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里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说明这种“情”是与生俱来的，藏在心灵深处，是一种赤子之情，是赤子之心的展现。但只要一点燃，即可成燎原之势，一往而深。从《牡丹亭》中可知，家中请来了老先生陈最良教授杜丽娘，被老父亲指定教授《诗经》。父亲说：“《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经》吧。”“只因老爷延师教授，读到《毛诗》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悄然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也正是《诗经》中的一句诗勾引起丽娘心灵深处的与生俱来的情爱。在丽娘看来此情古今皆然。此后，杜丽娘因追寻梦中情爱而死，也由与柳生情爱使得她死而复生，演绎了一段“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的“至情”。
汤显祖的“至情说”受罗汝芳“赤子之心”的影响，汤显祖小时从学于罗汝芳，他曾多次谈及此事。他在为邹元标《太平山房集选》所写的序里说：“盖予童子时从明德夫子游，感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冷如也。”汤显祖表示在老师那或歌或琴的愉快的教学和熏陶中，受到教育，产生了影响。他在《秀才说》里就说得更加清楚明白了，他说：
嗟夫，吾生四十余矣。十三岁时从明德罗先生游。血气未定，读非圣之书。所游四方，辄交其气义之士，蹈厉靡衍，几失其性。中途复见明德先生，叹而问曰：“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
汤显祖在这篇《秀才说》中对于自己的从学做了回顾，少时“血气未定”，而“几失其性”后遇老师于南京，老师见他“日泮涣悲歌”，而追问他“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从而引起了他的深深思考，经过一番思考，明白了“生之为性”。何为“生”？罗汝芳在《天机说》里有详说。他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德之充溢两间，融彻万世，不以一物遗，不以俄顷息，则等我身于天地，又奚容以高卑远近而殊观哉，夫是之谓达生。故达生存乎善观，善观本于得我。神哉浩乎！天之畀生于我，而我身之遂生，合德以统两间而终万古也乎？新都去华潘子士藻与余剧谈玉冷泉上，有悟于天机之无已也，因以其说以识久要云。
罗汝芳与弟子潘士藻于从姑山玉冷泉边探讨“生”“天机”，潘士藻有感悟，明白了“天机无已”正是一种生德。而汤显祖也从老师处悟出了“性”“生”“天机”，少时在老师教导下“天机泠如”，而后悟出“天机”之义。他在《太平山房集选序》开篇即言：通人之言曰，善观人者，不观其人，而观其人之天；相千里马者，取其精，遗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以此谓之天机。子言之矣，富贵贫贱，不以其道得之，君子有所不去不处，以成名于其仁。
知识渊博通达的人看人不看其外表而看其“天”，即看到其内在的、实质的东西。这就是“天机”。汤显祖又说：“中庸者，天机也，仁也。去仁则其智不清，智不清则天机不神。乃至有颠沛可必，造次不可必。”汤显祖在这提出看人要看其天机。而“天机”即“仁”。汤显祖在《阴符经解》里又说：“天机者，天性也。天性者，人心也。”“天机”对于“天”来说是“天”的运行规律和时机，体现“天”的性质与特征，但这又是人心可以掌握与运用的。对于人来说，则是人心，是真心，是仁，是人的赤子之心。汤显祖在《明复说》里指出：“天命之成为性，继之者善也。显诸仁，藏诸用，于用处密藏，于仁中显露。仁如果仁，显诸仁，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生生之谓易’也。”汤显祖在此所说的“性”“仁”，即人的自然禀赋，是一颗赤子之心。“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孝慈”，即便是愚夫愚妇也可依着自己的真心来行孝慈之事，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一点，如果知道，则可光大它。汤显祖在《明复说》中指出：何以明之？如天性露于父子，何以必为孝慈。愚夫愚妇亦皆有此，止特其限于率之而不知。知皆扩而充之，为尽心，为浩然之气矣。……吻合为难。吾人集义勿害生，是率性而已。……吾儒日用性中而不知者，何也？“自诚明谓之性”，赤子之知是也。“自明诚谓之教”，致曲是也。隐曲之处，可欲者存焉。致曲者，致知也。
