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13“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革命！"
  1921年对赵醒侬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年春天.他和几位朋友都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由组织内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主持,由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等
  中共一大会址
  人的名义在新渔阳里6号正式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有20多位各地来沪到《新青年》编辑部寻求救国出路的青年参加了这个青年团早期组织。不久，团员发展到30余人。到1921年1月，由于团员人数增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团中央机关设渔阳里6号。5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人事变动和经费不足等原因，宣告暂时解散（或说暂时停止活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8月，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随后.他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根据青年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的决定，负责对已停止活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并于同年11月重新制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为了加强领导，临时章程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1922年I月，施存统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了团的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机关改设上海公共租界大沽路356号至357号（今400号至402号）。临时中央局根据临时团章的要求，指示各地团组织重新进行团员登记。
  关于赵醒侬入团的情况,1929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宣育》第一个申译本，陈望道译.马克思被译为"格斯“，济难会全国总会出版的《牺牲》第一集（沈君资田事略》载:
  一九二0年，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设职业补习学校，沈君入校求学，跟江西赵干（原名醒侬）等创职业市，姑合同学以为社会改造的先驱。里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征求团员，又跟赵干同时入青年团。没有多少时间，便以年龄关系，改隶共产党。事略提到,沈资田和赵醒侬都是1921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与赵醒侬、沈资田等一起入团的顾作之“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在上海监狱里有几次"交待”材料（回忆）可作参阅。1969年6月30日的回忆说：
  那时候上海《民国日报》附出一种副刊是进步刊物，名叫《觉悟》。一天刊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还付［附］带了大沽路或是成都路的一个地址。我就和沈资田、赵醒侬、蔡丙南、吴剑青等一起找了去，接待我们的是任弼时还是俞秀松书记已记不清。以后开会讲话的是俞秀松（后调浙江，以后又调开了）。联系工作的是张秋人（1927年"四一二”后在杭州牺牲）。就这样接受我们入了团（填表还是写申请书已记不清）。
  同年5月20日的回忆略有不同:
  大约就在这一年一1922年似乎在《觉悟》上或别的进步刊物上，看到了公开发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S.Y.）,于是就按址找得去（好像在大沽路一带），说明了来意，并且谈出了大家的宿［夙］愿。经过不多几次的接洽，我们这一伙人就入了团。记得那时后［候］，给我们接触的是张秋人、俞秀松等人。
  两次回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一是接待顾作之、赵醒侬、沈资田、蔡炳南（即蔡丙南）、吴鉴清（即吴剑青）的是俞秀松（或任弼时）二是"开会讲话的是俞秀松”，说明俞秀松是团的领导人。
  从有关资料看,1921年3月29日，俞秀松赴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留俄学习,并负责联系选送国内革命青年赴苏俄留学事宜。1922年初,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宜到1922年3月回国抵达上海。4月初,即接受团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方国昌（施存统的化名）的指示，急赴杭州创建地方团组织，并任书记。从俞秀松这一段经历和行踪看,他接待顾作之、赵醒侬、沈资田等人申请入团时间只能在1921年3月之前。任弼时也于1921年春去苏俄莫斯科学习，这间接证明顾作之、赵醒侬等入团时间在1921年春。
  赵醒侬等入团后，与沈资田、顾作之、蔡炳南、吴鉴清等分在一个小组，由顾作之担任团小组长。开会多在净土路不远处的蔡炳南家，因为那里比较僻静。到1922年春，团的活动多起来,学习的内容也较丰富，《新青年》《劳动周刊》《先驱》以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一些文章都是阅读内容。顾作之回忆:他们还一起“参加了当时的多种群众运动,（到）斜桥公共体育场开大会，在'中国地界'甚至在租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街头宣传。大家啃烧饼,贴车钱,有时还要拼凑点钱.做些什么事，从没有人计较过，或者是躲懒不去”。
