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36明星书店的灯火
  1924年的春夏之间,赵醒侬还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恢复书店，一件是创办学校。
  关于书店的事，年前11月间团南昌地委议决恢复文化书社时，考虑过更换名称；1925年1月，在外读书的丁潜（丁健亚）回到南昌，在团的会议上又提出文化书社的事，当时议决招股开办，定名“上海书店分店”。后醒侬赴广州开会未能落实。这次赵醒侬、邓鹤鸣由沪返赣后，因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开展秘密活动,迫切需要一个公开的活动场所进行掩护，同时也需要一份公开的报纸,开展国共合作后的宣传工作。于是决定加紧筹办，并取得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委员的赞同。
  筹办书店，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赵醍侬想到了曾天宇。他当时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关系,借住在曾天宇的哥哥、国民党党员、曾任省参议员曾振五（号强吾，字伴香）的公馆内，他请曾振五写信给在北京读书的弟弟曾天宇，托他在北京活动上层关系，以取得办书店和办报纸的合法手续。
  1924年6月，曾天宇毕业，获经济系学士，即奉团中央委派回江西协助赵醒曾天宇侬工作。
  曾天宇，又名曾国香，号澜挽、南挽，江西万安人,1896年生1917年留学日本。出于爱国热情和民族义愤，放弃学业，于1918年回国，后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月，在家乡组织进步社团一万安青年学会。他从自己家里拿钱办了《青年》杂志,宣传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组织娱乐部,扮演新剧，进行通俗演讲,开展社会调査,揭露旧社会黑暗,讨论改造中国，改造万安。袁玉冰认为:“在穷乡僻壤的万安青年界，居然有这种有生气的团体和印刷品出现，这真是难能可贵，而且是我们青年思想界一宗顶可乐观的事！ ”⑴
  6月中旬，曾天宇回到南昌。醒侬初次见他:蓄分装头，戴金边眼镜，西装革履,一个清俊洒脱、气宇轩昂的青年。两人很快谈起办书店和办报纸的工作。
  曾天宇带来国民党元老欧阳武给江西督理蔡成勋和省长胡思义的信，办书店因此得以备案;办报纸却被借口“报多了,言论庞杂”而未获批准。
  书店备案后，醒侬便和志敏几个人去街上找房子。因党团中央和国民党方面都无经费支持，只好动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员中家庭富有的捐资。醒侬他们在百花洲一条横街上，找到一幢两层楼的破旧茶店。因地点偏僻,生意清淡,老板想卖掉茶店另谋他业。醒侬几个人与老板多次商谈，以较低价格买下店面。茶店买到手后,经过简单改装，二楼显得更为宽敞,能放4张床铺，可作店员宿舍;楼上有扇窗子，从窗口向外望去,对面小巷和楼下横街上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一个进行秘密活动的理想地点。曾天宇取名“明星书店”，并担任经理。为了迷惑敌人，特意请当时在全国很有声望的于右任先生写了“明星书店”招牌,四个强劲有力的大字都有一尺见方,招牌挂上去几乎和店门一样宽。从门外看去，书店颇有气派。
  店铺摆放了好几排书架，陈列在上海书店、群众书店、神州国光书社及汉口长江书店寄来的第一批书籍。顾客在这里还可买到其他书店买不到的书,如“代售关于我们团体的书籍……《新社会观》等是”⑵。南昌进步学生编印的刊物如《新江西半月刊》《江西青年》《时代之花》及一些学校的校刊也能买到。以后业务扩大，兼卖文具一类文化用品。
  因书店是秘密工作地点,醒侬挑选了几个南昌团员轮流担任店员,弟弟履和也一直被安排在书店当伙计。白天，醒侬有时来书店会见外地购书的青年，了解各地革命活动情况;晚上，常常一个人住在楼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处理收到的“生意信”和“普通”书籍。有些绝密来件，他会把一张张信笺或书页放在煤油灯上烘烤，仔细辨认字里行间显影出来的密密麻麻的黄色字迹,领会党团中央的指示精神。然后用毛笔蘸上白矶水,在信纸上或书页上写上重要的情况报告,寄给党团中央负责人。前面提到的《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张国焘已移送卫戍总司令部讯办文》附呈中，摘录有赵醒侬给张国焘的信函:“……嗣后通信若有最重要话可用白矶水写字，免被检查。”⑶从中可以印证赵醒侬从事秘密工作
  的机警性。
  为了掩护书店里的组织活动，店员制定了应急预案，规定了不少暗语，并准备了麻将和胡琴一类的娱乐用品,利用打牌或拉琴唱戏来迷惑暗探。书店楼梯口旁,还常年放着烧开水的火炉，这是为应付紧急情况而设立的。