在汤显祖看来，“孝悌”“性”之外露，都是“率性而已”，只是人们不知，由“诚”而自然明白道理，这叫作天性，是“赤子之知”；由明白道理后做到“诚”，这叫做人为的教育，是“致曲”。然而对于罗汝芳、汤显祖与“性”，也有见解。明代文学家陈继儒（1558_1639）《王季重批点牡丹亭题词》里说：张新建相国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济、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临川曰：“某与吾师终日其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
在这则记载里明言，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讲“性”，而汤显祖本人讲“情”，长期以来大多学者这么认为。而学者程芸撰《论汤显祖“师讲性，某讲情”传闻之不可信》文发表在1999年第1期《殷都学刊》，对此进行质疑。细看，“师讲性，某讲情”是符合他们两人的所作所为。据《明儒学案》卷二十八载，罗汝芳的老师颜钧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吾门人中，与罗汝芳言从性，与陈一泉言从心，余子所言，只从情耳。”中国哲学家常把“性”和“情”的关系说成“未发”和“已发”的关系。《中庸章句》中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性也。”朱子《太极说》中也说：“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未发则为“性”，“已发”则为“情”。罗汝芳作为一思想家，讲学自然讲“性”，讲的是“未发”；而汤显祖作为一名文学家，创作文学作品，自然铺陈的是“情”，展现的是“已发”。但汤显祖对于自己多年来以文学创作来展现“情”，似乎有些后悔，他在为邹元标文集《太平山房选序》里总结自己说：“为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积数十年，中庸绝而天机死。”因此，汤显祖觉得也应转到对“性”的关注与展现上来。汤显祖与邹元标同为罗汝芳弟子，也是一对好朋友，相互推崇，因而邹元标也劝汤显祖回归到性理之学上来，汤显祖在《答邹尔瞻》一信中说：“弟近已绝意词赋。道者万物之奥，吾保之而已，而益食贫。时或间作小文，所谓白云自怡耳。”汤显祖这些转变与罗汝芳、邹元标等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罗汝芳在讲学时讲“性”，而在作文时则主张讲“情”，而且主张此情由赤子之心中发出，讲真心之情。罗汝芳指出：“言者，心之声也。”其意就是，话语（文章）是从人心里发出的声音。换言之，文学反映自己的所思所想，是用来说明道理，表白心志的。他说：“言者，心之声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因为言为心声，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章都是从心中自然流出来的，没有观其言，则无法知其心声。“心”是什么？在罗汝芳看来，“盖心者，身之神明，则主宰于一腔之中，而贯彻于八荒之外。”“人心”又是“仁”，他也曾说：“仁人心也。心之在人，体与天通，而用与物杂。”由此观之，罗汝芳所要求的是文章要表现“仁”，抒写“仁”，也就是抒写“人”。罗汝芳在《山东乡试录后序》中说：“以仁义道德为体要，即其文，章章可征也，行且服官，展採裒然，骎骎响用矣。”罗汝芳还主张“情见乎词，各为歌咏”，即主张文学要反映生活，抒发思想情感，也就是要重视在文学作品中“情”的表达。这份“情”由“仁”孕育而成，由性而生发，是赤子之心的自然流露。情达到了极其平易之处，也是极神圣之处。这样“情见乎词，各为歌咏”，即为文学。文学为“情”的载体，“情境之现，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内之思想而生者”，“虽是情境相殊，而体则一”。“情”是文学的内核，“文”是载体，“文”之优劣则应以此为评价标准。罗汝芳是这么主张的，对别人的文章也是以此为标准衡量的。当然，他也是以此来要求自己的，后人对他为文多给予较高评价，如黄文炳在《明德罗夫子文集后序》中说：窃观先师之文，大都关切身心性命，直写仁人孝子之胸臆，观之者无不感动增益。序以序教，记以记教，铭以铭教，说以说教。《记》云：“天有四时，春夏秋冬无非教也。”吾师之文亦有四体：序、记、铭、说，无非教也。《记》曰：“先祖有善不知、不明，知而不传，不仁。”君等知之，可谓明矣；知而传之，可谓仁矣。
