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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检察制度是国家实施法律的一种制度，但与审判制度和监狱制度相比，刑事检察制度并没有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而是出现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是国家集中打击犯罪需要的产物，是人类进化至法治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于清末仿行宪政、变法修律时，始引进、继受刑事检察制度。
1906年12月12日，清王朝法部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大理院以下审判厅局内均须附设检察机构，其“检察官于刑事有提起公诉之责，检察官可请求用正当之法律，检察官监视判决后正当施行”。1910年2月，清王朝颁行《法院编制法》等法律，就检察机关开展刑事检察工作作出具体规定。《法院编制法》第90条规定，检察官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检察厅调度司法警察章程》规定，检察官有权指挥司法警察逮捕人犯。凡逮捕人犯，除现行外，应以检察厅印票为凭，但无审查批准逮捕人犯的诉讼程序；根据清政府法部奏请的《各级检察厅通则》规定，预审或公判时均须检察官莅庭监督，对于刑事诉讼之审判必须莅庭监督，如审判官不待检察官莅庭而判决者，其判决无效。
1912年（民国元年），北洋政府总检察厅《刑事案件须照检察制度各节办理通令》中规定，检察官为国家之代表，居于原告之地位，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1919年6月（民国8年），南城县知事公署以堂谕彭吴氏、黄秉钧、包乘龙轻微伤害彭官氏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同级检察厅检察官以原堂谕彭吴氏一部分不合法，向江西高等审判厅提起控诉。江西省高等审判厅于9月19日审理，江西省高等检察厅检察官蒋宗述到庭执行检察官职条，判决黄秉钧、包乘龙各处五年有期徒刑，后宣告履刑二年，彭吴氏无罪释放。10月，江西高等检察厅检察官对江西高等审判厅判决黄秉钧、包乘龙履刑部分不服，上告大理院，认为宣告履刑必须审查被告是否具备刑律第663条规定的法定条件，且以职权宣告者更须依刑事诉讼律草案执行编第501条的规定，咨询检察官核阅记录，原审并未依法审查黄秉钧、包乘龙是否具备履刑条件，亦未经过咨询程序，宣告履刑不符合法律规定。10月28日，大理院以《刑事判决八年上字第844号》判决，撤销原判决关于黄秉钧、包乘龙履刑部分，发还江西高等审判厅重新审判。该案为我区首例检察官抗诉案。
1927年（民国16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公布《地方法院检察官办事权限暂行条例》，规定检察官可以实行搜查处分、逮捕人犯。1928年（民国17年），国民政府颁布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审判时，检察官必须莅庭，并且与推事、书记官组成审判庭。在庭上，检察官要陈述起诉要旨，与被告人或辩护人进行辩论。1928年后《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的公布和多次修改，只规定检察官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无审查起诉的法律程序。1935年，公布《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有权指挥司法警察逮捕人犯，通缉在逃罪犯。通缉书要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签名或发布告后，检察官、司法警察才可拘提被告或直接逮捕。凡所逮捕人犯，事前均不经审查人犯材料而直接逮捕。1940年（民国29年），根据《江西各县司法处暂行办事细则》）规定，江西各县司法处兼理检察职务及行政职务之县长，行使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人会在瑞金县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下设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等九部一局，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检察制度的建立，此后苏区从中央到地方均建立了工农检察部。《中华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在最高法院内设正、副检察长及检察员，地方各级审判机关设检察员，负责案件的侦查、预审、起诉、公诉、抗诉任务。刑事检察工作由法院内设的检察员负责，履行刑事预审、刑事公诉和刑事司法监督职能。苏区时期，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由不同的机关侦查公诉，但都要受到法院和裁判部内设检察机构的节制。《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规定，凡送到裁判部的案件，除简单明了，无须经过预审的案件以外，一切案件必须经过检察员预审，并且凡是一切犯法行为，检察员有检察之权。经过了预审之后，检察员认为有犯法的事实和证据，作出结论后，再移送法庭审判。检察员是代表国家的原告人，开庭审判时可以代表国家出庭告发。
1933年5月上旬，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黎川县湖坊召开，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同年12月11日，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黄政生当选为省工农检察部部长。1933年5月下旬，黎川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设有裁判部。广昌、南丰、乐安、宜黄、资溪等县相继成立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内设检察员负责刑事检察工作。宜黄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在苏区革命时期，裁判部内设检察员以国家原告人身份参加审判刑事案件9件。
