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06流落沪滨
  赵醒侬后来为何去了上海，至今仍扑朔迷离。可以确定的一个原因是家中的贫困所致: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弟妹都需要他负担生活，学徒满师后必须尽快就业。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保留20世纪50年代南昌市邓颂平的一份回忆材料说：“赵醒侬同志系江西南丰人。先时在县城开米粉店，两次不戒于火财产藩尽,及至南昌无所，旋走上海。"对赵醒侬开米粉店一事，尚未得到证实,不过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谈赵醒侬时说:"他是一个破产的商人。”可以肯定的是，赵醒侬开过店，做过买卖，因破产而奔走上海，希望闯出一条生路。
  20世纪初的上海，既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又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城市，冒险家当作乐园，穷人视为地狱。性和来到上海，他想上学,付不起昂贵的学费;他想求业,无人理睬。一连十几天没有着落,身上盘缠所剩无几。为了维持生活，只好跟人贩卖报纸，每日沿街叫卖。对于这段经历，孟冰在《悼赵醒侬同志》中说:"从来在［到］上海贩卖报纸以维持生活，此时他是备尝艰难辛苦之至，夜无宿处而卧于小菜场内，有时为巡捕所驱逐，竟在马路上步行达旦。”⑴那时，上海戏曲演出非常盛行,新舞台、大舞台、天蟾舞台以及新世界、大世界、先施乐园等剧院和游乐场所每天都有演出，性和常到这些剧院、游乐场门口卖报。一天,他听到一家戏院老板要找夜场跑"龙套"的人,便毛遂自荐当起“龙套"。白天卖完报纸，晚上便到剧院后台等候。演出结束，等老板付过工钱已是深夜时分。
  后来在几个穷朋友的帮助下，性和终于在南市区一家商铺里当了一名伙计。
  07"五四"洗礼，改名"醒侬"
  1919年5月4日，为抗议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践踏.数干名北京青年学生涌上街头，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进行英勇的抗争，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爱国运动，从而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北京五四运动
  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了全国。5月7日，上海各界2万多人集会抗议.声援北京爱国学生。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称北京学生是救亡雪耻之 "五月七日之神"。赵性和深受震撼。
  5月9日是国耻纪念日。1915年的5月9日，袁世凯答应日本无理的"二十一条”要求，承认日本享有原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特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此后全国教育联合会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这天，上海各校均停课一日，上海南北市各商号大多停业。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52所校校学生2万多人集会公共体育场,举行总罢课宣誓礼。
  6月4日上午，上海学联通电全国抗议"六三"北京军警大逮捕，呼吁全国各界火速援救北京被捕学生。下午，大批学生和救国十人团散发传单.要求商界一致行动，罢市响应，但多遭店主拒绝。学生们非常悲愤，情绪激昂，有的学生甚至沿街挨店痛哭，下跪要求,引起不少店员的同情，并动员店主签字罢市。夜里，上海县城大小东门、中华路一带,学生演讲、散发传单到11点半钟还未散去。
  6月5日，上海开始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上海商界罢市，声援北京
  在商界罢市中，南市各店铺首停营业。风声所至，南京路永安公司于九时许首先收市,不一刻各马路商铺相继闭门.公共租界商家亦收摊歇业。各商家店门上纷纷粘贴若"不除国贼不开门"、"废除密约，驱除卖国政府"、"雪我国耻，商学一致"、"速起救国，猛力同行"、"还我自治，还我学生"等标语。有的店铺还高挂用白竹布书写的"宁为救国死，不作亡国奴”、“愿我同胞一致力争，海枯石烂此仇不忘”等语的旗帜。晚间游戏场停止售票，舞台停演。虽然巡警沿店劝阻勒逼，各店不为所动。连续数天，工人、学生和商人组织的"马路联合会"，帮助维持秩序。性和和许多伙友，都在商店门外帮助值勤。
  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也相继罢工。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于6月7日被迫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那些日子，在南市商铺坐店的性和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而激动，为军阀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而愤怒.也为广大店员一起参加罢市而高兴。为坚持罢市，性和与许多店伙、学徒表示,情愿在闭市期内扣除薪水，贴还伙食。
