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金溪县浒湾镇丁家村人。小时家境贫寒，父母早逝，靠亲友帮助及勤工俭学得以完成学业。193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随即考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经济研究处工作。1948年晋升为专门委员（一等职员，相当于教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经理秘书、经济研究所副主任，负责国内外金融调研分析。1955年、1958年、1970年分别被诬以莫须有之罪遭隔离审查、下放、关押。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得以恢复名誉。1978年调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任外国编译室主任。1980年参加银行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出席世界科学银行会议。1981年被评为研究员。历任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国际金融学会理事。1985年起任博士生导师，先后招收8名博士研究生。1993年被国务院评为有特殊贡献的专家。 丁鹄勤奋好学，治学严谨，以爱国爱民为理想。学生时代，在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担任任工作，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参加汉阳门露宿和抗日救国大游行，被列入黑名单，险遭开除，幸得教授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与金溪籍同学回乡组织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后与党的地下工作者来往密切，阅读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替红色地下报纸募过捐，参加上海地下党召集的座谈会，讨论上海解放后的金融问题。上海解放后，以军代表身份参加接收中国银行，并负责起草《关于解放后银行制度的意见》等。大学毕业时，其毕业论文被杨端六教授评为“读书得间，思考甚深，可谓已进入研究阶段。作者在学术界的前途极有希望，此予所引为极欣幸者也。”1941年，针对上海游资内移问题写了《论游资内移与生产因素最少原则》，提出生产总量不是决定生产要素总量，而是决定于全要素中最稀少的那个要素；经济危机并非源于需求不足，而是源于生产结构错乱（即生产受到技术工人和运输两稀少元素的制约）的理论。1947年，又针对盛行的“负号生产论”撰写《评负号生产论》一文，指出生产必须有一个更高目标——国计民生。 1957年，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对凯恩斯的“乘数论”进行批判。1987年后，陆续向中央领导和总行行长呈送《向慢性通货膨胀进一言》《对效益好的企业就应该保证贷款吗》《重振信用，刻不容缓》《外汇政策的两点看法》等多篇政策材料。其中《向慢性通货膨胀进一言》获198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2009年12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将其27篇文稿汇集成《丁鹄先生经济金融理论论文集》出版发行。其中绝大部分是有关货币金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