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46出席国民党“二大”被捕
  五卅运动历经4个月,不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进一步觉醒。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和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惧和仇恨，他们加剧了分裂统一战线和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如《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所说:“国民党自孙中山死后，内部有冯自由、谢持、居正、马素等之反动，继之以戴季陶修改革命的中山主义之宣传，邹鲁、林森、叶楚伧、邵元冲等西山会议之发起与孙文主义学会之组织，莫不挑起党内左派、右派、反动派的重大纠纷,酿成党的严重恐慌，同时影响于革命政府的动摇。”⑴
  1925年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谴责西山会议派，并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接到通知后,推选了省党部组织部长赵干（赵醒侬）、农民部长刘承休、妇女部长陈灼华（女）和省执行委员许鸿为江西代表（许正在九江）。4人均为跨党的中共党员。
  12月17日，赵醒侬、刘承休、陈灼华和报考黄埔军校的学生钟臬九到南昌牛行车站时,即被跟踪的“督办”稽査扣留，并送交军法处。
  随后方本仁下令封闭一平印刷所,搜査明星书店，凡署有“青年”二字的书报，如《中国青年》《江西青年》《青年之花》等等一概没收，不许发卖，一时南昌城中“捉共产党”的声浪大起。一两日后，沿南浔铁路各城镇悬挂的孙中山遗像及其他纪念物的学校和公共场所,都不断有“督办”稽査“光临”。⑵
  中共南昌特支闻讯赵醒侬等3人被捕后,立即与团地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商讨营救和应付办法，打听事件原因和官厅用意;同时通知党团员做好戒备，保持警惕。因南昌戒严,邮电遭受检查，与外地通讯中断,特派团员秘密到九江向
  第中共中央局发信报告。团吉安特支也向团中央报告:“刘承休出席民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本月十二日起程，行至九江（注:实为南昌牛行车站），被民校右派向军阀告密，遂即被捕，现已监押在省。”国民党右派企图借军阀之手打击共 产党。⑶
  赵醒侬身在狱中，心系同志，他设法托一个看望的学生秘密传出纸条给朱大贞，嘱咐同志们决不与反动势力妥协。党团组织不顾反动派白色恐怖,按原计划举行了反段（祺瑞）市民大会示威游行，发出三起通电。12月25日是反基督教周，团南昌地委组织了非基督教市民大会,出版特刊，散发5种传单,遍处张贴标语。警厅虽然发觉，并有“严拿究办”的布告，但一时还未动手。27日，拥有300多会员的江西济难会突然被封。隔了一天,明星书店也被査封。⑷
  面对严峻形势,31日,时在省立二中教书的中共南昌特支组织委员张朝燮以国民党省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的身份，召集省党部“重要分子”开会讨论营救赵干的办法。但消息被当局得知,遂派军警十多人到二中捉拿张朝燮，被他“巧言说脱”。⑼但团地委宣传部主任王立生被捕，黎明中学岌岌可危。加之侦探到各学校找人的消息时有所闻，一时南昌满城风雨，形势十分恶劣。
  为保存革命力量,党团组织决定，一方面工作“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分配一些学生团员趁寒假机会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张朝燮因身份暴露，不得不暂离南昌，返回永修。丁健亚有点手忙脚乱，去九江避入租界，后又去了修水县老家,以致南昌团的工作一时无人负责。⑺留在南昌的共青团员冯任，临危不惧，毅然担负起代理团地委书记职务。
  报纸刊载方本仁扣留赵干等
  国民党“二大”代表的消息
  《向导》刊发《日趋紧迫的江西》
  1926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258人。会前，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去电方本仁，请释江西代表赵干、陈灼华、刘承休，但无效果。⑻
  1月4日上午，谭平山报告审查代表资格经过时说:“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十九次会议，推定五人为审查委员来担任这件事。所推定五人就是邓泽如、林祖涵、林森、毛泽东和兄弟五人。”认为合法的代表中，有“江西省一赵干、刘承休、许鸿、陈灼华（但其中有二位［注:实为3位］为方本仁所扣留，由邓鹤鸣、徐［涂］振农两同志补充）”。会议中，许鸿代表江西作《江西党务报告》，提到江西有国民党员2698人。7日下午，会议通过许鸿的临时动议：对方本仁扣留江西代表赵干、陈灼华、刘承休提出抗议,并由国民党二大秘书处拟电发出。
  赵醒侬等被羁押的消息传到上海，党、团中央十分关注江西事态的发展。1月14日，党中央《向导》周报142期特别发表米流金的九江通信《日趋紧迫的江西》，揭露小军阀方本仁与邓如琢分别在南昌和九江迫害进步群众反恐怖事件。
  在各方压力下，方本仁于元月11日和17日，先后将王立生、钟臬九、刘承休、陈灼华等释放,随后被关押近两个月的赵醒侬也获释。23日，团南昌地委以国民党市区党部名义召开了欢迎赵醒侬等出狱大会。
  1926年的春节,南昌难得的平静。因国民革命军北伐声浪日高，方本仁本身不保，而军阀内部邓如琢、赖世璜早有背叛之意，他只得示好民众，启封一平印刷所、明星书社和济难会，借以缓其来兵，苟延残喘。
  醒侬难得与妻子女儿一起团聚过年。1922年前他在上海的几个春节，为了生活多在商号坐店;1923年春节，他回南昌建团住在文化书社;1924年春节,他第参加国民党“一大”还在广州;1925年春节，他为召开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而奔走南浔之间;而1926年春节，也是醒侬人生中最后一个春节，他出狱后的短暂歇 息，可以好好度过。
  农历大年三十（2月12日）前，妻子鲁氏将醒侬入狱后节约的两个月生活费，一起掏出来置办年货，又买了一大篮子菜，她要为这个家营造新年的欢乐。醒侬一边照看女儿，一边捡拾帮厨;妻子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调料弄菜，她用灵巧的双手和深藏的爱意，做了鱼员、纸包、蛋箍、尖脆等几样南丰特色菜，让醒侬叫上小叔子履和，一家人团聚一起，吃年夜饭,贴春联，点岁火,放鞭炮，迎接丙寅虎年的来临。
  47建立中共江西地委
  1926年的中国革命，是围绕北伐战争演进的。
  1月1日，在广州工作、学习的赣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知名人士萧素民等584人向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省国民党省党部通电，请求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江西督理方本仁擅捕赵干等和封闭明星书社的粗暴行径进行征讨，并呈文请求取道江西出师北伐。
  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
