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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流传的汤显祖作品集，共收录戏剧五部、诗歌约两千两百六十首、赋三十多篇、书信四百多篇和序、记、碑、颂等一百三十多篇。汤显祖的戏剧、诗文中形象地体现了汤显祖丰富的思想，以下对此做一个简介的梳理。
一、汤显祖作品中的思想表达
汤显祖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丰富而复杂，但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官也清，吏也清”的政治思想。我们前文已提到汤显祖有着浓烈的贵生情，此情源之于“生生之仁”，受其业师罗汝芳影响大。而正是如此，他在政治上主张“官也清，吏也清”。这在他的戏曲《牡丹亭》中的《劝农》一出有强烈的展现。《牡丹亭》取材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同时也吸取了魏晋传奇和元人杂剧等中的一些元素。而《劝农》在原传奇和杂剧中不曾出现，在戏曲中为汤显祖新增。古代政府官员在春夏农忙季节，巡行乡间，劝课农桑，要求重视及时耕作，称劝农。在汉代已有之，西汉司马迁《史记·文帝纪》：“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西晋束皙《劝农赋》：“惟百里之置吏，和区别有异曹；考治民之贱职，美莫当乎劝农。”东晋陶渊明曾作《劝农》诗六首，其三：“熙熙令德，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写的就是一派政通人和、男耕女织的盛况。汤显祖在《劝农》一出里主要描写太守杜宝下到南安府清乐乡劝农情形。在汤显祖笔下，杜宝是一位复杂的人，这也正体现人物多面性。我们抛开他对待儿女婚事问题的陈腐与保守不论。在政治上，杜宝还是一位有作为的官员，他仁政爱民，廉洁勤政。这是汤显祖的希望与追求，官清吏清，社会才清，天下才都是清乐之地，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才会出现国泰民安的局面。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清乐乡“以前昼有公差，夜有盗警”，在杜知府三年治理下，已是福地。“老爷到后”，“千村转岁华”，“月明无犬吠黄花，雨过有人耕绿野。真个，村村雨露桑麻”。杜知府“管治三年，慈祥端正，弊绝风清。凡各村乡约保甲，义仓社学，无不举行。极是地方有福”。阳春三月知府杜宝备好花酒，带着一行人去了清乐乡，“为乘阳气行春令”，去劝农了。他们见到的是春暖花开，一派祥和的景象。“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春畴渐暖年华。竹篱茅舍酒旗儿叉。雨过炊烟一缕斜。”总之，“美哉此乡，真个清而可乐也”。“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汤显祖不仅在《牡丹亭》里写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在他《南柯记》里也有表达。落魄子弟淳于棼酒后入梦，来到蚂蚁族所建的大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后又担任了南柯郡太守，于是他把南柯郡治理得井然有序。这些情节集中体现在《风谣》一出。《风谣》即言民风民谣，淳于棼任太守二十余年，把南柯郡打造成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象。“青山浓翠，绿水渊环”“园池整洁，檐宇森齐”“兴仁兴让”“征徭薄，米谷多”“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伦人四科”“多风化，无暴苛”“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关津任你过，昼夜总无他。”“淳于爷到任二十年，人间夜户不闭，狗足生毛。”“这南柯郡自这太爷到任以来，雨顺风调，民安国泰。终年则是游嬉过日，口里都是德政歌谣。”“奇哉，奇哉，真个有这等得民心的官府。”
有人认为，《劝农》等戏曲里有汤显祖自己的影子。汤显祖在遂昌重视发展生产，奖励农事。每年春月，他都率众备了花酒，带了春鞭，下乡劝农。在他的诗文中也表现，如《班春》即是。班春即颁布春令，指古代地方官督导农耕之命令。也就是劝农，又称鞭春，亦称打春。再如《丙申平昌迎春，晓云如金，有喜》诗云：
仙县春来士女前，插花堂上领春鞭。
青郊一出同人笑，黄气三书大有年。
二是“遂作麻姑客”的仙道思想。在汤显祖的诗文中，有些作品表现出道家思想，特别是他的诗中有许多诗提及道教重要人物麻姑。如：《占仙亭晚归》诗中云：“青阳满川皋，白日开林泽。石厢未穷探，玉笋始留迹。偶从盱姥游，遂作麻姑客。”《送饶伯真之天台兼讯王给事明德长君五松子》有“若见方平留画扇，为报麻姑扫落花”句，《送王性凝叔彝还盱并问登州王使君》有“因风一问蓬莱守，曾向麻姑清浅行”句，《答邓远游渼兼怀李本宁观察六十韵有序》有“远心江国雁鸿知，俄传清浅麻姑信”句，《侍宸殿赠益藩老内史》有“并道淮王好宾客，麻姑真作酒如泉”句，《送江如僧暂归麻源往九华作》有“为问麻姑水清浅，几看江上侧莲花”句，《问李生至清》有“麻姑山水蔚蓝天，醉墨横飞倚少年”句，《巳亥春送达公访白云石门，过盱吊明德夫子二首》有“平远空高一回首，清浅麻姑谁泊船”句，还有诗如《逢南都张觅玄麻姑山中，从余来华益，便辞去游河关》《游卓斧金堤，过白洲保，望天堂云林，便去麻姑问道》《送客麻姑便过庐岳饭僧二首》《送黄医归麻姑二首》《麻姑山下叹乐湖张君》等。
麻姑山在南城县境内，与汤显祖求学的从姑山隔江相望，一东一西，从姑山因是麻姑山的从山而得名。麻姑山为东南道教中心，因麻姑在此升天成仙而得名。麻姑为道教女神，传说她三见沧海变桑田，是人们敬奉的女寿仙，麻姑献寿的故事久传不衰。麻姑之事古籍多有记载，著名的如葛洪《神仙传》、颜真卿《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简称《麻姑山仙坛记》），南城麻姑山也记载其中。据《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洞天福地》记载，麻姑山是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二十八洞天”，名曰“丹霞洞天”，也是道教七十二福地之“第十福地”，“洞天福地”兼而有之，这在全国道教名山中极其罕见。麻姑山以道教闻名，也以山水胜。据古籍记载，麻姑山主要有一溪、二涧、三洞、四潭、十二泉、三十六峰，明代王华在《（集麻姑）序》中说：“吾盱为江右名郡，山水之秀，天下称焉，而麻姑又郡山之特殊者。……吾盱山水之秀，川原之灵有可传，其传于久且远。所谓地气殊异，江山炳灵者，有可验矣。”汤显祖对以麻姑为代表的道教也是怀敬奉之心，汤显祖的诗文里屡屡出现“麻姑”话语意象，展现道家思想。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明代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崇尚道教，全天下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仙风道味。二是汤显祖家族里也是有敬道教的传统，祖父汤懋昭好神仙之术，并宣传之。汤显祖在《和大父游城西魏夫人坛故址诗》序里说：“家大父蚤综籍于精黉，晚言筌于道术，捐情末世，托契高云。家君恒督我以儒俭，大父辄要我以仙游。”其祖母魏夫人、父亲也笃信道教，且均高寿。三是业师的影响，他的老师徐良傅也是一位好道之人，“颇有怀仙之致”。他的老师罗汝芳更是一位精于道教的思想家。
他的《阴符经解》较集中地表现了他的道教思想。《阴符经》是道教中重要典籍，是一部在老庄道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道家著作，有“道德五千言，阴符三百字”之说。后人对此书有很多注释，在明代正统年间编纂的《正统道藏》里就收录有二十余种。人们对于汤显祖的解释也给予较高评价，沈际飞说：“《阴符》传注序说，所得见者二十余家。朱子章句简易可观，要不过出自诸家丛论。临川别有洗发，于神仙抱一之道思过半矣。”汤显祖在此文中集中阐述了自己自然天道的思想，他认为，天道由阴阳构成，其中蕴含五行。五行“相变相胜”，“摄之于心，运之于掌”，即成“天机”。天机即天性，天性即人心。他在《阴符经解》开篇即说：
