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32成立中共南昌小组
  1924年4月，赵醒侬和又隅鸣在筹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同时，在南昌团地委的基础上,着手筹建中共江西地方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新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简史》载:”他们首先发展了方志敏、傅清华等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经过短时间的筹备,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亦称南昌特支,另一种说法为1925年3月）成立，赵醒侬任书记兼组织干事，邓鹤鸣任宣传干事，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是负有领导全省革命斗争重任的党组织，它的成立，揭开了江西革命斗争史新的一页。"
  关于这时江西党组织的规格，即成立时为小组抑或支部,因无资料记载，目前仍有不同看法。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赵醒侬"烈士介绍:1924年“5月成立中共南昌小组，任组长“。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第二章“组织"第五条:"……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五人之处，亦当有组织，公推书记一人，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中央。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可知党的基层组织不是"支部",更无"干事”设置（基层“支部”和"干事”设置是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
  1924年2月，中共三届二次执委会议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谈到:"在发展国民党组织时,关于本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但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其［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轻率加入多数不健全的分子，不（仅）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且使本党的组织日渐松懈紊乱。"
  醒侬和鹤鸣都看到这个决议案.对党组织的发展十分慎重。这样，江西建党初期,南昌吸收的党员甚少，除赵醒侬、邓鹤鸣、方志敏可以确定外，其他党员不详,但不会超过五六人。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若南昌党员达到5人，必成立小组，赵醒侬为组长;若党员不满5人，也要成立党小组，赵醒侬为书记。因南昌无地方支部，也无区执行委员会，南昌党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故称南昌独立组。因南昌只此一组,也可称南昌独立一组。这种称谓，在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中央局报告》中谈到:中共三大后"新增之组织为济南地方会、南京地方会、哈尔滨独立一组、杭州独立一组、成都独立一组"。显然，这时中共南昌独立小组或者尚未成立;成刚成立，报告还未送达。
  从中共中央1924年7月21日《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和同年11月1日《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两个通告,可以了解到当时全国党组织的设置情况。前者通告接受人是"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诸同志";后者通告接受人是"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以下党组织的设置是:区委、地委、小组。不同的是:1.后者通告将地委列在区委之前;2.基层党组织领导，前者称"独立组组长”，后者称"小组负责同志”。后者称呼显然比前者更准确、更全面，因为前者"独立组组长"特指5至10名党员的党小组组长，而后者“小组负责同志"不仅包括独立组组长，也包括4名党员以下党小组书记。上述两个通告亦可证明,1924年5月中共江西党组织建立时的规格是中共南昌小组，不是中共南昌支部。
