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孟冰在《悼赵醒侬同志》中说:“醒侬同志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他自认识革命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便是在艰难辛苦的革命工作中过活了。”
  醒侬没有固定的工作收入，按组织规定可以领取生活津贴。但当时我党活动经费非常困难，醒侬初到南昌开展活动，不要说办刊物和印宣传品，就是买邮票寄信的钱有时也没有。他住在南昌文化书社帮助方志敏经营，经过组织同意, 每月在书报款中支付一些生活费。“后书店经营不得法,营业不振而亏本,不久也被北洋军阀‘查封'了”。醒侬、志敏、拜农等都被迫离赣。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南昌地方团要派代表参加，几个负责人都没有旅费。醒侬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写信说: “南昌派付应考学员可否由本校供给旅费？因我们遭这次大难,各人的经费都万分窘迫呢！或则我们书社日后恢复，可以补还，现作暂借，你看怎样?”后来醒侬参加团代会的旅费由团中央直接支付了。1923年冬,醒侬返回南昌工作，收到团中央寄来的5元活动经费,但他的生活费却没有着落。11月12日团南昌地委第一届四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在书社未恢复前海月津贴兴隆火［伙］食四元半”。这4元半的津贴，还不抵一个高小老师的月薪;当时高小老师月薪是6元呢！ 国共合作后,醒侬负责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他自1924年4月初首次领到国民党中央补助费550元,筹备费300元以后，直至1925年12月止,未再领到分文补助。［21］1924年5月17日，赵醒侬给团中央局邓中夏（时任会计）的信中，曾列有南昌和九江两地每月常费预算表，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经费的困难和使用的项目：
  南昌地方团每月常费预算表
  津贴一人生活费（至少十元拟由民校担任五元）五元邮费壹元
  印刷费貳元
  纸笔及杂项貳元
  九江地方同上表此呈
  中央执行委员会
  5月18日，团南昌地委三届二次委员会通过了赵兴隆（醒侬）的预算案。不管团中央是否批准了这个预算,实际工作开支比预算大得多,特别是开书店、办学校、印传单、出刊物、发电函等花费很大，这些钱都要醒侬和其他同志想办法解决，包括动员一些家庭富有的同志捐助。
  曾多次代理寒暑假期间团南昌地委临时书记的朱大贞回忆:“赵醒侬的生活费增加为6元时,寒暑假时还分出一半钱给我。我知道他家有妻子，又有女儿, 不肯接受,醒侬便说是组织决定,硬要我收下。我是学生,家里有父母供我读书, 我当然不能接受”。
  1925年后，党团组织有了发展，工作任务很多,但活动经费仍然很少。朱大贞回忆:“那时党中央寄来的全省活动经费每月只有二百数十元，他（指醒侬）除了领取自己的十二元的生活费和每月五、六元的办公费外，其余按月分寄给各地方党组织去作活动费。”
  赵醒侬的生活津贴，不仅一家三口不够开支,而且常因多种原因不能及时领到。我们在1926年8月16日江西地委向党中央报告赵醒侬等5人被捕的信中, 看到这么一段文字:“五人之救济费已属不少,加之口□（即醒侬）家中又无钱吃饭，此间穷到万分，乞嘱钟兄（中共中央代号）速汇救济费来应急。”
  当然,其他党团负责人的生活费也是经常拖欠或者不足，如1925年10月，留苏回江西代理中共南昌特支书记兼团南昌地委书记的丁健亚致团中央信中说: “现在我的生活极感困难,在过去的一个半月所积欠的,非特不能了结，就是目前的面包问题非设法借贷也不能解决,并且连日常的必需品——邮票信封——都没有钱去买。”
  又如1925年11月，留苏回九江任团特支书记的胡越一致团中央信说:“此间四月份负书记责任的是我,四月份及以前（自我接理书记五个月以来）一切校事开支均系我私人贷垫或押借,而今到期的债台竟高筑至四拾余元之多,我实无力借还，而不能不还。”
  醒侬一家住在破旧民房里，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具炉灶，没有什么摆设。后调南昌工作的胡越一回忆:“我在黎中时经常跑到醒侬家里叙谈，亲眼看到醒侬同志和他的爱人过着极其刻苦的生活,经常吃着清茶淡饭，点着灯光如豆的清油灯，醒侬同志也双手不停地在劳动着。”一次,在党的秘密机关——国民党省党部担任门卫和交通员的方志纯去醒侬家里看望，只见他爱人望着锅里煮沸的开水发呆，原来家里已粒米无存。又一次,醒侬在黎明中学工作,有老师告诉他，说他妻子在校门外等他拿钱买米。他一摸口袋只有几个铜板，便叫人推说他不在，自己从后门出了学校，到街上买了几个烧饼带回家去。
  赵醒侬的妻子鲁氏对箪瓢屡空的拮据生活，开始也有怨言,但渐渐地她发现醒侬和许多人在一起“干大事”时，便默默地承受着，含辛茹苦支撑家庭,抚育女儿,并在简陋的房子里,帮助醒侬接待过不少同志和客人。
  一次暑假从北京回赣的邵式平和黄道来看望赵醒侬时，方志纯到他家准备帮他家弄饭。醒侬拉开他说:“今天'解放'你，我来当厨子。”说着他们三人就动手煮起水豆腐o开始醒侬忘记放盐,邵式平就抓了一撮放进去，一尝，太咸，黄道又加了一勺水进去,再一尝,又太淡了,醒侬又加了盐进去。就这样,水多加盐,盐多加水，一碗水豆腐竟煮了一脸盆豆腐汤,方志纯和鲁氏都笑起来。但大家却吃得津津有味,餐席之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战友的兄弟情谊。301醒侬家离国民党省党部不远，为防暴露机关秘密,醒侬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从不让妻子到机关来。方志纯回忆:国共合作后,赵醒侬要和许多上层人士打交道,“为了乔装阔老爷的需要，组织上给他做了一件长褂,但他除外出外,平时很少穿,偶尔出去穿了，回来后即脱下;会客时穿了，客人走了又脱方志纯下，叠好，让我收拾好。在我记忆中,除这件长褂外,他没有另外叫组织上做过新衣。”
  在秘密机关,醒侬有时工作到深夜,饿得实在不行，就叫方志纯帮买碗“清汤”（馄饨）吃，但他从不让买加鸡蛋的“清汤”（每碗1角，合30个铜板），只让买普通的“清汤”（每碗5、6个铜板）吃。
  赵醒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革命精神，不仅中共党团员交口称誉，而且国民党人士也大加赞赏，当时《江西民声报》说:“赵同志只知尽忠于党，不图稍利于已,无偿典衣节食，以充党费,以是赵同志益得党员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