天道阴阳五行，施行于天，有相变相胜之气，自然而相于生。生而相于杀。生为恩，杀为害，害为贼。五贼在人九窍中，日日有损。愚人目光外惑，不能观见。若能观而见之，则常数倍用师，禽执此贼。虽使五贼施行于天，吾以摄之于心，运之于掌。所以观而执之，天机也。天机者，天性也。天性者，人心也。心为机本，机在于发。天机发在斗。斗者，天之目也。
在此，汤显祖对《阴符经》中“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做解释。生与杀是《阴符经》的重要概念之一，他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道教谓神、时、命、功、物为五贼，五贼又各有所指，神指阴阳或内在属性，时指阴阳循环不息，命指道的运转作用，功指道的调节作用，物指万物的异同。九窍指人体与外界联系和受影响的地方，指的是人的口、两眼、两耳、两鼻、下体两排泄孔。机指的是事物变化的缘由、征兆。总的来说，天地以阳气生养万物，以阴气杀戮万物，相生相杀，循环往复，这就是自然天道。相生相杀又产生五贼，而五贼的运行有其自然规律，但是可以把握的。只要把握时机，把握关键，这样就把握了天机、天性。
同时，汤显祖强调自然界的运行也是有规律的，是不可逆转的。汤显祖在文章最后说：
日月有数，小大有定。五贼生死其中，三反上下其际。其盗机也甚，伏藏也甚。日以胜相生，以生相胜，不禽而禽，无制而制，万象之先，自然之内也。昭昭乎其以时物文理哲乎。故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天之道自然，天之行浸。故不知浸以自然，则不能行八卦甲子。不能行八卦甲子，则不知三反昼夜。不知三反昼夜，则不能天地反复。然则虽见五贼，不得禽之为用；不为用，则奸生而祸克矣。夫惟圣人昭昭乎见而制之，故有昌无亡。汤显祖所言“三反”即“三返”，指收视返听，精、气、神合炼的状态。《阴符经》曰：“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百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元代王道渊注释说：“三返有二说：外三返乃眼、耳、口；内三返乃精、气、神也。”汤显祖在这里阐释了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且相互转化的。这也正是世间万物之“道”，沈际飞在评论这段文字时说：“结局一气贯串，经文大意了然，如明河之在天。”
汤显祖早期的《紫箫记》中有道教思想，特别是第七出《游仙》写霍小玉之父霍王“画毂朱丹，爱炼紫金黄白”，入华山修道，侍妾郑姬到西王母观中做了女冠。《牡丹亭》也有道教色彩，如第十七出《道觋》中，杜丽娘因梦而病，请石道姑来修斋祈禳以驱鬼魅。杜丽娘死后，在杜府后园建起了梅花庵观，安置小姐神位，派石道姑看守。第二十七出《魂游》中，在杜丽娘死后三年，石道姑为她做道场。王思任说《邯郸记》，“仙也”。作品较为集中地体现道教思想，是一部充满出世色彩的作品。《邯郸记》写的是卢生科场失意，在邯郸道旅舍中遇到道士吕洞宾，得赠一磁枕头，进入梦乡。梦中，卢生得中状元，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后卢生开河功高，边关告急，卢生征战，追兵千里之外，论功卢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同平章军国大事。后做了二十年丞相，封妻荫子，年过八旬，因纵欲得病而死。一梦惊醒，吕洞宾告诉卢生，妻崔氏驴子所变，儿子鸡犬所变。卢生幡然大悟，随他去了蓬莱做扫花使者。
三是“终是水云心”的佛家思想。在明代不仅道风弥漫，且佛风飞扬，全国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二十一岁的汤显祖在南昌参加会试时，他赴南昌西山云峰寺之会，“晚过池上，照影搔首，坠一莲簪”，于是题《莲池坠簪题壁二首》于壁：
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
虽为头上物，终是水云心。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
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
高僧达观见到这两首诗，即认定汤显祖有慧根，能成佛，此后他们成为挚友，达观一直努力地度他成佛。汤显祖的确与佛教有深缘，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他丰富的佛家思想。
如果论其与佛家的渊源，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家附近就有一座著名的佛寺正觉寺，自小汤显祖就耳濡目染，受其影响。正觉寺始建于唐代，马祖道一等高僧都曾住锡，也是汤显祖常去游玩的地方。汤显祖与正觉寺相关的诗如《与陈汝英送帅郎中夜饮宿正觉院》《正觉院箨龙轩饮帅大仪得七字》《正觉寺示弟儒祖》《孟冬闲步后池园田，偶至正觉院》《正觉寺逢竺僧，自云西来访罗夫子不及》等诗。汤显祖的道佛思想都受到其业师罗汝芳的影响，罗汝芳常援佛入儒，讲学于四方，得到一些人的追捧，也得到一些人的批评，如杨时乔就曾批评说：“假圣贤心性之言，倡见性成佛之教。”再者他受到一些朋友的影响，特别是达观的影响尤大，简直是他的人生导师。达观一直想度他入佛门，曾多次面劝他而未果，但他们友谊维系到终老，达观的佛家思想与行为对汤显祖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他对佛有一种敬仰之心。仅写遂昌报恩塔诗就有几首，报恩寺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据载，“报恩寺琉璃塔，高出天表，数十里外可望见。”他在《登报恩塔，归骑望塔灯，同汪仲蔚》诗中云：
珠塔凌觚棱，钟陵看建业。
…………
千枝莲出台，四照花开叶。
见顶色依微，开阴点层叠。焰摩如可遇，佛光于此接。
文祖发威神，弥天归震慑。
…………
裁量百年中，兰膏几辉烨。
在汤显祖眼里，塔光可与佛光相接，感觉到心中的佛也陡然高大起来。再如《望报恩寺塔灯》诗中云：
宝积步城南，露盘应在北。
绕行皆世心，登顿极鬼力。
…………
岌业世希有，艳漾真奇特。
兰膏出大内，雕冶穷殊域。
持照诸天人，报恩大明国。
《雪夜望报恩塔灯》诗中云：
荧荧冰雪天，关南独吟眺。
率波深洞泬，动风绕回窍。
窈窕照明园，天花积光耀。
白影久希微，碎身此灵庙。
后两首大有写佛光照我行的感觉，《望报恩寺塔灯》表达了在佛光的指引下，要效忠于大明朝；后一首表达了为了大明王朝可以置身家性命于外，可以牺牲自己。
检点汤显祖的诗文，汤显祖游历过不少的佛教寺庙，与许多僧人有交往，并为之写下了纪游诗文。汤显祖路过广东曹溪，想起了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弘化于岭南，创立曹溪禅，至唐时已在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柳宗元撰《赐谥大鉴禅师碑》说：“凡言禅，皆本曹溪。”汤显祖写下了《曹溪》诗，诗云：
热海行难到，黄梅渴未沾。
无因四千里，分取一杯甜。
他觉得从临川到岭南尽管有四千里地，但能喝上一口曹溪的水，沾上点佛气，心也甜。汤显祖在清远县峡山得了小病，他写了一首《过峡山微病示南华僧》诗给南华寺的和尚，诗云：
叠岫澄潭开夕氛，登临水木湛氤氲。
林前晓拂诸天乐，池上晴飞初地云。
帝子神游香殿出，道人心定玉泉分。
曹溪一滴能消疾，何用丹砂就葛君？
南华寺在曲江南六十里处。他在诗中说，得了点小病不用吃药，只要喝一口曹溪的水就能治好。可见佛教在心中地位之崇。在赴徐闻任和在徐闻期间还有多首与佛教相关的诗，再如《南华寺二首》《飞来寺泉》《登飞来寺右绝顶》《光孝寺》等。此后在浙江遂昌任上，汤显祖的感情生活也与佛教有密切的关联。遂昌报愿寺钟楼建成后，他写下了《平昌报愿寺钟楼新成十韵》《平昌钟楼晚眺》等，前首诗有云：
花台遥箭刻，灯塔闪芙蓉。
去逐香螺吼，来参法鼓冬。无因报弘愿，长睡一惺忪。
后首诗有云：
初惊梵唱凌空静，还隐钟声入定闻。
忽怪夜来星劫晓，诸天于此震魔军。