  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中央考虑江西也是北伐必经的地方,决定加强江西方面的群众工作，派赣籍党员罗石冰来江西巡视并指导党团工作。罗石冰，号子实、子石，又名罗石彬、罗菁华、罗庆元。1896年生，江西吉安人。早年就读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吉安县立高等小学教员，领导学生参加声援五四运动。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校党支部委员,并在沪西区从事工人运动。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总工会会计科副主任。因抵抗暴徒冲击总工会办公室受伤住院，受到上海工人和各界人士的慰问。
  1月14日，罗石冰在九江考察后来到南昌，因赵醒侬还在狱中，未能谋面;而家在外地的党员又回乡过年去了。1月22日，罗石冰回到家乡吉安开展工作，他写信向团中央报告巡视九江、南昌、吉安三地团的工作情况，认为吉安“实有设
  立大学班（指党组织）之必要”,“九江发展缓慢,训练工作很差”,南昌“无一人负责，全部工作停顿。原来发展也极慢，训练工夫更谈不上”。“综合江西上面所说的三个地方来看，实有设法避免各种困难之必要。我想最好的办法，总校（指团中央）宜从速派得力人员到南昌去组织'干枢'，以便就近计划一切,指导一切”。
  对于江西下一步工作区域，罗石冰建议:“'干周'（即赣州）以上是江西的堂奥（注:深处。喻指内地、腹地），地位极重要,但我们并无一人在那里做事,如设了'干枢'，就可设法走进去”。
  团中央收到罗石冰的信后，因信中说他自己“脑伤病依然未愈”,于是报告中共中央，复派赣籍党员刘峻山为特派员到江西巡视和指导党团工作。
  刘峻山又名刘九峰,曾用名孤帆，化名君实,1899年生。和罗石冰经历相似,同为江西吉安人，也是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在吉安县立高等小学当过教员,参与领导过吉安学生支持北京五四爱国运动。1923年秋入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后转入社会学系。1924年由施存统介绍入党。同年冬,他作为国民会议宣传员和王秋心一起回过江西。1925年9月任共青团上海地委委员、组织部主任。五卅运动爆发后,任上海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部长、上海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同年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兼职。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上海后，任中华全国学生总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春节后,刘九峰来江西考察指导工作。他先到九江,团地委书记胡越一在年前学校放假后即请假回修水老家,全部工作交由代理书记张如龙处理。张如龙是个入团不到半年的学生，“究嫌幼稚”。胡越一原在商科中学挂了个教员之名,而许鸿赴粤参加国民党“二大”一直未返回，九江商科中学遂为反动教职员掌握，胡越一回九江不仅很难插足，连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也被右派控制。刘九峰了解九江情况后，建议团地委进行改组。
  2月23日刘九峰抵达南昌。因南昌团员全部动员回乡尚未返校，原团地委书记丁健亚电促未到，代理书记冯任赴鄂开会，团组织“随着散寒假而完全瓦解停顿”。
  刘九峰找到赵醒侬。对于南昌团组织的现状，醒侬也很着急,他向刘九峰介绍了江西的党团工作情况。刘九峰建议立即召开南昌、九江和吉安三地党团组织联席会议，汇报情况，总结工作，对发展党团组织和开展群众运动作出部署。于是一系列会议先后召开，党团组织先后进行整顿。
  3月6日，南昌、九江、吉安三地团地委在南昌召开联席会议考虑当时江西局势复杂,给团中央的联席会议报告中,参会人员多用化名:特派员九峰（刘九峰）、冯任、舟橹（邹努）、古龙（帅鼓侬）、灼华（陈灼华）、志敏（方志敏）、宗奋（?）、化非（郭化非）、兆协（张朝燮）、整x（丁健亚？）、合民（邓鹤鸣）、醒农（赵醒侬）、大贞（朱大贞）。
  刘九峰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南昌、九江和吉安团地委分别报告了组织、宣传和开展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乡村小学教师运动、童子团运动及经济斗争的情况。
  三个地方团组织的状况是:南昌团员60人（十分之八为学生，余为农工、店徒、小学教师）,支部8个（其中一个在永修）;九江团员37人（十分之六为学生，店员十分之三，工人十分之一）,支部4个;吉安团员36人（青工4人、学生26人、教职员6人），支部3个。
  3月7日至9日，南昌、九江、吉安三地党组织又开了三天的联席会议，对江西的党、团工作、群众运动和准备迎接北伐作了部署。［17］
  吉安党支部是中央特派员罗石冰帮助建立的。按照“党团分化的原则”，他认为吉安团员中的重要分子都应转为党员，尤其是工界的团员大都到了“大学”的年龄。1926年1月26日，中共吉安小组成立，隶属南昌特支,有党员3人:郭化非、刘承休、谌重光,由共青团吉安地委支部书记郭化非任组长，机关驻吉安县城省立第七师范。党小组成立后，在团员中吸收梁明哲、张一道、康纯、李精一、王子珏、刘兴汉、周鉴清、萧道德、梁一清、袁振亚、刘生元、薛佐唐、陈正人等20余人入党,于同年3月成立中共吉安特支,郭化非任书记，机关驻吉安城西街（现文山）。
  中共南昌特支原有党员数人。为实现党团分化起见，南昌的共青团员朱大贞、朱由铿、陈灼华、张朝柱“年龄均在二十三岁以上”，经南昌特支审查批准转为中共党员。
  中共九江党小组自组长温眷血赴苏学习，许鸿赴粤开会未回，曾在铁路总
  工会派来的丁山（丁晓峰,原名刘柏青）帮助下,重组九江党小组,1926年春发展为九江党支部，有党员丁山、帅鼓侬、严延生、万云鹏、曾宪明、胡越一，以帅鼓侬
  为书记。按照党的四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关于在一个省区内有3个以上支部即应成立地委的规定，三地党组织联席会议向党中央提出设立地委的要求。
  三地党支部联席会议还传达了《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1926年2月12日）,通告要求:“参加大会的代表回转本地后，应即依照民校第二次大会议决及本党政策,与该地区委或地委详细订出该地发展民校工作的计划，预备召集全省的代表大会。”联席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邀请刘九峰参加。这时全省已成立南昌、九江、吉安3市及德安、永修、万安、弋阳、萍乡、乐平、星子、湖口、横峰、浮梁等县
  党部。
  3月19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仍在南昌黎明中学召开。参加大会的有省党部各委员及全省13个县市党部代表共40余人,代表全省1700余名党员。上海、汉口两特别市党部及湖北省党部均派代表参会。大会临时主席为方志敏，大会主席团为刘一峰、张朝燮、舒味三。
  大会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国民党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因许鸿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在广州留任国民革命军三军八师党代表未返回，由邓鹤鸣传达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及决议案,即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的党籍，对西山会议派其他右派分子亦分别给予党内除名或警告等处分。
