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图书馆

自东汉建安四年（199）孙策定庐陵,孙辅莅境施治，庐陵郡正式确立后，尽管其名称有郡、州、路、府、 道的变化，但其行政区划的规模及范围在元朝基本奠定。从公元199年至2000年的1800多年间，吉安地区人口发展的历史，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人口规模是由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所决定的。环境好，经济发展快，社会安定，人口就增加快;反之，则人口增加缓慢，甚至减少。东汉末，境内人口为79471人。三国以后，长期战祸，持久分裂，役繁赋重，许多人惨遭杀戮或死于疾病饥寒，人口由东汉末的79471人下降到31271人。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统一时期，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发展就快。唐贞观十三年（639）,吉州人口为53785人，到北宋崇宁元年（1102）,吉州人口就增到 1957256人，增加36.39倍。经过南宋和元代的民族斗争，到明万历六年（1578）,吉安人口由北宋的 1957256人下降到450694人，下降76. 9% ₒ民国时期，吉安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中心区。这一时期，吉安人民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人民生命财产也遭到巨大损失。1916年吉安的人口数为3737007人,1935年减到1902899人;20年间,减少了 1834108人。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压迫，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人口逐年下降（见表3-1-1）。
  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口迅速增长。1949年吉安地区人口只有1762746人，到2000年人口总数达4475907人;50年间,共增加2713161人,平均每年净增 54260余人。在这期间，吉安地区人口出现过三次生育高峰:第一次为1954年至1959年，第二次为1963 年至1978年，第三次为1982年至1990年。第一次和第三次生育高峰，由于持续时间短，强度不大，对总人口的增长影响不是很大，第二次生育高峰持续时间长达16年之久，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人口增长势头对吉安地区的人口发展有重要影响。80年代初开始，政府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制定了实行计划生育的若干规定,认真贯彻“晚、稀、少、优”的生育政策。 经过20年的努力，全区总人口数年增长率由60年代的2. 86%。下降到1.41%。,下降了 1.45个千分点。
  第一节人口源流吉安地区处于亚热带地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人类生存与活动的良好地带。1979年和1985 年，江西省考古队陆续发掘的永丰县尹家坪和吉安市河东案山等村落遗址表明，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先秦时期,境内有土著居民百越之族。秦汉时，因吉安襟带岭粤，唇齿荆楚，据赣江之中游,为南北之要会，朝廷曾先后派重兵驻屯，自此形成土著居民与外地迁入居民共处的局面。据史料记载,从西汉开始有客籍人移居吉安。《重修汉安成侯坊记》说:“汉安成侯刘苍，洋溪上市所有自出之祖也。”《郡马刘氏族谱》载,西汉元平元年（前74）,安成侯之孙刘寿光隐居今安福寮塘乡谷口村，在此立籍。唐以前移居境内的居民是少数，而大量的移居则是唐末以后。
  秦汉至南朝秦朝统一全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庐陵县。庐陵县人口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西汉第一章人口演变元始二年（公元2年）庐陵县人口为19553人，这也是境内历史上最早的人口记录。两汉是境内人口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公元2年到140年,庐陵县人口由19553人上升到79471人,增加了 59918人，增加 T 306. 4% ₒ西晋至南朝宋，庐陵郡比两汉庐陵县区划增加南野、巴丘两县，而人口数由东汉的79471人下降到南朝宋的31271人，区域增大，人口数反而下降了 48200人，户数也由19356户下降到4455户，下降了 14901户。这时期是境内历史人口的第一次低谷期。两汉至南朝时期，境内人口的增减变化是由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所决定的。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时期，国家安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因此人口有所增加;三国以后，长期战祸，持久分裂，赋繁役重，许多人惨遭杀戮或死于疾病饥寒，因此人口急剧减少。
  隋唐至宋末隋唐时期是境内人口发展较快的时期。从隋大业五年（609）到北宋崇宁元年（1102）的近500年间， 户数由23714增到335710,增加T 311996户，人口数由唐贞观十三年（639）的53285人增加到957256 人,增加近17倍。隋唐时期，境内人口的演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隋唐的大统一建立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基础上，因此，人口的发展也就快;二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一蹶不振,朝政日趋腐败，强化对人民的剥削和搜刮，人民饥寒交迫，终于爆发了黄巢农民起义，加上藩镇之间的相互攻战,人民不堪重负，只有大批逃亡。江西作为南方相对稳定的区域,吉安又是江西的腹地，地处赣江中段，水运便利，又有中原至岭南的驿道贯通境内，官商来往及就地定居者较多。从 “安史之乱”到宋末，迁入境内定居建村的，泰和县有477个;永丰县有278个;永新县有龙、颜、贺、张、 左、肖、尹、汤潢、陈、周、戴、罗、文、姚、段、李、郭、胡、许、林等21个大姓建村76个，其后代分布全县各地，成为永新县的主要姓氏。这些迁入的居民，其祖籍大都在中原一带。他们迁徙的路线均较曲折，在迁入吉安以前，有的在赣北停留过，有的经江苏、浙江再转迁赣北，最后定居吉安。
  迁徙的主要原因：一是避乱。龙庚,原柜鹿（今河北南部）人，唐乾符年间（874 - 879）任吉水丞，后避乱安家于今永新县东里乡莲塘村，后裔分迁全县各地，民间有“无莲塘不成龙”的说法。尹濯,河南汴州（今开封市）人，唐末任平南将军，封鄱阳候,“朱温代唐,遂避地永新”，其拓基所建村为平南坊（今永新县在中乡），后裔分迁全县多地。严可求，是冯诩（今陕西大荔人）的后人，唐末时其父为江淮转运判官，遭战乱不能归陕西，留居广陵（今江苏扬州）。严可求在杨行密的吴政权下官至尚书仆射同平章事, 其子严续在南唐李氏政权中也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遂迁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南唐后期战乱又起，严续子严美“举家南窜至泰和，家焉，遂为泰和严氏”。二是避祸。唐僖宗时，山南节度使刘巨容因放纵黄巢农民起义队伍被追究，便携夫人子女逃匿安福县瓜畲乡上湖村避难，隐姓埋名千余载，直到清光绪年间族人修谱，才昭于世。李景通，在宋灭南唐之际,避难于安福县城东门，繁衍子孙。三是为官。奉命做官者,卸任后流连于本地山水佳景、人情淳美，遂留居而繁衍子孙。贺凭，会稽人，唐会昌年间 （841〜846）任永新令，“秩满择居良坊”，后成为永新县大姓。张德广，青州人，唐天复年间（901 -904） 授节度推官，“以功封开国男,监永新，官满因家之”。文时，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为吴帐前指挥使，镇守江西。他巡视永新，“爱山水佳秀”，遂定居永新县五都钱市坑东，是永新县文氏始祖，后代子孙众多, 发展成永新县的著姓。颜诩、段诩，是南唐时期的两个永新县令，任满之后都定居不去。颜诩为颜真卿之后裔，其晚年，“一门百口，家法肃然”。吴哲,北宋淳化年间（990 ~ 994）为永新簿，“因家永新，族火繁衍”。泰和、安福的周氏，祖先为金陵人，始迁之祖为南唐御史周矩，“由金陵迁西昌（今泰和县）之爵誉里”。到了周矩的七世孙周倩，再迁至安福县后林，后代遂散居泰和、安福等县。四是赴义。宋末，文天祥于吉州勤王、抵抗元军时,浙江义乌管氏赴义救国，因战事变化,遂祠家立籍。
  元至清末今吉安地区的行政区划框架在元朝时基本确定。元朝境内人口迅速增长，从北宋崇宁元年（1102） 至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189年间，吉安的由335710户，1957256人，发展到444083户，人口数达2226413人。这一时期吉安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在吉安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这种畸形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元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征取的赋税、差役既苛重又频繁，迫使百姓流徙到谋生条件比较好的江南。流徙的北人不仅是百姓,官吏也多滞留南方。元代江西人民武装抗元斗争接连不断，在元末全国农民大起义的10多年中，江西是主要战场，特别是陈友谅和朱元璋争雄,在鄱阳湖地区进行殊死决战。鄱阳湖大战后，南昌被控制在朱元璋手中，然而吉安、赣州仍处于分裂状态，吉安由陈友谅故将饶鼎臣据守。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发起了平定江西的战役,吉安是其重点地区， 此役后吉安人口迅速减少。明洪武以后,官府赋役繁重，官绅疯狂兼并土地，农民大量破产而迁徙云南、 贵州等省，人口进一步减少。明朝中期人口数下降明显，洪武年间(1368〜1398)吉安人口数为2061723 人,到明万历六年(1578)吉安人口数下降到450694人，是洪武间人口数的21.9%。在本地大批破产农户迁徙外省的同时，却有相当数量的外省农民，尤其是福建、广东农民进入吉安丘陵山区谋生，或挤入手工业市镇,带动了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发达。另一方面是军队驻防。明洪武初，参军邵照，南京应天府人，因追击红巾军将领李明之部黄义不遂,奉命镇守安福老湖村的山洞，后在安福严田繁衍子孙。再是屯田漕运。明清两代,有不少屯田漕运军户，携带家属,在吉安府服役定居。据明万历军册载，这些军丁原籍铁岭、贵州、广陵、宁夏等处。他们父死子继，世代服役，不得迁徙，成为世居吉安境内的特殊居民。 直至清咸丰年间,清政府将漕粮改折现银解京,漕运结束，运丁也改为民籍，分散居住在吉安府各地。
  明末，闽、粤、湘等省有更多的客家人为避战乱和自然灾害,辗转迁徙来吉安山区，垦种谋生,搭棚而居，俗称“棚民”。据1987年《宁冈县地名志》记载,客家人在宁冈建村的400余个，占该县居民总数的 40% ~60%。明末与清康熙前期的战乱，朝廷又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加上三藩之乱,屯兵激烈反清，受到官府摧残，人口锐减。康熙五十年(1711)吉安人口仅有396523人。康熙五十年后，清王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赋税制度改变，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百姓也减少了逃亡，刺激了人口数增长。到雍正、乾隆时期,有更多的福建、广东客籍人涌入吉安。遂川县是福建、广东客籍人迁入最多的一个县。顺治时，遂川县已有闽广流寓之人;乾隆时，遂川县出现“丁口半山流寓”的景象,该县的人口有一半是外籍人。永丰县由外省迁入的人口也很典型，外省人在永丰县建村达1555个。从康熙五十年(1711)到同治八年(1869)年的159年间，吉安的人口数由396523人增加到3959541人,增长近10 倍。清末,吉安人口继续增长。同治八年(1869)吉安人口为3959541人。
  民国时期民国初，吉安人口开始下降。1916年吉安人口为3737007人，比清同治八年减少了 222534人。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吉安地区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中心区。1927年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遭到了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蒋介石调用了数十万兵力，连续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军事围攻，提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屠杀和劳役，使吉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损失，人口急剧下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1913年人口 131270人，至1949 年吉安解放前夕仅有29043人,37年中人口减少102227人，减少77.88%。从1916年到1935年的20 年间,吉安人口由3737007人下降到1902899人,减少了 1834108人，减少49. 08%。其中人口下降明显的县有:吉安县1916年人口为1146642人,1935年为311082人,减少了 834560人;峡江县1916年人口为119788人,1935年为48174人,减少了 71614人;新干县1916年人口为247161人,1935年为12285 人，减少了 234876人;永丰县1916年人口为515311人,1935年为226078人，减少了 289233人;永新县 1916年人口为288415人,1935年为184788人,减少了 103627人;宁冈县1916年人口为142457人,1935 年为34406人,减少了 108051人。土地革命时期，广大青年农民踊跃参加红军，全区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近50000人。灾荒频繁，疫病流行,是区内人口急剧减少的又一原因。从1912 - 1949年,境内大灾之年有11年，致使县内经济凋敝，人民饥寒交迫，人口死多于生。民国《峡江县志》稿载:“民国九年秋，大疫流行，全县死亡数千人\ 1929年，仅梅元村因天花而死的儿童就70余人。还有血吸虫病流行,影响人口的增长。据血防资料记载,清末到1949年，泰和县马市、栖龙两个疫区，毁于血吸虫病的大小村庄136个,1908户,8457人。抗日战争期间，广东、福建、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一些沦陷区和灾区难民逃来吉安的甚多，仅泰和县民国期间外籍人迁居泰和县建村的就有123个,1200多户。加上省会南昌沦陷，省政府迁至泰和县，政府机关和一些学校随之迁来吉安，南昌、赣东北沦陷区的同胞，也迁来吉安避乱。这一时期境内人口有所增加，仅吉安城人口激增25万多，其中用木板茅棚组建的河东“难民街”聚集2万多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机关和学校搬回原地，绝大部分外来人员也返回原籍，只有极少数在境内落户。
  表3-1-1 历代境内人口一览表单位:人王朝纪年公元纪年户数口数资料来源及说明西汉元始二年 2 3747 19553 《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之各县平均数东汉永和五年 140 19356 79471 《后汉书郡国》豫章郡之各县平均数西晋太康二年' 281 12200 --- 《晋书•地理志》 南朝宋大明末年 464 4455 31271 《宋书•州郡志》 隋大业五年 609 23714 --- 《隋书•地理志》 唐贞观十三年 639 15040 53285 《旧唐书•地理志》 唐天宝元年 742 37752 337032 《新唐书•卷41》 北宋崇宁元年 1102 335710 957256 《宋史•地理志》 元至元二十六年 1289 444083 2226415 《元史•地理志》 明洪武年间 1368 ~ 1398 --- 2061723 《吉安府志》 明万历六年 1578 103154 450694 民国《江西通志》全省13府之平均数清顺治元年 1644 279807 512720 《吉安府志》 清康熙五十年 1711 ― 396523 《吉安府志》 清乾隆四十七年 1782 672360 3133664 民国《江西通志》 清嘉庆七年 1802 706050 3350407 民国《江西通志》 清道光元年 1821 734568 3528471 民国《江西通志》 清同治八年 1869 836591 3959541 民国《江西通志》 1916 894464 3737007 民国《江西通志》 1931 --- 2383932 民国《江西通志》 1935 337583 1902899 民国《江西通志》 新中国建立后 1949年吉安解放时，全区人口为1762746人。到2000年，全区人口达4475907人,增加了 2713161 人,51年增长153.92%,是吉安地区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策等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有高峰也有低谷。1954 ~ 1959年是吉安地区人口增长的第一次高峰时期，1954年全区人口为1968259人，到1959年达2153559人,6年增加185300人，增长9.41%。1963〜1978年是吉安地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时期，1963年全区人口为2313344人，到1978年达3540120人，16年增加 1226力6人，增长53.03%。人口高增长,对吉安地区人口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82 ~ 1990年是吉安地区人口总量增长的第三个高峰时期，1982年全区人口为3723942人，到1990年达4141677人,8年增长11.22%。