  1924年6月，团南昌地委和团九江地委都收到5月28日全国学联的通知:“按照本会章程第十条，召集第六届代表大会，定阳历八月一日在沪开会"，"望促所派代表于7月25日以前来沪”。为此,邓鹤鸣奉命回沪筹备召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工作。
  6月至7月间，团九江地委秘书易虚向团中央邓中夏和林育南汇报工作的三封信中，都谈到与邓鹤鸣联系学联的事情。6月19日信说:"请转告邓鹤鸣兄,学联的报告，另由文书股做去。”6月21日信说:"学联的通告，已由邓鹤鸣寄来了。"7月2日信说:"学联事昨日鹤鸣兄来函，提及选派代表事，我已照复。"后来，团九江地委推荐了费清朴、饶漱石（团员）为代表，团南昌地委推荐了杨景修（团员）、程镇西为代表。
  8月4日，第六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8个省区50多人参加。吴稚晖、于右任、施存统、邵力子等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最后，悻代英以中共上海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学生方面负责人身份发表演说。7日晚,全国学生联合会开第四次代表会议，推许鸿（许凌青）代替主席,由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王基永、邓鹤鸣和杨善南分别报告前届经过情形、本届筹备与经济状况。
  8月18日，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闭幕。这次大会不仅坚定了学生运动的政治方向,即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而且正确规定了学生政治斗争的具体目标,提出了学生运动必须与谋学生自身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后，邓鹤鸣向新一届委员移交了工作又回到江西，时间在8月中旬后。
  如不出意外，这时醒侬在南昌早收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1924年5月20日出版），这是中央党内刊物，内有5月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九为使党团工作分开，其中有两条要求：“已过S.Y.法定年龄的团员，应由C.P.地方执行委员会会同S.Y.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此项团员，于三个月内尽量加入C.P.,退出S.Y."；"C.P.同志在S.Y.担任职务者，须经C.P.之认可，其既担任S.Y.之工作，非特别需要时，经C.P.中央或地方委员会之指派，不得兼任C.P.工作二
  不久，团南昌地委也收到6月14日党团中央局用"陈独秀（C.P）'和"林育南（S.Y.）"共同署名方式发布的通告，党团中央议决:"命令各地C.P.5Y.两地方共组南查委员会，将SY超过法定年龄之团员，尽于三个月以内（自信到之日起），尽量加入CR,请执行为盼！"
  按照通告要求，赵醒侬、邓鹤鸣和团南昌地委的负责人成立审查委员会，对超过25岁的青年团员进行了审查。至于哪些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因无资料，不能确定，但不会很多,南昌仍是党小组规格。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党员5人至10人仍称小组，不过5人以上的小组负责人由书记改称组长。
  9月6日.团九江地委秘书易虚致中夏和育南信说:已举定团地委何一挥、易虚、熊克彬为审查委员。因部地C.P.尚无组织，超过25岁的同志只有数人。信中询问:"超过年龄（的）同志，是否仍在S.Y.工作，或另成立CR的支部，应请明白示知。此后数月，历史文件中未见南昌和九江党组织的有关信息。
  33"人人应明了马克思主义"
  在江西建党和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同时，赵醒依加强了对团工作的指导和团员的训练，并通过青年学生总会开展了不少活动。江西青年学生总会于3月12日在南昌成立。这一组织是党、团组织联系广大青年和各人民团体的纽带，是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由团南昌地委主持。
  5月是赤色之月，也是值得纪念的月份。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寮发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文件,要求在"五一二"五四”、“五五工"五七"纪念日“须有相当的活动与宣传”，井提出了各个纪念日的宣传要点。
  团南昌地委和团九江地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通告，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在南昌:
