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40召集江西国民会议
  1924年10月23日，正当奉直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倾向国民革命的直系将领、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推翻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大计。段祺瑞、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出电文表示欢迎。
  11月10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决定离粤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并发表《北上宣言》，号召“召集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国民会议的口号，原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当时正是北京发生曹银、吴佩孚驱逐傀儡总统黎元洪的政变之后。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之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主张国民会议应由全国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代表组成，而由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来发起。
  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⑴同时，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连续发表促成国民会议的文章，指出国民会议运动是“我们接近群众（各阶层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最好的机会”。
  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时，与中共方面商量，选派一些跨党党员的宣传员和青年学生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到各省去,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协助主持国民党事务，推进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派定江西的宣传员是赵干、王秋心以及上海大学学生刘九峰。
  12月初，王秋心和刘九峰抵达南昌。与赵醒侬见面后,王秋心将孙中山特派宣传员赵干的委任状交给了他，并说要向报界公布。醒侬想了想，说:“我在江西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我的名字不要登报,不要公开。你们是大学生,好办;我在江西有实际工作，以后政局如有变动，我就站不住脚了。”秋心同意了他的意见，只在南昌《正义报》登了他来江西的消息:“孙中山先生代表王秋心到赣。”⑵
  8日，南昌团地委召开团员大会，王秋心在会上报告来赣目的后，决议由团地委发起和参与组织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委派团员曾弘毅、夏建中、王立生、方志敏、袁觉苍、曾天宇、许嘉宾、刘世英、傅清华9人参加筹备工作，并决定以 《向导》周报为指导，出版《国民会议促成会特刊》，进行宣传工作。⑶
  12月10日，醒侬与王秋心和刘九峰约定一起去九江。
  醒侬一早起床,穿上不久前做的长袍和马褂,戴上礼帽。这次他要以孙中山先生的宣传员赵干的身份和九江各界人士见面，不能不衣着得体。
  九江甘棠湖赵干、王秋心和刘九峰下榻旅馆后，立即与改组后的团九江地委秘书温眷血等负责人见了面，通告了此行目的;又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筹备委员易虚（团员）、曾宪明（团员）、胡骏龄（左派，九江南伟烈大学教授）等取得联系，请他们邀请各行政机关、各公团、各学校负责人会面。
  12日，赵干与九江总商会、教育会、小学职教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工业协会、平民教育协会、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筹备处等各团体会长，及九江的师范、中学、高等小学等各学校校长晤见，发表谈话,申述来意。1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国民会议宣传员与九江各界之谈话》内容，赵干略谓:
  自北京政变以后，各方面咸电促中山先生北上解决国事。但在中山先生之意，则怵于以前革命之失败，多由于过与军阀妥洽之结果。所以十三年来之中华民国，只看见兵匪的增加，和国际地位的低落，而一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则无一事没有列强站在军阀后面，指示操纵一切。因此中山先生极力主张先期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再开国民会议。该会纯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校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种之团体代表组织之。待此会议成立，中山先生即以两种政见提出表决：（一）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各种契约合同，并收回海关，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等；（二）对内在打倒军阀，使永无同样继起之人，并确定人民言论出版居住自由之保障。至于善后会议，其合于代表资格者，为各省巡阅使总司令督理省长，故彼等所争者仍为军阀个人之利益，与民众之痛苦漠不相关。所以吾人在此时期，万不宜放弃国民主权。盖自民元以还，国民处于暴政之下，对于国事，向来不敢有所主张，然此实为最大之错误。因共和立国，主权在民，吾人既为国民一分子，断不应放弃本身的责任。故中山先生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即是将国家政权交还人民，由人民自行处理。如吾人此时拒不接受，恐再无如此机会，能够出来说话。吾人倘欲得此说话机会，亦祗有赞助孙中山先生国民会议之主张，始可达到圆满之目的。
  赵干侃侃而谈，情真意切,各“会长校长闻言,均表示赞助孙中山先生此种主张,允即从事组织九江国民会议促成会，以为中山先生声援”。赵干此行“结果甚佳，非常满意”。13日，搭车返省进行他所负责的工作。王秋心去了家乡永修县,由永修改造团邀请各团体筹备成立永修国民会议促成会。
  20日，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成立，黄人庸、吴大樽、王镇寰、邱贞淼、
  黄用中、傅清华、刘伯康、曾南免（曾澜挽）、朱大贞、金士珏等20多人担任筹备委员,选举了8位交际员分头向各公团接洽。⑷
  这时,江西政局发生变化。由于北京政变，曹吴垮台，蔡成勋所依靠的冰山已倒,新任赣粤边防督办方本仁转向广东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闿输诚,被谭第委任为赣南督办，相约合力进攻蔡成勋。方本仁于11月21日通电讨蔡，击败蔡成勋部。蔡见大势已去，于12月6日携眷出走，到上海英租界当寓公去了。9日，方本章仁率军进入南昌，即又电段祺瑞输诚。14日，段下令免除蔡成勋的江西督理职务，任方本仁暂行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此前12月2日，段祺瑞已任命胡思义署理江西省长。江西由此形成方本仁主赣之局。面对方本仁督办后的赣局，赵醒侬和王秋心、方志敏、曾弘毅、王立生等商量对策。秋心说:“在上海时,孙先生告诉我,到了江西不要怕,方本仁和我们有接触，可以半公开活动；如果方会危害和压迫你们，我们会打电话去。”秋心提出是否和方本仁见面。醒侬说:“方本仁去年和今年四次联络陈炯明从赣南攻击广东。现在掌握了江西军政大权，又调兵抗拒北伐军，反复无常。如果你去和他见面是可以的，但我去会暴露自己，要防他以后变卦。”志敏等也同意醒侬的意见，不去和方本仁见面。当然，方也知道孙中山先生派了宣传员到江西,段祺瑞都邀孙中山北上，他落得做个人情,睁一眼,闭一眼,不干涉国民党在江西的活动。
  经过半个月的筹备,12月31日下午，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在南昌正式成立。