罗汝芳的思想对汤显祖的创作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而复杂的。在汤显祖作品中所体现的对人的关心，对“情”的展示受罗汝芳的深刻影响。正如左东岭在《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一文中所说：“如果认真探寻汤氏言情说的思想渊源，可以发现罗汝芳的心学主张是一个主要源头，其途径是：罗汝芳强调赤子之心的体仁学说，影响了汤显祖生生之仁的入世倾向，又影响了他关注生命的自我情结，并最终形成了贯穿其人生观、政治观与文学观的言情说。”
汤显祖的“至情说”受罗汝芳“赤子之心”的影响，汤显祖小时从学于罗汝芳，他曾多次谈及此事。他在为邹元标《太平山房集选》所写的序里说：“盖予童子时从明德夫子游，感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冷如也。”汤显祖表示在老师那或歌或琴的愉快的教学和熏陶中，受到教育，产生了影响。他在《秀才说》里就说得更加清楚明白了，他说：
嗟夫，吾生四十余矣。十三岁时从明德罗先生游。血气未定，读非圣之书。所游四方，辄交其气义之士，蹈厉靡衍，几失其性。中途复见明德先生，叹而问曰：“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
汤显祖在这篇《秀才说》中对于自己的从学做了回顾，少时“血气未定”，而“几失其性”后遇老师于南京，老师见他“日泮涣悲歌”，而追问他“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从而引起了他的深深思考，经过一番思考，明白了“生之为性”。何为“生”？罗汝芳在《天机说》里有详说。他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德之充溢两间，融彻万世，不以一物遗，不以俄顷息，则等我身于天地，又奚容以高卑远近而殊观哉，夫是之谓达生。故达生存乎善观，善观本于得我。神哉浩乎！天之畀生于我，而我身之遂生，合德以统两间而终万古也乎？新都去华潘子士藻与余剧谈玉冷泉上，有悟于天机之无已也，因以其说以识久要云。
罗汝芳与弟子潘士藻于从姑山玉冷泉边探讨“生”“天机”，潘士藻有感悟，明白了“天机无已”正是一种生德。而汤显祖也从老师处悟出了“性”“生”“天机”，少时在老师教导下“天机泠如”，而后悟出“天机”之义。他在《太平山房集选序》开篇即言：通人之言曰，善观人者，不观其人，而观其人之天；相千里马者，取其精，遗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以此谓之天机。子言之矣，富贵贫贱，不以其道得之，君子有所不去不处，以成名于其仁。
知识渊博通达的人看人不看其外表而看其“天”，即看到其内在的、实质的东西。这就是“天机”。汤显祖又说：“中庸者，天机也，仁也。去仁则其智不清，智不清则天机不神。乃至有颠沛可必，造次不可必。”汤显祖在这提出看人要看其天机。而“天机”即“仁”。汤显祖在《阴符经解》里又说：“天机者，天性也。天性者，人心也。”“天机”对于“天”来说是“天”的运行规律和时机，体现“天”的性质与特征，但这又是人心可以掌握与运用的。对于人来说，则是人心，是真心，是仁，是人的赤子之心。汤显祖在《明复说》里指出：“天命之成为性，继之者善也。显诸仁，藏诸用，于用处密藏，于仁中显露。仁如果仁，显诸仁，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生生之谓易’也。”汤显祖在此所说的“性”“仁”，即人的自然禀赋，是一颗赤子之心。“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孝慈”，即便是愚夫愚妇也可依着自己的真心来行孝慈之事，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一点，如果知道，则可光大它。汤显祖在《明复说》中指出：何以明之？如天性露于父子，何以必为孝慈。愚夫愚妇亦皆有此，止特其限于率之而不知。知皆扩而充之，为尽心，为浩然之气矣。……吻合为难。吾人集义勿害生，是率性而已。……吾儒日用性中而不知者，何也？“自诚明谓之性”，赤子之知是也。“自明诚谓之教”，致曲是也。隐曲之处，可欲者存焉。致曲者，致知也。
在汤显祖看来，“孝悌”“性”之外露，都是“率性而已”，只是人们不知，由“诚”而自然明白道理，这叫作天性，是“赤子之知”；由明白道理后做到“诚”，这叫做人为的教育，是“致曲”。然而对于罗汝芳、汤显祖与“性”，也有见解。明代文学家陈继儒（1558_1639）《王季重批点牡丹亭题词》里说：张新建相国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济、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临川曰：“某与吾师终日其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