  一个冬日的上午,赵履和正在书店值班。赵醒侬和曾天宇带着南昌几个学校的学生运动领导人来到书店,进门后便向履和使了个眼色，然后带大家上了楼。履和会意:楼上要开重要会议。立即对几个买书的顾客说,他要外出运书,便催促他们出店。
  正当履和准备上门板时,突然有两个人闯进书店。一个像工人，衣衫破旧;一个像学生，穿件长袍。两人也不看书，也不问话，只是四处张望。履和警觉，迅速走到火炉旁，拨旺木炭喊道:“水开了,楼上的先生泡茶吧！”楼上应声:“晓得了!”话刚落音，楼上的二胡声就响起来。那俩人径直向楼梯口走来，其中一个说:“我们上楼看看还有什么好书。”履和提起水壶又喊:“楼上再不泡茶，开水都要凉了！”那俩人爬上楼梯，只听到曾天宇说:“哎哟！先生来得正好，三缺一！”接着就听见噼里啪啦的麻将牌声。
  先爬上楼口的家伙看到有三个人正在搓麻将;有几个人正在化妆,准备排戏。张望了一下，确认楼上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强打起笑脸说:“对不起！我不会。我还以为楼上也有书卖呢！ ”说完，那俩人便悻悻下了楼梯,灰溜溜地出了书店。
  明星书店建立后，南昌市的一些学生组织还和书店订了购买书刊的协定。外地的一些学生组织和青年也常来书店购买书刊。根据办南昌文化书社时袁玉冰的来信建议，登记购书人的地址，了解革命书刊的销售和传播情况以便和各地进步青年建立联系，掌握各地革命活动信息。广大青年通过明星书店找到了革命真理，明星书店如同黑夜中的启明星，指引着江西青年的前进方向。
  37黎明中学的曙光
  还在筹办明星书店时，赵醒侬又和曾天宇、方志敏等商量筹办学校的事情,因为江西革命活动的开展，急需培养大批革命人才。曾天宇提出以旧吉安府所属十县（吉安、吉水、永丰、泰和、万安、遂川、永新、宁冈、莲花、安福）同乡办学的名义，邀请十县知名人士为办学发起人。这个方案得到中共南昌党小组批准后, 又向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筹备委员作了通报，得到一致的赞同。
  筹办学校事情仍由曾天宇负责。他带着哥哥曾强吾的信件,南下广州,找到广东革命政府总统府的萧炳章，说明了来意。萧炳章是江西万安人，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任过国民政府江西第一届省参议员,是孙中山圈定的国民党一大代表，他认识赵干（赵醒侬）。
  不久,曾天宇带回肖炳章给江西省参议长龙钦海的信。龙钦海也是国民党员，见信后答应作为发起人之一捐助办学,并同意担任校长。赵醒侬又亲自上门找教育厅秘书柳国藩，请他帮助筹款。通过多方努力，江西省私立黎明中学很快备案。
  黎明中学坐落在解家厂12号，校舍是租用一栋一连三进五间的老式民房,坐东朝西，校门为凹形八字门，两旁墙上粉抹四个圆圈，从右到左书写“黎明中学”四个大字,暗喻“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
  进了校门,是个大天井,南北是两厢房,南厢房设图书室,收藏有马列主义
  第十章培养青年
  61的书籍和陈独秀、李大钊、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文集和文章。北厢房是膳厅，间隔一部分为会计室。中进中间为厅堂，上悬匾额“忍耐有力”校训,南房为训育主任室,隔壁为套房,是学生寝室;套房外又为小厅堂,后有一房间可以油印报纸和传单。北房为校务主任室，隔壁是厨房。后进又有天井,南北两厢是教师寝室, 中堂为教室，两边是学生寝室。校舍最后面是大院子，中间有篮球场，东南边新建平房大教室，西北边为厕所。
  学校设校务、训育两处,另有一个会计室兼管总务。8月间，开始招收了一个班,30多人;次年又招收了一个班，共有学生70多人。龙钦海只是挂名校长,很少
  来学校，实际工作由校务主任曾天宇主持，他性格直爽，知识广博，房间桌上常年放着一尊列宁的铜模像，标志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训育主任先由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委员王镇寰担任，他曾在上海办报;后改由另一筹备委员涂振农担任,他任过南昌《大江报》《新民报》编辑。
  教师和职工后有20多人，除由团组织指派外,由曾天宇和赵醒侬、方志敏等
  商量后聘请,多是中共党员、团员、国民党左派或进步人士。学校课程设公民、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育等。公民课由曾天宇、涂振农主持; 国文课先后由王镇寰、方志敏、邓鹤鸣担任；英文课是黄作楫;数学课先后有朱大贞、张朝燮；历史课先后为张来仪（女）、蔡仲和，此外还有舒味三、陈灼华 （女）、刘念慈等多人。
  课程虽和其他学校相同,但有些课讲起来内容并不一样,教师侧重宣传革命道理，介绍俄国革命情况，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提倡男女平等,破除迷信等。
