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抚州地区地处江西东部抚河平原，又称赣抚平原。历属抚州、建昌两府，几经更迭，现辖一市十县，面积1.88万平方公里，土地2822.54万亩，其中耕地380.30万亩。素以农为业，以粮为本，盛产籼稻，历有赣抚粮仓之称。是江西省的主要产粮区。粮食产量、粮食征购、粮食调出，在全省都名列前茅。
民国时期，几经战乱，抚州地区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生产每况日下，到1949年，全区粮食总产仅86815万斤，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863斤。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加上发展互助合作，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提高复种指数等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到1957年，全区粮食总产达138508万斤，比1949年增长128%。1958年，由于“大跃进”，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产量开始下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到1962年，全区粮食总产量仅110197万斤，比1952年还少818万斤。1963年开始，经过三年整顿，粮食产量逐年回升，到1965年，已超过年产历史最高的1957年，达到139601万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头几年，因对农村冲击较小，粮食仍略有增产。但从1970年起，全区粮食产量一直在23亿斤到24亿斤之间徘徊，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达到268926万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全区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粮食产量迅速提高，1979年，突破了30亿斤大关，达到336451万斤。1983年，达到388080万斤。1985年，我区开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减少粮田面积，粮食产量一直稳定在40亿斤左右。1996年以后，因大力推广农业科技，粮食生产又前进了一步，1997年达到443300万斤，为1949年的510.63%。
田赋是历代朝廷和各级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赋目繁多，种类复杂，税率荷重。历来各级政府对田赋征收都抓得很紧。民国时期，除地丁正税外，还有各种附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不堪重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曾取消各种苛捐杂税，改按贫富收入不同，税率不同，征收农业税。新中国成立后，按累进计征法征收公粮。1952年，土改结束后，经过查田定产，再按税率以户计征，使负担更加合理。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后，改按农业社常年产量17%计征。1958年，改“累进税法”为“比例税制”，以生产队为单位计征，我区税率为17.9%。1963年，省将我区税率调减为12.31%，税额一直稳定在9000万斤（贸易粮）左右。1984年以前，农业税一直以征收实物（粮食）为主，称为公粮。1985年，国务院决定折征代金，但仅执行两年，1987年又恢复征收实物，一直沿续至今。每年征收的公粮，都由各级粮食部门代收，再由粮食部门与当地财政部门结算，将公粮价款划给财政部门，列入国家财政收入。
抚州地区地处赣抚平原，水陆交通方便，粮产丰富，历来粮食市场就很繁荣，粮食贸易非常活跃。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南昌沦陷后，抚州成了江西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全省七个中型粮食市场，抚州就有四个。新中国建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加强了对粮食市场的管理，将粮食市场纳入了社会主义市场轨道。在1953年以前，粮食自由贸易时期，国家需要的粮食，除征收的公粮外，大部份都由国营粮食部门在粮食市场上收购。我区粮食市场，除文化大革命中全部关闭外，其它时期一直都比较活跃，几经整顿，已成为我区粮食贸易的重要场所，市场粮食购销已是国家粮食购销的重要补充渠道。