  但“三罢"斗争结束，性和又回到原来沉寂痛苦的店员生活。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我生在这种万恶社会,从小又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我长了廿多年，就过了廿多年的'非人'生活。什么'烟''酒''赌''嫖''虚伪'，欺诈''发财''做官"种种恶魔布满我的良心。”迷茫时他学着抽烟,无聊时喝点闷酒，有闲空时也去打打麻将。他想摆脱旧的积习，希望有种新的生活，但看不清前途，苦闷忧郁，孤独彷徨。
  9月的一天,性和去一个地方办事，见一位熟人桌上放着一本《新生活》杂志，他觉得名字奇怪，便借回来看，开首一篇是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 《新生活一为〈新生活》杂志第一期做的》，文中说：
  ……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祥做'的事，都是没有意思的生活。
  反过来说，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为什么'，就是生活的意思。
  ……一个人做的事应该件件事回得出一个'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为什么不干那个？回茶得出，方才可算是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做这种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渐渐的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
  这时的性和，还认识不到胡适改良主义思想的危害，试验着"一点一滴的改造”生活，“没事的时候，拿出我真的天良，问了起来,‘为什么'要吃烟？'为什么'要吃洒？'为什么‘要打牌?一件一件问了下去，不上一月，暧！说也奇怪,上面那八种恶魔，慢慢的离开了，变成我的仇敌。因此得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去做人”。一年后，赵醒侬写了《谢谢胡适先生一句话》，谈到他的心路历程。
  08在职业补习夜校
  就在五四运动前后，一些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倡导平民教育思想，开展平民教育活动，
  在上海,1919年夏天，信仰共产主义的上海南洋公学学生侯绍袭、赵景云等创办上海学联、工商界第一义务学校，后改名为南洋义务学校，招收成年工人和少数城郊衣家子弟入学。也在这一年豆天,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也创办了龙门平民义务夜校,招收在工场或商店习业及因家计贫困而致失学者。那时.性和还苦闷彷徨，犹豫不决，错过了报名时间。
  1920年3月4日，江苏省立二师附属小学又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出公告, 添办职业补习第二班。简章《求学的好机会》说：
  诸位呀，我们个个人晓得……要使我们中国富强，非振兴工商业不可。但是怎么样就可以使得工业商业振兴呢？那就要经营工商业这班人有本领、有知识，但是这本领知识是从那里来的呢?一定是从教育上得来的呢。诸位请看，我们中国现在做工的做商的，受过教育的有多少，没有受过教育的有多少，两下比校起来，恐怕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居多……所以敝校同人上学期就办了一个职业朴习课，在晚间授课，专收工商界的学生子.或年轻的失学的伙友，合他补习自己缺之的知识，学费是不收的，只要自己拿几文出来，买几本书就是了……现在有几条招考的章程，写在后面，请大家注意。
  一年龄不限
  二程度稍识文字者三学费不收
  四学科国文、算术、英文
  五授课时间每晚七时至九时
  六招考期民国九年三月一日起至三月六日止
  七升学期民国九年三月八日（即庚申年正月十八日）
  八校址小西门内尚文门路守府衙门旧址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校第一二部谨告
  性和看到这则报道，想起自从小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过了20多年的"非人生活”,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不收学费,夜校又近,就决定去报名了。他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新结识的好朋友沈资田和蔡炳南。
  沈资田，又名沈似莲，上海郊县人。15岁开始在南市一家商号学徒。性和和他同年，同是商店伙计,商号相近,志趣相投,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又同为中国革命献身。⑶