虽然80年代的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年平均增长率为1.48%。,比六七十年代的2.69%。下降 T1.21个千分点,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总量增长仍然很高，每年净增人口达到60683人。这三次生育高峰是影响吉安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影响吉安地区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机械变动，主要表现为干部调动、下放、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移民。如新中国建立初期大批随军南下干部及历年分配来吉安参加工作的外省大中专毕业生;1955年至1958年间大批转业军官和上海知识青年开发建设井冈山；1969年湖南韶山灌区移民共1061户5488人移迁峡江县;1970年至1977年大批浙江新安江库区移民移迁吉安地区多县；1968年至1976年上海、南昌等城市知识青年下放 （见表 3-1-2） o表3-1-2 历年户数和人口数单位:人年份年末总年末总人口密度年份年末总年末总人口密度户数（户） 人口（人） （人/平方公里） 户数（户） 人口（人） （人/平方公里）1949 1762746 70 1975 629958 3281382 130 1950 459673 1816900 72 1976 642753 3376831 134 1951 526273 1876471 74 1977 643244 3453674 137 1952 529686 1877665 74 1978 63678 3540120 140 1953 550508 1936844 77 1979 660600 3604955 143 1954 548492 1968259 78 1980 670813 3649906 144 1955 546366 1996540 79 1981 689192 3667654 145 1956 541662 2004186 79 1982 693006 3723942 147 1957 542100 2037736 81 1983 693006 3761854 149 1958 531397 2075298 82 1984 712686 3801650 150 1959 535854 2153559 85 1985 734758 3852845 152 1960 539902 2165446 86 1986 768084 3909335 155 1961 537635 2221510 88 1987 791147 3960919 157 1962 552271 2248377 89 1988 824134 4021043 159 1963 552174 2313344 92 1989 856595 4088256 162 1964 550257 2351386 93 1990 893956 4141677 164 1965 553898 2429739 96 1991 908600 4173677 165 1966 559500 2513688 99 1992 932509 4198904 166 1967 562866 2593226 103 1993 958781 4233254 168 1968 580563 2668392 106 1994 985471 4277698 169 1969 612667 2777441 110 1995 1006412 4337947 172 1970 603954 2864663 113 1996 1029217 4362727 173 1971 609781 2943143 116 1997 1062893 4411699 175 1972 614264 3014890 119 1998 1092393 4452144 176 1973 619362 3107919 123 1999 1118757 4497525 178 1974 625533 3197569 127 2000 1163292 4475907 177 资料来源:《吉安统计年鉴＞（2001年）第二节人口分布分布特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吉安地区人口总数为4370297人，占江西省人口总数的11.58%。 在县（市）中,人口最多的是吉安县，人口总数为509220人。人口最少的是井冈山市，人口总数为54767 人。人口超过40万人的有遂川县、泰和县、吉水县:人口总数分别为473632人,466502人和437536人。 吉安地区土地总面积25271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72.93人/平方公里，比全省225. 88人/平方公里少 52.95人，为江西省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区内人口密度最高的为吉安市，为567. 92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低的为井冈山市，为82.87 A/平方公里。尽管吉安地区地处赣江流域，但是离赣江较远的山区县和其他县市比较，人口分布的差距明显。地处山区的井冈山市、宁冈县相对人口稀少,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82. 87人和127.23人，其他县市人口密度大都在150人/平方公里以上。因此，吉安地区人口分布具有明显特点:一是人口分布呈现出带状特征，沿赣江的吉安市、吉安县、吉水县、泰和县、遂川县占全区总人口数的49.78%,较密集地形成南北狭长形势。二是县市间的人口分布密度相差悬殊，吉安市人口密度为567. 92人/平方公里,而井冈山只有82. 87人/平方公里,人口分布密度相差近7倍。
  人口密度分布从吉安地区人口分布的历史发展来看,人口密度呈现稳定增长趋势,1950年人口密度为73. 1人/平方公里,1950 - 1990年的41年中,吉安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到92 A/平方公里。由此也可以说明，吉安地区人口密度没有猛升或突降的情况，只是60至70年代,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年份稍微快一点。县市人口密度增长快于全区平均数的有吉安市、井冈山市、峡江县、新干县、永丰县、万安县。增长速度最快的万安县,1990年比1982年增长3倍多。吉安地区人口密度1982年到1990年的增长速度和其他地区相比较,处于最低位置，每平方公里每年平均增长2. 30人，也慢于全省平均每年增长3.18人的 0.88人。吉安地区人口密度的绝对值也处于最低值。境内属于山地丘陵地区，人口密度的总体水平较低和其他地区相比较人口流动量小,人口密度和经济、文化状况也有一定关系。
  人口城乡分布吉安地区是农业为主的地区，乡村人口相对较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乡村人口为304. 51 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8.06% ；市镇人口为95.72万人，占总人口的21.94%。城乡人口分布主要受城乡经济发展快慢的制约。1956年至1957年农业合作化中，城乡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略有扩大，城镇人口比重相应上升。1958年以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及1966 ~ 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城镇人口比重下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改革开放，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城镇人口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城镇人口增长最快为吉安县，由1982年占全县总人口的3.73%± 升到1990年的39.02%，上升了 35.29个百分点，其次为吉水县。但乡村人口在各县市人口中的比重仍然较大，均在90%以上。吉安地区城镇发展起点低，但尚属均衡，小城镇多。
  人口分布变化因素吉安地区人口分布变化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然因素。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赣江沿岸自然环境良好，是吉安地区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因此，赣江沿岸的人口密度要高于远离赣江的山区。第二，政治原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红军长征后苏区遭受残酷迫害，造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周围几个县人口锐减。第三，经济状况。吉安市人口密度比其他县大，主要是这里历来是郡、州、路、府、道的治所，处在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吉安市的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影响着人口密度分布的变化。第四，交通条件。交通方便的地方人口增长速度就快，人口密度就高。
  第三节人口普查新中国建立以后，吉安地区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分别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 年进行了人口普查。
  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53年6月30日24时。普查登记的项目共有六项: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本户住址。普查结果：全区总户数为579632户；总人口为2026918人，男1004147人，女 1022771人，性别比为98. 18；共有农业人口 1888054人，非农业人口 190146人;共有7个少数民族， 406 人。
  第二次人口普查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64年6月30日24时。普查登记的项目有九项: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本人成分、文化程度、职业、本户住址。普查结果:全区总户数为581284户；总人口为2442231 人，男1229028人，女1213203人，性别比为101.3；共有农业人口 2194838人，非农业人口 247393人;文化程度分别为大学4030人，高中26929人，初中81047人，小学680618人，文盲859011人;全区共有15 个少数民族,3132人。
  第三次人口普查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82年6月30日24时。普查登记的项目有13项（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文化程度、行业、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子女总数和存活子女总数J981年生育状况），按户填报的有6项（户别、本户住址编码、本户人数、本户1981年出生人数、本户1981年死亡人数、有常住户口已外出一年以上的人数）。普查结果:全区总户数为738224 户；总人口为3884833人，男1982969人，女1901864人，性别比为104. 26；文化程度分别为大学毕业生 10404人，大学肄业或在校生2191人，高中176434人，初中424164人，小学1599741人,文盲或半文盲 835716人;全区共有少数民族24个,7013人。
  第四次人口普查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90年6月30日24时。普查登记的项目共21项。普查结果:全区总户数为 940283户，其中家庭户928497户，平均每户4. 54人,集体户11786户，平均每户12.98人。全区总人口为4370297人，男2244891人，女2125406人，性别比为105.62。全区农业人口为3810953人，占总人口的87.20%,非农业人口为559344人，占总人口的12.80%。文化程度分别为大学本科6821人，专科 20832人，中专52077人，高中212210人，初中712876人，小学1877761人,文盲或半文盲766762人;全区共有少数民族30个,10707人。
  第五次人口普查普查的标准时间为2000年10月31日24时。普查登记的项目共28项。普查结果:全市共有家庭户109.38万户，家庭户人口 412.8万人，占人口的94.64%,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 77人，比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4.55人下降了 0.78人。全市总人口为436. 23万人（不含离开本市半年以上人口 34.09万人），男性为226. 67万人，占51. 96% ,女性为209. 56人，占48. 04% ,性别比100： 108 （女=100) ₀全市乡村人口为304.51万人，占总人口 78.06%；城镇人口为95.72万人，占总人口 21.94%。文化程度分别为大专以上教育的8.10万人，占1.86% ；高中(含中专)教育38. 37万人，占& 80% ；初中教育153.92万人，占35.28% ；小学教育174. 98万人，占40. 11%；文盲人口 19. 85万人;全区共有少数民族37个,16704人，占总人口 0. 37%。
  第二章民族吉安地区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最早迁入境内生活的少数民族是畲族,随后, 满、回、壮、苗、蒙古、维吾尔等族陆续迁入。据新中国建立后的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境内少数民族1953 年有7个,406人；1964年有15个,3132人;1982年有24个,7013人;1990年有30个,10707人;2000年有37个,16504人(男8807人，女7697人)，占当年全区总人口 4360924人的0. 378%，其中畲族10041 人，占全区少数民族人口的60%。
  第一节汉族汉族是境内主要民族，遍居全区各地。其构成是历代南迁的中原汉人和土著居民在文化及生活习俗上逐渐同化、融合的过程。区内汉族历史悠久。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使尉屠睢率军守南野之界, 这批来自中原的驻防官兵及他们的后裔成为境内的汉族居民。此后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战乱迭起, 迫使中原汉人往南方大规模迁徙。这战乱主要是:西晋的“永嘉(307 - 312)之乱”和随后的南北朝;唐代的“天宝(724 -756)之乱”及接踵而至的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北宋的“靖康(1126 ~ 1127)之乱”和金、元的连续南侵;元末的“至正(1341 - 1368)之乱”。这些战乱期间，相对安定而富庶的庐陵境内成为北人的避难之所，也给偏远的庐陵区域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原较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科学技术不断地传入。这些避难而来的中原汉人是境内汉族的重要先民。
  境内各县县志及史籍均有因战乱北人南迁的记载,如清光绪《泰和县志》载,唐末战乱时“四方大姓避地者辐犊而至，曾自长沙，张自洛阳，陈、严、王、萧、刘、倪等族皆自金陵占籍焉,而生齿齿繁，逐信薙于旧”。又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靖康之乱”后“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宁冈县志》 载,外地来建村的唐代有4个，五代2个，北宋6个，南宋26个，元代8个，明代26个，共108个。《永丰县志》载,南北朝建村4个，隋代1个，唐代56个，五代8个，北宋82个，南宋131个，元代98个，共380 个，其中由河南迁入37个，山东迁入7个。《泰和县志》载，由中原南下的北人，建村477个，其中百户以上的村43个。这43个村中，唐“天宝之乱”以后迁入16个，宋“靖康之乱”前后迁入12个，元末明初迁入15个。《安福县志》记载,从中原南下百户以上的村有25个。在各县的姓氏统计中，以刘、萧、李、王、 罗、胡、曾、周、陈、张、彭、郭、吴、黄、欧阳等姓为大宗,其子孙繁衍，如今各县人数几乎均以万计。而刘姓在吉安县超过5万，在安福近7万，有“刘半县”之称，刘姓为庐陵首姓。这些姓氏都是中原大姓,因战乱而逃到庐陵。《永乐大典》主编解缙曾自称:“余家世家雁门(山西)，唐天宝中，祖属始迁居江右庐陵。” 南唐时，御史周矩之婿杨竦任吉州刺史,为避战乱，投奔庐陵，安家泰和螺溪乡爵誉村,修筑槎滩、碉石2 陂，溉田6万亩,至今吉、泰二县之民仍受其惠。在北人南迁中，除避乱逃难者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庐陵地区为官的，他们卸任后留恋庐陵山水而定居。南宋文天祥是汉代成都太守文翁之后。文翁在五代的后人文时,在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镇守江西,因避乱，迁家永新县,他的曾孙文卿,又迁至吉安县永和风冈，后又迁到富田的文家村。欧阳修的祖先是渤海人，唐时，其后人欧阳琮任吉州刺史，遂在吉州定居，欧阳家族,散布吉属数县，成为大宗。周必大原是河南人，他的《墓志铭》中说:“世居郑州管城县，祖秦公通判吉州，遇乱不能北归，因家焉。”其家先居吉安县永和,后迁入城区。杨万里先祖为汉代太尉杨震，唐末，其后人杨承休以刑部员外郎出使吴越，因动乱道阻不得归，遂家居江南;及至“江南六世辂，仕南唐，徙居庐陵”，杨辂举家迁到吉水县滋塘村。众多的中原汉人形成了吉安汉族。
  吉安汉族人民在文化、民俗礼仪等方面，均继承和发扬了华夏传统优秀文化。不忘根本、重祭祖先、 孝敬长辈、尊师重教、热情好客、吃苦耐劳、克勤克俭、能文能武、勇猛刚毅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北人南迁,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对庐陵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对教育事业有重大影响。大办书院、培育子弟，是北人南迁的一大功绩。唐代境内创办的4所书院:吉水的皇寮书院、登东书院，泰和的匡山书院，吉安的光禄书院，都是外地迁入者所创建。至宋代，除府学、县学外,书院遍及吉州各县城乡。明清时期书院更多,有名的书院达300所之多，为江西全省1000所书院的四分之一以上。在中原文化熏陶下,在千百书院的培育下，庐陵士子科举成名，学者成林，作家成派，仕宦成群，著述成山，志士成仁,使庐陵文化千年昌盛，成为江西文化的重心所在，成为中原文化南移的重点场所,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一切的成就，正是庐陵的天时地利和北人南迁相结合的伟大产物。
