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抚州历史悠久。古称“奥壤”，又称“名区”。形成较完整的行政区域雏型，始自三国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其时，建临川郡，辖10县。入隋，废郡立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临川郡为抚州（取安抚之意），抚州之名始于此。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历史上，抚州人杰地灵，俊彩星驰，文风鼎盛，代有名贤。乐史是抚州地区第一个进士，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文辞博赡，材器恢宏”的地理学家和方志学家。唐宋八大家，抚州有王安石、曾巩两家，还产生了万古不朽的《珠玉词》、《小山词》。宋代江西诗派25人，抚州有四人。古代江西十大名医，抚州有其七。北宋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以“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而闻名中外。明代卓越的戏剧家汤显祖，以“临川四梦”为代表作，与同时代的莎士比亚东西辉映，比肩媲美。
  抚州又是块红色的土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在几次“反围剿”中取得了象“黄陂战役”等重大的胜利。
  解放后，抚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无论是在纷繁困扰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各项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使抚州面貌焕然一新。2000年10月20日，抚州撤地设市，现辖临川区和南城、黎川、南丰、崇仁、乐安、宜黄、金溪、资溪、广昌、东乡等11县（区）。临川区是中共抚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总人口为357万人，土地总面积18816.92平方公里。
   二
  抚州货币与金融业源远流长。据现有历史资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六国复杂的币制，在原有环钱的基础上，统一铸用外圆内方的“半两钱”。这是我国货币种类和单位的首次统一。1991年3月临川云山乡船民挖沙捞到秦半两钱100多枚，时间跨跃2000多年。随后，唐、宋、元、明、清各朝代货币在我区出土为全省之最，仅南丰一县在清理宋宝岩塔，在塔基下地宫出土了五代十国、唐、宋等朝代古钱700余斤、计8000多枚。尤为珍贵的宋朝“太平通宝”大铁钱，全国仅有二枚（福建省内有一枚），已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清朝咸丰年间，清政府曾印发官银、钱票，仅光绪廿九年，江西官钱总号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达百余种。辛亥革命后，江西先后成立了民国赣省银行、江西平民银行、江西裕民银行、江西省银行、江西建设银行，并在抚州地区部份县、乡（镇）设立了分行和办事处等机构。广大农村集镇旧式的封建借贷关系所形成的私营钱庄、典当机构开设较多，以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开办的钜昌钱庄为最早，以后又有日丽厚、大成、莱顺等专营或兼营的钱庄开业。至民国廿三年（公元1934年）全区私人经营的钱庄已增至200余家，典当行几十家。有的钱庄还发行了（自制）500文和1000文的铜元券。旧时“抚建邦”即抚州（今临川）、建昌（今南城），平均资本富厚，且兼营米商而扬名，多次与南昌、九江、景德镇等邦派竞争抗衡。
   三
  1949年5月，抚州地区全境解放。在当地党政和军管会的统一部署下，接管中国农民银行临川办事处、江西省银行抚州分行和中央合作金库临川工作站，于同年七月六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抚州支行。
  建国初期，人民群众对国民政府时期的通货膨胀心有余悸，不敢轻信人民币，不法分子乘新旧政权交替，金融秩序不稳之隙，从事黑市银元投机，银元一日数涨，每枚由人民币6-7角涨到3-4元，人民币流通受阻。同时，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物价波动，金店、银楼和地下钱庄非法活动猖厥。为了稳定金融物价，人民银行抚州支行积极开展货币斗争，禁用银元，打击金银黑市，建立了独立、统一、稳定的人民币市场。采取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三大措施，实行货币管理；举办折实储蓄和保本保值储蓄，开展信贷业务支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53年，银行开始以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引，继续组织现金归行，大力开展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节约储蓄宣传教育活动，贯彻“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积极组织资金，支持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优先安排和保证供应统购物资的收购贷款；举办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赤贫户贷款、口粮贷款，支持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合作化道路。1954年，东乡县发展农村信用社较快，受到国务院表扬。1956年，临川湖南营业所孙云茂同志和南城徐家营业所骆佳焯同志出席全国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大，会，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接见。
  1958-1960年，银行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强调银行工作要树立政治、生产、群众观点和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当时，银行在“大跃进”、“放卫星”等浮躁行动和“左”的思想影响下，权力下放过多，大破规章制度，放松了货币信贷管理，敞开口子供应资金，导致银行贷款大幅度上升，货币投放过多，部分物价上涨，商品匮乏的紧张状况。
  党中央为克服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全区各级金融部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决定，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紧缩信贷支出，控制货币投放，对企业挤占挪用银行贷款和关、停、并、转企业的资财，进行清理；同时，恢复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仍由财政、银行和企业主管部门共同管理，扭转了信贷失控的局面。1963年底恢复和建立了专、县农业银行，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对农业的信贷支持，检查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清理“一平二调”。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显著成效，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却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挫折和损失，也严重破坏了金融工作的正常开展。1968年，全区金融机构开始撤并，人员大量下放，规章制度搞乱，虽然全区金融职工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都能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开门营业，但因人员少，干扰大，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削弱，未能更好地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
   四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全区金融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全区金融业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大力支持商品生产，增加有效供给，搞活流通入手，在坚持信贷资金综合平衡、控制不合理货币投放的前提下，支持增加工农业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在此期间，全区金融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在改革中走出新路子，有了新发展。
  首先、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从1979年开始，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198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成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纳入金融体系；1987年以后，先后改革农村信用社体制，增设地、县（市）联合社，组建城市信用社，开设证券部，成立农业发展银行。由此，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
  第二、建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进行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和结算、利率制度的改革，运用信贷、结算、准备金、汇率等多种金融杠杆，使金融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三、拓宽金融业务活动领域。除继续发展传统的存贷、结算业务外，还注重开拓信托、投资、证券、外汇、保险、房改、代理和信用卡等多种金融业务。改革基建资金供应办法，发放固定资产投资性、开发性贷款。在贷款对象上从过去只限于物资生产和流通领域，扩大到科技、文教、服务、消费等方面；从过去主要支持国营、集体经济扩大到对非公有制经济和个人。
  第四、加强金融业内部管理。一是改革干部管理制度，实行系统垂直管理。二是探索专业银行企业化管理，逐步实现“自主经营、自求平衡、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国有商业银行。三是加速金融业务现代化的步伐，用现代化先进技术设备，逐步代替手工操作记帐、点钞和处理其它业务。
  在世纪交替之即，抚州撤地设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面对新世纪的召唤，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坚信，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组织的领导下，全市金融系统的广大职工一定能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时代紧迫感，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共创抚州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