  沈资田性格开朗，善于结交朋友。性和通过他认识了年龄相近的邮务生蔡炳南（报纸上常作蔡丙南）。蔡炳南也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后来担任中共上海邮局第一任党小组长和第一任支部书记，沈资田则是他们的上级党组织联系人。空闲时，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探讨人生，议论时局，关注国家命运。
  沈资田和蔡炳南也看到报上职业补习夜校的招生简章，都同意性和的打算，决定三人一同去报名参加职业补习班学习。性和得到好友的支持，拿着报纸给商号老板看,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老板不好阻拦，同意他去夜校上课。
  回到自己的住所,性和有点兴奋，也有点感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不想用“赵从干"或"赵性和”的名字去报名,想改个名字表达自己的觉醒、自己的新生活。他字"性和",号"勤农",如果将“性”与"农"字组合，谐音不就是"醒侬"二字吗？上海方言"侬"表示"你"一"侬（你）好！ "而"侬”字本义是“我"一"侬 （我）觉醒了！ "于是,他改用"赵醒侬"的名字报名参加夜校学习。从此，"赵醒侬" 名字便镌刻在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史册上。
  职业补习夜校设在南市区尚文路第二师范学校内，离他租赁的住所西门金上海市金家坊今照
  家坊不远。这所初级师范学校，前身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的苏松太道官立龙门师范学校，宣统二年(1910)改称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民国四年(1915)建校十周年时，已有在校师范生293人。为便利师范学生实习.二师设有附属小学。
  3月8日晚上，职业补习科开学，学生大多是店员伙计,也有其他行业的职工和学徒。星期一至星期六晚上7时20分至8时55分为授课时间。第一节课15分钟,休息5分钟;第二节课35分钟，休息10分钟;第三节课30分钟。醒侬每天商号打烊后，赶紧吃饭，然后晚上7时赶到夜校上课,9时后回到住所，又赶紧把教员布置的作业完成。醒侬虽然忙碌，但心里踏实，他补充了许多知识。不过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和做作业，眼睛渐渐变成近视，不久便戴上了眼镜。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赵醒侬乂结识了吴鉴清、凌志霄、乐树滋等朋友。
  为让更多的年轻伙友来参加学习,学校决定动员该科生组织劝学团。8月28日上海《时事新报》"学校消息汇志”载:"尚文门第二师范附属一小学教职员等,睹社会之不良，缘由教育不普及。欲谋教育之普及.宜多设补习学校。该校有见及此,遂于去夏倡办职业补习一科……开办一年，成绩尚佳。现届暑期,继续招生。由该校函请各工商团体介绍外，并由该科学生组织劝学团，挨户劝告。"赵醒依、沈资田等参加了学校暑期的劝学活动。
  9月初，第三期职业补习班开学。10月1日为职业扑习科开办一周年。是晚,醒侬参加了该科周年纪念会，全日制学生与夜读学生欢聚一堂，教员演说，学生答辞，最后职业补习班的学生奏国乐,演新剧（剧名《社会镜》），乂表演了手技和滑稽等娱乐节目。
  这时，上海工商友谊会正值成立，赵醒侬、沈资田、蔡炳南、吴鉴清、乐树滋等许多同学结伴报名参加了这个号称"为伙友谋幸福谋团结"的组织。
  转眼到了1921年初，二师附属职业补习夜校学生已达百余人，而且都是工商两界青年。“鉴于各省提倡自治，遂为练习该项学识起见，由该科学生组织自治会，定名互助市。"6日，自治会选举议员，组织各部，赵醒侬、沈资田、吴鉴清、凌志霄、乐树滋等均当选议员。13日开成立大会，并讨论进行方法，决定寒假期间组织演讲队，出外劝学.扩大招生名额。
  1月22日晚上,二师附属职业补习科举行休业礼,全体学生参加。首先由英文教员钱新之（一作钱申之）致辞，大意谓"求学非仅限于上课时间，即吾人一举一动,处处皆可求学。教员放假返里.当望诸君通信，其次由该科主任周宜之演说，谓"诸君既有劝学团之组织，正好借此寒假机会，努力进行,俾教育易期普及"。最后由学生讲话。吴鉴清、凌志霄、沈资田、赵醒侬等因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秀,作为学生代表在休业礼上相继演说，大意是：
  为商业之振兴，全系手教育之普及与否。试现欧美诸国，可谓殷鉴。我国教育普及之声浪尚在萌芽，吾人虽有求学之热枕，而处之不良制度之下，实乏求学之时间。欧美教育，其能普及者，厥因工作时间很短，令人人有求学之时间，我等须知求学之必需，亦应知打破现在牛马式之制度，不可或缓也。望诸君同
  上海（民国日报）载
  《二师劝学团出发讲演》心合力，努力进行，庶不负本校诸先生提倡社会教育之本旨。
  演说中，赵醒侬等强调指出:工人要享受普及教育的杈利，必须"打破现在牛马式之制度”。
  休业礼后，劝学团又讨论了寒假劝学事宜，大家“公举赵醒侬、吴鉴清、乐术兹（即乐树滋）三人任讲演员”。春节过后，二师附属职业补习科劝学团"追促赵等于本月二十号起，日夜按时出发演讲，至三月一号开校［学］为止”。
  赵醒依接到劝学团的信函，立即找吴鉴清和乐树滋商量。一方面动员在职业补习班学习的工商友谊会会员参加演讲，一方面以二师附属职业补习科劝学团名义起草并发给各工厂各商号老板信函，信函说:
