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第三十号通告要求:“各处县市党部应即速正式成立,并增加地方及人数;各省正式省党部至迟亦必在七月一号以前成立。”此前,南昌党、团联席会议商议过召开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问题,并讨论了筹备工作,后因声援上海五卅运动暂时搁置。6月下旬,南昌学校陆续放暑假,学生基本返乡,国民党江西一大筹备工作继续进行。筹备处设在黎明中学。醒侬每晚都到学校来,那里既安静,又安全。在那里他也有一个办公房间,可以和黎明中学任教的临时省党部委员邓鹤鸣、方志敏、曾天宇、王镇寰以及在南昌的邹努、朱大贞、张朝燮等一起商量筹备工作。连续数月的工作和奔波、哀痛与愤怒,醒侬疲惫不堪,身体更加虚弱,他染上了肺病,经常咳嗽,脸色蜡黄蜡黄的,却顾不上去医院。这天晚上,他来到黎明中学,见自己办公桌上放了瓶鱼肝油丸,嘟嚷道:“这是谁买的?以后不要买了。现在我们买邮票的钱都不够哩! ”同志们装着没听见。这时,在武昌国立商科大学读书并入党的许鸿(许凌青)来浔创办九江商科中学。他担任过武汉学生联合会主席,也是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委员,因声援五卅运动被湖北督军萧耀南通缉而秘密来到九江。他应邀参加国民党江西省一大来到南昌,并和赵醒侬和邓鹤鸣等人会面。邓鹤鸣和许鸿曾作为学生代表,一起参加过第五、六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7月4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黎明中学秘密举行。大会传达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选举产生了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赵醒侬、朱大贞、邓鹤鸣、张朝燮、方志敏、许鸿、陈灼华(女)7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涂振农、刘承休、曾振五、傅惠忠4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李松风、曾天宇、王镇寰3人为监察委员,姜伯彰、王立生2人为候补监察委员,正式成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⑷,赵醒侬任组织部长,实际主持省党部工作,邓鹤鸣任宣传部长(后为刘承休),张朝燮任工人部长,刘承休、涂振农、方志敏先后任农民部长,朱大贞任青年部长,陈灼华任妇女部长,涂振农为秘书。
在这一届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了12名,主要领导权均掌握在我们的同志手里。这种情况,正如团南昌地委书记丁健亚12月2日给曾延(团中央代号)的报告中所说:“查此间民校现时完全在我们指导之下,全省党员共计一千三百余人共有县党部十三个,内吉安、永修、弋阳三县党部第完全为我们同志所主持此间(南昌市)四百余人,区党部三个,区分部十九个。区党部的执行委员,都有我们的同志。一、三两区党部之常委并系我们同学担任。区分部之常委除第二区党部内有三四个区分部没有我们同志外,余均在我们的手里。这三四个区分部虽无我们同志,然尚能接受我们的指导”。
当时,江西国民党组织主要分布情况是:在南昌,除黎明中学作为国民党机关外,张朝燮任教员的第二中学,王镇寰任讲演员的通俗讲演所也是国民党活动场所。南昌之外,许鸿等在九江商业学校任校长,对九江负责;周利生、王湘等在吉安中学任教员,对吉安负责;姜伯彰等在饶州(今鄱阳县)第五中学任教员,对饶州负责;萧赣、李人祝、颜承梁等在萍乡县中学任教员,对萍乡及株萍铁路负责,并与湘省取得联络。各人以职业为掩护,开展国民党的党务活动。
江西省国民党一大后,醒侬又转入声援上海工人运动的工作。
在上海,反帝浪潮还在继续,20万工人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坚持罢工斗争。
但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威逼利诱下,动摇妥协,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不久学校放暑假,学生纷纷离校,形势开始变化。
7月2日,陈独秀在《向导》120期上发表《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指出:“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绝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提出扩大工商学兵联合会或雪耻会遍于全国,成为群众的行政机关;组织全国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为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机关;坚持继续排货及罢工运动等五条办法。7月16日,《向导》121期又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发表的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再次强调:“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
7月底,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作为上海“三罢”运动的公开领导机一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派代表到南昌联络组织江西省工农商学联合会。8月3日,赵醒侬等促使“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召集工农商学四界代表联合会,省教育会、农会、工业协会、总工会、总商会、商帮协会、学生联合会,及各业各职工各学术等22个团体参加,邀请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张、沈两代表到会介绍上海组织情况。
会议讨论了组织办法,起草简章,通过临时职员。议决电请北京政府根据上海总工会提出的22条工会条例,即速颁布;同时公推省议会代表李正谊会同后援会前往省财厅,催领军省两署捐款4000元,克日汇沪,接济罢工工友生活。