  大会中省党部常务委员会报告了全省党务情况。审查通过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统一运动、青年及商民运动、参加民团、党务进行及发展组织等决议案，决定了今后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商民等运动方针和党务工作方针政策。并通过了反对奉直军阀的宣言（通电）。
  这次大会没有改选省党部,赵醒侬仍然担任省党部组织部长，主持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工作。大会后，赵醒侬和省党部同志商议，对九江市国民党党部进行改组，由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同时，省党部出版了党报《民治日报》（由王立生编辑），九江市党部出版了《江声日报》（由姜伯彰主笔），继续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和戴季陶主义进行揭露和回击。
  这时有消息说，在粤汉铁路管理局《铁路公报》任编辑主任的刘伯伦（拜农），年初写信给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申请退出共产党，未获批准。醒侬听到消息后非常惊愕。消息证实后，考虑刘拜农还留在党内，醒侬写信给中共广东区委,邀请他回江西工作。
  刘拜农来到南昌,赵醒侬严厉批评了他。根据拜农的情况，派遣他回家乡铜鼓组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任组织部长。1927年1月，刘拜农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29年脱离中国共产党,成了“江西的戴季陶”;1949年4月,又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国民党江西省二次大会还在召开时，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年仅21岁的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等47人惨遭杀害,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相继发出告全国民众书和告全国青年
  第十二章迎接北伐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段祺瑞，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
  根据1926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的决定: “今后各地学生运动由党与团双方负责指导”，中共南昌特支和团南昌地委决定,由江西学联出面联络各团体发起市民大会，制定宣传大纲,督促和率领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员组织宣传队,联合其他民众团体一起参加,并组织交通队及纠察队,作好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
  3月28日，团南昌地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进行改选。鉴于紧迫形势，刘九峰和赵醒侬等特支委员商议，由党组织提名在团员大会上通过，组成第七届委员会:书记兼宣传部主任王立生，组织部主任冯任，学生部主任朱由铿,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邹努,非基督教运动委员会书记王祖翼,童子团运动委员会书记袁亚枚，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陈灼华（女），候补委员朱大贞、袁觉苍。
  次日，团地委即参与和组织援助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南昌市民大会并示威游行活动，有四五千学生和群众参加。由于事前做了准备工作,“结果甚为圆满”,“群众皆表同情”。下旬，团南昌地委在国民党市党部、南昌市学联、青年互助社中也建立了共青团组织。
  受特派员刘九峰之命，经中共南昌地委同意，丁健亚调团九江地委工作。团九江地委虽然没有接到团中央的正式通知,“但为接受上次峻山（即刘九峰）同学在九江的意见，以及此间大校（即九江党支部）的意见，兼且丁兄又已来，所以毅然的改了组”,成立第五届团九江地委,书记丁健亚,组织部主任胡越一，宣传部主任张如龙,学生部主任刘晓如,非基督教委员会书记吴九思，童子团运动委员会书记龚再阳,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欧阳昆,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李迪毅,候补委员曾唯、萧厚德。
  4月初，刘九峰完成了巡视江西的任务，他要回沪复命。赵醒侬接到国民党中央交通局通知，他要赴沪提取江西活动经费。《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通告》告知:“此次全国大会已规定各地党部的经费按月发给。”赵醒侬自1924年4月代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首次领取中央补助费和筹备费后,直到1926年3月止，在1年12个月中，未再领分文,负债早超过3440元。现在北伐即将开始,没有经费实难开展工作。因刘九峰和赵醒侬两人都要去上海,4月8日罗石冰从吉安来南昌主持工作。
  我们不知赵醒侬和刘九峰是否同行,但两人抵达上海时,已是春暖花开时节。赵醒侬向中共中央局汇报了江西的工作,按七十六号通告要求,将江西国民党工作计划及状况“作成报告图表”，呈交给了中央局。
  赵醒侬这次赴沪，当然不需向上海执行部报告江西的党务工作，因为1925年12月上海执行部被国民党西山派伪中央强占，国民党“二大”撤销了上海执行部。1926年元旦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上海特别市党部，直接受国民党中央领导,内设中共党团组织。此时书记为张廷灏。
  赵醒侬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取得联系后,找到上海交通局代主任沈雁冰（茅盾），他是市党部执行委员,负责管理国民党中央下拨的经费。
  沈雁冰，名德鸿,1896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191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党员。1922年前后他以《小说月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联络员工作。1926年2月沈雁冰担任上海区委委员兼民校（即国民党）运动委员会主任。赵醒侬在上海时因印刷报刊和传单，早认识沈雁冰。
  国民党上海交通局成立于1925年11月,是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建议在上海建立的秘密机关，办事人员全是共产党人。当时，孙传芳派人驻上海邮政总局，专门査扣从广州寄来的进步书报。所以国民党中宣部创办的《政治周报》及其他文件，只能由往来于广州、香港、上海的各轮船海员工会会员秘密带到上海，转交给上海交通局，再由交通局翻印后转寄至北方及长江一带的国民党党部。
