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的中国革命,是围绕北伐战争演进的。
1月1日,在广州工作、学习的赣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知名人士萧素民等584人向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省国民党省党部通电,请求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江西督理方本仁擅捕赵干等和封闭明星书社的粗暴行径进行征讨,并呈文请求取道江西出师北伐。
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中央考虑江西也是北伐必经的地方,决定加强江西方面的群众工作,派赣籍党员罗石冰来江西巡视并指导党团工作。罗石冰,号子实、子石,又名罗石彬、罗菁华、罗庆元。1896年生,江西吉安人。早年就读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吉安县立高等小学教员,领导学生参加声援五四运动。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校党支部委员,并在沪西区从事工人运动。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总工会会计科副主任。因抵抗暴徒冲击总工会办公室受伤住院,受到上海工人和各界人士的慰问。
1月14日,罗石冰在九江考察后来到南昌,因赵醒侬还在狱中,未能谋面;而家在外地的党员又回乡过年去了。1月22日,罗石冰回到家乡吉安开展工作,他写信向团中央报告巡视九江、南昌、吉安三地团的工作情况,认为吉安“实有设
立大学班(指党组织)之必要”,“九江发展缓慢,训练工作很差”,南昌“无一人负责,全部工作停顿。原来发展也极慢,训练工夫更谈不上”。“综合江西上面所说的三个地方来看,实有设法避免各种困难之必要。我想最好的办法,总校(指团中央)宜从速派得力人员到南昌去组织'干枢',以便就近计划一切,指导一切”。
对于江西下一步工作区域,罗石冰建议:“'干周'(即赣州)以上是江西的堂奥(注:深处。喻指内地、腹地),地位极重要,但我们并无一人在那里做事,如设了'干枢',就可设法走进去”。
团中央收到罗石冰的信后,因信中说他自己“脑伤病依然未愈”,于是报告中共中央,复派赣籍党员刘峻山为特派员到江西巡视和指导党团工作。
刘峻山又名刘九峰,曾用名孤帆,化名君实,1899年生。和罗石冰经历相似,同为江西吉安人,也是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在吉安县立高等小学当过教员,参与领导过吉安学生支持北京五四爱国运动。1923年秋入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后转入社会学系。1924年由施存统介绍入党。同年冬,他作为国民会议宣传员和王秋心一起回过江西。1925年9月任共青团上海地委委员、组织部主任。五卅运动爆发后,任上海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部长、上海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同年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兼职。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上海后,任中华全国学生总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春节后,刘九峰来江西考察指导工作。他先到九江,团地委书记胡越一在年前学校放假后即请假回修水老家,全部工作交由代理书记张如龙处理。张如龙是个入团不到半年的学生,“究嫌幼稚”。胡越一原在商科中学挂了个教员之名,而许鸿赴粤参加国民党“二大”一直未返回,九江商科中学遂为反动教职员掌握,胡越一回九江不仅很难插足,连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也被右派控制。刘九峰了解九江情况后,建议团地委进行改组。
2月23日刘九峰抵达南昌。因南昌团员全部动员回乡尚未返校,原团地委书记丁健亚电促未到,代理书记冯任赴鄂开会,团组织“随着散寒假而完全瓦解停顿”。
刘九峰找到赵醒侬。对于南昌团组织的现状,醒侬也很着急,他向刘九峰介绍了江西的党团工作情况。刘九峰建议立即召开南昌、九江和吉安三地党团组织联席会议,汇报情况,总结工作,对发展党团组织和开展群众运动作出部署。于是一系列会议先后召开,党团组织先后进行整顿。
3月6日,南昌、九江、吉安三地团地委在南昌召开联席会议考虑当时江西局势复杂,给团中央的联席会议报告中,参会人员多用化名:特派员九峰(刘九峰)、冯任、舟橹(邹努)、古龙(帅鼓侬)、灼华(陈灼华)、志敏(方志敏)、宗奋(?)、化非(郭化非)、兆协(张朝燮)、整x(丁健亚?)、合民(邓鹤鸣)、醒农(赵醒侬)、大贞(朱大贞)。
刘九峰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南昌、九江和吉安团地委分别报告了组织、宣传和开展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乡村小学教师运动、童子团运动及经济斗争的情况。
三个地方团组织的状况是:南昌团员60人(十分之八为学生,余为农工、店徒、小学教师),支部8个(其中一个在永修);九江团员37人(十分之六为学生,店员十分之三,工人十分之一),支部4个;吉安团员36人(青工4人、学生26人、教职员6人),支部3个。
3月7日至9日,南昌、九江、吉安三地党组织又开了三天的联席会议,对江西的党、团工作、群众运动和准备迎接北伐作了部署。[17]