8月6日,江西农工商学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省农会、省工会、总商会、省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20余个团体参加,选举袁觉苍、姜铁英、邹努、王名德、朱大贞、金士珏(女)、陈灼华(女)、赵醒侬、王镇寰、周于德、涂名镇等1人为执行委员。由执行委员互选王镇寰为总务股主任,袁觉苍为宣传股主任,王名德为交际股主任,邹努为文书股主任,金士珏为经济股主任,朱大贞为调查股主任。当即电函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报告正式成立。[45]
8月初,上海形势发生逆转,工人阶级陷于同帝国主义孤军奋战的局面。坚持罢工的20多万工人,连同家属都处于饥饿状态。奉系军阀配合帝国主义行动,首先封闭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继又査封海员工会、洋务工会和电车工会,取缔《上海工商学联合值日》《公理日报》《血潮日报》。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已得到的胜利,8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共青团联合发表《告工人兵士学生书》,指示有组织的进行退却,结束罢工,作“长期斗争的预备”。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南昌特支和九江党小组决定,九江太古、怡和、日清三公司500多人结束两月之久的罢工斗争。为开展下一步工作,8月中旬,九江党小组成立工农运动委员会,派定帅鼓侬为书记,转向组织铁路、藤舆(由九江到牯岭)工人工会,并向德安方面发展。团特支成立学生运动委员会,派定郭景惇为书记。同时,九江党小组和团九江特支各派2人组成教育宣传委员会,主持和决定“对外政治主张、运动方法,及对内训练批评等事”,派定许鸿为书记。
在吉安,6月间,在上海大学读书并入党的曾延生,以上海工商学界宣传代表身份,奉命回江西从事工人和学生运动,在家乡吉安发起组织青年进步团体
“觉群社”,并协助团吉安特支开展国民党工作和学联工作。十余名团员“大半的力量都用在劳动运动”方面,组织发动了米业、染布、染纸、香业等行业工人罢工。经国民党省党部农工部审定,于9月20日成立吉安总工会,团特支书记郭化非为委员长,下辖8个行业工会。至11月入会工人达2100余人。
革命高潮虽然过去,但醒侬仍不能歇息。他将近期党、团中央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转来的几个文件和信函重新看了一遍,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分别给九江、吉安、饶州等地国民党负责人写信,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事请各第地推荐学员,又召集党团联席会议推举赴苏俄学习的党团员。
经国民党省党部同意,赵醒侬于8月17日致信恽代英,保送共青团员刘越(刘一燕)、曾文甫、淦克鹤、钟玉贤等5名同志赴广州参加第五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因刘越先行,醒侬请恽代英“指示其住宿,及赴粤之丿11资之接洽”阙。
8月后,各地陆续报来赴苏学习的有曾弘毅、郭景惇、温眷血、饶均、王弼等19318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经党团组织审査后,前往上海,于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这批同志大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让醒侬不放心的还是声援沪案事。一方面自江西成立沪案交涉后援会后,江西督办“方本仁无日不派侦骑四出,加以种种监视”;另一方面,后援会组成人员复杂,有议员、商人、教职员、学生、新闻记者等,因各人地位不同,故主见亦复各异。
8月上旬,沪案交涉后援会调査股检査仇货队,査获到英美烟公司香烟80箱,价值2万元以上。因搬运不易,在原堆栈封存,准备与商业后援会协商后拍卖,所得款项接济上海罢工工人。谁知拍卖前夕,该公司漏夜雇人私行搬走。市民报告,当晚有戒严司令部、南昌县署警察局和商团等官衔的灯笼,及荷枪实弹军警数十人押运。
后援会得知,派人查看属实,回会报告,大家异常激愤,于是12日下午5时召开职员会讨论对付办法。不料开会之际,几个身穿马褂长衫的人率武装军警数十人,蜂拥而入,不说明来意,即索取签名簿和议决案及放在桌上的文书包(内有通电稿簿和印信等件)。大家上前质问,一位自称姓方的稽査处长说:“奉督帅命令将签名簿等拿去一看,有何事情,不得而知。看后送回,请诸位改期开会。” 言毕扬长而去。但派来的军警仍未撤去。
因军阀当局的压迫和奸商的挑拨,沪案交涉后援会连开数次会议,都因有人从中梗阻达不成决议,不仅无法制裁奸商,而且被军事稽査处没收的印信议案等都未能索回,加之普通电文亦被扣留,不能发出,后援会陷于僵局状态。一些奸商则趁此机会,勾结官厅偷运大批“仇货”O学生方面忍无可忍,南昌学生联合会自行单独开会议决:嗣后査获仇货,即行焚毁。
9月3日下午,学生查禁“仇货”队在德胜门外大港口查获哈德门香烟百余箱。傍晚,黎明中学、第二中学、第一师范、心远中学、鸿声中学等校学生和铅印印刷工人500多人,将百多箱香烟搬至就近大沙滩空地焚烧,一时火光冲天,观者无不拍手称快。
就在此时,江西督办方本仁派出数百名武装卫队和警察,将数百学生和围观群众重重包围,打伤学生多人,并将搬运香烟的邹努、杨大膺等6名学生捆押至军署。同时列名通缉方志敏等30多人。“接着,南昌学生联合会于6日晚9时被封,7日反帝运动大规模的游行亦被阻止,即(使)集会演讲亦不能……侦骑四出,全城已在形势严重之下。”
针对军阀的压迫,南昌党团组织联合各界人士,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南昌青年工人和一师、启新、心远、宏道、赣省、医专等校学生会分别组织援助被捕学生委员会,发表宣言,报告事情经过,揭露军阀奸商勾结罪行。省议会会长欧阳莘及自治促进会会长龙钦海也出来调停。《向导》周报133期刊载米流金的江西通信《方本仁媚外残民》,揭露方本仁“受英日帝国主义收买,由灰色军阀一变而为白色恐怖将军”的反动面目。迫于群众声援和舆论压力,一个月后,军阀当局释放了6名被捕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