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吉安地区处于亚热带地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人类生存与活动的良好地带。1979年和1985 年，江西省考古队陆续发掘的永丰县尹家坪和吉安市河东案山等村落遗址表明，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先秦时期,境内有土著居民百越之族。秦汉时，因吉安襟带岭粤，唇齿荆楚，据赣江之中游,为南北之要会，朝廷曾先后派重兵驻屯，自此形成土著居民与外地迁入居民共处的局面。据史料记载,从西汉开始有客籍人移居吉安。《重修汉安成侯坊记》说:“汉安成侯刘苍，洋溪上市所有自出之祖也。”《郡马刘氏族谱》载,西汉元平元年（前74）,安成侯之孙刘寿光隐居今安福寮塘乡谷口村，在此立籍。唐以前移居境内的居民是少数，而大量的移居则是唐末以后。
  秦汉至南朝秦朝统一全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庐陵县。庐陵县人口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西汉第一章人口演变元始二年（公元2年）庐陵县人口为19553人，这也是境内历史上最早的人口记录。两汉是境内人口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公元2年到140年,庐陵县人口由19553人上升到79471人,增加了 59918人，增加 T 306. 4% ₒ西晋至南朝宋，庐陵郡比两汉庐陵县区划增加南野、巴丘两县，而人口数由东汉的79471人下降到南朝宋的31271人，区域增大，人口数反而下降了 48200人，户数也由19356户下降到4455户，下降了 14901户。这时期是境内历史人口的第一次低谷期。两汉至南朝时期，境内人口的增减变化是由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所决定的。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时期，国家安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因此人口有所增加;三国以后，长期战祸，持久分裂，赋繁役重，许多人惨遭杀戮或死于疾病饥寒，因此人口急剧减少。
  隋唐至宋末隋唐时期是境内人口发展较快的时期。从隋大业五年（609）到北宋崇宁元年（1102）的近500年间， 户数由23714增到335710,增加T 311996户，人口数由唐贞观十三年（639）的53285人增加到957256 人,增加近17倍。隋唐时期，境内人口的演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隋唐的大统一建立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基础上，因此，人口的发展也就快;二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一蹶不振,朝政日趋腐败，强化对人民的剥削和搜刮，人民饥寒交迫，终于爆发了黄巢农民起义，加上藩镇之间的相互攻战,人民不堪重负，只有大批逃亡。江西作为南方相对稳定的区域,吉安又是江西的腹地，地处赣江中段，水运便利，又有中原至岭南的驿道贯通境内，官商来往及就地定居者较多。从 “安史之乱”到宋末，迁入境内定居建村的，泰和县有477个;永丰县有278个;永新县有龙、颜、贺、张、 左、肖、尹、汤潢、陈、周、戴、罗、文、姚、段、李、郭、胡、许、林等21个大姓建村76个，其后代分布全县各地，成为永新县的主要姓氏。这些迁入的居民，其祖籍大都在中原一带。他们迁徙的路线均较曲折，在迁入吉安以前，有的在赣北停留过，有的经江苏、浙江再转迁赣北，最后定居吉安。
  迁徙的主要原因：一是避乱。龙庚,原柜鹿（今河北南部）人，唐乾符年间（874 - 879）任吉水丞，后避乱安家于今永新县东里乡莲塘村，后裔分迁全县各地，民间有“无莲塘不成龙”的说法。尹濯,河南汴州（今开封市）人，唐末任平南将军，封鄱阳候,“朱温代唐,遂避地永新”，其拓基所建村为平南坊（今永新县在中乡），后裔分迁全县多地。严可求，是冯诩（今陕西大荔人）的后人，唐末时其父为江淮转运判官，遭战乱不能归陕西，留居广陵（今江苏扬州）。严可求在杨行密的吴政权下官至尚书仆射同平章事, 其子严续在南唐李氏政权中也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遂迁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南唐后期战乱又起，严续子严美“举家南窜至泰和，家焉，遂为泰和严氏”。二是避祸。唐僖宗时，山南节度使刘巨容因放纵黄巢农民起义队伍被追究，便携夫人子女逃匿安福县瓜畲乡上湖村避难，隐姓埋名千余载，直到清光绪年间族人修谱，才昭于世。李景通，在宋灭南唐之际,避难于安福县城东门，繁衍子孙。三是为官。奉命做官者,卸任后流连于本地山水佳景、人情淳美，遂留居而繁衍子孙。