  历史上，吉安汉族人民在与大自然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养成了不畏艰险，不惧强暴，敢于斗争的强悍性格。历史上曾爆发过多次影响江南数省的农民大起义。南朝梁大同八年（534）,安福县境内 “安成妖人”起事，有众数万人冲出县境。南宋高宗年间的吉州彭友起义，攻占江西、湖南八个县，队伍达十万余人。绍兴三年（1133）高宗调兵遣将,几番恶战，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农民起义军被镇压下去。 南宋末年,元军在江西、福建、广东遭到文天祥所率义军的迎头痛击。
  在现代革命史上，吉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影响全国的伟大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数十万吉安子弟前仆后继，成为红军的主体力量,为革命牺牲的英烈有5万余人。吉安儿女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第二节少数民族唐朝，畲族蓝姓由福建上杭迁入境内,但在封建统治下被贬为无籍民,称“菁民”；元、明、清各代续有畲族雷姓从福建徙居于此。因与汉民交往日趋密切，也有少数畲民汉化。
  少数民族迁入有多种因素。一是逃避战乱、灾荒、压迫、歧视。这些早期移民，多在境内穷乡僻壤、 深山老林中栖身。他们历经磨难，终于开拓出一块自己的家园，书写了一段漫长的辛酸历史。二是婚嫁迁入。三是为支援地区建设（如万安水电站、莲花七一二厂）而调来。20世纪80年代后，因经商、移民、 就业、调遣以及部分少数民族汉化后落实民族政策恢复本民族等原因,境内少数民族人口日趋增多（见表 3-2-1 至表 3-24）。
  畲族人民有着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南宋末年，畲族抗元斗争领袖陈吊眠、许夫人率领畲军，积极配合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吉安县的畲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积极参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表3-2-1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吉安地区（吉安市）少数民族人口基本情况单位:人人口占少数艮人口占少数民族别人数性别族人口比族别人数性别族人口比男女例（％） 男女例（％） 合计 16504 8807 7697 100 蒙古族 1056 319 737 6.398畲族 9841 5617 4424 59.627 回族 527 262 265 3.193苗族 2078 1106 972 12.590 彝族 421 192 229 2.550续表人口占少数民人口占少数民族别人数性别族人口比族别人数性别族人口比男女例（％） 男女例（％） 满族 401 219 182 2.429 塔吉克族 7 3 4 0.042布依族 357 182 175 2.163 独龙族 6 1 5 0.036壮族 316 147 169 1.914 傣族 5 1 4 0.030朝鲜族 186 82 104 1.127 锡伯族 5 2 3 0.030羌族 195 116 79 1.181 黎族 3 3 0.018藏族 191 91 100 1.157 普米族 3 3 0.018维吾尔族 165 88 77 1.000 高山族 2 2 0.012土家族 161 86 75 0.975 哈尼族 2 2 0.012侗族 66 25 41 0.400 鄂温克族 2 1 1 0.012瑶族 59 20 39 0.357 哈萨克族 1 1 0.006白族 50 20 30 0.302 傑傑族 1 1 0.006依佬族 27 13 14 0.164 水族 1 1 0.006伦佬族 25 11 14 0.151 纳西族 1 1 0.006価族 22 13 9 0.133 景颇族 1 1 0.006土族 17 7 10 0. 103 洛巴族 1 1 0.006达尔族 14 6 8 0.085 其他未识 280 169 111 1.697 别的民族京族 8 5 3 0.048 境内少数民族除少数散居在城市外，大多数聚居在11县（市）中的53个乡镇123个村及村民小组中。
  表3-2-2 2000年少数民族聚集乡村分布情况县市别乡镇别省政府备案认省政府备案认县政府批准的县政府批准的尚未备案的尚未备案的可的民族乡镇可的民族村民族村民族村民小组民族村村民小组合计 53 2 17 23 2 40 41 吉安市长塘镇荷溪村荷洁村小组江口畲族村铜灶畲族村樟洲畲族村东固畲族乡东固畲族乡六渡畲族村上黄沙畲族村峰岭畲族村吉安县龙家塘畲族村富田乡北坑村龙会村小组水口村小组续表县市别乡镇别省政府备案认省政府备案认县政府批准的县政府批准的尚未备案的尚未备案的可的民族乡镇可的民族村民族村民族村民小组民族村村民小组白泥村宏林村窑棚村天河镇常林畲族村天河村流芳村毛田村吉安县田家村东坑村敖城镇斛水畲族村双江村湖陂村安塘乡安塘畲族村早桥村 （瑶村） 官田乡梅花村乌江镇凫冲畲族村吉水县丁江镇铅坊畲族村袁家畲族村水南镇沙田畲族村峡江县马埠镇固山村上夫村小组（苗族） 裸江乡沧洲村新干县金村小组潭丘乡大塘村罗门山村小组表湖畲族村龙冈畲族乡龙冈畲族乡羊石畲族村胜丰畲族村君埠乡山岭畲族村上溪乡礼坊畲族村双岭畲族村潭头畲族乡潭头畲族村杨梅江村永丰县卧头畲族村石陂村上固乡汉下畲族村塘坑畲族村石马镇江边畲族村下溪畲族村沙溪镇上带畲族村小陂山畲族村续表县市别乡镇别省政府备案认省政府备案认县政府批准的县政府批准的尚未备案的尚未备案的可的民族乡镇可的民族村民族村民族村民小组民族村村民小组永丰县鹿冈乡禹山畲族村三坊乡丁坊村前龙村浪川村四和畲族村桥溪村水槎畲族村合江村水槎畲族乡西阳山畲族村石家村缝岭村半坑村小组坑西畲族村新桥村茶园村乐群村东沔村中龙乡周溪村龙下村龙溪村小组小龙镇白云山村沔坑村上圮乡上圮村沔口村沔口小组泰和县回龙村北坑村岚丰村田锻村西田村小组老营盘镇大庄村田锻村子背村小组五丰村老营盘村高明村小组桥头镇店前村刀坑村小组小山村九旦村小组南岭村上南岭小组碧溪镇牛牧村太湖村太锡小组太湖村头小组苏溪镇三居村朝山村小组上彭村长子塘小组禾市镇艾溪村芦源村中田坑小组上模乡油洲村续表县市别乡镇别省政府备案认省政府备案认县政府批准的县政府批准的尚未备案的尚未备案的可的民族乡镇可的民族村民族村民族村民小组民族村村民小组汤湖镇汤湖畲族村大汾镇和平畲族村五斗江乡南坑村品溪组米石村盘谷组左安镇连河村陈东组遂川县连河村光辉组新江乡大旺村吊楼下组大旺村食水坑组零田镇江背村二组衙前乡衙前村龙村组戴家埔乡阡陌村阡陌组龙头畲族村九洲组观头镇龙头畲族村芦源畲族村芦源村杨梅口组芦源村上村组宝山乡安长畲族村安长村三组晓东村二组涧田乡晓东畲族村里仁畲族村里仁村四组万安县里仁村八组武术乡龙屋村河坑组弹前乡石坪村任坪组窑头镇流芳村十七组高陂镇沔坑村二组夏造镇柏岩村石汉组芙蓉镇月明村柏树下组顺峰乡石富村上西组安福县寮塘乡南岭村金田乡里山村永新县三湾乡高车坳村在这37个少数民族中，千人以上的有畲、苗、蒙古3个民族，百人以上的有回、彝、满、布依、壮、朝鲜、羌、藏、维吾尔、土家10个民族，其他24个少数民族人数均不足百人。表3-2-3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吉安地区分县（市）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情况单位:人\民族少数维吾哈萨民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克族傣族傑谏族黎族佰族个数全地区 37 1056 527 191 165 2078 421 316 357 186 401 66 59 50 161 2 1 5 1 3 22吉安市 20 129 190 10 12 100 2 17 16 9 132 8 2 2 72 --- --- --- --- --- 1 井冈山市 19 51 21 8 4 58 27 12 12 7 29 7 1 11 吉安县 27 191 74 38 35 380 85 39 51 35 35 14 8 --- 13 --- --- 2 --- 1 4 吉水县 19 118 33 29 18 392 96 15 60 28 31 7 6 3 3 --- --- --- --- --- 1 峡江县 17 28 15 1 6 137 20 21 19 4 13 2 6 35 2 --- 一 --- 一一 1 新干县 19 44 15 11 3 16 21 12 13 4 19 9 2 2 9 --- --- 2 --- --- 1 永丰县 19 120 36 23 31 41 48 34 62 24 37 --- 1 --- 10 1 --- --- --- --- 5 泰和县 23 51 42 23 23 136 21 47 31 9 40 4 5 1 7 --- --- --- 1 --- 6 遂川县 18 135 27 13 10 19 20 24 8 17 9 6 1 1 16 --- --- --- 一 1 1 万安县 20 87 25 10 8 15 44 19 10 14 17 4 6 4 5 1 --- 1 --- --- 一安福县 21 48 22 14 4 187 20 51 65 18 26 2 13 2 11 --- 一 --- --- 1 一永新县 19 54 27 11 11 597 17 25 10 17 13 3 8 --- 2 一 1 --- --- - 2 续表\民族塔吉鄂温其他未识畲族高山族水族纳西族景颇族土族达尔族仫佬族羌族仡佬族锡伯族普米族克族克族京族独龙族珞巴族别的民族县全地区 9841 2 1 1 1 17 14 27 195 25 5 3 7 2 8 6 1 280 吉安市 112 1 --- --- --- 2 --- --- 187 --- 3 --- --- --- --- --- --- 22 井冈山市 47 --- 一、 --- 1 5 --- 5 --- --- --- --- 1 --- 7 --- --- 8 吉安县 1540 1 --- --- --- 2 3 --- 5 5 2 1 1 --- 一 2 1 31 吉水县 469 --- --- --- --- 6 --- --- --- 4 --- --- 1 一一 --- --- --- 峡江县 15 1 105 新干县 34 1 1 11 永丰县 1948 --- --- 1 --- --- --- --- 1 --- --- --- 2 --- --- 2 --- --- 泰和县 816 --- --- --- --- --- 1 4 --- 6 --- --- 1 --- 1 2 --- --- 遂川县 2030 2 万安县 2662 --- --- --- --- --- 3 --- --- --- --- 2 --- 1 --- --- --- --- 安福县 135 --- 1 --- --- --- --- 17 2 6 --- --- --- 1 --- --- --- 28 永新县 33 --- --- --- --- 2 6 --- --- 2 --- --- --- --- --- --- --- 75 表3-2"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别占各县（市）总人口比例单位: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县（市） 人口性别各县市人口总人口比例（％） 男女合计 16504 8807 7697 4360924 0.378 吉安市 1029 561 468 294085 0.350 井冈山市 322 169 153 145706 0.221 吉安县 2599 1377 1222 588634 0.441 吉水县 1320 689 631 437081 0.302 峡江县 431 218 213 155762 0.277 新干县 230 110 120 286348 0.080 永丰县 2427 1293 1134 379279 0.640 泰和县 1278 682 596 496567 0.257 遂川县 2340 1252 1088 506955 0.462 万安县 2938 1628 1310 286196 1.027 安福县 674 345 329 372202 0. 181 永新县 916 483 433 430046 0.213 第三节教育就业封建统治时期由于阶级歧视和民族歧视,工农子女得不到充分享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少数民族的子女接受教育、安排就业更加艰难。
  新中国建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考大学还实行降低录取分数线的优惠政策,并对家境穷困的学生给予减免学费等经济方面救助；国家还创办了少数民族学院或在大专院校专设民族班，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学生（见表3-2-5, 表 3-2-6） ₒ表3-2-5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吉安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程度、在校学生数单位:人文化程度在校学生族别以上人口数大学本科大学专科中高初小识字很少合大学本科大学专科中高初小六岁及六岁专中中学不识字或计专中中学总计 9115 17 57 108 532 1598 4500 2303 1718 --- 8 6 68 273 1363蒙古族 94 --- 2 4 35 34 17 2 16 --- 1 --- 3 3 9 回族 360 4 13 23 78 135 85 22 67 --- 3 --- 4 27 33藏族 5 --- --- 一 --- 1 2 2 维吾尔族 1 1 --- 苗族 82 --- ---. 2 9 16 25 30 9 --- --- --- 1 4 4 在劳动就业方面，全区各个行业中都有少数民族。其中，在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少数民族有193人，占少数民族总就业人数5701人的3. 39%。1995年，少数民族白洁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这充分说明，少数民族能以主人翁的地位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权利得到尊重。
  表续文化程度在校学生族另U 以上人口数中高初小识字很少合中高初小六岁及六岁大学本科大学专科专中中学不识字或计大学本科大学专科专中中学彝族 40 --- --- 1 9 12 8 10 5 --- --- --- 1 1 3 壮族 204 1 4 4 27 59 82 27 28 --- --- --- 4 9 15布依族 19 --- --- --- 4 6 5 4 1 1 朝鲜族 8 --- --- --- 2 4 2 --- 2 --- --- --- 1 --- 1 满族 289 7 10 21 79 104 59 9 44 --- --- --- 5 13 26侗族 40 1 1 1 5 14 10 8 5 --- 一 --- 1 2 2 瑶族 21 1 --- 1 3 7 5 4 3 一 --- --- 1 1 1 白族 15 --- 1 --- --- 5 8 1 1 1 土家族 55 --- --- 2 8 15 20 10 13 --- --- 一 1 4 8 哈呢族 2 2 哈萨克族 2 --- --- --- 1 1 --- 一 1 --- 一一 --- 1 --- 傣族 2 --- --- --- --- 1 --- 1 --- --- --- --- --- --- --- 黎族 45 --- --- --- 3 9 18 15 9 --- --- --- 1 1 7 族 1 1 畲族 7721 3 25 49 263 1152 4108 2121 1501 --- 4 6 45 207 1239拉祜族 1 1 水族 5 --- --- --- --- 1 3 1 土族 8 --- --- 一 --- 1 3 4 2 一 --- --- --- --- 2 达斡尔族 6 --- --- --- 4 2 羌族 5 4 1 3 3 伤佬族 5 2 3 1 --- --- --- --- --- 1 锡伯族 3 --- --- --- 1 1 1 --- 1 1 德昂族 1 1 京族 15 --- --- --- 1 4 2 8 其他未识 60 --- --- --- --- 12 28 20 6 6 别的民族表 3-2-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行业门类人数单位:人地质卫生普查体育育化术电广事和勘和社教文艺和视播业别探业通領电讯会服族建筑业交运邮通业 r 务业 3 42 92 3 19 193 9 3 26 计 701 6 9 9 5 总 5 4 3 21 1 5 145 族 11 2 3 11 8 古蒙 64 3 1± - 3 6 2 17 2- 6 - 5 族 2 03 回 2 11 11 4 7 6 族 - - - - - - - 藏 3 3 - - ------ - - - - - - - - - 族 6 2 1 1 11 5 苗 52 27 9 - 族 - 11 - - - 15 彝 30 14 - - 族 --- 5 - 1± 2 11 4 壮 133 76 27 3 族 - - 3 11 - 2 依布 11 3 --- 族 - - 3 - - - - - 鲜 - 朝 4 11 5 67 4 5 7 36 3 7 10 2 11 35 族 8 满 1X 8 族 5 4 5 - 4 11 - - 1 侗 20 族 6 4 11 1 - 2 - - 1 瑶 17 族 12 7 - 2 2 - - L - - 1 白族 31 15 8 11 11 2 11 1 . - 11 家土族 2 11 - - - - - - - 尼哈 11 - - - - 1 - - - - - 族 2 - - - - - - - - 傣族 29 25 2 - - - - - 11 - - 1 黎族 - - - - - - - 一 - - 族 10 4444 20 2 4 17 62 12 22 65 51 畲 48 11 族 11 11 - - - - - - 祜 ------ 拉族 2 11 - - - - - - - 1 水族 3 3 - - - - - - 土 4 4 - - - - - - - 族 11 - - - - - - 族 3 3 - - - - 佬伤族 2 - 2 - - - - - 伯锡族 2 11 11 - - - - - - 昂德族 7 1 - - - - - - 3 京 27 18 - 第四节民族风俗境内少数民族千百年间杂居于汉民族中，久而久之，本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在其聚居的地方才得以传承。有的少数民族有其古老的语言文字，但难与别族通用，因此，各少数民族通用汉语言文字。