还有如《平昌入觐双塔寺演仪》《潮音洞绝粒僧》《潮音》《送潮海僧》等。汤显祖在遂昌时，达观也到访，离开时，达观还写有《还度赤峰岭怀汤义仍》。达观遂昌之行虽然没有达到度汤显祖出家之目的，但他还是坚信汤显祖与佛有缘。
汤显祖不仅有与佛教相关的诗，还有相关的文章。较为全面和系统论及佛教的文章有《蜀大藏经叙》《五灯会元序》《祩宏先生戒杀文序》和《续栖贤莲社求友文》四篇。《大藏经》是重要的佛教经典，汤显祖这里所写的是四川版的《大藏经》，他开篇就说：“《大藏经》，乃迦叶尊者文殊大智，闵昧筌文，纽玄撰极。”又说，“蜀法师某体西方之秀气，发南赡之胜心，出身许道，化物为宗。倡自蚕丛，来购龙藏。”由此可见，四川这位法师接触的是明代版《大藏经》。道教有道教的不足，儒家有儒家的局限，作为佛教经典《大藏经》虽经漫长岁月流传下来，但是人们重视不够，钻研不够，真正掌握佛学的人不多。他说：“象帝摽玄穷之观，似已涉其空实；素王开贯一之宗，亦未消其能所。道则纵而荒窅，儒则拘而矞宇。明虚者伤华辩之雕，守残者虑小方之破。由斯以则，殆邈绝于西音矣。”于是汤显祖希望蜀僧能将带回去的《大藏经》广为印行，推广佛教。他说：“庶西方大众，启轴知归，获以嗣宣閟韵，普餐力味。龟城净为鹿苑，峨嵋升为鹫岭。非弘愿与。至于单绎是正，广缮别本，使四部恒流，三灾不坏，是在善缘。引领禅悦。”作为一篇数百言的序言，并没有提出自己明确的观点，大多只有提及一些佛学概念，而未作深入阐述。《五灯会元序》是为《五灯会元》所写的序言。《五灯会元》是一部中国禅宗史书。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杭州灵隐寺普济编集，一共二十卷。“五灯”指五部记叙禅宗世系源流的灯录，即法眼宗道原《景德传灯录》，临济宗李遵勖《天圣广灯录》，云门宗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临济宗悟明《联灯会要》和云门宗正受《嘉泰普灯录》。有宋宝祐元年（1253）和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两个刻本，至正本比较流行。汤显祖在这篇文章里主要讨论了文字与禅的关系。佛教传入中国时，是不立文字的，五宗出现后而崇尚文字。汤显祖说：“达摩西来，扫灭文字。五灯出，文字复为崇矣。”在他看来，立不立文字并不是十分重要，关键是要传“佛心”，要“直指心地法门”。他说：“大都此方教体，最伊声闻，而支那传心，文为结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他还说：“庄语火传，佛心灯传。灯灯相度。今之为灯光者，非者之为灯光者也。而其为灯明一也。向使佛心可传，则三藏亦足。如不可传，文字不乃为崇耶。”“故其五叶儿孙，惟用一翻字法门，扫除文障，直指心地法门。其于文字，盖亦无几矣。”
汤显祖在《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后悔自己一生都在从事戏剧创作、为情所困，而面对古往今来诸多名人达官皈依佛门的往事，自己也有一心向佛、志在莲社的夙愿。栖贤寺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因唐代李渤在此隐居而得名。晋代，净土初宗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僧俗十八贤结社念佛，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因寺池有白莲，而称“白莲华社”，简称莲社。汤显祖本次想再结莲社，发文邀约友人参与。汤显祖在文中说：
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痎疟，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非类。吾行于世，其于情也不为不多矣，其于想也则不可谓少矣。随顺而入，将何及乎？应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
此文作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他为“情”驱使，辛劳于歌乐剧艺的生活，这种生活就像得了疟疾似的，欲罢不能。他厌倦于此，想终结“情多想少”状态，希望得到神明的照耀，皈依佛门，获得生命永恒。文章最后说：“费神明于匪妙，委日用于无常，情有所必穷，想有所必至，苟怀千秋之寄者，皆将有感于斯言耳。”而《祩宏先生戒杀文序》则是汤显祖为祩宏《戒杀放生文》中的《戒杀文》写的一篇序，此文从因果轮回的角度来说理，要求人们勿杀生。他说：“幸有西方神人，因机止杀。有如万一禽鱼复安，横目之心净矣。至云无始以来，递代相食取报，人无信焉。”
汤显祖与佛教相关诗文还有一些，如《溪上落花诗题词》《临川县古永安寺复寺田记》《寄达观》等。《溪上落花诗题词》是为好仙佛的虞长孺、僧孺兄弟的《溪上落花诗》的题词，他本以为长孺兄弟不是作绮语的人，可《溪上落花诗》是绮语，比他剧作还绮丽。他得到他们百余首诗后，“经时闭门致思，不能如其绮也”。于是文章最后说：“然予览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学佛人作绮语业，当入无间狱。如此，喜二虞入地当在我先。又云，慧业文人，应生天上。则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后矣。”《妙智堂观音大士像赞》指出成佛在于体悟。他说：“人人与佛无有等，缘象得象象岂忘，自是众人欠痛想。一轮明月唾雾中，嗜欲浅则天机广。敢劝诸来观象流，无多手眼翻为障。”《寄达观》则是与达观讨论“情”与“理”事。他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
汤显祖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更擅长于用戏剧文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佛教的理解。王思任曾评汤显祖的“四梦”说：“《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记》，佛也；《邯郸记》，仙也。”确实如此。当代著名学者周育德说：“《南柯记》从宗教的角度说，堪称一本形象化的佛学教科书。”周先生在他的《汤显祖宗教意识》一文中列举了《南柯记》中所涉及的多个佛学概念，如烦恼、三皈依、化度、业报、无遮会、忉利天等进行了分析，也对所涉的诸色皆空、万法唯识等进行了阐释。①(①周育德：《汤显祖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6—90页。)
二、罗汝芳的讲学活动
嘉靖二十三年（1544），罗汝芳自京城回家之后，从此，他在从姑山继续学习，或者外出讲学。嘉靖二十四年（1545），他去了邻县宜黄讲学。这是他归家后的第一次外出讲学。在此之前，罗汝芳在外讲学不多，一次是中举后在省城与胡直等人大会滕王阁，再一次是在京城会试之后，大会灵济宫，他只是一个配角，主要是听，与会者大多是名公硕儒，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者。而这次宜黄之行是他独立一人讲学，从事后的情况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有一位青年当即就拜他为师，自称弟子。次年秋天，罗汝芳又到吉安府，大会吉安府九县的同道。第三年春天，罗汝芳又应乐安董蓉山的邀请去了乐安讲学，顺路又去了宜黄讲学。董蓉山，名燧，初为王艮的弟子，后又师事聂豹、邹守益等。
罗汝芳的父亲前峰与碧岩、纯斋等乡里有一定地位与影响的人士共同成立了“里仁会”，十余年来，里仁会一直开展讲会活动。罗汝芳借助父亲等前辈的里仁会这个平台进行一些讲学活动，曾在村里的临田寺集会敷演乡约。后来，整理为《里仁乡约训语》。
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汝芳北上京城赴试。考试得中后，罗汝芳留在京城参加了徐阶主持的灵济宫会。由于有徐阶的支持，这次的大会自然比十年前热闹得多了。曹胤儒在《罗近溪师行实》中记录这次盛况：
癸丑，廷试中式。时内阁存斋徐公、部院双江聂公、南野欧阳公、俨山周公，皆以兴起斯学为己任者，乃定会所于灵济宫，师集同年桂岩顾公、近麓李公、洞阳柳公、望山向公、一吾李公，会试同年昆湖瞿公、泽峰吴公、浑庵戴公、少龙贺公、敬所王公，旧同志善山何公、西吾张公、吉阳何公、浮峰张公、芳麓王公数十百人，联讲两月，人心翕然，称盛会也。