  当年在黎明中学读过书的王康回忆:赵醒侬也到黎明中学上过公民课。他“中等瘦削身材，戴一副黑边玳瑁眼镜,经常报纸不离手,甚至上厕所，也拿着报纸看，是一个深沉思考问题的人”⑷，“他演讲很有说服力，很能鼓舞人心,每次演讲对我们均有莫大的启发,把我们心中的迷雾驱散一光。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解孙中山的《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书》时，整个会场秩序井然，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出,大家连中饭都忘了吃，完全沉浸于革命美好图景之中”⑸。
  黎明中学创办后，成为江西革命活动又一个中心，国共两党（包括团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党团负责人的联络，多在这里进行。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并参加革命活动的邵式平和黄道，暑假返赣时也经常来学校活动。
  此后，国民党省党部在学校附近租用了一栋民房作秘密机关。这样，醒侬经常来黎明中学，或接洽外地来校联系工作的同志，或通过学生了解各地的活动情况。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工作的中共党员胡越一（胡畏）回忆说:赵醒侬“虽然鼻梁上时常架着一副玳瑁边眼镜，可是他服装简朴，接待群众，从来没有摆过任何架子,人们一眼望去,很容易误认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商人，要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几乎令人很难置信的,于此,我们可以证明'伟大出于平凡'的真理,是确切不移的”同。
  黎明中学办了两年,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同学们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不少人加入团组织，后来有的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我党的优秀干部。黎明中学堪称江西早期的革命摇篮。
  38努力推进江西工作
  1924年的6月，暑假又将来临，虽然团南昌地委的工作有些进展，可以公开活动的江西青年学会有百余人参加，但入团的青年极少。6月7日团南昌地委致团中央报告说:“南昌青年团麻木不仁的居多，我们现在除了设法使他们渐渐地发生觉悟到社会的缺陷，引他到改造的途上外，别的什么重大的责任都不希望他们去担负，所以S.Y.近来加入的同志极少，然而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并不是同志不去努力深发展。”7月间，赵醒侬给邓鹤鸣写信,介绍近期江西工作情况和党小组的打算。29日，邓给恽代英写信:“兹寄来醒侬兄给我的通信三张，在这三张纸内可以看出赣方党务的情形和负责人的意见，以作我兄赴赣时指导和救济的参考。我个人观察来看,约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的。1.他们办党把他当做一种慈善性质看待或者报酬品。2.他们加入他种团体活动,不是为着目的的活动而活动,纯是把那团体当作瞰［瞰］饭所或应酬品，且不顾那团体的性质和组织。3.他们解决同志中的误会，不能以主义和纪律去训练，纯采取一种金钱救济法。以（上）三点,我觉得是他们的错误。如不从速纠正，将来是很危险的。” 邓又说:“还有一件事要他们注意的，就是不在数量上增加！谈到找同志的问题，在江西方面本来是困难，无宣传物输入之, 无公开宣讲之，无人分组训练，怎么能得着质量的朋友呢？我以为在江西方面不能求急进的，只能是一个形式在那里，好好去整理学生会或参加他种团体，将来借外省运动的空气作一种对外运动，我觉着是比较可能的。”⑷因未见赵醒侬原信, 对邓鹤鸣的批评意见不好作出评价。但从邓的信
  中，可以看出赵醒侬信中一些内容：一是建议组织增加一两个负责同志的津贴,以便他们专心开展活动,如5月17日醒侬给邓中夏信中所说:“九江地方重要，每月可否由S校津贴十元或八元，最好维持一人最低生活,庶有负专责的人。南昌最重（要）的是学生会，也要津贴一位在学生会内活动的同志,你看中校经济可能不可?”二是当时南昌发展党团组织,特别是发展党员遇到困难, 因为信中谈的主要是“赣方党务”情形。
  平心而论,赵醒侬是从江西的实际情况考虑问题的,因为工作很多,特别是青年学生运动，没有专职人员去做,很难将工作展开;同时负主要责任的团员家庭并不富有，赵醒侬提出增加一两个负责同志的津贴，保证他们最低生活费的建议，无可厚非。