  心远大学、教育协会、青年学会、学生联合会、律师公会合群社、女界联合会、江西总工会、省工会、各县旅省同乡会等80余团体130余人出席。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筹备经过情形后,作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的赵醒侬和王秋心先后讲话,表达国民会议的真意和对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的希望，继由上海大学学生刘九峰与各团体代表熊元芬、方志敏、金士珏、傅竞仁等相继演说，反对军阀包办的善后会议，赞成孙中山主张民众各阶级团体参与的国民会议。大会宣读和通过了宣言和通电。复又各团体代表公推熊育钖、金士珏、王清尘等21人为执行委员,10人为候补委员。执行委员中有方志敏、朱大贞、王立生、袁觉苍、许嘉宾、曾澜挽、曾弘毅、傅竞仁、季恨秋、邵祖雍等10名党团员，候补委员有刘世英、姜铁英2名团员。⑸大会后赵醒侬又赶赴九江。
  1925年1月2日下午,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第一次委员会,到会委员17人,推定各股职员,10名党团员分任总务、文书、宣传、组织、调查各股职员。各候
  补委员均聘为宣传员。会议讨论起草委员组织法，议决游行宣传案。方志敏临时动议:“甲、再电反对善后会议;乙、速即发浅明传单多份,俾民众均易了解;丙、致电孙中山，请其坚持宣言主张，本会愿为后盾。”⑷
  3日，王秋心和赵干将江西国民会议进行情况电告北京孙中山：
  （前略）秋心等奉命返赣后，曾在九江南昌及南成［浔］铁路德安永修各
  县向各民众团体接洽和解释。半月以来，共接洽二百余团体，参加民众集会178
  之演说，共计三十余次。民众对总理主张十分了解，并真心接受。各地均有国
  民会议促成会之组织，南昌八十余团体组织之国民会议促成会，已于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并发出通电。秋心等拟即日赴赣东各属（县）宣传，余候续行呈报，先此奉闻。敬祈为国珍摄。国民会议江西宣传员王秋心赵干叩。江。（注：清末民国电报用韵目记日法，“江”字代表公历三日）⑺
  国民会议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仇恨,他们相互勾结,用偷梁换柱的手法,试图用召开善后会议来取代国民会议。这种恶劣行径，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1月15日，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通电全国，抗议和反对段祺瑞执政府阴谋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揭露他们企图恢复军阀势力，实行武力专政的罪恶目的。并致电孙中山，誓同全国人民一道，做实现孙中山“北上宣言”的后盾。但这时，孙中山病情已经加重。
  在南昌，因年末岁尾，省城各团体办事人员陆续放假返里，醒侬仍忙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事。1月29日（正月初六），江西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女界联合会等19个团体120多人参加，金士珏等11人为执行委员。在北京,2月1日（正月初九），段祺瑞强行召开了他的御用军阀的分赃会议——善后会议，参加者是那些军阀、官僚、政客、“名流”。
  在九江，鉴于“善后会议”召开,2月6日，九江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邀请学生联合会、各业工人联合会、青年救国团、反帝国主义大联盟、江西青年学会九江分会、非基督教运动大同盟、江声日报社、裁缝工人联合会等20余个团体,上海《民国曰报》报道《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猛进》召开成立大会，推帅鼓农为临时主席，温眷血报告筹备经过。赵干（赵醒侬）以孙中山特派江西宣传员身份专程赶往九江，他在会上讲话,说明国民会议的意义和希望。大会最后选举，李子芬等1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其中温眷血、帅鼓农、罗长洪、曾宪明、何一挥、饶森、熊克彬、万云鹏8人是共青团员。周一尘等9人为候补委员。会议7日通电北京政府:“善后会议望延期开议,容纳孙中山筱（注: “筱”字代表公历十七日）电主张,并邀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民众团体代表参加,否则擅自议决国政，损害国家人民利益，国民誓不承认”。［8］
  28日,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召开第六次执行委员会，由方志敏担任主席。会议讨论和议决:除原委派邓（鹤鸣）、方（？）两代表外，再增委汪群、黄道、刘轶、卢贻松、苏芬为出席北京总会代表。通电反对善后会议所议决的国民会议条例,推派邓鹤鸣（已在北京）等进慰孙中山病况，委派宣传员到各县组织本省促成会分会，聘请各校学生参加讲演队等事项。
  同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自由五十余公团组织以来,得中山先生特派宣传委员赵干君佐治其间,进行极猛，凡前未加入之各公团，函请加入者日必数十起,又忙于应付。至赣外吉安临川鄱阳景德镇等区，日前由该会次第派出宣传员多人，分头接洽进行。”“并印配敬告国民传单，电促成会组织草纲五万余份,由宣传员和讲演队携往各处分散。”
  到2月底，永修、吉安、临川、鄱阳、景德镇、河口、铅山相继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形成一个以共产党、国民党、共青团为主体，参加团体众多、代表性广泛的各阶层人民的革命联盟。它通过多种方式,向全省人民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的
  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起到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
  3月1日至16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在北京举
  行,与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相对抗。江西代表邓鹤鸣、汪群、黄道等6人出席。会上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总会,邓鹤鸣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分组研
  究之一的国民会议运动问题委员会副主席，留在北京总会工作。[11]
  会议期间一3月7日下午，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第七次执行委员会, 方志敏再次担任主席,报告了北京总会代表邓鹤鸣来函,议决推举季恨秋、傅竞仁、朱大贞、温廉泉、邵祖雍、邱贞苏5人会同学生联合会,邀集本城男女各校学
  生会代表,于下星期六（14日）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组织大规模之宣传运动一“大游行农村演讲”活动，以唤醒国民觉悟。同时动员各团体“自由量力捐助”。
  41建立中共南昌特支
  1925年春节后,赵醒侬不仅关注江西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进展,更关注中共四大和青年团三大会议的精神贯彻和落实。
  1月11日至22日（腊月廿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着重讨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建设。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
  1月26日（正月初三）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贯彻党的四大精神,动员全团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并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了宣传、组织、团员教育和经济斗争等11个议案，修改了团的章程，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张太雷担任总书记。团南昌地委选派曾宏毅为代表出席大会。
  2、3月间，中共南昌小组收到中共中央局发来的中共四大文件，赵醒侬和中共南昌小组的同志进行了学习。其中《关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大会心以为在现在的时侯，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 为着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起见，对党的章程做了新的修正,“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问这时中共党员邓鹤鸣还在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总部工作，中共南昌小组决