  5月1日，除青年学生会散了些传单，派了10多人到工人中演讲外，《正义报》馆出了五一纪念特刊。
  5月4日，南昌青年多已淡忘，而学生会忙着“五七”运动的筹备，由江西青年学会出了纪念附刊。
  5月5日，青年学会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南昌心远大学召开马克思诞生纪念会，"并请有第一师教员张有桐和心远育［教］员李仑华演讲马氏学说，再次由赵演说，谓从马克思唯物史观推移到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中国实行国民革命无疑 ……此"赵"者，即赵醒侬。
  5月7日，为纪念国耻日，南昌40多所学校13000多名学生集会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国民联合起来”等口号，各人手执小旗上书写''反抗日本,不要忘记英美"、"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收回租界"等标语，散发传单数十种。
  处在军阀压迫之下的江西青年居然能成功举行"五七"示威游行运动，醒侬很高兴，他以"席伍"署名,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江西青年最近之运动》,热情介绍了江西青年在五月的活动。同时也分析了蔡成勋没有利用戒严手段压制"五七"运动的原因:"北洋军阀久惧北伐军到江西来，吴（佩孚）大军阀向来对蔡成勋没有好感，想撤换他，所以近来查办蔡的声浪不绝于耳。"蔡成勋怕树敌太多，"落得做人情,买一点临去的好感".利用这种局势的微妙变化，醒侬抓紫了用的组织建设和团员的培养教育工作以及江西革命活动基地的建设。
  5月4日，醒侬参加了团南昌地委召开的全体团员大会。由前届委员长曾弘毅主持，按团中央扩大会议议决的《关于地方委员会组织法》进行改选，不设委员长，由王立生任秘书（团的主要领导）,朱大贞任组织部主任，傅清华任宣传部主任,任埙任农工部主任,杨景修任学生部主任。
  5月11日，醒侬又参加了改选后的第一次委员会,并担任记录。会议讨论了增加团员问题，议决:一在青年学会及各种青年团体内吸收学生团员，一在平民夜校中吸收劳动青年加入团组织。为此要求团员多加入到平民夜校中教书。同时加紧学生运动的调查,联络本届学生会的职员,注意下届学生会的职员人选。会议还决定成立吉安团支部，有团员七八人，以张一道、宋大助为筹备员。后以宋大埙为支部书记。
  赵醒依马不停蹄,又赶赴九江。
  此前4月27日，团九江支部召开了第五次团员大会，到会团员19人，请假2人，来宾1人（武昌团地委许鸿）。选举卢成宝、易虚、周一尘组成临时地方委员会,互推卢成宝为委员长，易虚为秘书，"暂以地方团的名义行使职权，后得团中央认可,是为九江地方团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直属团中央领导。
  为了指导和督促那里的工作,醒依把自己的团组织关系转到团九江临时地委第二支部，并于5月18日参加了团地委召开的团员大会，委员长卢成宝主持.大会传达了团中央局的来信和新的组织法,进行改选。改选前，赵醒农作了长篇演讲.中心内容是"如改组执行委员须先使新团员能明了SY之历史及起源”。
  推举执行委员会结果:易虚任秘书（不设委员长），李二魔、费铁云、曾宪明、刘乙照分任组织、宣传、农工、学生部主任，饶漱石、饶森、沈涤污为候补委员，组成九江地方困第二届执行委员会。
  选举后，赵醒侬再次发表讲话，提请各支书记轮流演讲，借以锻炼自己在群众中演讲的能力。会后，《团九江地委易虚给团中央的报告》引用了赵醒侬的一段话:"我们的团体不是无主义无工作的会一社一是政治的革命的，我们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人应明了马克斯主义云云（太长从略）。”
  上述5月5日和18日赵醒侬的两次讲话,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前者是自己在文章中介绍，后者为别人记载,两者并非巧合，而是事出必然。赵醒侬参加党团组织后，阅读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从早期许多共产党人和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中，他深刻体会到，中国革命必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又的指导。因此赵醒侬特别强谓青年团员的学习问题。
  在团南吕地委改组后的第一次委员会上,议决：“每个团员最底［低］限度应看下列各刊物：1.团刊.2.《中青》.每支部应我购下列刊物，①:向导》②《新青年：》；③（社会科学讲义h。”在团九江地委改组后的会议上，赵醒侬”临时动议一各团员最低限度应看以下刊物:《团刊》《中国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维［惟］《科学讲义》由每个支部购一份。付表决，全体通过”。