1953年，为了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中央决定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我区粮食统购经历了累计征购、定产定购、包产包购、一定几年、减轻负担、购销包干六个阶段，共32年，征购入库2232037万斤（折谷），年平均69751万斤，除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外，其它年度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在包产包购阶段，正值“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由于虚报浮夸，虽然完成了征购任务，但购后有粮人均降到4、5百斤，最少的1960年，只有400斤，使有些地方因缺粮，造成群众患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外出逃荒，甚至群众闹事的“粮食事件”，如“乐安事件”、“凤岗事件”、“茶亭事件”等。
1985年，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据1984年“卖粮难”的情况，中央决定：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1990年后，又改为粮食定购，至今共13年，定购粮食1118793万斤（折谷），年平均86061万斤（折谷），人均购后有粮都超过1200斤。
在实行粮食统购和定购的同时，从1963年开始，我区还开展了议价收购。除文化大革命中曾停止过11年外，每年都从农村和市场收购了大量的粮食，共收购议价粮690712万斤（折谷），既满足了农民卖粮的要求，又为国家掌握了必要的粮源，通过议价销售，既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需要，又搞活了粮食经济。
粮食统销比粮食统购时间更长，从1953年开始，到1993年才取消，历时40年。粮食统销政策比粮食统购政策较为稳定，我区在城镇，对吃商品粮人口，一直坚持以人分等定量，凭证分月供应。对工商行业用粮，则按审批计划发证，凭证分月供应，但到1985年后大部份改供议价粮。对农村农业人口缺粮，则区别不同对象，采取定销、补销、返销、灾供、借销等不同方式供应。由于各级粮食部门和农村粮管员过细的工作，认真开展丰欠调整和余缺调剂，不但确保了农村缺粮人口的需要，而且逐步做到不购“过头粮”，不要返销。从1974年起，我区在全省第一个实现全区农村同一生产队只购不销，或只销不购。全区粮食销量稳定。
抚州地区是个缺油区，新中国建立时，年产仅187.67万斤。1953年实行油脂统购统销后，全区收购83.12万斤，销售277.28万斤，缺194.16万斤，要靠调进。直至1973年，进贤划入我区后，全区食油才能自给。1983年，进贤划出后，全区食油又靠调进。由于调拨及时，一直能按政策保证供应。
粮油仓储自古就有，粮仓分官仓、民仓，储田赋、积谷。宋、元、明朝，我区就有官仓24座，民仓58座。到清代，官仓增至30座，民仓也增至81座。民国时期，仓库虽有发展，但因官绅作弊，有仓无粮。新中国建立后，我区粮食部门接收了民国时期的旧仓153座，容量7527万斤，几经维修、改建，初步解决了国家征购粮储存的需要。1953年以后，粮食不断增产，国家征购粮也不断增加，原来接收的仓库已远不能满足国家储粮的需要。所以，国家不断投资为我区粮食部门兴建粮库。40多年来，从竹木结构的分廒仓，到砖木结构的房式仓、矮胖仓，到砖混结构的砖园仓、拱顶仓，到现在的大跨度、高堆粮线的砖混结构的基建仓，还有地下仓、钢板仓等兴建各种结构、各种形式的仓库共2000多座。几经拆迁、报废，到1997年，全区还有各种仓库1792座，容量282745万斤，储存各种粮食184762万斤贸易粮。在粮仓建设赶不上粮食收购，库存增加的时候，我区还采取过仓棚堆放、露天堆垛、民代国储、租借仓库等多种方式储存。为了确保国家粮食的安全，各级粮食部门普遍建立了保管、保卫制度，坚持了定期测检，按期普查，积极推广粮仓“四无”和“三低”保粮等，使我区保粮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油脂储存过去用的是油缸、油篓，后发展用油桶、油柜，五十年代末，才开始用油池、油罐。我区是缺油区，油脂储量很少，储存设施也很少。到1997年，全区共有油罐167个，容量579.6万斤，储油370.28万斤。和粮食一样保管。
粮油调运是粮油流通的一个重要环节。自古以来，就有漕粮调运和粮油运销。民国以前，我区粮油调运主要靠水路。民国以来，不少县修通了公路，特别是民国24年（1935年）浙赣铁路通车，我区粮油调运开始有了陆运。新中国建立后，公路发展很快，粮油调运水陆并进。到六十年代中期，鹰厦、向乐铁路通车后，加上河道淤塞，粮油调运主要靠陆运。长途靠铁路，短途靠公路。运输工具主要依靠社会车船。六十年代初，我区调粮任务很重，为了解决运力不足，除部队、粮食部和省粮食厅曾派运粮车队前来支援外，并于1964年，拨给我区运粮汽车45辆，从此，我区有了专业的运粮车队。经过不断发展，县县都有粮车队，最多的1986年，曾拥有汽车205辆，吨位1020.5个，运量达38.48万吨，其中粮食运量34.38万吨，成了粮油调运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区是江西的主要产粮区，自新中国建立起，就不断调出粮食支援城市，支援军队，支援缺粮区。如五十年代和三年困难时期，支援大城市和灾区，支援抗美援朝；六十年代支援福建前线；七十年代支援越南和唐山地震灾区；八十年代支援北京平息动乱；九十年代保证出口等，都按期如数完成粮食调运任务，做到令行禁止，随要随调，为保障军需民食，稳定粮食局势，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从1953年至1997年，45年共调出平议价粮2033099万斤贸易粮，除去调入，纯调出1471479万斤，年平均调出32695万斤，从未间断。油脂基本自给，45年中有17年调入，平议价共调入2693万斤，年平均调入158万斤；11年基本持平，17年调出，平议价共调出2695万斤，年平均调出159万斤。