  关于江西党团组织的发展，按邓鹤鸣的意见“不在数量上增加”，“不能求急进的,只能是一个形式在那里”。现在好好整顿学生会，或通过团员参加其他团体,“将来借外省运动”的声势来带动本省“对外运动”（即公开活动），从中发展党团组织。这种消极等待的态度，其实并不可取。
  7月间,九江团的工作也遇到麻烦。因为九江的团员大半是客籍学生，随着暑假纷纷离浔,团地委5个委员有2个不在九江工作,第一支部和第四支部团员全部离浔,第二支部也有一半分散在外,留在九江的十多位团员,又都在国民党市区党部工作，“几至无日无事，是以亦无暇兼顾”团的工作。有的甚至认为“本团已奉令出发到民校，本团此时应当退守,无须工作”更严重的是,6月初赵醒侬回南昌后，九江团员在进行国民党党务工作中,出现所谓“九江派”和“客籍派”之间的矛盾，两派互相指责，甚至牵扯上赵醒侬。
  先是6月9日，团九江地委秘书易虚致团中央邓中夏和林育南的信中,说老团员“周一尘已居于元老的地位,把了恃功傲物的态度，他已被民校的右派分子饶柳门所化,他们倡［张］大太古系。”说新团员“饶森是饶柳门的儿子，由周一尘、李二魔介绍进来，除了刺探本团的秘密之外，别无能力，他们推他做了太古系支部的书记。他们在大会里，除了争权和捣乱之外，可说是完全没有宗旨”。
  9月2日，秘书易虚和农工部主任曾宪明在致邓中夏和林育南的信中，又状告周一尘（广东人，团地委一届委员）、饶森（南昌人，团地委候补委员）、何一挥（南昌人）、陈涛（浙江青阳人）、李二魔（江苏兴化人，团地委组织部主任）等客籍团员联合国民党右派攻击易虚和曾宪明等，“说九江人排外，因为他们都非九江藉［籍］，他们以赵醒农（侬）为大本营,总指挥就是饶森的父亲”,而“饶森他的父亲是民右的首领”。按易虚和曾宪明的说法，攻击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九江民校的同志，占十分之九，他怕九江人的势力澎涨了，与他们不利”。
  这就是说，九江国民党组织中，担任职务的团员十分之九是九江人。这本来是工作中的正常现象，因为九江籍团员更容易发展当地人加入国民党组织，所以九江籍团员也更容易在九江国民党组织中担任职务。周一尘等客籍团员有些恽代英
  意见（如未安排好他们做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易虚、曾宪明他们把周一尘等客籍团员的意见，看作是联合国民党右派分子对他们的进攻，特别是说赵醒侬“最偏重右派”,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这年8月24日，团中央常委兼宣传部主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恽代英问和中共党员、全国学生总会代表王秋心到江西指导工作。王秋心是江西永修人，上海大学的学生。
  恽代英和王秋心先到安源视察后，于9月初来到南昌。赵醒侬和方志敏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安排在黎明中学住宿。恽代英是
  我党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醒侬和他早有交往,对他深厚的革命理论知识和口若悬河的演讲才能甚是佩服。恽代英在黎明中学演讲后，又由赵醒侬等陪同到心
  远大学、新闻大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一师范、女子师范等许多学校演讲,宣传革命理念，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恽代英注意到了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并和赵醒侬、王秋心一起到永修县考察，住了两天，会见了许多位工农代表,九江是他们工作的重点，王秋心去了多次,了解九江学联情况,详细询问了“九江派”和“客籍派”两派团员的意见，给他们分析了是非,批评易虚等人夸大事实的错误，督促团地委整顿内部组织，加强同志团结。
  恽代英和王秋心离开江西前，问醒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他如实反映江西工作的不足和困难，要求上级组织多给些经费，以办个刊物，开展宣传工作,并希望加派同志来江西工作，加强力量。醒侬表示,他不一定当书记，书记可以让派来的同志担任。这种不慕名声、虚怀若谷的精神使王秋心很受感动。14
  恽代英考察江西工作后，团的工作明显活跃起来。9月，江西学生联合会成立,邹努任主席。南昌学生联合会改组，姜铁英任主席。省市学联分别出版会刊
  《江西学生》和《南昌学生》。同时在团南昌地委领导下出版了《江西青年》、第一师范校刊和黎明中学校刊。9月20日，北洋军阀直系发动对皖系的江浙战争，由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联合福建孙传芳、安徽张文生、江西蔡成勋对皖系的浙江督理卢永祥发动进攻。孙中山当时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组成“反直三角联盟”,为援助浙江而在广东发动第二次北伐,从粤北进攻江西。为援助浙江,孙中山委谭延闿为总司令率师北伐。国民党人“王戈奉密令来南昌，会同省党部同志,设立行动机关于黄家巷黄家祠内之赣省警察学会，与刘将军庙之某号门牌,因运送炸弹不慎,忽而爆发，震动全城，炸毙住户女孩一名，重伤同志二人。军警机关，追査甚急,机关人员，为之星散。北伐军亦仅下赣南达万安而又旋师”。