  定不等他回赣，先行进行改组。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二章“组织”第五条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在中共南昌小组基础上成立中共南昌支部,推定赵醒侬、邓鹤鸣、方志敏三人组织干事会,并推赵醒侬为书记兼组织干事,邓鹤鸣任宣传干事。因江西无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区执行委员会，中共南昌支部仍由中共中央直辖，所以又称中共南昌特别支部，简称中共南昌特支。在南昌的党员都属南昌党小组，或称南昌特支第一小组。2011年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新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说:1924年“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亦称南昌特支，另一种说法为1925年3月）成立。笔者赞同1925年3月成立中共南昌特支的说法。
  按《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九条“支部干事或书记任期三月”规定,支部干事会3个月进行一次改选，此后干事也可能由其他同志担任，如有资料提到1925年11月间曾天宇写信要求入党时,曾把许鸿名字列在赵醒侬之前,有可能许鸿当时担任书记。邓鹤鸣、刘九峰、朱大贞等回忆，朱大贞、曾天宇、邹努等担任过支部干事，这也是可能的。
  中共南昌特支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全省工作的领导,以适应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决定在赣江沿岸和南潯铁路沿线的中心城市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首先考虑的就是九江。因为中共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指出：“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同时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
  经过中共南昌特支讨论，醒侬打算3月中旬去趟九江发展那里的党组织, 但孙中山突然逝世的消息传来,他不得不中断行程，以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名义主持孙中山的追悼活动,忙得日不暇给。接踵而来是上海五卅运动爆发，醒侬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身份领导江西各界人民开展声援活动，更是夜以继日。
  直到7月中旬，作为中共南昌特支书记的赵醒侬才抽出时间前往九江，住
  了数天，介绍了共青团员温眷血、帅鼓侬、严燕经（严延生）加入共产党,再同武汉来的中共党员许鸿共4名党员，组成中共九江党小组，隶属中共南昌特支，又
  称南昌特支第二小组，机关驻城内（今九江市内），组长温眷血。团九江特支由陈冰担任书记,但团员人数太少,难以开展工作。下旬,九江党小组联同南昌特支同志，极力活动,秘密成立了九江码头运输工会，以帅鼓农为工会书记。8月间，根据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委会《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和
  此后党团中央通告和指示，为实现“党团分化”和“团的青年化”，中共南昌特支、和团南昌地委召开联席会，将超过25岁的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退出团组织。其中有2位团员，年龄虽过25岁,但根据团三大《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规定,因负重要工作之团员，仍留在团内。
  1925年8月21日的《团南昌地委关于团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按团中央66号通告逐条答复。在答复团组织与党组织关系时说：
  1.此间大学尚能与本校联络，其原因，凡本校开会必请其到会，且大学人数甚少；但大学多散处，出席者系自由出席，议决案均能执行。2.本校兼大学者二人，占全数二十六分之一。3.过二五岁者已入大学，大学未及二五岁者仍为本校学生。4.过去大学与本校之缺点在无亲密的联络。
  这就是说:1.此时南昌党员人数仍然很少;2.南昌52名团员中，兼党员者有2人;3.过25岁的团员都转为党员，退出了团组织;党员未及25岁者兼为团员。42追悼中山先生逝世
  中共南昌支部成立不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幸因病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江西人民无不悲痛。
  当北京孙中山行辕以电讣告赵醒侬时,不料江西督办方本仁竟令稽査将他拘入督办公署，严厉审问。醒侬不畏强暴,据理驳斥,督办公署只好第二天放他出来，但仍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就在同一天,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也接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电文，即日召集国民党党员大会,出席同志100多人，由曾澜挽（曾天宇）主席报告后,即讨论追悼事宜，决定发通告国民传单10万份,发起追悼会,电告各地党部周知。江西学生联合会、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和九江促成会也召集紧急会议,议决组织追悼孙先生筹备委员会。
  3月15日，中国共产党电唁中国国民党哀悼孙中山逝世。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号召全国民众加倍努力,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19日，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议定孙中山饰终典礼，并拟举行国葬。是日段祺瑞指令准如所拟办理。
  利用这个机会，中共南昌支部和共青团南昌地委及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联合60多个团体，于3月21日在心远大学成立“孙中山追悼大会筹备处”，推选出41人为理事。是日，南昌学生联合会也召开筹备委员会，议决开孙中山追悼会。
  3月23日，赵醒侬不顾军警的威胁，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名义，首先在黎明中学举行
  公祭孙中山活动。赵醒侬与国民党人士朱念赵醒侬等在黎明中学公祭孙中山北京孙中山灵堂
  祖、曾振五、龙钦海、黄人庸等当日致祭，参加者络绎不绝。与此同时，团南昌地委以黎明中学为筹备中心，组织师生拟定追悼大会传单，日夜赶制标语牌。整个南昌城内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国内一切军阀”、“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等标语,张贴得四处皆是。
  290,赵醒侬参加了南昌学生联合会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向200多个团体5000多学生发表演说，青年学会发传单2000份叫随后又参加了在黎明中学大厅里举行的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遇难十四周年大会。“先烈之血”、“自由之花”的巨幅标语高悬于会场两旁。同学们在会上慷慨陈词、情绪激昂,发出铿锵的誓言:继承先烈遗志,为民族独立解放而献身。
  这时，追悼大会筹备处通过省议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刘子宇、黄扩民等提出议案,函致省长公署饬财政厅拨款5000元作筹备追悼会经费。但到4月3日，尚只拨出1000元。其余经费，财政厅长文群以军费紧急，无款筹付而拖延不发。筹备事务所只好派人到财政厅坐等催索。
  4月上旬，中共南昌支部接到《中央通告第十九号一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的左派力量》（1925年4月4日发），同时团南昌地委也收到团中央转发十九号通告的转发件《通告第三十六号》。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九号说:“中山死后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工作：1.是借追悼会做广大的宣传，尤其要紧的是根据中山遗言（已由上海书店汇印出来了）做反帝及废约宣传;2.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主张即下全体党员动员令，公开的征求党员。在此次征求党员运动中,我们的同志应特别努力，因为在中山死时由我们征收的党员，都可望与左派接近,乘此将左派数量扩充了，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中共南昌党团组织分别向党员和团员秘密传达了这个通告。