我区粮油加工，历代都用泥砻、水碓、石碾、木柘。直到民国9年（1920年），临川李渡惠生公司才引进24匹马力煤油发动机用于带动碾米机碾米。至此，我区才开始有了粮油工业。在几个主要粮食集散地，粮油工业发展较快，仅金溪浒湾，1936年就有加工米厂13家，动力342匹马力。新中国建立后，除私营加工米厂外，还组建了一批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加工米厂，到1950年底，全区共有加工米厂110个，月生产能力2884万斤，初步形成了粮油工业体系。经过不断兴建、改造，引进新技术，购进新设备，使我区粮油工业由设备、技术落后，生产品种单一的行业，发展成为设备、技术较为先进，生产品种较多，门类比较齐全的粮办工业体系。到1997年，全区共有粮油工业企业64个，产值41428万元，利税870万元，连续三年全省第一。还创出了部优产品2个，省优产品13个。4家企业获省级先进企业称号，12家企业跨入粮办工业省级重点企业行列，占全省粮办工业省级重点企业的48%。
我区饲料工业起源于六十年代加工米厂的统糠车间。1978年，全区粮食部门先后购进“500型”饲料粉机46台，将原统糠车间改造成混合饲料车间，形成了年班产4.6万吨的生产能力，才使我区饲料工业向前跨进了一步。但现代饲料工业的发展，还在八十年代以后。1981年，东乡县粮食部门投资23万元，在全区率先建起了一座年产5000吨的配合饲料厂。经过不断的投资兴建、改造，到1997年，17年来，全区共投资3404万元，兴建各类大中型饲料厂18座，年班产能力14.8万吨，改造饲料车间48个，年班产能力5万吨，使全区基本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布局较为合理的饲料工业体系。共生产配混合饲料1926497吨，创利润4199.25万元。为扶持畜牧业发展，搞活粮食经济作出了贡献。
粮食部门的多种经营，是我区粮食部门搞活粮食经济的重要方面。开始只是加工米厂利用大米加工副产品搞些综合利用，后来发展到加工粮油复制品，农村粮管所开展“一种三养”。当时，主要是为了自食、自用和增加企业收益。真正开展多种经营，还是八十年代以后，为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新形势，各级粮食部门都贯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各级都由一把手亲自抓，并指定专门部门和专职人员具体管，使多种经营在我区粮食部门掀起了高潮。县县办酒楼、商场，所所搞“一种三养”，厂厂搞食品生产，每年创利润数百万元，用于抵补粮食商业亏损。其中最突出的临川县，1987年，创利达243万元，曾受到商业部的表扬，外省、外地粮食部门纷纷前来参观考察。但到后期，因技术跟不上，管理又不善，很多项目和企业都出现亏损而停办，多数粮食部门都转向利润较大的议价粮油经营。九十年代，我区粮食部门人员越来越多，粮食亏损挂帐越来越大，但在粮食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却越来越小，再全靠粮食经营已很难生存下去。因此，跳出粮门求生存，投身市场求发展，已成为全区粮食部门的共识。为此，地区粮食局曾先后两次组织各县市粮食局长到山东考察学习。回来后，各县市粮食部门都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市场的需要，能搞什么就搞什么，什么赚钱就搞什么。而且，不再是作附营业务，要搞就要上规模、上档次。特别是1995年后，地区粮食局提出“一年打基础，二年迈大步，三年上台阶”的发展战略，经过三年的努力，共投资近两亿元，兴办各种经济实体248个，开发林果园7814亩，养猪69746头，家禽175000羽，产蛋21000公斤，水面养殖540亩，分流人员6637人，三年共创利润1664.68万元，为振兴粮食经济走出了一条新路。
新中国建立后，全区地、县先后成立粮食局，接着，又相继组建粮食公司，粮食财务由财政部通过中国粮食总公司垂直管理，成为独立的管理系统。1952年，政企合一后，财务体制更为集中。40多年来，粮食财务管理经历了中央集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省或地区、县包干等几个阶段。但自第二阶段起，粮食财务管理权曾多次转移，粮食财务管理办法更经常变化，一年一个新套套。1984年，省粮食局将企业盈亏包干给地区粮食局后，地区粮食局根据多年的经验，采取“基数包干加浮动补贴”的办法，大大调动了各县、市的积极性，全区第一次扭亏为盈，全行业轧抵后实现利润161.67万元。1991年，因财务包干指标不合理，亏损拨补不到位，贷款利率不断提高，造成经营量越多，亏损越大，挂帐越多，当年亏损13112.4万元，累计亏损挂帐29438.4万元。1994年，全区粮食系统实行“政企分开，两线运行”，地区粮食局决定对政策性业务采取“钱随粮走”，对商业性经营采取“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利分成，欠收自补”的办法，进一步加强了财务管理，使全区粮食企业再一次实行盈利1622.12万元。直到1997年，因全国粮食调销不畅，粮价持续下跌，压库现象严重，费用急剧上升，造成严重亏损，亏损额达27495万元。