  上海交通局原由恽代英负责。恽代英和沈雁冰都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恽代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干事。沈雁冰也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并一度代替毛泽东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
  因上海交通局工作无人主持，上海特别市党部请示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沈雁冰回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兼上海交通局代主任,6月为主任。
  1926年4月9日,醒侬按照指定的地址，来到闸北公兴路仁兴坊上海交通局的秘密机关，沈雁冰已在那里等候。赵醒侬签字后，领取了支票（支票号数:530）,到农工银行提取了江西活动经费1860元。隔了3天,刘峻山（刘九峰）也到交通局提取经费，后又提款多次。他回沪后，被派往广州工作。
  4月中旬，根据中共南昌特支意见和刘九峰的建议，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江西地委）在南昌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罗石冰任书记兼宣传部主任，赵醒侬任组织部主任,方志敏任工农部主任，下辖南昌、九江、吉安3个特支，有党员65人。到5月,发展有20余县的支部、小组。全省有党员105人（不含安源）。
  48参与''红五月”宣传活动就在江西党团工作整顿之时,江西政局陷于紊乱状态之中,赣北镇守使邓如琢“朝夕不忘驱逐方本仁以攫取全赣地盘”,借军阀内部方本仁预备出兵攻鄂之机，诱迫方的心腹师长蒋镇臣、唐福山,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内外夹攻方本仁，迫其自动下台。孙、吴任命邓如琢为赣军总司令，并并于月18日进入南昌，掌握了江西军政大权。但政局仍然飘摇无定，一方面,广东政府北伐声势日浓，邓如琢深恐自己地位不稳;另一方面,邓如琢侦知省长李定魁与方本仁旧部蒋镇臣、赖世横“有联合倒邓之约”,“邓李冲突亦日甚一日”，且“江西财政更是稀糟已极”，邓自顾不暇，对半公开的国民党活动和共产党及共青团的秘密活动 _时没有对策。!33]
  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五月各纪念日之宣传工作”通告，根据各地的政治形势和群众情绪，在“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以至“五卅”纪念日“作广大的宣传，警醒民众，检阅自己的力量，向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示威”，并就各纪念日应有的表示及策略作出指示。同时，团中央也发出相同内容的十四号通告。
  赵醒侬以中共南昌地委组织部主任和国民党江西党部组织部长双重身份,参与组织和指导红五月的宣传活动。南昌、九江、吉安三地党团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后,各地学联组织、国民党市县党部、各工会组织分别召开执委会，筹备5月份的纪念活动。而奸狡凶残的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在5月未到已提心吊胆,如临大敌，严阵以待。
  又一个惊心动魄的红色五月来临。
  5月1日是工人胜利团结的日子,吉安烟业、裁缝、染布工会召开了纪念五一全体大会;各校同学组织讲演队外出演讲,依照团地委宣传干事（兼国民党县党部宣传委员）拟就的宣传材料，分别向工人农民及菜园子农民宣传;县学联、总 工会、国民党县党部都散发了传单。
  5月4日是学生运动纪念日。上午，团南昌地委在省教育会组织召开五四运动节纪念大会，聘请教育界较进步几个中学校长演讲，各校同学不下万人参加。
  是日，适逢北京“三一八”遇难烈士追悼会举行，从上午9时起，各团体各学校赴祭者络绎不绝。南昌各校和青年团体散发传单20余种，南昌学联发行并赠阅了《五月第一周纪念特刊》。中午12时摇铃开会，自由演说者十多人，激昂慷慨，声泪俱下，鼓掌之声，震动屋瓦。至下午2时摇铃散会。同日，九江和吉安各校皆开纪念大会，组织讲演队，散发宣言和传单。
  5月9日是国耻纪念日，照往年习惯，皆在“五七”举行。因为反考运动牵延，于是日由各校组织演讲队上街讲演，并由各校在本校开纪念会。9日由省学联组织的纪念“五九”国耻市民大会在公共体育场所举行。青年互助社、青年学会、江西全省反对毕业考试委员会南昌总会、女青年社、女界联合会等公团及青年团体4000多人参加。会后上街游行，散发传单30余种。南昌一中、南昌大同中学、匡庐中学、剑声中学、省立女子职业学校都为“五九”国耻纪念日印刷了告民众书。下午，各学校组织讲演队，在南昌城内外讲演，借以唤醒同胞，不忘国耻。时九江和吉安，同样召开了纪念大会，印发了宣传大纲和传单。
  5月30日是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也是红五月最重要的宣传日。南昌、九江、吉安、景德镇等地筹备召开纪念大会,组织讲演队，散发传单,开展群众示威游行。以景德镇规模最大，“参加的群众有四万六七千人一县公署,及公团及当地骑兵一营,均参加游行，参加的以工人群众为多,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好（传单有七种）”。
  南昌方面,由党团员主持和参与编辑的《南昌学生》《民治日报》《一师校刊》《黎明》等出了特刊。原定在省教育会召开的纪念大会，因军警武装干涉和省教育厅阻拦未能举行。百余参会人员便分为8队到各街衢讲演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他们一边张贴，警察一边撕毁，直到下午还在拼命铲除。
  与此同时,团南昌地委在中共南昌地委指导下，参加并领导了为时一个月的全省反考运动，发出通电和宣言，不但使教育当局借考试压迫学生、破坏青年运动的阴谋失败，而且加强了全省学生的联合和团结。趁反考运动的声势,5月18日，江西省学生总会在黎明中学开成立大会，南昌、九江、吉安、抚州、饶州、鄱阳、永丰、乐平、余干等十多地学联均有代表列席。邹努当选为主席。
  通过5月份的工作,南昌团的组织有很大发展。至月底，有学校支部8个，团员由68人增至147人,学生成分占十分之八，其他占十分之二。特别支部4个，即永修、清江、都昌、景德镇。
  6月初,团南昌地委负责人作了变动，书记仍为王立生,组织部主任李允谔,宣传部主任兼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胡越一，学生部主任邹努,童子团运动委员会书记袁亚枚,非基督教运动委员会书记王祖翼,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徐学琴（徐未到省前由黎烈贞代理）。⑷
  49指导全省工农运动
  发展工农运动，组织工会、农会等工农团体,是国共两党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政策。1926年2月，全国铁路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王荷波当选全国铁路总会委员长，罗章龙为总干事兼党团书记。大约4月下旬，罗章龙和于溟涛来九江视察南浔铁路工作。⑷
  接到通知，赵醒侬和方志敏赶到九江,和帅鼓侬一起接待了罗章龙和于溟涛。
  罗章龙向赵醒侬、方志敏和帅鼓侬等介绍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情况。原来铁路总工会派丁山到南浔铁路工作,并与九江团地委在南浔铁路成立了工会组织,但效果不好,成绩不大。铁总希望南浔铁路的工作归地方党部负责，并指派赵醒侬为南浔铁路特派员。