贺凭，会稽人，唐会昌年间 （841〜846）任永新令，“秩满择居良坊”，后成为永新县大姓。张德广，青州人，唐天复年间（901 -904） 授节度推官，“以功封开国男,监永新，官满因家之”。文时，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为吴帐前指挥使，镇守江西。他巡视永新，“爱山水佳秀”，遂定居永新县五都钱市坑东，是永新县文氏始祖，后代子孙众多, 发展成永新县的著姓。颜诩、段诩，是南唐时期的两个永新县令，任满之后都定居不去。颜诩为颜真卿之后裔，其晚年，“一门百口，家法肃然”。吴哲,北宋淳化年间（990 ~ 994）为永新簿，“因家永新，族火繁衍”。泰和、安福的周氏，祖先为金陵人，始迁之祖为南唐御史周矩，“由金陵迁西昌（今泰和县）之爵誉里”。到了周矩的七世孙周倩，再迁至安福县后林，后代遂散居泰和、安福等县。四是赴义。宋末，文天祥于吉州勤王、抵抗元军时,浙江义乌管氏赴义救国，因战事变化,遂祠家立籍。
  元至清末今吉安地区的行政区划框架在元朝时基本确定。元朝境内人口迅速增长，从北宋崇宁元年（1102） 至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189年间，吉安的由335710户，1957256人，发展到444083户，人口数达2226413人。这一时期吉安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在吉安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这种畸形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元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征取的赋税、差役既苛重又频繁，迫使百姓流徙到谋生条件比较好的江南。流徙的北人不仅是百姓,官吏也多滞留南方。元代江西人民武装抗元斗争接连不断，在元末全国农民大起义的10多年中，江西是主要战场，特别是陈友谅和朱元璋争雄,在鄱阳湖地区进行殊死决战。鄱阳湖大战后，南昌被控制在朱元璋手中，然而吉安、赣州仍处于分裂状态，吉安由陈友谅故将饶鼎臣据守。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发起了平定江西的战役,吉安是其重点地区， 此役后吉安人口迅速减少。明洪武以后,官府赋役繁重，官绅疯狂兼并土地，农民大量破产而迁徙云南、 贵州等省，人口进一步减少。明朝中期人口数下降明显，洪武年间(1368〜1398)吉安人口数为2061723 人,到明万历六年(1578)吉安人口数下降到450694人，是洪武间人口数的21.9%。在本地大批破产农户迁徙外省的同时，却有相当数量的外省农民，尤其是福建、广东农民进入吉安丘陵山区谋生，或挤入手工业市镇,带动了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发达。另一方面是军队驻防。明洪武初，参军邵照，南京应天府人，因追击红巾军将领李明之部黄义不遂,奉命镇守安福老湖村的山洞，后在安福严田繁衍子孙。再是屯田漕运。明清两代,有不少屯田漕运军户，携带家属,在吉安府服役定居。据明万历军册载，这些军丁原籍铁岭、贵州、广陵、宁夏等处。他们父死子继，世代服役，不得迁徙，成为世居吉安境内的特殊居民。 直至清咸丰年间,清政府将漕粮改折现银解京,漕运结束，运丁也改为民籍，分散居住在吉安府各地。
  明末，闽、粤、湘等省有更多的客家人为避战乱和自然灾害,辗转迁徙来吉安山区，垦种谋生,搭棚而居，俗称“棚民”。据1987年《宁冈县地名志》记载,客家人在宁冈建村的400余个，占该县居民总数的 40% ~60%。明末与清康熙前期的战乱，朝廷又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加上三藩之乱,屯兵激烈反清，受到官府摧残，人口锐减。康熙五十年(1711)吉安人口仅有396523人。康熙五十年后，清王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赋税制度改变，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百姓也减少了逃亡，刺激了人口数增长。到雍正、乾隆时期,有更多的福建、广东客籍人涌入吉安。遂川县是福建、广东客籍人迁入最多的一个县。顺治时，遂川县已有闽广流寓之人;乾隆时，遂川县出现“丁口半山流寓”的景象,该县的人口有一半是外籍人。永丰县由外省迁入的人口也很典型，外省人在永丰县建村达1555个。从康熙五十年(1711)到同治八年(1869)年的159年间，吉安的人口数由396523人增加到3959541人,增长近10 倍。清末,吉安人口继续增长。同治八年(1869)吉安人口为3959541人。
