，大量阅读背诵古籍，又从不死记硬背,在父亲引导下，勤问多思，从《二十四 史》到《十三经》，无不精读背诵,又遍读《十三经注疏》、《纲鉴总论》、《九通》及清代朴学家王引之、阮元、 王筠、朱骏声、桂馥等人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学历仅仅高中一年级肄业，但是在中学任教高 中语文，成为声名远播的名师;到大学中文系任教中国古典文学课程,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并从事古 典文学研究，游刃有余，成果累累，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有坚实基础的本科生、带出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研究 生，而且写出了数量可观的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出版了《春秋穀梁传直解》、《黄遵宪诗选 注》、《清诗三百首评注》、《清诗流派史》、《在学术殿堂外》、《清文选》等学术专著及旧体诗集《大螺居诗 文存》.又担任江西省重大文化工程《豫章丛书》整理出版的首席顾问。
  在其学术著作中尤以《清诗流派史》成就最高。历时十五年,对清代268年9500余诗人的约7000 种诗集以及与此相关的诗文集和文史、文论资料的阅读爬梳,又要从这繁多的原著及相关资料中分人分 派，理清各人的身世、交往、诗学渊源、社会影响、思想变化、艺术特色以及人与人、派与派之间的关系，时 人和后人对各人各派的评论等,常人很难想象其艰难繁复。稿成之后先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中文繁 体版，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版,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敏泽先 生则称赞这部坚实的著作填补了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清诗流派史这一难度较大的学术空缺。全书以前、 中、晚三期对清诗流派之发展作了考察，依次分析各个流派及每一流派中作家之思想与艺术特色。在杂 然纷呈的诗歌流派中，有些是人们了解、研究较多，但也有些是论述、研究较少的，甚至未曾研究过的，如 河朔诗派、饴山诗派、高密诗派、常州诗派、汉魏诗派、中晚唐诗派等,作者深入钩沉，细心辨析，在这些流 派的研究中,有许多开拓性贡献。在纲目之间，不像常见的板块结构那样，罗列各派特点而成史,而是努 力探究其内部规律和递变,有许多深中肯緊之见，使《清诗流派史》作为文学史专著之一种，具有自己的 鲜明特色。在每一流派的评鹭中，常有精至独到、富有创意的见解。对河朔派的论析.在学术界尚属首 创，别开门径。在对顾炎武诗的思想与艺术特点的论述,如对顾、李的同异,顾与杜诗的同与不同，顾诗 的用事及五排等等的论述中，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人们比较熟悉、论述较多的王士祯的诗论，本书有许 多新的开拓，如王士祯以王、孟为盛唐诗的本来面目是人所共知，但何以如此，本书提出了新的解释;对 王士祯所标举的“典”、“远”、“谐”、“则”的阐述，富有新意。对陈维牴诗学术界极少论述，本书不仅作了 全面详尽的论述，而且在论述其思想、艺术特色上，颇富创意。
  《在学术殿堂外》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学术力作。刘世南为这些年来“上以利禄劝学术”，学人急功' 近利,学风日益浮躁，文化泡沫和垃圾层出不穷而深感忧虑，以自己的治学经历，结合前辈的治学经验和 这些年学界存在的问题写成此书，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强调治学必须注重打基础，在做到根基扎实的 前提下做到贯通,大声疾呼:“勿以学术躺利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弘扬民4128 吉安地区志族文化，不断创新，与世界文化接轨。
  欧阳绛欧阳绛,1925年生，吉水县人。思维科学家3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56年后在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在钱学森、许国志指导下从事运筹学研究，脅来担任钱学葆的秘书。1980年以后在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任教授，讲授和研究世界数学史，乂担任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山两省 思维科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并讲授和研究思维科学和问题求解。亨有“中国思维科学第一人”、“问题求 解大师”的美誉。
  中国思维科学研究始F- 8（）年代，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倡导，并提出了研究思维科学的必要性、意 义、方法、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等大类.大致确定r思维科学研究的总体框架、研究者则要根 据自己的研究领域找到适合n c研究的切入点。欧阳绛是数学家.他的切入点就是数学工具,这是思维 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他在1985年就完整地提出思维科学研究提纲”（载于《思维科学探 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此后陆续有一系列思维科学研究专著，如《思维效率》、《思维的磨 石》、《思维的技巧》、《思维是一种能量》等。
  欧阳绛明确提出：“思维就是力吊;”，“思维是一种能量”，他认为，思维科学讲述的是思维的机制、 思维的功能、思维的欠缺，以及如何改善思维的机制、发挥思维的功能、避免思维的欠缺。他的《思维效 率》一书为思维科学提出了重要内容、他指出思维科学的使命是开发人脑资源.优化人脑思维,特别是 提高人脑的创新思维能力，适应信息社会要求，发展人工智能产品。他在《思维是一种能量》中全面阐述 了思维能量的产生、形成、特征、贮存等重大问题。他认为思维是感知的扩大和深化.思维是驾驭列力的 技巧,使信息成为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对信息的加工,就是一种思维过程，思维能彊就是对爭:物的 理解“积淀”而成。思维能贾是潜在的、无形的而且极有个性、因人而异、不断变化的"思维能量的积累 在于使用，不用就萎缩,甚至化为耳有。思维能量的贮存不是简单的知识和信息的贮存.而是対知识和 信息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LJ知识结构关系十分密切,与人的经历也有密切的关系，对知识、信息和经历 的理解越丰富，思维能量就贮存得越多，潜力就越大。他提出，思维能量之所以成为能,就因为它蕴涵 着这么多理解，于是“明察秋亳”、“入骨三分”的理解力油然而生。
  归结起来，他认为，思维是开川“问题”大门的钥匙"他的“问题求解”研究也就从这里入T-, -方面 为学生讲授,一方面形成研究专著.如《雨后笋.庖丁牛》、《解决问题的技术》等，他认为，“问题求解之 术”不外乎顺其自然、抓其精髓、认准问题、态度积极、知行合-，最终形成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就是理解 力，就是思维能量。他认为要提离“问题求解”的技巧，就必须处理好错误定义的问题、认准貞止的问题、 有效地洞察问题的实质、策划稳妥的步骤、找出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解法和作出取得成果的评估.归结 起来，就是运用创造性思维.欧阳绛还是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他从数学的发现、数学史、数学佚事、数学的艺术、数字9思维、数 学哲学等许多角度翻译了大吊:外国数学科普读物，自己也行F『大量的科普著作。
  萧宗六萧宗六，1925年生，吉安县人。教育管理学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开展教育管理研究的先 行者之一。从1950年起在中学任教，担任过教导主任、校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于1979年进入华中 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并任系主任，离休后接受返聘。凭着他好学不倦、勇于探索的精神，凭着他数十年 在中学、大学从教和行政管理的丰富经验，他在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涉及面很广，成果丰硕。
  （一）关于教育方针和学校领导体制的研究。1979年，萧宗六把教育方针和中小学内部领导体制作 为研究课题。经过认真研究，写成了长篇论文《教育方针质疑》一文在《人民日报》的《内参》发表.他认 为,1958年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牛.产劳动相合”的教育方针，“是左倾思潮的 产物，是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的,提法是含混的，不全面的,二十年来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好的。因此，把它作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执行的教育方针是不合适的，对指导今后的教育工作是不利的。” 这篇文章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1984年教育部一位负责人在南京召开的教育方针表述研讨会的致 词中说:“对教育方针提岀质疑，是华中师大萧宗六首先发难的。”在以后的20多年中，他围绕方针问题 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教育方针的修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教 育方针质疑几乎同时，他的《中小学领导体制应当改革》的文章也在《人民日报》的《内参》发表,率先提 出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建议，引起了高层注意,随后又连续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他的 观点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得到了反映，《决定》指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 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后来 《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他提出的这两个改革的建议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 后的破冰之举，表现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学者的可贵的学术勇气。
  （二）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管理的混乱状况制约了教育事业 的发展，建立教育管理学，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清除“左”的影响，建立科学的教育管理理论体系，是教育 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萧宗六正适应这个需要，在全国率先进行教育管理学研究，率先在高等师范院校 教育系开设学校管理学课程，并担任全国学校管理研究会（后改名为全国教育管理研究会）筹备组组长 （后任全国教育管理研究会教育学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并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接着又经数年研 究，于198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学校管理学》，受到教育部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这部 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并推荐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鉴于教育行政研究起步较晚，成 果不多，教育行政人员深感缺乏相关理论指导的状况，他与时任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副院长的贺乐凡合 作,经过数年努力，1996年出版了《中国教育行政学》。这部著作内容丰富,反映了最新研究成果，受到 广泛欢迎，至今已印刷11次发行11万余册。他又将在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教育管理研究的数十篇 文章编辑成《教育管理研究》一书出版发行。