吉安党支部是中央特派员罗石冰帮助建立的。按照“党团分化的原则”,他认为吉安团员中的重要分子都应转为党员,尤其是工界的团员大都到了“大学”的年龄。1926年1月26日,中共吉安小组成立,隶属南昌特支,有党员3人:郭化非、刘承休、谌重光,由共青团吉安地委支部书记郭化非任组长,机关驻吉安县城省立第七师范。党小组成立后,在团员中吸收梁明哲、张一道、康纯、李精一、王子珏、刘兴汉、周鉴清、萧道德、梁一清、袁振亚、刘生元、薛佐唐、陈正人等20余人入党,于同年3月成立中共吉安特支,郭化非任书记,机关驻吉安城西街(现文山)。
中共南昌特支原有党员数人。为实现党团分化起见,南昌的共青团员朱大贞、朱由铿、陈灼华、张朝柱“年龄均在二十三岁以上”,经南昌特支审查批准转为中共党员。
中共九江党小组自组长温眷血赴苏学习,许鸿赴粤开会未回,曾在铁路总工会派来的丁山(丁晓峰,原名刘柏青)帮助下,重组九江党小组,1926年春发展为九江党支部,有党员丁山、帅鼓侬、严延生、万云鹏、曾宪明、胡越一,以帅鼓侬为书记。按照党的四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关于在一个省区内有3个以上支部即应成立地委的规定,三地党组织联席会议向党中央提出设立地委的要求。
三地党支部联席会议还传达了《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1926年2月12日),通告要求:“参加大会的代表回转本地后,应即依照民校第二次大会议决及本党政策,与该地区委或地委详细订出该地发展民校工作的计划,预备召集全省的代表大会。”联席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邀请刘九峰参加。这时全省已成立南昌、九江、吉安3市及德安、永修、万安、弋阳、萍乡、乐平、星子、湖口、横峰、浮梁等县
党部。
3月19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仍在南昌黎明中学召开。参加大会的有省党部各委员及全省13个县市党部代表共40余人,代表全省1700余名党员。上海、汉口两特别市党部及湖北省党部均派代表参会。大会临时主席为方志敏,大会主席团为刘一峰、张朝燮、舒味三。
大会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国民党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因许鸿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在广州留任国民革命军三军八师党代表未返回,由邓鹤鸣传达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及决议案,即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的党籍,对西山会议派其他右派分子亦分别给予党内除名或警告等处分。
大会中省党部常务委员会报告了全省党务情况。审查通过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统一运动、青年及商民运动、参加民团、党务进行及发展组织等决议案,决定了今后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商民等运动方针和党务工作方针政策。并通过了反对奉直军阀的宣言(通电)。
这次大会没有改选省党部,赵醒侬仍然担任省党部组织部长,主持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工作。大会后,赵醒侬和省党部同志商议,对九江市国民党党部进行改组,由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同时,省党部出版了党报《民治日报》(由王立生编辑),九江市党部出版了《江声日报》(由姜伯彰主笔),继续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和戴季陶主义进行揭露和回击。
这时有消息说,在粤汉铁路管理局《铁路公报》任编辑主任的刘伯伦(拜农),年初写信给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申请退出共产党,未获批准。醒侬听到消息后非常惊愕。消息证实后,考虑刘拜农还留在党内,醒侬写信给中共广东区委,邀请他回江西工作。
刘拜农来到南昌,赵醒侬严厉批评了他。根据拜农的情况,派遣他回家乡铜鼓组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任组织部长。1927年1月,刘拜农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29年脱离中国共产党,成了“江西的戴季陶”;1949年4月,又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国民党江西省二次大会还在召开时,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年仅21岁的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等47人惨遭杀害,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相继发出告全国民众书和告全国青年
第十二章迎接北伐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段祺瑞,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
根据1926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的决定: “今后各地学生运动由党与团双方负责指导”,中共南昌特支和团南昌地委决定,由江西学联出面联络各团体发起市民大会,制定宣传大纲,督促和率领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员组织宣传队,联合其他民众团体一起参加,并组织交通队及纠察队,作好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