  当追悼大会经费大部分拨下后,筹备处中的党团员理事提议由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长赵醒侬去上海办理宣传品。这个议案立即得到通过。
  在上海，醒侬向中共党团中央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分别汇报了江西的工作，购买了大批孙中山的遗像、遗嘱、著作和国民党一大的宣传品，同时也购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4月下旬，醒侬回到南昌,追悼大会筹备处选定百花洲沈文肃公祠作为公祭会场。
  百花洲是南昌民众活动的中心，也是南昌革命青年心中的“红场”,许多团体、学校、报馆都在它的四周。醒侬亲临公祭会场，指导筹备处干事进行布置:百花洲内贴满“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国内一切军阀”、“遵守孙中山先生遗嘱”、“努力革命”等各种标语，沿湖岸边遍插国民党旗，观窯亭、湖心亭、苏公圃等名胜处均悬旗帜。祭坛设在沈公祠内，正中是五尺高的孙先生遗像，四周环绕以鲜花;祭坛左右陈列长一丈宽八尺的大花圈两个;祭坛侧为奏哀乐处，由督办公署军乐连和警察厅乐队担任;头门、二门分由军警和童子军维持秩序。
  28日至30日，追悼大会筹备处举行了三天盛况空前的国民公祭活动。
  鉴于孙中山先生的声誉和段祺瑞执政的态度,除方本仁派代表外,新任一月的护理省长李定魁（南丰人）以下均来参祭, 签到团体2000余个，每天公祭者达1万多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与祭者均由筹备处赠予载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先生遗言、孙先生由上海到日本之言论等小册子，以及孙先生遗像画片并各项印刷品。全市各商店各学校各团体均下半旗, 臂缠黑纱,胸襟黑花,筹备干事更是一律素食以示哀悼。公祭期内,还组织了游行宣传队和讲演队，并在祭坛附近播放孙先生讲演留声片。［25］5月4日，南昌市50000多人冒雨在大校场举
  江西追悼孙中山大会连开四天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向参加公祭和大会的数万民众，散发了大量的宣传品。但群众游行被方本仁禁止。在悼念期间，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日夜忙着组织和宣传工作，方志敏、邹努、汪群、季恨秋等许多同志都写了纪念文章和报道，宣传国民革命。时任团南昌地委宣传委员的朱大贞回忆:“记得当时有一个姓杜的说书人, 日常在本市蛟桥一带或人多热闹的茶店内说书。赵烈士便吸收了这个人充当宣
  传员,把他自己编写的材料,让这个姓杜的说书人在茶店讲说,或者编成本市流行的，四季调’，‘十月怀胎’、‘莲花落'等小调，在热闹的街头演唱，吸引了许多群众围听,收效很大。”5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江西国民冒雨追悼》时记载:“是日所散印刷品甚多……此外尚有一种白话警告，为市民最易于了解者。” 这种白话警告文,醒侬在上海工商友谊会时写过不少,深受店员和工人欢迎。5月中旬，中共南昌党团组织又收到中共中央与团中央5月5日联合发岀的《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的第三十号通告。通告指出:“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颇有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各地同志即应趁此趋势活动起来,并决定切实方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以便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要求“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遵照党、团中央的指示，南昌党团组织“用国民党的名义，令各区分部组织讲演队,每星期出外讲演，宣传国民革命”，“刊物及演说，均劝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印刷了许多“请填写姓名地址加入国民党的纸条子，附载当地国民党党部的通讯处，以便愿加入者之接洽”。通过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介绍，大批工人、农民、学生、老师、商人和社会各界人士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输送了新鲜血液，增强了国民党左派力量。在南昌悼念活动的同时，九江、永修、万安、吉安、萍乡、临川等地也举行了哀悼活动,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深入人心，形成一个全省性的广泛宣传革命的政治宣传运动，各地国民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后来方志敏回忆说:“对于'拥护中山北上'与'追悼中山逝世'的两次运动，是做得比较广泛而深入,唤起了江西广大群众对国民革命的认识和同情。”43在声援五卅运动的日子里
  1925年5月，上海发生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多人的严重流血事件，引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30日上午,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分散在公共租界主要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和示威游行，又有100多人先后被捕。下午,数千愤怒的群众聚集于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早有戒备的租界英国巡捕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鲜血,染红了上海的马路！枪声,激起了华人的愤怒！
  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一场有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革命大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在江西,赵醒侬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看到团中央援助“沪案”的快邮通告和上海五卅惨案报道后，立即召开党团联席会,由团南昌地委开会议决: “先由我们在（国民党）区党部提议，次则召集各级常委及有力同志开预备会议,再次则用青年学会反帝国大同盟、非基（督）教同盟等团体名义与学联会共同发起组织后援会。”
  6月3日，江西省各公私团体借教育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成立了“帝国主义者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后改称“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作为负责行动总机关。当日上午9时，上海《新闻报》记者即时发出电讯，报道后援会议决:“（一）组（建）上海工人学生江西后援会；（二）游行示威；（三）电段严提抗议;（四）电沪公团市民奋斗到底，誓为后援;（五）电慰被伤学生工人;（六）电全国总工会一致
  五卅惨案后的上海街头对反;（七）电浔各团体学校严抵外货入口。会后,后援会一边落实参加游行示威队伍,一边派出代表分向官厅接洽，并请督办方本仁和省长李定魁具名通
  电援助，派出军警保护。因6月5日清晨,阴云密布,大雨滂沱,各街巷积水,深可盈尺。但参加示威游行的男女学生和市民依然十分踊跃，从8时起，陆续来到公共体育场集合，“计其数不下三万人”。9时许，大会主席赵醒侬宣布出发，由指导员排定先后次序，女童子军、女小学生、女中学以上学生、警乐队、男小学生、男子中学以上学生、军乐队、市民、各公团依次出发，秩序整肃，冒雨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抵制外货”、“实行国民革命”等口号，“手持白纸小旗，并分散各种沉痛之警告文字”，经过百花洲、万子祠街、府学前街、洗马池、杨家厂、西大街、鼓楼下、省长公署等处，出章江门,经过滕王阁河街、直冲巷、蓼州等处，入惠民门，经过塘塍
  上、石头街、状元府、谢家巷、书院街、系马桩、羊子巷等处，仍回
  公共体育场散队。
  各街巷商民人等,在游行队伍经过之后，了解五卅惨案关系巨大，莫不义愤填膺,纷纷将各种洋货商标撤去,生意顿形惨淡。
  学生方面，如大同中学、启新中学、匡庐中学、女子师范、工专、农专等学校,均另组织检査外货队，先将各自内部所有的“洋磁”盆、“洋磁”茶碗及外国羽纱衣服等，查出销毁，然后分组赴各街巷洋货店,劝导停办外货,闻者为之动容。
  下午4时,后援会各职员复集合于省农会开会,议决:将游行情形电告段执
  政外交部,请其对外严重抗议;电请苏俄加拉罕转各公使及各国民众,主持公道;电告上海各团体、各报馆，誓为后援;通电全国一致援助;通函外属各县,一致组织大规模之群众运动，以为声援。会议还决定6日开代表会讨论抵制外货办法，对募捐问题，由原有的募捐队继续进行。