  自欧战告终，各国鉴于兵战之违背人道皆移视线于商战一途，积极提倡工艺，谋实业之振兴，以恢复其战前之原状，使平民生计日趋安稳:政府提倡于上，工商辅佐于下，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考其能收此效果者，以工新业皆有专门学校。返观我国工人未受教育者尚居多数，商人虽略识文字，然对于现世商业常识未免缺乏,若此而欲与披欧美商人角逐，其能获胜利者几希，推原其故，良缘无求学之机会耳。今有南市尚文路第二师范附属小学第1部办创一职业补习料，在晚间授课，不收学费，专收工商界为学之人授以，必须之知识，兹寒假后继续招生。如贵厂或贵号有失学者，即新逸送来校肆业。伴我国之实业得以早日振兴，想亦诸大执事所赞许也，备有详章，函索即寄。
  这次劝学活动，提前在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一日）开始进行。2月23日《申报）报道:"尚文门二师附属职业补习科自创办以来，工商两界求学者，已达二百余人。该校采用最新方法教授，一切均听学生自动自治，故每遇寒暑两假，必有劝学演讲团之组织。今春因该校扩充学额，而该劝学团之行动，尤为认真。此次加入演讲者，有四十余人，已于旧历正月十一日起，分途出发。"
  正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是旧历元宵期间，劝学团为了取得劝学效果，醒侬和几位伙友备置了各种灯彩和旗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写上如"打破旧习惯，来求新知识”、"夜里没有事，还是读书好”、"忠告老板们，快把伙友学徒求学问"等种种唤醒工商两界的文句。对于队伍前导的一面大旗，大家又七嘴八舌拟了好多句子，但不是文句太长，就是文句无力。醒侬想了想，说:"不如就用一个'醒'字如何?"大家一听，齐声说:"好！好！就用'醒'字，我们就是要唤醒大家的觉悟。"
  20日（正月十三日）晚7时，劝学团从尚文门二师附小出发，前揭一面"醒"字大旗,大家举着各种灯彩和旗帜随后，"沿途讲演外,并高唱劝学歌,闻者为之动容”。队伍经过老西门、九亩地、城隍庙等处，到晚上10时方始回校。当晚参加劝学演讲者有:赵醒侬、吴鉴清、凌志霄、洪扬生、蒋定颐、顾其仁、陈兰芳、金禄庄、陆柏生、杨慕业、徐杏坤、乐树滋、徐继曾、蔡炳南、陈长生、杨熊占、王天一、董寿芝、许铭、杜崟、唐耀光、张国雄等。因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工商友谊会的会员，所以工商友谊会的干事童理璋也加入该团.并作“滑稽演讲，听者均久立不倦"。这样的劝学活动，一直进行了6个晚上，每晚路线不一，直到25日（正月十八日）晚上结束。
  3月1日晚7时半,二师附属职业补习科在该校礼堂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该科主任及教员演说，吴鉴清代表学生致答词。3月2日分班上课,赵醒侬、吴鉴清、乐树滋、沈资田、洪扬生、蔡炳南、凌志霄等继续入学补习。后来这些人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的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二师附属小学职业科劝学团活动，以后每个寒暑假也照例进行。
  就在1921年的春夏间，赵醒侬又认识了一位朋友顾祖荫。顾祖荫，号作之,1900年生，后更名顾节安，浙江省嘉兴人。1916年曾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两年，因家贫和患病辍学回乡。1921年春，顾作之由亲友介绍到上海南市区净土路崇文小学任教。
  崇文小学由佛教会堂崇文会主办。崇文会的佛事活动很多。沈资田常陪他父亲来崇文会拜佛诵经。沈资田无事，便到隔壁的崇文学校走走看看.于是认识了年轻的小学教员顾作之。两人一见如故，
  顾作之很快便成了好朋友。顾作之国文基础很好.他参加南洋二中应考时，除交了作文试卷之外，数学和英语都交了白卷。校长得知后，当面斥责了他。但之后校长看了他的作文试卷，又转怒为喜。顾作之作文构思独特，文笔奔放,词意顺达，字迹娟秀。校长看到国学根底如此超群的考生，便破格录取了他。
  沈资田了解顾作之的经历后，立即逆醒侬和鉴清、炳南一起去找顾作之,清他辅导国文,而顾作之也想借此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于是几个人成立了自学社,取名"一一社"。顾作之回忆:我们"循环自修簿，依编定次序写读书笔记，依次互相传阅,周而复始”。在那段时间里，醒侬的国文水平提高很快，工商友谊会改组时，选举他当了文牍委员。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顾作之在崇文学校教学之余，也邀清醒侬、资田、炳南等一起到斜桥高目庙一带棚户区（他们称贫民窟）开设露天学校。顾作之回忆:"自己肩了黑板.打起旗子,摇着铃，就地教失学儿童识字。钱是大家凑起来的.那是真是自学自愿的，量力而行,从没有彼此计较过。不该出钱的人,就教他不要出。赵醒侬同志那时很困难,大家就没有要他出钱。"
  据1920年至1922年上海《民国日报》有关报道,赵醒侬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属职业补习科读了两年，从1920年3月入学，至1922年7月结业。1922年初冬，赵醒侬便奉命回江西从事革命活动去了。