  （三） 萧宗六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就是追求真理，大胆质疑,深入研究，坚持不懈，求得正确认识。 他所研究的范围很广，质疑的问题很多，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一些标新立异、令人眼花缭乱的“新 举措”、“新动向”，经他质疑研究,常常给人以清新正确的认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的还直接引发 了相关问题的学术讨论,对活跃和推进学术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
  王若水王若水（1926〜2002）,原名志云,笔名澈.泰和县人，生于长沙。哲学家。1950年肄业于北京大学 哲学系，曾在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后任《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评论组组长、副总编辑，兼中 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哲学研究》杂志编委会委员、辽宁大学名 誉教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后 期任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及东南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发表过相当数量的哲学论文，出版多部哲学专著, 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在哲学战线上》等。
  60年代初期，中国哲学界发生了一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争，先是在中央党校杨献珍和艾 思奇之间争论，杨献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艾思奇认为是唯物主义的。后来，这场 争论推向社会，王若水成为一方的主将，他认为这是一个辩证法的命题,是唯物主义的命题。1963年，他 写了《桌子的哲学》一文，以对话的方式，从第一个造桌子的人脑子里必先有桌子的观念的生活实例谈 起,十分通俗地解释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他指出，在日常，人们很容易忽视思想的客观来源,这 就会产生一种危险，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从“想当然”出发，结果自己的目的、计划、方案、想法不符合客 观实际。“怎样知道计划等等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呢？那就只有回到实践中去，用实践来检验,看能不 能达到预想的目的。”而且这样的检验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这就是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也 就是存在到思维，又由思维到存在的转化，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80年代初期，在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候，王若水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王诚尧王诚尧,1927年生，泰和县人。财政税务专家：1948年南京政治大学高等科财政金融专业毕业，新 中国建立后进入重庆市税务局工作，后调国家财政部工作，曾任财政部税务管理科科员、财政部税务总 局研究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科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税收研究室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 等职,兼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教授、中国国际税务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研究会副秘 书长、北京市税务学会常务理事等职。50多年间长期从事财政、税收科学研究及教学、业务工作,长期参 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税制改革、立法、论证的研究工作，列为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入库参与立法专家”，曾主持多项重要课题研究.参与多项国家税收合作课题 研究。
  从50年代开始,每逢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他都能敏锐地加以研究,从理论上提岀具 有实际决策参考价值的富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和实施意见。如1957年他发表学术论文，驳议按税种确定 税负是否转嫁的理论.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税负基本不转嫁论、有限转嫁论等;1970年他发表数 篇论文驳议“税收存在国家决是论”，创“税收产隹、存在经济条件决定论”，并根据我国和国际实际，明 确提出税收以国家为主体，具冇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重新界定税收定义为“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为 实现国家职能，凭藉政治权力,按照法定标准，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 o 80 ~ 90年代，国家 进入税制改革、建设的关键时期，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税 制建设原则和税收改革意见，总结我国税制改革、建设的“十条历史经验”，提出当前应建立的我国“双主 体”的税制体系和应遵循和运用的“七大原则”，既有税制改革的整体思路.又有多税种的税制改革设想， 很有创见。
  他的许多学术著作能站在本学科的前沿,做到体系完整、条理清晰、富于创新。他独著的《中国社会 主义税收》一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现的一部税收学科理论专著，适应当时情况，全面系统地论 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税收的性质、必然性、职能作用、税收原则、税制及其结构和改革等一系列税收理论和 政策问题,专家鉴定认为是“一本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的学术专著”，“参与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税务理论体系”。他主写、主编的《国家税收》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与阐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税收理论体系、税制体系、征管体系。他独著的《国家税收教程》（上册）和主写、主编的该书F册,在总 结我国已有的财税科研成果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财税理论和税制经验，对比分析学术界诸多不同观 点，深入地探讨和论述了税收的各项基本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基础理论、应用 理论和法制建设等。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主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主编的《企业万有文库》编委 会认为，该书“集理论性、实用性、科学性、权威性于一体，内容新颖，体系完整，重点突出，论证充实，富于 创新”。他主撰、主编了《税收理论与实践》一书，他还主撰、主编了好几部财税工具性书籍，参与了《中 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经济百科全书》、《市场百科全书》有关财税分册的编写并担任副主编。
  王诚尧还进行了一些新课题的研究，如房地产税制研究.他经过缜密论证，提出设置不动产税和开 征不动产闲置税的建议。他认为应将房地产税、城镇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使用费以及属于 税收性质的其他有关收费合并为统一的不动产税；为了减少不动产闲置浪费现象，应开征不动产闲 置税。
  罗宗真罗宗真,1928年生于南昌，吉安县人,教育家罗炳之长子。考古学家。1950年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 毕业后即到南京博物院,一直从事考古、历史研究及考古教学工作，现任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兼职教授, 江苏省文化考古专家组成员，兼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江苏六朝史研究会名誉理事、江苏考古 学会名誉理事等,罗宗真从事六朝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多间，以南京为中心,进行了广泛的地面调查和地 下挖掘，并逐渐向有关地区拓展，足迹几乎遍及江苏的山山水水，凡六朝都城建筑、墓葬及玉瓷器、钱币、石刻、砖刻、器皿、饰物等，无不认真细致地进行发掘勘察和深入精到的研究，以六朝（按:六朝，指三国 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历史为线索，以文物考古的实证资料为依据,写下了《六朝考古》、 《六朝文物》等多部专著，写下了数百篇论文，又将这些论文中有关六朝考古和六朝史研究的篇章编辑成 《探索历史的真相——江苏地区考古、历史研究文集》出版发行。
  六朝是我国历史上继汉开唐的重要转折时期，从3世纪初形成三国鼎立局面到6世纪末隋统一止， 经历了近四个世纪。过去历史学家忽视或贬低这段历史，把这段历史说成一无成就的黑暗年代,这是不 恰当的。罗宗真为了揭示六朝时代历史真相，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勘察探索,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广泛 深入的分析研究,撰写了有关专著和大量论文，充满了真知灼见，对复原六朝历史的原貌具有重要的价 值。他说，从武昌和南京附近发现的各种类型墓葬即达数百座以上,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南京是六朝 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他以大量的考古资料为依据，论述六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概况，论述 六朝建都南京的历史情况，认为，六朝建都南京，是南方大型城市兴建之始，如宫城和都城的位置，城墙 由夯土到砖砌的进步，城内和城外的防御设施的完善，等等，都充分说明南京在六朝时期的重要位势及 古都风貌。
  罗宗真对六朝的考古与研究涉及面很广。如对江苏境内33处六朝墓刻逐一进行考辨，对许多陵墓 的主人进行了合理的推定,进而对六朝陵墓的埋葬制度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提出了“聚族而葬”、“注重 风水”的新观点，并根据自己的亲身发掘经验,归纳出六朝陵墓的营建方法和步骤:选择葬地一开凿墓 坑一砌造墓室一放置遗物和葬具一封门和填土一墓前置地面建筑。这些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判断,体 现了他的广博学识和独具慧眼。又如他通过对南京、扬州、镇江三地的六朝城市遗址进行综合分析，得 出这样几个观点:一是六朝时期宫城位于都城的中央这样一个城市格局已经定型;二是为了加强防御， 都城周围设有外郭城，起到防御的堡垒作用;三是六朝时期，城砖已经运用到城墙上；四是城址的选择与 自然因素和政治、经济因素密切相关。这些观点，已经住时间的检验，成为学界的共识。再如通过对扬 州地下两条淤塞的古河道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后认为:汉代以前，长江流经蜀冈附 近;六朝时期，长江已经逐渐离开现在的扬州市向南迁移;隋唐以后，长江江岸向南推移了将近15公里， 蜀冈成为扬州的一个繁华地区。同时，他还认为，唐朝时期的扬州运河时常淤塞,直接影响到首都长安 的粮食供给,这种状况在唐朝末年尤为明显,直到宋朝立国后,运河才重新恢复通航。他的这一结论，与 史料记载不谋而合。
