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字元公，号海岸道人，是明末抗清名重一时的烈汉和诗人。《明史·列传》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对他的生平作有简介。 黄端伯从小勤学，“性聪敏孝友”，“学文章及书，皆以拔俗自喜，博综经史百家言”。明崇祯初年（1628年），考中进士，次年被授为浙江宁波推官。在宁波，他待民以法，对初次犯法者则重教育，对贿赂者深恶痛绝，他“士无问幽显”。一次，黄端伯主持宁波考试，一个名叫冯文炜的穷书生穿戴简朴，考文却写得很好，就特意请他来相见，加意勉励，以后又多次向上推荐和在经济上资助他，后冯文炜得以中举。 黄端伯在宁波居官三年，“布衣蔬食，货利不撄其心”。那时，倭寇常犯浙江沿海一带，黄端伯集思广益，提出防御倭寇的十条计策，使该地倭患大为减轻，民感其德，称他为“黄佛子”。 宁波附近有座四明山，是风景胜地。黄端伯常邀文友去游览，撰文作诗以抒发情感。他的《登严子陵钓台》诗写道：“我本四明狂客，三年作宦悠悠，浪迹日随马牛走，穷官不解作家谋”。 崇祯五年，黄端伯因母在家乡病故，遂回故里，一居三年。后改任杭州推官。在杭州任职期间，他因办事干练，广知博闻，受到同僚敬佩。一日，他正坐厅理事，巡抚使人持扇面百余幅令书，他挥笔疾书，不一时便书写完毕，书势极尽变化，而公事问答不废，巡抚惊叹其才干。他公务之余，还常邀集博学之士讲学于西湖，为当地培养造就人才。 崇祯十年，他由杭州回江西探亲访友期间，耳闻目睹居住在建昌（今南城县）的益王朱慈炱作威作福、穷奢极欲的种种行为，义愤填膺。他不畏权势，于崇祯十二年上疏朝廷，控告朱慈炱，列数朱在建昌“擅增兵甲”“擅增民词，批行郡县，骗害良民，惨不忍闻，至于叩克宗禄，啧有烦言”，“臣不能为王讳也！”黄端伯在疏中要求给朱慈炱以惩处。朱知此事后，极力为自己不端行为辩解，并上疏崇祯以《劾黄端伯离间亲藩及出妻酗酒诸事》。崇祯有诏候勘。黄端伯再上《劾益藩及辩出妻酗酒》疏，但崇祯未予理会，朱慈炱则变本加厉欺压百姓。黄端伯一怒之下，弃官为僧，避居庐山。在庐山，他写了不少诗，“长怀仙境胜，便欲弃儒官”，“山客最饶林下趣，啸歌偏欲傲乌纱”，“平生一片冰霜志，半夜萧萧对鬼神”便是诗人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这些诗作，后来编入《庐山集》。 崇祯十七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南朝。朱由崧昏庸无能，幻想与入关清军议和，重用奸臣马士英、阮大铖，排斥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等爱国志士。面对这种形势，黄端伯心急如焚，盼为报效国家出力。经礼部尚书姜日广再三推荐，朱由崧起用黄端伯任礼部仪制司主事。 明弘光元年（即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黄端伯与南京军民共守城，抗击清兵渡长江。在江心寺，他吊唁抗清牺牲的志士友人，作诗悼念：“孤屿嵫岩杀气高，义旗麾处鬼神号，江流不尽英雄恨，万古风天鼓怒涛。”为了鼓励守城官兵士气，黄端伯以诗作武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了《城守二首》；“巍巍不动寰中主，一座坚城似铁山，万锯在前无怯志，祗因勘破生死关。”“谋事在心成事胆，未尝以胆许他人。危城独守浑无畏，烈汉从来不顾身”。 但是，由于朱由崧及马士英、阮大铖醉生梦死，沆瀣一气，致使清军渡长江。五月，南京失守，“百官皆迎降，唯黄端伯不降”，并在寓所能仁寺门首大书“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寓所”。清豫亲王多铎大怒，将其关押在江宁狱中。黄端伯在狱中谈笑如常，作“丹心倾汉室，碧血吐秦廷”的诗句以见志。六月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剃发，黄笑指颈道：“我宁剃头不剃发。”八月十三日，多铎再劝黄端伯降，并威胁说：“不降则戳！”黄端伯誓死不降，多铎命杀之。这天，黄被押出监狱时，掉了鞋子，他说：“冠履不可失也”。终于穿好鞋子，昂首迈出通济门，来到水草亭，端坐引颈受刃。刽子手心惊目眩，不能举刀，黄端伯见其状，厉声说：“何不剌我心！”他受难时，“观者万余，皆焚香环拜而泣。”他这种大义凛然、视死而归的英雄气概，连多铎也叹称“南来硬汉仅见此人”。 黄端伯一生著作甚多，传之于世的有《易疏》、《东海集》、《庐山集》和《瑶光阁集》，其中《瑶光阁集》13卷被《四库全书》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