  1921年11月，上海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简称上海地委。上海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由陈望道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首要任务是进行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上海党员人数为50人，但无具体名单。7月底,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地委兼区委），管辖和领导上海和江苏、浙江两省党的工作。1923年7月，在上海市区中已建立了直辖的党小组4个,党员共53人。赵醒侬和顾作之均在其中，两人一同分在第三组（即西门组）。
  关于赵醒侬入党时间,未见详细记载。1945年中共七大前,陈正人、邵式平的回忆材料都说他1922年在上海入党。从1923年上海53个中共党员名单分析，其中1922年6月前,至少有3个党员的组织关系不在上海:一个是邓中夏,他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员，1921年8月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1922年5月1日，他以长辛店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3年3月他经南京到达上海，由李大钊介绍在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另一个是瞿秋白，他于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13日随陈独秀回到北京,后再到上海。还有一个是刘仁静,他于1921年7月代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10月，随陈独秀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和少共国际三大,1923年回国,6月参加中共三大后才将党组织关系转到上海。是否1922年前还有其他党员的组织关系不在上海，或此前有的党员离开上海将组织关系迁往他地，有待进一步考证。
  还有一则材料，可以推测赵醒侬的入党时间。《上海邮政史》第四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上海邮政“记载：
  1922年秋，邮局邮务生蔡炳南在龙门书院补习学校兼职任教，经赵酰侬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邮局第一个共产党员。原在上海华洋捷律风公司工作的沈孟先，经赵醒侬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沈孟先因拳加罢工被公司开革，后在党的鼓励下，考进了上海邮局当了一名拣信生，不久韩为共产党员。沈盂先又根据张秋人的指示，发展南市中国图书公司第一商业学枝的同学顾治乐参加中国共产竟。1924年7月，籁治本根据的党指示，也考入邮局。这样，上海邮局就有了3名共产党员。按照党章规定，可以建立党的组织。是年8月，经上级批准，蔡炳南、沈孟先、顾治本3个党员成立了竞小姐，蔡炳南为小组长，这走上海邮局的第一个共产党小组。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确认,赵醒侬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队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赵醒侬的战友袁玉冰说:"他自认识革命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便是在艰难辛苦的革命工作中过活了。他在上海时,为无产阶级及一般被压迫群众做过不少实际斗争的革命工作。"
  14用行动援助工农运动
  19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工界团体,如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中华工会、中华工界协进会、中华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中国劳工同盟会、驻沪参战华工会、湖南驻沪劳工会、女子工业进德会、南洋姻草工会等等，至1922年底总数不下40个。此类工界团体领导者大多是资产阶级分子、政客以及工头等上层人物，成员劳资混合，宗旨宣扬阶级调和，主要目的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并非真正的工人组织，上海共产党人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此类工界团体为“招牌工会"。正如陈独秀所说:"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结一万个也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出风头，旧的工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
  为了打破"招牌工会"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共一大前，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帮助下,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和上海纺织工会沪西部.但它们的力量还很微弱，会员数量也很少。
  中共一大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精神,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张特立（即张国焘）为书记部的主任，李启汉为秘书,包惠僧、李震浪、董锄平等为干事。办事处设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20日书记部出版机关刊物《劳动周刊》作为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刊物。从1921年8月至1922年10月，书记部先后帮助建立起来的工会有上海姻草工人会、上海印刷工人会（铅石印组合）、浦东纺织工会、上海邮务友谊会、上海海员工会、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浦东姻草印刷工人俱乐部和机器工人俱乐部8个工会。
  对包括工商友谊会在内的"招牌工会"，书记部采取的方针是.联络他们进行一些有利于工人的共同斗争，在斗争中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并在它们中间去发展进步势力，把它们改组成为真正的工会。但在政治主张和组织问题上，则和他们划清界限，进行斗争。负责与工商友谊会联系的是书记部干事李启汉。李启汉，又名李森,湖南江华人。1919年在长沙读中学时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参加新民学会。1920年夏到上海，进外国语学社学习，是上海最早的一批团员.和俞秀松等组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在沪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筹组纺织工会。他也是《劳动周刊》编辑。