  此外,罗宗真文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如文物鉴定、对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玉器的研 究、对江苏宜兴西晋出土铝带饰的看法、对南京东晋墓出土的玻璃杯和金刚指环来源的推定、对出土的 六朝墓志铭及其书法艺术的比较分析,等等,都能发前人所未发。
  刘孝良刘孝良,1928年生，吉水县人。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1950年国立安徽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 曾到安徽农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1987年调中共安徽省党校任教授，曾任 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高校中国革命史教研会会长、全国中共党史 学会学术委员、全国李大钊陈独秀研究会常务理事。
  刘孝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始终站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编写了一系列中共党史、中国 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史方面的专著和教材近20部,发表了 130多篇学术论文，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1985年被聘为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1981年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第四稿讨论,1984年作为全省唯一的马列主义理论课代表参加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联合召开的 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986年国家教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 课程教学的通知》，将高校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被邀参加《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编写工作,并担任 小组召集人。1987年以后主编新教材，以饱满的热情进行教学工作，参加学术活动。退休以后仍笔耕不 辍，积极参与学术活动，成果丰硕。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领域，刘孝良出版了多部专著，主编了多部教材，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 主编《中国革命史》是全国最早出版的三本革命史之一，被评为安徽省高校优秀教材，并被匕海、天津、江 苏等省市部分高校定为教学用书;还主编了《中国共产党史》、《屮国革命史教程》、《中国革命史新编》、 《中共党史教学手册》、《中国革命史辅助教材》、《中国革命史简编》。这-系列著作材料丰富翔实，观点 鲜明新颖。
  刘孝良的学术研究涉及面很广，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方面岀版了专茗《周恩来统-战线的理论与实 践》，对周恩来统战理论的概括全面准确系统，对他的实践活动的叙述具体而乞动,具有理论深度，作了 开创性研究，是国内第…部研究周恩来统战理论和实践的歩咅，对统战理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在党史人物研究方面，他出版了专著《陈独秀研究;,，此外发表了 -系列有关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 的研究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关于中国国民党研究的专著《中国国民党史》，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有 关国民党史的专著,对中国国民党史的阐述全面系统、客观公正、见解独到、语言个动，开创了中国国民 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具冇开拓性意义;此外，关于马列卞义基本原理的阐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党的路线方针的论述，对“左”右思潮的剖析，以及关于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探索等方面，发表了-大批学术研究论文。
  高齐云高齐云(1933〜2005),吉安县人。哲学家1954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并留校攻读中国古典文 学专业研究仆：，1956年提前毕业转入哲学系任教并专修美学.70年代起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7()年 代中期即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发起人和带头人之-.主持撰写中国高等院校第…部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竹学史稿》，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 和氏久的影响：以厉乂参加了全国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第一•部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编笃,担任 全书编委和第3卷的主编。80年代起，专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社会主义辩证法教？和研究，着重 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屮国现代社会卞义改革开放，广泛参与学术界有关活动，曾任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爭、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广东省企业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等职。
  90年代初，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原牛态、次生态、再 生态的概念，并出版了右著《％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原牛、次生、再生形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 和发展》。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拆学体系演进史I：的“原牛.形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建构的以 《德意志恵识形态》为主要标志的新的哲学体系的最初的表现形态；“次生形态”是指直接继承马克思、 恩格斯而在逻辑结构、概念体系和理论重点I： 乂具仃i'i己的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表现形 态.这主要指的是列宁和卢片奇的“哲学模式”；“再r形态”则是更多地直接继承“次仆:形态”而在逻辑 结构、概念体系和理论重点r. 乂具有门己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表现形态.如斯大林和毛泽东 的“哲学模式”等。1998年又进而出版了另一部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牛形态探微》，书中提出：马克 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基本问题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明确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个别 哲学的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不仅没有背离唯物主义，而是坚持辩证的唯物主义，并且给哲学、 哲学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任务和要求，并进而捉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马克思认为对思维与存在关 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解答，是他的哲学的理论的基础，而不是他的哲学研究、解答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在 唯物、辩证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个别哲学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 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以主客体关系为核心问题展开其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研究提供 了一条新的思维理路。这部著作较好地体现了他的冋川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其学术观点 曾带动中国哲学界部分学者的“回到马克思”思潮。
  髙齐云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史的研究，他还将对马克思哲学体系一一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应用于现 实问题的研究,在阐述社会主义辩证法、建设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学科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譬如，高齐云数次撰文讨论马克思主义运用问题、中国政治改革等问题，高屋建令瓦，发人深省。他的论文《批判 的革命的本质，马克思哲学的不朽活力》提出，马克思的哲学不仅是唯物的和辩证的，还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发展性思想，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包括世界运动过程中的 “每一种既成的形式”，其批判的重点对象是资本主义,但还包括自我批判。进而指出，马克思本人曾屡 次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在欧洲爆发，但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后来坦认只是幻想。运用这种批判的 精神来审视历史，就会客观得多。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并非马克思原本 理论所具体预想的超越性的发展,而是各国历史发展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事件，而且革命后一些落 后社会的弊病没有重点被清除反而被强化，政权模式或领导模式陷入一段时期的个人专制或个人迷信, 及封闭僵化。他在《关于多样化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多样化模式包括对不同国 家的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尊重，以及对现实的人的尊重并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章回顾历史，指出 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列宁以后、邓小平之前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主义特殊性不尊重反而打击扼杀，并 指出在政治领域，马克思后的社会主义变得忽视人甚至敌视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重新重视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文章从社会主义多样化立场出发，提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的社会党建立正式 关系并全面交流。
