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今吉安地区的行政区划框架在元朝时基本确定。元朝境内人口迅速增长，从北宋崇宁元年（1102） 至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189年间，吉安的由335710户，1957256人，发展到444083户，人口数达2226413人。这一时期吉安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在吉安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这种畸形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元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征取的赋税、差役既苛重又频繁，迫使百姓流徙到谋生条件比较好的江南。流徙的北人不仅是百姓,官吏也多滞留南方。元代江西人民武装抗元斗争接连不断，在元末全国农民大起义的10多年中，江西是主要战场，特别是陈友谅和朱元璋争雄,在鄱阳湖地区进行殊死决战。鄱阳湖大战后，南昌被控制在朱元璋手中，然而吉安、赣州仍处于分裂状态，吉安由陈友谅故将饶鼎臣据守。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发起了平定江西的战役,吉安是其重点地区， 此役后吉安人口迅速减少。明洪武以后,官府赋役繁重，官绅疯狂兼并土地，农民大量破产而迁徙云南、 贵州等省，人口进一步减少。明朝中期人口数下降明显，洪武年间(1368〜1398)吉安人口数为2061723 人,到明万历六年(1578)吉安人口数下降到450694人，是洪武间人口数的21.9%。在本地大批破产农户迁徙外省的同时，却有相当数量的外省农民，尤其是福建、广东农民进入吉安丘陵山区谋生，或挤入手工业市镇,带动了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发达。另一方面是军队驻防。明洪武初，参军邵照，南京应天府人，因追击红巾军将领李明之部黄义不遂,奉命镇守安福老湖村的山洞，后在安福严田繁衍子孙。再是屯田漕运。明清两代,有不少屯田漕运军户，携带家属,在吉安府服役定居。据明万历军册载，这些军丁原籍铁岭、贵州、广陵、宁夏等处。他们父死子继，世代服役，不得迁徙，成为世居吉安境内的特殊居民。 直至清咸丰年间,清政府将漕粮改折现银解京,漕运结束，运丁也改为民籍，分散居住在吉安府各地。
  明末，闽、粤、湘等省有更多的客家人为避战乱和自然灾害,辗转迁徙来吉安山区，垦种谋生,搭棚而居，俗称“棚民”。据1987年《宁冈县地名志》记载,客家人在宁冈建村的400余个，占该县居民总数的 40% ~60%。明末与清康熙前期的战乱，朝廷又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加上三藩之乱,屯兵激烈反清，受到官府摧残，人口锐减。康熙五十年(1711)吉安人口仅有396523人。康熙五十年后，清王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赋税制度改变，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百姓也减少了逃亡，刺激了人口数增长。到雍正、乾隆时期,有更多的福建、广东客籍人涌入吉安。遂川县是福建、广东客籍人迁入最多的一个县。顺治时，遂川县已有闽广流寓之人;乾隆时，遂川县出现“丁口半山流寓”的景象,该县的人口有一半是外籍人。永丰县由外省迁入的人口也很典型，外省人在永丰县建村达1555个。从康熙五十年(1711)到同治八年(1869)年的159年间，吉安的人口数由396523人增加到3959541人,增长近10 倍。清末,吉安人口继续增长。同治八年(1869)吉安人口为395954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