为了加强对粮食经济的审计监督，从1985年起，我区开展了粮食内审工作。地、县市粮食局先后建立了内审机构，配备和培训了内审人员，开展了内审工作。从1995年我国实施《审计法》起，到1997年，共查出有问题资金9121.6万元，促进增收节支1359.68万元。
随着粮油业务的兴起和发展，我区粮食业务管理机构和专业人员也逐渐形成和壮大。唐朝，抚州府设司仑参军事一人，掌租调公廨、庖厨、仓库、市肆。宋朝，抚州军州，设司户参军一员，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元朝，抚州路设通判管粮厅，下设仑监支纳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设丰积库监支纳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明朝，我区无专门管粮机构，各县只设仓大使一人掌管禄米，县丞及钱粮主簿管征粮事务。清朝，州、县衙署设钱谷师爷一人，具体业务由几科分管，粮科管田赋征收，兵科管屯粮，户科管拨粮及粮柜交粮。民国时期，初沿旧制，后粮政属二科，下设户房、粮库，掌管田赋。三十年代，县设粮食管理委员会。四十年代，地、县设抚建区和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下设征收处或办事处。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7月，成立抚州分区专员公署粮食局，1950年1月，中国贸易公司华中粮食公司鹰潭分公司临川支公司成立，后改为中国粮食公司江西省公司抚州支公司，各县也相应成立粮食局和粮食公司，分管公粮征收，和商品粮购销。1952年9月，地、县粮食公司撤销，并入粮食局，从此，粮食局成为政企合一的单位。1957年，又将1954年先后成立的地、县油脂公司并入粮食局。自此，粮食局除经管粮食外，还经管食油。几经变更，除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至1972年，一度并入商业局外，一直是相对独立、上下对口、政企合一的粮油专业部门。即使1993年，地、县成立粮食（集团）总公司，也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企未分。到1997年，全区共有各类粮食机构456个，其中行政单位12个。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我区地、县粮食局从成立开始，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党支部，几经变更，由党支部到分党组、党组，1990年，地区粮食局成立中共抚州地粮局委员会至今。各县、市粮食局也相继设立党委。全区粮食职工由1949年的500多人到1997年发展到15713人，其中行政559人，离退休1901人，为1949年的30多倍。各级粮食部门从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对职工的培训教育，举办各种培训班，自办职工学校，地区还办了粮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除了自己培训外，我区各级粮食部门还输送职工上部、省办的粮食院校、干部学校和各级党政办的党校、干校，鼓励职工参加“五大”学习等，使全区职工文化程度、业务水平、政治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到1997年，全区职工中，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达9479人，占总数的59.34%，其中大专以上的1275人，占7.98%。2173人取得各类专业技术职称，其中高级7人、中级674人、初级1492人。许多人和单位受到了各级党政和粮食部门的表彰。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严肃党纪国法，我区粮食部门从机构建立起，就确定了专门机构管理纪检监察工作。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人事部门兼管，1952年起，设立了单独的监察科、股，1957年被精简后，仍由人事部门或党组织兼管，1985年起，地、县市粮食局相继建立党的纪律检查组，1990年后，除资溪、广昌两县仍为纪检组外，其它都改为纪律检查委员会。1996年，地区粮食局又设立监察室，与纪委合并办公。到1997年，全区粮食系统共有纪检监察干部52人，其中专职24人。自建立纪检监察机关以来，除进行了日常的纪检监察工作外，还根据当地党政部署，经常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和廉政建设。