  民国时期民国初，吉安人口开始下降。1916年吉安人口为3737007人，比清同治八年减少了 222534人。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吉安地区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中心区。1927年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遭到了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蒋介石调用了数十万兵力，连续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军事围攻，提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屠杀和劳役，使吉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损失，人口急剧下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1913年人口 131270人，至1949 年吉安解放前夕仅有29043人,37年中人口减少102227人，减少77.88%。从1916年到1935年的20 年间,吉安人口由3737007人下降到1902899人,减少了 1834108人，减少49. 08%。其中人口下降明显的县有:吉安县1916年人口为1146642人,1935年为311082人,减少了 834560人;峡江县1916年人口为119788人,1935年为48174人,减少了 71614人;新干县1916年人口为247161人,1935年为12285 人，减少了 234876人;永丰县1916年人口为515311人,1935年为226078人，减少了 289233人;永新县 1916年人口为288415人,1935年为184788人,减少了 103627人;宁冈县1916年人口为142457人,1935 年为34406人,减少了 108051人。土地革命时期，广大青年农民踊跃参加红军，全区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近50000人。灾荒频繁，疫病流行,是区内人口急剧减少的又一原因。从1912 - 1949年,境内大灾之年有11年，致使县内经济凋敝，人民饥寒交迫，人口死多于生。民国《峡江县志》稿载:“民国九年秋，大疫流行，全县死亡数千人\ 1929年，仅梅元村因天花而死的儿童就70余人。还有血吸虫病流行,影响人口的增长。据血防资料记载,清末到1949年，泰和县马市、栖龙两个疫区，毁于血吸虫病的大小村庄136个,1908户,8457人。抗日战争期间，广东、福建、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一些沦陷区和灾区难民逃来吉安的甚多，仅泰和县民国期间外籍人迁居泰和县建村的就有123个,1200多户。加上省会南昌沦陷，省政府迁至泰和县，政府机关和一些学校随之迁来吉安，南昌、赣东北沦陷区的同胞，也迁来吉安避乱。这一时期境内人口有所增加，仅吉安城人口激增25万多，其中用木板茅棚组建的河东“难民街”聚集2万多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机关和学校搬回原地，绝大部分外来人员也返回原籍，只有极少数在境内落户。
  表3-1-1 历代境内人口一览表单位:人王朝纪年公元纪年户数口数资料来源及说明西汉元始二年 2 3747 19553 《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之各县平均数东汉永和五年 140 19356 79471 《后汉书郡国》豫章郡之各县平均数西晋太康二年' 281 12200 --- 《晋书•地理志》 南朝宋大明末年 464 4455 31271 《宋书•州郡志》 隋大业五年 609 23714 --- 《隋书•地理志》 唐贞观十三年 639 15040 53285 《旧唐书•地理志》 唐天宝元年 742 37752 337032 《新唐书•卷41》 北宋崇宁元年 1102 335710 957256 《宋史•地理志》 元至元二十六年 1289 444083 2226415 《元史•地理志》 明洪武年间 1368 ~ 1398 --- 2061723 《吉安府志》 明万历六年 1578 103154 450694 民国《江西通志》全省13府之平均数清顺治元年 1644 279807 512720 《吉安府志》 清康熙五十年 1711 ― 396523 《吉安府志》 清乾隆四十七年 1782 672360 3133664 民国《江西通志》 清嘉庆七年 1802 706050 3350407 民国《江西通志》 清道光元年 1821 734568 3528471 民国《江西通志》 清同治八年 1869 836591 3959541 民国《江西通志》 1916 894464 3737007 民国《江西通志》 1931 --- 2383932 民国《江西通志》 1935 337583 1902899 民国《江西通志》 新中国建立后 1949年吉安解放时，全区人口为1762746人。到2000年，全区人口达4475907人,增加了 2713161 人,51年增长153.92%,是吉安地区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策等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有高峰也有低谷。