  当日,有许多国民党员加入的江西省议会也举行紧急谈话会，“决电段外（交）部苏督长，严重交涉:（一）惩办凶手；（二）速释被捕者；（三）抚伤亡；（四）赔损失;（五）向中国道歉；（六）争回领事裁判权；（七）取消印刷附律（和）码头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增订印刷附律案”，规定一切印刷品须向工部局登记方准出版，否则处以罚款。“增加码头捐款案”，规定向华人所抽的码头捐由3%增加到5%。
  市民游行后，赵醒侬又和中共南昌特支、团南昌地委、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委员商量,组织和领导罢课、罢市和罢工运动,组成广泛的反帝联合战线。
  由于后援会各代表对罢课意见不一，团南昌地委动员全体团员以团体代表资格参加后援会改选大会，挫败了省教育厅长朱念祖企图利用改选达到阻挠罢课的阴谋。
  6日，南昌各校开始罢课罢考，学生组织的讲演队、査货队和募捐队纷纷上街开展宣传，检査仇货，募集捐款。黎明中学出版了刊物《血花》,与上海《热血日“第报》相呼应，揭露帝国主义的“强暴的寇盗行为”,反映群众的心声。8日，团九江特支组织九江太古、怡和、日清三洋行的500多名码头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次日，九江援助上海同胞惨死委员会公推温眷血为代表赴南昌移款接济，以维持罢工工人伙食。
  在吉安，团特支领导的学联出面组织了2000多人示威游行，除学生外，有189200多工人参加。学联和各校组织了讲演队、募捐队和査货队，出版了刊物《血痕》，参加了罢课罢考。
  迨10日至14日，南昌商界各业为表示他们的觉悟,组织“江西商业沪案交涉后援会”,表示一致努力，检査仇货，积极抵制。
  为了动员更多群众声援五卅运动,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中共南昌特支和团南昌地委召开联席会议，议决以后援会名义派出17名宣传员，分赴各地开展反帝宣传和发展国民党组织。宣传员一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5月间,在北京工作的邓鹤鸣因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部被段祺瑞政府査封回到南昌，他前往鄱阳,组织和参加了6月16日举行的万人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阖方志敏以特派员身份回弋阳、贵溪、余干、横峰等县,“将反帝运动，相当的深入于这些偏僻县份的群众之中”卸。团南昌地委书记曾弘毅和团员朱由铿到赣南七八个地方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使这一山区腹地也掀起了反帝爱国热潮。
  6月14日，上海学生代表3人奉派前往京汉路线宣传，便道来赣，向各界人民详述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真相后,南昌人民更加愤怒。醒侬和同志们根据这一形势，又以后援会名义，于18日组织了数万群众参加的第二次示威游行,散发了大量传单。并继续开展抵制仇货和捐款活动,共得款项8000多元,后援会除寄至九江码头工人千余元外，其余寄往上海总工会。吉安后援会也将査获仇货罚款3600多元寄往上海。6月30日，江西后援会又在南昌举行了公祭上海、青岛、汉口惨案中遇难烈士大会。
  44巩固革命统一战线1925年5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第三十号通告要求:“各处县市党
  部应即速正式成立,并增加地方及人数;各省正式省党部至迟亦必在七月一号以前成立。”此前，南昌党、团联席会议商议过召开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
  会问题，并讨论了筹备工作，后因声援上海五卅运动暂时搁置。6月下旬，南昌学校陆续放暑假，学生基本返乡，国民党江西一大筹备工作
  190继续进行。筹备处设在黎明中学。醒侬每晚都到学校来,那里既安静,又安全。在那里他也有一个办公房间，可以和黎明中学任教的临时省党部委员邓鹤鸣、方志敏、曾天宇、王镇寰以及在南昌的邹努、朱大贞、张朝燮等一起商量筹备工作。连续数月的工作和奔波、哀痛与愤怒,醒侬疲惫不堪,身体更加虚弱,他染上了肺病，经常咳嗽,脸色蜡黄蜡黄的,却顾不上去医院。这天晚上，他来到黎明中学，见自己办公桌上放了瓶鱼肝油丸，嘟嚷道:“这是谁买的？以后不要买了。现在我们买邮票的钱都不够哩！ ”同志们装着没听见。这时，在武昌国立商科大学读书并入党的许鸿（许凌青）来浔创办九江商科中学。他担任过武汉学生联合会主席，也是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委员,因声援五卅运动被湖北督军萧耀南通缉而秘密来到九江。他应邀参加国民党江西省一大来到南昌，并和赵醒侬和邓鹤鸣等人会面。邓鹤鸣和许鸿曾作为学生代表，一起参加过第五、六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7月4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黎明中学秘密举行。大会传达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选举产生了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赵醒侬、朱大贞、邓鹤鸣、张朝燮、方志敏、许鸿、陈灼华（女）7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涂振农、刘承休、曾振五、傅惠忠4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李松风、曾天宇、王镇寰3人为监察委员，姜伯彰、王立生2人为候补监察委员，正式成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⑷，赵醒侬任组织部长,实际主持省党部工作,邓鹤鸣任宣传部长（后为刘承休），张朝燮任工人部长，刘承休、涂振农、方志敏先后任农民部长，朱大贞任青年部长，陈灼华任妇女部长，涂振农为秘书。
  在这一届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了12名,主要领导权均掌握在我们的同志手里。这种情况,正如团南昌地委书记丁健亚12月2日给曾延（团中央代号）的报告中所说:“查此间民校现时完全在我们指导之下，全省党员共计一千三百余人——共有县党部十三个,内吉安、永修、弋阳三县党部
  第完全为我们同志所主持——此间（南昌市）四百余人，区党部三个，区分部十九
  个。区党部的执行委员，都有我们的同志。一、三两区党部之常委并系我们同学
  担任。区分部之常委除第二区党部内有三四个区分部没有我们同志外，余均在
  我们的手里。这三四个区分部虽无我们同志，然尚能接受我们的指导”。
  当时,江西国民党组织主要分布情况是:在南昌，除黎明中学作为国民党机
  191关外，张朝燮任教员的第二中学，王镇寰任讲演员的通俗讲演所也是国民党活动场所。南昌之外，许鸿等在九江商业学校任校长,对九江负责;周利生、王湘等在吉安中学任教员,对吉安负责;姜伯彰等在饶州（今鄱阳县）第五中学任教员，对饶州负责;萧赣、李人祝、颜承梁等在萍乡县中学任教员，对萍乡及株萍铁路负责,并与湘省取得联络。各人以职业为掩护，开展国民党的党务活动。
  江西省国民党一大后,醒侬又转入声援上海工人运动的工作。
  在上海，反帝浪潮还在继续,20万工人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坚持罢工斗争。
  但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威逼利诱下，动摇妥协，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不久学校放暑假,学生纷纷离校，形势开始变化。
  7月2日，陈独秀在《向导》120期上发表《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指出:“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绝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提出扩大工商学兵联合会或雪耻会遍于全国,成为群众的行政机关;组织全国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为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机关;坚持继续排货及罢工运动等五条办法。7月16日，《向导》121期又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发表的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再次强调:“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
  7月底，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作为上海“三罢”运动的公开领导机一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派代表到南昌联络组织江西省工农商学联合会。8月3日，赵醒侬等促使“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召集工农商学四界代表联合会，省教育会、