  因工商友谊会主要负责人童理璋的反动面目还未完全暴露,赵醒侬接受党团组织的指示，利用工商友谊会文版委员的身份，和庶务委员洪扬生、调查委员蔡炳南及沈资田、吴鉴清等党团员，配合书记部开展活动.声援工人罢工斗争。把在"招牌工会"影响下的一些店员工人争取过来,以改造工商友谊会，这是赵醒侬1922年的主要任务和实际工作。
  1922年元旦，上海各界的庆祝活动较往年为盛，中外官场互贺，商界多闭门休息,各学校和团体也开会庆祝。时值华盛顿会议期间（1921年11月12日一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南京路、河南路、广州路等商号或张灯结彩，或悬旗庆贺,或门首张贴红白纸条，书写"太平洋会议力争外交"、"收回华土，保全主权"、"反对四国协定"、"无条件归还青岛"、"废弃二十一条”等标语，有的字大如拳, 行人无不驻足而观。
  上午,工商友谊会召开庆祝元旦纪念大会,300多会友参加。"各会友自由发表意见，以资交换，共事研究。雕花工人凌志雷.伙友沈拙存、朱昌利、钱季英、王奠世、赵醒侬等均有意见发表".赵醒侬无限感慨地说:"民国十年究竟做的什么事.除掉内乱外侮，简直痛心。现在我们已晓得应以奋斗的精神，开掘黑暗世界,发现光明道路，那么希望努力进行。"
  下午，赵醒侬和众多伙友又前往车袋角进行演讲。
  由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会议上侵犯中国主权，军阀政府乂执行卖国外交政策，中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1月4日，上海国民外交大会召开代表大会，并发出通电，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解决山东问题,反对四国协定。5日.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等进步工会，联络了电器工界联合会、工商友谊会等10余个工团，联合发起上海工界外交大会筹备会。1月8日，上海千余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华盛顿会议和中国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
  当晚，工商友谊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华盛顿会议失败问题。主席童理璋报告工界外交大会游行经过情形后，伙友讨论，群情激愤，大家认为"本会系工商界劳动团体，应警告同胞觉悟，群起救国，免受亡国祸害。当推文牍科起草警告文。全体赞成"。
  1月10日，《申报》刊发报道《工商友谊会关于时局之警告》，附录《对外交失败警告会友文》。文章说:“自五四运动外交失败之时，我工商劳动同胞,也曾出过大力，牺牲七日精神,来作救国运动，罢市罢工，表示国民良心爱国.其原动力，表面说是厂主店主，其实是我们自觉之决心。”文章痛斥华盛顿会议"竟成巴黎和会之前车，始终实行强权主义。素称明达之各国代表，听从某国小使之主张:如何四国协定，如何交涉山东问题，如何分脏权利，种种不和平之空气，蒸蒸日上，冀图瞒世界同胞“，文章提醒工商伙友,"为切身利害存亡之关系计，不得不将所预知之危险之意见，警告我同志们觉悟，此次之太平洋会,较之巴黎和会尚不公道,除本会主张中国退出大会外，并议决关于我国条约,我同志概不承认，并希各界一致主张，对付办法"。
  1月15日，农历十二月十八日，上海下了少有的大雪，寒气逼人。晚上醒侬又参加了工商友谊会的特别会议，列席会友30多人。讨论会友来函《反对梁士诒之意见书》时,邱步青、赵醒侬、钱季寅、虞植卿、谢镕等会友相继发表意见，"大致谓梁士诒卖国，人所共知。竟敢向日以九千万之借款,声言为赎胶济路之用，心怀叵测，实堪痛恨;至盐余（旧中国每年盐税收入中扣除付外债本息和支付盐务行政经费后余款）作抵押品，尤属荒唐，现我国所有实业税则无一不为卖国者所断送。此种祸端，实因人民不自觉悟，任北京非法政府之处分。本会前曾否认北京政府，但徒托空言，毫无实力，亦系恨事。今幸全国外交大会，各省区代表通过否认矣,但实力亦无。所望南政府早日北伐，扫除窃国罪魁耳”"吾人皆属伙友，于自身问题，尚难维持过年,徒托空言之电文亦可不发）大家赞成。
  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赵醒侬一早就起来了，放了个大鞭炮，向里弄邻居拜过年，便匆匆忙忙出门，走出狭长多弯的金家坊。因为早几天开过会,当天上午，上海的全部党团员（包括部分朝鲜团员）100多人以及工人积极分子50人，在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带领下，分别到上海闹市区和工人集中区开展贺年活动，沿途散发贺年片。这张红色的贺年片的正面印若"恭贺新年"四个大字,背面印了一首《太平歌》：
  天下要大平，劳工须团结。
  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
  雄也晚得：
  为富不仁是盗贼。
  谁也晓得：
  推翻财主天下悦。
  谁也晓得：
  不做工的不得吃。
  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
  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工人拿到贺年片都非常感动，他们说:"上海滩上有人关心工人了！ ”这张贺年片，上海党组织印刷了6万多张。下午，则在热闹的"新世界”等游乐场，分发另一种抨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传单2万张。赵醒侬像当年卖报一样，很快就将传单发完。巡捕房后来见到传单，失色惊呼:"不得了，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共产主义不是洪水猛兽，但它的革命洪流已经到达黄浦江上。
  就在春节前后，中国早期工农运动的几个事件在上海引起了强烈反响。
  1922年1月12日，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6000多名中国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进行大罢工。罢工爆发后.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总会致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援助。次日,书记部即在上海发动印刷工会、机器工会、纺织工会、工界协进会等工团,联络均安水手公所、焱盈社等海员团体,组成"香港海员后援会"，并发出《敬告罢工海员》传单,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