举进士后，罗汝芳被授为太湖县令。从此，他虽在仕途，但不忘讲学，他在太湖县修建学校，召集生众讲学。特别是讲解圣谕六条，通俗易懂，教化百姓，不久民风丕变，深得民声。嘉靖三十五年（1556），罗汝芳任期已满，进京述职。他与老师颜山农相邀上京城。徐阶诚邀颜山农来主持京城灵济宫大会。参加这次大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入京述职官员350多人，会期三天。在这次大会中，罗汝芳在会上“娓娓发明”，吸引听众数以千计。会后，徐阶又邀请颜山农、罗汝芳、江西德安的何迁等人“尽日倾究”，这时，朝中之士得知他们在一起商讨学问时，都来到徐阶府上听他们辩学。
罗汝芳改任刑部山东司主事。嘉靖三十六年（1557），他从家乡赴任，沿途北上，一路讲学，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此年，颜山农来到沧州，相继在沧州、河间知府举行讲会活动，州县官吏、师生、百姓、宗教界人士共数千人参加大会，他们“听铎绪晰圣学中正以作人，保身善世，从心率性”。约一个月后，罗汝芳经过河间府，遇见颜山农，并与他相聚两月，他们共同在那里讲学。嘉靖四十年（1561），罗汝芳从北京回乡省亲，沿途学者听说罗汝芳要路过，他们纷纷聚集在一起，邀请罗汝芳讲学。次年，他受汤显祖的父亲汤承塘的邀请讲学于临川，承塘将汤显祖送到了罗汝芳的门下学习。
嘉靖四十一年（1562），罗汝芳来到宁国府上任后，即着手于宁国的建设与讲学。他开展讲学活动，“凡士民入府，则教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几个月过后，宁国教化大行，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时，远近各府州县都向宁国府学习取经。罗汝芳扩大属辖泾县水西书院规模，增设了退省所。他常去那儿讲学，把水西的讲会活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泾县知县张尧文《复建水西书院记》对当时的情景做了记载：
嘉靖甲子间，盱江罗公守宛陵时，过水西，谈说古今性命之学，本原文成公宗旨。当是时，周司成、贡太守、沈少川、吴文学、沈贡士、张本静、查宪副、翟驾部、萧开府、萧宪副成相与切劘，其间一禀于钱塘天真教条，诸士蒸蒸然向学，何其盛哉！
罗汝芳与当地的学者周怡、贡国安、沈宠、张棨、查铎、翟台、萧良干、萧雍等人相互切磋学问，蔚然成风。罗汝芳在水西书院的讲学内容被他的弟子萧彦编辑成《水西书院语录》。罗汝芳还写下了《勖水西书院诸生》：
孩提之童无不爱亲敬长，良知良能也。贤者养而弗失耳。养之之善，亦惟于亲长之间，怡怡听顺，愉色婉容，即如亲长视己幼稚之日，孩之欲其嬉喜，提之望其活跃，是谓知孝，是谓能弟。古云“慈乌反哺”，义亦尤是也夫。
罗汝芳又在宁国府北的景德寺后建志学书院，请贡安国主持书院的讲学工作，“发挥正学，风动六邑”，不仅本地“士贫不能学者，大约依其中诵习”，外地慕名远来求学者也多达数百人。罗汝芳也在这里接纳了一批弟子，如陈履祥、施鸿猷。在书院的西面，知县姜台又建宛陵精舍。精舍北为致道堂，中为咏归亭，南为观复楼，西为宿舍。罗汝芳请来了王畿来宁国，他们在宁国的至善堂讲学，宛陵六邑的士子千余人聚集于此听讲。王畿后来在《宛陵会语》里记录了这一盛况。泰州学派的王襞也被请到了宁国府来讲学。据《宁国府志·人物志》载：“嘉靖间郡守罗汝芳延至，与泰州王襞先后递主讲席，一时多蒸蒸向学焉。”罗汝芳积极推动宁国府的讲学活动，这在宁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的弟子们回忆说：
师之宁国……且联合士民各兴讲会，清逋欠、修堂廨、建志学书院。堂事稍毕，即集郡缙绅周潭汪公、受轩贡公、都峰周公、砰石屠公、毅斋查公辈，相与讨论。郡邑庠生侍坐听之，人各感动，其中奋发兴起者，如沈子懋学、徐子大任、萧子彦、詹子沂、赵子士登、郭子忠信等百余人。
罗汝芳在宁国推行讲会活动，使得宁国也发生很大变化，得到了人们的赞许，也得到百姓的爱戴。詹事讲在《近溪罗夫子墓碣》中说：
迨守宁国，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朴声，日惟讲学水西、志学二处，以崇学术育人才为功课。宛陵六邑有三代风，六郡亦闻风归化。未几以尊人外艰归。归之日，士民悲号不忍释去，有步至盱江者。
嘉靖四十四年（1565），罗汝芳再次进京入觐，首辅徐阶与罗汝芳等又大会灵济宫。五月，由于父亲去世，罗汝芳待在家里守制。其间到南城及周边的金溪、乐安等县讲学。
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罗汝芳被任命为东昌府知府。赴任途中不断集会讲学。他从家里出发，经过省城南昌，在南昌与同道者聚会论学十余天，此后又沿江东下，经过饶州入安徽境，经过安庆、宁国、南京、扬州、真州（今江苏仪征），再到山东的东昌，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欢迎。“凡相知同志，络绎邀师（汝芳）会讲。”由宁国到南京，他在南京与焦竑、李贽等人见面，并与他们论学。曹胤儒、焦竑等人又随罗汝芳自南京到扬州，同舟而行十余日，他们所到之处，“缙绅士友无日不会，师亦舒徐，处处聚乐，名虽入京，实则联友共学也”。经过真州时，当听说罗汝芳来了，知府徐大任忙着把他请到了书院，并召集生徒集会讲学十余天。据《山东通志》载，罗汝芳在东昌任上仅三个月，勤于讲学，听者不分贵贱。《志》中说：“人无贵贱，倾心延接；日进诸生讲学，指示仁体；反复引譬，听者莫不感动。”次年（1574），罗汝芳从东昌回到了南城家中，他把建昌府的同道都召集于府城的玄妙观，达数百人之多，开展讲学活动。之后又举行乐安、流坑大会。他们在那里过着“昼饮联席，夜卧联榻，坐起咏歌，无非是学”的日子。徐怀义感叹说：“我师白初至以迨今日，时有寒暑，日有早暮，而贯四时，通昼夜，无一时离朋友，亦无一时废讲论，真是人间一异事也。”
同年十一月，罗汝芳抵达云南昆明，就任云南屯田副使一职。到了云南“学益精，力益勤，而从游者日益众，欲倡道西南”。他“会同野李公继至，与公同志，又合并旸谷方公、西岩顾公、禹江张公、渐江张公、明水陈公诸君子，讲学五华书院，日孜孜不倦。诸生不惟得领诸君子文学之教，其所熏陶培养者多矣，幸不大哉！”
罗汝芳在五华书院讲学，门人史旌贤、范维贤记录整理出了《五华会语》，此后又被门人詹事讲收入到了《明道录》中。先后在武定、昆阳州、澄江、弥勒州、通海、临安、石屏、楚雄、洱海、大理、永昌等地设立讲会，他在这些地方的讲稿被他的弟子收集与整理，并编入了他的著作之中。
万历七年（1579）正月，以张居正为首辅的政府对书院下达了禁毁令，有一些人因讲学而罹罪，如罗汝芳的老师颜山农、同门何心隐等。有门人也劝罗汝芳放弃讲学，以免祸及自身：“师宜辍讲，庶免党祸。”罗汝芳不以为然，回答说：“人患无实心讲学耳，人肯实心讲学，必无祸也。党人者，好名之士也，非实心讲学者也。”不久，罗汝芳应两广总督刘凝斋的邀请，偕二子罗轩、罗辂和胡中洲讲学广东。在广东二子及胡中洲染疾而逝。但他从南海经惠州、潮州进入福建境内，所到之处，必举行讲学，几个月后自闽而归。
万历十一年（1583）夏天，罗汝芳外出讲学。这年的夏天，他先到临川、崇仁、乐安等县。许多门人如黄廷宝、聂继皋、徐允修、陈枢、曾如海、吴道南、黄宸、詹事讲、陈致和等，加入了他讲学的行列，伴随他讲学之始终。第二年秋，罗汝芳取道崇仁经永丰入吉安访王时槐，再到安福访邹颍泉，又到永新拜见颜山农，所到之处都开展了讲学活动。在吉安，他讲学于白鹭书院，他还作有《勖白鹭书院诸生》。
万历十四年（1586）仲夏，到了南京后，他们邀约焦竑、李如真、汤显祖等人聚集永庆寺论学，“南都人士多从之游，户履常满”。南京国子监祭酒赵志皋集六馆师生又邀罗汝芳到由朱元璋亲自题额的鸡鸣寺讲学。“部寺诸大夫尝以暇日会先生，谈性命之理。”罗汝芳在南京讲学一月有余，讨论的话题广泛，形式活泼，每讲一堂，听者常常达数百人，所论总能够鼓舞人心。一个多月后，罗汝芳南下，经安徽的芜湖、泾县、宁国、池州、祁门。在这些地方，他又“大会同志”。
万历十五年（1587），杨起元又会同黎允儒等众同门合力在府城北郊的凤凰山麓建明德堂，专为罗汝芳讲学场所，罗汝芳在《勖明德堂诸生四条》中为明德堂的学生立下学规，要求学生们立志于圣人之学，珍惜光阴，用心治学，用心做事。这年秋天，罗汝芳不顾自己年迈，应门人、建阳知县崔子肖的邀请，出访福建建阳。在建阳会讲数日，弟子辑其语录为《建阳会语》，稍后罗汝芳又讲学福建其他地方，弟子辑其语录为《人闽会语》和《游闽会语》。他在给家里信里写道：