  09发起伙友工读互助团
  就在赵醒侬、沈资田、蔡炳南等就读职业补习夜校时，《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关于青年知识分子组织工读互助团的报道一直搅动着他们的心绪。
  原来经过五四运动,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等，在思想界和青年中广泛流传，与之伴随的是,“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劳动是万物的创造者。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他们遵循工读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的小团体,过起"共产主义"的生活,井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和平的经济革命）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最早,也影响最大。该团由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北京大学学生）首先提出，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胡适等人的支持,他们还一起作为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联名募集经费。终于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底成立,后发展有4个小组，共40多人参加，但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因经济上不可克服的困难和团员们思想认识的不一致.第一组仅存在了三四个月就宣告解散，随之其他各组也陆续解散。
  1920年2月3日，湖南长沙《大公报》报道了武昌中华大学恽代英、陈时、梁绍文、陈昭彦发起成立武吕工学互助团的消息，此前，悻代英和几个会社相互了解的朋友林育南、沈志耀、廖焕星、李书蕖等12人，于1920年初成立利群书社，通过贩卖书报赚钱，既保障了生活，同时也为大家创造了学习的机会，悻代英等还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了《共同生活社会服务》宣言书。赵醒依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间不长,但对这位学生领袖十分佩服，也十分关注利群书社的消息。
  比武吕稍晚,上海工读互助团也着手筹备,1920年2月27日，上海工读互助团酝酿多时，在全国各界联合会召开筹备会，到者有陈独秀、王光祈、汪孟邹、左舜生、康白情、陈宝锷、张国焘、李思安、刘清扬、宗白华、戴季陶、沈玄庐、萧子暲、陈煦、周剑秋等20多人，其中不少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和湖南新民学会会员，筹备会首推彭璜报告开会宗旨，并请大家讨法办法。
  彭璜是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毛泽东志同道合的好友.1919年8月赴上海进行驱张（敬尧）运动的宣传联络工作.同年12月，参与组织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为负责人之一,并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干事。
  1920年3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事.发起人署名的多为到会者，有陈独秀、王光祈、汪孟邹、姜济寰、汤松、宗白华、陈子1920年3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量《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
  绶、陈宝锷、左舜生、邓峙冰、孔昭绶、刘清扬、彭升舆、毛泽东、张国焘、张百龄、康白情、彭璜、曾翼圣、曹扬篱、成圣瑞、陈煦、李思安、周霁尤、萧子障、齐铁忱26人。上海工读互助团由影璜负责筹备,后来因“经费难筹，会员难招"等困难,上海工读团最终未能成立。
  其时，毛泽东还在北京率领驱张（敬尧）请愿代表团进行活动。4月】1日，毛译东离京南下，一路游览、考察，经过25天后，约5月5日抵达上海，与彭璜、李思安等同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他们为新民学会萧子障（萧三）等6名赴法留学会员的举行了欢送会。
  6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彭璜复岳僧的信，"这次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就是我们发起的一是我邀请各位热心工读主义的先生发起的。上海的工读团失败,就是我组织的失败,"但他井不甘心:"我想这种工读的生活，横竖是我终身的目的,无论他团不团，工还要工，读还要读，所以在一个月之前.邀集了三位朋友……在上海民厚里的地方租了几间房子.也不有一定的招牌,只是住在一块儿，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要是将来试验成功，也许可叫工读互助团.也许可用别的名目，总也是一种改造社会工具的新发明。"