  刘述先刘述先,1934年生，吉安县人。哲学家、新儒学家。自少年时代即立下宏愿，献身于哲学事业,他说: “萦绕在我少年的心愿不外乎两个中心的问题:人生意义与价值，以及中国未来的前途。”他在哲学研究 中会通百家,而又归宗儒学，选择了成为儒家的当代传人。他说:“由于家学的渊源以至于我自己自觉的 抉择,在哲学上我继承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的传统”，并以“要用现代的方法去重新解释并改造本 来含藏在中国哲学以内的智慧”为自己的“终身信守”。数十年来，刘述先在哲学的田野中辛苦耕耘，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是第三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新儒学领域的主要理论贡献：（一） 由中国传统儒学的“理一分殊”而揭明“两行”之理。刘述先指出，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经体现 出了“理一分殊”的智慧，但在宋明理学时期才明确提出，最早是程颐从解释儒家“爱有差等”的角度提 岀，经杨时、李侗的理论升华发展至朱熹而呈现圆熟之境，使之具有了形上学与宇宙论的义涵。他说: “朱子尤把理学发展成为一整套的观念：阴阳是气,是分殊原则；太极是理,是统一原则。一理化为万殊, 所谓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月印万川,恰正是’理一分殊’的写照。”他透过朱子思想和特定时代相关 联的具体表现形态亦即“分殊”而深入探究其中所蕴涵的儒家思想的“中心信息”亦即“理一”，以对“理 一分殊”的思想特质、理论局限以及现代意义有一个合理、合时、合宜的“全观”。他对传统儒学的“中心 信息”即“仁”、“生”、“理”进行了具体的阐释，认为，正是“仁”、“生”、“理”的三位一体构成了朱子“理一 分殊”的核心理念。刘述先在此基础上又对当代西方哲学家所代表的多种哲学思潮的优长与制限进行 了评析.在对比之中突显了“理一分殊”所可能具有的现代意义，进而突显了“理一分殊”对于当代人类 哲学与文化而言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并提出：为了确立人类活动的价值之源，必须在归根结底的意义 上突显“理一”的功能性规约作用;为了充分体现“生生之德”，必须对“分殊”予以高度的重视。特别是 为了实现“理一”与“分殊”之间的辩证联结，刘述先大力倡导“两行之理”。“两行”一词出自《庄子•齐 物论》，原意是对是非不置可否，任其自然。他使用时作了转换,认为“’理一’和’分殊’才是两行，兼顾 到两行，才合乎道的流行和妙谛”。由此而生发开去，就表现为生生不已的过程，表现为生生不已的天 道，与现代特殊条件的辩证统一。
  （二） 创设“意义哲学”或曰“系统哲学”的理论形态。刘述先一反现代“科学地哲学”将哲学界定为 “关于实体的知识”的理论路向，对哲学及其功能作了新的界定，认为哲学“是依于智慧对于此岸的意义 系统作合理的抉择与安排”，“哲学的终极目标便是企图探测人生的本质及其自我实现的道路”，“哲学 的功能正是人类以一种自觉的智慧的努力去认识生命的本质”。并提出，这是任何知识哲学所做不到 的，必须求助于形上学，而正是形上学构成了“意义哲学”最核心的内容:“哲学不是科学，在科学中取消了形上学竟好象在《哈姆雷特》中取消了 ’哈姆雷特’”他把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作为意 义哲学的重要内容，这就在“方法论的桥梁上沟通了正统哲学形I：学的探究丁作正统的历史文化哲学的 探究一同化为统一的意义哲学研究领域”。由F形上学成为竹学的屮心内容，意义哲学对东西文化哲学 的比较就落脚于东西形上学的比较。西方各种对形上学的解释都是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最能给人 以启迪的是卡西勒的“符号形式哲学”，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揭小J'人生的意义，因而被称为“意义哲学 的先驱”。而不同于始于对客观世界的玄思玄想的西方哲学,东方哲学以内在体认的形上学表达了对人 类的终极关怀。而东方哲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印度哲学主要对付生命轮冋之解脱，中国哲学则重在解决 安身立命，二者都注重存在的体验,都川之于“境界形上学”的范畴,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形匕学那样,表 现为对“实体”的一种臆测。同时，从现代形上学关切人生的意义取向而書，中国儒家最具代表性。他认 为，在生命世界中,单纯的事实不一定是事实，“意义”才是这个世界中最真实的貞.实：因此，意义哲学的 方法论基础就是:它是彻底实证的，决不作飘荡无根的形上学讨论;它是彻底唯实的，要为…切显出其存 在的基础;它是彻底理想主义的，其一切意义系络不具备高度的理想性"他认为，意义哲学是一个系统 工程，因此，意义哲学又称为系统哲学，在理念上展示厂哲学仝观”的理论涵括力。由此，我们也可以 说:意义哲学展示了一个既具有系统的现代方法意识而又具仃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的理论形态。
  （三）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立足于儒家智慧精神对于“现代”与“后现代”问 题的辩证思考。其基本特点在于：采取现代与传统双向批判的辩证态度，力图既以丿I:放的力量接受两方 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洗礼，而又不盲从西方,而是通过以儒家哲学的智慧精神对于现代乃至后现 代的反批评，以收补偏救弊之功。从“理一分殊”的思想理路出发，他认为，中国哲学必须一方面与时推 移，吸收当代西方哲学的睿识，扩大自己的视野.加入现代的阵营；另•方面却又要保昭自家传统哲学的 智慧，给予崭新的阐释.对于现代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指出其偏向以及不足之处.立足于这样的认识， 他对现代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如人生意义的失落，非人怦:化的倾向，打破r白然的平衡，普 通商业化使市场价值变成了唯一的价值标准，集团人主宰的趋势导致精神的平面化，等等。他提出，“现 代的偏向是必须加以扭转的”。他的这一理论比场任二个方面得到明确的表现:人生意义的安顿问题构 成了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理论落脚点，这也是他的“意义哲学”的主体观念;指出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理性 的局限性，并尝试以儒家传统中所富含的价值理性来导引.滋润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面对一 个断裂化和平面化的时代，他提倡创立通过深度整合来确定一套既重“分殊”而又突显“理一”的具有整 体性的价值系统。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意旨.就是力图通过深度整合的方式.将作为人类文化 之基本形态的宗教、哲学、科学乃至艺术在精神归趋上统贯为一，使之收川于“仁心”或曰“良知本体”， 来为“无根无向”的现代人确立一个既可以安身立命又町以利用厚牛.从而足以安顿人之全幅生命的价值 之源，以图根本改变当代人所面临的“支离破碎”、“分崩离析”的存在境遇。
  王得后王得后，1934年生，原名德厚，永新县人。鲁迅研究专家。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辗 转于青海、天津等地的学校、工厂，当老师,做工人，但无论到哪里.也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爱好.就是爱 读鲁迅，一本一本地读，一遍-遍地读。1977年由鲁迅研究专家、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调进北京鲁迅 研究室，后来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读了五十年鲁迅，研究了二十年鲁迅。鲁迅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鲁迅研究专 著《〈两地〉书研究》、《鲁迅心解》、《〈呐喊〉导读》，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和《鲁迅教 我》。他的鲁迅研究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尤其是从人本学角度研究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提出“立人”是鲁 迅的独特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的观点，是鲁迅革新人类生存的根本观念。这--论题为鲁迅研究打开 了一个新的窗口，是“鲁迅研究的新路向”，为鲁迅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空间。
  壬得后认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以“立人”为出发点和中心，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贯穿于鲁迅一 生始终,遍及鲁迅著作的各个方面，是鲁迅思想的核心，毕生为在中国实践这一思想而斗争。他说,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就在于:他的着眼点在人。并这样概括鲁迅思想的独特性：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 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或者说是关于现代中国人 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进而指出：鲁迅著作的精华是对现代中国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心理的 精确描绘和批评,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现代中国民情和民心的科学史，是有志于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革 命者认识中国民情，认识自己和自已的同胞的气质、品性、心理和命运的教科书，也是从中吸取如何改造 中国的思想力量的指南。
  王得后经过深入的考察分析指出:鲁迅依据自己对近代中国社会、国情、民情的深入观察分析,对近 代西方国家发展史的研究，得出了“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的结论，并确信改革和振 兴中国“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纲领性的原则。鲁迅既然把“立人”放在改革社会和振兴国家的 第一位，即根本的地位，那么，人性、人道和人道主义诸问题在鲁迅思想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的，是鲁迅关于人的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鲁迅的基本观点之一。鲁迅关于人的思想的核心就是:一 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鲁迅提出“解放人性”，就是打碎吃人的社会，改造“国民性”，使人成为 “真正的人”"如何“立人”？王得后通过对鲁迅全部著作和他一生的奋斗的精到分析，指出：鲁迅所主张的“立 人”的方法,在早期,主张自我精神解放,发扬自我内在的精神力量，“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而忽 视政治斗争、轻视国家政权制度的改变;在经过自己苦苦“呐喊”而到处仍在杀戮的残酷现实面前，鲁迅 开始认识到要“立人”，必须解放人性，解放社会,“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社会革命是“立人”的 重要手段;然而革命固然是要紧的，但革命后如不注重“立人”、“改革国民性”，改造社会，是“全不行 的”；只有无产者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而真正的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教人活的”，是“为了解放自己而 消灭阶级”，是为了推翻“吃人”的社会;鲁迅坚信，无产阶级必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那时就谁也不 会'饿死'了”。