  就在此时,远在北京的张国焘于5月21日被直系军脚政府逮捕后变节，并在他的住处查获了许多文件。29日，《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张国焘已移送卫戍总司令部讯办文》将张国焘和他的新婚妻子杨
  张国焘子烈供词及由各方面寄到最重要函件摘录送上。编号二十的第一件就是赵醒侬的九江来函。
  由于张国焘的变节，李大钊等北京的共产党员和许多铁路工人党员名单都被京师警察厅掌握。6月11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发出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并把通缉令下发到各省。幸好李大钊早已闻讯转移，并在避居地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中共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然后去了莫斯科。李大钊虽然这次逃出了敌人罗网，但从此被军警机关注册在案，三年后被捕牺牲。而各地铁路工会负责人未能幸免，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40多人。
  当时中共中央不知道张国焘已经叛变,还在《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声讨北洋政府的反革命暴行，并开展营救活动,策动众议员李国珍等19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开释张国焘。
  6月1日，团南目地委召开第三次委员会，议决声援京沪被捕的工友同志，在南昌各报上发表文章，"诟诋军阀之专横，摧残民权等等”。因张国焘是萍乡人,“议决由同志向萍乡旅省同乡会、学生联合会领衔拍电（江西青年学会,江西改造社各团体则附名）藉以声援”。
  团地委还讨论了"本部戒严问题"一防止通讯泄密，“议决各同志宜注意往来函件及团刊等重要拘［物］之放置及以后通讯处之宜时常改变"。
  张国焘的叛变,使赵醒侬在九江的身份暴露.他于6月初向团九江地委请假离浔返回南目。
  34组建南昌铅印工会
  4月初，赵醒侬由上海重返南昌时，让他高兴的是，南吕铅印工会已经成立。
  早在1922年冬，醒侬来南昌开展革命活动时,因要印刷宣传品,需要联系铅印工厂。当时南昌有两家大的印刷所，都设在应天寺附近。一家是官纸印刷所,1911年由官书局改建，因经营不善，由几个官僚集资经办。所长龙钦海,江西宁冈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主要从事教育方面工作,1911年在南昌成立江西法政学校,他是创校人之一,担任过该校校长、法律科主任。1918年被选举为江西省议会议长。龙钦海是江西合群社主要成员,思想比较开明。合群社里也有不少国民党员。
  官纸印刷厂的实际负责人龙超云是龙钦海的儿子，是名进步的青年学生, 他的弟弟龙超清也是个进步学生.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官纸印刷所斜对面的是一平印刷所,1917年由乐安试馆集资兴办。所长张田民，原名张天民，江西乐安县城人。他赴日就读早稻田大学时，受孙中山先生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1920年回江西后，负责接办一平印刷所。他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编印《大江报》，承印《新江西》等书刊。袁玉冰、方志敏、赵醒侬等组织南昌文化书社时,张田民和弟弟张禅林都是发起者。
  赵醒侬初回南昌时，方志敏在文化书社偷偷告诉他，办文化书社的经费，是张田民冒着风险,多印军阀政府发行的金库券，兑出现金后交给自己的。赵醒侬对张田民印象很深。醒侬他们开展革命活动时，所有宣传品都是袁玉冰、方志敏、张宏义通过张禅林、龙超清等到"一平”和"官纸”印刷所印刷的。因此这两个印刷所的工人首先接触到马列主义，接受了革命思想。
  1923年下半年，铅印工人赵志光等开始酝酿组织铅印工会。1924年1月,70多位印刷工人聚集在百花洲刘将军庙对面的一家小茶馆里，召开了第一次铅印工会筹备大会，赵志光等向大家谈了组织工会的好处，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待遇。
  1924年4月1日，在高安会馆召开南昌铅印工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平印刷所、官纸印刷所、省议会印刷所、民报印刷所、新报印刷所、启明印刷所、正义印刷所、德荣印刷所等单位的工人100余人。通过投票选举，选出赵志光、葛希贤、李连厚、杨茂元、胡金生、朱永福等人为执行委员。赵志光得票最多，担任会长。这是中共领导下南昌地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