1906年12月12日，清王朝法部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大理院以下审判厅局内均须附设检察机构，其“检察官于刑事有提起公诉之责，检察官可请求用正当之法律，检察官监视判决后正当施行”。1910年2月，清王朝颁行《法院编制法》等法律，就检察机关开展刑事检察工作作出具体规定。《法院编制法》第90条规定，检察官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检察厅调度司法警察章程》规定，检察官有权指挥司法警察逮捕人犯。凡逮捕人犯，除现行外，应以检察厅印票为凭，但无审查批准逮捕人犯的诉讼程序；根据清政府法部奏请的《各级检察厅通则》规定，预审或公判时均须检察官莅庭监督，对于刑事诉讼之审判必须莅庭监督，如审判官不待检察官莅庭而判决者，其判决无效。
1912年（民国元年），北洋政府总检察厅《刑事案件须照检察制度各节办理通令》中规定，检察官为国家之代表，居于原告之地位，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1919年6月（民国8年），南城县知事公署以堂谕彭吴氏、黄秉钧、包乘龙轻微伤害彭官氏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同级检察厅检察官以原堂谕彭吴氏一部分不合法，向江西高等审判厅提起控诉。江西省高等审判厅于9月19日审理，江西省高等检察厅检察官蒋宗述到庭执行检察官职条，判决黄秉钧、包乘龙各处五年有期徒刑，后宣告履刑二年，彭吴氏无罪释放。10月，江西高等检察厅检察官对江西高等审判厅判决黄秉钧、包乘龙履刑部分不服，上告大理院，认为宣告履刑必须审查被告是否具备刑律第663条规定的法定条件，且以职权宣告者更须依刑事诉讼律草案执行编第501条的规定，咨询检察官核阅记录，原审并未依法审查黄秉钧、包乘龙是否具备履刑条件，亦未经过咨询程序，宣告履刑不符合法律规定。10月28日，大理院以《刑事判决八年上字第844号》判决，撤销原判决关于黄秉钧、包乘龙履刑部分，发还江西高等审判厅重新审判。该案为我区首例检察官抗诉案。
1927年（民国16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公布《地方法院检察官办事权限暂行条例》，规定检察官可以实行搜查处分、逮捕人犯。1928年（民国17年），国民政府颁布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审判时，检察官必须莅庭，并且与推事、书记官组成审判庭。在庭上，检察官要陈述起诉要旨，与被告人或辩护人进行辩论。1928年后《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的公布和多次修改，只规定检察官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无审查起诉的法律程序。1935年，公布《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有权指挥司法警察逮捕人犯，通缉在逃罪犯。通缉书要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签名或发布告后，检察官、司法警察才可拘提被告或直接逮捕。凡所逮捕人犯，事前均不经审查人犯材料而直接逮捕。1940年（民国29年），根据《江西各县司法处暂行办事细则》）规定，江西各县司法处兼理检察职务及行政职务之县长，行使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人会在瑞金县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下设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等九部一局，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检察制度的建立，此后苏区从中央到地方均建立了工农检察部。《中华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在最高法院内设正、副检察长及检察员，地方各级审判机关设检察员，负责案件的侦查、预审、起诉、公诉、抗诉任务。刑事检察工作由法院内设的检察员负责，履行刑事预审、刑事公诉和刑事司法监督职能。苏区时期，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由不同的机关侦查公诉，但都要受到法院和裁判部内设检察机构的节制。《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规定，凡送到裁判部的案件，除简单明了，无须经过预审的案件以外，一切案件必须经过检察员预审，并且凡是一切犯法行为，检察员有检察之权。经过了预审之后，检察员认为有犯法的事实和证据，作出结论后，再移送法庭审判。检察员是代表国家的原告人，开庭审判时可以代表国家出庭告发。
1933年5月上旬，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黎川县湖坊召开，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同年12月11日，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黄政生当选为省工农检察部部长。1933年5月下旬，黎川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设有裁判部。广昌、南丰、乐安、宜黄、资溪等县相继成立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内设检察员负责刑事检察工作。宜黄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在苏区革命时期，裁判部内设检察员以国家原告人身份参加审判刑事案件9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