  鉴于一年前蔡成勋迫害江西民权运动的教训,赵醒侬及时组织国民党省党部人员疏散转移。方志敏暂回家乡弋阳县,在漆工镇一带创办平民夜校和旭光义务小学。赵醒侬也向团南昌地委告假回了趟南丰。
  这次醒侬回南丰，女儿引娥已学会走路。醒侬不仅看望了亲友，而且会见了进步青年学生，向他们宣传国民革命的形势，赠送了不少革命书刊。在他影响下，南丰的熊开文、李光贤、赵世嘉等进步青年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醒侬这次在南丰住的时间不长，他挂记南昌的工作,“摒挡一切家务”后,与妹妹一家告别，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南昌，租住在黎明中学附近营房街罗祖庙12号一幢破旧民房里，安顿好妻子女儿后，又开始忙碌他的工作。
  11月2日，团南昌地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选举南昌第四届团地委,执行委员5人,徐褐夫为秘书,曾弘毅为组织部主任,王立生为宣传部主任,傅清华为学生部主任,袁觉苍为农工部主任，应时杰、邵祖雍、杨景修为候补委员。有团支部4个，团员35人。另吉安支部宋大荪为书记,有团员9人。
  12月初，团九江地委下决心改组,选举第三届执行委员6人,以温眷血为秘书,饶森为组织部主任,罗洁尘为宣传部主任，万云鹏为工人部主任,何一挥为农民部主任,罗长洪为学生部主任，刘乙照、熊克彬、杜美斋为候补委员。因多名团员离开了九江,只成立2个团支部。“九江派”和“客籍派”的团员虽然重新在一起工作,但有的团员积极性遭到挫伤,如最早入团的周一尘,此后情绪低落, 最终下落不明。39“在艰难辛苦的革命工作中过活”
  孟冰在《悼赵醒侬同志》中说:“醒侬同志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他自认识革命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便是在艰难辛苦的革命工作中过活了。”
  醒侬没有固定的工作收入，按组织规定可以领取生活津贴。但当时我党活动经费非常困难，醒侬初到南昌开展活动，不要说办刊物和印宣传品，就是买邮
  票寄信的钱有时也没有。他住在南昌文化书社帮助方志敏经营，经过组织同意, 每月在书报款中支付一些生活费。“后书店经营不得法,营业不振而亏本,不久也被北洋军阀‘查封'了”。醒侬、志敏、拜农等都被迫离赣。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南昌地
  方团要派代表参加，几个负责人都没有旅费。醒侬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写信说: “南昌派付应考学员可否由本校供给旅费？因我们遭这次大难,各人的经费都万分窘迫呢！或则我们书社日后恢复，可以补还，现作暂借，你看怎样?”后来醒侬参加团代会的旅费由团中央直接支付了。1923年冬,醒侬返回南昌工作，收到团中央寄来的5元活动经费,但他的生活费却没有着落。11月12日团南昌地委第一届四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在书社未恢复前海月津贴兴隆火［伙］食四元半”。这4元半的津贴，还不抵一个高小老师的月薪;当时高小老师月薪是6元呢！ 国共合作后,醒侬负责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他自1924年4月初首次领到国民党中央补助费550元,筹备费300元以后，直至1925年12月止,未再领到分文补助。［21］1924年5月17日，赵醒侬给团中央局邓中夏（时任会计）的信中，曾列有南昌和九江两地每月常费预算表，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经费的困难和使用的项目：
  南昌地方团每月常费预算表
  津贴一人生活费（至少十元拟由民校担任五元）五元邮费壹元
  印刷费貳元
  纸笔及杂项貳元
  九江地方同上表此呈
  中央执行委员会
  5月18日，团南昌地委三届二次委员会通过了赵兴隆（醒侬）的预算案。不管团中央是否批准了这个预算,实际工作开支比预算大得多,特别是开书店、办学校、印传单、出刊物、发电函等花费很大，这些钱都要醒侬和其他同志想办法解决，包括动员一些家庭富有的同志捐助。
  曾多次代理寒暑假期间团南昌地委临时书记的朱大贞回忆:“赵醒侬的生活费增加为6元时,寒暑假时还分出一半钱给我。我知道他家有妻子，又有女儿, 不肯接受,醒侬便说是组织决定,硬要我收下。我是学生,家里有父母供我读书, 我当然不能接受”。