  4月的一天，醒侬、鹤鸣和几位国民党员联系后，又由志敏陪同到应天寺，去了一趟官纸印刷所和一平印刷所。一平印刷厂比官纸印刷厂更大，就设在原乐安试馆。并排两间一进的大厅，宽敞明亮。中间是天井，一边一进是办公室.接洽业务.后面放了许多排字架;一边一进放印刷机.后面是浇字兼排字。有50多个工人，印刷能力比官纸更强。醒侬比较了两个印刷所的条件，特别是负责人和工人的情况,提出在一平印刷厂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鹤鸣和志敏都同意。
  南昌铅印工会成立六七个月后，因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铅印工会进行了全行业罢工，资本家被迫答应铅印工人普遍增加2块钱工资。旧
  随着铅印工会的成立，以后南昌的一些行业工会,如划驳工会、拣茶工会、海员工会、邮务工会、店员工会也相继成立。但由于军阀江西当局的压制，这些工会组织成立不久,又相继解体。
  在九江,从1924年1月起，团支部通过团员在南浔铁路和各工厂各行业进行了调查，决定组织南浔铁路工会和裁缝工人联合会，对原有的九江工业协会，也派两名团员参加进去，以便掌握领导权。
  团九江地委成立后，领导了日清码头工人罢工。赵醒侬时在九江，参与和指导了罢工斗争。
  5月28日，日本人在九江开办的日清公司一艘轮船卸下大量大米，因当日小工甚少，船方允许小工刘财明在卸完米后扫点散米带回家去。可是公司大班佐藤却诬陷刘财明偷米，唆使公司职员袁阿发将刘推入水中淹死。次日，该公司勾结九江法庭,给大洋50元作为抚恤费，企图将此案了结。这一残酷迫害和欺压工人的事件，激起了工人极大愤怒。30日上午，日清公司的码头工人宣告罢工。公司方面请来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勒逼死者家属签字入殓。2名工友企图阻拦，也被军警逮捕。
  当日下午，团九江地委秘书易虚和农工部主任曾宪明在湖北同乡会会馆召集有600多工人参加的会议，通过宣传动员，大多数工人应允一律罢工以示支持。傍晚,2名工人骨干在马路边一空地上召集罢工工人开会，通过了团员代拟的四项要求:（一）将凶手交由工人处理;（二）抚恤家属大洋2000元;（三）增加工人工资5%;（四）以后对工人应加优待。
  为团结工人采取一致行动，团九江地委组织了以领导成员为主的3个演讲队（共6名团员），冒着被捕的危险，分散到工人群众中做宣传联络工作。同时又为工人草拟了罢工宣言,代印了数千份传单,让工人自行散发。
  31日罢工继续。工人在九江全城散发传单时被军警拘去2人。第二天，团员演讲队与工人约定，改在晚上到工人宿舍中进行。6月1日晚，日领事宴请中国官厅和军警政各界要人,称近来有大批共产党人，需“设法预防二加之北京政府密电“严查工党的行踪"，于是互相勾结，密谋镇压工人罢工运动。3日，九江官厅派了大批军警及便衣侦探到日清码头保护，并在附近搜索工人，强迫工人开工。同时出具布告，清查户口,妄图搜捕共产党人。
  九江码头工人罢工坚持了4天，工人提出的条件除第2条由中国官厅出面,在日清公司领出抚恤金200元具结外,其余条件并未答应。团九江地委多次自责"罢工失败:分析原因是平时对于工人"没有很好的训练和培养"，学界和商界不能"出面援助"，加之湖北同乡会"唱起反调"，不予合作。
  客观地说,这次罢工不是一般性经济斗争。罢工虽未取得全部胜利,但表明了九江工人阶级的觉悟，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和团体精神,也锻炼了团地委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能力。
  35扬子洲来了"席先生"
  1924年6月，赵醒侬收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第3号,其中有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议决案指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要求"地方机关应当常常注意地方范围内的农民问题，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宣传口号"，"派人到当地去指导"。7月，赵醒侬又收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寄来的《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7期（1924年6月29日出版），内有孙中山批准的《农民协会章程》。赵醒侬决定亲自去乡村进行农运工作。
  秋日的一天，金风送爽，晴朗无云，一名叫鲍建勋的医生带着赵醒侬和季恨秋（青年团员）来到南昌北郊扬子洲。醒侬告诉建勋和恨秋,他用"席伍"作为化名。
  这是一个位于赣江沙洲上的村庄，收割后的枯黄田野衬着茅屋更显凄凉，但那一畦畦的青绿蔬菜,却让人感到勃勃生机。这里土地贫瘠,常遭水灾，农民多靠种菜为生。鲍建勋在外行医十多年,与扬子洲的农民熟悉，特别是与农民熊德保和陶柱泰有多年的交往。他们来到扬子洲南端滩子头村的熊德保家里。鲍建勋一进门就说:"德保兄,我带来几位新朋友，这位是南昌的席伍先生.他们几个人想到乡下来看看。"德保豪爽地说:"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来，请坐，请坐。"