  畲族,在境内人数最多且居住相对集中。他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与独特的风俗。 他们最爱唱山歌，日常作息歌不离口，春节期间的最大活动便是对歌，男女对唱，老少助兴，往往几天几夜。每年阴历十月，他们用糯米酿红酒，用黄檀树烧灰或禾草灰碱水掺粳米做黄年糕。除夕之夜（畲语叫“州晚”），家家户户煨隔年火种，零点以前，走家串户，相互祝贺;下半夜，点香烛,鸣鞭炮,吃年饭,年饭中的麻楼吃一半，留一半到元宵节后吃，谓之“有吃有余” 0天刚亮，男人绕着屋前屋后，拍响毛竹片,表示驱逐瘟神，除病消灾;小孩摇动竹园毛竹，象征竹笋般快快长大。正月初八举行祭祖会，同姓的畲族宗亲都集中起来，祭祀盘瓠（俗称狗头王）。厅堂正中悬挂着彩色宗图像32幅,在祭祖会上要演唱祭祖歌， 如《盘古歌》、《封金山》、《高皇歌》等。祭祀后，合族人在一起聚餐。清明、冬至，家族子弟携带鸡、肉、鱼三牲和香纸、蜡烛到祖坟前祭拜，其程序为:首先铲除杂草，挂上墓纸，然后烧香、点烛，在墓前摆上三杯茶、三杯酒，再摆上三牲果品，行三叩首礼，最后鸣放鞭炮。清明祭，谓之扫墓;冬至祭，谓之年坟。畲族人民很尊敬老人，从50岁开始，不分男女，年龄每逢十的,晚辈和亲戚都要“送十”礼物，表示祝贺。
  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做祈祷前要沐身,餐前须祷告，禁食猪肉。早期，结婚有写“以扎布（婚书）”的习惯，结婚日，男方准备车轿，邀请介绍人、证婚人及亲友新郎宾朋等，携带核桃一盘,大家同往女家，就座后当由教长问明聘礼手续是否清楚,得到圆满答复后，即宣读天经，然后由教长向新郎三掷。现在，先向阿匍交验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阿匍方给念经。结婚时，屋内张灯结彩，房门口贴对联。行礼时，阿匍念《米提孩经》，新郎须跪在地上，念罢，阿匍以波斯语问“革不里克尔地”（你接受吧），新郎答“革不里克尔旦”（我接受了）。
  哈萨克族,信奉伊斯兰教，举办婚事,要请两次阿匍:第一次在男女双方订婚时,仪式在男方家举行, 请毛拉来念《尼卡经》，是证婚。第二次在行结婚大礼时，再请毛拉来念经，祈祷新婚夫妇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傣族，傣历六七月（清明节后十日左右）为傣族新年。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不论尊卑，相互向对方、人群泼水以示祝福，并举行拜佛、赛龙舟等活动,场面欢快激越，相互追逐嬉戏，以水会友，以水传情,淋漓尽致猛闹一番，尽显傣族民族乐观豪情。现在增加了文艺演出、展览和物资交流等新内容。
  苗族,在婚丧嫁娶中有一种颇具民族特色的礼仪——腊烟礼（苗族生产的一种烟草），在喜庆婚礼上，腊烟礼是情意的象征。如果男方看上哪家姑娘后，父母要让儿子带上一撮腊烟去请媒人说合。这一撮腊烟有四层含义:一是表示儿子已到了娶妻的年龄;二是男方父母同意儿子去说亲;三是儿子的父母同意这个媒人领他去；四是希望这个媒人尽力帮着说好这门亲事。说亲时，男方要先给姑娘的父母各敬一撮腊烟，以表示对姑娘及其家人的诚意和敬意。如果女方家接受了这撮腊烟，那么，这门亲事基本上就定了。在丧葬中,腊烟礼是必不可少的礼节。来帮忙和祭奠的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抽烟与否，表家都要向他们敬烟，表示感谢。尤其是对任命在丧礼中各负其责的人时,上至“家长”，下到一般的“差使”，都要先敬一撮腊烟后再行任命。向献祭的亲朋好友敬的腊烟是表示人情;“差使”去喊逝者的亲人朋友来吊丧而敬的腊烟是表示认亲；向吹喷呐、芦笙和敲锣打鼓的人敬的腊烟是表示大家要共同出力帮助安葬老人;把祭牛交给“厨司”而向他敬的腊烟则表示责任，也就是要“厨司”看好牛;杀祭牛时，向屠夫敬的腊烟则表示主人希望屠夫把牛迅速杀死,以示吉利;把代表逝者福分的牛肉分给逝者的女儿和舅舅,并向他们敬的腊烟表示联亲，也就是说逝者虽逝，但逝者的儿子依然认他们做亲戚，今后仍然来往, 患难与共。“家长”与“总管”互相敬烟则表示感谢互相配合，顺利完成对老人的安葬。
  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文化，五彩缤纷，各有特色。男的多戴本民族帽或裹以布巾，有的插羽翎; 女的头戴凤冠或帽，银串或彩丝缀之;衣着,男的有穿挽袖彩缎长袍,高靴,显得雍容典雅，有的短装束腿，携弓佩刀，神采奕奕，显得燎悍;女的衣着色彩鲜艳，伴以幸福吉祥装饰图案，富有艺术性;头、颈、足部饰物多是银质，胸（背）佩带元宝形银饰。男女有背挎绣包习惯。
  第五节民族政策的贯彻国家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穷困地区（简称“老少边穷”地区）作为重点扶贫对象。 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远，生活贫困，更是扶贫对象的重中之重。吉安地区各级党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做了不少工作。
  1987年3月，万安县人民政府根据涧田乡雷姓公民的要求,报请江西省吉安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将清代康熙年间从福建迁徙到县境涧田乡晓东、里仁的东坑口、下岭窝、长路、幽谷坑、梨木坑、杨梅坑等村的雷姓公民107户571人恢复为畲族民族成分。
  1988年6月，万安县人民政府报请江西省吉安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将清代康熙年间先后从福建迁徙到顺峰、涧田、武术、宝山、柏岩、高陂、弹前乡之蓝姓152户，819人，雷姓13户,74人（顺峰乡石富村上西村民小组蓝姓47户,210人;涧田乡高桥村观坑村民小组，良口村街背村民小组蓝姓13户、87人;武术乡龙尾村河坑村民小组、新文村大王庙村民小组蓝姓26户J51人;宝山乡狮岩村下禾田村民小组、横背村民小组蓝姓16户、90人，宝山、东坪、庄下、横塘等4个村民小组雷姓13户、74人;柏岩乡石汉村民小组、流陂村民小组蓝姓14户、62人;高陂乡沔坑村潭头洲村民小组蓝姓17户、99人;弹前乡石背村任坪村民小组蓝姓19户J20人），恢复为畲族民族成分。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有针对性地做好扶贫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将境内的少数民族聚居村报经省人民政府备案,配置对口支援的部门或单位，实行挂点扶贫的方针。全区经省政府备案认可的畲族乡 2个,认可的民族村17个;经县政府批准的民族村23个，批准的村民小组2个。
  至2000年，已落实省直部门对口支援的少数民族村是:江西省科技厅对口支援吉水县乌江镇的凫冲村;江西省扶贫办对口支援永丰县龙冈乡的表湖村、羊石村、胜丰村;江西省林业厅对口支援泰和县水槎乡的水槎村、坑西村、四和村、西阳山村;江西省经贸厅对口支援万安县涧田乡晓东村。他们从经济、 信息、科学技术、市场开拓诸多方面，认真切实地做好对口扶贫工作，以尽快提高贫困少数民族村村民的经济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1995 ~ 200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拨给吉安地区扶助少数民族专项资金共计70万元。其中： 1995年共拨款10万元:分别拨给泰和县水槎乡坑田、茶元村引水渠道款3万元;永丰县沙溪镇上带村电灌站款2万元;吉水县乌江乡蓝家边村建综合养殖场款3万元;遂川县汤湖乡油湖村建校舍款2 万元。
  1996年共拨款8. 5万元:分别拨给永丰县龙冈乡表湖村建小型电灌站款2. 5万元;吉水县乌江乡蓝家边村续建综合养殖场1.5万元;泰和县水槎乡合江村修水渠款1.5万元;永丰县龙冈镇羊石村修路款 2万元;遂川县汤湖乡狗牯脑茶厂发展茶园款1万元。
  1997年共拨款11.5万元:分别拨给吉安县前岭乡蓝滩建水电站款2万元;永丰县龙冈镇胜丰村建校舍款1.5万元;吉水县乌江乡蓝家边村建综合种养基地款3万元;泰和县水槎乡合江村修建水泥桥2 万元;永丰县龙冈镇羊石村建拱桥款1 • 5万元;遂川县汤湖乡油湖村修路款1.5万元。
  1998年共拨款13万元:分别拨给吉水县乌江乡蓝家边村修路款3万元;泰和县水槎乡合江村修路款1万元;吉安市长塘乡荷洁村蛋鸭、鲜鱼养殖场款2万元;遂川县汤湖乡低产茶园改造款1万元;吉安县东固少数民族麻羊饲养款2万元;万安县涧田乡晓东村修路款1万元;永丰县上溪乡礼坊村修路款3万元。
  1999年共拨款13万元:分别拨给永丰县龙冈镇胜丰村改造高压线路款2万元;永丰县上溪乡礼坊村续建集贸市场款2万元;永丰县龙冈镇表湖村新修简易公路款2万元;吉水县丁江乡袁家村岭背坑果园开发款1.5万元;吉安县天河镇常林村改造油茶林款1.5万元;新干县漂江乡沧州村金村小组扩建果园款1万元;万安县枫头镇龙头村建中药材基地款1万元;永丰县龙冈镇羊石村建化工厂搞松香加工款 2万元。
  2000年共拨款14万元:分别拨给遂川县汤湖乡油湖村建大桥款2万元;泰和县水槎乡合江村修建公路款2万元;泰和县上圮乡沔坑村架10千伏输电线款2万元;吉安县天河镇常林村修路款3万元;吉安市长塘镇荷洁村修公路款1万元;永丰县上固乡汉下村架设输电线路款2万元;万安县涧田乡晓东村架设高压线款2万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也得到很大的发展。早在80年代，吉安县东固乡开设了畲族商店、药店，畲民生活蒸蒸日上，走上了与汉族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自20世纪70年代始，对少数民族实行了较为宽松政策，允许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在自愿的原则下，可以生育第二胎。吉安地区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受到各少数民族的拥护。
  第三章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包括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自然结构含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社会结构含文化结构、职业结构、姓氏结构、民族结构和家庭、婚姻结构。本章主要记述性别结构、年龄结构、职业结构、文化结构、 姓氏结构。民族结构和家庭、婚姻结构分别在第二章和第四章中记述。
  第一节自然结构性别结构吉安地区人口的性别构成，民国以前无具体资料。据《江西通志稿•民国时期各县户口总数》所载， 1916〜1946年间几个年份的统计数据分析，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民间有溺女婴的陋习。1927年以前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20% ~30%ₒ 1927年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大批男性青年参加红军，国民党又多次向革命根据地“围剿”，男性人口锐减。直到1951年，吉安地区仍然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只有1952年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1953年女性人口又多于男性人口。1959 年以后，男性人口开始多于女性人口。1962年和1963年女性人口再次多于男性人口。从1964年起，男性人口一直多于女性人口，并呈不断增长趋势。从1950年到1990年的40年中，性别比男性100以上的有27年,100以下的有10年;其中100〜102间有8年,102 - 104的有7年,105以上的有2年。总的来说，吉安地区人口性别比例基本正常、稳定。从县市人口性别的情况来说，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吉安市、遂川县人口性别比最高，男性人口分别为115.47和113.37；永新县人口性别比最低,男性为90.89。 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人口男性性别比较高的吉安市、遂川县下降明显外，大多数县的人口男性性别比呈增长趋势。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30岁组人口性别比最高为112.05,高于100的年龄组有0 ~ 64岁的65个年龄组;与第三次人口普查高于100的0 ~ 57岁比较，年龄由57岁后移到64岁，由40岁的 114.13前移到30岁的112.05，这反映男性人口寿命延长。
  年龄结构新中国建立前，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医疗卫生事业落后,人口死亡率较高。其中婴儿死亡率高达287.6%。,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 ~ 37岁左右。新中国建立后，人口总量增加较快，人口身体素质提高，人口寿命延长，人口年龄构成变化较大。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1990年吉安地区总人口 4370297人中,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占人口总量的77.19%，高于全省水平。
  吉安地区1990年0〜9岁组人口总数呈下降趋势,10-17岁组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24. 47%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1982年为4. 84% ,1990年为5. 84%，上升了 1个百分点,这表明吉安地区人口构成类型逐步向老龄化变化。15 ~ 49岁育龄妇女有1011318人，占总人口数的23.14%,其中15〜24岁的占育龄妇女总人口的43.01%，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人口数的比例增大，预示吉安地区今后出生人口数增多,必须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7 ~ 14岁的小学、初中学龄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 18.31%,比1982年的21.53%，下降了 3.22个百分点。0 ~ 14岁组人口绝对值,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33. 53%的水平。0〜14岁组年龄人口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1997年以后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结果。吉安地区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只有 21.25岁，低于全省的数据。形成吉安地区人口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的原因，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人口特别多，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人口出生率的过高和持续时间长。
  第二节社会结构职业结构 1940年统计，境内总人口为1636000人，就业人口为211000人。占人口的12.90%。其中从事农业及家庭手工业作坊人口为204951人，占就业人口的97. 13% ；从事脑力工作人口 104人;从事机械制造工作人口为723人;从事化学工作人口为483人;从事纺织工作人口为484人;从事饮食工作人口为91 人;从事文化用品制造工作人口为250人;从事冶炼、金属工作人口为29人;从事土、木建筑工作人口为 1243人;从事造纸工作人口为2200人;从事其他手工业工作人口为442人。除从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外的其他各行各业就业人数共为6049人，占总就业人口的2. 87%。
  新中国建立后，解决了新中国建立前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和无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认真贯彻“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开创了劳动就业的新局面。1990年，吉安地区共有在业人口 2374514人，占全区总人口 4370297人的54.33%,和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982年的47.2%相比较，在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7.13个百分点。在业人口的上升，反映了吉安地区的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在2374514人就业人口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1385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4. 27%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23243 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0.98%；办公人员和有关人员24518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1.07%；商业工作人员 48466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2.04% ；服务性工作人员39179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1.65% ；农、林、牧、 渔劳动者1903059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80.15% ；生产、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233261人，占在业人口总数的0.05%。在业人口中有男性人口 1259832人，女性人口 1114682人，分别占就业人口的53.06%和 46.94%O就业人口的年龄构成较年轻,15 ~ 24岁组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总量的60.87%,其中22 ~ 24 岁组就业人口为433504人，占18. 26% ,35岁以上占39.13%。不在业人口有530222人,其中男性人口 224623人，女性人口 305599人,分别占不在业人口的42.37%和57. 63% ,女性不在业人口高出男性不在业人口 15.2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妇女从事家务劳动比重大，女性料理家务人口高达85.32%,女性退休年龄比男性早5年。吉安地区在业人口的行业构成,农林牧渔业占在业人口的比重最大，达 82. 92%，工业在业人口的比重较低，只达6.6%，教育、文化、科学研究人员占在业人口比重只有2. 89%。