  几乎在香港海员罢工消息传来的同时,1月17日，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沙，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因领导长沙华实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取得胜利，被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以"宣传无政府主义，收买枪械,勾结匪徒，希图起事"等罪名逮捕，末加审讯即予杀害。一个星期后的1月24日，浙江绍兴,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一衙前农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李成虎被浙江反动军阀逮捕，惨死萧山狱中。
  黄爱、庞人铨之死和李成虎被害,震惊全国，影响海外。
  湖南党组织由此而发起的驱逐赵恒惕运动，得到湖南人民和全国各地群众的广泛支持。1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湖南第一妙厂罢工惨剧》,31日又报道《赵恒惕惨杀劳工会员》消息。2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致电孙中山.要求伸张正义,惩办军阀赵恒惕。'5同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会议,来沪向党团中央汇报的毛译东在会上报告了黄、庞被害经过，与会者的无不激昂愤慨。"空月3日，湖南劳工会旅沪会员52人,在劳动组合书记部设立临时通讯处.并发出致全国工人宣言书,进一步揭露赵垣惕虐杀工人的罪行。
  在上海各工团声援湖南劳工和抗议黄、庞惨窠中，赵醒侬起了带头和推动作用。2月2日，他代工商友谊会起草了致湖南省议会电,要求”将残杀黄、庞二君之始动人正法，一面厚恤死者”。同日致各团体电中说U黄、鹿二君，无故被军阀惨杀。消息传来,此间劳工同胞，无不发指。但黄、庞二君为劳工运动牺牲，死亦何憾。君等当继黄、庞二君未竟之志，再接再厉，努力进行。”
  在2月5日晚上工商友谊星期常会上，赵醒侬又提议对黄爱、庞人管及李成虎等牺牲者进行追悼活动，2月6日《申报》报道《工商友谊会追悼劳动柄牲者》：
  联金通信社云：上海工商友谊会，近因绍兴萧山农民协会会员李成虎，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均为劳工运动而辅姓，经赵醒侬、张占刚等提议，美求开追悼会.井拟将三君历史宣布于《伙友报》上，咸中国劳动运动之初创。德会将在星期常会讨论办法云。
  2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工商友谊会星期常会纪》:赵醒侬等首先提议追悼湖南劳工黄夏、庞人处和弟山我民协会会员李成虎
  追悼湖南劳工黄、鹿两君及萧山农民协会会员李君，系赵醒侬、张占刚提议。公决联络各工团发起追悼大会，借及同情。赵醒侬主张除追悼外，应派员致祭。众赞成。当推童理年往青山效祭，致函湖南会友丁才超就近致祭，并收集祭文及挽联等件，订期前往。
  为此,2月8日起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连续3天刊登《上海工商友谊会特别启示》，通告特派代表童理璋前往萧山致祭衙前农民协会李成虎烈士，凡有赠送挽联、祭文及安慰李烈士家属等件请即交金隆街工商友谊会。
  2月9日，香港海员后援会又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到者除原发起各工会代表外，以个人资格参加会议者甚多,会议推举李启汉为主席.通过了允许巡捕房派来的中外包探5人旁听。会议讨论援助香港海员办法，其中捐款分两种,一是向团体捐助，二是向个人捐助，由各人担任向外界捐助。
  为配合香港海员后援会工作，赵醒侬在12日晚上参加工商友谊会星期常会时提议:"香港海员罢工日益扩大，劳工生活问题非常危险,本会应致函香港当道,及该处有力各公团请其调停，早日解决,俾不致工人流离失所。”常会议决通过.并"推赵君起草"。醒侬欣然受命，起草电函。但是，他关于动员全上海伙友按"广州工友每人捐一日工资"进行援助的提案未能通过，而且15日各报新闻也没有报道。当晚，他写信给各报记者表示遗憾。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援助劳工的一个声明》为题发表了他的来信：
  记者：
  这次香港海员罢工，凡是有点血性的人，应该起来援助他们；但是这般重大而又紧急的问题，并非开几个会打两个电报所能了事，是要用实力去援助他们的。所以前星期晚我在工商友谊会常会提出"援肋海员，应照广州工友每人拐一日工资的办法，通告各会友照办，并幼告全上海的伙友们都照我们的办法去援助他们。"我这意思，不但在当日事实上未能通过，并且次日各报新闻上都把我这意思遗落，这是何等博¥。我现在只得尽我个人底力量捐助一点交给海员后援会外，还要向大家声明一声我底主张。请你瞥入贵报。祝你好。
  赵醒侬二.十五.于本埠
  2月19日晚，工商友谊会开会欢送童理璋前往萧山致祭李成虎。赵醒侬又提议香港海员罢工事，但常会只表态:"工商界应援助，量力捐资,公推劝募。"
  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同时，又联络中华劳动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上海纺织业工人会、中华工会总会、上海机器工会等发起追悼黄、庞筹备会,并邀请各团体参加。
  3月5日晚上，工商友谊会常会讨论各团体追悼黄、庞筹备会问题，众人议决"照前次议案加入。公推童理璋赵醒侬为代表前去接洽”。因童理璋前往萧山致祭李成虎，赵醒侬参加了10日下午在南成都路大沽路500号召开的追悼黄、庞筹备会。10多个团体30多位代表讨论了追悼会时间、地点、职员、经费等问题，推定了8名筹备员。各代表当场捐助者颇多。散会时,黄爱之父，年近八十,揖谢各代表，语不成声。在座者莫不酸鼻”⑵。
  就在筹备追悼黄、庞时，香港传来好消息。3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工人支援下.香港海员罢工坚持了56天,终于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这次罢工的胜利推动了全国工运高潮的出现。
  由于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董锄平等在上海发动支持香港海员罢工活动，以及工商友谊会赵醒侬及其他一些劳工团体工人的积极配合，引起上海租界当局的注意和监视。就在香港工人罢工胜利的当天，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工人团体邮件被扣留》消息:"香港海员风潮，业已解决。日前未解决之时，本埠各劳工团体,多有物伤其类，代抱不平之态度，言辞文字之间,或不免流于愤激,遂致中外官厅，非常注意。日昨由某官厅商准邮务局，通行各支局，凡关于劳工团体发出之函件，一律扣留，送交总局，交由官厅检查。闻已查获措词激昂之邮件不少。现在最易惹起官厅注意之团体，如全国工界协进会、工商友谊会、劳动组合书记部、焱盈公所、电器工界联合会等二十余团体之邮件,检查尤为严重云。"但上海的工人运动方兴未艾，各工团的反帝反军阀斗争持续进行。