  于是德保和兄长与几位来客在厅堂聊起来。席先生问起农村的情况，问起生活，问起收成，问到苛租，问到田税，德保愤愤不平,无所不谈,谈到农村土豪劣绅欺压农民，谈到北兵"倚老”（军阀部队）祸害群众，谈到百姓日子艰难，种菜人靠卖菜养活不了自己。席先生他们听着，不时插上几句。不觉日近中午，德保要留他们几个吃饭。席先生说:"我们要回南昌，不要弄饭了。"德保说:"既然是朋友，来了还不吃餐饭吗！"鲍先生也劝大家吃了饭回去。于是，德保忙叫兄长捉了两条鱼，鲍先生帮助弄饭.大家又聊起来。吃过饭,席先生和鲍先生等告别,德保请他们有空就常来玩玩。
  就这样，醒侬了解到扬子洲的情况，决定在那里先发展国民党组织,筹建农民协会，再建立中共党组织。十几天后，醒侬和鲍先生几个人再次来到扬子洲,并住下来。席先生和鲍先生等住在熊德保家，其他人住在陶柱泰家。晚上，先在陶柱泰家菜园子接头,后在塔下头的树林下开会。席先生将筹备农民协会的打算告诉几位农民，让大家分头进行秘密串联，将那些出身苦、觉悟高、敢斗争的亲戚朋友都组织起来。由于当时环境恶劣，对外都说是参加十字会.鲍先生是他们的联络人。
  又过了个把星期.醒侬安排鲍建勋等3个同志到扬子洲，介绍熊德保、陶柱泰、胡寿三、熊德洪等9人加入国民党组织。当时大家吃了血酒，读了孙中山的遗嘱.发了誓言，拿了党证。再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发展了28名会员。11月间，成立了江西最早的农民协会一扬子洲农民协会.熊德保为农民协会主席,陶柱泰为农协常委,熊香莲为衣协委员。
  注释：
  [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江西筒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2][3][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1921一1925）》第123、200、223、233页。
  [6]见《易虚虚九江学联筹备会经过情形给申夏、育南的报告》（1924年6月19日）《易虚致中夏、育南信》（1924年6月21日、7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106、107、108页
  [7]《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开幕纪》，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8月5日.
  [8]《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一关于团的青年化问题》，《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9]《易虚致中夏、育南信》（1924年9月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第114页。
  [10][11]席伍：《江西青年最近之运动》，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5月12日。
  [12]《团南昌地委给困中央的报告》（1924年5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69、70页。
  [13]《易虚关于团九江地委成立给前中央的扑呈报告》（1924年5月1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76页。
  [14][16]《团九江地委易虚绐团中央的报告（第九号）》（1924年5月190）, 《江西革命历史丈件汇集（1923-1926）》，第84页。
  [15]《团南昌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5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70页。
  [17]《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历史档案》（季刊）1981年第2期。
  [18]《南昌地方团关于一月来工作状况敷S.Y.中央的报告》，《南昌青年运动三十年》，第97页。
  [19]史学明：《大革命时期南昌铅印业工人运动概况》，《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20]《易虚给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6月2日）、《易虚致中夏、代英信》（1929年6月3日）、《易虚致育南信》（1924年6月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第96、98、99、100、101页。
  [21]内容根据曾志巩、夏老长1993年调查材料以及李国安《赵醒侬与扬子洲农民运动》材料。成立时间根据《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