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就在赵醒侬、沈资田、蔡炳南等就读职业补习夜校时，《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关于青年知识分子组织工读互助团的报道一直搅动着他们的心绪。
  原来经过五四运动,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等，在思想界和青年中广泛流传，与之伴随的是,“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劳动是万物的创造者。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他们遵循工读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的小团体,过起"共产主义"的生活,井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和平的经济革命）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最早,也影响最大。该团由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北京大学学生）首先提出，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胡适等人的支持,他们还一起作为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联名募集经费。终于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底成立,后发展有4个小组，共40多人参加，但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因经济上不可克服的困难和团员们思想认识的不一致.第一组仅存在了三四个月就宣告解散，随之其他各组也陆续解散。
  1920年2月3日，湖南长沙《大公报》报道了武昌中华大学恽代英、陈时、梁绍文、陈昭彦发起成立武吕工学互助团的消息，此前，悻代英和几个会社相互了解的朋友林育南、沈志耀、廖焕星、李书蕖等12人，于1920年初成立利群书社，通过贩卖书报赚钱，既保障了生活，同时也为大家创造了学习的机会，悻代英等还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了《共同生活社会服务》宣言书。赵醒依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间不长,但对这位学生领袖十分佩服，也十分关注利群书社的消息。
  比武吕稍晚,上海工读互助团也着手筹备,1920年2月27日，上海工读互助团酝酿多时，在全国各界联合会召开筹备会，到者有陈独秀、王光祈、汪孟邹、左舜生、康白情、陈宝锷、张国焘、李思安、刘清扬、宗白华、戴季陶、沈玄庐、萧子暲、陈煦、周剑秋等20多人，其中不少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和湖南新民学会会员，筹备会首推彭璜报告开会宗旨，并请大家讨法办法。
  彭璜是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毛泽东志同道合的好友.1919年8月赴上海进行驱张（敬尧）运动的宣传联络工作.同年12月，参与组织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为负责人之一,并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干事。
  1920年3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事.发起人署名的多为到会者，有陈独秀、王光祈、汪孟邹、姜济寰、汤松、宗白华、陈子1920年3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量《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
  绶、陈宝锷、左舜生、邓峙冰、孔昭绶、刘清扬、彭升舆、毛泽东、张国焘、张百龄、康白情、彭璜、曾翼圣、曹扬篱、成圣瑞、陈煦、李思安、周霁尤、萧子障、齐铁忱26人。上海工读互助团由影璜负责筹备,后来因“经费难筹，会员难招"等困难,上海工读团最终未能成立。
  其时，毛泽东还在北京率领驱张（敬尧）请愿代表团进行活动。4月】1日，毛译东离京南下，一路游览、考察，经过25天后，约5月5日抵达上海，与彭璜、李思安等同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他们为新民学会萧子障（萧三）等6名赴法留学会员的举行了欢送会。
  6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彭璜复岳僧的信，"这次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就是我们发起的一是我邀请各位热心工读主义的先生发起的。上海的工读团失败,就是我组织的失败,"但他井不甘心:"我想这种工读的生活，横竖是我终身的目的,无论他团不团，工还要工，读还要读，所以在一个月之前.邀集了三位朋友……在上海民厚里的地方租了几间房子.也不有一定的招牌,只是住在一块儿，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要是将来试验成功，也许可叫工读互助团.也许可用别的名目，总也是一种改造社会工具的新发明。"
  这三位朋友,其中一位就是毛泽东，他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验，毛泽东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6月7日他写信告诉在北京的原长沙第一师范老师黎锦熙（邵西），“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虽然北京和上海的工读互助团先后失败，但旅沪的湖南学生袁笃实（袁达时）、罗亦农等又于1920年6月成立"沪滨工读互助团"，共有团员14人。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吴兴里16号。7月3日.《时事新报》发表了《沪滨工读互助团的发组言》（"发组言"为"发起组宣言”省称）和简章，以"实行工读互助、改造社会为宗旨”。