  农会、工业协会、总工会、总商会、商帮协会、学生联合会，及各业各职工各学术等22个团体参加,邀请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张、沈两代表到会介绍上海组织情况。
  会议讨论了组织办法，起草简章,通过临时职员。议决电请北京政府根据上海总工会提出的22条工会条例,即速颁布;同时公推省议会代表李正谊会同后援会前往省财厅,催领军省两署捐款4000元，克日汇沪，接济罢工工友生活。
  8月6日，江西农工商学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省农会、省工会、总商会、省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20余个团体参加，选举袁觉苍、姜铁英、邹努、王名德、朱大贞、金士珏（女）、陈灼华（女）、赵醒侬、王镇寰、周于德、涂名镇等1人为执行委员。由执行委员互选王镇寰为总务股主任，袁觉苍为宣传股主任,王名德为交际股主任，邹努为文书股主任,金士珏为经济股主任，朱大贞为调查股主任。当即电函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报告正式成立。[45]
  8月初，上海形势发生逆转,工人阶级陷于同帝国主义孤军奋战的局面。坚持罢工的20多万工人,连同家属都处于饥饿状态。奉系军阀配合帝国主义行动,首先封闭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继又査封海员工会、洋务工会和电车工会,取缔《上海工商学联合值日》《公理日报》《血潮日报》。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已得到的胜利,8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共青团联合发表《告工人兵士学生书》，指示有组织的进行退却，结束罢工，作“长期斗争的预备”。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南昌特支和九江党小组决定,九江太古、怡和、日清三公司500多人结束两月之久的罢工斗争。为开展下一步工作,8月中旬，九江党小组成立工农运动委员会，派定帅鼓侬为书记，转向组织铁路、藤舆（由九江到牯岭）工人工会,并向德安方面发展。团特支成立学生运动委员会,派定郭景惇为书记。同时，九江党小组和团九江特支各派2人组成教育宣传委员会,主持和决定“对外政治主张、运动方法，及对内训练批评等事”，派定许鸿为书记。
  在吉安,6月间，在上海大学读书并入党的曾延生，以上海工商学界宣传代表身份，奉命回江西从事工人和学生运动，在家乡吉安发起组织青年进步团体
  “觉群社”，并协助团吉安特支开展国民党工作和学联工作。十余名团员“大半的力量都用在劳动运动”方面，组织发动了米业、染布、染纸、香业等行业工人罢工。经国民党省党部农工部审定，于9月20日成立吉安总工会，团特支书记郭化非为委员长，下辖8个行业工会。至11月入会工人达2100余人。
  革命高潮虽然过去,但醒侬仍不能歇息。他将近期党、团中央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转来的几个文件和信函重新看了一遍,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分别给九江、吉安、饶州等地国民党负责人写信，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事请各第地推荐学员,又召集党团联席会议推举赴苏俄学习的党团员。
  经国民党省党部同意，赵醒侬于8月17日致信恽代英，保送共青团员刘越（刘一燕）、曾文甫、淦克鹤、钟玉贤等5名同志赴广州参加第五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因刘越先行,醒侬请恽代英“指示其住宿,及赴粤之丿11资之接洽”阙。
  8月后,各地陆续报来赴苏学习的有曾弘毅、郭景惇、温眷血、饶均、王弼等19318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经党团组织审査后，前往上海，于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这批同志大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让醒侬不放心的还是声援沪案事。一方面自江西成立沪案交涉后援会后，江西督办“方本仁无日不派侦骑四出,加以种种监视”;另一方面,后援会组成人员复杂，有议员、商人、教职员、学生、新闻记者等，因各人地位不同，故主见亦复各异。
  8月上旬，沪案交涉后援会调査股检査仇货队，査获到英美烟公司香烟80箱,价值2万元以上。因搬运不易，在原堆栈封存,准备与商业后援会协商后拍卖，所得款项接济上海罢工工人。谁知拍卖前夕，该公司漏夜雇人私行搬走。市民报告,当晚有戒严司令部、南昌县署警察局和商团等官衔的灯笼,及荷枪实弹军警数十人押运。
  后援会得知,派人查看属实,回会报告,大家异常激愤，于是12日下午5时召开职员会讨论对付办法。不料开会之际，几个身穿马褂长衫的人率武装军警数十人，蜂拥而入，不说明来意，即索取签名簿和议决案及放在桌上的文书包（内有通电稿簿和印信等件）。大家上前质问，一位自称姓方的稽査处长说:“奉督帅命令将签名簿等拿去一看，有何事情，不得而知。看后送回，请诸位改期开会。” 言毕扬长而去。但派来的军警仍未撤去。
  因军阀当局的压迫和奸商的挑拨，沪案交涉后援会连开数次会议,都因有人从中梗阻达不成决议，不仅无法制裁奸商,而且被军事稽査处没收的印信议案等都未能索回，加之普通电文亦被扣留，不能发出，后援会陷于僵局状态。一些奸商则趁此机会,勾结官厅偷运大批“仇货”O学生方面忍无可忍,南昌学生联合会自行单独开会议决:嗣后査获仇货,即行焚毁。
  9月3日下午，学生查禁“仇货”队在德胜门外大港口查获哈德门香烟百余箱。傍晚,黎明中学、第二中学、第一师范、心远中学、鸿声中学等校学生和铅印印刷工人500多人，将百多箱香烟搬至就近大沙滩空地焚烧，一时火光冲天,观者无不拍手称快。
  就在此时,江西督办方本仁派出数百名武装卫队和警察,将数百学生和围
  观群众重重包围，打伤学生多人,并将搬运香烟的邹努、杨大膺等6名学生捆押
  至军署。同时列名通缉方志敏等30多人。“接着，南昌学生联合会于6日晚9时被封,7日反帝运动大规模的游行亦被阻止，即（使）集会演讲亦不能……侦骑四出，全城已在形势严重之下。”
  针对军阀的压迫,南昌党团组织联合各界人士，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南昌青年工人和一师、启新、心远、宏道、赣省、医专等校学生会分别组织援助被捕学生委员会,发表宣言,报告事情经过,揭露军阀奸商勾结罪行。省议会会长欧阳莘及自治促进会会长龙钦海也出来调停。《向导》周报133期刊载米流金的江西通信《方本仁媚外残民》,揭露方本仁“受英日帝国主义收买,由灰色军阀一变而为白色恐怖将军”的反动面目。迫于群众声援和舆论压力，一个月后，军阀当局释放了6名被捕学生。
  45秘密离赣
  就在南昌各校开学之际,赵醒侬突然秘密离赣赴沪。醒侬因何公事去上海, 尚无资料反映，但从赴沪时间可以推测一二。192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泊留苏回国到南昌工作的中共党员丁健亚（丁潜）致团中央信说:“我在此的生活费……在过去的一个半月所积欠的，非特不能了结，就是目前的面包问题非设法借贷也不能解决。”丁健亚说他到南昌已经一个半月，由此上推他到南昌时间是在9月10日之前。丁健亚到南昌后,“因大学支部（此间只一支部）赵醒农（即赵醒侬）同学去沪,他即代理其职务”。可知赵醒侬至迟9月10日前已经离开江西前往上海,而且时间还比较长。
  2006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概述”（第4页）谈到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归属问题时说:“从1925年8月组织部长赵醒侬向上海执第行部解送党员入党表、调査表看，江西隶属于上海执行部。”这里讲到8月份赵醒侬亲自到上海呈送国民党员入党表和调査表。
  我们讨论赵醒侬去上海的时间，可能与下面事件有关：
  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又称“十月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陈独秀所作的中央局报告和北京、广东、湖南、河南、山东、湖北等地代表的工作报告，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运动的方针。
  笔者尚无资料证实赵醒侬是否参加这次党的扩大会议，但京、粤、湘、豫、鲁、鄂等地党组织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工作报告。笔者推断，既是扩大会议,不会不通知江西党组织参加。此行上海，一是转道去北京参加会议，二是顺便向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解送国民党员入党表和调査表。
  10月26日，团南昌地委召开会议，按团中央86号通告改选，成立第六届团地委,丁健亚为书记,邹努为组织部主任,王立生为宣传部主任，朱由铿为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朱大贞为学生委员会书记。
