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1924年10月23日，正当奉直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倾向国民革命的直系将领、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推翻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大计。段祺瑞、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出电文表示欢迎。
  11月10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决定离粤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并发表《北上宣言》，号召“召集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国民会议的口号，原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当时正是北京发生曹银、吴佩孚驱逐傀儡总统黎元洪的政变之后。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之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主张国民会议应由全国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代表组成，而由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来发起。
  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⑴同时，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连续发表促成国民会议的文章，指出国民会议运动是“我们接近群众（各阶层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最好的机会”。
  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时，与中共方面商量，选派一些跨党党员的宣传员和青年学生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到各省去,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协助主持国民党事务，推进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派定江西的宣传员是赵干、王秋心以及上海大学学生刘九峰。
  12月初，王秋心和刘九峰抵达南昌。与赵醒侬见面后,王秋心将孙中山特派宣传员赵干的委任状交给了他，并说要向报界公布。醒侬想了想，说:“我在江西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我的名字不要登报,不要公开。你们是大学生,好办;我在江西有实际工作，以后政局如有变动，我就站不住脚了。”秋心同意了他的意见，只在南昌《正义报》登了他来江西的消息:“孙中山先生代表王秋心到赣。”⑵
  8日，南昌团地委召开团员大会，王秋心在会上报告来赣目的后，决议由团地委发起和参与组织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委派团员曾弘毅、夏建中、王立生、方志敏、袁觉苍、曾天宇、许嘉宾、刘世英、傅清华9人参加筹备工作，并决定以《向导》周报为指导，出版《国民会议促成会特刊》，进行宣传工作。⑶
  12月10日，醒侬与王秋心和刘九峰约定一起去九江。
  醒侬一早起床,穿上不久前做的长袍和马褂,戴上礼帽。这次他要以孙中山先生的宣传员赵干的身份和九江各界人士见面，不能不衣着得体。
  九江甘棠湖赵干、王秋心和刘九峰下榻旅馆后，立即与改组后的团九江地委秘书温眷血等负责人见了面，通告了此行目的;又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筹备委员易虚（团员）、曾宪明（团员）、胡骏龄（左派，九江南伟烈大学教授）等取得联系，请他们邀请各行政机关、各公团、各学校负责人会面。
  12日，赵干与九江总商会、教育会、小学职教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工业协会、平民教育协会、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筹备处等各团体会长，及九江的师范、中学、高等小学等各学校校长晤见，发表谈话,申述来意。1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国民会议宣传员与九江各界之谈话》内容，赵干略谓:
