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临川唱凯镇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与舒同、许瑞芳、章应昌、郭忠仁等数十人组织读书会，经常阅读《新青年》、《响导》、《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学习马列主义，探讨革命真理。1926年10月，北伐军进攻临川时，他与“读书会”的同学们在城内秘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唤起民众觉醒，瓦解敌军士气，并动员郊区农民借梯，送弹药，支援北伐军攻城。 1927年春，李井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朱德率“八一”起义部队路过临川。他毅然投笔从戎，随起义部队南征，任第4军25师政治部宣传员。他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士兵中宣传鼓动，还爬山涉水，动员农民参军支前。转战到广东后，留在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丰顺县黄金铺区委书记、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等职，成绩显著。 1930年夏，李井泉调到中央苏区，在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担任秘书长，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35军（后改编为红军独立第3师）政委、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第3补充师政委。在中央根据地工作期间，曾因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一伙的错误批判，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积极参加反“围剿”的战斗。 长征中，李井泉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第9军政治协助员、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其间两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抗战期间，李井泉任八路军120师358旅副旅长、政委，绥远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晋绥联防司令部秘书长，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战胜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大青山地区是中国西北的一道门户，绥远的心脏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气候异常寒冷，地域辽阔，东西长300公里，居住着蒙、回、汉族，日伪军骚扰频繁，斗争情况复杂。他根据当地特点，提出以骑兵为主的灵活、快速、机动、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游击战争策略，冲破重重封锁线，经过大小百余次战斗，粉碎敌人15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歼灭大量的土匪、汉奸和日伪。他还经常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的地方，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做好民族之间的团结工作，壮大抗日力量。有一次，游击支队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俘敌180人，其中多是蒙古族。李井泉召集俘虏开会向他们讲清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国政策，申明民族团结、共同对敌的大义，教诫他们同日、伪划清界线，回到人民一边，接着又把他们全部释放，连枪支也全部发还。塞外各个盟旗深受感动。他率部在大青山地区建立各级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割断敌人的电线，捣毁土围子，配合主力部队全面抗战，先后消灭日军千余人，击毙伪军600余人，俘虏500余人，建立并巩固了大青山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9年2月，李井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先后领导了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参加指挥绥包战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9年冬，李井泉任入川南下支队政委，参加和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他留在西南地区工作，和邓小平、贺龙一起，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并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50年初，李井泉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兼行署主任。1952秋，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之地，蒋介石在逃离大陆时，把许多军统特务和部分残渣余孽留在这里，与当地的恶霸、土豪、土匪相勾结，到处烧杀抢掠，情况十分复杂。他积极领导四川军民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工作中，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部队、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依靠广大群众，击退了阶级敌人无数次反扑，巩固了新生政权。在农村，他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斗倒了地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把翻身后的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平川地带改造旧河道，开挖沟渠，发展网络化灌溉系统；在山地丘陵地带，建库蓄水，筑坝发电，以电提灌，变旱地为水田；还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从而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生产不断发展。毛泽东在视察都江堰工程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干得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1958年5月，在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9月，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政治委员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他顾全大局，说服干部和群众，牺牲局部利益，从四川调出300亿斤粮食，支援其他困难的省份度荒解难。他大力发展四川省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教育党员和工人，以红带专，大干社会主义，以科学技术推动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建成宝成、成昆两条铁路干线和成都、重庆等一大批工业城市，初步改变了西南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1964年12月，李井泉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横遭冲击和迫害，受尽屈辱和诽谤，心身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仍保持着高风亮节。他的两位亲人也为此蒙冤而死。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因年老体弱，退居二线，但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连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还兼任西南协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他关心群众，情系家乡。1980年，曾到家乡唱凯乡视察，了解到家乡的一条河上无桥，群众过往不便，洪水期时有船翻人亡的事故，于是立即召集当地干部商量，倡建一座“万年桥”，并为大桥题写“发展经济，方便交通”。家乡人民赞扬他“掌权不忘民，井泉万年松”。 李井泉晚年体弱多病。他在养病期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衣着朴素，破了又补，补了又穿。有一次，管理员见他屋里的窗帘破旧，打算换块新的，他坚决不要，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换，你们不要忘记国家的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要发挥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病情恶化后，医生给他做截肢手术，虽疼痛万分，却不吭一声，医护人员都夸他是一位顽强的老人。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李井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