  1925年后，党团组织有了发展，工作任务很多,但活动经费仍然很少。朱大贞回忆:“那时党中央寄来的全省活动经费每月只有二百数十元，他（指醒侬）除了领取自己的十二元的生活费和每月五、六元的办公费外，其余按月分寄给各地方党组织去作活动费。”
  赵醒侬的生活津贴，不仅一家三口不够开支,而且常因多种原因不能及时领到。我们在1926年8月16日江西地委向党中央报告赵醒侬等5人被捕的信中, 看到这么一段文字:“五人之救济费已属不少,加之口□（即醒侬）家中又无钱吃饭，此间穷到万分，乞嘱钟兄（中共中央代号）速汇救济费来应急。”
  当然,其他党团负责人的生活费也是经常拖欠或者不足，如1925年10月，留苏回江西代理中共南昌特支书记兼团南昌地委书记的丁健亚致团中央信中说: “现在我的生活极感困难,在过去的一个半月所积欠的,非特不能了结，就是目前的面包问题非设法借贷也不能解决,并且连日常的必需品——邮票信封——都没有钱去买。”
  又如1925年11月，留苏回九江任团特支书记的胡越一致团中央信说:“此间四月份负书记责任的是我,四月份及以前（自我接理书记五个月以来）一切校事开支均系我私人贷垫或押借,而今到期的债台竟高筑至四拾余元之多,我实无力借还，而不能不还。”
  醒侬一家住在破旧民房里，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具炉灶，没有什么摆设。后调南昌工作的胡越一回忆:“我在黎中时经常跑到醒侬家里叙谈，亲眼看到醒侬同志和他的爱人过着极其刻苦的生活,经常吃着清茶淡饭，点着灯光如豆的清油灯，醒侬同志也双手不停地在劳动着。”一次,在党的秘密机关——国民党省党部担任门卫和交通员的方志纯去醒侬家里看望，只见他爱人望着锅里煮沸的开水发呆，原来家里已粒米无存。又一次,醒侬在黎明中学工作,有老师告诉他，说他妻子在校门外等他拿钱买米。他一摸口袋只有几个铜板，便叫人推说他不在，自己从后门出了学校，到街上买了几个烧饼带回家去。
  赵醒侬的妻子鲁氏对箪瓢屡空的拮据生活，开始也有怨言,但渐渐地她发现醒侬和许多人在一起“干大事”时，便默默地承受着，含辛茹苦支撑家庭,抚育女儿,并在简陋的房子里,帮助醒侬接待过不少同志和客人。
  一次暑假从北京回赣的邵式平和黄道来看望赵醒侬时，方志纯到他家准备帮他家弄饭。醒侬拉开他说:“今天'解放'你，我来当厨子。”说着他们三人就动手煮起水豆腐o开始醒侬忘记放盐,邵式平就抓了一撮放进去，一尝，太咸，黄道又加了一勺水进去,再一尝,又太淡了,醒侬又加了盐进去。就这样,水多加盐,盐多加水，一碗水豆腐竟煮了一脸盆豆腐汤,方志纯和鲁氏都笑起来。但大家却吃得津津有味,餐席之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战友的兄弟情谊。301醒侬家离国民党省党部不远，为防暴露机关秘密,醒侬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从不让妻子到机关来。方志纯回忆:国共合作后,赵醒侬要和许多上层人士打交道,“为了乔装阔老爷的需要，组织上给他做了一件长褂,但他除外出外,平时很少穿,偶尔出去穿了，回来后即脱下;会客时穿了，客人走了又脱
  方志纯下，叠好，让我收拾好。在我记忆中,除这件长褂外,他没有另外叫组织上做过新衣。”
  在秘密机关,醒侬有时工作到深夜,饿得实在不行，就叫方志纯帮买碗“清汤”（馄饨）吃，但他从不让买加鸡蛋的“清汤”（每碗1角，合30个铜板），只让买普通的“清汤”（每碗5、6个铜板）吃。
  赵醒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革命精神，不仅中共党团员交口称誉，而且国民党人士也大加赞赏，当时《江西民声报》说:“赵同志只知尽忠于党，不图稍利于已,无偿典衣节食，以充党费,以是赵同志益得党员信仰。”
  注释：
  [1]袁玉冰:《江西的出版界》（1922年8月19日）,《新江西》第1卷第3号，1923年。
  [2]《团南昌、九江、吉安地委联席报告》（1926年3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388页。
  [3]转引自《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4]王康：《江西最早的一所革命学校——记黎明中学》，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 《赵醒侬专集》，第186-189页。
  [5]王康：《回忆南昌黎明中学》，共青团南昌市委编：《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1981年印，第107页。
  [6][28]胡越一:《大革命二三事》，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赵醒侬专集》，第165页。
  [7]《南昌地方团关于一月来工作状况致C.Y.中央的报告》，共青团南昌市委编：《南昌青年运动三十年1919—1949）,1984年版，第96页。