对维护党纪国法，树立企业新风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几经战乱，抚州地区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生产每况日下，到1949年，全区粮食总产仅86815万斤，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863斤。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加上发展互助合作，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提高复种指数等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到1957年，全区粮食总产达138508万斤，比1949年增长128%。1958年，由于“大跃进”，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产量开始下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到1962年，全区粮食总产量仅110197万斤，比1952年还少818万斤。1963年开始，经过三年整顿，粮食产量逐年回升，到1965年，已超过年产历史最高的1957年，达到139601万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头几年，因对农村冲击较小，粮食仍略有增产。但从1970年起，全区粮食产量一直在23亿斤到24亿斤之间徘徊，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达到268926万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全区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粮食产量迅速提高，1979年，突破了30亿斤大关，达到336451万斤。1983年，达到388080万斤。1985年，我区开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减少粮田面积，粮食产量一直稳定在40亿斤左右。1996年以后，因大力推广农业科技，粮食生产又前进了一步，1997年达到443300万斤，为1949年的510.63%。
田赋是历代朝廷和各级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赋目繁多，种类复杂，税率荷重。历来各级政府对田赋征收都抓得很紧。民国时期，除地丁正税外，还有各种附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不堪重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曾取消各种苛捐杂税，改按贫富收入不同，税率不同，征收农业税。新中国成立后，按累进计征法征收公粮。1952年，土改结束后，经过查田定产，再按税率以户计征，使负担更加合理。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后，改按农业社常年产量17%计征。1958年，改“累进税法”为“比例税制”，以生产队为单位计征，我区税率为17.9%。1963年，省将我区税率调减为12.31%，税额一直稳定在9000万斤（贸易粮）左右。1984年以前，农业税一直以征收实物（粮食）为主，称为公粮。1985年，国务院决定折征代金，但仅执行两年，1987年又恢复征收实物，一直沿续至今。每年征收的公粮，都由各级粮食部门代收，再由粮食部门与当地财政部门结算，将公粮价款划给财政部门，列入国家财政收入。
抚州地区地处赣抚平原，水陆交通方便，粮产丰富，历来粮食市场就很繁荣，粮食贸易非常活跃。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南昌沦陷后，抚州成了江西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全省七个中型粮食市场，抚州就有四个。新中国建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加强了对粮食市场的管理，将粮食市场纳入了社会主义市场轨道。在1953年以前，粮食自由贸易时期，国家需要的粮食，除征收的公粮外，大部份都由国营粮食部门在粮食市场上收购。我区粮食市场，除文化大革命中全部关闭外，其它时期一直都比较活跃，几经整顿，已成为我区粮食贸易的重要场所，市场粮食购销已是国家粮食购销的重要补充渠道。