  罗章龙和于溟涛都是第一次到九江,醒侬和志敏邀请他俩上庐山看看。四个人来到庐山脚下好汉坡，只看见狭窄的山路沿着悬崖峭壁曲折往上延伸,醒侬不由吟诵起上次到庐山考察时听到的一首民谣:“好汉坡需好汉攀，不是好汉望山叹。”章龙和冥涛听了,一起嚷着要从好汉坡爬上山。四人登上牯岭,游览了“匡庐奇秀甲天下”的许多美景。时值农历三月中旬,晚上寒气逼人，但皓月当空，银光洒满群峰。他们避开山上的游人，在松林中一边散步，一边议论着时局和工作。次日下山时经过牯岭医院,醒侬关心志敏病情,因他肺病咯血多次,醒侬建议志敏选个时间到牯岭医院来疗养。
  50多年后，罗章龙在《亢慕义斋风云集诗草》中收录了他的《中国大革命时期诸英烈颂》三首诗:《赵醒侬》《方志敏X怀鄱阳社同志》其中《赵醒侬》注释记载了这次四人同游庐山的情形:“一九二六年作者偕赵醒侬、方志敏与于溟涛，自好汉坡登牯岭，三战友今均下世。”诗曰：
  江右宣扬革命风，赣南处处血殷红，
  匡庐皓月千山冷，万众不忘赵醒侬。
  醒侬下山后,指示帅鼓侬继续做好南浔铁路部总工会工作,对已成立的九江码头运输工会、裁缝工会、瓷业工人联合会、建筑工人联合会、人力车夫工会、店员联合会情况,醒侬也做了详细了解。志敏则去上海转赴广州,代表江西农民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
  6月间,毕业于省立九江六师的中共党员熊好生，因在德安领导学生同军阀政府和劣绅斗争,被学校解聘,来到南昌。熊好生祖籍九江县,又在九江读过书, 对九江比较熟悉,赵醒侬即派他到南浔铁路工会工作,在南浔铁路沿线德安、永修、南昌等站成立分会，后担任南浔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成为南浔铁路工人运动早期领导人。
  中共南昌地委成立后，加强了工人方面的工作。团南昌地委原成立有经济斗争委员会,由邹努、刘企勋、翁远耀、龙超清、胡兆枢组成，邹努担任书记。在第一次委员会议中,决定邹努向印刷工人方面活动,远耀向染织工人方面活动,兆枢向人力车夫方面活动,超清向泥木工人方面活动,企勋向邮电工人方面活动, 并在短期内成立了工会组织和两个工人支部。
  江西农民运动于1926年初开始积极进行。
  1926年1月,林祖涵（林伯渠）复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春节后，醒侬接连收到农民部发出的两个通告。《通告第一号》宣布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林祖涵、毛泽东、萧楚女、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均为中共党员）以及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等9人为委员，林祖涵任主席。《通告第二号》根据国民党“二大”决议,“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起见,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省选派学生来所肄业"。
  考虑农民部长刘承休出狱后回家乡吉安休息,省党部决定由涂振农接任农民部长。醒侬看了国民党二大有关农民问题决议，找邓鹤鸣、方志敏和涂振农等分析了江西农民运动的现状和基础,初定了农民运动的区域。
  当年9月间印行的《农民运动》第六期署名文章《江西农民运动概况》记载:
  “江西农民运动自本年二月间,始积极地开始进行，亦为农民部斟酌客观环境,
  决定进行策略，所定农民运动区域：（一）南浔铁路一带——省城近郊、永修、德
  安、九江;（二）鄱阳湖沿岸一都昌、星子、湖口、彭泽、饶州;（三）赣江流域以至
  赣南——吉安、泰和、万安、南康、大余、□口；（四）其他重要区域——乐平、余江、萍乡、景德镇、临川、弋阳等，择其缓急,分别派员前往工作。”
  3月,在国民党江西省二次大会上，醒侬传达了中央农民部的两个通告,根据通告精神,省党部农民部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涂振农、张朝燮、王立生、邹努、朱由鉴等5人为委员,接替刘承休担任省党部农民部长的涂振农任书记。同时委派刘承休、严延生、曾宗藩（曾去非）、阳培生、王叔平、张世熙、许鹏等分负吉安、九江、永修、南康、都昌、万安、乐平等县农民运动专责。[47]
  南昌、九江、吉安三地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市县党部推荐的农运骨干，已报来省党部，经过党团地委讨论,批准丘倜等23人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预为江西农民运动培养骨干。
  5月间，中共南昌地委收到第六期《校刊》,内中刊登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其中《国民党工作问题》谈到:“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的工作，当在各地用民党名义迅速发展农民运动。”
  6月初，根据赵醒侬提议，经中共南昌地委讨论，并与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磋商后，调九江的胡越一到国民党省党部工作，以加强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力量。
  不久，暑假来临。根据南昌团地委制定的暑假回家同学调査表统计，毕业的团员有21人，暑假回家的团员有40余人。团南昌地委决定召集毕业同学会议，“决定各毕业同学以回县发展组织及做农民运动为原则，非不得已时不准其升学及他移。各回家之同学所负之使命亦然，次负责发展本校大学及民校的组织”。
  6月13日是星期日，中共南昌地委和团南昌地委联合召开暑假“大中两校回家同学联席会议”，即暑假回乡党员团员联席会议,赵醒侬等党团负责人到会。会议指派了回县组织农民运动的特派员，其中11个县限定3个月内必须成立农民协会等组织。并决定回家同学每二星期至少报告一次。对留省的团员，划分一、二两支部，由党团组织合办一党校，进行训练。
  鉴于赣州地区重要，江西地委指派曾天宇和朱由铿同赴赣州发展中共组织,筹组国民党县党部，以配合北伐军入赣作战。指派胡越一和邵式平，分往赣北修水和赣东北,负责发动那里的群众运动。醒侬还写信给在上海工作的中共党员熊开文，要他回家乡南丰开展革命运动。
  又是连续几个月的劳累,患肺病的赵醒侬身体更加虚弱。他一边带病坚持工作，一边记挂战友的安全。他得知方志敏由广州返赣途中，因肺病大发，吐血几死，幸而得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治疗两个月后,转到江西庐山牯岭普仁医院治疗。醒侬这才放下心来，准备到农村去休息几天。
  6月的一天，赵醒侬抱病来到扬子洲。陪同他的一个同志,拖着一张帆布床，背了个书包，找到滩子头熊德保家里。醒侬直爽地说:“我最近人不舒服,到这里来休息几天。”德保爽快地说:“你是劳多了心，到这里来就要注意身体，好好休息。”醒侬说:“那好，我就在你家里住，也不要你劳心。对外你就说我姓席,叫我席伍好了。”德保会意，叫他的弟弟德福说:“细佬子，你还小,我有家事要做,你帮我照顾一下席先生，每天帮他烧两壶水,清早、中午和晚上冲几
  回茶。”
  那些天，许多人来看望“席先生”,有的送来西瓜,有的送来衣服，也有的帮他洗澡擦身。德福按照老兄的吩咐，为席先生冲了几天茶,送了几天饭。德福有十多岁，在他的记忆中，当时天气很热，席先生一有空就坐在屋檐边的阴凉处看书。在大家悉心照顾下,席先生的身体渐渐好起来。