  文化结构新中国建立前，由于人民生活条件差，教育事业落后,人民文化程度较低。1949年吉安地区仅有小学1539所，在校学生75289人；中学11所，在校学生537人，在校学生仅占全区人口总数的4.3%。
  新中国建立后，吉安地区教育事业逐步发展，受教育人口比例逐渐增大，人的文化程度明显提高。 1962年吉安地区有全日制小学3894所，在校生人数279487人，普通中学52所,在校生人数为24234人。 1990年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2882161人，比1964年增长263. 33% ,比1982年增长了 30. 15%。吉安地区1990年各种文化程度人口的性别构成,总的特点是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而且文化程度越高， 男性比女性越多，性别差异越大。小学文化程度人口中，女性占47. 38% ；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女性占 30. 18%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女性占25.69%；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人口女性占10.06%。吉安地区1990年各种文化程度人口的年龄结构中，20〜24岁组人口最多，达458075人，占各种文化程度人口的 15.89%。这一年龄组人口大都是60年代出生,正是吉安地区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在各个年龄组中，有大学本科、专科学历人口以25 ~29岁组人口最多，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24. 25%，这部分人大都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学习的。大学本科、专科学历人口较多的另一个各年龄组是45 ~49 岁组，占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的9.94%，这部分人口基本上是1966年前的大学生。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 吉安地区城镇和乡村人口文化结构差异明显，同等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镇比乡村高得多。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表明。吉安地区各县市中，每千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吉安市为最高,达到35. 02人;遂川县为最低，只有2.90人。吉安地区15岁以上不识字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17. 32%,其中60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达到72.76%。在业人口中有大学学历6448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在业人口总数的31.16%,大学文化程度最高为科研、技术服务部门和教育文化艺术部门,这两个行业中的大学生本科、专科学历人数占各行业大学本科、专科学历人数的38.09%；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大学本科、专科学历人口数占1& 19%。
  姓氏结构吉安地区主体姓氏,均为历代由北方迁移的中原诸姓。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吉安县有143姓;新干县有103姓;峡江县有85姓;永丰县有138姓;吉水县有147姓;遂川县有111姓;万安县有111姓;泰和县有123姓;安福县有137姓;永新县有114姓;莲花县有50姓。姓氏最多的县是吉水县147姓，最少的县是莲花县50姓。新中国建立后，吉安地区的姓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批北方干部南下吉安落户，知识青年下放，军官转业、移民和外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使不少区外人口流入，吉安地区增加不少新的姓氏。吉安县143姓增至231姓;新干县103姓增至342姓;峡江县85姓增至200姓;永丰县138姓增至213姓;吉水县147姓增至195姓;泰和县123姓增至133姓； 遂川县111姓增至236姓;万安县111姓增至253姓;安福县137姓增至458姓;永新县114姓增至198 姓;井冈山市320姓;宁冈县160姓;莲花县50姓增至266姓。姓氏增加最多的县是安福县，增加新姓氏 321姓，姓氏增加最少的县是泰和县，只增加新姓氏10姓。
  吉安地区姓氏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些姓氏人口发展较快，逐步成为地方主要的姓，如永新县龙、颜、贺、张、左、肖、尹、汤潢、陈、周、戴、罗、文、姚、段、李、郭、胡、许、林等21大姓，成为永新县的主要姓氏;安福县刘、王、李、彭、周、张、朱、肖、欧阳、陈、罗、黄、谢、扬、曾、贺姓，成为安福县的主要姓氏。而人口发展缓慢且分布地点单一的少数姓氏则成为地方稀姓，有的甚至是国内较罕见的姓氏。吉安地区姓氏可分为极罕见姓、较罕见姓、地方稀姓和地方大姓。
  极罕见姓丑、义、忠、首、凡、云、粮、阿、堵、坛、勇、爱、径、茹、宿、狸、秋、辈、养、月、序、佔、超、累等。 罕见姓木、谈、旋、查、言、永、育、彦、臣、矿、君、求、庐、传、勤、争、颐、富、湖等。
  较罕见姓户、旺、释、景、隆、佳、院、计、沃、相、客、过、扶、房、封、时、员等。
  地方稀姓边、让、自、京、宣侬、巢、燕、来、辜、越、复、客、荣、粟、卡、尤等。
  复姓上官、司马、司徒、欧阳、夏侯、诸葛、呼延、令狐、索朗。 第四章婚姻家庭第一节婚姻择偶新中国建立前，人们遵循“同姓不婚”古制,但姨表、姑表中近亲联姻者不少;封建婚姻制度苛严，男女青年没有择偶的自由和权利，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有的指腹为婚，有的在童龄时代就由父母订立婚盟。招夫入赘，寡妇改嫁为族人所不允、社会所鄙视。择偶标准强调“门当户对,郎才女貌”； 也考虑性格品行，家庭人口多少。择偶标准，男方喜择既知书达理,又善操家务的女子。女方则拣“新发人家”，财产多，学问高的男人。男人可随心所欲地选择配偶，可有三妻四妾，又可停妻、休妻。故买卖婚姻，一夫多妻、抢婚、逼婚、骗婚、童养媳等时有发生。女子则迫使奉行“一日嫁郎，终身守夫”，“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为人妻者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道,终身侍奉丈夫，生男育女。
  新中国建立后，废除封建婚姻制度。1953年，实行以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为核心的新《婚姻法》，婚姻自主的思想逐渐深得人心，青年男女自找对象开始形成风气。20世纪80年代后，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婚姻介绍所,为自找对象有困难者牵线搭桥。在极少数边远山区,长期形成的陈规陋习仍存残余，有的仍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习。在择偶条件上大多数侧重于相貌、性格、职业、年龄、身高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有着重考虑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的。1980年以后，青年男女择偶除注重人品性格、思想感情、文化程度、办事才能、发展前途、忠实与否、健康状况外，还要考虑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结婚新中国建立前，在所谓“早栽树，早遮荫”，“早生子,早得福”的封建思想影响下，有钱人家的子女一般早婚，男子十六七岁、女子十五六岁就结婚，也有十四五岁结婚生育的。许多贫困家庭的男性,往往年过30岁才结婚，少数人终身未娶。结婚前，还须经过“订婚”，办订婚酒席。订婚后，女方就属男家的合法儿媳。穷苦人家无钱订婚，往往采取“抢亲”迎娶的形式。“抢亲”多是在男女双方事先商妥后进行, 男方领一班人将未婚妻“抢”到家中举行简单的仪式就算结婚。新中国建立后，婚礼内容和方式大有改进。50年代,新式结婚颇为简朴，多以一些水果、糕点招待亲朋好友；国营企业职工和机关干部也有请单位领导主婚或参加集体婚礼的，有少数人结婚办喜酒。80年代起，婚礼日渐讲究，迎娶新娘用面包车、小轿车，少则几辆,多则十几辆。男女双方办喜酒,分喜糖，拍结婚照，也有摄录像，还有外出旅行结婚。农村在举行婚礼前,仍有男方行彩礼,女方送嫁妆的习俗。至于婚期,“良辰吉日”的观念仍颇普遍,但多数选择逢六、逢八、逢九的日子，也有选择“五一”、“十一”或元旦、春节等佳节的。结婚费用,50年代至70 年代末崇尚节约。从80年代开始，逐年增加。据抽样调查,吉安市城区平均每对青年结婚费用1988年为9800元；1999年为26000元。这些费用主要用于购买组合式家具、彩电、VCD、电冰箱、洗衣机、黄金、 白金、钻石、翡翠、摩托车等，有少数青年结婚费用高达10万~ 30万元，主要用于购买房子及豪华装饰。 喜酒数量,1980年为20桌左右,1999年达30桌,最高达60多桌。 生育观新中国建立前，不论富人或穷汉，一般都存在“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富人，如妻子未生男孩，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娶妾,想生个男孩“传宗接代”；穷人无条件娶妾，一般采用“承桃” (将兄弟或姐妹的儿子招进来作自己的儿子)或“领育”(将别人的婴儿有偿或无偿的作为自己的儿子) 的办法。有的人重男轻女观念严重,抛弃女婴的现象时有发生。新中国建立后，封建落后的生育观念逐步有所转变。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家加强了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大多数育龄夫妇，自觉响应政府“ 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
  婚姻构成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8岁以上人口即婚龄人口为2904786人，占总人口 4370297人的 66.5% ₒ其中男性人口为1484505人，女性人口为1420281人，未婚人口为804351人，占婚龄人口的 27. 69% ；有配偶人口 1897161人，占65.31%,丧偶人口 190654人，占6. 56% ,离婚人口 12620人，占 0. 43%。未婚人口绝大部分处于25岁以下年龄，占未婚人口数的95.10%，未婚最多人口的平均年龄组为18〜19岁，占62. 75% ,50岁以上未婚人口为4063人，占未婚人口的0.5%。有配偶人口中不是法定年龄已经结婚的有51924人，占有配偶人口 1897161人的2.74%。丧偶人口中男性占30.09%,女性占 69.91%,男性人口丧偶率明显低于女性。离婚人口总体上是男性高于女性,22岁以前女性的离婚人口比重高于男性,23岁以后男性离婚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30岁以前的离婚者由于正处青春年华，再婚率很高，中年离婚者再婚的可能性比年轻人要小得多,老年人再婚的困难则更大。
  第二节家庭家庭规模新中国建立前，人们受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在家庭规模观念上，习惯于“四世同堂”、“五代同堂” 和“儿孙满堂”，把家庭人口多少视为兴旺发达的标志。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政治动乱，社会不稳定，小家庭往往受到大家庭的歧视和压迫,迫使人们不断扩大家庭规模，壮大自己在当地的家庭势力；还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只有通过多生孩子的办法来增加家庭劳动力。因此，大中型的家庭较多。以泰和县为例，清嘉庆十五年(1810),文溪匡建绩妻陈氏“七世同堂”；前溪罗怀奇妻喻氏 “五世同堂”。道光六年(1826),匡山罗文健妻萧氏、清永州刘绩佐妻匡氏、水东州郭奎妻罗氏，后东玉田张栓妻曾氏皆“五世同堂”。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家庭逐渐向小型化、核心化、 两代化演变。1949 ~ 1953年是户数增长较快的时期。1950年全区总户数为488913户，1953年总户数增到579632户,4年间总户数增长1& 55% ,其原因是农民分得土地,青年纷纷成家。1954 ~ 1967年户数增长不快,14年间只增长2. 92%, 1968 ~ 1980年户数由612936户增加到708085户，增长15.52%₀ 1981 ~ 1990年是改革开放的10年,经济迅速发展，家庭户数增加,户数由728078户增加到940874户， 增加212796户，增长29.10%。当今小家庭结构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家庭生活形式。儿子长大成家后，多数与父母分居。特别是城市，“三口之家”非常普遍。
  夫妻关系新中国建立前妇女依靠丈夫生活,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支配下，丈夫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处理对外事务和家庭重大问题上有决策权，妻子只管家务和抚养子女，处于从属地位。加以包办婚姻，夫妻之间感情淡薄，貌合神离者颇多。但也有少数妻子文化程度较高,处事能力较强，持家能干，成为贤妻良母。新中国建立后，妇女获得解放，地位提高，男女平等。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上自主，加上自由恋爱,夫妻感情较好,能互敬互爱,在事业上和家庭生活中夫妻间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不少妻子成为女强人,有的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丈夫积极支持妻子的工作，主动承担家庭事务。但也有少数夫妇草率结合，婚后因性格不合，志趣各舁或道德品质上的问题，经常闹矛盾，发生冲突，甚至离婚。
  父（母）子（女）关系新中国建立前，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夫权社会里，儿子是父亲的家系、财产和事业的继承人。父亲对子女是统领和主从的关系。所谓“父命不可违抗”’少数人把子女当成商品，为巩固发展自己的家业， 将子女作为换物。有的人在极端穷困的情况下，为了活命，卖儿卖女。新中国建立后，家庭成员地位平等，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成为抚养与被抚养、赡养与被赡养的关系。80年代后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 城镇相当一部分人已不依赖子女赡养，子女的主要职责是对老人的护理、照顾。但城镇一部分和农村大部分无收入、无劳动能力的老人仍要靠子女赡养。
  婆媳关系新中国建立前，因受封建礼教束缚，辈分森严。一般媳妇按礼教能尊敬公婆，不少公婆对媳妇也能以礼相待，和睦相处。但也有少数婆婆打骂、虐待媳妇，婆媳关系紧张的。新中国建立后，多数家庭与公婆分居,对大家庭的依赖性大大削弱，故婆媳关系一般比较好,尤其是开展“五好家庭”活动后，婆媳关系都比较融洽。但在个别家庭，为分担赡养或争家庭财产等问题，亦时有闹矛盾的现象。
  第五章计划生育新中国建立前，吉安地区是革命老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口锐减。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实行的实际上是鼓励生育的政策。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但由于片面理解“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因而造成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面。所以,吉安地区曾在一段较长时间处于自然生育状态。70年代起，全区以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坚持将计划生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各部门、各单位大力支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做具体工作的制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第一节机构 1963年，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地区和县（市）相继成立计划生育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人口生育问题进入由政府管理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初期，计划生育机构被撤，人口生育又陷入无政府状态。70年代初，全区各级计划生育机构陆续恢复，地区、县、乡、村先后成立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加强。1981年12月，吉安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各县（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办公室也相继成立。1983年8月后，地区、县（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分别更名为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县（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列入政府序列。为此,各级政府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一起抓。由于建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充实了工作队伍，建立了工作制度，开展了计划生育大检查等，全区计划生育工作进展较快，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并开始转化为自觉行动。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机构和队伍不断向基层延伸,全区各乡（镇、街办）也先后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专职计划生育干部，村级配有计划生育宣传员（后更名为村计划生育专干）。从1988年起，乡（镇、街办）先后设立计划生育服务所，村（居）委会设立计划生育服务室，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基本形成。
