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择偶新中国建立前，人们遵循“同姓不婚”古制,但姨表、姑表中近亲联姻者不少;封建婚姻制度苛严，男女青年没有择偶的自由和权利，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有的指腹为婚，有的在童龄时代就由父母订立婚盟。招夫入赘，寡妇改嫁为族人所不允、社会所鄙视。择偶标准强调“门当户对,郎才女貌”； 也考虑性格品行，家庭人口多少。择偶标准，男方喜择既知书达理,又善操家务的女子。女方则拣“新发人家”，财产多，学问高的男人。男人可随心所欲地选择配偶，可有三妻四妾，又可停妻、休妻。故买卖婚姻，一夫多妻、抢婚、逼婚、骗婚、童养媳等时有发生。女子则迫使奉行“一日嫁郎，终身守夫”，“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为人妻者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道,终身侍奉丈夫，生男育女。
  新中国建立后，废除封建婚姻制度。1953年，实行以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为核心的新《婚姻法》，婚姻自主的思想逐渐深得人心，青年男女自找对象开始形成风气。20世纪80年代后，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婚姻介绍所,为自找对象有困难者牵线搭桥。在极少数边远山区,长期形成的陈规陋习仍存残余，有的仍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习。在择偶条件上大多数侧重于相貌、性格、职业、年龄、身高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有着重考虑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的。1980年以后，青年男女择偶除注重人品性格、思想感情、文化程度、办事才能、发展前途、忠实与否、健康状况外，还要考虑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结婚新中国建立前，在所谓“早栽树，早遮荫”，“早生子,早得福”的封建思想影响下，有钱人家的子女一般早婚，男子十六七岁、女子十五六岁就结婚，也有十四五岁结婚生育的。许多贫困家庭的男性,往往年过30岁才结婚，少数人终身未娶。结婚前，还须经过“订婚”，办订婚酒席。订婚后，女方就属男家的合法儿媳。穷苦人家无钱订婚，往往采取“抢亲”迎娶的形式。“抢亲”多是在男女双方事先商妥后进行, 男方领一班人将未婚妻“抢”到家中举行简单的仪式就算结婚。新中国建立后，婚礼内容和方式大有改进。50年代,新式结婚颇为简朴，多以一些水果、糕点招待亲朋好友；国营企业职工和机关干部也有请单位领导主婚或参加集体婚礼的，有少数人结婚办喜酒。80年代起，婚礼日渐讲究，迎娶新娘用面包车、小轿车，少则几辆,多则十几辆。男女双方办喜酒,分喜糖，拍结婚照，也有摄录像，还有外出旅行结婚。农村在举行婚礼前,仍有男方行彩礼,女方送嫁妆的习俗。至于婚期,“良辰吉日”的观念仍颇普遍,但多数选择逢六、逢八、逢九的日子，也有选择“五一”、“十一”或元旦、春节等佳节的。结婚费用,50年代至70 年代末崇尚节约。从80年代开始，逐年增加。据抽样调查,吉安市城区平均每对青年结婚费用1988年为9800元；1999年为26000元。这些费用主要用于购买组合式家具、彩电、VCD、电冰箱、洗衣机、黄金、 白金、钻石、翡翠、摩托车等，有少数青年结婚费用高达10万~ 30万元，主要用于购买房子及豪华装饰。 喜酒数量,1980年为20桌左右,1999年达30桌,最高达60多桌。 生育观新中国建立前，不论富人或穷汉，一般都存在“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富人，如妻子未生男孩，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娶妾,想生个男孩“传宗接代”；穷人无条件娶妾，一般采用“承桃” (将兄弟或姐妹的儿子招进来作自己的儿子)或“领育”(将别人的婴儿有偿或无偿的作为自己的儿子) 的办法。有的人重男轻女观念严重,抛弃女婴的现象时有发生。新中国建立后，封建落后的生育观念逐步有所转变。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家加强了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大多数育龄夫妇，自觉响应政府“ 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