  10月10日，《时事新报》发表了《沪滨工读互助团的近况》:一是"拟自办线株工厂一所，免得受外界之支配”,"不久将可实现"。二是该团团员袁曙、卜士畸、吴芳英、袁支4人将到复旦大学旁听;胡逢年在南洋专门医学校旁听;袁笃实、罗觉在法华教育会夜校受课,汪冠群、何骧、万虞在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皆为留法俄之预备”。只有4名预备团员尚未受课。三是"该团第三、四两组又谋继续成立"。而且赵醒侬得知，经过陈独秀介绍，其中大多团员担任了教员、书记、校对等工作。10月20日，《时事新报》再次刊发了《沪滨工读互助团筹备扩充》消息。
  "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情况对醒侬影响很大。他只是店员,有碗饭吃,但没有什么技能，经济上不能独立,受老板操纵;他虽参加了职业夜校补习，所学知识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希望能去大学或专门学校旁听。赵醒侬和沈资田、蔡炳南等几个平素了解的好友商量,决定组织一个"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作为"辅助伙友改造"的探索。在这个团体生活中,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以达到经济、技能完全独立，倡导一种新的生活。
  为了得到社会支持，特别是工商伙友的支持,10月28日赵醒侬在《时事新报》副刊《工商之友》栏发表了《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商榷》，他认为:"目前种种制度，多半被经济所支配”，"要救济这种缺陷.当然是要经济、技能完全独立,倡造一种新的生活工但这种新的生活怎么做起呢？醒侬说：
  在我个人的眠光看起来，除非实行工读，也没有再好的方法。诸君试想想，世界上种种问题，除工与读以外还有什么谈的价值？我们个个能够拿出一种决心，从工读上继续实行下去，也不愁旧势力不归于消灭。但工读声浪，中国尚在萌芽，北京、上海都有一种规模，武昌还有一个利群书社，都可以作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不妨把他的几种规划合拢起来，商榷一个妥善方法，积极进行。所以我们也不怕冒失失，就我们平素几个了解的同志订了一个具体办法，希望我们觉悟同志加入讨论，给我们指救，这是很欢迎的。
  一个星期后，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赵醒侬、沈资田、蔡炳南、刘佐诚、朱后如等伙友参加。11月9日《时事新报》报道了伙友工读互助团筹备会的情况：
  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昨日上午九时假张索弄二十五号开第一次筹备会。首由赵醒侬发言。谓本团原为辅助伏友改造，是团体生活，目前最紧要问题是工作问题，请诸君讨论几种良好工作。经众讨论良久，暂定织袜、洗衣、贩卖书报、贩卖国货四种工作。继由蔡雨［炳］南提出经费问题，主张先由各团员量力捐助，尚有不敷地方，或募捐，或借贷，应视工作情形再定。多数赞成。继刘佐诚提出钟点问题。多数主张八时工作，四时读书，程度低者送入各农校补习。复由沈资田提出团址问题。主张暂设城内，因租资稍廉。地址来借定以前，所有通讯由工商友谊会转。通过。继朱后如发言云："于因母丧，急需返赣.借此可以摒挡一切家务，筹些经费。要求请假三月。"多数通过。井勉励朱君此次办理丧事需适合真理，摒除一切仪式。全体鼓掌。继由赵醒侬谓有缝纫工人郭焕生，性情尚属和平，惜一字不识，诸君可否许其入本团？全体主张暂作预备团员，一面令其补习教育，加入与否将来再定。时钟鸣十二下，遂宣布散会。
  此后，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情况未见报道。而沪滨工读互助团情况并不妙,陈独秀为他们介绍的工作先后失去，工厂也由于没有资本而办不起来，到1921年2月3日无奈在《时事新报》发表《呜呼工读互助团-—解散宣言》.宣言说:"北京工读互助团已解散了,而其所以不能存在的原因.多半是受了经济的压迫,我们只好把这个团体设在经济会枢的上海，经济方面或较容易“，"哪里晓得在资本制度之下，无论如何总不能达到我们生命力所必须的要求"，"资本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团决没有存在的余地.无力读书的青年决没有自立求学的机会"。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团,很快烟消云散。许多知识分子对它的失败进行了讨论,文化思想界的统一战线也由此更加分化。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团员施存统在1920年4月10日写的《工读互助团底实险和教训》中说广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文后有和他一起从浙江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俞秀松附记:"存统这篇文章，我拿来看一遍,大旨和我没有不同”。
  施存统和俞秀松从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转而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很快走上革命道路，参与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两人又都成为中国社会青年团最早的组织者一和领导人。
  赵醒侬、沈资田、蔡炳南等也很快认识到，用工读互助团这种组织去改造社会,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们放弃了成立"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的打算，开始去寻找真正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