  1988年3月，地区成立计划生育协会,至年底，全区各县（市）、乡（镇、街办）及企事业厂矿等均已成立计生协会。2000年，全区共有基层计生协会3448个，乡、村两级协会专（兼）职工作人员3148人;全区共拥有协会会员394372人，成为全区最大的群众团体之一。各级计划生育协会发挥带头、宣传、服务、 监督作用,积极开展计划生育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活动,组织会员送温暖做好事,把对群众的爱护和计划生育政策送到千家万户。
  1985年1月，地区设立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各县（市）也相继建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1988 年6月，地区成立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此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节育技术指导、避孕药具管理和干部培训，并取得可喜成绩。
  地区计生委前身是井冈山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1973年以前，属临时机构，由卫生局代管。 1973年5月24日，中共井冈山地委、井冈山地区革委会关于撤销一批临时机构文件中，将计划生育办公室以保留机构予以保留下来。1977年9月28日，中共井冈山地委下文将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从卫生局分离出来，单独办公。1981年12月20日，中共吉安地委、吉安行署发文正式将计划生育办公室列入行署一级局建制，定行政编制11人。1983年8月3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批复吉安地区党政机构设置的通知中，明确行署20个工作部门中设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12月29日，吉安地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核定吉安地区计生委行政编制为16人，内设机构为：办公室、计划统计科、宣传教育科。 1985年1月30日，行署办公室下文设立吉安地区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定编6 人。1988年6月21日，地区编委下文设立吉安地区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定编4 Ao 1996年12月12日，行署办公室下文确定,地区计生委设5个职能科。即秘书科、政策法规科、计划统计科、宣传教育科、科学技术科。1997年5月4日，地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下文确定，地区计划生育协会不定级，下设办公室为正科级机构。
  1996年，根据中共吉安地委吉字[1996]47号文件通知,成立中共吉安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和纪检组。
  第二节政策晚婚晚育 1963年,吉安专署号召全区人民实行计划生育和晚婚晚育。1971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下发《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开始制定人口发展计划和生育政策。1974年,井冈山地区革命委员会重申提倡晚婚，即“提倡农村男25岁、女23岁，城市略高1〜2岁结婚”的要求，全区人民积极响应。1983年 1月18日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布《江西省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是第一次以地方性法规制定的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的基本要求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晚婚的要求:按法定婚龄推迟3年以上初婚的为晚婚。晚育的要求:女性24岁以上生育第一胎的为晚育。少生的要求：1.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一对夫妻（包括一方在农村的）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如有特殊情况（指第一孩子经县级以上医院鉴定为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的或再婚夫妇一方只生育一个孩子，另一方初婚或未生育的），经夫妇双方申请，本单位同意,所在街道办事处（公社）审核，报县（市、区）计划生育办公室批准,方可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但第一个孩子必须满4周岁以上。2.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实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第二胎的，除符合前项条件外：（1）居住在地多人少，人口长期没有发展的边远山区，只有一个孩子的；（2）居住在人口稀少地区的少数民族，只有一个孩子的；（3）农村男到女方无儿家结婚落户的;（4）-家兄弟两个以上，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能力的；（5）两代单传只生育一个孩子的；（6）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孩子。经夫妇双方申请，大队审查，公社核实，报县 （市）计划生育办公室批准，在第一个孩子年满4周岁以上，也可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3.城乡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第三个孩子。一对夫妻的子女数包括抱养、过继、遗弃、前婚所生子女。《暂行规定》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群众的婚育行为。
  1990年6月16日，江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自1990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江西省第一部规范群众婚育行为的地方性法规。《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禁止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严禁计划外生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子女，禁止生育第三个子女，一胎生多子女的除外。《条例》 制定的生育政策的具体要求有:“晚婚晚育”，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初婚者为晚婚；已婚女子24周岁以上生育第一胎的为晚育。“二胎控制”，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后可以再生一胎。1.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只生育一个子女的。2.独生子女死亡的。3.只有一个子女,该子女经县级以上两级病残儿鉴定小组确诊患有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的。4. 一方为革命烈士亲生独生子女或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只生育一个子女的。5. 一方连续从事煤矿井下作业5年以上，并继续从事井下作业,只生育一个子女的。6.双方均为少数民族，且居住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只生育一个子女的。7.归侨、侨眷或在本省定居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其子女均在国外或台湾、港澳定居的。8.双方均系归侨，一方或双方回国时间在六年之内，只生育一个子女的。9.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10.双方均为农民，并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1）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2）男方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若女方姐妹二人以上，只能照顾一人；（3） —方为独生子女，耳其父亲或母亲亦无兄弟姐妹，只生育一个子女的；（4）男方的兄弟均无子女并已丧失生育能力，只生育一个子女的。11•省计生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批准其他特殊情况。实行《准生证》 制度:凡欲生育子女的夫妻，须按《条例》规定的条件和手续领取一胎准生证或再生一胎准生证方可怀孕、生育。凡违反规定未领取准生证的怀孕、生育，属计划外怀孕、生育。计划外怀孕应终止妊娠，计划外生育应按规定进行处罚。新生育政策同时规定，禁止任何医疗单位或个人对胎儿擅自进行性别鉴定, 因医学研究需要,须经地（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方可在指定医疗单位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禁止选择性别人流引产，防止性别比失调。
  1990年，地区狠抓《条例》精神的落实，宣传、动员城乡青年实行晚婚晚育光荣，并签订责任合同, 2000年全区女性晚婚率为48.31%,比1990年提高了 10.19个百分点。
  优生优育 1950年,吉安分区根据《婚姻法》规定，首次开展婚前检查，推广新法接生，加强妇女婴幼儿保健。 1953年，全区开展接种牛痘、天花等14种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并建立妇幼保健网。1956年，全区新法接生率达96. 5% ₒ 1959年，全区新法接生率达98.98%。60年代开始，婚前检查工作有所放松，“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优生优育工作削弱。70年代后期，优生优育工作得到重视。1983年颁布的《江西省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优生的要求是:凡患有遗传性精神病、智能缺陷、严重畸形和痴呆病人以及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不得生育。1986年6月，地区妇幼保健院成立，地区、县、乡三级妇幼保健网络逐步恢复健全。此后，全面开展孕产妇和初生婴儿系统管理，设立档案，定期检查，强化指导，并对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加强卫生管理。是年，各院（所、站）又开设优生优育咨询门诊,加大宣传力度，促进优生优育的全面展开。据统计,1999年全区新法接生率达99. 98% ,2000年住院分娩率为73. 95%。 孕产妇死亡率已从1996年的52. 68/10万下降到1997年的38. 85/10万，婴儿死亡率也从1996年的 25. 87%。下降到1997年的21.12%。,下降了 4.75个千分点。
  1990年颁布的《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对病残儿的鉴定和开展婚前检查作了明确规定:确定一胎为病残儿的鉴定，须经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核，并作出可否生育第二胎的决定;重申实行婚前健康检查。 夫妻双方或一方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检查,确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的，禁止生育， 并施行绝育手术。已怀孕的，应立即终止妊娠。各县（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也先后加强了婚前检查， 并发放母婴保健卡,对育龄妇女实行婚后、孕期定期检查和产后访视，对0〜6岁儿童实行健康检查和预防接种等制度，并加强对托儿所、幼儿园的管理。据统计,1990年至2000年，对全区独生子女病残儿共鉴定1022人（次），其中符合《江西省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定标准》725名，合格率为70.94%。
  第三节措施经常性宣传与宣传月活动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主要对城市卫生人员进行避孕节育知识宣传，对实行避孕节育对象进行个别辅导，尔后逐步扩大宣传教育对象。全区各县（市）普遍举办避孕节育知识培训班，对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宣传骨干、妇女干部、扫盲教师、药店避孕药柜营业员和群众中的骨干等进行培训。在医院、妇保所（站）及部队卫生所、厂矿医院设立避孕指导门诊。各地还通过广播、放映幻灯、妇女代表会、 避孕展览、科普讲座、印发宣传资料等方法，在育龄群众中作广泛宣传。：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 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一度被削弱，直到70年代后期才得到加强。1971年7月，国务院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各地及时进行宣传。1971年12 月，中共江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指出：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是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社会革命，要求“大力宣传，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计划生育的指示，树立以晚婚、计划生育为荣的新风尚”。全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工、青、妇等组织和宣传、卫生、教育等部门和单位,充分利用标语、墙报、宣传栏、有线广播、幻灯片等形式,围绕提倡晚婚、晚育、节制生育等内容开展公众宣传,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正面宣传教育。1978年11月，全区认真组织开展第一次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声势浩大, 规模空前。此后，每年春节、元旦期间均要举办一次。80年代起，吉安地区积极组织各县（市）参与全国性的宣传活动，主要有1980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宣传,1983年的实施计划生育“三为主”工作方针的宣传,1987年的世界“五十亿人口日”宣传,1988 年的亚洲“三十亿人口日”宣传,1989年的全国“十一亿人口日”宣传等。此外，每年均要开展春、夏、秋、 冬四季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服务活动，深受群众欢迎。
  1990年9月1日，《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正式实施后，全区各县（市）贯彻执行《条例》的若干规定也相继出台。至此,全区再次掀起计划生育宣传高潮。据统计，全区共举办各类宣传活动1266次，参加活动186.2万人次，刊出宣传栏、简报、黑板报等1.68万多期，刷写宣传标语12万多条，出动宣传车286 辆（次），广播和幻灯宣传达2656次，印发各种计生宣传品达200多万份（张）。