此行为我一生大事，不比寻常，故十分不能自已。诸孙不必疑虑，但想汝祖已老，尚自发奋求前，汝曹此时更不着力，后来怎生是好也？南柯记·玩月南柯记·启寇
一、汤显祖作品中的思想表达
汤显祖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丰富而复杂，但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官也清，吏也清”的政治思想。我们前文已提到汤显祖有着浓烈的贵生情，此情源之于“生生之仁”，受其业师罗汝芳影响大。而正是如此，他在政治上主张“官也清，吏也清”。这在他的戏曲《牡丹亭》中的《劝农》一出有强烈的展现。《牡丹亭》取材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同时也吸取了魏晋传奇和元人杂剧等中的一些元素。而《劝农》在原传奇和杂剧中不曾出现，在戏曲中为汤显祖新增。古代政府官员在春夏农忙季节，巡行乡间，劝课农桑，要求重视及时耕作，称劝农。在汉代已有之，西汉司马迁《史记·文帝纪》：“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西晋束皙《劝农赋》：“惟百里之置吏，和区别有异曹；考治民之贱职，美莫当乎劝农。”东晋陶渊明曾作《劝农》诗六首，其三：“熙熙令德，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写的就是一派政通人和、男耕女织的盛况。汤显祖在《劝农》一出里主要描写太守杜宝下到南安府清乐乡劝农情形。在汤显祖笔下，杜宝是一位复杂的人，这也正体现人物多面性。我们抛开他对待儿女婚事问题的陈腐与保守不论。在政治上，杜宝还是一位有作为的官员，他仁政爱民，廉洁勤政。这是汤显祖的希望与追求，官清吏清，社会才清，天下才都是清乐之地，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才会出现国泰民安的局面。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清乐乡“以前昼有公差，夜有盗警”，在杜知府三年治理下，已是福地。“老爷到后”，“千村转岁华”，“月明无犬吠黄花，雨过有人耕绿野。真个，村村雨露桑麻”。杜知府“管治三年，慈祥端正，弊绝风清。凡各村乡约保甲，义仓社学，无不举行。极是地方有福”。阳春三月知府杜宝备好花酒，带着一行人去了清乐乡，“为乘阳气行春令”，去劝农了。他们见到的是春暖花开，一派祥和的景象。“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春畴渐暖年华。竹篱茅舍酒旗儿叉。雨过炊烟一缕斜。”总之，“美哉此乡，真个清而可乐也”。“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汤显祖不仅在《牡丹亭》里写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在他《南柯记》里也有表达。落魄子弟淳于棼酒后入梦，来到蚂蚁族所建的大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后又担任了南柯郡太守，于是他把南柯郡治理得井然有序。这些情节集中体现在《风谣》一出。《风谣》即言民风民谣，淳于棼任太守二十余年，把南柯郡打造成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象。“青山浓翠，绿水渊环”“园池整洁，檐宇森齐”“兴仁兴让”“征徭薄，米谷多”“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伦人四科”“多风化，无暴苛”“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关津任你过，昼夜总无他。”“淳于爷到任二十年，人间夜户不闭，狗足生毛。”“这南柯郡自这太爷到任以来，雨顺风调，民安国泰。终年则是游嬉过日，口里都是德政歌谣。”“奇哉，奇哉，真个有这等得民心的官府。”
有人认为，《劝农》等戏曲里有汤显祖自己的影子。汤显祖在遂昌重视发展生产，奖励农事。每年春月，他都率众备了花酒，带了春鞭，下乡劝农。在他的诗文中也表现，如《班春》即是。班春即颁布春令，指古代地方官督导农耕之命令。也就是劝农，又称鞭春，亦称打春。再如《丙申平昌迎春，晓云如金，有喜》诗云：
仙县春来士女前，插花堂上领春鞭。
青郊一出同人笑，黄气三书大有年。
二是“遂作麻姑客”的仙道思想。在汤显祖的诗文中，有些作品表现出道家思想，特别是他的诗中有许多诗提及道教重要人物麻姑。如：《占仙亭晚归》诗中云：“青阳满川皋，白日开林泽。石厢未穷探，玉笋始留迹。偶从盱姥游，遂作麻姑客。”《送饶伯真之天台兼讯王给事明德长君五松子》有“若见方平留画扇，为报麻姑扫落花”句，《送王性凝叔彝还盱并问登州王使君》有“因风一问蓬莱守，曾向麻姑清浅行”句，《答邓远游渼兼怀李本宁观察六十韵有序》有“远心江国雁鸿知，俄传清浅麻姑信”句，《侍宸殿赠益藩老内史》有“并道淮王好宾客，麻姑真作酒如泉”句，《送江如僧暂归麻源往九华作》有“为问麻姑水清浅，几看江上侧莲花”句，《问李生至清》有“麻姑山水蔚蓝天，醉墨横飞倚少年”句，《巳亥春送达公访白云石门，过盱吊明德夫子二首》有“平远空高一回首，清浅麻姑谁泊船”句，还有诗如《逢南都张觅玄麻姑山中，从余来华益，便辞去游河关》《游卓斧金堤，过白洲保，望天堂云林，便去麻姑问道》《送客麻姑便过庐岳饭僧二首》《送黄医归麻姑二首》《麻姑山下叹乐湖张君》等。
麻姑山在南城县境内，与汤显祖求学的从姑山隔江相望，一东一西，从姑山因是麻姑山的从山而得名。麻姑山为东南道教中心，因麻姑在此升天成仙而得名。麻姑为道教女神，传说她三见沧海变桑田，是人们敬奉的女寿仙，麻姑献寿的故事久传不衰。麻姑之事古籍多有记载，著名的如葛洪《神仙传》、颜真卿《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简称《麻姑山仙坛记》），南城麻姑山也记载其中。据《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洞天福地》记载，麻姑山是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二十八洞天”，名曰“丹霞洞天”，也是道教七十二福地之“第十福地”，“洞天福地”兼而有之，这在全国道教名山中极其罕见。麻姑山以道教闻名，也以山水胜。据古籍记载，麻姑山主要有一溪、二涧、三洞、四潭、十二泉、三十六峰，明代王华在《（集麻姑）序》中说：“吾盱为江右名郡，山水之秀，天下称焉，而麻姑又郡山之特殊者。……吾盱山水之秀，川原之灵有可传，其传于久且远。所谓地气殊异，江山炳灵者，有可验矣。”汤显祖对以麻姑为代表的道教也是怀敬奉之心，汤显祖的诗文里屡屡出现“麻姑”话语意象，展现道家思想。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明代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崇尚道教，全天下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仙风道味。二是汤显祖家族里也是有敬道教的传统，祖父汤懋昭好神仙之术，并宣传之。汤显祖在《和大父游城西魏夫人坛故址诗》序里说：“家大父蚤综籍于精黉，晚言筌于道术，捐情末世，托契高云。家君恒督我以儒俭，大父辄要我以仙游。”其祖母魏夫人、父亲也笃信道教，且均高寿。三是业师的影响，他的老师徐良傅也是一位好道之人，“颇有怀仙之致”。他的老师罗汝芳更是一位精于道教的思想家。
他的《阴符经解》较集中地表现了他的道教思想。《阴符经》是道教中重要典籍，是一部在老庄道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道家著作，有“道德五千言，阴符三百字”之说。后人对此书有很多注释，在明代正统年间编纂的《正统道藏》里就收录有二十余种。人们对于汤显祖的解释也给予较高评价，沈际飞说：“《阴符》传注序说，所得见者二十余家。朱子章句简易可观，要不过出自诸家丛论。临川别有洗发，于神仙抱一之道思过半矣。”汤显祖在此文中集中阐述了自己自然天道的思想，他认为，天道由阴阳构成，其中蕴含五行。五行“相变相胜”，“摄之于心，运之于掌”，即成“天机”。天机即天性，天性即人心。他在《阴符经解》开篇即说：