  11月7日，中共南昌特支和团南昌地委联合在黎明中学召开大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30多名党、团员参加。赵醒侬已回南昌，他和丁健亚、王立生、邹努、朱大贞、涂振农、朱由铿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是日，《江西青年》出纪念特刊。这是自1924年夏《江西青年》停刊以来的复刊。从上述材料时间分析,这次赵醒侬离开南昌有一个多月之久。
  根据中共中央“十月扩大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精神，党团中央增加了中央特派巡行指导员到各地指导全部工作。关于团的工作，“扩大会议认为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的发展与巩固及团员的教育与训练，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作。”
  11月初，团中央特派员邱刚德到九江巡视,对原团地委书记温眷血的错误（经济不清楚、工作图表面、不守纪律、个人自由）作了调査,如实报告了团中央。
  6日召开九江党团联席会议，议决由党团组织联合出版《将光》月刊或周刊（当日以油印形式试刊）,青年学会出版《九江青年》（第一期也暂用油印）。
  不久,团中央特派员彭振纲来南昌巡视,路经九江时,和邱德刚接洽后于11月17日到南昌。与赵醒侬和丁健亚商议后,决定召开团员大会，根据团三大关于加紧发展团员的决定和5月、7月两次关于团员发展工作的通告，动员大家介绍先进青年入团。经过努力，一星期增加22人，到12月初共有团员55人，下辖第一（第一师范）、第二（黎明中学）、第三（赣省中学）、第四（心远分校）、第五（第二中
  学）、第六（省立工专学校）、第七（女子师范）、第八（第一中学）和特别支部（涂家
  埠）等9个支部。团地委对南昌学联进行了改组，内设4部主任均由团员担任。
  12月3日，彭振纲到九江,接替邱刚德的巡视工作,督促团组织继续发展团员，至10日，团员由原7人（因多位团员转党和赴苏、赴粤学习）发展为24人，改团九江特支为团九江地委，成立第四届地委，由留苏回国的中共党员胡越一（胡畏、胡思先）任书记，陈冰为组织部主任，向锡煊（向热生）为宣传部主任，帅古侬（即帅鼓侬）为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欧阳昆为学生委员会书记，吕政治、龚载阳为候补委员。下辖第一（第六师范）、第二（商科附中）、第三（店员工人）、第四（铁路工人）等4个支部。
  此时，吉安团组织发展很快，到12月底,有团员47人，郭化非为书记，下辖第一（七师）、第二（七师附小）、第三（阳明中学）、第四（染布工会）、第五（恩江学会）、第六（前进社）、第七（米血会）、第八（香血工会）、第九（烟工会）等9个小组。画11月上旬，中共南昌特支接到"月1日《中共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一选派同志投考黄埔学校》。通告说:“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即共青团员）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投考者须一律携带民校介绍证书，本校及少校同学均须由各地委另给介绍书于本校广东区委……投考期本月底截止。”
  赵醒侬看了通告,不敢怠慢，立即传达给国民党省党部各委员,下发通知给各地国民党党部,要求动员青年投考。下旬,许多青年陆续来到南昌开具介绍信，并慕名到明星书店和黎明中学参观;醒侬则在黎明中学接待他们。
  南丰的进步青年赵世蕃（24岁）和赵世嘉（22岁）得知消息,也结伴来到南第昌,经赵醒侬介绍前往广州投考，初编为入伍生。1926年3月赵世蕃经升学考核转为学生,分在第四期步科第二团步兵第一连。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牺牲。赵世嘉未能通过考核，后转入第五期步科。同年在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因国民党“清党”返回南丰。不久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参加地方武装暴动，在南丰、宁都一带建立农民赤卫军,成立红色政权。1929年11月任宁都游击队和南宁游击队政委、中共南宁特支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候补委员。1930年8月担任独立第三团政委。1931年在宁都战斗中牺牲。
  月底，江西籍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的青年大都抵达广州。因投考学生人数众多，先后经9次考试，分7批入校，共招收2314名，其中江西籍学生152名。
  这年冬天，赵醒侬除配合团中央特派员彭振纲的工作外，他主要是做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按中央“十月扩大会议”决定，继续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以便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
  方志敏的好友徐先兆回忆:“1925年冬天，我从南京回到南昌，到黎明中学找醒侬,见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一副小官僚的样子（当时他是江西国民党领导人，常常要同北洋军阀省政府人员接触,不能不如此打扮）,我看了发笑,醒侬也忍不住笑了。我要求回铅山石溪，以我原来组织石溪学友会为基础,组成直属省党部的铅山石溪区分部,他答应了。”徐先兆原本是找方志敏的，因志敏不在，所以找醒侬。徐先兆是江西改造社社员，参与发起南昌文化书社，帮助过志敏和拜农逃离南昌，支持国民革命运动。醒侬对他比较了解，认为他是国民党左派，所以同意由他筹组国民党铅山石溪区分部。
  按中央要求，这段时间国民党工作是“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
  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在南昌，没有我们同志的区分部，立即派人参加进去;由我们的同志担任教育宣传委员会职务,规定一律的宣传大纲和训练态度。各区分部开会时,都有一委员出席训练,会后将情况报告省党部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每个党、团员在国民党组织里,都以我们的观点解释三民主义,并积极
  介绍国民党新党员，扩充左派区分部;对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理论错误,各区分部都进行了批驳;对国民党右派非法在北京召开的西山会议，江西省党部旗帜
  鲜明，于11月28日通电反对。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国党史出版社2010年
  版，第18—19页。
  [2]王秋心：《典型的好党员赵醒侬》，载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赵醒侬专集》，第
  182—183页。
  [3]陈立明：《江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早期发展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共青团网团史研究,2007年4月14日。
  [4]《江西国民会议运动活跃》，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月5日。
  [5]《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成立》，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月6日。
  [6][7]《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消息》《江西国民会议宣传员之行踪》，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月9日。
  [8]《九江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6日。
  [9]《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之进行》，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4日。
  [10]《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猛进》，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28日。
  [11]《北京促成会总会分组研究表》，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3日o
  [12]《江西促成会决举行大宣传》，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160o