  [8]《邓鹤鸣给恽代英的信》（1924年7月29B ）,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赵醒侬专集》，第82页。
  [9]《赵醒侬致中夏信》（1924年5月1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78页。
  [10]《易虚至中夏、育南信》（1924年9月6日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115页。
  [111《易虚致中夏、育南信》（1924年6月9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104页。[12]《团九江特支致团中央信》（1924年9月2日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112页。[13]恽代英（1895—1931）,又名莲轩，字子毅。江苏武进人，生于湖北武昌。武昌中华大学毕业。五四运动时，参加领导武汉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任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及《中国青年》主
   编、上海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
   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主编《红旗》、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是中共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1930年5月在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遭杀害。遗著编为《恽代英文集》。[14]王秋心：《典型的好党员赵醒侬》，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赵醒侬专集》，第
  172184页。[15]《团南昌、九江、吉安地委联席会议报告》（1926年3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文汇集（1923—1926）》，第388页。[16]国民党《江西党史述略》，国民党江西省统计局编：《江西年鉴）,1936年10月。[17]共青团南昌市委编：《南昌青年运动三十年1919—1949》，1984年版，第22页。[18]《温眷血给中夏的报告）（1924年12月5日），《江西革命文件汇集（1923-1926）》,第116页。[19]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20]赵醒侬：《致光亮信》（1923年6月），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赵醒侬专集》, 第35页。[21]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22]《赵醒侬致中夏信》（1924年5月7日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78、79页。
  [23]笔者1981年采访朱大贞材料。
  [24]朱大贞：《党在大革命时期本省第一个革命牺牲者＞,1959年3月稿，存南昌市档案馆。
  [25]《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号》（1926年8月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赵醒侬专集》，第101页。
  [26]《团南昌地委致团中央信＞（1925年10月2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231页。
  [27]《团九江地委致团中央信》（1926年4月2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400页。
  [29][30][31][32]方志纯：《一个在黎明前倒下去的战士——回忆赵醒侬同志》，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赵醒侬专集》，第142-144页。
  [33]《为赵醒侬同志抚恤》，《江西民声报＞1926年11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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