天道阴阳五行，施行于天，有相变相胜之气，自然而相于生。生而相于杀。生为恩，杀为害，害为贼。五贼在人九窍中，日日有损。愚人目光外惑，不能观见。若能观而见之，则常数倍用师，禽执此贼。虽使五贼施行于天，吾以摄之于心，运之于掌。所以观而执之，天机也。天机者，天性也。天性者，人心也。心为机本，机在于发。天机发在斗。斗者，天之目也。
在此，汤显祖对《阴符经》中“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做解释。生与杀是《阴符经》的重要概念之一，他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道教谓神、时、命、功、物为五贼，五贼又各有所指，神指阴阳或内在属性，时指阴阳循环不息，命指道的运转作用，功指道的调节作用，物指万物的异同。九窍指人体与外界联系和受影响的地方，指的是人的口、两眼、两耳、两鼻、下体两排泄孔。机指的是事物变化的缘由、征兆。总的来说，天地以阳气生养万物，以阴气杀戮万物，相生相杀，循环往复，这就是自然天道。相生相杀又产生五贼，而五贼的运行有其自然规律，但是可以把握的。只要把握时机，把握关键，这样就把握了天机、天性。
同时，汤显祖强调自然界的运行也是有规律的，是不可逆转的。汤显祖在文章最后说：
日月有数，小大有定。五贼生死其中，三反上下其际。其盗机也甚，伏藏也甚。日以胜相生，以生相胜，不禽而禽，无制而制，万象之先，自然之内也。昭昭乎其以时物文理哲乎。故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天之道自然，天之行浸。故不知浸以自然，则不能行八卦甲子。不能行八卦甲子，则不知三反昼夜。不知三反昼夜，则不能天地反复。然则虽见五贼，不得禽之为用；不为用，则奸生而祸克矣。夫惟圣人昭昭乎见而制之，故有昌无亡。汤显祖所言“三反”即“三返”，指收视返听，精、气、神合炼的状态。《阴符经》曰：“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百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元代王道渊注释说：“三返有二说：外三返乃眼、耳、口；内三返乃精、气、神也。”汤显祖在这里阐释了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且相互转化的。这也正是世间万物之“道”，沈际飞在评论这段文字时说：“结局一气贯串，经文大意了然，如明河之在天。”
汤显祖早期的《紫箫记》中有道教思想，特别是第七出《游仙》写霍小玉之父霍王“画毂朱丹，爱炼紫金黄白”，入华山修道，侍妾郑姬到西王母观中做了女冠。《牡丹亭》也有道教色彩，如第十七出《道觋》中，杜丽娘因梦而病，请石道姑来修斋祈禳以驱鬼魅。杜丽娘死后，在杜府后园建起了梅花庵观，安置小姐神位，派石道姑看守。第二十七出《魂游》中，在杜丽娘死后三年，石道姑为她做道场。王思任说《邯郸记》，“仙也”。作品较为集中地体现道教思想，是一部充满出世色彩的作品。《邯郸记》写的是卢生科场失意，在邯郸道旅舍中遇到道士吕洞宾，得赠一磁枕头，进入梦乡。梦中，卢生得中状元，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后卢生开河功高，边关告急，卢生征战，追兵千里之外，论功卢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同平章军国大事。后做了二十年丞相，封妻荫子，年过八旬，因纵欲得病而死。一梦惊醒，吕洞宾告诉卢生，妻崔氏驴子所变，儿子鸡犬所变。卢生幡然大悟，随他去了蓬莱做扫花使者。
三是“终是水云心”的佛家思想。在明代不仅道风弥漫，且佛风飞扬，全国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二十一岁的汤显祖在南昌参加会试时，他赴南昌西山云峰寺之会，“晚过池上，照影搔首，坠一莲簪”，于是题《莲池坠簪题壁二首》于壁：
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
虽为头上物，终是水云心。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
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
高僧达观见到这两首诗，即认定汤显祖有慧根，能成佛，此后他们成为挚友，达观一直努力地度他成佛。汤显祖的确与佛教有深缘，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他丰富的佛家思想。
如果论其与佛家的渊源，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家附近就有一座著名的佛寺正觉寺，自小汤显祖就耳濡目染，受其影响。正觉寺始建于唐代，马祖道一等高僧都曾住锡，也是汤显祖常去游玩的地方。汤显祖与正觉寺相关的诗如《与陈汝英送帅郎中夜饮宿正觉院》《正觉院箨龙轩饮帅大仪得七字》《正觉寺示弟儒祖》《孟冬闲步后池园田，偶至正觉院》《正觉寺逢竺僧，自云西来访罗夫子不及》等诗。汤显祖的道佛思想都受到其业师罗汝芳的影响，罗汝芳常援佛入儒，讲学于四方，得到一些人的追捧，也得到一些人的批评，如杨时乔就曾批评说：“假圣贤心性之言，倡见性成佛之教。”再者他受到一些朋友的影响，特别是达观的影响尤大，简直是他的人生导师。达观一直想度他入佛门，曾多次面劝他而未果，但他们友谊维系到终老，达观的佛家思想与行为对汤显祖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他对佛有一种敬仰之心。仅写遂昌报恩塔诗就有几首，报恩寺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据载，“报恩寺琉璃塔，高出天表，数十里外可望见。”他在《登报恩塔，归骑望塔灯，同汪仲蔚》诗中云：
珠塔凌觚棱，钟陵看建业。
…………
千枝莲出台，四照花开叶。
见顶色依微，开阴点层叠。焰摩如可遇，佛光于此接。
文祖发威神，弥天归震慑。
…………
裁量百年中，兰膏几辉烨。
在汤显祖眼里，塔光可与佛光相接，感觉到心中的佛也陡然高大起来。再如《望报恩寺塔灯》诗中云：
宝积步城南，露盘应在北。
绕行皆世心，登顿极鬼力。
…………
岌业世希有，艳漾真奇特。
兰膏出大内，雕冶穷殊域。
持照诸天人，报恩大明国。
《雪夜望报恩塔灯》诗中云：
荧荧冰雪天，关南独吟眺。
率波深洞泬，动风绕回窍。
窈窕照明园，天花积光耀。
白影久希微，碎身此灵庙。
后两首大有写佛光照我行的感觉，《望报恩寺塔灯》表达了在佛光的指引下，要效忠于大明朝；后一首表达了为了大明王朝可以置身家性命于外，可以牺牲自己。
检点汤显祖的诗文，汤显祖游历过不少的佛教寺庙，与许多僧人有交往，并为之写下了纪游诗文。汤显祖路过广东曹溪，想起了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弘化于岭南，创立曹溪禅，至唐时已在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柳宗元撰《赐谥大鉴禅师碑》说：“凡言禅，皆本曹溪。”汤显祖写下了《曹溪》诗，诗云：
热海行难到，黄梅渴未沾。
无因四千里，分取一杯甜。
他觉得从临川到岭南尽管有四千里地，但能喝上一口曹溪的水，沾上点佛气，心也甜。汤显祖在清远县峡山得了小病，他写了一首《过峡山微病示南华僧》诗给南华寺的和尚，诗云：
叠岫澄潭开夕氛，登临水木湛氤氲。
林前晓拂诸天乐，池上晴飞初地云。
帝子神游香殿出，道人心定玉泉分。
曹溪一滴能消疾，何用丹砂就葛君？
南华寺在曲江南六十里处。他在诗中说，得了点小病不用吃药，只要喝一口曹溪的水就能治好。可见佛教在心中地位之崇。在赴徐闻任和在徐闻期间还有多首与佛教相关的诗，再如《南华寺二首》《飞来寺泉》《登飞来寺右绝顶》《光孝寺》等。此后在浙江遂昌任上，汤显祖的感情生活也与佛教有密切的关联。遂昌报愿寺钟楼建成后，他写下了《平昌报愿寺钟楼新成十韵》《平昌钟楼晚眺》等，前首诗有云：
花台遥箭刻，灯塔闪芙蓉。
去逐香螺吼，来参法鼓冬。无因报弘愿，长睡一惺忪。
后首诗有云：
初惊梵唱凌空静，还隐钟声入定闻。
忽怪夜来星劫晓，诸天于此震魔军。
还有如《平昌入觐双塔寺演仪》《潮音洞绝粒僧》《潮音》《送潮海僧》等。汤显祖在遂昌时，达观也到访，离开时，达观还写有《还度赤峰岭怀汤义仍》。达观遂昌之行虽然没有达到度汤显祖出家之目的，但他还是坚信汤显祖与佛有缘。