1953年，为了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中央决定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我区粮食统购经历了累计征购、定产定购、包产包购、一定几年、减轻负担、购销包干六个阶段，共32年，征购入库2232037万斤（折谷），年平均69751万斤，除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外，其它年度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在包产包购阶段，正值“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由于虚报浮夸，虽然完成了征购任务，但购后有粮人均降到4、5百斤，最少的1960年，只有400斤，使有些地方因缺粮，造成群众患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外出逃荒，甚至群众闹事的“粮食事件”，如“乐安事件”、“凤岗事件”、“茶亭事件”等。
1985年，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据1984年“卖粮难”的情况，中央决定：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1990年后，又改为粮食定购，至今共13年，定购粮食1118793万斤（折谷），年平均86061万斤（折谷），人均购后有粮都超过1200斤。
在实行粮食统购和定购的同时，从1963年开始，我区还开展了议价收购。除文化大革命中曾停止过11年外，每年都从农村和市场收购了大量的粮食，共收购议价粮690712万斤（折谷），既满足了农民卖粮的要求，又为国家掌握了必要的粮源，通过议价销售，既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需要，又搞活了粮食经济。
粮食统销比粮食统购时间更长，从1953年开始，到1993年才取消，历时40年。粮食统销政策比粮食统购政策较为稳定，我区在城镇，对吃商品粮人口，一直坚持以人分等定量，凭证分月供应。对工商行业用粮，则按审批计划发证，凭证分月供应，但到1985年后大部份改供议价粮。对农村农业人口缺粮，则区别不同对象，采取定销、补销、返销、灾供、借销等不同方式供应。由于各级粮食部门和农村粮管员过细的工作，认真开展丰欠调整和余缺调剂，不但确保了农村缺粮人口的需要，而且逐步做到不购“过头粮”，不要返销。从1974年起，我区在全省第一个实现全区农村同一生产队只购不销，或只销不购。全区粮食销量稳定。
抚州地区是个缺油区，新中国建立时，年产仅187.67万斤。1953年实行油脂统购统销后，全区收购83.12万斤，销售277.28万斤，缺194.16万斤，要靠调进。直至1973年，进贤划入我区后，全区食油才能自给。1983年，进贤划出后，全区食油又靠调进。由于调拨及时，一直能按政策保证供应。
粮油仓储自古就有，粮仓分官仓、民仓，储田赋、积谷。宋、元、明朝，我区就有官仓24座，民仓58座。到清代，官仓增至30座，民仓也增至81座。民国时期，仓库虽有发展，但因官绅作弊，有仓无粮。新中国建立后，我区粮食部门接收了民国时期的旧仓153座，容量7527万斤，几经维修、改建，初步解决了国家征购粮储存的需要。1953年以后，粮食不断增产，国家征购粮也不断增加，原来接收的仓库已远不能满足国家储粮的需要。所以，国家不断投资为我区粮食部门兴建粮库。40多年来，从竹木结构的分廒仓，到砖木结构的房式仓、矮胖仓，到砖混结构的砖园仓、拱顶仓，到现在的大跨度、高堆粮线的砖混结构的基建仓，还有地下仓、钢板仓等兴建各种结构、各种形式的仓库共2000多座。几经拆迁、报废，到1997年，全区还有各种仓库1792座，容量282745万斤，储存各种粮食184762万斤贸易粮。在粮仓建设赶不上粮食收购，库存增加的时候，我区还采取过仓棚堆放、露天堆垛、民代国储、租借仓库等多种方式储存。为了确保国家粮食的安全，各级粮食部门普遍建立了保管、保卫制度，坚持了定期测检，按期普查，积极推广粮仓“四无”和“三低”保粮等，使我区保粮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油脂储存过去用的是油缸、油篓，后发展用油桶、油柜，五十年代末，才开始用油池、油罐。我区是缺油区，油脂储量很少，储存设施也很少。到1997年，全区共有油罐167个，容量579.6万斤，储油370.28万斤。和粮食一样保管。
粮油调运是粮油流通的一个重要环节。自古以来，就有漕粮调运和粮油运销。民国以前，我区粮油调运主要靠水路。民国以来，不少县修通了公路，特别是民国24年（1935年）浙赣铁路通车，我区粮油调运开始有了陆运。新中国建立后，公路发展很快，粮油调运水陆并进。到六十年代中期，鹰厦、向乐铁路通车后，加上河道淤塞，粮油调运主要靠陆运。长途靠铁路，短途靠公路。运输工具主要依靠社会车船。六十年代初，我区调粮任务很重，为了解决运力不足，除部队、粮食部和省粮食厅曾派运粮车队前来支援外，并于1964年，拨给我区运粮汽车45辆，从此，我区有了专业的运粮车队。经过不断发展，县县都有粮车队，最多的1986年，曾拥有汽车205辆，吨位1020.5个，运量达38.48万吨，其中粮食运量34.38万吨，成了粮油调运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区是江西的主要产粮区，自新中国建立起，就不断调出粮食支援城市，支援军队，支援缺粮区。如五十年代和三年困难时期，支援大城市和灾区，支援抗美援朝；六十年代支援福建前线；七十年代支援越南和唐山地震灾区；八十年代支援北京平息动乱；九十年代保证出口等，都按期如数完成粮食调运任务，做到令行禁止，随要随调，为保障军需民食，稳定粮食局势，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从1953年至1997年，45年共调出平议价粮2033099万斤贸易粮，除去调入，纯调出1471479万斤，年平均调出32695万斤，从未间断。油脂基本自给，45年中有17年调入，平议价共调入2693万斤，年平均调入158万斤；11年基本持平，17年调出，平议价共调出2695万斤，年平均调出159万斤。