  这三位朋友,其中一位就是毛泽东，他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验，毛泽东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6月7日他写信告诉在北京的原长沙第一师范老师黎锦熙（邵西），“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虽然北京和上海的工读互助团先后失败，但旅沪的湖南学生袁笃实（袁达时）、罗亦农等又于1920年6月成立"沪滨工读互助团"，共有团员14人。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吴兴里16号。7月3日.《时事新报》发表了《沪滨工读互助团的发组言》（"发组言"为"发起组宣言”省称）和简章，以"实行工读互助、改造社会为宗旨”。
  10月10日，《时事新报》发表了《沪滨工读互助团的近况》:一是"拟自办线株工厂一所，免得受外界之支配”,"不久将可实现"。二是该团团员袁曙、卜士畸、吴芳英、袁支4人将到复旦大学旁听;胡逢年在南洋专门医学校旁听;袁笃实、罗觉在法华教育会夜校受课,汪冠群、何骧、万虞在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皆为留法俄之预备”。只有4名预备团员尚未受课。三是"该团第三、四两组又谋继续成立"。而且赵醒侬得知，经过陈独秀介绍，其中大多团员担任了教员、书记、校对等工作。10月20日，《时事新报》再次刊发了《沪滨工读互助团筹备扩充》消息。
  "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情况对醒侬影响很大。他只是店员,有碗饭吃,但没有什么技能，经济上不能独立,受老板操纵;他虽参加了职业夜校补习，所学知识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希望能去大学或专门学校旁听。赵醒侬和沈资田、蔡炳南等几个平素了解的好友商量,决定组织一个"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作为"辅助伙友改造"的探索。在这个团体生活中,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以达到经济、技能完全独立，倡导一种新的生活。
  为了得到社会支持，特别是工商伙友的支持,10月28日赵醒侬在《时事新报》副刊《工商之友》栏发表了《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商榷》，他认为:"目前种种制度，多半被经济所支配”，"要救济这种缺陷.当然是要经济、技能完全独立,倡造一种新的生活工但这种新的生活怎么做起呢？醒侬说：
  在我个人的眠光看起来，除非实行工读，也没有再好的方法。诸君试想想，世界上种种问题，除工与读以外还有什么谈的价值？我们个个能够拿出一种决心，从工读上继续实行下去，也不愁旧势力不归于消灭。但工读声浪，中国尚在萌芽，北京、上海都有一种规模，武昌还有一个利群书社，都可以作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不妨把他的几种规划合拢起来，商榷一个妥善方法，积极进行。所以我们也不怕冒失失，就我们平素几个了解的同志订了一个具体办法，希望我们觉悟同志加入讨论，给我们指救，这是很欢迎的。
  一个星期后，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赵醒侬、沈资田、蔡炳南、刘佐诚、朱后如等伙友参加。11月9日《时事新报》报道了伙友工读互助团筹备会的情况：
  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昨日上午九时假张索弄二十五号开第一次筹备会。首由赵醒侬发言。谓本团原为辅助伏友改造，是团体生活，目前最紧要问题是工作问题，请诸君讨论几种良好工作。经众讨论良久，暂定织袜、洗衣、贩卖书报、贩卖国货四种工作。继由蔡雨［炳］南提出经费问题，主张先由各团员量力捐助，尚有不敷地方，或募捐，或借贷，应视工作情形再定。多数赞成。继刘佐诚提出钟点问题。多数主张八时工作，四时读书，程度低者送入各农校补习。复由沈资田提出团址问题。主张暂设城内，因租资稍廉。地址来借定以前，所有通讯由工商友谊会转。通过。继朱后如发言云："于因母丧，急需返赣.借此可以摒挡一切家务，筹些经费。要求请假三月。"多数通过。井勉励朱君此次办理丧事需适合真理，摒除一切仪式。全体鼓掌。继由赵醒侬谓有缝纫工人郭焕生，性情尚属和平，惜一字不识，诸君可否许其入本团？全体主张暂作预备团员，一面令其补习教育，加入与否将来再定。时钟鸣十二下，遂宣布散会。