  3月26日是星期日，黄爱、庞人铨追悼会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尚贤堂举行。下午1时，赵醒侬和众多会友到工商友谊会集中后前往参加。
  会场设在商科大学的尚贤堂，场内外遍悬挽联挽词,大半为劳动界团体所赠。礼堂中间悬挂黄、庞两人肖像，并饰以花圈。来宾约200多人,工人及各界人士各占一半。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担任追悼会主席并讲话,他说:"黄、庞两君同努力为一般社会谋幸福之故，牺牲生命,在我辈同志理宜开会追悼;且不独追悼而已，我辈且应借此追悼之纪念，互相鼓励，秉黄、庞两君未竟之志，努力于社会改造事业。”遂小岑和吴倬分别介绍黄爱和庞人铨的生平，陈独秀等发表了演说，强烈抗议军阀赵恒惕的罪行。他说:"当此中国内困于军阀，外迫于列强，国家之危如千钧之系于一发，国民全体应共同努力，一体具反抗之精神,与军阀及外力奋斗。"会上散发了传单2种，各1000张。其中有毛泽东参与起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团中央《先驱》报连续发表文章，称颂黄爱”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是中国学生的先觉”。
  4月间,浦东日华纱厂3800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又与中华电器工界联合会、工商友谊会、中文印刷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等10余个团体，联合发起组织浦东纺织工人经济后援会，推书记部代表董锄平为书记。在中华劳工同盟会、全国工界协进会、劳动组合书记部、工商友谊会设立通讯处。凡捐助金钱.直寄浦东纺织工会或托交际员转交;食物等件,由4个通讯处转运浦东纺织工会。赵醒侬负责工商友谊会的募捐工作。
  浦东纺织工人经过10天的斗争，罢工取得胜利。4月27日上午，后援会再次开会,董锄平主席报告浦东纺织罢工已解决，经济后援会撤销，已捐款仍捐入纺织工会，未捐者不再劝募,所有捐簿及捐款于29日交出，并登报致谢，当即有赵醒侬何骥王光辉，将捐款及捐簿缴出，接着，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上海纺织工人会浦东部、工商友谊会等10余个工团联合发起五一纪念大会，原定在沪军营召开，因遭当局干涉，改在四川路的怀恩堂举行。参加纪念会的共有30余团体,董锄平、张秋人、童理璋等发表演说，会后在华界进行游行，并散发了传单。
  5月1日，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并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讨论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度》《罢工援助案》《规定湖南劳工会黄、庞死难日纪念节日案》等10项决议案，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5月5日工商友谊会举行了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纪念日大会,5月9日举行了国耻日纪念大会，赵醒侬等许多伙友和一些被邀团体代表参加。
  1922年的上半年,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联络和争取下，在赵醒侬等党团员及广大伙友的推动下，工商友谊会参加了反帝反军阀斗争，开展了不少进步活动,除上述介绍外,还讨论通过了去电援助郑（州）洛（阳）铁（路）工人俱乐部无故被封事（3月5日）、参加各团体反对国是会议盗用工会名义（4月23日）、推定香港会友关玉麟就近参加广州全国劳动大会（4月27日）、联络各工会各工团反对彩票（5月12日）、与书记部等团体发起和筹备上海劳动总工会（5月21日）、反对使用轻质铜圆（5月30日）、反对澳门葡萄牙当局暴行（6月4日）、参与援助闽粤学生（6月8日）等。这些对外活动，多由童理璋一人或加上一两个推选代表出面参与或交涉。
  上半年，工商友谊会召开过十多次星期常会,讨论过介绍失业伙友职业问题、会友储蓄问题、消费合作社问题、筹款赎路问题、救济俄灾事宜、晨光英文学校招生问题、本会经济问题、《伙友报》编辑问题，开展过星期演讲团活动、暑期卫生劝化团活动,调查过实业工厂地址、攻击童理璋无名信案、店主虐待学徒案，调解店主与店员纠纷和木器工人罢工事（5月16日）。由于工商友谊会大多是店员工人,团体经济薄弱，店员工人工资低微，力量有限,除为少数失业伙友介绍过一些职业外，会友储蓄、消费合作社、筹款赎路等涉及经济议案.都不能实现，只是发表意见。
  上半年.赵醒侬参加了多次工商友谊会星期常会，他是文牍委员，有4次明确记载“赵醒侬纪录"或“文牍委员记录”（其余各次未提记录人的名字）。他负责办理的文稿，除上面介绍的以外，见诸上海《民国日报》和《申报》的文稿有《工商友谊会辞岁辞》（1月21日《申报》）、《工商友谊会通告六则》（3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工商友谊会致国是会议及各团体会议函》（4月1日《申报》）、《致邮局函》（4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工商友谊会驻外埠代表办法》（4月27日《申报》）、《工商友谊会对全国劳动大会提案》（4月29日《申报》）、《工商友谊会复国是会议函》（5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提及负责办理但未见报的还有:星期演讲团简章、筹款赎路简章、劝化伙友防止盗窃扒手文（白话文）、致广东伍省长严重交涉澳门葡兵枪杀华人电等。其中也有赵醒侬亲自起草的.不过没有明确说明。
  上海工人运动的兴起引起租界当局的恐慌。6月1日，租界工部局以"唆使中华邮局信差罢工，并在《劳动周刊》上登载激烈文告，扰乱治安"的罪名,将书记部李汉启逮捕，《劳动周刊》被禁出版。7月18日，又将书记部封闭。8月9日，陈独秀在法租界家中第三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经多方营救,】8日出狱。这些事件的发生，无疑对工商友谊会的总务童理璋（负责人）和工商友谊会的活动产生了影响。
  从1922年上海《民国日报》和《申报》报道看，7、8两月，工商友谊会除童理章参加各团体的联席会议外，没有一次星期常会的报道。工商友谊会活动陷入停顿状态。15"江西三杰”相会上海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提出现阶段的任务是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且制定了为实现这个任务而采取的"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大会选举了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5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长。