在这则记载里明言，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讲“性”，而汤显祖本人讲“情”，长期以来大多学者这么认为。而学者程芸撰《论汤显祖“师讲性，某讲情”传闻之不可信》文发表在1999年第1期《殷都学刊》，对此进行质疑。细看，“师讲性，某讲情”是符合他们两人的所作所为。据《明儒学案》卷二十八载，罗汝芳的老师颜钧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吾门人中，与罗汝芳言从性，与陈一泉言从心，余子所言，只从情耳。”中国哲学家常把“性”和“情”的关系说成“未发”和“已发”的关系。《中庸章句》中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性也。”朱子《太极说》中也说：“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未发则为“性”，“已发”则为“情”。罗汝芳作为一思想家，讲学自然讲“性”，讲的是“未发”；而汤显祖作为一名文学家，创作文学作品，自然铺陈的是“情”，展现的是“已发”。但汤显祖对于自己多年来以文学创作来展现“情”，似乎有些后悔，他在为邹元标文集《太平山房选序》里总结自己说：“为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积数十年，中庸绝而天机死。”因此，汤显祖觉得也应转到对“性”的关注与展现上来。汤显祖与邹元标同为罗汝芳弟子，也是一对好朋友，相互推崇，因而邹元标也劝汤显祖回归到性理之学上来，汤显祖在《答邹尔瞻》一信中说：“弟近已绝意词赋。道者万物之奥，吾保之而已，而益食贫。时或间作小文，所谓白云自怡耳。”汤显祖这些转变与罗汝芳、邹元标等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罗汝芳在讲学时讲“性”，而在作文时则主张讲“情”，而且主张此情由赤子之心中发出，讲真心之情。罗汝芳指出：“言者，心之声也。”其意就是，话语（文章）是从人心里发出的声音。换言之，文学反映自己的所思所想，是用来说明道理，表白心志的。他说：“言者，心之声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因为言为心声，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章都是从心中自然流出来的，没有观其言，则无法知其心声。“心”是什么？在罗汝芳看来，“盖心者，身之神明，则主宰于一腔之中，而贯彻于八荒之外。”“人心”又是“仁”，他也曾说：“仁人心也。心之在人，体与天通，而用与物杂。”由此观之，罗汝芳所要求的是文章要表现“仁”，抒写“仁”，也就是抒写“人”。罗汝芳在《山东乡试录后序》中说：“以仁义道德为体要，即其文，章章可征也，行且服官，展採裒然，骎骎响用矣。”罗汝芳还主张“情见乎词，各为歌咏”，即主张文学要反映生活，抒发思想情感，也就是要重视在文学作品中“情”的表达。这份“情”由“仁”孕育而成，由性而生发，是赤子之心的自然流露。情达到了极其平易之处，也是极神圣之处。这样“情见乎词，各为歌咏”，即为文学。文学为“情”的载体，“情境之现，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内之思想而生者”，“虽是情境相殊，而体则一”。“情”是文学的内核，“文”是载体，“文”之优劣则应以此为评价标准。罗汝芳是这么主张的，对别人的文章也是以此为标准衡量的。当然，他也是以此来要求自己的，后人对他为文多给予较高评价，如黄文炳在《明德罗夫子文集后序》中说：窃观先师之文，大都关切身心性命，直写仁人孝子之胸臆，观之者无不感动增益。序以序教，记以记教，铭以铭教，说以说教。《记》云：“天有四时，春夏秋冬无非教也。”吾师之文亦有四体：序、记、铭、说，无非教也。《记》曰：“先祖有善不知、不明，知而不传，不仁。”君等知之，可谓明矣；知而传之，可谓仁矣。
罗汝芳的思想对汤显祖的创作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而复杂的。在汤显祖作品中所体现的对人的关心，对“情”的展示受罗汝芳的深刻影响。正如左东岭在《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一文中所说：“如果认真探寻汤氏言情说的思想渊源，可以发现罗汝芳的心学主张是一个主要源头，其途径是：罗汝芳强调赤子之心的体仁学说，影响了汤显祖生生之仁的入世倾向，又影响了他关注生命的自我情结，并最终形成了贯穿其人生观、政治观与文学观的言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