我区粮油加工，历代都用泥砻、水碓、石碾、木柘。直到民国9年（1920年），临川李渡惠生公司才引进24匹马力煤油发动机用于带动碾米机碾米。至此，我区才开始有了粮油工业。在几个主要粮食集散地，粮油工业发展较快，仅金溪浒湾，1936年就有加工米厂13家，动力342匹马力。新中国建立后，除私营加工米厂外，还组建了一批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加工米厂，到1950年底，全区共有加工米厂110个，月生产能力2884万斤，初步形成了粮油工业体系。经过不断兴建、改造，引进新技术，购进新设备，使我区粮油工业由设备、技术落后，生产品种单一的行业，发展成为设备、技术较为先进，生产品种较多，门类比较齐全的粮办工业体系。到1997年，全区共有粮油工业企业64个，产值41428万元，利税870万元，连续三年全省第一。还创出了部优产品2个，省优产品13个。4家企业获省级先进企业称号，12家企业跨入粮办工业省级重点企业行列，占全省粮办工业省级重点企业的48%。
我区饲料工业起源于六十年代加工米厂的统糠车间。1978年，全区粮食部门先后购进“500型”饲料粉机46台，将原统糠车间改造成混合饲料车间，形成了年班产4.6万吨的生产能力，才使我区饲料工业向前跨进了一步。但现代饲料工业的发展，还在八十年代以后。1981年，东乡县粮食部门投资23万元，在全区率先建起了一座年产5000吨的配合饲料厂。经过不断的投资兴建、改造，到1997年，17年来，全区共投资3404万元，兴建各类大中型饲料厂18座，年班产能力14.8万吨，改造饲料车间48个，年班产能力5万吨，使全区基本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布局较为合理的饲料工业体系。共生产配混合饲料1926497吨，创利润4199.25万元。为扶持畜牧业发展，搞活粮食经济作出了贡献。
粮食部门的多种经营，是我区粮食部门搞活粮食经济的重要方面。开始只是加工米厂利用大米加工副产品搞些综合利用，后来发展到加工粮油复制品，农村粮管所开展“一种三养”。当时，主要是为了自食、自用和增加企业收益。真正开展多种经营，还是八十年代以后，为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新形势，各级粮食部门都贯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各级都由一把手亲自抓，并指定专门部门和专职人员具体管，使多种经营在我区粮食部门掀起了高潮。县县办酒楼、商场，所所搞“一种三养”，厂厂搞食品生产，每年创利润数百万元，用于抵补粮食商业亏损。其中最突出的临川县，1987年，创利达243万元，曾受到商业部的表扬，外省、外地粮食部门纷纷前来参观考察。但到后期，因技术跟不上，管理又不善，很多项目和企业都出现亏损而停办，多数粮食部门都转向利润较大的议价粮油经营。九十年代，我区粮食部门人员越来越多，粮食亏损挂帐越来越大，但在粮食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却越来越小，再全靠粮食经营已很难生存下去。因此，跳出粮门求生存，投身市场求发展，已成为全区粮食部门的共识。为此，地区粮食局曾先后两次组织各县市粮食局长到山东考察学习。回来后，各县市粮食部门都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市场的需要，能搞什么就搞什么，什么赚钱就搞什么。而且，不再是作附营业务，要搞就要上规模、上档次。特别是1995年后，地区粮食局提出“一年打基础，二年迈大步，三年上台阶”的发展战略，经过三年的努力，共投资近两亿元，兴办各种经济实体248个，开发林果园7814亩，养猪69746头，家禽175000羽，产蛋21000公斤，水面养殖540亩，分流人员6637人，三年共创利润1664.68万元，为振兴粮食经济走出了一条新路。
新中国建立后，全区地、县先后成立粮食局，接着，又相继组建粮食公司，粮食财务由财政部通过中国粮食总公司垂直管理，成为独立的管理系统。1952年，政企合一后，财务体制更为集中。40多年来，粮食财务管理经历了中央集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省或地区、县包干等几个阶段。但自第二阶段起，粮食财务管理权曾多次转移，粮食财务管理办法更经常变化，一年一个新套套。1984年，省粮食局将企业盈亏包干给地区粮食局后，地区粮食局根据多年的经验，采取“基数包干加浮动补贴”的办法，大大调动了各县、市的积极性，全区第一次扭亏为盈，全行业轧抵后实现利润161.67万元。1991年，因财务包干指标不合理，亏损拨补不到位，贷款利率不断提高，造成经营量越多，亏损越大，挂帐越多，当年亏损13112.4万元，累计亏损挂帐29438.4万元。1994年，全区粮食系统实行“政企分开，两线运行”，地区粮食局决定对政策性业务采取“钱随粮走”，对商业性经营采取“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利分成，欠收自补”的办法，进一步加强了财务管理，使全区粮食企业再一次实行盈利1622.12万元。直到1997年，因全国粮食调销不畅，粮价持续下跌，压库现象严重，费用急剧上升，造成严重亏损，亏损额达27495万元。