  就在这年7月上旬,江西革命青年方志敏来到上海。
  方志敏，江西弋阳县人,1899年出生，谱名远正，别号慧生。1919年弋阳县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址在今南昌十八中），被选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由于他和洪宏义（笔名罗漫,江西贵溪人）等人发起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被开除学籍。1921年9月考进美国教会主办的九江南伟烈学校中学部就读.发起组织读书会，参加非基督教大同盟。自己生病和家中贫困，方志敏打算退学。
  中共二大会址就在方志敏精神苦闷之时."接到上海一个朋友寄来一份《先驱》报”，读后赞同"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决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是他结束一年多教会学校生活，"漂流到了上海”。
  方志敏来到上海后，首先找到他的朋友洪宏义。原来洪宏义被开除后，经南昌一平印刷厂张田民先生介绍,前一年就来到上海。张田民是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员，与孙中山有联系。在一些国民党老前辈的介绍下,洪宏义被安排在上海（民国日报》做校对。方志敏最初和宏义同住一起，他和赵醒侬当初到上海一样,举目无亲,找不到工作。
  一天，方志敏去拜访仰慕已久的上海《民国日报》报馆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由于他写过信给邵力子,对副刊《觉悟》发表的白话小说《捉贼》谈过自己的见解，给邵力子留下深刻印象。见面后.邵力子对方志敏的才华和阅历感到高兴。得知方志敏找工作遇到困难后，也安排他在《民国日报》做校对，寄宿于报社。这已是7月中旬的事了。
  方志敏来上海，原本是要寻找革命的真理。他边做校对，边打听青年团的组织。邵力子本是上海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熟悉上海党团组织情况;洪宏义在报馆做了一年多校对，对上海各工团和各团体情况也有了解。不管是通过谁的介绍，很快，方志敏找到了赵醒侬。
  志敏见醒侬.灰布短衫青色裤,清痛的脸庞戴副眼镜，稳健中显出干练，谦和中透着儒雅;醒侬见志敏，穿件白夏布长衫，衣服虽旧.但折叠得有棱有角,高耸的鼻梁，明亮的双目，略显苍白的脸上充满着倔强。
  老乡见老乡,两人都话长。志敏倾诉他六年来离开家乡求学和辍学的经历,表达他到上海后的感受和对革命的向往;醒侬讲述他近十年来颠沛流离的求学与学徒生涯,介绍自己在工商友谊会的活动和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同时也谈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志敏提出加入青年团的要求，醒侬自然费同，并答应做他的入团介绍人。
  按照5月间团的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入团须有团员2人以上介绍，在该地方执行委员会通过后,还须在该地方团书记处登记，由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盖章后发给团证。有醒侬的介绍和帮助，方志敏的入团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于是，醒侬陪志敏到上海公共租界大沽路团中央机关（上海青年团机关也设在那里）拜访团的临时中央局的领导人。他俩见到施存统、蔡和森、张秋人等人。施存统又名施复亮、施光亮，化名方国昌，他是团中央书记，与方志敏同年,清秀的脸庞戴副眼镜,不过显得比一般青年人更为成熟。蔡和森字润寰,号泽肩,是团一大中央委员和中共二大委员，正在编辑团的机关报《先驱》第10期。张秋人，学名慕翰，别号秋纯，是团一大候补委员，担任团上海地委书记。
  方志敏谈到他看了《先驱》的感想和来上海的目的。话题转到前不久召开的团一大会议。施存统告诉醒侬和志敏,全国已有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等17处地方建立了团组织，团员达到5000多人。可是江西除了安源团组织（属于湖南团组织领导）外，还没有团的组织，当然也没有一个团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醒侬和志敏更感到江西的落伍和江西青年的责任。
  8月下旬，江西另一个革命青年袁玉冰也来到上海。袁玉冰，江西兴国县崇贤乡上沔村（今划归泰和县老营盘镇管辖）人,1897年出生，谱名袁光鉴，字玉冰，又号孟冰、冰冰、形彬。在兴国县成德高级小学毕业后，考取南昌二中。五四运动后，发起组织青年社团鄱阳湖社,1921年1月1日改名为改造社，主编《新江西》杂志，其宗旨是改造社会，"变黑暗的旧江西,
  袁玉冰为光明的新江西:方志敏也参加了改造社。袁玉冰在南昌二中毕业后,留在学校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志敏写信给他，告知"上海有可以勤工俭学的学外语的学校.准备帮助他联系报考的途径"。
  这样，赵醒侬、方志敏、袁玉冰三人在上海相会。
  袁玉冰也穿件白布长衫，身体伟岸，目光锐利，自信的脸庞看上去显得比一般青年更为成熟。
  "乍见披肝胆，新交如故知。"没有寒暄,没有约束，三人很快谈起时局.谈到国事,谈起南昌现状，谈到江西的未来。志敏感到"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提出回省城南昌创办一家书店,"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他的想法得到醒侬和玉冰的赞同。
  这次三人相见,被后人称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西三杰”首次相会。这一年.赵醒侬30岁,袁玉冰25岁,方志敏23岁。后来,三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相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因袁玉冰来沪,几位在上海的改造社社员洪宏义、黄在璇（即黄野萝）、张禅林（张田民之弟）等都来看望。他们对在南昌办文化书社的事也表示支持，并提出建立南昌平民图书馆，为"荒凉的江西"传播新"文化种子”。