  当然德福不知道的是:那些天席先生和看望他的人经常密谈,了解农民协会情况，要他们加快发展会员,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就在这段时间，赵醒侬介绍熊德保、陶柱泰、熊香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3人在“四一二”政变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6月下旬，江西霪雨连绵,洪水泛滥,省城附近乡村及南潯铁路沿线多处号堤决口。党团组织于7月印发了《江西水灾区域农民运动宣传大纲》，对开展农民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赣江流域和南浔铁路沿线20个县先后建立县农会7个,区农会28个,乡农会120余个,有会员6000余人。各地农民协会动员群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慰劳队等，积极准备配合北伐军的行动。
  50为人师表，群英献身
  赵醒侬从1923年冬回赣组建南昌地方团，到1924年春返赣建立中共党组织和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再到1926年夏在江西发动群众迎接北伐战争，其间共30个月。他不仅开创了江西革命新局面,而且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他介绍了许多同志入团入党，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左派人士。他性格随和，平易近人，但又意志坚定,沉着冷静,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将他视为知心朋友;比他年轻的同志，更把他当作兄长尊敬。
  方志敏是赵醒侬从事江西革命活动时最早结识的朋友，也是醒侬得力的助手和生死与共的战友。在江西,醒侬第一个介绍他入团,又第一个介绍他入党。方志敏说:“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他参加了中共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筹组工作，领导国共合作时期江西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方志敏在狱中写就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满怀深情介绍了赵醒侬的事迹。他在另一篇《清贫》中说:“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伟人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这种美德，不无醒侬典衣节食、廉洁奉公的影响。
  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初到党的秘密机关当门卫和厨子时,不安心炊事工作，认为当“佣人”低人一等。醒侬耐心对他说:“这也是革命工作嘛!看门、做饭、搞勤杂，总得有人去做。如果大家都不做，我们这个机关，就难以维持下去，那党团工作就要受影响。”国共合作后，赵醒侬以“赵老爷”的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诚恳地对方志纯说:“表面上,我们是主仆关系;实际上，我们是同志关系。有生人在的时候，我是'老爷'，没有人在的时候，我们是同志，是兄弟。”方志纯文化低,醒侬还教他读书写字。在醒侬的帮助和教育下,方志纯安下心来,后来还在黎明中学学习，并经赵醒侬介绍入了党。
  除上述介绍过的方志敏、袁玉冰、曾天宇、崔豪外,还有许多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邹努，原名邹鲁,字玉书，号逸民。1902年生，江西新干县人。1922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江西改造社。他学习刻苦，精力充沛,擅长演说,文笔很好,人称“矮小精干的邹努”。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回新干县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新干支部，任书记。后当选
  邹努220
  为江西全省学生总会主席、青年学会江西总会主席,是江西学生运动领袖。在声援五卅运动中，他带领同学坚决进行抵制仇货斗争，并遭逮捕。1926年3月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北伐军占领南昌后，他参与组织南昌市民反“AB团”斗争,并以“雷特女士”等笔名在《红灯》和《江西青年》发表几十篇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1927年当选为全国学联常委兼宣传部长，参加了南昌起义;9月调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不久被捕，于信阳武胜关就义，年仅25岁。
  朱由铿，又名诚之，号东井，江西南康人,1903年生。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参加家乡的反帝爱国宣传活动。1921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参加江西改造社,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被派到赣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帮助成立赣南各界后援会。1926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共青团南昌地委第六、七届委员，担任全省学生联合会总务部主任和学总会内的党团书记。7月和曾天宇受委派到赣州发展党团组织，先后任中共赣州支部书记、赣州地委书记。1927年“四一二”政变，朱由铿在南康被
  捕，受尽酷刑。1928年在赣州被害，时年25岁。
  张朝燮,字淡林（澹林）,江西永修县人,1902年生。南昌省立第二中学学生,五四时期在南昌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21年回乡成立“永修教育改造团”，创办云秀女校，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2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在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初提前毕业，在省立
  王经燕
  二中任教，兼黎明中学教员，担任中共南昌支部组织委员,当选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1925年冬赵醒侬赴粤被拘，张朝燮组织营救。1927年2月回永修,任中共永修地委组织部长和国民党永修县党部监察委员兼农民协会指导员，参与领导全县的工农运动。同年4月遭匪徒杀害，年仅25岁。
  王经燕,字翼心，又名玉如,1902年生于永修。1919年与张朝燮结婚。在丈夫和堂兄王环心影响下，剪发放足，进女校读书。923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高中师范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组织成立女青年社，参加江西青年学会。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与向警予等赴苏联中山大学习,此时她已有三个孩子，最小的未满周岁。她在莫斯科与张朝燮书信往来，各诉衷肠，相互勉励，留下一批感人肺腑的信件。1927年回国前得知丈夫牺牲,强抑悲愤,历尽艰险，于11月回江西，先后任中共赣北特委委员、永修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等职。1928年2月调中共江西省委代理组织部长，化名贺落霞，以家庭教师为掩护，从事营救和安置战友工作。6月省委机关遭破坏时不幸被捕，被敌人残酷杀害，年仅26岁。