  [13][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1921—1925)》，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08、309页。[14]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江西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7页。
  [15]参见陈立明：《江西党团组织的建立沿革》，《江西党史讲义》，第57—59页。
  [17]《团九江特支报告》（第九号）（1925年7月28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178页。
  [18]＜团南昌地委关于团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25年8月21日），《江西革命
  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186页。
  [19]《方本仁大拂舆情》，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9日。
  第
  [20]《江西各界之追悼》，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22日。十
  [21]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十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版。
  [22][17]《江西各界之追悼》，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27日。唤
  [23]《团南昌地委关于最近二个月宣传工作的报告》（1925年4月22日），《江西 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140页。_
  [24][28][41][66][6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
  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332、309、332、332页。
  [25]《江西追悼大会连开四日》，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4日。
  [26]＜江西国民冒雨追悼》，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9日。
  [27]朱大贞：《党在大革命时期本省第一个革命牺牲者》（1959年3月底），存南昌市档案馆。
  [29][39]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4页。
  [30]《团南昌地委学生部报告》（第七号）（1925年6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171页。
  [31][32][34]上海《新闻报》消息,1925年6月5日、6月7日。
  [33]《江西各界声援“五卅”》，上海《新闻报》1925年6月9日。
  [35]《团九江特支报告》（第九号）（1925年7月28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177页。
  [36]《团吉安特支报告》（1925年8月2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
  1926)》,第199—200页。[37]《赣人应援沪汉案》，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22日。[38]《鄱阳市民游行》，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24日。[40]《团南昌地委宣传部报告》（1925年7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165页。[41][43]国民党《江西党史略述》，国民党江西省统计局编:《江西年鉴》,1936年10月。[42]《团南昌地委关于民校工作情形给曾延的报告》（1925年12月2日），《江西
   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282页。国民党江西省府1936年版《江西年鉴》说：1925年7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前，“成立十七县正式党部，党员有二千六百九十八人”。2006年版《中国国民党江西地方志》第一章“组织机构”说：“在
  1925年江西省党部正式建立时，已有17个县区党部，以及少数几个区党部和区分部”。同书第四章“重要会议”说：1926年参加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全省13县市党部代表共40余人，代表全省1700余名党员”。
  [44]《南昌之爱国运动》，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8月9日。
  200[45]《赣农工商学联会成立》，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8月13日。[4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50页。[47]《团九江特支给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8月2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187页。[48]参阅《团吉安特支报告》（1925年9月2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213—215页。[49]《赵醒侬致代英信）（1925年8月1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182页。[50]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51]《赣军阀破坏爱国运动》，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8月23日。[52]《方本仁拘捕爱国学生》，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9月12日。[53]《南昌工人援助学生》，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9月13日。[54]《南昌工人援助学生》《赣学生援助被捕同学》，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9月13日、9月26日。
  [55]《团南昌地委致团中央信》（1925年10月2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231页。
  [56]《团南昌地委致团中央信》（1925年11月18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268页。
  [57]《团南昌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第二号）》（1925年11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236页。
  [58]《邱刚德致曾延信》（第一号）（1925年11月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249、250页。
  [59]《团南昌地委组织状况的报告》（1925年11月）、《彭振纲给曾延的报告》（1925年12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281页。
  [60]《彭振刚给曾延的报告》（1925年12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278页。
  [61]《团吉安特支关于组织情况的报告）（1925年12月19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305页。
  [62]参阅南丰县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南丰县志》第617页,1994年10月版。
  [63]徐先兆:《青少年时代的方志敏同志》,《争鸣＞,1981年第3期。
  [64]《团南昌地委关于民校工作情形给曾延的报告》（1925年12月2日），《江西
  第十一章唤醒民众
  20
  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282、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