  但这两项事情都需要开办经费,几个学生是家无担石,贫无立锥的无产阶级者,资金只能靠他们自己想办法筹集和动员社会捐助。大家商议:南昌文化书社由袁玉冰牵头组织,南昌平民图书馆由洪宏义牵头募捐,方志敏先回南昌具体筹办。醒侬除帮助联系上海出版界和书报社外，还表示争取回江西和他们一起开展工作。大家的意见由醒侬报告给团中央。团中央非常赞同他们的决定。但醒侬是上海的党员,他回赣工作还要经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讨论同意。
  就在"江西三杰"相会之际，国共合作的事正在悄悄进行。
  8月14日，孙中山因广州陈炯明叛变而流亡上海。残酷的失败使孙中山不得不重新寻求革命的出路,寻找新的革命同盟者。中旬,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希夫廖特）返回中国，他带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命令和文件，要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同时他又作为苏俄驻中国政府特使越飞的代表，于25日拜会了孙中山。孙中山表达了实现与苏俄联盟之意,马林劝孙中山接纳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这时,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和高君宇（高尚德）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参加中共党的工作会议。
  通过醒依联系,袁玉冰通过高君宇见到李大钊。高君宇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员，曾任北京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新近当选青年团一大中央委员和中共二大中央委员，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李大钊对袁玉冰在南昌创建改造社和主编《新江西》的活动很是赞赏,动员他去北京大学读书，并交待高君宇和正在上海度假的北大校长室章秘书联系，请他帮助袁玉冰投考北大旁听生（那时本科生招考已过，旁听生还未举行入学考试）。几天后，袁玉冰随章秘书离上海去北京，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生。
  8月29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马林及其翻译张太雷等聚集杭州西湖。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两天的特别会议,决定在国民党改组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同一日，方志敏带着创办南昌文化书社的任务，乘坐日本公司的"吴淞轮次"号,离开上海返回江西。
  赵醒侬等待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批准回江西开展革命活动时，童理璋借工商友谊会成立三周年之机,宣布整顿会务，选举第三届委员,扩大委员数量，企图控制工商友谊会。从9月上旬至10月下旬，童理璋主持了7次星期常会,报道中没有出现泡醒侬的名字。
  10月29日，工商友谊会召开特别会议，宣布新选委员64人,各科设正副主任，总务科:童理璋、鲁庭建,会计科:邱世文、何我醉;文牍科:俞淦、赵醒侬;教育科:金豹庐、毛一丰;庶务科：谢镕、杨培仁;调查科:王莫世、凌志霄;交际科: 杨舜卿、穆志英。这是关于工商友谊会报道中最后一次出现赵醒侬的名字。
  赵醒侬,他肩负革命的重任一回江西去了 ！注释：
  [1]宣告暂时解散"的说法，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载1922年5月15日出版的《先驱》第八号。另一说为"暂时停止活动"。
  [2]张大雷（1898一1927）,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920年9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8月回国后从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工作。1922年在团一大上当逸团中央委员。1923年出席中共三大，选为候补中央委员。8月后奉命赴苏联考察，并担任中国社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1924年8月回国。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继续当送为候补中央委员。同月.在团的三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会后，被派驻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任苏联顾同胞罗庭的助手和翻译，主要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1927年4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方局委员，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年12月组织广州起义，任总指挥。12月12日在指挥战斗中牺牲。
  [3]中国济难会是1925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成立的人民团体，主要任务为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1929年12月改称"中国革命互济会”，在各重要省市设有分会。共产党人邓中夏、黄励等先后任总会主任。1933一1934年何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因白色恐怖，《柄牲》只出了第一集。
  [4][5]顾作之"文化大革命”期间关押在上海监狱里写的交待（回忆），转抄自浙江嘉兴档案馆材料。
  [6]《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上海邮电志编纂娄员会编：《上海州政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8]孟冰：《悼赵醒侬同志！》《向导》周报第175期（1926年10月12日）。
  [9]《劳动界》第二册。
  [10]陈卫民：《中共成立初期上海工人运动评述），载《上海研究丛书》第四辑 《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上海杜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一5页。