  此后，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情况未见报道。而沪滨工读互助团情况并不妙,陈独秀为他们介绍的工作先后失去，工厂也由于没有资本而办不起来，到1921年2月3日无奈在《时事新报》发表《呜呼工读互助团-—解散宣言》.宣言说:"北京工读互助团已解散了,而其所以不能存在的原因.多半是受了经济的压迫,我们只好把这个团体设在经济会枢的上海，经济方面或较容易“，"哪里晓得在资本制度之下，无论如何总不能达到我们生命力所必须的要求"，"资本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团决没有存在的余地.无力读书的青年决没有自立求学的机会"。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团,很快烟消云散。许多知识分子对它的失败进行了讨论,文化思想界的统一战线也由此更加分化。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团员施存统在1920年4月10日写的《工读互助团底实险和教训》中说广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文后有和他一起从浙江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俞秀松附记:"存统这篇文章，我拿来看一遍,大旨和我没有不同”。
  施存统和俞秀松从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转而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很快走上革命道路，参与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两人又都成为中国社会青年团最早的组织者一和领导人。
  赵醒侬、沈资田、蔡炳南等也很快认识到，用工读互助团这种组织去改造社会,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们放弃了成立"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的打算，开始去寻找真正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
  注释：
  [1]孟冰：《悼赵醒侬同志》，载《向导周报》第175期，1926年10月12日。
  [2][3]赵醒侬：《谢谢胡适先生一句话》载《上海伙友》第二册，1920年10月17日。
  [4]沈资田（1892一1927）,曾任中共沪南支部书记、中挥上海南市静娄组堪委员、上海总工会化学产（业）息负责人，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奉调赴浙，先后任中共新江省委候扑委员、委员、常委和浙江济难全负责人.井兼任杭州江干、中城区委书记和杭州县类书记。1927年12月被捕，次年2月8日牺牲于渐江陆军监狱。
  [5]参阅上海邮电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邮电志》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第一节 "组织沿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6]《职业计习学生自沿精神），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月15日。
  [7]各学校寒假消息汇志》，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月24日"
  [8]《二师附属职业朴习科劝学涵》,《申报》1921年2月25日。[9]《二师职业补习科之劝学热》，《申报》1921年2月23日。
  [10][11]据展作之1969年5月20日回忆材料。顾作之(1900—1977),浙江
  嘉兴人。1922年春由俞秀松、张秋人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7月，当选中共上海地方蒙区委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月改选，为正式委员。1926年1月任中共杭州地委书记。7月调回嘉兴任独立支部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顾作之道通缉，先后去南昌、重庆谋职。1948年冬携眷回嘉兴。1949年2月任教喜兴县立中学，并加入中国民主同里，进行迎接嘉兴解放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经人介绍到上海制药等公司任职，1956年4月，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处徒刑。1971年刑满。1983年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12]《上海之工读互助团昨开筹备会》，《时事新报》1920年2月29日。
  [13]任武雄、倪兴祥:《毛泽东早期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大事年表，《党史讲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338页。
  [4]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15]《星期译站》(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