  汪群,江西贵溪人,1904年生。南昌一中学生，改选社社员,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一中团支部干事。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入党。1926年7月派回江西工作。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曾任中共江西区委宣传部部长、江西省委候补委员、吉安地委书记。妻子贺服丹,1906年生，江西安福县人,1923年考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入团，1926年参与创建和领导南昌妇女解放协会和江西女青年社。党的八七会议后,汪群和贺服丹夫妇一同到赣南工作，汪群任赣南特委书记。1928年2月组织了有名的赣县大埠农民暴动, 同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夫妻两人被捕，翌年1月同时被害。其时汪群26岁，贺服丹24岁。
  冯任，字任之,1905年生，江西都昌县人。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生。1924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赵醒侬被拘入狱时，他临危不惧,代理团地委书记职务，领导南昌团员开展农运工作。1926年2月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1927年11月后任江西区委秘书，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秘书,常委兼秘书长。1928年11月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并代理省委书记。1929年后任省委候补常委、赣西特委书记、省委巡视员。1930年派往武汉，先后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农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并代理省委书记。7月牺牲于武汉，时年25岁。
  肖国华，女,江西吉水县人,1900年生。就读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江西女子职业学校，其间丈夫病故,谢绝婆家安排，回南昌继续读书。1924年加入青年学会，积极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在声援五卅运动和援救被捕学生中,她化装成太太或小姐,上街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安排，寄宿妹妹家做姻伯龙钦海一家统战工作，使一批被捕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得到保释，党的文件和宣传品得以顺利印刷。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当选国民党南昌市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和南昌市妇女解放运动协会常务理事长。1927年9月被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特务逮捕，判处无期徒刑,1930年在南昌被害，年30岁。龙超清，原名龙济民，江西宁冈县人,1905年生。1922年在省立二中就读。他关心时政，思想活跃，积极参加驱逐军阀蔡成勋斗争和追悼孙中山先生活动。在
  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随党团员一起组织群众罢课、罢工、罢市，并在公祭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带头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做募捐工作。1925年由肖国华介绍入党。1926年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先后任中共龙冈支部书记、县委书记。1927年赴永新三湾迎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
  部队上井冈山，是湘赣边界特委第一、二届委员,后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西路行委书记。1931年因“AB团”问题被错杀，时年27岁。
  与赵醒侬共同战斗并牺牲的战友还有:
  中共南昌特别支部书记丁健亚、南昌学生联合会主席魏铁英、中共九江特别支部书记帅鼓侬、中共九江市委委员温眷血、共青团九江地委代理书记张如龙、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监察委员饶柳门、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等等。
  在大革命进程中,也有不少被历史淘汰的人物,如王立生、曾弘毅、刘承休、
  涂振农、黄作楫等先后叛变投敌。
  注释：
  [1][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年版，第15、60页。
  [2]《日趋紧迫的江西》，《向导》周报142期,1926年1月14日。
  [3]《团吉安特支报告》（第十九号）（1925年12月29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303页。
  [4][6]《团南昌地委报告》（1926年1月1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326、327页。
  [5]《江西英烈》，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7]《石冰致团中央信》（1926年2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342页。
  [8]《国民党第二次代表会》，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月3日。
  [9]《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纪录》，速记科编。
  [10]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年版，第25页。
  [12][18]《罗石冰致曾延信》（1926年1月）、《石冰致团中央信》（1926年1月
  24日）,见《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316、317、342页。
  [13]参阅《君实关于江西地方团工作简况给曾延的信》，载《南昌青年运动三十
  年》,1984年版，第126页。《团九江地委关于组织情况致曾延信》（1926年3月30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368、369页。
  [14]《刘君实致曾延信》（1926年2月24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361页。