  王得后认为：“鲁迅’立人'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顾诚顾诚（1934 -2003）,永新县人。历史学家。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7年 开始专攻明史，先后出版了明史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历史学家孙献韬说:“北师大历史 系的一位教授说,顾先生的论文和专著，差不多都是某一方面的奠基之作，可以说代表着本领域的最高 学术成就。”（《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顾诚的论著出来以后，特别是 《南明史》的出版，“一批专治南明史的学者则被迫改变了研究方向，此事已成为历史学界一个真实的奇 迹。”（《纪念文集》）顾诚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刻苦严谨,富有朴学精神。他把占有资料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利用 一切机会,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克服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广泛收集资料。他的明史研究成果就 集中表现在他对资料的收集占有全面系统，他的学术观点就建立在对大量资料全面精确的分析研究的 基础之上而无懈可击。因此,“在顾诚先生的笔下，许多史籍记载的讹误得到了订正，许多前人不曾解开 的谜团被解开，许多流行的观点被否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条条确凿可靠的资料，清晰明朗的历史 发展线索，独到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也就因此.顾先生的许多论著成为学术精品的典范，受到海 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纪念文集》）O例如，顾诚在掌握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李岩质疑》一文,1978年5月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立即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40年代初，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后，又有《关 于李岩》一书的出版发行,60年代前期又开展了一场有关李岩评价问题的学术讨论，所有的结论都建立 在李自成身边一个重要人物——“制将军李岩”的基础之上,所有参加讨论的人对这个人物的存在都深 信不疑。而顾诚的《李岩质疑》一文在查阅了大量有关专著、文集和相关档案，光地方志就查阅了一千多 部的基础上，经过周密的论证,得出了历史上并不存在李岩其人的结论。顾诚把自己的结论引入其专著《明史农民革命战争史》中，指出：李i'l成的大顺'乍不是被腐化打倒 的，而是被错误的战略思想击垮的，"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 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变质.继续执行打.1⑴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ff J的强烈不满，因而不 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t：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明木农民革命战争史》」此书在 考证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上有许多独到的地方.同样，顾诚的另一部专著《南明史》，克服因清代文字狱着意销毁有关南明的历史资料，真相被歪曲 的重重困难,花了大量精力去搜集、挖掘、记录史料,去淸理、鉴别、考证这业史料,力求史料可隹，考证准 确,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学握南明历史，推翻了过去许多不符介历史审实的成说,实现了南明史研究 的新的突破，代表了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髙水平〉例如，对传统史学中的史町法、何腾蛟、瞿 式耦、郑成功等高大形象，他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他们或出于私利，或不顾全局，或刚愎自用,或直接 破坏抗清联盟等行为而造成力准分散、失公战机,最终导致抗淸失败的结果.贺乐凡贺乐凡,1936年4」安福县人。教育管理学家o 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即从事大专院 校教育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北京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兼副院长、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兼副院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理爭:长、《现代校长》、《教育前沿》杂忐编委会主任、贺乐凡是“文化大革 命”以后参与恢复和创建我国教育管理课程和教育管理专业的学者之一 .1980年主笔编垢了新中国第一 部正式出版的《学校管理》教程；1983年，在他主持下,北京教育行政学院首设教育管理专业.并设计了 专业课程，制订了教学计划.主持编写了该专业的整套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共37本.约900万字.他本人 执笔编写了其中的8本;他长期从事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是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奠基人之一，为北京市 率先实现中小学校长全员持证上岗、全国百万中小学校长实现持证上岗和全员培训提高，作出了贡献。
  他在教育管理学方面的主要学术思想右:（一） 中小学校氏的研究。贺乐凡在大ht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対屮小学校长成长规律、培训规 律、管理制度和培训质量评估，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校长是学校的主要领导者，是•校之 魂。校长在改进和提高学校办学质量中具冇引导作用、组织作用、协调作用、教育作用.而一个成熟的合 格的校长,必须沿着职前准备、岗位适应、称职和成熟四个相互联系、前后衔接的阶段,在学习理论和不 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匕，逐步发展，逐步提高，FI趋成熟。校长的成长过程，是从教师素质结构向校长 素质结构过渡和转变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介的过程，是从吸收他人教育思想、经验到形成自己 教育思想和办学特色的过程。校长的培训，要符合校长成长的规律，适应校长成长过程不同阶段的需 要。对预备期的后备校长,通过岗位职务培训，为履行校长职务作准备;对适应期向称职期发展的校氏. 必须进行提高培训；对成熟期的校长，要突出研究和总结，提高理性思维能力，以形成门己的教育思想和 办学思想,实现向专家型校长的转变。
  （二） 中小学管理的研究。贺乐凡认为教与学的矛盾，是学校中最基本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到管 理中，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人，可以接受管理」叮以管理别人，也可以管理口己"以处理人与人的 关系为核心的学校管理，可以分为相互管理、互有区别、逐步递升三个层次，即学校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 管理、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管理、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他认为，学校管理对被管理者的管理，主要是把 被管理者作为管理对象的管理,通常体现为常规管理、制度管理;被管理者之间的管理，即通过集体进行 的管理，如教研室教师之间的相叵管理、班级中学生的相互管理;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即自己対自己的 管理,不仅管理自己的行为，而［L管理自己的意识。在他的《学校管理学》-书中.第一次提出学牛.自我 意识管理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三） 德育管理实效研究”贺乐凡在研究中发现，我国中小学德育管理中往往只强调徳育的重视 度,忽略德育的实效度和学生的接受度，因而，德育的实效度低“为此.他主持北京市教育管理研究会, 组织140多位中小学校长专门研究提高中小学德育管理的实效问题,多次发表讲话和论文，阐述德育管第三十八篇学术名家 4137理实效问题，在《论德育及其管理实效》一文中，较全面地分析了德育管理实效不高的表现、形成原因及 增强德育管理实效的主要对策。他认为所有对策的关键是解决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问题，他 在1998年召开的第二届中美教育研讨会上与周镒玉教授共同发表的《关于中小学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 我管理问题》的演讲中，提出了“个体的自我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没有自我教 育的教育，是不完善的教育，没有自我管理的管理，是无效的管理”的论断，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普遍 关注。
  （四）教育管理理论发展趋势研究。近五年来，贺乐凡对国内外中小学教育进行了十分广泛而深入 的考察，在多次有关教育管理的学术会议上讲话，就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 他指出，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研究，要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管理思想，二是发扬本国教 育管理的优良传统又要不断创新。他认为，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是:从简单的经验总结和 企业管理理论的移植，向深层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发展。
  汪木兰汪木兰，笔名牧南,1937年生，永新县人。苏区文学史学家。1962年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 校任教，曾任中文系主任、教授，兼任江西师范大学当代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西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西民俗学会副会长、江西电影评论研究会副会长等。