  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 1988年，按照国家计生委和省计生委的统一部署，全区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并把基础知识教育纳入目标管理。各县（市）均成立了“基教”领导小组，制定了方案和实施计划，成立了县、乡两级婚育学校（1994年后村也成立婚育学校,1997年均改为人口学校）。全区以人口学校为宣教阵地,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从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以广大育龄群众为主要教育对象，针对不同年龄和不同婚育状况群众的实际需要,分层次，有计划、多形式，比较系统地进行人口理论知识、 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知识以及晚婚晚育、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等知识教育，使广大育龄群众在提高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提高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1990年10月，国家计生委在江西省召开全国基础知识教育汇报会。会后各地认真贯彻会议精神，进而把加强基础知识教育作为计划生育工作打基础、上水平的根本措施之一。至此，全区百分之百的县（市）、乡（镇、街办），95%的村（居）委会开展了基础知识教育;210多万育龄群众接受了教育,受教育率达到91. 7%。1992年10 月，根据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团省委、省教委、省计生委等六部门《关于在各级党校、干校、团校及各类高、中等学校增设人口和计划生育教育课的通知》精神,已在全区272所党校、428所中学和部分小学开设了人口理论课程,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学生的人口与国情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新型婚姻观、生育观。通过传播人口知识、生命科学、避孕节育知识和妇女“五期”卫生保健常识等,既有效地促进了广大育龄群众婚育观念的转变，又促进了育龄妇女避孕节育措施的落实，更促进了计生宣教工作的开展和党群关系的改善。“基教”期间，全区自编并发行《人口与婚育知识读本》6万多册，购置录像带&2万多盒，印发计划生育各种宣传资料160多万份，播发、刊发宣传稿件2500多篇,开办人口学校 270多所，建校率达98.5%，举办各类培训班12200人次;全区育龄群众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普及率达90%以上。
  节育新技术推广吉安地区于50年代初期提倡避孕节育,大多数育龄妇女避孕采用安全期、中草药和延长哺乳期等方法。1954年后开始供应避孕药具，包括子宫帽、避孕套、避孕药膏、避孕栓等,其中避孕套使用方便、安全，颇受欢迎。节育指导始于1956年，大部分县（市）在人民医院或保健站内设立避孕技术指导室，开展指导服务。1964年后,吉安专区及县（市）人民医院、保健站内附设避孕指导站，配备专职人员和必要的医疗设备,开展计划生育四项手术等。当时采取节育自愿，有偿供应避孕药具的办法。1975年后，节育工作坚持国家指导和群众自愿原则，按每对夫妇一生生育两个孩子，两胎间隔4〜5年的要求，免费供应避孕药具，并推广服药或针剂避孕。1975年全区共有394509名已婚育龄妇女接受节育措施，节育率为 31.61% ₀ 70年代后期,对已生育两胎以上的育龄夫妇实施长效节育措施；1983年起，全区普遍采取综合性避孕节育措施。是年,全区累计实施计划生育手术360923例。
  1988年6月，地区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成立后，药具管理工作加强。县、乡配有药具专（兼）职药管员,村配有发药员，药管队伍达3600多人。是年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全省推广上饶县湖村乡农村避孕药具计划调拨与有价供应“双轨制”合同制管理试点经验。自1990年底起，全区普遍推行避孕药具城（镇）、机关单位凭证有价供应,农村实行合同制管理办法。全区药具使用率也从1979年的 0.04%，提高到2000年的3.96%,提高了 3.92个百分点。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全区开展以推广节育新技术,全面落实可靠节育措施为主的避孕节育工作。随着计划生育整体工作水平的提高,2000年全区已婚育龄妇女累计节育人数786628人，节育率为 92.01% ;在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对象，因人制宜,采用不同形式的节育方法。此外，对节育后因子女夭折,要求再生育的经过批准，分别施行恢复生育手术。
  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1998年底，由国家计生委倡导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在全区城乡广泛深入地开展。该活动旨在依托社区、面向家庭，建设以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其主要内容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丈夫有责。整个活动分为试点、总结、推广三个步骤，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目标,立足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即努力实现由仅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按照“适应新形势，面向新世纪，迎接新挑战”的要求，在 “新”字上做文章,在“进”字上下工夫，在“家”字上讲服务，在“实”字上求效益，让婚育新风进入、送入、 影响和服务到千家万户,切实转变群众的婚育观念。2000年春，吉安电视台“吉安人口与计划生育”专题栏目开播，各县（市、区）电视台也先后开设计划生育专栏,充分运用电视大众传媒为计划生育服务。 严格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90年代初，地区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格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和“一票否决权”制度，加强协调，综合治理,从而平抑了第三次生育高峰，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1991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后，地委、行署作出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为顺利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期间人口控制目标提出了实施意见和具体要求。1993年6月，地委、行署又下发《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孕前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计划生育“三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的工作方针，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把计划生育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放在育龄妇女计划外怀孕之前，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综合避孕节育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计划外怀孕。至此,全区计划生育工作已开始由孕后补救型向孕前管理型转变。
  1993年以后，按照省计生委《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创先争优”的通知》精神，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以“一无”（无多胎生育）县、“二无”（无多胎生育、无大月份引产）乡、“三无一好”（无多胎生育、 无大月份引产、无早育，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好）村为主要内容的“创先争优”活动。这项活动使计划生育工作达到既有效地控制人口，又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的目的。据统计，整个活动已落实创“一无”县2个,创“二无”乡147个，创“三无一好”村336个。1996年后，地区又加强对计划生育后进乡镇的管理和创建计划生育“合格村”活动,抓两头，带中间，创特色，促进计划生育工作平衡发展。 1998年全区已创建计划生育“合格村”2126个，创建率达67.6% ；峡江县戈坪乡小坑村、安福县严田镇横屋村、吉水县丁江乡丁江村、吉安市河东镇红光村、井冈山市下七乡汉头村连续三年达标,被省计生委授予“计划生育合格村”称号，受到省表彰。全区推行计划生育孕前管理和开展计划生育“创先争优”及创建计划生育“合格村”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质量的提高。
  第四节奖惩 1990年9月1日《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开始实施，对有关计划生育的奖励、社会保障和处罚限制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地方、单位和个人，其上级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应给予表彰和物质奖励。对实行晚婚晚育的夫妇,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奖励和表扬。干部职工晚婚晚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假期外，晚婚的增加婚假15天，晚育的增加产假30天，并给男方护理假7天,假期不影响工资和全勤奖。农民晚婚晚育的，免除夫妇双方一年集体义务工。对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从领证之日起每月发给5 元保健费，直至独生子女年满14周岁止。同时独生子女在分房、入学、招生、招干、招聘等方面均享有优先照顾。在农村逐步实行独女户、二女户养老保险制度，解除独女户、二女户的后顾之忧。对早婚、非法结婚、计划外生育和不按规定落实计生手术措施的个人和单位，各县（市）根据《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条例》规定:对经动员教育仍不按计划生育部门规定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的;包庇、怂恿、收容计划外怀孕、生育的;违反规定生育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违反规定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医务人员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开假证明、做假手术、保胎结扎的,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或罚款。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除给予行政处分或罚款处理,情节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或触犯刑律的，由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夫妇一方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另一方或第三者加以干涉;遗弃、虐待生育女孩妇女、采取绝育措施的妇女和不育妇女的;妨碍、抗拒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或侮辱、诬陷、威胁、殴打、非法拘禁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故意毁坏计划生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财物的;私自为他人摘取宫内节育器或破坏其他节育措施的;计划生育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挟嫌报复或贪污受贿的;教唆、胁迫、诱骗他人破坏计划生育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 1995年6月30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对《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 作了修改，并于1995年9月1日施行，同时施行了《江西省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江西省计划生育行政复议办法》、《江西省征收计划外生育费、计划生育证工本费标准》以及《江西省对违反计划生育的罚款处罚规定》，对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计划外生育费征收标准、违反计划生育的各项罚款标准及程序作了统一的原则规定。1997年6月20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就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各县（市）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处罚标准和操作程序。
  全区在执行计划生育奖惩制度的同时，还实施计划生育富民工程，帮助计划生育户脱贫致富。实施计划生育富民工程始于1994年,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学习试点。1994年夏,全省学习贯彻计划生育“三结合”（即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井冈山召开，拉开了扶贫与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的序幕。1995 年初，地区下发了《关于认真抓好“三结合”经验推广及推荐“三结合”典型的通知》，区、县、乡、村计划生育富民工程领导小组先后成立，并明确各级党政领导“三结合”工作联系点,组织县（市）计生委主任赴吉林省参观学习“三结合”工作经验,着力抓好试点工作。同年5月，在峡江县召开全区“三结合”工作现场会，重点推广峡江县桐林乡和井冈山市黄坳乡的做法,为各地抓试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二是推广普及。要使“三结合”工作全面开展起来，必须发挥各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1996年初,在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地委、行署对地直49个挂点部门和单位下达了《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掀起了齐抓共管的新高潮。同时，地区计生委为全区每位帮扶对象统一印制了《“计生富民工程”手册》和计划生育“三结合”帮扶户标牌，地区要求每村至少帮扶5户计生贫困户，把计生富民工程列入年度考核内容，规范管理，跟踪问效。各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分别从不同角度制定优惠政策和帮扶计划,对帮扶户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地区土管局制定了四条扶助政策（依法优先安排宅基地;依法优先颁发土地使用证书;减半收取土地规费;依法优先安排土地开发、复垦资金）；地区民政局结合民政工作特点，采取定对象、定项目、定资金、定责任人的“四定办法”；农、林、畜和科技部门加大技术培训，搞好种植养殖防虫防病等服务，为帮扶工作献策出力。三是纵深发展。1997年初，地委、行署为加大对扶贫和计生富民工程领导的力度，完成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提前两年完成计生富民工程目标，推出四条措施：（1）制定了《关于组织万名干部开展“1+1”联万户扶贫活动的实施意见》,要求地、县（市）、乡三级党政群机关和地、县（市）直事业和部分企业及中央和省属单位的副科级以上干部，采取1名干部帮助1户贫困户的办法,使贫困户两年内解决温饱。（2）继续对地直挂点的部门下达《计划生育工作目标任务书》，由1996年的49个部门扩展到72个部门和单位；（3）要求各县 （市）至少建立一个有规模、上档次、见成效的“三生”（生育、生活、生产）服务示范基地。（4）继续加大对计划生育的投入，强化基层计生服务功能。至2000年底，全区共建计划生育“三生”服务基地170多个; 共约帮扶计生户60000多户，其中已有59000多户已经摆脱了贫困，脱贫率达98.33%。此外，地区和各县（市）计生协会与保险公司积极协作，开展了二女户养老保险、母婴安康保险、少儿养老保险、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结婚纪念保险,为育龄群众解除后顾之忧。