  婚姻构成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8岁以上人口即婚龄人口为2904786人，占总人口 4370297人的 66.5% ₒ其中男性人口为1484505人，女性人口为1420281人，未婚人口为804351人，占婚龄人口的 27. 69% ；有配偶人口 1897161人，占65.31%,丧偶人口 190654人，占6. 56% ,离婚人口 12620人，占 0. 43%。未婚人口绝大部分处于25岁以下年龄，占未婚人口数的95.10%，未婚最多人口的平均年龄组为18〜19岁，占62. 75% ,50岁以上未婚人口为4063人，占未婚人口的0.5%。有配偶人口中不是法定年龄已经结婚的有51924人，占有配偶人口 1897161人的2.74%。丧偶人口中男性占30.09%,女性占 69.91%,男性人口丧偶率明显低于女性。离婚人口总体上是男性高于女性,22岁以前女性的离婚人口比重高于男性,23岁以后男性离婚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30岁以前的离婚者由于正处青春年华，再婚率很高，中年离婚者再婚的可能性比年轻人要小得多,老年人再婚的困难则更大。
  第二节家庭家庭规模新中国建立前，人们受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在家庭规模观念上，习惯于“四世同堂”、“五代同堂” 和“儿孙满堂”，把家庭人口多少视为兴旺发达的标志。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政治动乱，社会不稳定，小家庭往往受到大家庭的歧视和压迫,迫使人们不断扩大家庭规模，壮大自己在当地的家庭势力；还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只有通过多生孩子的办法来增加家庭劳动力。因此，大中型的家庭较多。以泰和县为例，清嘉庆十五年(1810),文溪匡建绩妻陈氏“七世同堂”；前溪罗怀奇妻喻氏 “五世同堂”。道光六年(1826),匡山罗文健妻萧氏、清永州刘绩佐妻匡氏、水东州郭奎妻罗氏，后东玉田张栓妻曾氏皆“五世同堂”。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家庭逐渐向小型化、核心化、 两代化演变。1949 ~ 1953年是户数增长较快的时期。1950年全区总户数为488913户，1953年总户数增到579632户,4年间总户数增长1& 55% ,其原因是农民分得土地,青年纷纷成家。1954 ~ 1967年户数增长不快,14年间只增长2. 92%, 1968 ~ 1980年户数由612936户增加到708085户，增长15.52%₀ 1981 ~ 1990年是改革开放的10年,经济迅速发展，家庭户数增加,户数由728078户增加到940874户， 增加212796户，增长29.10%。当今小家庭结构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家庭生活形式。儿子长大成家后，多数与父母分居。特别是城市，“三口之家”非常普遍。
  夫妻关系新中国建立前妇女依靠丈夫生活,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支配下，丈夫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处理对外事务和家庭重大问题上有决策权，妻子只管家务和抚养子女，处于从属地位。加以包办婚姻，夫妻之间感情淡薄，貌合神离者颇多。但也有少数妻子文化程度较高,处事能力较强，持家能干，成为贤妻良母。新中国建立后，妇女获得解放，地位提高，男女平等。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上自主，加上自由恋爱,夫妻感情较好,能互敬互爱,在事业上和家庭生活中夫妻间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不少妻子成为女强人,有的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丈夫积极支持妻子的工作，主动承担家庭事务。但也有少数夫妇草率结合，婚后因性格不合，志趣各舁或道德品质上的问题，经常闹矛盾，发生冲突，甚至离婚。
  父（母）子（女）关系新中国建立前，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夫权社会里，儿子是父亲的家系、财产和事业的继承人。父亲对子女是统领和主从的关系。所谓“父命不可违抗”’少数人把子女当成商品，为巩固发展自己的家业， 将子女作为换物。有的人在极端穷困的情况下，为了活命，卖儿卖女。新中国建立后，家庭成员地位平等，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成为抚养与被抚养、赡养与被赡养的关系。80年代后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 城镇相当一部分人已不依赖子女赡养，子女的主要职责是对老人的护理、照顾。但城镇一部分和农村大部分无收入、无劳动能力的老人仍要靠子女赡养。
  婆媳关系新中国建立前，因受封建礼教束缚，辈分森严。一般媳妇按礼教能尊敬公婆，不少公婆对媳妇也能以礼相待，和睦相处。但也有少数婆婆打骂、虐待媳妇，婆媳关系紧张的。新中国建立后，多数家庭与公婆分居,对大家庭的依赖性大大削弱，故婆媳关系一般比较好,尤其是开展“五好家庭”活动后，婆媳关系都比较融洽。但在个别家庭，为分担赡养或争家庭财产等问题，亦时有闹矛盾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