  [15]《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收录《团南昌、九江、吉安地委联席会议报告（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文件后注明：“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月、日为收文戳记时间。”文件汇集将收戳时间4月5日定为联席会议报告时间，显然不对。3月6日召开三地团地委联席会议时间，是据“历史文件汇集”第12页《君实致曾延信》内容推定的。文中说：“会议于九日结束，共计开了四天（大学三天，中校一天）”。“中校一天”会议即南昌、九江、吉安三地团地委联席会议，“大学三天”会议即上述三地党支部联席会议。《君实致兽延信》定为“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有误。年代应为1926年。
  [16]《团南昌、九江、吉安地委联席会议报告》（1926年3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386-393页。
  [17]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29页说“1926年4月，中共南昌特支升为江西地委，九江党小组升为九江特别支部”；201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江西简史》第7页说“1926年春发展为九江党支部”。此时参加会议的九江党组织规
  格是小组抑或支部，并不明确。
  [19][47]《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1922—1987）》，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年版，第36页。
  [20]《团南昌地委组织部报告》（第二号）（1926年5月31日），见《江西革命历史
  224
  
  
  
  文件汇集（1923—1926）》,第507页。
  [21][50]胡越一：《大革命二三事》，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赵醒侬专集》，第163页。
  [2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23]朱大贞《回忆江西党的诞生和成长期——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中回忆：因为黎明中学早被军阀侦探监视，在靠近永和门的一条偏僻街道，租用了一家关闭多时的店铺作为开会地点。材料存江西省档案馆。
  [24]傅伯言主编：《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国民党江西省府1930年《江西年鉴》谈到赵醒侬、邓鹤鸣来赣筹组国民党省党部时，“成立十七县正式党部，党员有二千六百九十八人”。
  [25][26]《团南昌地委给曾延的报告）（1926年3月30日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370、371页。
  [27]《团九江地委报告》（1926年4月26日）、《团九江地委健亚致曾延信》（1926年4月29日 ）,见《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430,434页。
  [28]国民党二大《江西省党务报告》中说：江西省党部到1925年12月止，共负债3440元。转引傅伯言主编：《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29]参阅吕迅:《茅盾，潜伏上海当主任》，载《环球人物＞2011年第17期。
  [30]《党务》，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8月23日。
  [31]罗石冰1927年先后任中共吉安地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主任、省委委员。参加南昌起义。后任福州市委书记。1928年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31年1月到上海参加党的会议时被捕，2月7日夜与柔石等在龙华被集体枪杀，为龙华24烈士之一。201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江西简史》第8页，将4月8日罗石冰来南昌时间作为中共江西地委成立时间。
  [32]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方志敏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33][36][37][38][40][54]《团南昌地委报告》（第八号）（1926年6月10日），见《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488、520、521、515、516、517页。
  [34]《团吉安地委报告》（合字第二号）（1926年5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450页。
  [35]《团南昌地委关于“五四”运动纪念节工作报告》（1926年5月17日），见《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488页。
  [39]《团南昌地委给曾延的紧急报告（第三号）》（1926年4月25日）、《团南昌地委报告（第五号）》（1926年5月11日），见《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 第415—417,482—483页。
  [41]罗章龙的回忆只说是1926年。“4月下旬”是笔者推断的时间，待考证。
  [42]《团九江特支综合报告》（1925年11月9日），见《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256页。
  [43]“亢慕义斋”是1920年北大集资建立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即德文“共产主义”的音译，“室”是“屋舍”之意。三首诗载江西《星火）1981年第2期。
  [44]《团南昌地委经济斗争委员会报告》（1926年4月29日），见《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432页。
  [45]转引黄振位:《论广州农讲所的建立发展及其历史作用》，《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46][48]转引傅伯言：《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51]《团南昌地委报告》（第五号）（1926年6月10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洪汇
  第十二章迎接北伐
  22
  集(1923—1926))第519、520页。[52]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53]《南丰党史）,1960年印行。
  [55]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56掺见方志纯：《一个黎明前倒下去的战士——回忆赵醒侬烈士》，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赵醒侬专集》，第139-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