  [11]李启汉（1898一1927）,又名李森。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负责组织罢工后援会。5月出席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返回上海后，因领导邮务工人和浦东日华妙厂工人罢工而被捕入狱。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后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参与组织广州反帝示威大济行，发动和领导沙面部务工人罢工。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干事局局长、党团副书记。1926年4月任香港总工会党团书记，发动省港罢工工人支援北伐。1927年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捕，4月底被秘密杀害。
  ［12］《各界庆祝元旦元旦纪盛》，《申报》1922年1月3日。
  ［13］《工商友谊会关于时局之警告》,《申报》1922年1月10日。
  ［14］《工商友谊会之特别会议》，《申报》1922年1月18日。
  ［15］中共上海市委党大研究室：《中共上海党史大，记（1919一1949》，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16］《杜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史料长编》。
  ［17］《湘督虐杀工人之不平鸣》，上海《民国日报》922年2月4日。
  ［18］《工商友谊会开会纪，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15日。
  ［19］《工商友谊会之两会议）.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22日。
  ［20］《工商友谊会星期常会），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3月7日。
  ［21］《追悼黄庞筹备会纪》,《申报》1922年3月11日。
  ［22］《工人团体邮件被扣留），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3月8日。
  ［23］中共上海市委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如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尚贤堂黄庞追悼会情形），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3月27日。
  ［24］《工宙联系会我兄，《申报》922年4月21日。
  ［25］《防统工人经济后援会撤消》，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4月28日。
  ［26］方志微：《鸵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27］邵力子（1882一1967）,原名闻泰，字仲辉。浙江绍兴人。1906年赴日本攻读新闻学。1908年加入中国同整会。1916年在上海参与创办《民国日报》，后任《觉悟》副刊主邕，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191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加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理缴。1925年6月赴广州，先后任黄埔军校秘书长、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娄员。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8月，经陈独秀、量秋白同意，脱离中国共产党组织。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甘肃省、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参加国共庐山谈判，赞成国共合作抗日。任过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参加国共重庆谈判。1949年4月与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后留在北
  平。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28]施存统（1899一1970）,又名复亮，曾化名方国昌。浙江金华人。1920年夏他和陈独秀等一起商议成立马克思组织。不久后去日本，并受陈独秀指派担任东京共产党小组负责人。1921年底回国后负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的编辑工作。团一大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团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因病向大会辞职。会后离开了团中央到上海大学教书。两年后又去广东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处任教。后来在武昌中央政治学校担任教官兼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抗战时期积极投入杭日敦亡运动。1945年秋，积极参加发起民主建国会活动，参加反内战斗争。1949年10月后，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委员、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委和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娄。
  [29]方铭竹：《袁玉冰和北京大学改造社〉，载江西党史资料第30辑《袁玉冰专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30]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31]章廷谦：《第助袁玉冰入北大》，铁江西党史资料第30揖《袁玉冰专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32]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方志敏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33]（工商友谊会特别会纪》，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