  自北京政变以后，各方面咸电促中山先生北上解决国事。但在中山先生之意，则怵于以前革命之失败，多由于过与军阀妥洽之结果。所以十三年来之中华民国，只看见兵匪的增加，和国际地位的低落，而一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则无一事没有列强站在军阀后面，指示操纵一切。因此中山先生极力主张先期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再开国民会议。该会纯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校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种之团体代表组织之。待此会议成立，中山先生即以两种政见提出表决：（一）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各种契约合同，并收回海关，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等；（二）对内在打倒军阀，使永无同样继起之人，并确定人民言论出版居住自由之保障。至于善后会议，其合于代表资格者，为各省巡阅使总司令督理省长，故彼等所争者仍为军阀个人之利益，与民众之痛苦漠不相关。所以吾人在此时期，万不宜放弃国民主权。盖自民元以还，国民处于暴政之下，对于国事，向来不敢有所主张，然此实为最大之错误。因共和立国，主权在民，吾人既为国民一分子，断不应放弃本身的责任。故中山先生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即是将国家政权交还人民，由人民自行处理。如吾人此时拒不接受，恐再无如此机会，能够出来说话。吾人倘欲得此说话机会，亦祗有赞助孙中山先生国民会议之主张，始可达到圆满之目的。
  赵干侃侃而谈，情真意切,各“会长校长闻言,均表示赞助孙中山先生此种主张,允即从事组织九江国民会议促成会，以为中山先生声援”。赵干此行“结果甚佳，非常满意”。13日，搭车返省进行他所负责的工作。王秋心去了家乡永修县,由永修改造团邀请各团体筹备成立永修国民会议促成会。
  20日，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成立，黄人庸、吴大樽、王镇寰、邱贞淼、黄用中、傅清华、刘伯康、曾南免（曾澜挽）、朱大贞、金士珏等20多人担任筹备委员,选举了8位交际员分头向各公团接洽。⑷
  这时,江西政局发生变化。由于北京政变，曹吴垮台，蔡成勋所依靠的冰山已倒,新任赣粤边防督办方本仁转向广东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闿输诚,被谭第委任为赣南督办，相约合力进攻蔡成勋。方本仁于11月21日通电讨蔡，击败蔡成勋部。蔡见大势已去，于12月6日携眷出走，到上海英租界当寓公去了。9日，方本章仁率军进入南昌，即又电段祺瑞输诚。14日，段下令免除蔡成勋的江西督理职务，任方本仁暂行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此前12月2日，段祺瑞已任命胡思义署理江西省长。江西由此形成方本仁主赣之局。面对方本仁督办后的赣局，赵醒侬和王秋心、方志敏、曾弘毅、王立生等商量对策。秋心说:“在上海时,孙先生告诉我,到了江西不要怕,方本仁和我们有接触，可以半公开活动；如果方会危害和压迫你们，我们会打电话去。”秋心提出是否和方本仁见面。醒侬说:“方本仁去年和今年四次联络陈炯明从赣南攻击广东。现在掌握了江西军政大权，又调兵抗拒北伐军，反复无常。如果你去和他见面是可以的，但我去会暴露自己，要防他以后变卦。”志敏等也同意醒侬的意见，不去和方本仁见面。当然，方也知道孙中山先生派了宣传员到江西,段祺瑞都邀孙中山北上，他落得做个人情,睁一眼,闭一眼,不干涉国民党在江西的活动。
  经过半个月的筹备,12月31日下午，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在南昌正式成立。
  心远大学、教育协会、青年学会、学生联合会、律师公会合群社、女界联合会、江西总工会、省工会、各县旅省同乡会等80余团体130余人出席。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筹备经过情形后,作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的赵醒侬和王秋心先后讲话,表达国民会议的真意和对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的希望，继由上海大学学生刘九峰与各团体代表熊元芬、方志敏、金士珏、傅竞仁等相继演说，反对军阀包办的善后会议，赞成孙中山主张民众各阶级团体参与的国民会议。大会宣读和通过了宣言和通电。复又各团体代表公推熊育钖、金士珏、王清尘等21人为执行委员,10人为候补委员。执行委员中有方志敏、朱大贞、王立生、袁觉苍、许嘉宾、曾澜挽、曾弘毅、傅竞仁、季恨秋、邵祖雍等10名党团员，候补委员有刘世英、姜铁英2名团员。⑸大会后赵醒侬又赶赴九江。
  1925年1月2日下午,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第一次委员会,到会委员17人,推定各股职员,10名党团员分任总务、文书、宣传、组织、调查各股职员。各候补委员均聘为宣传员。会议讨论起草委员组织法，议决游行宣传案。方志敏临时动议:“甲、再电反对善后会议;乙、速即发浅明传单多份,俾民众均易了解;丙、致电孙中山，请其坚持宣言主张，本会愿为后盾。”⑷
  3日，王秋心和赵干将江西国民会议进行情况电告北京孙中山：
  （前略）秋心等奉命返赣后，曾在九江南昌及南成［浔］铁路德安永修各
  县向各民众团体接洽和解释。半月以来，共接洽二百余团体，参加民众集会178
  之演说，共计三十余次。民众对总理主张十分了解，并真心接受。各地均有国
  民会议促成会之组织，南昌八十余团体组织之国民会议促成会，已于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并发出通电。秋心等拟即日赴赣东各属（县）宣传，余候续行呈报，先此奉闻。敬祈为国珍摄。国民会议江西宣传员王秋心赵干叩。江。（注：清末民国电报用韵目记日法，“江”字代表公历三日）⑺