  第五节成果 1985年6月，永新县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永丰县潭城乡、上溪乡和万安县柏岩乡、顺峰乡均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受到国家计生委的表彰。1995年,遂川县计划生育服务站被省计生委评为“全省计划生育'六好'服务站”，1996年，该县站又被国家计生委授予“全国计划生育科学技术先进集体”光荣称号;1997年,新干县计划生育服务站被省计生委评为“全省计划生育¹六好' 服务站”。1998年和1999年,全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被省人民政府分别授予“计划生育工作进步奖”、“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1979年至2000年,经过全区上下20多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 “三提高、四降低”的良好势头:即全区计划生育率从1979年的40.75%提高到2000年的95.85 %,提高了 55.10个百分点；出生一孩率由1980年的34.94 %提高到2000年的80. 86 % ,提高了 45. 92个百分点;节育率由1979年的57.85%提高到2000年的92.01%，提高了 34.16个百分点。人口出生率从1979 年的26.87%。降至2000年的15.59%。,下降了 11.28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9年的19.23 %。降至2000年的& 77%。，下降了 10. 46个千分点；出生多孩率由1979年的43. 08%下降到2000年的 0- 52%，下降了 42. 56个百分点;全区共约少生人口 30多万人（见表3-5-1）。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全区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从1979年的5. 30下降到2000年的1. 80,下降了 3. 50,在更替水平以下。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水平明显提高,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
  表3-5-1 吉安地区1979 ~ 2000年计划生育情况一览年度出生人数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女性晚婚女性晚婚率一孩率二孩率多孩率 （人） （%。） （知） 人数（人） （%） （%） （%） （%） 1979 94775 26.87 19.23 8975 61.06 43.081980 62425 17.43 10.69 10787 75.23 34.94 31.89 33.161981 81391 22.25 15.16 12160 49.41 42.00 32.32 25.681982 64981 17.58 10. 86 9520 45.51 43.18 30.93 25.891983 56344 15.11 8.85 9323 43.92 49.93 27.83 22.241984 57520 15.21 9.03 9999 48.03 48.37 30.55 21.081985 52923 13.85 8.20 9304 40.32 47.53 33.81 18.661986 55639 14.35 9.26 9807 37.93 50.89 33.32 15.791987 60310 14.55 9.27 9109 37.19 52.97 33.16 13.861988 61310 14.58 9.58 10534 41.36 56.84 32.41 10.751989 95406 23.53 18.54 9969 37.89 55.61 33.83 10.561990 100557 24.26 17.31 10193 38.12 55.73 33.37 10.901991 95871 22.66 15.29 8948 37.16 57.83 35.39 6.79 1992 86672 20.22 13.14 10233 3& 71 69.75 27.99 2.26 1993 88323 20.34 13.57 8389 3& 64 79.08 19.23 1.70 1994 74879 19.27 12.34 10940 23.87 75.86 22.82 1.32 1995 79149 18.73 11.54 20591 43.37 7& 93 19.85 1.22 1996 69428 17.84 10.11 13639 41.89 80.75 18.67 0.58 1997 62975 17.85 11.31 13984 40.51 82.38 17.38 0.24 1998 70905 17.49 10.76 11662 43.67 82.17 17.58 0.25 1999 78800 16.96 9.94 14343 47.09 80.54 19.02 0.44 2000 70470 15.59 8.77 15305 48.31 80.86 1&62 0.52 第六章人口素质第一节身体素质新中国建立前，吉安地区城乡天花、霍乱、血吸虫病流行。仅泰和县马市、栖龙两个血吸虫病疫区, 毁于血吸虫病的大小村庄36个,1908户,8457人。由于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缺医少药,城乡居民生活贫困,身体素质差。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的健康，国家拨款兴建医院，逐步建立起各级医疗卫生防疫网络，大力开展群众性防病治病，妇女保健和爱国卫生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吉安地区已消灭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80年代基本消灭血吸虫、丝虫病，人民的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
  青少年生长发育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卫生条件的不断完善，吉安地区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比新中国建立前大有改善。1991年对农村7 ~ 18岁青少年的身体、体重、胸围三项形态学指标进行了系统的调查。 男性身高从7岁的114.04厘米增长到18岁的163.53厘米,共增长49. 49厘米,平均每岁增长4.12厘米。女性身高从7岁的114.75厘米增长到18岁的155.43厘米,共增长40. 68厘米，每岁增长3. 39厘米。体重男性从7岁的18.89千克增到18岁的52.4千克，增加33.51千克,每岁平均增重2. 79千克。 女性从7岁的17.85千克增加到18岁的47.51千克，增加29. 66千克，每岁增加2. 47千克。胸围男性从7岁的56.03厘米,增长到18岁的82. 21厘米，增长26.18厘米，每岁增长2. 18厘米。女性从7岁的 54. 31厘米增长到18岁的80. 50厘米，增长26.19厘米，每岁增长2. 18厘米。城镇的青少年三项形态学指标要比农村的青少年略高一点。吉安地区青少年三项形态学指标发育的情况无论男、女性，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男性在身高和体重方面增长快于女性，女性在胸围方面增长快于男性,符合男、女性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和各自生长发育的特点。
  人口寿命新中国建立之前，境内人口平均寿命在30〜40岁之间。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生活和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寿命普遍增长。据吉安市长塘乡桥南村调查，该村人口平均寿命:新中国建立初期为34.04岁；20世纪60年代为53.14岁；70年代为50. 46岁；80年代为73. 21岁；90年代为75. 75岁。 90年代比70年代增长25.29岁，比新中国建立初期增长41.71岁。就全区而言,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的生命表，吉安地区1989年的人口平均寿命为68.49岁(其中男性为67. 63岁，女性为70.2 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要高于男性2. 57岁)，比新中国建立前高28. 49岁。人口寿命增长，百岁老人也随之增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区百岁老人为4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百岁老人为9人;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百岁老人为15人。其中有3人为109岁，他们是:周贵顺，男，新干城上乡冈上周家村人，生于清同治元年(1862)4月，1971年逝世，享年109岁；萧春秀，女，遂川县枚江乡莲溪村人,生于光绪五年(1879)2月5日,1988年逝世，享年109岁;郭冬秀，女,泰和县澄江镇敬老院，生于清光绪五年9 月,1988年去世，享年109岁。
  百岁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粗茶淡饭，生活有规律，坚持劳动,性情温和。游立茂，男，奉新县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在南昌学徒,1938年因逃避战乱来到吉安市当店员。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在吉安从事商业工作，曾任吉安市自立商店经理。30岁结婚，生子女14人， 1992年去世，享年103岁。游立茂老人生活有规律,一生粗茶淡饭,食量适中;基本吃素，少吃补品;早睡早起，坚持劳动;生活自理，讲究卫生;爱好活动，饭后散步。他性情温和爽快，从不恼怒,90岁还坚持看报读书，思维清晰;满百岁时还脸色白嫩泛红,皱纹少而且浅，一头银发，走起路来轻松稳健,只是两耳听力衰退。李华阳，男，兴国县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十九日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38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离休后住吉安市老干部休养所。李华阳老人在20多年革命战争岁月里，为建立人民政权出生入死。新中国建立后，当军械保管员，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干休所养老期间，他一直保持老红军的本色，自己开荒种菜,为周围群众办好事。1992年9月1日病故，享年101岁。李庆云，女， 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祖籍广东韶关，家境贫寒。18岁那年，她嫁给吉安一名商人。38岁丧夫后， 靠丈夫留下的一点家产度日，独身自处,一生从未生育，一直没有改嫁。1989年9月，老人103岁时，《江西日报》和特约通讯员采访了她，以《百岁老人话晚年》为题,在该报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报道。老人说,共产党政策好,我虽然是一个孤寡老人，但有不少人像儿孙一样服侍我,使我一直生活得美满幸福。老人 1990年8月12日辞世，终年104岁。
  人口死亡与死亡率新中国建立前，由于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广大人民群众缺医少药,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流行，加上二三十年代的战争和灾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生活水平，医疗卫生条件得到逐步改善，许多严重危害人民生命的疾病得到控制或消灭,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吉安地区人口死亡人数情况，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1954〜1958年死亡人数下降明显，死亡率由1955年的17.49%。,下降到1958年的12.91%。,下降了 4.58个千分点。1959 ~ 1960年，为死亡人数的回升期，1960年死亡率达到15.45%。,上升了 2.54个千分点。1961 - 1979年为死亡人数和死亡率的稳定下降时期，这一时期持续时间长，死亡率基本维持在8%。〜9%。,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年份。1980 ~ 1990年为死亡率继续稳定下降时期，基本维持在5%。~ 6%。。这也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婴儿死亡率是评价人民健康水平和妇婴卫生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新中国建立后,吉安地区婴儿死亡率有明显下降。据《江西近现代地方文献资料汇编》初编第七册记载,1936年吉安县的婴儿死亡率高达287. 60%。； 1989年全区婴儿死亡率为36. 54%。, 1996年为25. 87%。, 1997年为 21.12%。。
  第二节文化素质 1949年,吉安地区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80451人。新中国建立后，吉安地区人口文化素质逐步提高。1964年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792621人,1982年有2212934人，1990年有2880161人。1990 年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1949年增长885. 22% ,比1964年增长263. 33%,比1982年增长 30.15%。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吉安地区不同文化程度人口的性别构成，其特点是有文化的人口，男性多于女性,文化程度超高，男性比女性越多。小学文化程度人口中，女性占47. 38%，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女性占30.18%，高中文化程度女性占25.69%，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女性占10.16%。从城镇和乡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来看，有文化的人口城镇明显高于农村，文化程度越高，这种差异更明显。吉安市每千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高达35.02人，而遂川县每千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只有2. 90人。新中国建立后，吉安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1989年全日制小学达到4813所，普通中学322所,普通专科学校1所，专业医学院1所,中等专业学校6所，各类学校的发展为吉安地区培养了众多的建设人才。 新中国建立后，吉安地区人口的科学技术水平显著提高。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吉安地区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1385人,其中教学人员42204人,经济业务人员30535人,分别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人数的41.6%和30.10%。总的来看，吉安地区的科学技术人员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素质上均不能满足吉安地区发展的需要。
  第三节思想素质吉安人具有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四大贤母”，吉安就占了两位，一位是东晋名将陶侃之母湛氏，一位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之母郑氏。这两位母亲同样在丈夫去世后，生计困难。但她们用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解决母子俩的衣食,教子珍惜光阴读书，建功立业， 还以孝顺、勤俭的美德熏陶其子。在陶侃、欧阳修身居高位时，两位母亲仍是自食其力，过着俭朴的生活。
  吉安人有乐于奉献、自我牺牲的可贵精神。历史上，吉安许多士大夫为革除弊政，救国安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被放逐、免官、入狱，甚至牺牲性命。大文学家欧阳修为支持范仲淹实行庆历改革,抨击保守派而一再被逐出朝廷,贬为地方官。胡铃因反对向金人屈膝投降，三次上书请斩秦桧,终遭迫害,被逐至荒僻之地海南岛。民族英雄文天祥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精神,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著名江南才子解缙，直言不讳批评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后来被明成祖朱棣投入监狱五年,被锦衣卫太监活埋雪中冻死。打不死的李时勉上疏明仁宗,劝其“节民力、谨嗜欲、勤政事、务正学”，仁宗皇帝震怒，当场命武士手执仪仗“金爪”击断他三根肋骨，革职下狱。先辈事迹惊天地、泣鬼神，可贵可敬，影响至深至远。
  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革命军民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有时连红米饭、 南瓜汤也吃不上,就以野菜充饥，在困难面前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尤其在第三次反“围剿”失利后,敌人对井冈山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大烧杀，有的全家都被杀光，整个井冈山到处留下了焦土残垣和斑斑血迹。但是井冈山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疯狂烧杀所征服。新中国建立后，优良的思想道德观念得到了发扬。吉安市光明路居民徐招娣,二十年如一日侍候一个没有亲缘关系的孤老太婆，使她安度晚年，活到105岁。东升药店职工杨碧玉，其婆母被邻居不小心撞倒跌断了腿。她一不责难邻居,二不拖累丈夫，自己默默地担起了侍奉受伤婆母的重任。每天喂饭、喂汤、倒屎、倒尿，尽心尽责，无微不至。小学生王昆裔，在上学的路上发现一男孩落水,他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奋力救起男孩，而自己不幸身亡，年仅8岁。1978年以后，吉安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吉安人有井冈山精神和积极、健康、向上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的广大干部群众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成为推动吉安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