汤显祖不仅有与佛教相关的诗，还有相关的文章。较为全面和系统论及佛教的文章有《蜀大藏经叙》《五灯会元序》《祩宏先生戒杀文序》和《续栖贤莲社求友文》四篇。《大藏经》是重要的佛教经典，汤显祖这里所写的是四川版的《大藏经》，他开篇就说：“《大藏经》，乃迦叶尊者文殊大智，闵昧筌文，纽玄撰极。”又说，“蜀法师某体西方之秀气，发南赡之胜心，出身许道，化物为宗。倡自蚕丛，来购龙藏。”由此可见，四川这位法师接触的是明代版《大藏经》。道教有道教的不足，儒家有儒家的局限，作为佛教经典《大藏经》虽经漫长岁月流传下来，但是人们重视不够，钻研不够，真正掌握佛学的人不多。他说：“象帝摽玄穷之观，似已涉其空实；素王开贯一之宗，亦未消其能所。道则纵而荒窅，儒则拘而矞宇。明虚者伤华辩之雕，守残者虑小方之破。由斯以则，殆邈绝于西音矣。”于是汤显祖希望蜀僧能将带回去的《大藏经》广为印行，推广佛教。他说：“庶西方大众，启轴知归，获以嗣宣閟韵，普餐力味。龟城净为鹿苑，峨嵋升为鹫岭。非弘愿与。至于单绎是正，广缮别本，使四部恒流，三灾不坏，是在善缘。引领禅悦。”作为一篇数百言的序言，并没有提出自己明确的观点，大多只有提及一些佛学概念，而未作深入阐述。《五灯会元序》是为《五灯会元》所写的序言。《五灯会元》是一部中国禅宗史书。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杭州灵隐寺普济编集，一共二十卷。“五灯”指五部记叙禅宗世系源流的灯录，即法眼宗道原《景德传灯录》，临济宗李遵勖《天圣广灯录》，云门宗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临济宗悟明《联灯会要》和云门宗正受《嘉泰普灯录》。有宋宝祐元年（1253）和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两个刻本，至正本比较流行。汤显祖在这篇文章里主要讨论了文字与禅的关系。佛教传入中国时，是不立文字的，五宗出现后而崇尚文字。汤显祖说：“达摩西来，扫灭文字。五灯出，文字复为崇矣。”在他看来，立不立文字并不是十分重要，关键是要传“佛心”，要“直指心地法门”。他说：“大都此方教体，最伊声闻，而支那传心，文为结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他还说：“庄语火传，佛心灯传。灯灯相度。今之为灯光者，非者之为灯光者也。而其为灯明一也。向使佛心可传，则三藏亦足。如不可传，文字不乃为崇耶。”“故其五叶儿孙，惟用一翻字法门，扫除文障，直指心地法门。其于文字，盖亦无几矣。”
汤显祖在《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后悔自己一生都在从事戏剧创作、为情所困，而面对古往今来诸多名人达官皈依佛门的往事，自己也有一心向佛、志在莲社的夙愿。栖贤寺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因唐代李渤在此隐居而得名。晋代，净土初宗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僧俗十八贤结社念佛，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因寺池有白莲，而称“白莲华社”，简称莲社。汤显祖本次想再结莲社，发文邀约友人参与。汤显祖在文中说：
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痎疟，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非类。吾行于世，其于情也不为不多矣，其于想也则不可谓少矣。随顺而入，将何及乎？应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
此文作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他为“情”驱使，辛劳于歌乐剧艺的生活，这种生活就像得了疟疾似的，欲罢不能。他厌倦于此，想终结“情多想少”状态，希望得到神明的照耀，皈依佛门，获得生命永恒。文章最后说：“费神明于匪妙，委日用于无常，情有所必穷，想有所必至，苟怀千秋之寄者，皆将有感于斯言耳。”而《祩宏先生戒杀文序》则是汤显祖为祩宏《戒杀放生文》中的《戒杀文》写的一篇序，此文从因果轮回的角度来说理，要求人们勿杀生。他说：“幸有西方神人，因机止杀。有如万一禽鱼复安，横目之心净矣。至云无始以来，递代相食取报，人无信焉。”
汤显祖与佛教相关诗文还有一些，如《溪上落花诗题词》《临川县古永安寺复寺田记》《寄达观》等。《溪上落花诗题词》是为好仙佛的虞长孺、僧孺兄弟的《溪上落花诗》的题词，他本以为长孺兄弟不是作绮语的人，可《溪上落花诗》是绮语，比他剧作还绮丽。他得到他们百余首诗后，“经时闭门致思，不能如其绮也”。于是文章最后说：“然予览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学佛人作绮语业，当入无间狱。如此，喜二虞入地当在我先。又云，慧业文人，应生天上。则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后矣。”《妙智堂观音大士像赞》指出成佛在于体悟。他说：“人人与佛无有等，缘象得象象岂忘，自是众人欠痛想。一轮明月唾雾中，嗜欲浅则天机广。敢劝诸来观象流，无多手眼翻为障。”《寄达观》则是与达观讨论“情”与“理”事。他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
汤显祖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更擅长于用戏剧文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佛教的理解。王思任曾评汤显祖的“四梦”说：“《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记》，佛也；《邯郸记》，仙也。”确实如此。当代著名学者周育德说：“《南柯记》从宗教的角度说，堪称一本形象化的佛学教科书。”周先生在他的《汤显祖宗教意识》一文中列举了《南柯记》中所涉及的多个佛学概念，如烦恼、三皈依、化度、业报、无遮会、忉利天等进行了分析，也对所涉的诸色皆空、万法唯识等进行了阐释。①(①周育德：《汤显祖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6—90页。)
二、罗汝芳的讲学活动
嘉靖二十三年（1544），罗汝芳自京城回家之后，从此，他在从姑山继续学习，或者外出讲学。嘉靖二十四年（1545），他去了邻县宜黄讲学。这是他归家后的第一次外出讲学。在此之前，罗汝芳在外讲学不多，一次是中举后在省城与胡直等人大会滕王阁，再一次是在京城会试之后，大会灵济宫，他只是一个配角，主要是听，与会者大多是名公硕儒，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者。而这次宜黄之行是他独立一人讲学，从事后的情况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有一位青年当即就拜他为师，自称弟子。次年秋天，罗汝芳又到吉安府，大会吉安府九县的同道。第三年春天，罗汝芳又应乐安董蓉山的邀请去了乐安讲学，顺路又去了宜黄讲学。董蓉山，名燧，初为王艮的弟子，后又师事聂豹、邹守益等。
罗汝芳的父亲前峰与碧岩、纯斋等乡里有一定地位与影响的人士共同成立了“里仁会”，十余年来，里仁会一直开展讲会活动。罗汝芳借助父亲等前辈的里仁会这个平台进行一些讲学活动，曾在村里的临田寺集会敷演乡约。后来，整理为《里仁乡约训语》。
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汝芳北上京城赴试。考试得中后，罗汝芳留在京城参加了徐阶主持的灵济宫会。由于有徐阶的支持，这次的大会自然比十年前热闹得多了。曹胤儒在《罗近溪师行实》中记录这次盛况：
癸丑，廷试中式。时内阁存斋徐公、部院双江聂公、南野欧阳公、俨山周公，皆以兴起斯学为己任者，乃定会所于灵济宫，师集同年桂岩顾公、近麓李公、洞阳柳公、望山向公、一吾李公，会试同年昆湖瞿公、泽峰吴公、浑庵戴公、少龙贺公、敬所王公，旧同志善山何公、西吾张公、吉阳何公、浮峰张公、芳麓王公数十百人，联讲两月，人心翕然，称盛会也。