1954 ~ 1959年是吉安地区人口增长的第一次高峰时期，1954年全区人口为1968259人，到1959年达2153559人,6年增加185300人，增长9.41%。1963〜1978年是吉安地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时期，1963年全区人口为2313344人，到1978年达3540120人，16年增加 1226力6人，增长53.03%。人口高增长,对吉安地区人口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82 ~ 1990年是吉安地区人口总量增长的第三个高峰时期，1982年全区人口为3723942人，到1990年达4141677人,8年增长11.22%。虽然80年代的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年平均增长率为1.48%。,比六七十年代的2.69%。下降 T1.21个千分点,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总量增长仍然很高，每年净增人口达到60683人。这三次生育高峰是影响吉安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影响吉安地区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机械变动，主要表现为干部调动、下放、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移民。如新中国建立初期大批随军南下干部及历年分配来吉安参加工作的外省大中专毕业生;1955年至1958年间大批转业军官和上海知识青年开发建设井冈山；1969年湖南韶山灌区移民共1061户5488人移迁峡江县;1970年至1977年大批浙江新安江库区移民移迁吉安地区多县；1968年至1976年上海、南昌等城市知识青年下放 （见表 3-1-2） o表3-1-2 历年户数和人口数单位:人年份年末总年末总人口密度年份年末总年末总人口密度户数（户） 人口（人） （人/平方公里） 户数（户） 人口（人） （人/平方公里）1949 1762746 70 1975 629958 3281382 130 1950 459673 1816900 72 1976 642753 3376831 134 1951 526273 1876471 74 1977 643244 3453674 137 1952 529686 1877665 74 1978 63678 3540120 140 1953 550508 1936844 77 1979 660600 3604955 143 1954 548492 1968259 78 1980 670813 3649906 144 1955 546366 1996540 79 1981 689192 3667654 145 1956 541662 2004186 79 1982 693006 3723942 147 1957 542100 2037736 81 1983 693006 3761854 149 1958 531397 2075298 82 1984 712686 3801650 150 1959 535854 2153559 85 1985 734758 3852845 152 1960 539902 2165446 86 1986 768084 3909335 155 1961 537635 2221510 88 1987 791147 3960919 157 1962 552271 2248377 89 1988 824134 4021043 159 1963 552174 2313344 92 1989 856595 4088256 162 1964 550257 2351386 93 1990 893956 4141677 164 1965 553898 2429739 96 1991 908600 4173677 165 1966 559500 2513688 99 1992 932509 4198904 166 1967 562866 2593226 103 1993 958781 4233254 168 1968 580563 2668392 106 1994 985471 4277698 169 1969 612667 2777441 110 1995 1006412 4337947 172 1970 603954 2864663 113 1996 1029217 4362727 173 1971 609781 2943143 116 1997 1062893 4411699 175 1972 614264 3014890 119 1998 1092393 4452144 176 1973 619362 3107919 123 1999 1118757 4497525 178 1974 625533 3197569 127 2000 1163292 4475907 177 资料来源:《吉安统计年鉴＞（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