为了加强对粮食经济的审计监督，从1985年起，我区开展了粮食内审工作。地、县市粮食局先后建立了内审机构，配备和培训了内审人员，开展了内审工作。从1995年我国实施《审计法》起，到1997年，共查出有问题资金9121.6万元，促进增收节支1359.68万元。
随着粮油业务的兴起和发展，我区粮食业务管理机构和专业人员也逐渐形成和壮大。唐朝，抚州府设司仑参军事一人，掌租调公廨、庖厨、仓库、市肆。宋朝，抚州军州，设司户参军一员，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元朝，抚州路设通判管粮厅，下设仑监支纳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设丰积库监支纳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明朝，我区无专门管粮机构，各县只设仓大使一人掌管禄米，县丞及钱粮主簿管征粮事务。清朝，州、县衙署设钱谷师爷一人，具体业务由几科分管，粮科管田赋征收，兵科管屯粮，户科管拨粮及粮柜交粮。民国时期，初沿旧制，后粮政属二科，下设户房、粮库，掌管田赋。三十年代，县设粮食管理委员会。四十年代，地、县设抚建区和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下设征收处或办事处。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7月，成立抚州分区专员公署粮食局，1950年1月，中国贸易公司华中粮食公司鹰潭分公司临川支公司成立，后改为中国粮食公司江西省公司抚州支公司，各县也相应成立粮食局和粮食公司，分管公粮征收，和商品粮购销。1952年9月，地、县粮食公司撤销，并入粮食局，从此，粮食局成为政企合一的单位。1957年，又将1954年先后成立的地、县油脂公司并入粮食局。自此，粮食局除经管粮食外，还经管食油。几经变更，除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至1972年，一度并入商业局外，一直是相对独立、上下对口、政企合一的粮油专业部门。即使1993年，地、县成立粮食（集团）总公司，也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企未分。到1997年，全区共有各类粮食机构456个，其中行政单位12个。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我区地、县粮食局从成立开始，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党支部，几经变更，由党支部到分党组、党组，1990年，地区粮食局成立中共抚州地粮局委员会至今。各县、市粮食局也相继设立党委。全区粮食职工由1949年的500多人到1997年发展到15713人，其中行政559人，离退休1901人，为1949年的30多倍。各级粮食部门从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对职工的培训教育，举办各种培训班，自办职工学校，地区还办了粮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除了自己培训外，我区各级粮食部门还输送职工上部、省办的粮食院校、干部学校和各级党政办的党校、干校，鼓励职工参加“五大”学习等，使全区职工文化程度、业务水平、政治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到1997年，全区职工中，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达9479人，占总数的59.34%，其中大专以上的1275人，占7.98%。2173人取得各类专业技术职称，其中高级7人、中级674人、初级1492人。许多人和单位受到了各级党政和粮食部门的表彰。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严肃党纪国法，我区粮食部门从机构建立起，就确定了专门机构管理纪检监察工作。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人事部门兼管，1952年起，设立了单独的监察科、股，1957年被精简后，仍由人事部门或党组织兼管，1985年起，地、县市粮食局相继建立党的纪律检查组，1990年后，除资溪、广昌两县仍为纪检组外，其它都改为纪律检查委员会。1996年，地区粮食局又设立监察室，与纪委合并办公。到1997年，全区粮食系统共有纪检监察干部52人，其中专职24人。自建立纪检监察机关以来，除进行了日常的纪检监察工作外，还根据当地党政部署，经常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和廉政建设。对维护党纪国法，树立企业新风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