举进士后，罗汝芳被授为太湖县令。从此，他虽在仕途，但不忘讲学，他在太湖县修建学校，召集生众讲学。特别是讲解圣谕六条，通俗易懂，教化百姓，不久民风丕变，深得民声。嘉靖三十五年（1556），罗汝芳任期已满，进京述职。他与老师颜山农相邀上京城。徐阶诚邀颜山农来主持京城灵济宫大会。参加这次大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入京述职官员350多人，会期三天。在这次大会中，罗汝芳在会上“娓娓发明”，吸引听众数以千计。会后，徐阶又邀请颜山农、罗汝芳、江西德安的何迁等人“尽日倾究”，这时，朝中之士得知他们在一起商讨学问时，都来到徐阶府上听他们辩学。
罗汝芳改任刑部山东司主事。嘉靖三十六年（1557），他从家乡赴任，沿途北上，一路讲学，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此年，颜山农来到沧州，相继在沧州、河间知府举行讲会活动，州县官吏、师生、百姓、宗教界人士共数千人参加大会，他们“听铎绪晰圣学中正以作人，保身善世，从心率性”。约一个月后，罗汝芳经过河间府，遇见颜山农，并与他相聚两月，他们共同在那里讲学。嘉靖四十年（1561），罗汝芳从北京回乡省亲，沿途学者听说罗汝芳要路过，他们纷纷聚集在一起，邀请罗汝芳讲学。次年，他受汤显祖的父亲汤承塘的邀请讲学于临川，承塘将汤显祖送到了罗汝芳的门下学习。
嘉靖四十一年（1562），罗汝芳来到宁国府上任后，即着手于宁国的建设与讲学。他开展讲学活动，“凡士民入府，则教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几个月过后，宁国教化大行，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时，远近各府州县都向宁国府学习取经。罗汝芳扩大属辖泾县水西书院规模，增设了退省所。他常去那儿讲学，把水西的讲会活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泾县知县张尧文《复建水西书院记》对当时的情景做了记载：
嘉靖甲子间，盱江罗公守宛陵时，过水西，谈说古今性命之学，本原文成公宗旨。当是时，周司成、贡太守、沈少川、吴文学、沈贡士、张本静、查宪副、翟驾部、萧开府、萧宪副成相与切劘，其间一禀于钱塘天真教条，诸士蒸蒸然向学，何其盛哉！
罗汝芳与当地的学者周怡、贡国安、沈宠、张棨、查铎、翟台、萧良干、萧雍等人相互切磋学问，蔚然成风。罗汝芳在水西书院的讲学内容被他的弟子萧彦编辑成《水西书院语录》。罗汝芳还写下了《勖水西书院诸生》：
孩提之童无不爱亲敬长，良知良能也。贤者养而弗失耳。养之之善，亦惟于亲长之间，怡怡听顺，愉色婉容，即如亲长视己幼稚之日，孩之欲其嬉喜，提之望其活跃，是谓知孝，是谓能弟。古云“慈乌反哺”，义亦尤是也夫。
罗汝芳又在宁国府北的景德寺后建志学书院，请贡安国主持书院的讲学工作，“发挥正学，风动六邑”，不仅本地“士贫不能学者，大约依其中诵习”，外地慕名远来求学者也多达数百人。罗汝芳也在这里接纳了一批弟子，如陈履祥、施鸿猷。在书院的西面，知县姜台又建宛陵精舍。精舍北为致道堂，中为咏归亭，南为观复楼，西为宿舍。罗汝芳请来了王畿来宁国，他们在宁国的至善堂讲学，宛陵六邑的士子千余人聚集于此听讲。王畿后来在《宛陵会语》里记录了这一盛况。泰州学派的王襞也被请到了宁国府来讲学。据《宁国府志·人物志》载：“嘉靖间郡守罗汝芳延至，与泰州王襞先后递主讲席，一时多蒸蒸向学焉。”罗汝芳积极推动宁国府的讲学活动，这在宁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的弟子们回忆说：
师之宁国……且联合士民各兴讲会，清逋欠、修堂廨、建志学书院。堂事稍毕，即集郡缙绅周潭汪公、受轩贡公、都峰周公、砰石屠公、毅斋查公辈，相与讨论。郡邑庠生侍坐听之，人各感动，其中奋发兴起者，如沈子懋学、徐子大任、萧子彦、詹子沂、赵子士登、郭子忠信等百余人。
罗汝芳在宁国推行讲会活动，使得宁国也发生很大变化，得到了人们的赞许，也得到百姓的爱戴。詹事讲在《近溪罗夫子墓碣》中说：
迨守宁国，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朴声，日惟讲学水西、志学二处，以崇学术育人才为功课。宛陵六邑有三代风，六郡亦闻风归化。未几以尊人外艰归。归之日，士民悲号不忍释去，有步至盱江者。
嘉靖四十四年（1565），罗汝芳再次进京入觐，首辅徐阶与罗汝芳等又大会灵济宫。五月，由于父亲去世，罗汝芳待在家里守制。其间到南城及周边的金溪、乐安等县讲学。
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罗汝芳被任命为东昌府知府。赴任途中不断集会讲学。他从家里出发，经过省城南昌，在南昌与同道者聚会论学十余天，此后又沿江东下，经过饶州入安徽境，经过安庆、宁国、南京、扬州、真州（今江苏仪征），再到山东的东昌，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欢迎。“凡相知同志，络绎邀师（汝芳）会讲。”由宁国到南京，他在南京与焦竑、李贽等人见面，并与他们论学。曹胤儒、焦竑等人又随罗汝芳自南京到扬州，同舟而行十余日，他们所到之处，“缙绅士友无日不会，师亦舒徐，处处聚乐，名虽入京，实则联友共学也”。经过真州时，当听说罗汝芳来了，知府徐大任忙着把他请到了书院，并召集生徒集会讲学十余天。据《山东通志》载，罗汝芳在东昌任上仅三个月，勤于讲学，听者不分贵贱。《志》中说：“人无贵贱，倾心延接；日进诸生讲学，指示仁体；反复引譬，听者莫不感动。”次年（1574），罗汝芳从东昌回到了南城家中，他把建昌府的同道都召集于府城的玄妙观，达数百人之多，开展讲学活动。之后又举行乐安、流坑大会。他们在那里过着“昼饮联席，夜卧联榻，坐起咏歌，无非是学”的日子。徐怀义感叹说：“我师白初至以迨今日，时有寒暑，日有早暮，而贯四时，通昼夜，无一时离朋友，亦无一时废讲论，真是人间一异事也。”
同年十一月，罗汝芳抵达云南昆明，就任云南屯田副使一职。到了云南“学益精，力益勤，而从游者日益众，欲倡道西南”。他“会同野李公继至，与公同志，又合并旸谷方公、西岩顾公、禹江张公、渐江张公、明水陈公诸君子，讲学五华书院，日孜孜不倦。诸生不惟得领诸君子文学之教，其所熏陶培养者多矣，幸不大哉！”
罗汝芳在五华书院讲学，门人史旌贤、范维贤记录整理出了《五华会语》，此后又被门人詹事讲收入到了《明道录》中。先后在武定、昆阳州、澄江、弥勒州、通海、临安、石屏、楚雄、洱海、大理、永昌等地设立讲会，他在这些地方的讲稿被他的弟子收集与整理，并编入了他的著作之中。
万历七年（1579）正月，以张居正为首辅的政府对书院下达了禁毁令，有一些人因讲学而罹罪，如罗汝芳的老师颜山农、同门何心隐等。有门人也劝罗汝芳放弃讲学，以免祸及自身：“师宜辍讲，庶免党祸。”罗汝芳不以为然，回答说：“人患无实心讲学耳，人肯实心讲学，必无祸也。党人者，好名之士也，非实心讲学者也。”不久，罗汝芳应两广总督刘凝斋的邀请，偕二子罗轩、罗辂和胡中洲讲学广东。在广东二子及胡中洲染疾而逝。但他从南海经惠州、潮州进入福建境内，所到之处，必举行讲学，几个月后自闽而归。
万历十一年（1583）夏天，罗汝芳外出讲学。这年的夏天，他先到临川、崇仁、乐安等县。许多门人如黄廷宝、聂继皋、徐允修、陈枢、曾如海、吴道南、黄宸、詹事讲、陈致和等，加入了他讲学的行列，伴随他讲学之始终。第二年秋，罗汝芳取道崇仁经永丰入吉安访王时槐，再到安福访邹颍泉，又到永新拜见颜山农，所到之处都开展了讲学活动。在吉安，他讲学于白鹭书院，他还作有《勖白鹭书院诸生》。
万历十四年（1586）仲夏，到了南京后，他们邀约焦竑、李如真、汤显祖等人聚集永庆寺论学，“南都人士多从之游，户履常满”。南京国子监祭酒赵志皋集六馆师生又邀罗汝芳到由朱元璋亲自题额的鸡鸣寺讲学。“部寺诸大夫尝以暇日会先生，谈性命之理。”罗汝芳在南京讲学一月有余，讨论的话题广泛，形式活泼，每讲一堂，听者常常达数百人，所论总能够鼓舞人心。一个多月后，罗汝芳南下，经安徽的芜湖、泾县、宁国、池州、祁门。在这些地方，他又“大会同志”。
万历十五年（1587），杨起元又会同黎允儒等众同门合力在府城北郊的凤凰山麓建明德堂，专为罗汝芳讲学场所，罗汝芳在《勖明德堂诸生四条》中为明德堂的学生立下学规，要求学生们立志于圣人之学，珍惜光阴，用心治学，用心做事。这年秋天，罗汝芳不顾自己年迈，应门人、建阳知县崔子肖的邀请，出访福建建阳。在建阳会讲数日，弟子辑其语录为《建阳会语》，稍后罗汝芳又讲学福建其他地方，弟子辑其语录为《人闽会语》和《游闽会语》。他在给家里信里写道：
此行为我一生大事，不比寻常，故十分不能自已。诸孙不必疑虑，但想汝祖已老，尚自发奋求前，汝曹此时更不着力，后来怎生是好也？南柯记·玩月南柯记·启寇