  国民会议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仇恨,他们相互勾结,用偷梁换柱的手法,试图用召开善后会议来取代国民会议。这种恶劣行径，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1月15日，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通电全国，抗议和反对段祺瑞执政府阴谋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揭露他们企图恢复军阀势力，实行武力专政的罪恶目的。并致电孙中山，誓同全国人民一道，做实现孙中山“北上宣言”的后盾。但这时，孙中山病情已经加重。
  在南昌，因年末岁尾，省城各团体办事人员陆续放假返里，醒侬仍忙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事。1月29日（正月初六），江西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女界联合会等19个团体120多人参加，金士珏等11人为执行委员。在北京,2月1日（正月初九），段祺瑞强行召开了他的御用军阀的分赃会议——善后会议，参加者是那些军阀、官僚、政客、“名流”。
  在九江，鉴于“善后会议”召开,2月6日，九江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邀请学生联合会、各业工人联合会、青年救国团、反帝国主义大联盟、江西青年学会九江分会、非基督教运动大同盟、江声日报社、裁缝工人联合会等20余个团体,上海《民国曰报》报道《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猛进》召开成立大会，推帅鼓农为临时主席，温眷血报告筹备经过。赵干（赵醒侬）以孙中山特派江西宣传员身份专程赶往九江，他在会上讲话,说明国民会议的意义和希望。大会最后选举，李子芬等1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其中温眷血、帅鼓农、罗长洪、曾宪明、何一挥、饶森、熊克彬、万云鹏8人是共青团员。周一尘等9人为候补委员。会议7日通电北京政府:“善后会议望延期开议,容纳孙中山筱（注: “筱”字代表公历十七日）电主张,并邀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民众团体代表参加,否则擅自议决国政，损害国家人民利益，国民誓不承认”。［8］
  28日,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召开第六次执行委员会，由方志敏担任主席。会议讨论和议决:除原委派邓（鹤鸣）、方（？）两代表外，再增委汪群、黄道、刘轶、卢贻松、苏芬为出席北京总会代表。通电反对善后会议所议决的国民会议条例,推派邓鹤鸣（已在北京）等进慰孙中山病况，委派宣传员到各县组织本省促成会分会，聘请各校学生参加讲演队等事项。
  同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自由五十余公团组织以来,得中山先生特派宣传委员赵干君佐治其间,进行极猛，凡前未加入之各公团，函请加入者日必数十起,又忙于应付。至赣外吉安临川鄱阳景德镇等区，日前由该会次第派出宣传员多人，分头接洽进行。”“并印配敬告国民传单，电促成会组织草纲五万余份,由宣传员和讲演队携往各处分散。”
  到2月底，永修、吉安、临川、鄱阳、景德镇、河口、铅山相继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形成一个以共产党、国民党、共青团为主体，参加团体众多、代表性广泛的各阶层人民的革命联盟。它通过多种方式,向全省人民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的
  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起到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
  3月1日至16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在北京举行,与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相对抗。江西代表邓鹤鸣、汪群、黄道等6人出席。会上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总会,邓鹤鸣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分组研究之一的国民会议运动问题委员会副主席，留在北京总会工作。[11]
  会议期间一3月7日下午，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方志敏再次担任主席,报告了北京总会代表邓鹤鸣来函,议决推举季恨秋、傅竞仁、朱大贞、温廉泉、邵祖雍、邱贞苏5人会同学生联合会,邀集本城男女各校学生会代表,于下星期六（14日）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组织大规模之宣传运动一“大游行农村演讲”活动，以唤醒国民觉悟。同时动员各团体“自由量力捐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