3月28日,团南昌地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进行改选。鉴于紧迫形势,刘九峰和赵醒侬等特支委员商议,由党组织提名在团员大会上通过,组成第七届委员会:书记兼宣传部主任王立生,组织部主任冯任,学生部主任朱由铿,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邹努,非基督教运动委员会书记王祖翼,童子团运动委员会书记袁亚枚,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陈灼华(女),候补委员朱大贞、袁觉苍。
次日,团地委即参与和组织援助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南昌市民大会并示威游行活动,有四五千学生和群众参加。由于事前做了准备工作,“结果甚为圆满”,“群众皆表同情”。下旬,团南昌地委在国民党市党部、南昌市学联、青年互助社中也建立了共青团组织。
受特派员刘九峰之命,经中共南昌地委同意,丁健亚调团九江地委工作。团九江地委虽然没有接到团中央的正式通知,“但为接受上次峻山(即刘九峰)同学在九江的意见,以及此间大校(即九江党支部)的意见,兼且丁兄又已来,所以毅然的改了组”,成立第五届团九江地委,书记丁健亚,组织部主任胡越一,宣传部主任张如龙,学生部主任刘晓如,非基督教委员会书记吴九思,童子团运动委员会书记龚再阳,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欧阳昆,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李迪毅,候补委员曾唯、萧厚德。
4月初,刘九峰完成了巡视江西的任务,他要回沪复命。赵醒侬接到国民党中央交通局通知,他要赴沪提取江西活动经费。《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通告》告知:“此次全国大会已规定各地党部的经费按月发给。”赵醒侬自1924年4月代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首次领取中央补助费和筹备费后,直到1926年3月止,在1年12个月中,未再领分文,负债早超过3440元。现在北伐即将开始,没有经费实难开展工作。因刘九峰和赵醒侬两人都要去上海,4月8日罗石冰从吉安来南昌主持工作。
我们不知赵醒侬和刘九峰是否同行,但两人抵达上海时,已是春暖花开时节。赵醒侬向中共中央局汇报了江西的工作,按七十六号通告要求,将江西国民党工作计划及状况“作成报告图表”,呈交给了中央局。
赵醒侬这次赴沪,当然不需向上海执行部报告江西的党务工作,因为1925年12月上海执行部被国民党西山派伪中央强占,国民党“二大”撤销了上海执行部。1926年元旦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上海特别市党部,直接受国民党中央领导,内设中共党团组织。此时书记为张廷灏。
赵醒侬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取得联系后,找到上海交通局代主任沈雁冰(茅盾),他是市党部执行委员,负责管理国民党中央下拨的经费。
沈雁冰,名德鸿,1896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191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党员。1922年前后他以《小说月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联络员工作。1926年2月沈雁冰担任上海区委委员兼民校(即国民党)运动委员会主任。赵醒侬在上海时因印刷报刊和传单,早认识沈雁冰。
国民党上海交通局成立于1925年11月,是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建议在上海建立的秘密机关,办事人员全是共产党人。当时,孙传芳派人驻上海邮政总局,专门査扣从广州寄来的进步书报。所以国民党中宣部创办的《政治周报》及其他文件,只能由往来于广州、香港、上海的各轮船海员工会会员秘密带到上海,转交给上海交通局,再由交通局翻印后转寄至北方及长江一带的国民党党部。
上海交通局原由恽代英负责。恽代英和沈雁冰都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恽代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干事。沈雁冰也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并一度代替毛泽东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
因上海交通局工作无人主持,上海特别市党部请示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沈雁冰回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兼上海交通局代主任,6月为主任。
1926年4月9日,醒侬按照指定的地址,来到闸北公兴路仁兴坊上海交通局的秘密机关,沈雁冰已在那里等候。赵醒侬签字后,领取了支票(支票号数:530),到农工银行提取了江西活动经费1860元。隔了3天,刘峻山(刘九峰)也到交通局提取经费,后又提款多次。他回沪后,被派往广州工作。
4月中旬,根据中共南昌特支意见和刘九峰的建议,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江西地委)在南昌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罗石冰任书记兼宣传部主任,赵醒侬任组织部主任,方志敏任工农部主任,下辖南昌、九江、吉安3个特支,有党员65人。到5月,发展有20余县的支部、小组。全省有党员105人(不含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