  汪木兰先从事写作学教学与研究，后转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并承担苏区文学史课题研究。 江西苏区文学研究是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传统项目，早在1959年就曾组织师生深入老苏区收集资 料，并于1960年出版了《江西苏区文学史稿》，开辟了-•个有江西特色的新的文学研究领域。但由于“文 化大革命”的到来,这一刚刚起步的研究工作被迫停止,研究人员下放,资料被销毁。“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汪木兰在废墟上重新开始了苏区文学研究工作。首先从收集资料做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各地特别是苏区原有的资料大都散失，销毁，存留的极少，苏区老干部大都受到冲击，且年事已高，当年 的事情多已遗忘，或记忆不清，而且“左”的遗毒还在束缚人们的思想，有关的过时的规定阻碍着资料的 查阅等等，使研究工作举步维艰。但他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老苏区，到邻省.上北京，尽量多的查阅占有 资料，又从日本得到了一些宝贵资料，弥补国内资料的不足。
  在广泛占有资料，资料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开始对资料的爬梳整理，归纳分类,深入分析研究，并 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研讨活动，与人合作撰写专著，先后出版了《苏区文艺运动资料》、《江西苏区文学 史》、《中央苏区戏剧集》、《苏区文化与苏区文化传统》等著作，又与日本学者合作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岀版了《江西苏区红色戏剧资料集》。同时，先后在《新文学史料》、《新文化史资料》、《创作 评谭》、《文艺理论家》、《江西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苏区文艺的历史地位》、《论苏区文艺的 崇高美》等有关苏区文艺的20多篇学术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出版发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 域、中国现代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有的填补了这些领域的空白。著名戏剧家胡可为先生为 《中央苏区戏剧集》作序，称:“该书的出版，使读者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当年苏区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 色，补救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缺憾。”《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指出“汪木兰、邓家琪编选的 《苏区文艺运动资料》”“注意反映苏区文艺运动的全貌”。周葱秀教授在研究瞿秋白的文章中说:“江西 师大中文系苏区文学研究室汪木兰等编著的《江西苏区文学史》，既是地域史，也是一部断代史,较全面 地介绍了瞿秋白对苏区戏剧运动所做的贡献，是一部对瞿在苏区的文学活动评述最详细的文学史。”刘春茂刘春茂,1938年生，安福县人。法学家。：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在北京市高、中级人 民法院工作,1982年调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参与民事诉讼法、民法的起草工作。1985年调南开大 学法学研究所，先后任所长兼法律系主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版权学会副会长。1995年调 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版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知识产权4138 吉安地区志研究会副理事长、著作权专业委员会主任。曾参与主持国家补科“七五”规划项目“当代中国民法学”的 研究工作。出版法学专著和法学教材23部、发表法学论文数卜篇。
  刘春茂长期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工作，在法学领域多有建树。他的主要学术观点和贡献有：（一） 主张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法典，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认为民 法是调整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凡涉及 '卜辱主体（公民、法人、国家）之间的横向经济关 系和人身关系均由民法调整，经济合同法和一切合同法（包括承包合同在内）都具有民爭法律性质，都是 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主要任务的.应适用平竽、自愿、互利、等价有偿的民法原则，因而属 于民法的范畴。经济法是调整纵向关系的法律，是行政『段管理经济的法制化，属于中国行政法的组成 部分,应称为经济行政法「他的主张已被我国《民法通则》所采纳：他还主张中国应实行民商法合一制度,将民法LJ商法（公司法、票据法、证券交易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保险法等）作为调整我国商品经济关系的支柱，民法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商法为调整商品 经济关系的特别法。
  （二） 在财产继承法律问题上，他认为旧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长期存在和数千年来自然经济占统治 地位是中国财产继承法津制度不发达的根本原因，透过按照法律和遗嘱取得遗产的表现形式.提出继承 权取得的根据是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共同牛.活关系或扶养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继承法以共同生活关系 和扶养关系作为取得继承权的客观根据，这是继承立法的一个进步；主张在中国建立继承公告制度、征 收遗产税制度、完善遗产保管制度、遗嘱执行制度、债务清偿制度等;主张应承认合立遗嘱、后位继承、补 充继承的有效性;建议确&“必须的遗产份额”的标准,避免遗嘱人立遗嘱时的盲目性和司法裁判的任意 性;认为遗产是死者遗留下来的财产和财产权利，不包括债务;认为继承人清偿死者的债务和税款是一 项法定义务。
  （三） 主张按照中国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办案，提倡司法民主和直接审判原则，认为审判独立应当是 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审判组织的集体独、这些主张具有很大的司法实践意义。
  （四） 在众说纷纭的著作权能否转让的问题上.主张著作权可以转让，转让可分为“卖绝版权”和有 限转让两种。
  梁必M梁必辍，1939年牛.，占安县人。军事哲学家。1961年毕业于西安航空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研究员.少将。在军事方法学、军事哲学、军事革命论等领域取得巨大的开创性学术成就。其主要 学术成就有：（一） 军事方法学研究:直接的研究成果是1999年出版的专著《军事方法学》。这是中国第一部关 于军事方法问题的理论专著,全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指导，论述精密,结构严谨，是屮国军事方法 学学科的奠基之作。
  （二） 军事哲学研究:梁必辍致力于军事哲学研究，构筑了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军事哲学,就是以 哲学为武器,研究和解答当今世界军事变革和战争形态的演变所相伴而生的诸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从战争观、军事观和军事方法论等诸方面，在方法上、总体上、宏观上给人以启迪，提高科学思维和理论 指导的能力。他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有：《军事哲学》，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重点课题。在书中，他把视角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的跨世纪的变革，对军事领域的新审物、新事件、新规律、新理论作出了新的富有哲理的理性概括, 形成了一整套军事哲学理论体系。课题评审委员会经过评审认为，该书把“军事哲学提到了一个新的水 平”，“有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具有开拓性、创新性、适用性、可读性等特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 著”，“对于指导部队的训练、战备及作战指挥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该书出版以后很快成为许多院校的 博士、硕士研究生教材及理论学习的重要材料。
  《军事哲学思想史》，该书是军事科学学科研究重点课题,评审委员会评审认为“是一项有建树的科研成果，一本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力作,填补了军事科学的空白”。
  《高技术战争哲理》，该书是一部从一个新的视角——军事哲学的角度研究高技术战争的专著，从战 争观和军事方法论的高度，以80年代以后几场高技术战争的实践为基础，通过揭示高技术战争的基本 特性和基本规律，帮助人们认识现代战争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转折，启发人们从哲学的高度更新过 时的观念，以新的思维研究当代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与未来作战等问题。评审委员会认为该书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
  《军事哲学教程》、《军事哲学思想史教程》，二书均系军事科学科研计划课题，是在已作为军事科学 院硕士生、博士生教材并在全军有广泛影响的《军事哲学》、《军事哲学思想史》两书的基础上，经过认真 研究，加工修改而成,被国家教委选定为全国军事学通用教材。
  此外还有《军事哲学与军事实践》，该书系作者将几十年间有关军事哲学方面的论文加以精编而成， 全书将哲理性、历史性、现实性、未来性军事问题,分别加以综述、反思、辨析、预见。
  （三）军事革命论研究:梁必驶经过深入研究撰成专著《军事革命论》一书，该书坚持“原创为主”的 精神,通过对军事革命历史的全纵深考察和从理性的高度进行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突破性 的新论,揭示了军事革命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梁必侵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新军事革命论”的 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写出了相关的高质量的论文，富有开创性意义。他认识到，我们当今所面临 的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是军事革命的技术基础。进而指出，今天的军事革命乃是智能化军事革命，军 事改革是军事革命的必要步骤，要从军事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衡量军事改革，当前的新军事革命必须使智 能化军事形态基本以至完全取代机械化军事形态。
  梁必辍还取得了很多其他学术成就。如2000年出版的专著《广义致胜论》是一部关于人类社会致 胜活动本质、规律、方法和价值的科学论著。该书在认真总结古今中外求胜防败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围绕致胜的主体、根由、目标、形态、素质、力量、方法、艺术、决策、过程、评价、未来等各方面，着力探讨了 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各类主体、各种形态的致胜之道，具有哲理性、系统性、创新性、实用性等特点，对于 指导人们科学地、正确地从事各项致胜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此外,还发表了大量具有很 高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论文。
  萧湘恺萧湘恺,1942年生，永新县人。文学史学家。1960年高中毕业后因生病未参加高考,到江苏淮阴市 就医,并在江苏参加工作,历任中学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大学中文系教员。他刻苦自学，逐渐步入学 术殿堂，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历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明清小说研究中心 主任、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东南大学兼职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先后主持过中华基金 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项目、江苏省社科院重点项目等。
  萧湘恺治学,注重的是文献资料。他在给台湾中正大学王琼玲教授的《夏敬渠与〈野叟暴言〉考论》 一书所作的前言中说:“我有一种学术理念，进行实证性研究，第一是资料，第二是资料，第三还是资料。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他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任何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史学的研究，都 要以文献为基础。”他自己正是按照这种学术理念进行研究的。他的研究多属实证性研究，而他的那些 论著,不仅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从文献资料出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获得学术界好评。
  从这种学术理念岀发，萧湘恺十分注意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和考证，成果斐然，除了发表了一系列 文献资料考证方面的论文外,还编撰了大型文献目录学专著《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和《珍本禁毁小说 大观——稗海访书录》o《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被学术界称为“一部继往开来的基础工程”，“是中国 古典小说研究的巨大成果”。全书著录中国通俗小说近2000种，每种都注明其卷数回数、作者、主要版 本，并对其作者生平、版本源流进行考证，对每种书的内容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录出每种书的回目， 注明其收藏的图书馆，是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进行古代文学教学的学人必备的一部参考书。《珍本 禁毁小说大观——稗海访书录》则运用叙录、评论与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许多未见著录以及稀见、罕见4140 吉安地区志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进行介绍、论评，对其版本源流、作者牛平进行考证、研究，所据都是“第一手资 料”，“是我国第一部禁毁小说的研究专著” o书中不仅载录『许多前辈学者从未发现过的小说文本和版 本资料，而且纠正了鲁迅、郑振铎、阿英、孙楷第、赵景深、谭震璧、刘修业、胡士莹、戴不凡等许多前辈著 名学者论著中的错失。学术界称许这部书“学术件、资料性很强”，“新见、新论迭出”，“发前人所未发， 言前人所未言”.“是一部难得的、优秀的学术著作”由于他不辞艰辛，广泛掌握文献资料，粘确考证文献资料，他的小说史研究论著常能纠正某些流传 久远的定论的偏差,提出自己新颖的见解，而乂能做到令人心悦诚服’如他与欧阳健合茗的《水浒新 议》，对《水浒传》反映北宋农民起义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由《水浒传》的成书历史、水浒英雄的出身、书 中描写的环境等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论证,提H1,《水浒传、是市民文学，是为市片细民写心之作,在学 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世情小说史》中对世情小说历史发展的原因、内部演进的规律揭不得也比 较深刻，对于小说中名著和非名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也比较好，在谈到《水浒传》时重申了《水浒传》是 市民文学的观点,并进一步作了更深刻的论证，提出《水浒传》是市民文学发展史I：相当重要的一环，“没 有《水浒传》，便不会有标志世情小说第一个高潮出现的《金瓶梅》"。对《金瓶梅》，经过周密的论证，他 指出：“说《金瓶梅》及其作者’封建’不着边也沾边；说《金瓶梅》及其作者’反封建’既合理也牵强”， “《金瓶梅》就是《金瓶梅》，它是一个活的社会;《金瓶梅》的作者就是《金瓶梅》的作怡,他忠实于自己的 视觉、体验和感情,我们又何必为其套匕某种思想模式?”他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归入“讽喻”类,《儒 林外史》也纳入世情小说的范畴。他认为，《红楼梦》的出现标志中国的世情小说进入「顶峰，并指岀， “曹雪芹也未必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不是靠几个人的行善，或者说不是靠一些善良人所能挽救得 了的。他实也不过’是贾府的屈原’，《红楼梦》就是篇’无韵的《离骚》他的写眞府也’并非要打倒贾 府’.不过是对贾府感到深深的失望，感到’补天’’无才’。但我们又不能不说，他的认识比《金瓶梅》的 作者更为深刻，同时对那个兀恶现实充满失望,而他的失望也更见深沉，他的《红楼梦》也更具艺术感染 力。”这些论述新颖而又独特、他的《宋元小说史》一书准确地勾勒了宋辽金兀这个历史时代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并对这-时期 小说发展的规律、特点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对这一时期小说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有 许多新颖的见解。
  邹韶华邹韶华,1943年生,安福县人。语言学家o 1968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 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硕士学位.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语吉学会理事、黑龙江省语言学会 会长,著名语言学家。参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研究,独立承 担“九丘”及“十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语用频率耳语义的关系”、“歧义的倾向性研究”。出版 专著《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和《求真集:对汉语语法问题的-•些思索》等多部,在《中国语文》等刊物发表 论文数十篇。
  邹韶华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语法、语义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他所独江承担的“九五”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现代汉语语用频率与语义的关系”的最终成果《语用频率效应研究》-•书，揭示出语用频率效应表 现在语言形式方面是经济原则，表现在语言意义方面是积极原则，表现在语言规范方面是习性原则。而 表现乐观向上、追求真善美的人性与语言中积极意义的词语及其运用占优势的特征是相互印证的”这 部专著对语用频率效应的系统而又严谨的阐述，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关注。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陶红印在 Pragmaties杂志发表书评,给予高度评价，并给素不相识的邹韶华去信，在信中对邹韶华的这部专著备加 称赞:“我去年托北京的朋友购买了大著《语用频率效应研究》，读后立即为先乞论著中的深刻见解所吸 弓I,深感此著为中国汉语学界少有之作。另外让我吃惊的是,该书中反映的对语用效应的见解与西方当 代功能语法学（Hopper, Bybee, Thompson为代表）的理论思路有惊人的一致性，于是我决定写一书评。”他的语言学论文集《求真集》在语法、语义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等方面冇广泛深入的论述.阐发许多人未言及富有创见的理论见解，表现出了学术原创精神、严谨的学术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高度的学 术责任感。著名语言学家吕冀平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吕先牛.称赞说:“《求真集》中的每一篇论文都体 现出原创精神，各篇的含金量容或不同，但绝没有一篇是用’学术’包装起来的冒牌货——通篇都是’不 知所云’或者’人云亦玄’。”并举例说，汉语中性名词在具体语境中存在语义偏移现象，是邹韶华多年来 着力研究的一个课题，文集在相关的一组论文中不仅细致地描写了偏移的各种各样令人感兴趣的现象， 而且探究出它们产生的原因是由特定的名词性质（内因）和特定的句子格式（外因）相结合的结果，由此 还进一步考察了这种语义偏移现象对语言结构的影响。他通过对大量语言事实的统计分析，揭示出现 代汉语语用中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比例大致为7：3,这为积极偏移属于强势偏移的论断奠定了基础。 又由此推而广之，更进一步提出了“语境频率”的概念,将语言的结构和意义放到语言运用这个更大的背 景中去研究，为以后全面系统研究语用频率效应作了铺垫。吕先生从文集中举出大量的例子说明邹韶 华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无征不信、言必有据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在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链接相关问题， 使之形成一个系列性的专题，这种研究方法使他的学术研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全面、深刻、日臻成熟的 特点;盛赞邹韶华在学术研究方面所表现岀来的学术责任感。
  萧君和萧君和，1944年生，吉安县人“自学生时代即遭遇政治上不公，“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冤狱之灾12 年，身处逆境20多年y 1979年平反出狱后，先入贵州大学中文系任资料员，后改任教员，评为研究员，从 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92年调广东佛山大学任教授，曾任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佛山大学社会 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文艺学院教授、中华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又曾任贵州省高校美学学会会长、佛山市中 华学研究会会长、佛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长期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马 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思维科学、文艺理论、美学、中华学、历史学、珠 江三角洲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多的学术成就,尤其在逻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萧君和在逻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主要在思维科学方面，发表《思维新探》等论文近十篇，出版专著二 部，其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他对思维、对情感思维作了新的研究，在专著《论思维》中提出：情感思维是 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活动方式，其原料是各种各样的情感及其物质表现，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其产品 主要是表情艺术作品。对抽象思维逻辑和潜意识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之间存在 着统一逻辑，统一逻辑的基本规律是充分根据律、抽象同一律和具体矛盾律;而潜意识是抽象思维的一 种形式，是一种客观存在，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附带觉察和体验活动，“对他的揭示有助于认识 领域进一步贯彻对立统一原则，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有专著《形象思维逻辑学引论》，把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形象思维的思维形 式是心象、联想、想象、构思;基本规律是具象律、情意制动律、完美趋向律;艺术思维是形象思维的特殊 形式,其基本规律是冲突和谐律、主观融合律、意境典型律，其主要方法是意境化、典型化。见解新颖。
  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华学的新概念，并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发表了《中华学论纲》、《中华学原 理》、《中华民族精神论纲》、《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纲》、《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结构与功能》、《“中华全息” 论》、《论中华民族族体的构成》、《论中华民族族体的成因》、《中华学：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论思维掌握》、 《论中华学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促进》等大量论文,主编并出版了《中华民族族体论》、《一门新兴学科的崛 起》二书，出版了《华魂论》三卷、《中华学初论》、《中华学》三部中华学专著。
  这些著作就中华学的宗旨、任务、对象范围和方法以及中华学在自然论（内容、作用、保护和振兴）、 民族论（形成、族体、灵魂、特性和发展）、文化论（来源、特性、作用和走向）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为了适应中华学研究的需要，萧君和致力研究中华民族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史，一 是中华民族统一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成果集中在他主编的《中华民族史》和《中华统一史》两部著 作中。关于中华民族史,他提出，中华民族史就是以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的形成过程、发 展过程为研究对象，记述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的形成过程、发展过程的历史学科。并明确划分中华民族史的分期:①中华民族形成的前奏.包括滥觞期、多元分布期、中原中心的形成巩固期； ②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包括华夏族的形成发展期、华夏族向以族的转变期、汉族的形成发展期;③中华 民族形成后的发展,包括自在阶段、自觉阶段、解放阶段。
  ' 龚鹏程龚鹏程，1956年生，吉安县人。出身贫寒，父亲在40年代从内地辗转来到台湾，靠摆摊做小生 意维持家计。龚鹏程出牛.在台北.后乂随家辗转台中等地匚自幼刻苦读书，多方求学，获台湾师范 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学位，曾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文学院院长，中止大学刃史研究所教 授，南华大学创校校长，中华道学院教授、副院长，佛光夬学创校校氏，台湾学/1 ：.书局总编辑，国际 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理事氏等职，又任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 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
  龚鹏程在学术匕广涉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文化学，截至2000年出版专著已达60多部，而且无论 哪一方面，都有创见，能成•家之討。
  在文学研究方面,出版的编著达13部之多。其中最有名的如《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中国小说史论 丛》、《文学散步》、《文化、文学与美学》、《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国小说史论》等，尤其《文学散步》是一 部极富创见的文学理论专著：他认为文学知识系统的呈现必须贴近文学生活，应当着重讨论“文学内在知识规律以及方法学基础 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永远争论不休、而又在学界反复运转的“假问题”"文学概论作为•个学科系统， “基本上应是以一套有系统的文学理论，来陈述有关文学理论之整体内容的”，“显然不必也不能讨论形 式、类别、风格和技巧等文学现象的问题”。他指出，“坊间的文学概论，除了喜欢大谈这些不在文学概论 范畴之内的东西以外，还擅氏讨论一些假问题”。如文学的本质、特质、性质、文学的起源之类谁也说不 准的问题,结果要么是盲人摸象,不知所以，要么指鹿为4,炫人耳目。他认为，“ 一门学科的建“，必有 其方法学上的步骤和知识论上的规律。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步骤和规律做冇意识的检讨，以达到自觉, 并在自觉中发展，学科的自律性就永远无法达成。”文学概论也是如此.《文学散步》作为一部文学概论专著.摆脱传统文学概论的束缚，采取“散步”的方式，“逍遥论文 学”，研讨的是“到底文学是什么、文学研究是什么、为什么碍要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又何以可能” 等文学的基本问题，却有许多新鲜的创见。
  傅荣傅荣,1957年生，遂川县人。心理学家。1985年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任心理系教师，现 为广州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心理部主任、副教授“从1982年开始进行暗小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先后 在全国二十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关于暗示心理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出版《暗小术》、《消除心理障碍的艺 术》、《女性健康心理学》、《牛.活中的暗不心理》、《暗小教育学》等多部专著。“中国青年科技奖”评选活 动中专家推荐和获奖荣誉册及事迹介绍中称:“傅荣同志倡创我国的暗不心理学等冇全国性影响”，“对 推动我国'暗示心理学’学科的建立和进行系统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1985年，傅荣在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学术刊物《心理学探新》第3期|：发表J'《创立“暗不心理 学”刍议》一文，正式提出创立“暗示心理学”。文章阐述了暗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内容范围和方 法,以及暗示心理学研究对医疗、教育、军事、体育运动、司法、学习、社交和久活等领域的理论与应用。 文章强调,暗示心理学的研究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要符合中国特点和现代化特色，丿|：创一门崭新的中国 式的暗示心理学。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心理学界的关注，1990年出版的《现代学科大辞典》根据傅荣的 这篇文章第一次列出了我国的“暗示心理学”学科词条。1989年，傅荣的暗示心理学专著《暗示术》出版 发行，标志着暗示心理学学科的创立工作已经完成，这部著作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暗K心理学专著”,江 西人民出版社在推荐到华东地区评选时的评语说:“此书填补了我国暗不心理学的空白”，“是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和应用研究的指导性相结合的硕果”。
  傅荣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暗示术》对“暗示心理学”学科的性质、该学科研究的任务、对象、范围、 内容、领域和方法都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暗示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暗示心理现象、过程 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介于心理学和暗不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既是心理学的分支，又是暗示学的分支。 其研究对象是暗示心理现象，暗示心理现象就是人体受到暗示的影响所产生的各种心理活动和状态。 其研究任务就是暗示心理学方法论和一整套具体的暗示心理学方法和程序的创立，探索暗不心理现象 的规律，从整体上探索暗示心理的内部发展的理论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其研究范围和主要内容即 暗示心理现象的规律、暗示心理的社会环境、个体和团体的暗示心理、暗示心理技术（即暗示术）等。其 研究的领域主要表现在:暗示心理学所研究的是与心理学有关的心理学问题，它渗透在社会的医疗、教 育、军事、体育、司法、学习、交往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包括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其研究方法主要 有:实验法、观察法、调查法、个案研究法、统计法等。
  第一节古代学术名家刘元宾刘元宾，安福县人,生活于宋代前期。刘元宾博学多才,通晓天文地理,尤精于医,对脉学、伤寒研究 颇为精细。宋真宗为太子时与之论医，很是投机，一次，陪太子外出郊游，遇一孕妇，共诊其脉。太子说 是二女，元宾说是一男一女。太子想剖开孕妇肚子察看，元宾大惊，说:“我听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害一 条无辜人命，即使能得到天下，也是不能做的啊。现在岂能因我的愚昧而杀害无辜百姓呢?”双方争执不 下，元宾提出，万一要见分晓,可以针灸催产，得到太子同意。元宾施针以扎其掌，不久婴儿产下,一男一 女,太子感到十分惊奇。咸平元年（998）给刘元宾赐号“通真子”，并擢入翰林医局，官至殿丞。
  刘元宾是伤寒学大家，研究伤寒的论著有《通真子伤寒诀》、《神巧万全方》、《通真子伤寒括要》等, 其中《神巧万全方》为伤寒论研究代表作。其书特点有三：一是编次新颖，以方证汇论。立足于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不但对外感热病有确切论述，而且在编 次上也别具一格，以证统方编次。全书44章，载99首方剂。各章先述证候，再记方剂，后示药物,秉承张 仲景《伤寒论》之体，但仲景从六经汇论,而刘氏以证候立论，有所创新,是吸取了医经、医方之长.颇切临 床实用。
  二是强调辨证，以八纲立说。全书用八纲解析证候之实质，记载的38种证候，用八纲（八纲即阴阳 寒热虚实表里）解析约30种。八纲学说揭示疾病辩证之共性，有效地体现了中医的理论精华——辨证 施治，对后世影响颇大。
  三是注重方药，务求实效。99首方剂中.按《伤寒论》方加减而成31首，《金匮方》加减而成6首，刘 氏所创62首，其中验方9首，外用方7首。其方剂从组方意义来说，虽不算完善，但相当精当，疗效确切, 有“神巧”之美誉;从方剂范围而论，虽说不上“万全”，但在当时已相当广博;从用药来说，十分精细，共 146种，补《伤寒论》、《金匮》未载之药89种。总之，秉承张仲景《伤寒论》之精微，又有独特的创见，内容 丰富，论述精当，不愧为宋代中医伤寒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